技术创新决策机制
技术创新决策机制（精选11篇）
技术创新决策机制 第1篇
一、现有技术创新决策机制分析
(一)技术创新决策机制的基本构成
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机制由若干个系统组成,其中最基本的有四个部分,即决策者、决策信息、决策模式、决策程序。决策者是对创新过程中一系列问题做出最终决策的决定权拥有者;决策信息是企业在决策前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收集到的与决策相关的信息资料;决策模式是指决策过程中的运行原则与运行方式;作为对创新过程中所有事项决策的顺序,决策程序在顺序上与创新过程紧密相关。
(二)现有技术创新决策机制
1. 技术导向型决策机制。
在这一机制下,决策者认为技术创新是由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推动的,研究开发是创新的主要来源,企业自身技术的积累程度和可行性作为决策信息是决策者考虑的主要因素。当企业在某一方面的技术积累领先行业内其它竞争者,并能支撑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时,企业决策者便会决定进行专门的技术研发立项,最终实现将技术变成产品投放市场,其决策模式如图1所示。
当技术积累程度符合创新条件时,决策者形成创新决策,由于处于技术领先优势,决策者往往以自主创新作为创新的方式,在技术部门完成技术研发后,便将技术研发的成果交付生产。因此,在顺序上,决策程序与创新的顺序是一致的,即先确定技术研发类型、再确定产品类型、最后为确定市场。
2. 市场导向型决策机制。
有关数据表明,60%-80%的技术创新是由市场需求引发的,决策者以市场对某产品或技术是否存在需求及需求的强烈与否作为创新决策的衡量标准,需求成为决策者创新决策时做考虑的主要因素。其决策模式如图2。
与技术积累程度相比,决策者更在乎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只要某种产品或技术存在市场需求,且又不超出企业目前的技术研发水平,决策者便会做出相关的创新研发决策。因此,决策程序改为先确定市场、再确定技术、最后为产品。
二、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技术创新决策机制
(一)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技术创新决策
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战略是指企业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策划和采取的一系列的策略与手段[1]。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创新决策模式建立在上述两种决策模式基础之上,既强调前期的技术积累,又注重对市场需求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注重知识产权信息这一决策信息的搜集与应用。通过建立企业专利信息搜索系统,对已通过技术可行性和市场需求分析的研发项目进行知识产权信息的全面分析,决策者可以据此对是否做出创新的决策做出更全面的判断。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决策过程的全程参与,使得决策者对决策过程的每一步都能从知识产权战略的角度重新分配资源。决策模式如图3所示。
(二)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技术创新决策程序
在基于知识产权战略决策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程序出现一些变化,原因在于其综合考虑了技术与市场的因素,并引入知识产权战略全程参与创新决策,使得决策信息流程发生了变化,在创新阶段的每一步,知识产权战略都可以对其施加不同的影响。其决策程序可以概括为(1)根据决策信息确定是否进行技术创新;(2)确定技术创新类型;(3)确定技术创新主体;(4)确定技术创新价值如何实现。决策程序如图4所示。
1. 确定技术创新与否。
在知识产权战略主导下,企业是否决定进行技术创新取决于企业拟研发的技术有无可能获得专利权,若无可能则无必要进行研发。对于这种可能性的确定需要企业对相关技术的知识产权信息进行搜索,只有当欲研发的技术属于第一次研发时,此时的研发才是有效的,否则将陷入重复研发乃至侵权的陷阱。
2. 确定技术创新类型。
依照技术研发的程度来分可以将技术创新类型分为渐进性技术创新与突破性技术创新。通过对专利信息的分析,企业可以知道竞争对手有关技术或产品的专利分布数,对那些已经被申请了大量专利的技术或产品,企业适宜进行渐进性技术创新,逐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对那些专利保护范围还不大的领域,则应该进行突破性技术创新,迅速拥有知识产权。
3. 确定技术创新主体。
在第三阶段,企业要确定创新的主体,选择是自主创新还是联合创新。通过分析专利情报,可以掌握本企业在技术上是处于领先地位还是落后地位、以及领先或落后的距离。如果企业处于领先地位且领先比较大时,应该采取自主创新的方式,因为这样就可以独享形成领导地位时的巨大垄断利益;如果是处于落后比较远的距离,则更适合于联合创新,通过与合作方的联合,吸取对方的资金与技术优势并与自己形成互补,达成缩短追赶领先者距离的目的。
4. 确定技术创新价值如何实现。
在技术创新决策中最后要考虑的环节是如何实现创新成果价值的问题。一般而言,企业通过垄断技术所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将技术转让给其它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企业选择垄断技术,那么专利权就是垄断技术、控制市场的最佳武器,企业可以充分运用拥有的专利权来获取竞争优势,排挤竞争对手。如果本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消耗了太多的财力资源,即使创新取得成功,也没有后续力量来进行市场推广,此时可以考虑将专利技术予以转让,获取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资金。
(三)三种技术创新决策机制比较与分析
在采用技术导向型决策机制下,企业虽然能够利用技术优势在初期占据领先地位,但如果竞争对手在研发投入上持续增加甚至超过自己,一旦在技术研发上有了决定性的突破,企业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就会丧失。在采用市场导向型决策机制之下,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是企业虽然能很快开发并占领某市场,但也会很容易出现竞争对手,尤其是模仿自己产品的竞争对手,其市场领先优势也会随着对手在市场营销方面的创新与技术研发方面的投资力度加大而逐渐减弱。而企业应用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技术创新决策机制,对于促进技术创新具有极大的意义。在决策之初,企业除了对技术与市场等传统决策信息进行分析外,还要对技术的专利信息进行搜索与分析,这样有效地避免了重复研究,保证了创新的正确方向。在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对创新类型的判断还是对创新主体的选择,从知识产权战略角度做出的选择更加完善了创新决策的效果。对于创新的最终成果价值如何最大化,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决策机制不只是申请专利或是注册商标,而是综合运用专利、商标、垄断与转让等全方位的战略,这样对于企业创新成果起到了全面的保障作用,最终促进企业更好的进行技术创新。
三、广西企业实证研究
(一)广西企业技术创新决策中应用知识产权战略概况
广西作为全国的后发展地区,近年来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意识有所增强,主要表现为企业单位领导和决策者对知识产权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专利申请逐年增加,配备了专门的专利工作人员,设置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但总的说来,应用知识产权战略尤其是专利战略指导技术创新决策工作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表现为未建立并形成科学完备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机制,以新技术和信息化为特征的专利工作支撑体系还不健全或尚未建立。在已完成专利试点工作的广西第一批29家企业中,已建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工作计划,设立有专利工作管理机构,并配有专人管理知识产权工作的企业也只有80%。虽然部分企业完成了知识产权机构和制度的建设,但其知识产权工作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只停留于研发结束后申请专利,或者是专利维权工作,对于通过专利的检索来帮助开发新产品,掌握竞争对手的动态等深层次知识产权工作还认识不足,特别是企业专利战略的具体研究和运用尚未开展,也没有把专利工作全面深入贯穿于企业的创新决策、科研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笔者调研的8个广西比较典型的科技企业当中,应用知识产权战略来指导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工作的只有2家,由此可见,广西企业在应用知识产权战略来促进技术创新决策和技术创新工作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YUC企业基于知识产权战略技术创新决策机制研究
YUC是广西以生产柴油发动机、重型机械设备为主的一家大型企业,近年来在全区申请专利排行榜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对它应用知识产权战略来指导技术创新决策的研究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在决策阶段,首先由市场规划部对市场进行调研,分析比较将研发的产品,由企业在主管技术方面的最高机构技术决策委员会调集专家进行研讨,以确定这种产品的技术前景,以及这种产品的开发性能指标、质量控制成本、和性能可靠性等指标,再由负责知识产权事务的技术与知识管理部对待研发的技术进行知识产权状况的分析,以确定技术研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形成结论,交由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进行初步决策,再由董事长和董事会进行讨论后决定最终是否立项。
在YUC企业的决策机制当中,技术与市场作为决策信息是决策者首先考虑的对象,但决策者并没有按照技术导向与市场导向的模式进行决策,而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随着决策的逐步进行,综合考虑技术、市场的因素,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对技术创新的前景、技术类型、研发主体与形式及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与应用等决策事项进行整体评估与判断,保证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正确方向,对创新的资源投入与研发、创新模式选择、以及技术扩散和创新价值如何最大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做出不仅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市场需求,也取决于企业对知识产权战略的意识和运用水平。本文提出了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技术创新决策机制,综合考虑技术与市场的因素,并从知识产权战略的角度出发构建决策模式,将决策程序分为是否创新、创新类型、创新主体、创新成果价值实现四个阶段,分别说明知识产权战略在决策程序每一阶段对决策施加的不同影响。技术创新始于决策,决策贯穿于创新的全过程,因此,建立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决策机制对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基于知识产权战略决策机制的阐述,联系广西企业实际,本文的启示在于:
一是要重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指导创新决策的水平,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会有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因此,企业必须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广西企业目前总体科研实力并不强,企业做出创新决策更多是考虑市场的需求,自身科研实力有限,如食品业、纸业等,这也限制了它们在知识产权战略方面的投资。而事实上这些行业还是可以在知识产权战略上有所作为,至少可以通过加强与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联系对企业产品的商标、商誉等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和利用。从长远而言,提升自身技术实力、加强技术研发,并合理应用商标、技术秘密等是其改变竞争力不强局面的主要途径。
二是要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随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企业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意识,学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来指导创新决策。目前广西部分企业初步具备运用知识产权战略的能力,已经在企业设立了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但其功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对决策信息的应用不能只停留于对企业技术水平的分析上,还要使其贯穿于决策过程之中,对于创新主体、创新技术类型等的选择都可以将其应用于其中。
三是要努力创造应用知识产权战略指导决策的条件。最后,企业是否具备应用知识产权战略来指导创新决策的条件,即企业自身的财力是否足以支持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这一条件也是十分重要的。毕竟,建立一个专利文献搜索系统都将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没有财力的支撑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而是否有足够理解并应用知识产权战略的人才将是这一决策机制建立的关键。
摘要：企业的技术创新始于决策,其技术创新决策机制是企业其它机制良好运行的基础,不同的创新决策机制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效果。知识产权是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决策机制对企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技术创新决策机制,广西企业
参考文献
企业战略创新与决策机制的关系 第2篇
企业战略是指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本身的资源和实力选择适合的经营领域和产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差异化在竞争中取胜，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对企业战略的要求愈来愈高。
企业战略创新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提高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企业战略创新必须构建一套完整的战略创新行为机制，而其中的战略创新决策机制是战略创新成功的关键。为此，企业战略创新决策机制的研究无疑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战略所创造的竞争优势都是暂时的，只有不断进行战略创新，企业才能获得成功。因此，战略创新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途径。企业要开展战略创新，必须构建一套较完整的战略创新行为机制，该行为机制应包括战略创新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学习机制、协同机制等子系统，而其中的决策机制是企业战略创新成功的关键。因而，研究企业战略创新决策机制，做出科学合理的战略创新决策，为企业战略创新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无疑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一、企业战略创新决策机制内涵
企业战略创新决策机制是指创新决策从开始到落实的全过程中，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内在机能的一种运转方式，战略创新决策机制要素包括战略创新决策主体、决策客体、决策信息、决策环境等方面，可以用下面的数学模型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Y=f(X)(1)
D=Y-T(2)
其中：Y-战略创新决策结果；f-函数；X-战略创新决策机制要素：主体、客体、信息、环境；D-战略创新决策绩效；T-战略创新决策目标。
公式(1)表明战略创新决策结果是由各种决策要素在决策过程中彼此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忽视或过于偏重某一要素都不利于战略创新决策机制的协调运行；公式(2)表明战略创新决策机制运行的绩效等于实际的战略创新决策结果与预定的战略创新决策目标之差，D大于或等于零表明战略创新决策质量优良或合格，D为负值则表明战略创新决策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企业战略创新决策活动中涉及到一系列决策问题，这就要求企业在战略创新过程中，必须明确战略创新决策的主体，深刻理解战略创新决策特点，遵循科学的战略创新决策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战略创新的效果和效率。
二、企业战略创新决策主体：企业家
作为企业战略的关心者和制定者，企业家是战略创新的灵魂，也是企业战略创新决策的主体，企业家在战略创新中居于支配地位。
１、企业家是整个战略创新活动的中枢
杰出的企业家总是站在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总体上把握战略创新目标，使战略创意更客观和更符合实际；
２、企业家是战略创新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战略创新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存在很大风险，这固然会涉及到其他战略创新主体，但最终责任者只能是企业家
企业家的战略创新包括战略创新动机，战略创新能力，战略创新空间，并且是这三个方面交叉部分的实现。
(一)企业家战略创新动机
企业家战略创新动机是指激励或刺激企业家进行战略创新活动的物质与精神因素。按动机的导向性划分有三种类型：以市场导向为动机，包括：市场信息的搜集、市场信息在部门间的共享和整个组织对这些信息做出的反应；以企业家精神导向为动机，是指企业家主动寻求或创造市场机会的行为，反映了企业家的冒险、体验驾驭企业能力等方面的特征；以竞争导向为动机，市场竞争越充分，徐方宇——企业商学院建设导师！中国“大培训”和“人才适配度”概念提出者,国际职业培训师中国人才热线特聘专家,国采金融控股集团执行董事市场信息越真实，越能反映企业家经营业绩，从而形成企业家创新动力和压力，激励和约束企业家的战略创新行为。
(二)企业家战略创新能力
完善参与机制 提高决策质量 第3篇
建立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
我们坚持“1333”的做法，即“强化一个保证，抓好三个环节，坚持三个到位，理顺三个关系”，不断建立完善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
强化一个保证，建立健全制度，确保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
我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以及国资委党委和集团公司党组的有关要求，结合企业实际，先后制定了公司党委议事规则、党政领导联席会制度、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策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等一系列有关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和规定，并随着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修改完善。
