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控制范文
话语控制范文(精选10篇)
话语控制 第1篇
1 新闻采编话语权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权包含了两层含义,即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作为控制他人的权力。而所谓的采编话语权是指在从事新闻采编业务中,新闻工作者发表意见的权利,他们表达的意见所产生的影响力。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专业自主性便意味着可以灵活控制工作流程、运用独立自由裁量权。换句话来说,采编自主性与采编话语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采编自主性是采编话语权的首要前提,而采编话语权却是采编自主性的具体体现。在实际工作中,新闻工作者的采编话语权会使新闻报道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因素、市场因素。就新闻报道来说,它决定新闻内容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如商业利益、官方机构。这些外部因素会在控制新闻内容的基础上,影响新闻报道的影响力。
2 新闻控制、采编话语权、报道影响力研究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更加深入而全面地认识新闻控制、采编话语权、报道影响力,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它们进行了客观、合理化地测量,并以测量结果为基点,系统地分析了对应的测试,得出一些结论。
2.1 外部压力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在日常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来自政府部门、宣传部门的领导,其次就是电视台主编、编委的看法。在面对的众多压力中,电视台经营部门、广告商的压力是最小的。受政府部门、宣传部门的压力最大是因为传媒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属于一种机制,需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切身利益,需要听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同时,电视台领导是党和政府任命的,他们在对新闻工作者提出要求的时候,代表了党和政府的意向,管理着报纸内容的生产;所以,新闻工作者在这方面受到的压力也较大。此外,在社会市场中,虽然经营因素会对媒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并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日常工作中,新闻工作者并不会经常受到来自内部经营部门、广告商的压力。换句话说,那些外部干涉因素并不会对新闻工作者的采编业务造成重大影响。
2.2 专业精神压力
从这方面来说,新闻当事人是新闻工作者感知到最大压力的对象,其次是读者、同事。第一,新闻当事人。主要是因为新闻当事人是最有资格评价相关新闻的人群,特别是评价所报道的新闻内容是否真实、公正。当然,他们也是最有资格提出质疑的。第二,读者。他们是新闻工作者主要的服务对象,所报道的内容要能满足他们的客观需求,能够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以此,为电视台树立良好的外在形象,实现社会效益,并实现最大化的经济效益。第三,同事。在日常工作中,新闻工作者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中,履行不同的岗位职责,需要达到的岗位要求也各不相同。因而,这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小的。
2.3 自我评价方面
在自我评价中,通常情况下,新闻工作者有很多发言的机会,但所表达的观点却很少被采纳。换句话说,发言是新闻工作者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想要自己的发言被采纳,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满足更高层次的客观要求。在新闻报道影响力方面,新闻工作者主要受到新闻当事人的影响。读者群体的反应是很难预测的,对新闻工作者造成的影响也是最小的。
在采编工作过程中,即使那些对自己在采编话语权、新闻报道影响力方面很有信心的新闻工作者也会感受到来自新闻当事人、读者群体、同事这些方面元素的压力。此外,职位层次也和新闻工作者采编话语权、报道影响力有着一定的联系,属于正比例关系。
3 结语
随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更新已有的知识结构体系,优化专业技能,不断丰富自身的实践经验,具备新时期需要的专业素养,为自己赢得更多获取重大新闻素材、重要新闻报道的机会,更好地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展现自我价值。进而,不断促进我国的新闻事业向前发展,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丁文龙.深度报道下电视新闻采编的相关要素及策略[J].科技传播,2013(5).
“红色经典”:话语膨胀与话语共生 第2篇
[关键词]“红色经典”;市场话语;主流话语;精英话语;话语膨胀;话语共生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178-05
“红色经典”在文章中打上引号,是要表明本文讨论的不是“红色经典”文本本身,也不是就“红色”是否“经典”展开义正词严、引经据典的学理论证。也就是说,打上引号后,“红色经典”文本涉及的知识和话语是否是真理我将不再关注,它们也不会成为本文追逐拷问的对象,我更关注的是:“红色经典”作为话语事件之所以成为可能以及可能之后的意义。用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名言就是“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一)
关于“红色经典”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个词从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出这个旗号出版一批革命历史小说以来,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话语主体对它做出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界定。孟繁华先生说“红色经典”指的是“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杨匡汉等先生明确说“红色经典”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也有学者认为:“红色经典,主要是指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文本题材,高扬着革命理想主义旗帜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实际上后来的各种话语指称远远溢出了以上这些内涵范畴。主流话语对“红色经典”正式作出解释的是在2004年4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的《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红色经典”一词用括号解释注明:“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但是这个官方解释的笼统性和不科学性当即就遭到学者的学术性反对,并因影视制作实践的难以操作性而引起强烈的争论。2004年4月22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的一位负责人曾说:对“红色经典”概念投有必要进行学术论证,也没必要下官方定义。于是这种讨论便在概念不明晰、外延也模糊中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现今,如果我们打开报纸、网页、电视便会看见“红色经典”的各种话语对象:和革命人物沾边的历史剧可以叫“红色经典”;原来的“样板戏”也可以叫“红色经典”;新时代的主题人物改编剧可以称为“红色经典”;翻唱的革命老歌可以叫“红色经典”;根据领袖人物新编演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被称为“青春励志红色经典”;在发展旅游业中,领袖人物故居和革命老区旅游叫“红色经典”旅游;革命历史纪念馆也可称为“红色经典”。“红色经典”作为盘桓于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市场话语等各种话语主体的主题话语,呈现出不断膨胀之势。我们不仅仅把自己国内的许多与“革命”有关的话语对象囊括进“红色经典”系列,而且还越位越权地把东欧和前苏联的革命文本和革命遗迹等也统统称为“红色经典”,即使他们现在已经否定,我们也照说不误,如《环球时报》2004年3月26日文化版的《俄罗斯人怎么看待红色经典》,就对“红色经典”在俄罗斯的失宠分析了各种原因,但是我们的标题却移用着国内话语场域的“红色经典”标签,从而让文章的分析有了一种反讽的解构效果。