在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范围和内容方面，我们明确规定，公司党委按照议大事、谋全局、把方向的总体要求，积极参与企业根本性、方向性、长远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决策。具体包括：①单位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经营方针；②年度生产、科研计划和财务预、决算方案（含大额度资金的使用）；③单位内部改革方案及重要措施；④重大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合资引资方案；⑤工资调整、利益分配方案以及自有资金的分配使用；⑥涉及产权变更的重大事项；⑦单位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及调整；⑧中层干部的任免、奖惩与报酬；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职工收入分配、劳动保护、福利待遇等）的重要决策及提交职代会审议的问题；⑩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明确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范围和内容，既可以保证党组织为企业发展把握好方向性、政策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又可以防止事无巨细地参与，切实避免党组织干预行政日常事务。
在参与决策的方法和途径方面，主要通过召开党委会（常委会）、党政联席会、职代会（职代会专委会）等形式进行。具体分为：一是涉及中层干部选拔、任免和直属机构调整的重大事项，由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二是涉及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重大决策，主要召开党政工全体公司级领导参加的党政联席会讨论决策；三是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通过职代会或职代会专委会讨论表决；四是企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工作方针、重要举措、改革方案和工作总结由职代会讨论通过。其他问题一般采取有党委领导参加的总经理办公会、有关公司领导组织的议事会、专题讨论会等形式决定。
抓好三个环节，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工作程序。
一是调查研究初步形成意见环节。凡是涉及我公司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决策前，主管领导和党政有关部门都要结合企业改革发展实际，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形成一个初步的意见和建议，向公司党政主要领导汇报。如我公司下属民品单位的改革改制工作，在正式决策前，主管领导和改革办公室、经营发展部、人力资源部、组织部、工会等相关部门就改制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市场前景、发展趋势、人员结构、党组织建制、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并将调研情况综合整理，形成初步的意见和建议后提交党政主要领导。通过抓好决策前充分调查研究这个环节，确保了意见和建议的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避免了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为科学、正确地决策提供了依据、打下了基础。
二是党政主要领导充分酝酿环节。根据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交的意见和建议，公司党政主要领导首先交换思想，充分酝酿，并形成一个初步方案，提交会议讨论。在这一环节中，我们严格坚持“三不”原则，即：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不开会讨论；没有经过充分酝酿的重大问题不开会讨论；党政主要领导没有充分交换意见、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不开会讨论。党政领导思想统一、认识一致是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重要前提。实践证明，重大问题决策前，党政主要领导充分交换意见，沟通情况，统一认识，能够促进决策顺利通过并得到有效实施。在具体工作中，公司行政领导重视发挥党组织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和作用，党委领导在日常工作和决策中注重维护总经理的威信。公司党政领导的团结协作，较好地促进了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三是会议讨论通过环节。公司党政主要领导酝酿的方案最后必须拿到有关重大问题决策会上研究，经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形成决策。会上，一般由行政领导提出决策方案，有关部门对方案的调查论证情况进行详细汇报，党委对决策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充分讨论和吸收各方面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最后形成决策。实践证明，通过这种形式的讨论研究，可以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党组织和工会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使决策更有群众基础，在决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才能赢得广大职工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我们在制定企业今后3~5年发展规划时，就先后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职代会来讨论企业发展规划方案。会上，充分听取了党组织、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坚持三个到位，确保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有所作为。
一是决策前调查研究到位。公司党委为确保在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中有发言权，能提出有实际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发挥参与决策的作用，坚持做好调查研究，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在“三重一大”和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方面的重大决策，公司党委更是强调调查研究要充分。
二是决策中主动参与到位。在实际工作中，公司党委支持总经理依法行使职权，在扮好角色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在一些政策性、原则性、方向性的问题上，充分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看法，认真负责地提意见，努力使决策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切实为企业的发展把握好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三是决策后保证监督到位。公司党委和各基层党组织，在公司重大问题决策出台后，积极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团结带领职工群众，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决策方案。在决策贯彻落实中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积极为职工群众释疑解惑，并密切配合行政，认真做好有关方面的协调工作，为决策的顺利贯彻落实努力提供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在发挥好保证作用的同时，党委还积极对决策的实施和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考核。如在实践中发现决策有失误或不完善的地方，公司党委立即将信息反馈给班子成员，召开会议，商量处理解决办法，以避免和减少失误。
理顺三个关系，营造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良好氛围。
一是“核心”与“中心”的关系。几年来，我们在“核心”与“中心”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以“核心”促“中心”，以“中心”固“核心”，实现了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有机结合，消除了“两张皮”现象。具体来说就是党委通过抓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充分调动党员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这一“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而同时行政也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对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上，充分发挥党委参与决策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
二是监督与保证的关系。监督保证是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具体体现。我们认为监督和保证是辩证的统一：没有保证的监督，监督没有力量；失去了监督的保证，保证没有方向。保证不是服从，监督不是监视，二者虽然出发点和发力点不同，但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坚持积极的监督，主动的保证，把二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三是总经理与职代会的关系。发挥职代会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协调总经理与职代会的关系，这也是企业党委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公司凡属企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工作方针、工作总结和重要举措、改革方案以及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总经理都自觉坚持提交职代会讨论，保证职工代表充分行使民主管理权利。职代会也积极地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作用，认真负责地协助总经理对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科学决策，并积极带动职工群众努力完成总经理提出的生产经营任务。
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取得的初步成效
几年来，公司党委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贯彻执行不动摇，坚持把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的“主战场”作为党建工作的“主阵地”，把改革发展的难点重点作为党建工作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积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支持和协助总经理依法行使职权，努力实现企业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推进企业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十五”期间，企业每年都保持了15%以上的增长速度。近年来，企业先后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特别奖”、“全国企业职工培训先进单位”、“全国专利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企业三个文明建设保持协调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效。
党组织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决策，确保了生产经营工作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可行性。
决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面非常广。要搞好一项决策，如果没有广泛深入的考察论证，没有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其难度可想而知，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也难免大打折扣。特别是决定企业发展方向、事关企业成败的经营战略决策，更是一步都不能走错。党委积极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重大决策，决策前认真调查研究，决策中敢于讲明自己的观点，认真负责提意见，决策后积极做好组织发动和说服解释工作，既提高了生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又促进了生产经营工作的顺利完成。如2005年，我们在军核品生产任务非常繁重，产品品种多，同时生产技改交叉进行，生产组织工作难度相当大的情况下，公司党委积极参与决策，与行政一道认真分析，周密部署，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并在实施中积极调动各方面力量，从而有效克服了各种困难，保证了企业生产经营任务的顺利完成。
党组织参与企业重要改革措施的决策，确保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了企业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
公司党委积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认真参与企业改革改制工作的决策。如在主辅分离改制、移交社会职能工作和职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党委积极协同行政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针对改革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工作。这样，既保持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又确保了改革的顺利实施。
党组织参与企业重要人事安排的决策，确保了党的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在企业的贯彻执行，为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我公司行政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任免、奖惩，经考察、提名、推荐后，必须提交党委常委会和党政联席会讨论，充分听取党委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既保证了党的干部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也为企业选拔、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员，为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党组织参与企业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决策，维护了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确保了国有企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从而进一步调动了职工群众参与企业各项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我公司在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党委一班人积极参与决策，从维护广大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角度认真负责地提意见和建议。在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积极深入基层工段、班组，与职工促膝谈心，坦诚交流，使部分职工由对抗情绪转为理解改革、支持改革，从而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技术创新决策机制 第4篇
关键词：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决策机制,机制创新
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遗产, 在改革30年中, 它为解决改革初期农村双层经营中的过度分散化和非组织化问题, 以及小规模生产与农业现代化等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历经30年的发展, 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已经呈现出新旧组织资源交叉的多样化、多种形式并存的态势。[1]从专业分工上已经形成三大系列, 即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社。本文仅限于讨论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目前, 我国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已经发展到约150万个左右, 尽管数量不小, 组织发育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并存在4大突出问题有待突破和解决:一是组织职能定位不清, 其民主、合作、公平和效率的基本属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二是产权主体虚置, 合作经济组织产权不明晰导致法人治理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严重失衡, 引发一系列侵害合作组织和其社员利益的行为;三是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 特别是组织制度上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四是地方政府及其政府代理干预过多等。[2][3]这些问题导致我国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运作效率普遍低下、功能作用不明显。
一、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涵发育
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组织。经历30年农村改革, 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属性:
一是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改革与发展的产物, 是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特殊企业组织形式, 但在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利润分配等方面与公司制企业又有明显的区别。二是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议价功能、融资功能, 即可以通过组织力量提高单个农户市场议价和谈判能力。三是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相当的自愿性, 即具有自由退出机制。四是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部实行相当程度的非赢利原则。五是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非政府主导型组织, 但政府可以通过组织引导和帮助农民, 农民也可以通过组织与政府对话。
因此, 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人们自愿组合, 以市场为导向, 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收入、保护利益为目标, 在技术、资金、生产、信息、购销、加工和储运等全过程或多环节互助合作,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经济合作组织, 是农民与政府和市场沟通的桥梁。
二、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治理模式
改革30年来, 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多种运作机制模式。依据内部治理方式, 将其概括为三类:政府主导型、能人治理型、公司治理型。
1.“政府主导型”内部治理模式。
政府作为其组织的建设者和管理者, 组织内部治理和外部管理, 在其模式上充分体现为政府主导意识和权利的绝对控制;组织经理由政府指定, 如村支书担任或代理, 监事会形同虚设。这类合作组织的决策机制缺乏灵活性和民主性, 在相当程度上不能很好发挥组织职能 (如图1) 。这类组织治理模式在欠发达地区是主流模式。
2.“能人型”内部治理模式。
在资金、技术和信息资源缺乏的农村, 由见过世面、有一定经济和技术能力、且观念较新的农村能人、种植大户、养殖大户、技术骨干等牵头, 组织农民自发成立的合作组织。但这类组织因缺乏专业管理经验, 所以其基本特点表现为:组织结构简单, 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组织决策一般由能力说了算, 其组织内部和外部治理模式简单, 对外沟通能力、融资能力比较弱 (如图2) 。
3.“公司型”
内外部治理运作模式。这类组织主要是借助公司资源, 以股份制为基础建立内部治理模式。与前两种合作组织运作机制相比, 有四大区别。 (1) 合作组织经理人主要是由公司职业经理人担任。 (2) 合作组织一般以公司治理模式运作, 特别是在规划、决策、组织生产、加工、销售、融资等方面发挥重要职能。 (3) 合作组织制度比较健全、组织结构完备, 监事会可以完全行使监督权利。 (4) 在决策机制上, 按组织原则运作, 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与市场和政府话语权 (见图3) 。
三、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运作机制缺陷分析 (以决策机制为例)
经济合作组织的“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是其民主决策机制最鲜明的特征。而我国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民主决策机制沿用传统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原则, 30年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且已经成为直接影响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问题。
1.“一人一票”民主决策原则缺陷分析。“一人一票”原则看似很平均, 但负面效应非常明显。
(1) “一人一票”追求的是表面上的民主, 而非公平和效率意义上的民主。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无论是大户还是小户都是组织激励参与的对象, 有时甚至要调动大户资源, 让大户带动小户共同推进组织规模, 降低交易费用, 实现规模效益。如果只强调人数在民主决策中权利平均, 特别是可能会因小户人数上的优势, 错误决策拖累导致大户的交易成本增加、权益减少, 那么大户就会退出组织, 并削弱组织力量。
(2) 不论股份多寡, 均“一人一票”, 违背了经济一体化和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规律, 也直接影响了合作组织的借助自己的力量融资和发展。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强调“服务性”是正确的, 但因此而忽视盈利性, 导致其资金来源严重受阻, 如何处理好服务性和盈利性是值得讨论的。合作组织要生存和扩大规模, 资金是前提, “一人一票”制, 完全按照人头投票决策, 只要是会员, 无论入股多少、不论决策能力高低, 都有而且只有一票权, 导致社员不愿意多入股, 资源白白外流。从客观上没有真正体现“公平和效率”的民主决策原则。[4]
(3) “全员”管理效率低。从上述图示显示, 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原则, 要求重大经营、投资分配等决策必须通过社员大会投票决定。这种决策机制和内部治理模式, 表面上体现和保证了组织的平等, 客观上却是以低效率、高成本和高风险为代价的。社员的要求表面上得到充分民意和考虑, 但决策过程迟缓, 科学性不充分, 甚至不能有效适应市场的变化。因此, 合作组织到底是要“民主”还是“效率”, 如何两全值得探索。
(4) “全员”管理与“专业化”管理协调困难。在合作组织初创期, 社员数量少, 业务量小, 组织规模不大, “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方式基本适合组织的经营决策要求。但30年农村市场经济发展, 其合作组织规模和成员数量都在扩大, “全员”管理已经失控和落后, 非专业管理和决策效率低, 更会削弱民主管理和监督作用。因此, “全员”管理与“专业化”管理产生冲突。
综上所述, 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人一票”的决策原则已经不是现阶段最有效、最理想的决策机制。包括发达国家也关注到这种决策的落后性和不合理性, 并探索出“欧美新一代股份机制合作社”决策方式。
四、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公司决策机制的比较
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特殊的企业形式, 在决策机制上与公司制企业有明显的区别。
1.决策原则不同。
合作组织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原则, 社员无论出资多少, 都是“一人一票”表决权。这种民主决策原则, 可以保证普通社员的表决权, 增强普通社员参与组织决策的积极性, 但是却忽略了能力和股份的话语权的积极作用。
而“一股一票”公司决策原则, 其决策权的大小与股份的多少成正比, 没有合作组织民主决策原则中的最高股份限额和最高决策票数限制。可能导致经济组织中的“一股独大”的现象。
值得关注的是, “一人一票”民主制决策原则, 并不是最理想的决策方式。它的缺陷在于忽略了资本在组织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限制了大户的话语权。因此, 发达国家已经抛弃了传统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决策原则, 采用股份制决策方式, 给组织注入了活力。
目前, 我国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也关注到“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决策原则的缺陷, 并在2007年7月1日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规定了“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较大的社员, 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 且附加表决权不的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
2.决策过程和人事安排上的不同。
在决策过程的制度安排上, 合作组织更强调民主的广泛参与性, 限制成员代表大会的绝对控制权利, 如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超过150人的, 可以按照章程规定设立成员代表大会, 社员代表大会按照章程规定可以行使社员大会的部分或全部职权”。
人事安排上也有较大差异,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其组织的理事会理事长、执行监事必须由本组织成员担任, 非社员无权介入。
而股份公司实行广泛聘请外部独立董事制度。充分体现了以能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五、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决策机制创新思考
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问题, 必须靠机制创新。
1.建立“多人一票、一人多票”的决策制。
“多人一票、一人多票”的决策机制更能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一人一票”是考虑了人头资格权利, 忽略资源配置和能力优势。“多人一票、一人多票”是在考虑到公平, 又体现效率。即根据会员的经营规模、入股多少、个人能力等要素配置资源和诀定投票权利的大小。权利不够一票的几个会员可以合为一票, 即“多人一票”, 权利大的会员可以多分配票数, 即有限度的“一人多票”, 根据实际决定一个最高限度。“多人一票、一人多票”解决了“一人一票”的缺点。
2.建立“一股一票”的决策制。
“一股一票”是按照会员的入股股金多少来决定投票权利的大小。其实质己经接近现代公司制的决策机制, 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一股一票”可以鼓励农民将多余资金投资组织, 为壮大组织实力发挥作用。
目前在发达地区推行“一股一票“是现实的选择。在欠发达地区可以采用:合作制和股份制结合的方式, 通过建立资格股和投资股的两种股权, 即按照“社员入股、一人一票、服务社员”原则, 以资格股入会方式, 带动分散、弱小的农民互助联合。同时按照“大股控权、一股一票、商业经营”原则, 以投资股方式带动社员, 开展规模经济共同面对市场。
3.把握决策重点。
有了好的决策机制, 把握决策重点, 优化决策程序是提高决策效率的重要手段。这些决策重点主要包括: (1) 融资。主要是合作组织初期股本金的募集, 发展过程中入社社员的股本金金额的确定。合作组织成立以后的融资方式和数额的确定, 以及社员退社时入股金的处理办法等问题。 (2) 投资。主要包括合作组织投资项目的选择, 以及投资后的项目合理运行问题。 (3) 利润分配。选择以什么方式向社员返还盈余:即按交易额返还、按股返还、按交易额与按股相结合的方式返还, 同时还要确定合作组织盈余公积的建设问题。 (4) 日常经营决策。如入社资格制度、吸纳新社员的方式和周期、管理层薪酬的问题。
总之, 决策内容的权重和其程序的优化可以提高决策效率, 降低抉策成本, 还可以解决经营中复杂状况, 以“不变”应多变。
4、实行委托代理。
作为企业化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应将传统的“社员大会经理会员社员大会”的内部运作机制, 改进为合作组织委托代理模式, 如图4:
总之, 构建适宜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公平和效率”决策机制, 是组织内部治理关键, 它将促进组织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利润分配, 使社员关系更加优化, 积极性更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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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决策机制 第5篇
议事决策制度
一、党支部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如遇重要情况可随时召开，支部会议由书记召集主持。
二、党支部会议的议题由书记确定，会议召开的时间、议题，一般应在会议召开两天前通知到各委员，会议有关材料一般应同时送达，凡未列入会议议题的不研究讨论，不搞临时性动议。
三、党支部会议事范围：
1、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解决实施中的重大问题，保证上级政府指示的贯彻实施；
2、对单位改革和中心任务的发展、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作出决策；
3、研究分析班子成员的思想作风建设情况和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状况，决定党的组织、宣传、纪律检查、统一战线以及群团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4、讨论决定考核、奖惩、调动等工作。
四、党支部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能举行。委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应在会前请假，其意见可用书面形式表达。根据工作需要，支部会议主持人可确定有关人员列席。
五、党支部会议进行表决时，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未到会委员的书面意见不能计入票数。会议决定每个事项的，应逐项表决，表决可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内容，分别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
六、党支部会议应有专人记录，并将记录存档作为依据。
七、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来不及召开党支部会的，书记、委员可临机处置，事后应及时向党支部会报告。
八、党支部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实行民主、科学的决策。
浅析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决策机制 第6篇
摘 要 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社会再分配的一种形式，目的是促进社会和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其收益。政府所发挥的决策职能则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应也是政府公共财政中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主要分析我国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现存的问题，并且主要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如何为优化财政支出提出建议以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 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公共选择理论 决策机制 优化效益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职能不断完善，公共财政支出规模迅速增长，对公共财政支出的认识也有深入了解和逐步提高。
一、我国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现存问题分析
（一）财政的供给范围过宽，结构不合理。我国现行财政支出范围不仅包括公共安全、公共机构、公共服务等支出，并且其中包揽过多，含有大量的竞争性领域的开支。由于政府定位不准，“越位”和“缺位”并存。市场可以自行有效管理，政府要越位干涉，如在财源建设、微观管理和供应范围等方面。
（二）政府在财政预算方面存在弊端，财政资金的损失和浪费严重。在实际的政府工作中，我国财政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存在很多现实问题，没有发挥财政预算应有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政府财政预算报告编制粗糙。我国目前依然沿用旧的编制办法，只是公布几项大的收支类项目，加以文字叙述，没有详细项目的数字显示，很难准确的显示出预算的具体性和真实性。
2．政府财政预算的时间存在问题。按照年度公历时间应是从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但我国的人大常委会议通常是在每年的3月份召开提出异议并作出决策，那么对于本年度已经过去的1月和2月则是纸上谈兵，在执行上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3．我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具有不完整性、不透明性和非规范性。这不仅仅导致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支出中的不足和浪费，对于财政支出管理存在普遍的预算约束软化，严重影响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益。
4．我国在财政支出法制方面不健全，监督制约管理职能缺失。由于缺乏行政机构设立、人员定岗定编方面的法律，机构编制变动无据可依，财政机构供养的人员产生恶性膨胀，最终使得行政管理费用开支不断上升。
（三）我国实行的财税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1994年我国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后，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等为主要内容的初期转移支付模式。这种模式的转移支付是以基数法为依据，不科学，不合理，也不够规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财政的实际问题，我们必须要建立起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资金公平、公正、公开分配的和各地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
公共选择理论是在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推动下，通过对传统市场理论的批评产生的，并且成功地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坚持“经济人”假设，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用交换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过程。用奠基人布坎南的话来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公共选择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应该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个人是分析的基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的，集体的各种决策也是由一个人或多个人的具体行动而表现出来的，集体的具体意义由个人的具体行动所赋予的。公共选择理论将个人主义用于分析政治领域及政治过程，将个人看作是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各种个人而非团体或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是假定每一个活动在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总是趋向于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机会，每一个参与者都依据自己的偏好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然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人”假设也适用于政治领域，在政治决策活动的本质就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参与政治活动时也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因此，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是利己的，理性的，依据个人偏好的，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来获得最大化收益。
公共选择理论的交换政治学观点，是用交换的方法观察政治，使人们对政治过程的理解有新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模式。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将过程视为交换过程。人们通过在有组织的市场上交换货物和服务而进行合作，且这样的合作还意味着相互获利，个人进入一种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中，个人通过某种直接有益于交易的另一方的产品或服务而促进其自己的利益。基本上，按照个体主义的国家观，政治的或集体的行动与此非常相同。
三、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于公共财政的决策机制的建议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选择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完善我国政府财政决策与机制监管，逐步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框架有着重要的建议和启迪意义。