“红色经典”作为一次持续的话语事件,实际是主流话语和市场话语共谋的结果。因为,“首先‘红色经典’这一题材很容易得到官方宣传部门的青睐,不仅能得到政策的强力支持(如‘五个一’工程),而且还能轻易得到资金上的扶持。其次由于这种题材广为人知,不仅能省下大笔宣传费用,而且容易吸引观众眼球,倘若再在剧本改编和演员阵容上下功夫,想不引人关注都不行。”确实,“‘红色经典’其实只是个营销概念,目的是迎合人们的怀旧情绪而最终把手上的文化产品卖出去。”但是,市场话语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功利性话语,其话语创新能力是无穷无尽而又天马行空的。只要能够吸引眼球、扩展市场、兜售产品、赢取利润,任何事件在市场话语中都会膨胀化,在话语的膨胀过程中,内容的实质被稀释、空泛化,进而意义模糊化,本质虚无化。在市场话语的陈述中,没有固定轨迹可循,用其广告语来说就是“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一切皆有可能”。正因为如此,国家主流话语才会对之进行必要的规范。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红色经典”话语的日渐膨胀,也是市场话语对主流话语若即若离的献媚,而不仅仅是市场功利主义单方面主导的结果。在走向消费为主导、市场来定位的艺术商品化的现代社会,政治的基本理念应当是由自我中心目的转向为市场经济服务,经济则应当上升为自足的主要生活方式;但是在这种转型期,无论是主流意识还是市场自身自足导向,都无法单独自律性地圆融运行,因而在相互掣肘中又互相兼容地依归,走向二者的共谋和妥协,产生互媚性结果。但是,当精英话语把轰轰烈烈的市场话语权接过来而不加学理性反思就高谈阔论时,不仅仅是上了市场话语的当,而且更加推动了“红色经典”话语的膨胀。殊不知,学术精英话语借用“红色经典”恰恰就已经陷入了市场话语编织的陷阱,市场话语本身就是炒作的话语,商业运作的根本手段就是话语炒作。这种话语炒作,并不是指向事实和真理本身,而是借用理想的膨化效果来达到炒作本身的功利性目的。更何况,“红色经典”本身就是商业运作中推定循环的话语设定,本身也是商业时代话语膨胀下的产物,其出笼过程大致如下:先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学中有“经典”存在,再将这种预设之“经典”泛化,并借主流话语的默许和首肯(主流话语借用其词批评其事也意味着肯定和宣传),然后引起精英话语的关注和讨论,从而使得“红色经典”成为既成话语事实。于是巧妙地“循环论证”使“红色经典”成为一种各种话语形态“约定俗成”的合理话语,至于“红色”能否成为“经典”、哪些“红色”可以成为“经典”、“红色”如何成为“经典”,都已经在这种集束话语轰炸下方向莫辨、真假难识,而话语炒作和覆盖之大功业已完成。“红色经典”话语事件在产生之初,便深孕着令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两难的话语尴尬。
如果一个概念刚刚提出便具有变动不居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态,那只能表明此概念的话语生态的失范和存在机制的动荡,从而无法培植其固有的认同场域。这既有官方管理失职、失效的责任,也有学者无语、失语时的无奈。但是作为对文化现象和本质最应该作出探讨和拷问的精英
话语,在概念既没界定明晰,外延也不曾有效圈定的情况下就把“红色经典”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话语对象来使用,只能表明话语主体自身的轻率和规则的缺失,这样只会导致话语膨胀和话语失范的加剧。此种话语失范,与其说是学术尊严在市场消费语境下的渐失和学术话语的大众化倾向,不如说是学术的趋媚化和媚俗性的泛滥,从而导致学术凝聚力的削弱和话语认同感的降低。不过,如果精英话语保持沉默无疑又意味着话语弃权,因此,在此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中,不少学者把主流话语的失语看作“红色经典”话语失范的主要责任者,譬如对于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负责人在2004年4月曾说的,对“红色经典”概念没有必要进行学术论证,也没必要下官方定义,当时的学者进行了声讨,几年后依然有学者在严厉追问:“试问:‘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怎么了?既然它是官方正式文件的主题词,怎么没有必要下官方定义呢?既然《通知》中的注解在学界有了不同意见,为什么就没有对其进行学术论证的必要呢?既然不下官方定义,那又为何在《通知》注解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修饰限定语呢?给‘红色经典’概念新加的修饰限定语中,‘岁月久远’的时间上限在哪里?‘约定俗成’的主体是谁?是哪些‘群众’‘公认’《一江春水向东流》、《阿庆嫂》、《子夜》、《家·春·秋》这些作品也属于‘红色经典’的外延?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官方面对‘红色经典’这一概念时的‘失语’或‘越说越糊涂’的窘境,反而激起了我们对‘红色经典’进行进一步学术论证的兴趣。”在这一连串的追问中,确实有合理的值得深思的责任追讨和学理的必要论证,但是为什么在《通知》发出几年后我们依然在追问呢?前几年追问过后大家又在干什么?最关键的问题还有:1.作为一个简单的官方纠偏的《通知》,它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对一个日益膨胀的“红色经典”作学术性的解释和学理性的论证?2.官方是否应该越俎代庖地去替学术界来论证和解释本该由学界完成的任务?如果我们把《通知》以及《通知》解释的话语主体理解为官方,那么他回答他不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概念的界定和学术的论证,确实是无可厚非的,虽然《通知》及后来的解释本身确实存在不规范不严谨的弊端。但是“红色经典”学理性的梳理和话语规范的制定,本来应该由精英话语去陈述。在这种追问中,与其说是“官方面对‘红色经典’这一概念时的‘失语’或‘越说越糊涂’的窘境”,不如说是学界面对“红色经典”这一概念时的“失语”或“越说越糊涂”的窘境。孟繁华先生曾说过:“作为一个职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我越来越感到我们在专业范畴内使用的一些关键词——或基本概念,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常常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使用着它们,它影响了界内人士的交流,也影响了学科的规范性。因此,有必要对我们经常使用的,并对学科具有支配性的基本概念进行一番清理,尤其在世纪之交,更具意义。这一清理,包括概念的来源、传播、使用及其歧义和影响,从而使每一个使用同一概念的人,对其内涵能有一个大体相近的理解,或者说,懂得这些概念或关键词在不同语境中各是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显然是学科基本建设性的工作。”但是,时间过去10年了,似乎大家面对国外依然频频“失语”,面向国内却又在齐声“乱语”,显然,“学科基本建设性的工作”我们是做得很不够的。
(二)
主流话语在“红色经典”话语事件中的“失语”,可以说是我国主流话语的“话语权转向”的一个可喜征兆,甚或新时期的标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获得和关系的型塑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人的存在就是话语的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具体制度所支撑起来的陈述群。话语就是权力,通过话语,个人、集团或者社会组织可以相互认识和确立社会关系,排定社会地位。话语既是认识、解释世界的方法和手段,又是控制世界和他人的武器和工具。翻开新中国的话语史,前30年(1949—1978)可以说是主流话语的单极话语霸权时期,整个社会的话语生产、陈述全部要求由上到下具有统一性,一种话语模式形成后,具有强迫的普适性。钱理群先生把这种话语称为“革命话语”,并描述为:“将‘开展无情的思想斗争’作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的战略选择,把‘斗争’绝对化、以至神圣化的概念,将复杂的文艺问题、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问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如‘人民’与‘反人民’,‘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直线化思维方式,以及‘四面是敌’的‘被围’心态,对于‘论战(批判)’的偏好,‘八方出击’的迎战冲动,将‘矛盾、冲突’的审美化倾向,以致对‘战争’语汇(自然的连同着战争思维)、强暴的语言方式的醉心,等等……并构成了形成于那个激烈搏斗的战争年代的‘革命话语’的基本特征。”这种“革命话语”霸权直接表现为命名权、解释权、主讲权和划圈权。即是说,当时的革命话语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典范性和强制性,为所有的言说者制定着游戏规则,决定着话语资源的消费和消费程度或份额。其他非主流言说者只有一件事情可干:就是复述强权话语的特定内涵、内在逻辑以及言说语境,不得违背,不得曲解;如果无法与革命话语保持高度一致,言说者便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甚至永远结束言说的机会。当时是一个话语权垄断的时代,一次接一次的政治性批判运动,矛头指向所有本该独立的话语场域,除了主流话语,其他话语都被覆盖或者消除,甚至其他话语也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譬如市场话语、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哲学话语等等,因此当时的文艺作品的艺术空间只能容纳宣传主流话语的历史合法合理性和终极承诺之崇高美好性的“高、大、全”和“红、光、亮”的理想型艺术形象,缺少个体性的人性展现和现实的多角度批判和反思,这也是至今“红色经典”被否定为“经典”的主要原因。虽然在当时这种话语霸权有其历史存在的客观原因,但其特殊存在毕竟不能成为普遍存在而全然如故地延续。
但是,历史的惯性在话语权的继承中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尤其是在那个思想大包大揽的年代所造就的“好处”:我们在无奈接受话语灌输的同时,也减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重负!恰如赵毅衡先生所说“什么是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特征?那就是,我们曾长期拥有全能全知全善的,具有充分神性品格的道德化意识形态。我们的成长,一直在这个精神的呵护与威势之中。它具有充分的父性权威,压迫我们,但它的美好许诺,也让我们免除自己寻找人生目的之苦。甚至今天,在潜意识中,我们还在怀念这个可以让生命小舟归岸停泊的乌托邦。我们的个体存在曾骄傲地沾有历史目的论的辉光,我们每日的实践,曾充满了神圣的未来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主流话语一旦逐渐实行话语权转型,开始放弃全方位的话语垄断时,精英话语就出现了茫然和混乱状况。从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与分歧,直到今天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失