（一）合理界定政府决策的领域和范围，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明确政府的职责。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和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政府就不应该插手干预；而对于那些市场无法承担的就应由政府去管，政府只能站在市场之外去为所有的市场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的这一特征决定公共财政应当通过某种决策选择机制，将个人偏好和决策表现成一种社会的偏好和公众的选择决策。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的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我们应该重新充分的去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详细的界定公共财政决策的内容范围，这是避免政府失灵的关键点。
（二）完善政府决策的程序与方式，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进程。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就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它涉及了如公共项目的提供方式、建设规模、资金来源、价格机制等多个环节，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信贷政策、税收征纳、管理方式等多个方面。公共物品的决策过程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完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府的决策必须了解和尊重个人的偏好，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的意志。所以进行政府决策民主化进程是事在必行的，并且要很好的完善。
（三）政府决策的法制，规范政府决策行为。主要是通过完善社会公众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其次是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机关内部的约束机制，再次则是引入竞争机制，用市场的力量来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最后是从体制和制度上杜绝寻租现象的发生。
四、我国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决策机制在优化效益方面的对策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国公共财政的决策机制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就具体到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方面的决策，依据公共选择理论及其意义我们可以在其优化效益方面做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科学界定财政支出的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一方面国家财政应该尽快推出生产经营性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加强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开支。社会公共性开支主要包括科技、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代表社会共同利于和长远利益的支出，这类支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使得该项支出持续保持增长的趋势，但是在我国公共性开支却所占比重很小，没有达到预期的指标。因此政府在公共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开支方面应该加大力度投入，保证财政资金充足。
（二）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一是推进部门预算改革，这是优化支出结构的需要，又是实现依法理财的客观需求。二是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此项措施是加大预算执行的监控力度的重要手段。三是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它是公正、公平和优化政府收支行为，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益。
（三）健全财经法制，建立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制度。财政支出绩效监督作为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的有效手段，是财政部门以提高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效益为目的，在有效展开财政支出合规性监督的基础上，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监督方法，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对照部门预算要求，对财政支出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客观公正地制约和反馈。在实现财政分配基本职能过程中体现的国家主体对其他相关主体的一种效益性制约功能，更好地促进国家财政资金配置以及效益提高。
总之，我国政府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的决策机制应该更加科学化、法制化、精准化的来提高公共财政支出效益，促进国家财政资金的配置。只有将公共财政用到实处，人民对生活和政府的满意度则会大幅度提高，有效地实现创建和谐社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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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决策机制 第7篇
随着中国民航事业的快速发展,航班不正常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2010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各主要航空公司计划航班188.8万班次,其中不正常航班45.7万班次,航班不正常率为24.2%,相比2009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造成航班不正常的原因很多,其中因天气原因和流量控制这2种原因造成航班不正常占19.5%和27.6%的比重。这2个原因实际上是反映了在航空运输生产上的时隙资源的短缺。虽然这种资源不像航空公司的飞机资源、机组资源,机场的跑道资源、停机位资源可以人为控制,但是如果能够充分合理的应用仍然可以大量减少航班延误提高经济与社会效益。
本世纪初,NAS提出了协同决策(CDM)的理念,在CDM下空管与航空公司共同决策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减少航班延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张荣[1,2]等研究了CDM GDP机场时隙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 提出了基于延误成本公平分配的协同地面等待优化模型并给出了航班延误成本的计算方法。周茜[3]等研究了CDM GDP时隙分配算法,引入航班延误损失系数,以延误损失系数替代延误时间, 提出了2种基于该系数的时隙分配算法。通过评判函数来选择在总延误损失和延误损失分配的公平性上最佳满足决策者要求的分配结果。徐肖豪[4]等研究了航班地面等待模型中延误成本的计算问题。建立了单元受限地面等待问题的数学模型, 分析了航班延误成本的构成, 给出了航班延误显性成本的计算方法, 并将其用于数学模型中目标函数的计算。之后胡明华、徐肖豪等[5]又研究了多元受限地面等待问题的数学模型。张洪海[6]提出采用有效性、功效性和公平性均衡的CDM GDP 时隙分配方法, 给出一种多目标优化模型。模型以有效性为约束, 以功效性和公平性为目标, 寻求总延误成本损失最小和航空公司间损失偏差最小的分配方案。以上这些模型仅仅是将延误时间或者延误成本平均分配给航空公司或者航班, 航空公司并没有参与决策过程, 所以仍应归属于空管集权式分配模型。T.Vossen 和M.Ball[7]在OptiFlow模型基础上, 通过设置成本系数建立了时隙分配模型和时隙交换模型, 并采用贪婪算法求解模型。该模型允许航空公司通过设置目标时隙来体现自身的决策。但是在该模型中, 目标时隙只能是本公司所拥有的时隙, 航空公司的决策空间十分有限, 仅仅局限于航班取消时的1-1时隙交换, 即一个时隙交换另一个时隙。随后T. Vossen 和M. Ball[8]又研究了2-2时隙交换方式来提高决策能力, 将时隙的再次分配过程看作是基于仲裁的讨价还价问题, 并建立了网络流模型, 这是市场机制下时隙分配的创造性探索。
由于中国与美国在航空运输管理上的巨大差异,照搬国外的研究结果并不可行。完全市场机制下的时隙分配方法不适合目前空管集中式的时隙分配方法,但有限的航空公司参与时隙的分配也能减少航班的延误。本文研究立足于国内实际情况,研究在空管已经确立时隙分配结果后通过航空公司采取自主决策安排航班-时隙以减少航班延误的方法。
1 优化模型
1.1 问题假设
由于天气原因和流量控制所造成的时隙资源的短缺主要出现在大型枢纽机场,因此本研究主要考虑枢纽机场的时隙安排。在枢纽机场航空公司的航班运行方式具有航班波特点。所谓航班波指在一个时间段内到达(或出发)的一组航班,这些航班将进行机组、旅客的相互转移。航班波的运行方式使得航空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航线网络优势,降低运行成本。由于航班波的存在,旅客延误将不只是针对所乘航班到达的延误,还包括转机的延误。
定义1。旅客到达延误时间为旅客所乘航班实际到达时刻与计划到达时刻的差值。
旅客转机延误比较复杂。当一个航班波中涉及的航班数量多于一个时,对于一个旅客而言转机的延误与航班之间的转机类型有很大关系。例如一个航班波由3个航班构成,分别为航班A、B、C。如果旅客转机之在AB、AC之间,那么当B、C航班延误30 min与60 min,而A航班不延误或延误小于B、C航班延误时间时,则AB之间转机的旅客将延误30 min,AC之间转机的旅客将延误60 min,但是如果AB、AC、BC之间都存在转机旅客,则AB、AC、BC之间的旅客都将延误60 min,因为此时航班B不得不等待航班C到达后才能再次起飞,即使BC转机的人数很少。而往往一个航班波中航班之间都存在相互转机。
定义2。旅客转机延误时间为航班波最后到达航班实际到达时刻与计划到达时刻的差值乘以航班波内转机人数。
由于枢纽机场的重要性,一般航空公司都会充分应用所获得的时隙资源,因此取消航班的可能性极小。根据实际情况,抽象出如下假设:
1) 当恶劣天气和流量控制时,空管部门分配给航空公司的时隙总数量不变,但在每个时区内的数量小于原数量;这说明时区数增加,如原来800~1000分配4个时隙,现在改为800~1000分配2个时隙,1000~1200分配2个时隙。(注:按照民航业的时刻表示方法800表示8:00)。
2) 航空公司可自由决定时隙为本公司航班使用,但是航班所使用的时隙不能早于航班原计划到达时刻。
3) 航空公司安排到达航班数量等于所获得的时隙数量。
1.2 变量定义
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数学抽象建模。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做如下定义。
1) 集合定义
I:航班集合,i∈ I;
J:时隙集合,j∈ J;
K:航班波集合,k∈ K。
2) 参数定义
M:时隙的数量;
sj:时隙j的时刻;
ri:航班i的计划到达时刻;
dk:航班波k的计划到达时刻;
pi:航班i的到达旅客数量;
wk:航班波k中包含的转机旅客数量。
3) 变量定义
xij:航班i使用时隙j,当xij =1表示使用,xij =0表示不使用;
ek:航班波k的实际到达时刻。
1.3 指派模型
鉴于航班与时隙的一一对应关系,可将本问题抽象成一个平衡指派问题,即将航班指派到时隙上。
上述模型中式(1)为旅客总延误时间由2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到达旅客延误,第二部分是转机旅客延误;式(2)为每个航班只能使用一个时隙;式(3)为每个时隙只能安排一个航班;式(4)为所有的时隙资源都得到使用;式(5)为航班的所用时隙晚于航班计划到达时刻;式(6)为航班波实际到达时刻为航班波最后的航班所用时隙;式(7)为变量取值。
2 模型算法
从式(1)旅客总延误可以完全分离成2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到达旅客延误,从航班波的角度,可直观认识到一个航班波内航班到达的先后顺序将影响到达旅客延误。并且这种先后顺序在特定条件下不受航班具体到达时刻影响只与到达人数有关,通过下面定理将证明这一结论。
定理1。航班波内航班可用时隙都可交换,则使到达延误最小的航班排列顺序与航班时隙无关而只与各航班的到达旅客人数有关。
证明。假设存在任意一个航班波,其原航班到达序列为V={v1,v2,,vl},航班的到达人数为P={p1,p2,...,pl},原所对应的时隙为T=(t1,t2,...,tl),现所对应的时隙为T′=(t′1,t′2,...,t′l), 根据现在时隙T′排列的优化航班序列的顺序中任意2个航班1与2,如果航班1与2所使用的时隙可以交换,则必有下式成立:
式中:t(1)与t(2)为航班1与2在原航班序列中所使用的时隙。
由式(8)可得:
由于(t′1-t′2)<0,因此得
得证。
对于航班波k而言,如果航班波所使用的所有时隙已经确定时,则该航班波中转旅客延误是一个常量,不会影响航班波航班到达序列。因为ek是航班波所用时隙的最晚时隙与航班到达序列无关,而dk对于航班波是定值,因此wk(ek-dk)对于已确定航班波所用时隙时将保持不变。
因此设计了一种启发式算法,算法思想主要是2部分,一是将所有航班视作一个虚拟航班波中的航班,按照参数pi,i∈I确定航班序列,将航班指派到最早可行的时隙中。第二部分是对序列进行部分修正。对排序中的每个真实航班波的最后一个航班尽量向前逐步移动,移动的长度不超过该航班波的前一个时隙或是不可使用的时隙,向前移动时比较交换前后航班的延误成本,如果延误成本减少,则交换,否则不交换。算法流程图如图1。
3 算例分析
某家航空公司某日在枢纽机场在800~1100内计划到达12个航班,航班计划表及航班波见表1,由于机场受到天气影响,在这一时段流量下降,空管部门重新分配了航空公司可以使用的时隙资源见表2,空管允许航空公司自由安排时隙所对应的航班。
依据本文所建模型与算法,可以得到优化的航班时隙指派方案见表3。优化方案的旅客总延误时间为264 800 min。如果采用传统的先到先服务方式(FCFS)安排航班时隙则旅客总延误时间为287 700 min。通过航空公司自由安排时航班时隙采用优化方法可以减少总延误时间22 900 min,总延误时间减少11.8%。
4 结束语
通过采用本文所建立的指派模型与参数启发式算法,航空公司可以有效减少旅客总延误时间。由于不正常航班恢复涉及空管、航空公司、机场三方,而往往空管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虽然空管从效率与公平等角度确定的航空公司时隙分配方案可能是优化的,但这并不等于就可以不需要航空公司的参与。通过本文充分说明在协同决策机制下,需要航空公司的主动参与才能更好的解决不正常航班问题。如果多家航空公司之间建立起时隙动态交易[9],将最大程度的发挥航空公司在协同决策中的作用。
摘要：航空运输系统涉及空管、航空公司与机场三方面,但是目前解决不正常航班却单纯依靠空管。而这种方式无法达到减少旅客延误时间的目标。文中研究在协同决策机制下,航空公司根据航班旅客特性自由指派航班时隙的方法问题。建立了一种航班时隙指派模型,针对模型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启发式算法。通过实例证明了采用该方法可以减少旅客总延误时间,同时还说明了航空公司参与时隙分配决策的重要性。
关键词：时隙分配,协同决策,不正常航班,航班波,启发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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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机企业决策机制浅析 第8篇
民机企业是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产业, 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加速器, 更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证。中国民用航空事业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截止2014年, 国内航线已达3142条, 机场数量增加到202个, 民用飞机总数为4168架 (1) 。2005年至2014年中国民用航线、机场、飞机数量增长如表1所示。然而在中国运营的民用飞机中, 波音和空客公司占据着99%的市场份额, 仍然垄断着国内市场。2014年9月, 波音公司对世界范围内航空公司未来20年购买目录做出预测, 其中, 中国将在10年内购买6020架飞机, 成为最大的航空市场。 (2) 机遇与风险并存, 中国民机企业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就必须推进技术创新, 加快产业升级, 完成企业转型。 (表1)
目前, 中国多数民机企业依然根据国家计划、政府指令运行, 对政府部门具有较大依存关系, 决策机制仍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 严重制约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本文对中国民机企业决策机制进行分析, 梳理其现状及不足之处, 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措施, 旨在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机企业决策机制提供参考, 提高企业竞争力。
1 决策机制与公司治理
决策是企业管理工作的核心。管理工作是多方面的, 但在一定意义上讲, 都是围绕决策开展的。决策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轨迹以及政策。决策机制是企业在享有充分的法人财产权的情况下, 对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作出局则的机制, 包括决策主体的确立、决策权划分、决策组织和决策方式 (4) 。决策机制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权力结构:明确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责权利关系:建立起与权力结构相适应的利益结构, 正确处理责权利关系;组织保证体系:智囊团、决策中心、信息系统等, 为决策者出谋划策, 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一般而言, 现代公司治理的权利系统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构成, 分别行使权利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的职责。决策机制解决的就是公司权力在上述机构中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决策分工和职权分配, 从而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
2 中国民机企业决策机制问题分析
我国大多数国有大型企业集团都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环境下由政府出面组建起来的。经过多年的市场拼搏, 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市场竞争形势的巨大变化, 既冲击同时也锤炼了国有企业。今天的国有企业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高管人员素质能力大幅提升, 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很快, 国资委也出台了配套政策, 这些都是规范公司治理、构建科学决策机制的基础。在取得重要成绩的同时, 计划经济的烙印仍然显而易见。多数国有企业, 尤其是中央企业组建起来以后也是按国家计划、政府指令运行的, 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直接在企业集团的管理体制中表现出来。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集团存在着对政府部门的依存关系, 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仍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在企业决策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公司治理理念有待深化
长期以来, 大型国有企业在相当程度上还保留着机关化、行政色彩的管控模式。人们习惯于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模式, 仍然需要打破实行数十年的“一把手负责”领导体制所产生的惯性。此外, 国企在董事会治理方面也存在自身的特殊性, 治理关系比较复杂, 老的领导文化和新的治理体制并存, 决策权和行政权没有完全分开 (5) 。
2.2 决策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我国的公司治理理念大多借鉴的是欧美经验, 但我国国情却与欧美国家相去甚远。中国国企人才资源的配置仍然是国家的行政配置而不是市场配置, 尚未形成成熟的董事人才市场, 也缺乏完善的董事人员价值评估机制。
2.3 公司治理“形似神不似”
有的公司没有董事会, 有的只有董事长, 没有别的董事, 有的公司董事会是一个咨询机构, 议事不定事, 一年开一次会, 一次会开一个多小时即告完成, 有的具备董事会组织结构, 但与公司经理层人员基本重合。还有些公司虽然组建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但并未真正按照规则运行。董事会、股东大会、薪酬委员会等专业部门机构齐全, 但实际运行混乱, 表现为公司治理运行不协调, 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不规范, 不能对公司重大问题提供决策意见和形势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 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不规范, 公司决策不公开, 信息不透明, 股东权益不能得到保障等。这样就使企业制度形同虚设, 给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
2.4 董事会缺乏独立性
部分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被大股东所操纵, 成为大股东而非全体股东的利益代言人。这样一来, 董事会在投资决策时会成为风险偏好者, 风险由全体股东承担, 极易产生恶性增资决策。此外, 国有上市公司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政企不分, 政府的战略目标影响着董事会决策。
2.5 决策机制不健全
当前, 很多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漏洞很多, 主要体现在缺乏专门严格的决策程序, 许多决策偏离了决策程序, 没有底项目的可操作性、预期收益目标、控制等问题进行必要的论证, 使得决策往往带有浓重的主观性, 容易导致决策失误。
2.6 决策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
目前, 包括民机企业在内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时代仍缺少对市场风险、投资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的认识, 对风险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 缺乏风险评估机制, 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的能力存在不足, 董事会中没有风险评估委员会或者形同虚设, 无法避免发生未经充分可行性论证而任意决策的情况。
美国波音公司在数十年的市场搏击中积累了成熟的经验, 建立了强大的决策机构, 构建了适度授权、分层决策、有效监控的决策机制, 从而形成规范的决策程序和规范, 值得借鉴。国内民机企业与波音公司决策机制对比如表2所示。
3 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机企业决策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传统的公司治理手段已与企业市场化国际化要求产生了巨大落差, 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中国民机要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获胜, 更应该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建立适应国情和全球化竞争的决策机制, 为成为全球化的现代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3.1 制定清晰的企业战略
企业战略是企业发展壮大的灯塔, 是企业决策的指导方向, 企业所有决策都必须围绕发展战略制定。波音、空壳、庞巴迪和通用等公司的扩张, 都是在清晰的战略引导下发展壮大。中国民机企业要加快发展, 应当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自己的发展战略, 使之明晰, 以此作为企业各项决策的指导框架。
3.2 塑造持续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方式, 反应了管理高层次的追求。
首先, 企业最高领导第一倡导者和实践者, 必须把战略执行力文化贯彻到中层基层, 并使所有员工都重视文化建设, 这是使企业文化落地生根的首要条件。其次, 建立灵活的组织机构, 尽管公司的组织结构不能承载企业文化, 但是会对公司和企业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再次, 建立企业愿景、目标和战略。在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里, 每个员工都对该公司创始人赫伯制定的七条“黄金法则”倒背如流, 秉着对公司战略的上下一致的高度认同, 西南航空也塑造出了独特的企业文化。
最后, 制定企业内部行为管理, 这些行为管理对员工的行为模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把员工团结在企业规范的旗帜之下, 就可以在公司内营造一种全新的环境和氛围。
3.3 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
董事会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最核心的决策机关, 是真正的权利和决策中心, 而决策质量和决策效率是董事会制度的两条生命线, 且二者有机统一, 不可偏废。要保证企业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就必须提高民机企业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
3.3.1 完善决策制度, 改进董事会的组织架构
依据公司法, 明确董事会职责, 规范董事会议事程序, 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一个高效、作为的董事会职能重点应该是战略管理、考核管理和风险管理, 根本目标是提高企业竞争力, 从制度上保证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董事会核心职能如图1所示。
3.3.2 优化董事会构成, 提高董事会的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
目前, 国有企业在董事的任命上仍具有很大的行政色彩, 不过已经开始改革, 在保证国家对核心领导人员的任免权基础上, 加入市场化的人才选聘制度。
首先, 在董事会的人员设置上应遵循独立人员经验丰富和规模适度的原则。其次, 董事会成员的选聘应确保结构平衡、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 同时应保持董事会人员的多样性。最后, 聘请有能力的独立董事来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引入独立董事, 建设有多样化背景的董事会, 克服单一决策的缺陷, 促进正确战略的形成。
3.3.3 建立董事会学习机制
国外民机企业都非常重视董事会的学习和继续教育项目, 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 不断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和能力。借鉴国外经验, 我国民机企业也应建立董事会学习机制。
第一, 组织董事熟悉企业的理念、制度、文化、结构;第二, 组织董事一起学习有关公司治理的最佳管理实践, 研讨优秀公司案例;第三, 通过行业分析、竞争研究等手段, 拓宽决策者的视野。上述学习手段, 不仅能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和能力, 还能激发决策者的积极性, 使其履职能力和履职态度上升到更高的空间。
3.4 构建科学、民主、合法的决策机制
3.4.1 构建民机企业科学的决策机制
决策机制科学构建是指决策者为了实现某特定的目标, 凭借科学思维, 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 实现最优化决策。它要求决策层从实际情况出发, 正确认识决策的具体对象和决策环境的特点、客观规律,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 决定决策目标。在执行过程中, 全面提高决策者的素质, 利用科学决策方法, 充分利用智囊组织, 并有力度地执行监督组织。
3.4.2 构建民机企业民主的决策机制
民主决策机制主要是指用于规范管理人员决策行为, 通过预定的程序、规则和方式, 确保决策能广泛吸取各方意见集中各方智慧、符合企业实际、反应事物发展规律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 主要包括制度设计、程序设定、规则设立、机构设置几个环节。
3.4.3 依法构建民机企业决策机制
民机企业决策机制依法构建是指国家在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规定的范围内, 依照法定职责权限和程序, 依法对本企业经营管理实施科学决策的管理活动。依法决策包含着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决策要有合法的依据和程序, 二是决策违法要受到责任追究。
3.5 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是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效率和效果的关键。加强风险管理能帮助企业有效地处理不确定性, 减少风险, 提高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我国大型民机企业的风险管理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公司治理架构的完善和强化内部控制上。波音、空客等公司的主要做法是按照ERM框架的要求, 找出影响的重大风险, 并通过内部沟通在公司上下各个层面达成共识, 然后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我国民机企业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就必须尽快建立并实施与公司发展相适应的风险管理体系, 尽快实现与欧美企业的对接, 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国民机企业决策机制优化措施如图2所示。
3.6 中国商飞的实践
中国商用飞机在企业决策机制方面可以称得上是行业内的标杆。中国商飞成立后, 根据公司的特点和要求, 并借鉴国际上航空公司的管理体制和商用飞机的发展模式, 大力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公司法》, 公司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党委会和经营层, 国务院向公司派驻了监事会, 形成了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外部董事的聘用也提高了企业决策机制的综合素质, 发挥出组合优势, 并通过对董事进行职前教育、继续教育、董事自评估的方式保持董事会的活力。
同时, 建立一套有效的高管约束机制, 使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经理人相互制衡、相互协调, 明确划分责、权、利, 降低公司运营风险, 最终构建适度授权、分层决策、有效监控的决策机制, 形成了规范的决策程序, 为中国商飞的运营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在公司决策机制的指导下, 中国商飞于数十年的市场博弈中取得了可人成就。截止2013年, 中国商飞某型号大型客机已拥有16家材料供应商、51家标准件潜在供应商、9家机体结构供应商和17家国外供应商, 与36所高校联合参项目研制、200多家企业参与项目研制配套工作, 促成20多家国内供应商与国际供应商以成立合资企业、项目合作或转包生产等方式参与系统研制, 并获得来自国内外400架飞机订单, 其中工银租赁、交银租赁、中银航空租赁、中国飞机租赁公司、国银金融租赁、通用电气航空金融服务公司 (GECAS) 等航空租赁公司的订单量占比65%, 充分彰显金融机构对大型客机项目的鼎力支持。
此外, 中国商飞公司这架“引擎”带动了上海民用航空产业的产业规模效应, 使产业集群经济效益到2025年达到2, 000亿元, 比2012年的规模扩大10倍。依托中国商飞大飞机项目的产业集聚效应, 上海浦东未来将对飞机设计总装与零部件制造、民用航空高端机载设备、民用航空发动机、民用飞机金融租赁、维修和改装服务, 以及民用航空工业旅游、科普展示和航空展览几个方面进行有机整合, 形成从制造、运营、服务到教育和休闲的联动体系。综上, 中国商飞的公司决策机制和运营模式可谓中国民机企业的典范。
4 结论
中国作为未来最大的航空市场, 将面临新一轮的竞争与重组。近年来, 中国民机企业已取得瞩目成就, 公司决策方面, 民机企业逐步用法律手段取代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 用分权制衡的关系取代传统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单向上下级关系, 用董事会平等、独立决策机制取代一言堂机制。然而, 在不断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尚存弊端。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梳理中国民机企业决策机制的几点不足, 立足国情提出改进对策, 并以波音公司、中国商飞公司为案例进行分析, 以期为解决制约我国民机企业发展的问题提供参考, 使中国民机企业早日成为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
摘要：近年来, 国内航空市场逐步扩大, 中国民用航空企业也取得了诸多非凡的成就, 然而中国民机企业却未能在本土市场彰显实力, 市场仍由国外航空公司所垄断。其原因有很多, 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 重点分析中国民机企业决策机制存在的不足之处, 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 结合航空工业的特点, 为优化该机制提出措施, 希望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机企业决策机制提供参考, 增强企业竞争力。
关键词：中国民机企业,公司治理,决策机制,优化措施
参考文献
[1]郭耀平, 李乾贵.中国民机企业决策机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2]彭剑锋.波音:全球整合, 集成飞翔[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技术创新决策机制 第9篇
在大量涉及人类决策与判断的研究中, 直觉一直属于被忽视的选题之一, 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引起管理学界的重视。事实上, 决策并不是纯理性的逻辑推断过程, 其认知过程十分复杂, 掺杂了决策者包括情感、直觉、顿悟、创造性思维等在内的一系列非逻辑成分。一般的, 人们认为直觉与推理这两种认知过程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直觉决策具有“快速、潜意识性、在涉及多维度的决策中使用、基于先前的大量经验、更多的被专家所使用、在决策做出之后难以解释清楚做出决策的原因、通常在高度自信的情况下做出”等特征。相应的, 推理决策的做出是缓慢的、受规则约束的、受控的, 而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也需要付出精力。
柏菊 (2008) 在其文献综述中, 将直觉决策的相关研究划分为如下阶段: (1) 直觉决策理论的萌芽阶段, “非逻辑过程”的提出奠定了直觉决策的研究基础。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与满意原则, 使得直觉决策初具原型。 (2) 直觉决策者的行为研究阶段, 从心理学的视角对直觉决策的行为过程进行探讨。 (3) 直觉决策理论发展阶段, 将管理学、决策理论与心理学、神经科学全线打通, 综合形成体系化的直觉决策理论架构。 (4) 直觉决策实证阶段, 将直觉决策机制纳入决策模型的建模, 开辟直觉与推理决策相结合的道路。
通过对直觉与管理、决策理论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不难发现, 现阶段管理学界对于直觉决策的研究, 更多的还停留在思辨以及理论架构层面, 很少有学者引入实验科学的思想, 从科学、严谨的实验设计出发, 研究直觉决策的行为特征及其背后的神经机制。近年来, 行为经济学家在认知心理学的指导下对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决策与判断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为我们采用行为科学乃至决策神经科学视角探讨人类的直觉决策机制, 提供了一种可能。
本文将注意力聚焦于直觉决策机制的实验研究, 对行为经济学与决策神经科学提出之后采用实验科学手段探讨直觉决策机制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在探讨了采用行为科学、神经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直觉决策研究的可行性、归纳出直觉决策特征的基础上, 从实验设计的角度总结了现有的直觉决策机制实验研究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 并对未来在特定情境下设计实验、对直觉决策机制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一、直觉决策机制研究的行为科学视角
经济学是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 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与方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 采用实验科学视角研究经济学与管理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直觉决策, 可以打破思维定势,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经典决策问题研究的深入。采用实验科学视角研究直觉决策的机制, 具体来说, 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类是基本的行为研究, 即在行为层面研究人类决策的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 又可以上升到新的高度, 从神经科学层面研究人类决策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 打开人类决策的黑箱, 以期帮助人类做出更好的决策。
学者采用行为科学视角开展的直觉决策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Dijksterhuis等 (2006) 指出, 深思熟虑不一定能够带来高质量的购买决策。这一组实验, 涵盖了实验室研究与真实购物者研究。他设置了两种不同情景, 分别是有意识思考和无意识思考情景。在有意识思考的情景中, 被试有几分钟的时间仔细思考并做出决策;在无意识思考的情景中, 在同样的几分钟内, 被试被安排了另一项干扰性任务。达到规定时间之后, 被试被要求马上给出他们在第一项任务中的选择。在这项实验中, Dijksterhuis等人同时测试了简单与复杂的购买选择。举例来看, 简单的选择是购买铅笔, 而复杂的选择是购买房或车。这项研究的结论是, 当被试面对的是简单选择时, 他们经过有意识的思考, 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而当被试面对的是复杂选择时, 他们在无意识思考情景中, 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这项研究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直觉决策系统具有高容量的特征。
Adam等 (2007) 试图激活推理决策系统, 从而克服直觉决策系统的缺陷。在全部三个实验中, 实验组被试在接收信息中总会遇到干扰, 他们被要求辨认模糊的字迹、阅读难以辨认的笔迹甚至边皱眉头边进行阅读, 而控制组被试均能够保证获得正常的阅读体验。Adam等人总结到, 当人们在认知过程中遇到障碍时, 推理决策系统就会被激活, 从而纠正直觉决策系统的产出。尽管如此, 这项实验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被试参与的三项实验任务, 都不是单纯依靠直觉决策系统或者推理决策系统完成的。我们只能推测, 其中一些任务的完成需要更多的依靠直觉决策系统, 而另一些任务的完成需要更多的依靠推理决策系统。实验任务设计的纯粹性是我们希冀于探索直觉决策系统的神经机制时遇到的一大难点。
有时, 学者通过设置相应的指导语, 要求被试采用直觉或者推理系统做出决策。Nina等 (2009) 采用眼动技术分析了这种指导语是如何影响信息搜集与整合的。通过设置指导语的方式, 作者对被试做出决策的方式进行了操纵。另外, 实验过程中任务难度的设置有变化, 所以部分被试完成的是简单的决策任务, 而其他被试完成的是复杂的决策任务。作者希望通过研究确定指导语下的直觉和推理决策是基于完全不同并且可以区分的过程 (“有区别的过程”假设) , 或者推理决策只是在基本的直觉过程基础上增加了额外的特征 (“综合的过程”假设) , 而实验的结果支持“综合的过程”假设, 但该研究中的实验设计仍存在缺陷。如果一项任务可以通过推理决策完成, 我们如何保证被试是严格按照指导语, 通过直觉决策完成的该项任务?