语”与“乱语”,很难不让人部分地怀念“话语垄断”的好处(虽然历史不会开倒车):它虽然剥夺了其他话语的空间,却至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了话语的上下有序和降低内部话语的无效空耗。但是现在中国应该给思想和话语指明方向的精英话语界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追新求异的言说者自说自话,话语对象模糊、陈述方式杂乱、概念自行圈定、主题自立山头,个体走向极端自由,相互交流成为互相掣肘;批评话语大狂欢,好高骛远,中西古今概念术语杂陈,词汇大跃进而思想不上进,思想无法整合,语言成为垃圾碎片。出现了“给你思想自由,你不知道往哪里走”的尴尬、茫然、混乱场面,恰如你进入产品极大丰富的菜市,你眼花缭乱,东走西窜,什么都想要却常常忘记什么最需要。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主流话语肯定不会重返单极话语霸权的“宝座”,这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性政府职能的自律性职责的原则体现;当政治只是公共社会的一项功能时,它就只能将自己的话语权局限在对内对外的政治公共服务的场域,而非如原来渗透进而控制所有话语。因为扩展政府权限时,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会无限扩大,导致社会发展的僵化和萎缩。更何况,政府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完美无缺的主体,政府制定的规范都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异质化和多元化,对社会各方面的规范也相应变得日渐复杂和难以把握和确立,所以,市场、社会、学界、政府只能根据优势互补原则来各行其职,相互纠偏,良性发展。因此,主流话语面对市场话语和精英话语以及其他话语,只要不影响国家、民族的公共安全与和平发展以及传统的道德价值底线,主流话语可以采取不参与的立场,否则就会形成话语越位和话语越权。应该说,在话语权的转型期间,由于话语职责的日渐明确,主流话语在国际话语家庭中产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建构性、生产性的话语范本,如“一国两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绿色奥运、绿色北京”等等,这些话语本身就赋予了我们一种权力。
所以精英话语在此种语境中,更应该看到自身的话语建构机遇和责任,而不是在盲目抢占话语空间时因自身的“话语断奶”而诿过于他者话语的“失职”,更没有必要面对强大的外来话语而“惊艳”导致“失语”和“乱语”,毕竟话语权的逐渐拥有和建构是一个过程,甚至长期的过程。而现在,我们面临的国内话语界是一个日渐提倡话语共生的走向话语和谐的语境,“红色经典”话语事件中出现的话语膨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指向。
(三)
大家虽然对“红色经典”的学理争论很难趋同,甚至不少方面针锋相对。但是,大家能肯定的是;无论“红色经典”的话语对象多么泛滥,所有的“红色经典”无一例外都和国家权力有着直接和间接的紧密关系,它是以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全方位的革命和建设为描述对象,是对政权合法合理性的竭力构造,与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话语方面保持原则上的协调一致,它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给国家政权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哪怕它有意识形态的某种虚假性甚至极端性,国家政权也应该有保持其神圣性的理由和依据。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崔健翻唱《南泥湾》便不可避免遭到封杀,这只能解释为主流话语霸权惯性的滑行,后来其他“红色经典”日渐被市场话语进行大众娱乐消费,主流话语渐行渐远地保持着适当距离宏观调控。但是,消费时代的娱乐倾向却开始冲垮大众的道德价值和信仰底线,因此2004年才第一次出现了主流话语对市场话语在“红色经典”中的恶搞倾向的规范。但是,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这次《通知》出台的仓促和无奈,后来负责人的进一步解释和遇到市场话语和学界话语的反对后的修改《通知》内的附属名单,以及到最后干脆从官方网上拿掉《通知》,都证明了主流话语的开放心态和主动合理的退让。而且《通知》本身确实只能理解为一个规范性文件,不完全具有强制性,而且也不具备渗透性强制的可能。否则,在《通知》出台后依然有以各种“恶搞”戏谑“红色经典”的现象就无法解释。并且,当主流话语意识到本身在陈述过程中由于话语对象及模式出错或者欠佳时,它主动退出话语权的把握,把本应归属于精英话语的学理阐释权交给学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这本身就是原来单极话语霸权向多极话语共生的有效转变。
“共生”本来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本义就是不同生物物种之间互利互惠、互存互亡的唇齿相依的生态关系。现在已经被广泛引入不同学科的各个领域,认为“共生”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自然本身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内在统一和谐的存在状态。人与人的共生就是有着异质性的人、集团、社会之间的互利互惠、互存互亡、唇齿相依的存在关系。而人的存在是一种话语的存在,因此探究人的共生状态可以直接考量话语共生的状态。当然,人的共生状态并非一直存在,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状态,这个时候可能就表现为话语独霸或者话语争霸,而不可能是话语共生。话语共生最本质的特征是共存共进性、互相开放性、互为主体性。也就是话语群和话语主体相互独立、互相承认、互相依赖、互相进退、具有互激互动性和主体间性。因此话语也只有参与到话语群中互相交流和博弈,才能确立话语存在的意义,话语主体也才具有主体的独立和获得自身的权利和价值。所以话语共生是话语群和话语主体多元性和异质性的有效和谐的统一,是话语和谐的基础性状态,而话语和谐是话语共生的理念诉求和最高形态。一个社会只有允许话语共生,才能发展为话语和谐。
话语共生状态是一个没有支配和主宰的平等对话空间,各种话语主体在这里凭借平等和理性的对话原则进行良性互动。但是,在话语共生状态里面,尤其是开始阶段,常常伴随话语膨胀,因为各个话语主体拥有充分有效的话语空间,不可避免会对相同的话语对象生产反映代表自己立场、利益和角度的系列话语群,从而产生不同的陈述方式和概念、主题集合,于是出现话语膨胀现象。话语膨胀一般可以简单分为纵向膨胀和横向膨胀。纵向膨胀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话语具有历时性语境内涵,不同语境形成了对同一对象不同的陈述方式、概念和主题,这是一种层累的话语膨胀,具有福柯所谓的知识考古学的意义。横向话语膨胀是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由于话语权的主动或被动开放而导致的不同话语主体对相同话语对象由于出发点、价值观、评判标准相异而产生的不同话语涵义的现象,这是平铺式话语膨胀,可以作为一种静态的横截面研究话语是否共生的模本,由此也可以查看社会现状的真实再现。“红色经典”作为话语膨胀的话语事件,便是横向话语膨胀的现时范本。话语膨胀决定了各种话语的相互限制性,在“红色经典”话语事件中,主流话语肯定会限制市场话语流向无限扩展和披着“红色”实则溢向灰色、情色之消费陷阱对话语本身的消解;精英话语也必定会对主流话语的某种僵化和失效以及超越主题的失范进行质疑和讨论;大众话语也会跟风似地附和或者创新式地参与甚
至“恶搞”般地消费娱乐;市场话语对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必定反弹,同时市场话语的膨化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规约着其他话语议题设置的范围和程度。各种话语交互影响、共同进退却又彼此各为主体,形成一个相互纠结、彼此规约的话语网络,诚如福柯所言:“我们终于可以在数种话语之间描述相互限制的关系,这些关系中的每一种关系都通过对它的范围、方法、工具和使用范围的分化表现其特殊性的不同标记……整个这种关系的作用构成了规定原则,它可以在特定话语的内部允许或排斥某种数量的陈述。”㈦
通过讲述“红色经典”话语来透析这个年代,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当今的话语状况:主流话语因开放话语权而引起的话语权转型,导致市场功利性话语的膨溢,大众话语因为市场话语引诱出现失范,精英话语面对国外强势话语“失语”,面对国内纷繁现状“乱语”。但是这些不同的甚至失范的话语,如上所言,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互相推动、互激互发而又各自为体的。话语共生的基础和表征就是话语主体都拥有有空间的话语和有话语的空间,不同的话语带着自己不可化约的异质性进入公共话语场后,能够做到同时在场又保持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是话语共生的主要特点,也是以前任何有话语霸权的时代不可能具备的特色。在我国曾经长期存在的话语霸权日渐消退时,各种话语群肯定会出现“话语失重”状态的“膨溢”、“失范”、“乱语”或者“失语”,但相较原来的“无语”、“齐语”却是巨大的进步,也是话语共生的生动性的直接体现。