Albrechtsen等 (2009) 设计了两个实验, 研究直觉、推理两种处理模式 (processing style) 在察觉欺骗 (deception detection) 任务中的作用。实验1中, 研究者将被试随机划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 控制组被试看完每段长达3分钟的或真或假的陈述之后, 再给出对该段陈述真实性的判断;而实验组被试只能看到每段陈述的5秒钟片段, 就必须给出自己的判断。实验1中, 控制组对应的是推理判断, 而实验组对应的是直觉判断, 实验结果显示, 直觉判断在察觉欺骗任务中的准确程度更高。实验2中, 被试被划分至3个不同组别, 并发任务组被试在观看陈述视频的同时, 需要完成一个直觉记忆任务;控制组被试只需专注的观看陈述视频, 不受任何干扰;口头论证组被试在对每段陈述给出真实性的判断之前, 需要说出自己判断的原因。实验结果显示, 并发任务组被试的察觉欺骗任务完成质量最高。两个实验共同说明直觉处理模式将显著提高人们在察觉欺骗任务中的表现。
Dijkstra等 (2012) 设计了一组实验, 探讨专家技能 (Expertise) 在直觉、推理判断中起到的作用。两个实验分别选择了当代画作鉴赏与钢琴表演鉴赏两个领域, 参与实验的被试按照其经验、知识水平的不同, 被划分为新手、专家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熟手三个不同的专业技能组别。每个组别均有一半被试被要求通过直觉做出判断, 另一半则通过推理做出判断, 两个实验在不同领域检验了直觉与推理两种模式的判断准确度是否受到专业技能水平的影响。实验3试图进一步了解专家技能与判断模式的交互作用,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Dijkstra等人诱发了综合/全局两种处理模式, 要求具有不同专业技能水平的被试对高品质与低品质的诗歌作品进行评价。
二、直觉决策机制研究的神经科学视角
目前, 主要有两类常见的无损伤研究大脑活动的设备, 一类用于记录大脑活动的磁感应变化成像, 空间分辨率高, 考虑到全脑扫描速度慢, 其时间分辨率较低;另一类用于记录脑电压在时间维度的变化, 时间分辨率很高, 但受到颅骨、头皮阻抗影响, 空间分辨率低。在上述记录大脑活动的技术中,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 MRI) 技术和事件相关电位 (ERP) 最为成熟、应用最广。二者都客观反映了刺激事件在大脑中引起相应脑区活动, 不同的是, 前者依靠脑血流变化引发感应磁场, 后者则依靠脑神经元放电产生微电位。两种技术各有利弊, 目前还不能做到互相替代。
一方面, 人们通过直觉做出决策时, 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具有较高的要求, 而现有的神经科学测量设备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另一方面, 很难设计出无法依靠推理、只能通过直觉解决的高度纯粹的直觉决策任务。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实际困难, 至今很少出现学者采用神经科学视角研究直觉决策, 直觉决策内在的神经机制仍旧不为世人所了解。
为了探讨人类直觉决策的神经机制, 并与推理决策的神经机制进行对照, 必须设置实验组、对照组两个组别, 分别完成直觉决策和推理决策任务。不同于直觉决策任务, 推理决策任务的完成需要综合各种信息, 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 往往耗时较长。由于ERP设备的时间分辨率很高, 完成每项实验任务设定了阈值, 被试很难在时间上限内完成推理决策任务。如果没有更巧妙的实验设计, 将完成推理决策任务的时间进一步缩短, 现阶段很难将ERP设备应用于直觉决策的神经机制研究, 仅有的两项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均来自f MRI领域。
Wen-Jui Kuo等 (2009) 在《科学》上发表了题为《直觉与蓄意:大脑决策的两种系统》的文章, 第一次试图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揭示直觉决策的神经机制。作者设置了两项实验任务:一种是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解决的“受控-可解决问题”, 另一种是必须通过直觉解决的纯协作问题。“受控-可解决问题”中, 只要被试有足够的计算能力, 都可以利用游戏的数学结构, 找到其最优策略;而在纯协作问题中, 只有当两个被试“心有灵犀”、默契的做出相协调的举动时, 才能赢得该游戏。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他们发现, 相较于完成纯协作任务时, 被试在完成“受控-可解决问题”时额中回、顶下小叶、楔前叶的激活程度更高。相应的, 相较于完成“受控-可解决问题”时, 被试在完成纯协作任务时脑岛、前扣带回的激活程度更高。另外, 楔前叶的激活程度与被试在解决“受控-可解决问题”中付出的精力成正相关, 脑岛的激活程度与被试在解决纯协作问题时付出的精力成负相关。Wen-Jui Kuo等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巧妙地设计出两类实验任务, 完全区分开直觉与推理决策模式;另一方面, 在功能性核磁共振设备中完成实验, 使得人们对于直觉决策背后的神经机制的探索成为了可能。
与台湾学者关注一般性的任务不同, 考虑到人们依靠与生俱来的道德标准对涉及到道德的场景进行判断时, 在很大程度上应用到直觉, Harenski等 (2010) 选择道德判断这一特定情景对道德判断过程中直觉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Harenski等设计了两种道德任务, 外显式的道德任务涉及道德推理, 内隐式的道德任务涉及道德直觉。被试观看了50张令人不快的图片, 其中一半违反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一半参与者完成外显式任务, 即对图片违反道德的程度进行评价;另一半参与者完成内隐式任务, 即判断该图片描绘的场景发生在室内还是室外。研究发现, 被试完成外显式任务时, 其内侧前额叶皮质存在显著激活, 而在完成内隐式任务时, 大脑不会出现该状况;两组被试在观看道德性图片时, 其颞顶联合区均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激活。这一结果表明, 腹内侧前额叶对于道德推理的贡献更大, 而颞顶联合区对于道德直觉的贡献更大。
三、直觉决策机制实验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 决策的双系统理论 (Dual-process Theory)
Kahneman等 (2002) 提出了双系统理论, 至今仍为阐述直觉决策机制最经典的理论。根据双系统理论, 直觉与推理是两种不同的决策系统, 直觉系统具有潜意识、迅速、自发性、高容量等特征, 而推理系统是有意识的、缓慢的、深思熟虑的。尽管学界对于直觉与推理的基本特征达成了共识, 这一双过程体系却没有被详细阐述。双系统理论的证据大多基于结果测度, 而直觉与推理潜在的认知过程却被忽略了。双系统理论的模型并未形成体系, 难以基于简单标准进行划分。Sloman (2002) 假设, 直觉决策与推理决策是两种完全不同、可区分的过程。假设, 根据“差异性过程”假设, 制定两种系统、两种算法的目的是实现不同的计算目标。关于双系统理论, 还有另一种“综合性过程”假设, 根据这一假设, 直觉与推理两种决策模式只存在部分差异, 直觉决策过程是推理决策过程的基础, 在推理决策模式下也会被激活。
近年来, 双系统理论也受到了其他一些学者的质疑。Price等 (2008) 将注意力聚焦于直觉的本质, 并且分析了直觉与意识这一组相似但存在差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双系统理论中的观点不一致的是, Price等 (2008) 认为直觉并非完全意识或完全无意识,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他们提出了边缘意识这一新的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存在意识但是不清楚这种意识根源的认知状态, 对于直觉的这种理解打破了双系统模式对于直觉与推理两大决策系统二分法的严格划分。
(二) 全局/局部处理模式的划分
Dijkstra等 (2012) 指出, 有时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和判断可能与专家观点并不一致, 相较于通过直觉做出的决策和判断, 日后更可能对这类决策和判断感到后悔。为了解释这一现象, Dijkstra等提出了全局/局部处理模式假说。处理模式指的是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全局处理模式与理解模糊、复杂而抽象的刺激有关, 而局部处理模式与搜索细节信息有关;全局处理模式支持创造力与隐喻感知, 而局部处理模式支持分析思维与具体解释。Dijkstra等认为, 推理决策采用了局部处理模式, 这一过程模式将概念性的注意力聚焦, 可能会对判断和决策的结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 Dijkstra等设计并完成了4项研究。研究1关注直觉与推理两种决策模式对现代画作质量判断的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 相较于推理, 通过直觉对现代画作的质量进行评估, 结果更为准确, 体现为与专家评估结果的一致性更高。研究2显示, 全局/局部处理模式与画作质量评估的准确程度有关, 被试采用的处理模式越接近全局处理模式, 他们越能够准确的判断画作的质量。在前两项研究中, 被试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相应的处理模式。在研究3中, Dijkstra等通过实验对处理模式进行了操纵, 希望了解诱发的处理模式对质量判断的影响。具体来说, 让被试在做出判断之前理性地分析原因。当人们用言语描述他们的思想、分析他们的原因时, 他们聚焦于那些更容易从记忆中提取、可行并且可报告的原因, 而可能忽略那些难以通过语言去描述的方面。这一举措诱发了局部处理模式, 使得被试难以判断复杂刺激, 实验结果与实验2一致。研究4显示, 直觉与推理两种决策模式对于诗歌评估质量的影响是由全局/局部处理模式调节的。
(三) 专家技能 (Expertise) 对直觉决策的调节作用
究竟直觉还是推理会带来更好的判断结果?前人的研究并未得到一致性结论。我们着力于研究专业知识的增加对于判断模式影响的理解方面的作用。Dijkstra等 (2012) 认为, 专家技能包含两个维度, 即知识与经验。个体在特定领域内的经验水平取决于决策者之前遇到过的情况与刺激的数量与种类, 有经验的决策者可以在潜意识中将当前刺激与之前遇到过的刺激联系起来。举例来看, 经常欣赏艺术作品的人可以将看到的作品与之前鉴赏过的作品联系在一起, 从而可以鉴赏出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相较而言, 知识更为具象, 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一个领域内的知识, 个体拥有特定领域的知识是指他了解品质的决定因素以及自己的判断标准。举例来看, 在艺术领域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出为什么有些作品不可以被视作艺术。
Dijkstra等 (2012) 认为, 相对有经验但是对于客观事物只有有限知识的个体, 他们通过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直觉, 但是缺乏具体的知识来表述他们的直觉、缺乏解释清楚自己的偏好。依靠直觉做出决策与判断时, 这一类人表现上佳;一旦要求他们在判断之前给出原因, 他们的表现却差强人意。经验与知识两个维度都高的专家, 无论采取哪种决策模式, 都可以做出较高质量的决策。反之, 经验与知识两个维度都低的新手, 无论采取哪种决策模式, 都可能做出较低质量的决策。Dijkstra等 (2012) 通过设计实验, 在艺术领域内检验了以上几个假设。实验1与实验2的结果显示, 相对有经验但是对于客观事物只有有限知识的个体, 依靠直觉可以做出更高质量的判断。无论采取哪一种决策模式, 专家与新手的表现都不受影响。实验3显示, 全局/局部处理模式对于判断质量的影响, 受到专家技能这一因素的调节。
四、直觉决策机制研究的实验设计要点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决策与判断。判断指的是, 根据一定的依据, 对客观事物给出自己的评价和评估。决策指的是, 为了到达一定目标, 采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和手段, 通过分析、比较, 从两个以上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分析过程。从本质上看, 管理学研究的就是判断与决策问题。为了叙述与理解上的方便, 我们将“直觉判断”与“直觉决策”的研究统称为直觉决策机制研究, 并不严格加以区分。现有的直觉决策机制研究涵盖了“直觉判断”与“直觉决策”两个方面。举例来说, 对于图片中描述的场景是否违反其道德标准的判断、根据给出的信息猜测城市的人口数目、对画作或诗歌做出评价等任务涉及到“直觉判断”, 因为只须根据给定额信息做出判断, 无须做出选择;做出购买决策、在给出的若干选项中选择其一等任务涉及到“直觉决策”。
现阶段, 由于学者们设计出的决策任务并不是理想状态下纯粹的“直觉决策任务”和“推理决策任务”, 我们将其称为“直觉主导型决策任务”与“推理主导型决策任务”。考虑到“直觉主导型决策任务”中存在一定的推理决策成分, 而“推理主导型决策任务”中亦存在一定的直觉决策成分, 实际研究中, 通常把被试划分为实验组、对照组两个组别, 要求实验组被试完成“直觉主导型决策任务”, 对照组被试完成“推理主导型决策任务”。通过对照两组被试完成决策任务的质量, 可以分析、比较得到直觉、推理两种决策模式在决策行为特征上的差异, 以及导致的最终决策质量差异。
“直觉决策任务”与“推理决策任务”的设置, 学界有3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在第一种设置中, 决策任务本身并没有特殊性, 无论是通过直觉还是通过推理, 都可以顺利做出决策。“直觉主导型决策任务”是在“推理主导型决策任务”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具体来说, 设计好一项决策任务之后, 如果给被试相对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 我们认为被试会经过仔细的论证与比较, 通过推理做出该决策, 该任务被称为“推理主导型决策任务”。相应的, 如果要求被试完成同样的决策任务, 但是在相同的决策时间内设置了干扰性任务, 使得被试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集中注意力、充分依靠推理做出决策, 而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直觉, 该任务则是“直觉主导型决策任务”。
第二种做法与第一种做法相类似, 要求两组被试完成的是相同的实验任务。不同的是, 在被试完成实验任务之前, 主试对两组被试给出了不同的指导语。实验组被试被要求尽可能的单纯依靠自己的直觉做出决策或判断, 而控制组被试被要求尽可能的通过理性的推理做出决策或判断。尽管实验任务本身没有差异, 唯一的不同在于指导语, 实验结果显示, 两组被试的决策过程以及最终的决策质量, 还是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为了尽可能的诱导被试按照指导语上的要求做出决策, 一种较为普遍的操作是给予实验组被试以决策的时间压力, 这种情况下, 实验组被试有更大的几率依靠直觉做出决策或判断。
从实验设计的角度出发, 第三种做法更为科学、严谨。考虑到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揭示直觉决策的神经机制是直觉决策研究的未来方向, 有必要从决策任务本身的性质出发, 设计出一类无法依靠推理、只能依靠直觉解决的“纯直觉决策任务”。目前最为成功的设计来自2009年发表于《科学》的文献。成功完成纯协作任务需要参与游戏双方在没有任何信息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默契”地选择同一个选项, 游戏双方只能依靠直觉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而不能通过推理去猜测对方的可能举动。设计“内隐式”的实验任务也是获得直觉决策的一种可行途径。在2010年比较“道德直觉”与“道德推理”的文献中, “外显式”的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判断图片中描绘的场景是否违反了其道德标准, 而“内隐式”的实验任务是判断该场景发生在室内还是室外。磁共振成像的实验结果显示, 尽管实验组被试在完成“内隐式”的实验任务时, 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判断图片所描绘的场景发生还室内还是室外, 并没有意识到实验任务的真正目的是考察其“道德直觉”, 被试与道德判断有关的脑区依然得到激活, 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道德直觉”的存在, 并初步找到了“道德直觉”的神经机制。
直觉决策机制研究的一项实验设计