在这话语开始共生的年代,我们也可以管窥出话语和谐的征兆。透析“红色经典”话语事件,不仅仅可以看到政治话语权的下放,而且可以看到各种话语对自己历史的宽容和理解态度。我们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那样对“红色经典”的年代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而是对历史开始采取理性的平视。对历史的评价实际就是对现实的评价,历史作为无数话语事件的集合已经渐行渐远,而反观者对其若依然耿耿于怀,不能理性宽容地看待,则他对更加切己的当下话语的评论难免有先验主观的预设之偏见,和谐的话语交流也就难以完成。评价者的公正态度直接构成话语和谐可能之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对于“红色经典”话语事件中涌现的不少西方的理论元素,甚至一些解构主义理论,消解崇高的后现代手法和娱乐消费主义的“恶搞”手段,都能够在批判的话语建构中理性分析。这些现象都暗示着:话语共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话语和谐。也许只有在认清这种语境下,精英话语作为时代话语的代言人,才会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对历史与当下进行沉潜深远的学理性反思与观照,才不会出现理论的滞后和“乱语”或者“失语”的现象,并由此建构真正有特色的、切实有效的中国话语理论体系,从而在国际话语大家庭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话语控制 第3篇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对于新闻报道节目内容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很多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都希望报道能够更加有深度和爆炸性,并且希望新闻能够更加新颖。新闻从业人员需要使用各种各样有效的方式和对策,灵活地对社会市场和政治进行双方面的发展,这样才能够扩大新闻所涉及的内容。在我国的媒体行业中,新闻采编工作还需要在多方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新闻媒体报道的影响力。
二、新闻采编过程中话语权的概述
从某些方面来讲,新闻采编内容中的话语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也就是新闻采编人员的说话机会和说话的权利,同时这也属于能够控制他人的权利。在新闻采编过程之中,新闻采编工作的话语权主要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发表自身意见的主要权利。新闻工作者所表达的意见能够对新闻内容产生影响。同时,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性能够帮助其灵活地控制工作的进展和流程,并且良好地运用自身的裁量权。总而言之,采编的自主性和新闻采编的话语权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采编的自主性是采编话语权最主要的前提,采编的话语权是采编自主权的良好展现。[1]
三、新闻控制、采编话语权和报道影响力的研究
在实际的采访工作之中,为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新闻的控制以及新闻采编的话语权,保证新闻报道具有影响力,很多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关内容的研究,并且对于这些内容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一)来自外部的压力
对于媒体行业中的新闻采编人员来说,他们日常工作的压力最主要是来自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宣传部门,其次就是来自电视台的领导人员。电视台的经营部门以及广告部门受到的压力相对比较小。受到政府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压力最大,是因为媒体行业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也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机制,其主要的内容和任务就是为党和国家人群服务。新闻工作者在采编工作中所受到的外部压力也相对比较大。但是,新闻工作者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内容中,不是经常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也就是说,外部的干涉并不是对新闻采编人员采访任务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2]
(二)专业精神的压力
在专业精神方面来讲,施加压力最大的对象是新闻当事人,其次是受众。首先,新闻当事人员施加的压力最大,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当事人是最有资格评价新闻内容的人群,其对新闻是否公正和真实的评价是压力的主要来源。其次就是来自受众的压力,受众是新闻工作者主要的服务对象,因此新闻报道需要在客观方面满足受众的需求,这样才能为其提供良好的服务。在这个阶段,我国大众媒体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和商业的压力,并且被严重地控制住。新闻媒体想要快速发展,就需要在运行的底线和政策法规中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为电视台树立良好的形象,也是新闻采编人员压力的根本来源。但是在新闻工作中,由于岗位不同,新闻采编人员采访和报道的新闻内容也是不相同的,所以其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其实相对比较小。[3]
(三)自我评价方面的压力
在自我评价的过程中,很多新闻人员有发言说话的机会,但是其所表达出的观点却很少被采纳。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想要发言的内容被采纳,还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以便于满足更加高层次的客观需求。新闻内容是人们娱乐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人们满足精神需求最为基本的内容。新闻采编是现阶段我国新闻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项组成内容,同时也是新闻内容的灵魂。可以说,新闻采编工作在新闻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采编内容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新闻报道的质量。很多读者的反应是难以被预测的,因此,新闻人员在接触不到受众的时候,还需要不断检讨自我,才能够避免其中的压力。
四、结语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随着新闻媒体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新闻工作者在新闻采编工作过程中需要在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能力,注重在采访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方式,并从根本上改善自己采访中出现的错误。同时,采访人员还需要更新自己现有的知识体系,优化自身的新闻采访能力,丰富自己的实战经验,这样才能获得越来越多的重大新闻素材。另外,新闻人员还应该抓住重要新闻的报道机会,良好从容地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够保证新闻人员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够快速促进我国新闻事业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和进步,保证新闻工作持续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新闻采访工作还需要注重新闻控制和采编的话语权,以加强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保证有更加良好的经济效益。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精神生活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也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最根本的内容。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之下,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信息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我国新闻媒体的地位在逐渐上升,同时这一工作也处于一个飞速进步的阶段。在新闻工作中,新闻采编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本文针对新闻采编工作中新闻控制、采编话语权以及报道的影响力情况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在根本上促进我国社会媒体环境的发展。
关键词:新闻控制,采编,话语权,报道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周葆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运用及其影响因素:一项针对上海青年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2):34-53+119-120.
[2]庞道锋.“I传播”生态下报纸的生存选择——以微博为对标,基于用户体验与新闻经验的综合考量[J].山东社会科学,2013(02):90-100.