通过对直觉决策机制的实验研究进行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 现阶段比较直觉与推理两种决策机制的研究, 存在如下几点不足:首先, 通常情况下只关注最终的决策质量, 忽略了对两种决策机制内在的认知过程及神经机制的探讨;其次, 采用先进的神经科学技术手段, 特别是ERP分析技术探讨直觉决策机制的文献十分罕见;最后, 由于实验任务的设计存在先天缺陷, 直觉与推理两种决策机制没有被严格区分开, 直觉决策与判断的很多特征也没有通过实验的形式被充分检验过。
在前人直觉决策机制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一项基于事件相关电位 (ERP) 分析技术的实验设计, 即“人物特征判断任务”。我们预期被试在完成直觉、推理判断两种任务时的ERP成分有不同的波形和潜伏期。因为每一种ERP成分均与特定的认知过程有关,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实验去了解直觉与推理判断不同的认知与神经科学机制, 证实或者证伪当前直觉、推理决策与判断的相关理论, 最终提出更严谨的直觉定义。
被试完成“人物特征判断任务”时将会看到刺激图片。实验任务分为两部分, 全部被试均须完成这两部分任务。任务一是推测图片中呈现的人物的收入水平, 给出3种不同的收入水平, 要求被试进行评估并进行按键: (1) 对应低收入水平, (2) 对应中等收入水平, (3) 对应高收入水平。这一任务的完成要求被试在观察图片中呈现人物的性别、衣着、动作等信息的基础上首先推断出人物所从事的职业, 进而推断出人物的收入水平。因此, 我们将任务一定义为“推理判断”任务。
任务二是评价图片中呈现的人物对自己的魅力与吸引力。同样给出3种不同的水平供被试选择, 选择1代表图片中的人对自己没有吸引力, 选择2代表图片中的人对自己的吸引力程度一般, 选择3则代表图片中的人对自己非常有吸引力。注意到魅力与吸引力没有固定的评价标准, 每个人认为具有魅力和吸引力的人物的特征是不同的, 而判断别人对自己是否存在吸引力往往发生在一个瞬间, 即所谓的“一见钟情”, 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 我们将任务二定义为“直觉判断”任务。
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 任务一、二均包含40个不重复的判断任务, 40个判断任务的顺序是随机决定的。每项任务开始之前, 被试将在电脑屏幕中央看到“+”号, 提示被试新的实验任务即将开始。接下来, 被试将看到实验任务的指导语, 或者判断图片中呈现的人物的收入水平, 或者判断他/她对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最后, 被试将看到人物刺激图片并做出按键, 图片将在被试按键0.5秒之后消失。需要说明的是, 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时, 具体给出了怎样的判断这一结果并不重要。通过我们的实验任务设置, 我们真正关注的是被试通过直觉还是推理做出了上述判断, 从而直接比较“直觉判断”与“直觉推理”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实 (下转26页) (上接9页) 验全部结束后, 被试将完成“实验后问卷”, 他们将被问到在实验过程中究竟是通过直觉还是推理完成了相应的实验任务, 从而保证我们设计的“直觉判断”与“直觉推理”任务的科学性。
摘要：直觉与推理是人类决策与判断的两类主要模式。随着行为经济学与决策神经科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满足于单纯从思辨和理论架构层面研究直觉决策问题, 而是将实验科学的思想引入管理学中的决策研究, 试图探究直觉决策内在的认知过程与神经机制。从行为科学、神经科学两个维度对现有的直觉决策研究进行了梳理, 总结了现阶段直觉决策机制实验研究的主要贡献, 以及直觉决策任务的实验设计要点, 并提出了一项基于事件相关电位 (ERP) 技术的直觉判断实验设计方案。
关键词：直觉,推理,决策,判断,行为经济学,决策神经科学,事件相关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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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群决策机制规避审计风险 第10篇
1. 政府审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以及信息传递过程。
政府审计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社会公众、政府审计机关以及被审计单位三方。政府审计机关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审计主要是检查广大纳税人提供的财政及公共资金的使用是否合理、合法、有效，因此公众是最终委托人，他们有权利了解这些资金是如何使用的。这就需要有一个部门对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出鉴证或公正，而政府审计机关则承担了公众代理人的角色。政府审计机关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公共财产管理经营的不规范或低效率做出一种反应。社会公众委托政府审计机关对有关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政府审计机关有责任向社会公众公布审计结果。
我国现行政府审计是由国家审计机关派出审计小组实行审计组长负责制，其他成员在组长领导和协调下开展工作，并对分担的工作各负其责;审计组长对审计人员进行分工，审计人员各赴其任。政府审计实施过程中完成审计任务的各级组织单元包括审计部门、审计组和审计人员，审计部门派出审计组完成审计工作，而审计组又是由单个审计人员构成的。在具体的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分工独立工作。因此，审计信息的反馈渠道为“审计人员审计组审计部门”。审计部门作为审计风险的承担者(但不是被审计单位信息的第一掌握者)，必须通过在第一线工作的审计人员获取信息，因此审计人员是审计部门获取被审计单位信息的重要保障。审计人员获取的信息的准确性，以及信息由审计人员到审计组再到审计部门的传递过程中的完备性、准确性，是审计部门最终确定审计结果的关键所在。
2. 政府审计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指信息在相互作用的参与者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即有些人对某些事情的信息比另外一些人掌握得多一些。政府审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审计机构内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审计工作是一项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需要审计人员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扎实的技能。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审计规模扩大，审计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加大以及技术水平要求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成为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影响审计风险的变量。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不强，缺乏计算机、法律、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造成在审计工作中因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而产生审计方法、审计程序等方面的失误，从而带来审计风险。其次，由于政府审计直接涉及经济活动，利益的诱惑与讨价还价已成为政府审计工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尤其是做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时，过多地考虑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从而产生道德风险。此外，存在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了防止不利信息披露后被处罚，还会拉拢审计人员，而审计人员中也存在接受“租金”而隐瞒不报的情况。这被看做是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合谋行为。
(2)审计机构和被审计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存在审计与被审计、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我国现阶段主要是以监督检查作为审计目的，并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这必然使得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双方的行为目标都是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首先，现代审计是内部控制制度基础上的抽样审计，采用的是抽查法而不是全查法，而样本并不能完全反映总体的特征。特别是当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时，审计人员检查风险的控制难度就会加大，在此基础上的抽样审计也很可能存在风险。其次，审计人员不是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掌握的信息不可能很充分，因此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以及经济活动的监督并不是全面的。被审计单位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在审计过程中更会极力掩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这就使被审计单位较审计机构更具信息上的优势，而审计机构要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被审计单位，就必须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信息的“搜寻成本”过高。同时，为了保持审计的独立性，我国实行了“异地交流”制度，因而审计人员是在不熟悉的环境下进行审计的，这也就造成了信息上的缺失，加剧了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此外，还存在审计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 信息传递失真。
信息传递，就是指审计一线人员或者被审计单位以一定的媒介向审计决策者传递具有一定内容和意义并起一定交际作用的信息，从而使交际双方能够实现信息对等。审计信息传递的传统方式为纵向信息传递方式，从下到上，从被审计单位人员到审计一线人员，再从审计一线人员到审计决策人员。这种传递方式的优点是集中程度较高，具有组织性，信息传递速度较快，组织控制比较严格。但由于信息包含隐性信息和显性信息，如果缺少良好的传递机制，显性信息往往在传递过程中会失真，而隐性信息则更难以发挥作用。这些信息经过审计参与人员的过滤和吸收转化为知识。隐性信息不仅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
不确定性是信息传递的一大特性。由于信息传递受到信息发出者、接收者的技能、态度、知识以及信息传递渠道和反馈路径的影响，政府审计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也难免会造成信息失真。信息传递的过程具体见图1:
二、群决策机制设计的基本思路
1. 需要解决的难点及应达到的目标。
政府审计风险被认为是国家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在审计监督过程中，因自身行为不当以及审计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造成审计对象及与之有关的第三者的损失而追究审计人员责任的可能性。政府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承担的审计责任是一种公共责任。政府审计风险不仅包括技术层面产生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由政府审计权力、地位、目标、责任等带来的行政风险，政府审计风险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社会性。因此，与社会审计风险相比，政府审计风险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影响更长久，而风险产生的根源也更为复杂。因此，如何控制政府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审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决定审计结果的质量，也关系到审计风险控制的好坏。只有解决这个难点，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政府审计风险的出现。政府审计中风险制衡机制设计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达到政府审计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的目标。
2. 群决策应用于政府审计风险制衡机制的基本思路。
对审计风险规避机制的设计，采用问题导向型的基本范式，以政府审计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与信息不对称现象为切入点，对由于审计主体方面的原因产生的政府审计风险，从理论层面进行解析，并针对问题产生的缘由，引入群决策机制，对制度层面进行完善以及创新，从而防范政府审计风险。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审计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许多决策已无法凭借个体决策者的知识和能力单独完成，而且在审计一线人员与审计决策人员之间存在的信息传递失真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又加大了最终决策的难度。有时只能采取抽样审计等方法将有限审计资源不均等分配，而这些方法都不可能系统地直面问题的核心，尤其是在重大复杂问题上，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但如果将群决策思想引入审计风险控制当中，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三、群决策与风险控制机制
将具有不同经验的审计人员集中在一起，借助众人的智慧以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的不足，这种特定的决策团体在决策理论中称为“群”，群所作的决策称为“群决策”。对群决策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的需要也是民主的需要。李怀祖(1993)认为，群决策是指一个群体进行一项联合行动抉择。此定义关注于决策群体如何做出联合行动抉择，通常这种联合行动是很复杂的，可以是合作的，可以是竞争的，也可以是合作基础上的有限竞争等。
群决策的应用一般具有三个前提： (1) 自主性。行动者有独立选择行动的机会，其行动不受较高层权力的支配，但不排除群体成员间相互影响。 (2) 共存性。决策成员都在已知的共同条件下进行选择，群决策不能在撇开一部分成员的条件下去完成。 (3) 共意性。群体做出的抉择必然是所有参与者都一致接受的(有的成员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
图2给出了加入群决策小组的审计决策框架。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组织架构不变，但实际上职能已发生变化。审计组长和审计决策人员的权力下放，给予群决策小组充分的民主决策权。而传统决策者只是提交审计报告，本质上为向上级负责的汇总者。下一层的决策小组1对上一层的决策小组2负责。群决策小组2中的人员，部分来自群决策小组1。这种结构的好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群决策可以规避由于审计人员个人素质引起的风险。群决策可以发挥每一个决策人的才智，合理地解决复杂问题，因为不同的审计人员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背景、特长。群决策是一个能集思广益，将各个成员各具特色的知识和经验汇入一起的过程。
第二，群决策能减小、规避审计决策风险，并可以减小最终决策人的压力和风险。政府审计的最终决策缺乏系统性，对各个方面的信息过滤和汇总缺乏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容易引起审计机关最后的决策风险。由于审计风险的产生，审计机关可能会面临着政府行政领导的问责，失去领导的信任与支持。因此，审计机关最终决策人在最后结果评估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群决策可以从系统论角度发挥全体人员对风险因素的识别能力。通过群决策，可以对审计风险加以控制，促进政府审计机关的制度建设和责任规范，进而指导政府审计实践。
第三，群决策能降低信息传递的不确定性和减少信息失真。群决策式的信息传递是成员之间相互交流、通过协商进行决策。所有成员相互平等，各沟通者全面开放，可有效规避传统信息传递的弊端，实现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的合理传递，从而为最终决策者提供更为有效的信息，降低信息失真带来的审计风险。另外，群决策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审计氛围和形成激励相容机制。作为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每一项重要决策都应满足受其影响的所有审计人员的愿望和要求。
第四，利用群决策中的妥协决策可以改变审计机关利益对立关系，从而降低信息缺失程度。群决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妥协决策，即群体中各成员之间存在着个体利益上的冲突;另一类是协同决策，即群体只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个体间除了认识上的差别，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利用前者可以设计被审计单位普通人员与审计人员的座谈，利用被审计单位中的利益冲突者发现问题;而后者可以有效实现内部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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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怀祖.决策理论导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3
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机制研究 第11篇
本文尝试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特征出发, 在企业整体战略发展视野里, 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理论, 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体系框架与实施机制。社会责任决策理论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的初始资源配置决策、社会责任行为持续时的过程管理决策提供操作思路, 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一、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收益、成本与风险特征
(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收益
已有研究显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收益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收益包括:
一是社会责任通过改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提升企业整体形象和市场声誉, 形象和声誉是企业的无形商誉, 会传导到产品和销售市场, 给企业带来额外的价值创造和收益 (Schwaiger 2004) 。
二是通过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影响企业价值。如对员工的责任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提高工作效率 (Heal, 2005) ;对政府的责任承担可能得到政府的相关补贴, 如税收优惠、相关奖励等 (Schaltegger and Figger2000) , 可能获得某些政策许可在特定领域取得销售便利提高企业销售份额 (Epetein and Roy, 2001) 。
三是承担社会责任可能直接降低企业的产品成本, 社会责任优势企业一般能在行业形成成本优势 (Porter and Kramer, 2006) , 环保责任的废物回收、减少浪费等因为节约资源等而直接减少企业生产成本 (Hasen, 2004;Porter and Van der Lind1998) 。
四是社会责任可能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 并且获得产品的社会责任溢价 (Hasen, 2004) , 也可能获得无法用销售收入衡量的其他非货币价值 (Manuela Weber, 2008) 。
对社会责任收益的进一步考察归类, 社会责任收益可以分为货币化收益与非货币化收益两种。前者是直接用货币指标计量的收益, 如社会责任行为引起的直接成本的减少、资本成本的节约、销售额的增加、企业商标价值增值、补贴收入等。而非货币化收益包括社会责任承担给企业带来的其他积极效应, 如顾客重复购买率、企业声誉指数、员工忠诚度、创新能力, 难用即时的货币指标加以计量。但从企业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非货币化利益是能在未来创造货币化收益的。
(二)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成本特征
社会责任活动会发生直接的成本, 这一点和企业进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发生成本是同质的, 但在现行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报告框架下, 企业社会责任发生的成本费用没有单独核算和报告, 这是现行财务制度的缺陷, 不利于企业对社会责任活动的评价和管理。因此, 需要对社会责任发生的成本进行识别与分类。
从成本的属性上看, 社会责任成本一般都是直接成本, 可以归集到每一个社会责任项目上。从成本归集对象看, 社会责任成本可以分为对政府责任的成本、员工责任的成本、股东责任的成本、环境责任的成本、慈善责任的成本, 每个社会责任项目履行发生的成本都可以直接归属于该成本项目进行计量。社会责任活动有些是一次性的有些是长期执行的, 因此, 从成本发生的时间跨度上可以分为一次性成本和持续性成本。对于一次性完成的社会责任, 其成本都是一次性成本, 例如一次性捐赠支出, 一次性环保支出等。持续性成本是指特定的社会责任项目时间跨度很大, 需要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经常发生成本支出, 如对贫困学生完成大学期间的学费捐赠, 持续性环保支出, 对员工的长期培训计划支出, 以及其他连续性物质与货币投入等。一次性成本和持续性成本的区分便于我们对社会责任项目进行持续的评价与管理。
(三) 企业社社会责任的风险
任何一项投资活动都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它的来源有可能来自于企业内部, 也可能来源与企业外部。总体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企业选择项目的风险。企业投资者在进行项目选择时应充分考虑高管人员的职业操守、员工的胜任能力、企业现在的资金条件、发展战略及市场条件等因素是否能支撑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活动的执行;研究开发、技术投入、信息技术运用等自主创新等活动过程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是社会责任承担投入与收益及正面效果的不确定风险。一方面, 社会责任投资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投入的结果可能和初始预计的结果产生差异与偏离, 达不到产生较大的社会责任投入效益。另一方面, 可能由于社会责任承担主体对社会责任管理的疏忽, 社会责任投入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或社会责任投入与计划的差异, 都可能造成对社会责任产出效益的影响与经济后果的变化, 从而造成社会责任积极效益的不确定性产生风险。比如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可能达不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甚至给社会产生做作之嫌, 近几年出现的明星与企业“捐赠门”事件正是社会责任风险的证明。
二、社会责任决策的计量评价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可避免要发生直接成本支出, 同时, 社会责任的履行能给企业带来直接利益, 并且, 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整体战略发展相符合时, 还能给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和战略利益 (Porter and kramer, 2006) , 因此, 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价值创造与社会责任项目的成本收益大小、以及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的协同性密切相关。
同时, 社会责任绩效的提高需要通过合理地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得以实现, 使得企业的有限社会责任投入能够产生最大的责任产出 (姜丽群, 2011) 。不同企业、同一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责任最优承担模式存在差异性, 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合理的层次、范围与边界 (刘建秋, 宋献中, 2012) 。因而, 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能是随意为之, 而必须经过科学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决策与管理, 这为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在有效识别社会责任活动收益、成本与风险的基础上, 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决策可以在价值创造的视野里进行计量评价。评价的基本思路是企业在众多的社会责任活动备选项目中, 在达到社会责任社会效益的同时, 尽可能选择能给企业带来最大化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项目, 以此优化企业社会责任资源配置效率。企业可以利用关键业绩指标法 (KPIs) 来估算社会责任项目的价值水平, 基本模型 (许正良、刘娜, 2008) 为:
其中P为社会责任项目的净收益, m为KPIs指标表中指标数量, n为社会责任项目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年限, aij为社会责任对第i个关键业绩指标第j年的指标值变化的贡献系数, Iij为社会责任第i个关键业绩指标第j年的指标值, Iij-1为第j-1年的指标值, Yi为根据企业历史数据得出的第i个关键业绩指标增加一个单位造成的总收入增加, Cj为项目第j年的投入成本, r为报酬率。
三、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机制的构建
社会责任决策要求企业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结合起来, 使社会责任与自身的长期战略发展相适用, 其实质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资源的最佳配置问题。社会责任价决策是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承担规模、社会责任内部资源配置和社会责任执行过程中的管理和控制过程, 通过决策管理实现企业对社会责任活动的事前决策和过程管理控制。企业层面社会责任决策体系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 社会责任投入决策管理
任何社会责任项目的实施都会耗费企业的资源, 社会责任投入决策就是企业决定投入社会责任资源的整体规模数量和不同社会责任维度内部的资源分配份额, 因此社会责任投入决策包括社会责任整体规模决策和社会责任内部分项范围决策两个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投入规模应该与企业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承受能力相适用, 并且要考虑企业的整体战略发展需要。企业社会责任分项范围决策是社会责任总体投入在各社会责任项目层面的具体分配。社会责任内部资源分项配置受制于各种社会责任活动收益、成本的边际变化规律。
(二)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处理与社会责任报告决策
社会责任会计处理与报告是社会责任业务的客观记录与反映, 同时, 也是社会责任沟通决策的基础。只有对社会责任业务和交易进行了会计处理, 把社会责任活动转换成为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形式, 企业才能在此基础形成正式的社会责任报表和社会责任报告。目前社会责任信息的会计确认、计量、列报是会计领域的难点问题, 因此正式的社会责任报表在企业中使用较少, 而社会责任报告经过了雇员报告、环境报告、健康安全环境报告、综合性社会责任报告的演进过程。单独的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领域采用的主要报告方式。
(三) 社会责任沟通决策
社会责任能给企业创造收益和价值, 但这种价值实现和企业的直接生产经营产生收益是存在明显差异的。社会责任行为本身不是商品, 它的收益具有间接性。即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 这种行为让相关利益相关者知晓, 相关责任受益对象才会做出对企业有利的举动, 从而使得企业受益。如果企业和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就难以实现。因此, 实现社会责任价值驱动的关键在于设计有效的社会责任沟通机制。包括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社会责任内容、沟通社会责任采用的渠道和方式、如何提高社会责任沟通效益等问题 (Shuili DU, C.B.Bhaattacharya and Sankar Sen, 2010) 。
(四) 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实施机制
社会责任决策的实施机制包括如何选择与企业战略协同的社会责任类型, 社会责任项目实施的模式设计, 社会责任执行与推动的过程管理模式, 社会责任实施效果的评价机制等。主要实施步骤包括: (1) 在提炼社会问题的基础上, 识别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 列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重要性矩阵进行决策参考; (2) 针对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热点社会责任问题, 规划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目标的结合方式, 制定详细的社会责任守则; (3) 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内容制定企业的短期和长期战略, 在此战略指导下制定社会责任行动方案; (4) 把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融合到企业采购、生产、经营和销售等业务环节, 贯穿于企业整个质量控制和管理体系过程; (5) 建立规范的社会责任报告体系和内部监督机制, 利用多种沟通渠道进行及时的社会责任交流和沟通。
摘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收益与成本, 也存在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必须加强社会责任管理, 对社会责任进行决策评价, 有效配置社会责任资源。本研究构建企业内部社会责任资源配置决策及其实施机制, 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社会责任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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