话语控制 第4篇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 思政课 话语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55-02
批评性话语分析学者费尔克劳认为,社会制度是由“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以下简称IDF)组成,其中占主导地位的IDF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能力将意识形态自然化,也就是说,能使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常识出现并赢得主体的接受[1]。这启示我们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充分发挥教学话语的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改变话语的语篇形式,突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维度
从话语的分类系统来说,教师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向学生传递思想教育的信息,突出话语中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维度。像“我们”和“他们”的分类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同中心主义”,排斥与我国意识形态向左的社会或个人。与上述的直接分类相比,“过分词化”用大量不同的词语来描述或指称同一事物,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教育更具隐蔽性。如有的教师在讲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思想文化教育渗透时,多次交替使用了“西方资本主义”、“西方国家”、“ 西方思想”几个词,意在向学生说明西方国家与我国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确立什么样的思想政治倾向,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从话语的情态系统来看,教学过程中合理地选择人称代词,可以有效地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有的教师讲学习思政课的意义时,从自己学习思政课的体会来谈思政课的意义,这样的现身说法和“我们”一词的运用就给学生一种平等相待、休戚与共的感觉。
从思政课教学话语的及物性来分析,也就是探讨思政课教师如何运用语言进行过程的描述,对此笔者在观摩了一些优秀思政课教师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总结了以下几种对思政课教学具有启发意义的及物性话语类型:第一,平行结构和转折结构的使用。平行结构的使用能够增强语言的力度,激起学生情感上共鸣,从而实现话语的劝诱功能。而具有转折意味的隐含逻辑语义关系则能令学生明辨是非,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第二,把过程的规范性描述转化为对具体行为或动作的描述。课本上有关理论或思想的语言描述往往是平实而规范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将其转化成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第三,将社会的新话语融入到思政课话语描述中。近几年,随着QQ、微信、博客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大学生们对各种网络文体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二、通过不同话语体裁的交织,激发学生的思想共鸣
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很强,在课堂上传统意义上的简单信息传递达不到震撼他们心灵的效果,他们希望老师能够尊重和理解他们的思想。这就需要教师通过重组话语秩序和交织使用话语体裁,使课堂话语“生活化”、“聊天化”,以此来向学生表达自己的“同情心”。如有的教师给学生讲“助人为乐”,先是从我国古代广为流传的格言开始讲起,通过讲传统,把现实中“助人为乐”对大学生的意义以及大学生该如何助人为乐的问题娓娓道来,这样将传统和现实的话语题材接续在一起,从“根”上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助人为乐”的美德教育。
三、运用隐性话语,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氛围
在批评性话语分析家看来“意识形态的运行隐匿最深时其效果最佳”[2],这启示我们在思政课课堂教学中不能忽视隐性话语的作用。运用好隐性话语需要教师树立主体间性教学理念,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利用神态、站位、话题控制等隐性话语营造一种平等、民主的教学学习氛围:教师教学的神态不应是淡漠无力或是咄咄逼人的,而应该是饱含情感的,能够与学生在无形之中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交流;教师的站位不应总是局限于三尺讲台之上,而是应该多多走下讲台,到学生中间去与其交流,消除学生心中教师高高在上的权威形象;教师在课堂上应尽量减少指定性或强制性话语控制方法的使用,在话轮接管、主题控制等方面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感。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在西方社会和语境中生成的,完全照搬这种话语分析方法来研究我国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话语是不合适的。西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倡导者进行话语“批评”的最终目的是运用“再创话语”实现社会变革的政治使命[3];而我们对思政课教学话语的分析则是侧重于话语功能的研究,使话语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所以,本文对话语的研究虽然借鉴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些思想和方法,但很显然其中不带有尖锐的“批评”。不过,批评性话语分析却启发我们去关注我国社会的新变化与思政课教学话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将为未来思政课教学话语的创新研究铺设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丁健新.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第2版)[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2] 王永祥.外语教学课堂话语对话性研究——主体间性外语教学课堂话语模式的构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话语分析的新视角——积极话语分析 第5篇
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当代话语分析始于1952年Z. S. Harris 发表在Language上的名为《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话语分析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和完善。使用中的语言即话语。所谓话语,不仅指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所使用的口头或书面语言,还指一种社会实践和过程。话语不仅可以用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反映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话语能对社会进行构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体现着权力和意识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既能促进社会再生,也能促进社会转型。当今学术界对话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非批评性话语分析(no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和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两类。而J.R. Martin在1999年伯明翰批评话语分析国际研讨会上则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PDA)这一全新的概念。此后,Martin、White和Wodak等人发表了许多文章,对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本文将对积极话语分析从其产生的背景、哲学基础、理论方法和语料选择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并尝试对这一话语分析的新视角给出自己的定义。
二、话语分析的“非批评性”到“批评性”转向
因受到西方现代主流语言学说的影响,非批评性话语分析采取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某些方法,忽略了话语的社会性和作为主体的人在话语产生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更忽视了话语中所隐藏的权力、意识形态及不平等的现象,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批评性话语分析从批评语言学发展而来,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它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不同于主流话语分析的“语言反映社会、语言中含有社会因素”,批评性话语分析把话语看作一种社会实践,既能促成社会的再生,也能促成社会的转型。它是一种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主要理论依据的社会指向的话语分析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用来分析社会实践中的话语和其它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关注社会生活在话语中的变化及语言符号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改变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语言分析理论和社会分析理论相结合,既侧重于话语的分析,又重视话语中那些至关重要的社会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多向度、多功能、历史的和批判的,既有利于实践,又有利于理论的话语分析方法。尽管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批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批判”和“挑毛病”的意思,其内涵已经延伸为“评论”、“评价”、“解释”以及“揭示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之间隐含的关系,即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批评性话语分析学者来说,意识形态则被解释为不含负面意义的“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一般观点和看法”;但是其“消除语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的目的决定了其“揭露”和“否定”的立场,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例如CDA过于侧重政治,过于重视批评,以消极的态度影响社会。
三、积极话语分析概述
针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不足,积极话语分析应运而生。“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是 J. R. Martin教授在其论文《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中提出的,他认为话语分析的对象不应只是一些含有不平等现象的“坏新闻”(bad news),也应该包括主张和平与平等的“好新闻”(good news)。因而积极话语分析不是一味揭示话语中阴暗邪恶的一面,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分析话语,倡导一种新的话语分析视角,以正面向上的思想来引导受众。
以Martin为代表的积极话语分析学家们与批评性话语分析学者们一样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语言看作是社会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因而其哲学基础同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但积极话语分析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基础上主张用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现象,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来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并期望通过话语分析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因而其对待各种矛盾和冲突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更具建设性意义。
积极话语分析旨在朝着“和平语言学”的远大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这就是说,积极话语分析家们既研究权力因素对话语的影响,更注重社团精神,其进行话语分析的目的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批评性。因而“和解”(reconciliation),“一致”(alignment)和“设计”(design)等词语在他们的论述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评价理论是积极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评价理论是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关注话语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Martin对评价理论的定义是“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即话语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的情感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各种方式。”评价理论讨论的是话语或话语主体表达、协商、自然化特定主体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意义资源。评价资源根据所评价的对象被分成三类:对事物价值的评价—鉴别(appreciation);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评价—评判(judgment);对人的情感的表达—情感(affect)。近些年来,评价理论被较多地应用于报刊话语、政治及历史话语分析之中,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
在分析方法上,积极话语分析主张“三多”,即“多模式”(multimodal):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多层次”(multistratal):对语言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层面作分析;“多功能”(multifunctional):运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围绕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展开分析。
在语料选择上,积极话语分析特别重视对“地域”(site)的选择。这里所说的“地域”,不是指某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而是话语所涉及的领域(locale of discourse),除了社会冲突外,积极话语分析还关心外交、斡旋、谈判、会议和咨询等话语。在这些话语中,最受重视的是那些政治性强、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Martin就针对澳大利亚政府两位总理Howard和Keating对澳大利亚政府曾强行驱使土著儿童与其父母分离的政策所做出的道歉进行了积极话语分析,在揭露Howard推卸和掩盖责任的本质的同时也肯定了Keating话语中积极的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勇气。
目前,对积极话语分析的定义还不明确。我们在对其作了初步的探讨之后认为,积极话语分析是“从批评性话语分析发展而来,采用积极的态度对话语进行解读、旨在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的话语分析方式”。
四、结语
对于正处在起步阶段的积极话语分析来说,其理论、方法还有待进一步阐明和完善,实践还需进一步开展和丰富。虽然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毫无疑问,积极话语分析是有发展前景的。积极话语分析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消极阴影中走出来的尝试是具有建设性的,是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其通过话语分析的活动来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积极的、与时俱进的,相信也将会成为话语分析发展的潮流。对于话语分析的各种方法和角度,我们不能说孰优孰劣,应是各有千秋,如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各种理论,取其所长,相信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这也应该是进行话语分析活动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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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AIRCLOUGH,N.Language and Power[M].New York:Longman,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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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海龙.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06(2).
话语控制 第6篇
关键词:福柯,话语,秩序,权力
福柯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从早期的“知识考古学”转向了后期的“权力谱系学”, 作为这一转变的重要过渡, 就是福柯在1970年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所发表的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而在此之前, 福柯已发表了《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四部著作, 在法国及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些著作中, 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模式探究了临床医学话语、精神病学话语、心理学话语、语言学话语等的来源、构成以及社会历史效应, 在这些不同的知识领域中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视角对“知识”的构成及演变过程进行“考古学”的分析, 因而“话语”这一术语在《知识考古学》中也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1]。《话语的秩序》一文标志着福柯的研究进入了“谱系学”阶段, 福柯的话语分析工作的重点也由此转向对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及其与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 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 权力与知识是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的。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为其研究领域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假设, 即:“在每个社会, 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 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 控制其偶发事件, 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2]在这个假设之后, 福柯紧接着又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用来“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基本程序, 这些程序由一系列的约束规则所构成, 这些规则可总结为“话语的外部规则”、“话语的内部规则”以及“话语主体的使用规则”。福柯从这三个方面总结了影响话语秩序的各种因素, 对话语的控制使得话语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在特定的规则下有序进行。
一
福柯从话语的外部环境入手, 揭示影响话语的生产、流通、分配机制的原因, 主要表现在社会对话语的排斥机制, 这种“社会排斥”包括三条准则: (1) 禁律原则。人们说话必须要分时间和具体环境,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力不分时间、环境地讲任何话语。这便是言语禁忌, 包括对言说客体的限制, 言说场合的仪式化及规则化和言说主体的特权或权力限制。它们相互交叉, 相互作用, 相互补强, 形成了一张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福柯认为禁律原则借助于话语外部所处的历史、社会机制, 揭秘话语与欲望及权力的关系和话语存在的双重原因, 话语就是权力, 表明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3]。 (2) 区分和歧视原则。这一原则是权力对言说者进行区分, 它排斥荒谬, 讲求言语逻辑, 只接受和认可其中特定类型的言说者所讲的话语, 而对另外类型的言说者的话语加以否认和拒斥。比如说对理性与疯癫在内的非理性的区分, 欧洲数百年来疯子的言语要么无效, 要么就是被当做真理;要么作为非理性而被拒绝, 要么被赋予正常人所谓的理性。由于疯癫和理性之间的这种分化和对立, 疯人话语从来没有像理性话语那样流行。福柯认为社会制度影响着话语实践, 即使通过新的体制进行不同方式和不同路线的运作, 理性与疯癫的区分仍然存在。 (3) 真理意志。“真理意志”也可以称为“求真意志”, 这是对话语进行排斥的最为有效的机制, 更需依靠社会制度的支持。它有一整套实践制度, 如书本教育、书籍出版、图书馆、实验室等, 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 真理意志一旦得到制度化的支持, 还会对其他话语形成某种限制和制约性的权力。因此, 真理与谬误的划分也是一种历史的、可修正的和制度性的话语限制系统, 真理意志对言说“真实”话语的权威性是由权力所决定的。
二
福柯又分析了话语内部内部发挥作用的约束原则, “因为这是话语本身自行控制, 即充当分类、排序、分配原则的那些程序, 此时似是要控制话语的另一维度:事件和偶然性。”[4]从这种约束原则中可以归纳出三点准则: (1) 评论原则。评论一方面通过评论文本 (如那些仪式化的宗教教义、法律条文) 而无限重复生成新话语, 这类话语并不是对原始话语的简单复述, 而是要诠释暗含其中的多重或隐蔽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要立足于文本, 说出文本之外的话语, 以形式的同一性和意义开放的多样性来消除话语中的偶然因素, 对文本进行完善。 (2) 作者原则。在这里作者并不是相对于读者的一个概念, 也不是言说的个体或创造文本的个体, 而是话语意义统一的来源, 是把各种纷乱虚构的语言连贯统一起来并赋予其现实性的话语组合。作者变成一种功能, 这种功能为某些特定的话语所要求和规定, 却为其他的话语所遮掩。福柯认为作者要采取自我和个性的同一性来限制话语的偶然性, 实质上是对评论原则某种程度上的补充。 (3) 学科原则。不同于作者原则, 学科是由一个客体领域、一套方法体系、一组所谓的真实命题、一系列规则和定义以及技术与工具来定义的, 所有的这些构成了一个可以使用的匿名系统, 谁有需要就可以使用, 无须将发明它的人联系起来。各种学科的存在要遵循某些必要的条件和规则, 它们对知识进行类比和整理, 把所有不能类比的东西排除其范围之外。学科原则又与评论原则相异, 因为学科不是要重新发现、解读话语的意义, 也不是要重复某种同一性的限制作用, 而是要建构新的陈述话语。学科在其自身的系统之类也有真假命题之分, 却并不影响学科对话语的操控, 假命题也需在话语实践中得到认定, 受到话语的监督。正如福柯所说“学科是一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学科通过同一性的活动来限制话语, 其形式是规则的永久重新启动”。[5]
三
福柯提出了第三组限制话语的原则, 这组原则涉及话语主体的使用权限。它不是用来控制话语, 而是用来控制言语的主体, 对话语的使用者给予一定的规范。有些话语领域对所有的话语使用主体开放, 有些话语领域却是禁止和限制大部分的话语使用主体, 正是在限制系统内交换和交流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福柯描述了对于此类的四种限制。 (1) 话语仪规。宗教、法律、医学和政治等话语系统都取决于对仪式规则的利用, 仪规帮助确定话语主体所处的地位和即定角色。 (2) 话语社团。它的功能是保存和生产话语, 因此必须依据严格的规则在有限的空间内使用、流通和分配话语。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权力的色彩, 在话语主体的使用过程中, 听说两方的角色是不可置换的。 (3) 信条。信条不同于话语社团, 它在话语个体数量的规定上是不受限制的, 同时也是”作为忠于某一阶级、社会阶层、民族、利益、反叛、抵抗或接受的标志、表现和手段”, [6]它想从话语圈子的封闭中冲出来, 让自己得以传播。信条通过某些特定的陈述并以这些陈述为基础来分辨言语主体, 从而来划分正统和异端;反过来又以言说主体为基础来分辨陈述, 从而来划分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因此, 信条导致的“从属”是双重的:言说主体对话语的从属及话语对作为组合的言说个体的从属。 (4) 社会对话语的占有。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规则和机制来对知识或话语进行分配, 这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对话语使用主体的控制。教育就是最主要的代表, “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7]
四
基于对话语秩序的认识, 福柯还提出了反向原则、断裂原则 (非连续性原则) 、特殊性原则、外在性原则的方法论作为区别于传统的话语分析方式。在《话语的秩序》中, 这四个原则可以被归纳为事件、系列、规则性和可能性条件, 与创造、整体、本源和意义相对立。后四个概念实际上主宰了西方传统的思想史, 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讲, 传统的思想史总是致力于在它的研究对象中去寻求“内聚力原则”、共同点和一致性, 企图最终把矛盾消解在某种同一性之中。福柯的任务, 就是要通过上述四个基本原则或对应的四个基本概念的运用, 来展开一种新型的话语分析工作, 揭示权力建构起来的话语秩序。这种新型的话语分析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批判性分析。批判性分析针对的是包围话语的机制, 即通过上述“反向原则”的运用来区别和揭露话语的控制规则 (如排斥、限制、占有等) , 分析它们按照何种需要得以形成, 又如何被修正和置换, 它们对话语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有效地施加了哪些限制, 还需必须分析它们形成的话语规律性, 从而解开束缚话语的禁忌之网。二是谱系学分析。谱系学分析针对的则是话语有效形成的系列, 即通过非连续性原则、特殊性原则、外在性原则的运用来探讨话语是怎样通过、忽视或借助于这些限制系统而形成的, 对它们当中的每一个来说, 具体的标准是什么, 出现、发展和变化的条件又是什么等等, 它要在话语出现的地方发现话语, 即便它是与限制它的体系一同出现。批判性分析和谱系学分析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任务上有所不同, 但它们之间也不是完全割裂的, 而是相互交替、相互支持补充的。
结语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表达了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话语的结构和组合规则;另一方面是权力对话语的监控, 也是一种对话语的传播、范围、内容和使用进行调控的结构和程序。这里对《话语的秩序》作出的归纳和分析就是为了突出福柯理论的一个核心:权力。“真理”和“权力”是福柯在文中所要论述的两大主题, 在福柯看来, “真理只是在特殊历史状况下被权力所认可的暂时的有用性东西而已”。[8]由于纯粹的知识总是受到权力的压迫, 真理难以在权力面前展示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 并且在权力的筛选下, 话语也就无法以其语言的形式展现社会冲突, 反而成为一种斗争的手段和方式。权力把话语中包含的危险性的东西剔除出去, 只留下所谓的“正确”的东西。因而话语被理解为权力的各种表现形式, 不仅要受到权力的制约, 更是权力的产物。“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9], 它规定什么是可以说的, 什么是不可以说的, 这些从话语个体嘴里说出来的言论必然要受到以“机构”方式和政治方式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影响, 这样一来, 话语分析就转变为某种方式的权力分析了。
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 福柯的论述已经隐约地展现出一种新的意识观念, 即:权力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否定性力量, 它更是一种制造、监督话语的肯定性力量。权力体系对认知的调控及对话语的监督, 使得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 (受社会历史制约的话语) 的主次关系被打破, 一种新的权力——知识观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开始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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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文·克拉达, 格尔德·登博夫斯基编《福柯的迷宫》[M], 朱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第220页。
话语控制 第7篇
关键词:话语冲突,附加性话语,人际缓和效用,话语分析
冲突, 对立, 威胁, 缓和, 和谐是人际交往中普遍碰到的现象。要想让人际关系顺利地进行下去, 必须要化解它们, 将负面的转为中立或正面。化解冲突, 实现语言顺利的交流, 是我们日常交际的最终目的和永恒主题, 这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有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 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从而成功实现交际目的, 也能使得社会变得更美好和谐。根据GRICE的合作原则理论, 他提出交际的目的在于传递信息或获取信息, 因此听话人总希望说话人能够提供所期待的相关信息。尽管如此, 在我们平时的交际中, 由于各种原因或受制于各种语境, 说话者可能会附加一些额外信息或附加性话语。虽然从句法角度或听话人的信息需求来看, 附加信息是多余的或者可有可无的信息, 但从语用角度和礼貌原则的角度来看, 附加信息的出现并非多余或可有可无, 相反, 它是有必要且不可缺少的, 在交际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在言语交际中有其积极的用语功能, 特别是在冲突语境下, 它起到了缓解人际关系的作用。
1 话语冲突语境
1.1 冲突性话语
交际双方在对话, 访谈等言语交际过程中, 因为对某事持有不同观点, 立场等往往会导致争论, 反驳甚至是争吵等冲突对抗的言语事件或言语行为。这里的“争论”“反驳”“争吵”等冲突性言语就被称为“冲突性话语”。“不相容”和“对立”是冲突性话语的典型特征。从Barki和Hartwick (2004) 的研究中, 我们总结出冲突具有三大特性:1) 负面性;2) 分歧性或排斥性;3) 干预性。它们三个特征之间也会彼此影响。
1.2 冲突性话语的两种效应
交际双方在言谈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指责, 批评, 否认, 质问等可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冲突回应, 这种冲突性回应话语也称之为冲突性话语。Eisenberg和Garvey (1981) 认为反对, 异议等可以针对某一行为, 请求, 断言等, 并引发听话人的对立性回应。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冲突性话语源自于争论, 异议, 批评, 争吵, 责备, 质问等言语行为, 一般是属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认识, 情感, 态度等方面的差异或者对立。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回应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回应措施:
第一, 听话人做出反对, 反驳性回应, 即出现冲突性回应。这种情况下会加剧双方的对立, 如出现观点, 见解等的不同, 或引起抱怨, 愤怒, 不满等负面情绪, 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这对于人际关系来说属于冲突性话语的负面语用效应。但是冲突性话语也能改善并提升人际关系, 或因冲突消解后加深交际双方的关系情谊等, 这属于冲突性话语产生的正面语用效应。但是一般情况下, 前一种冲突性话语产生的负面效应比后一种产生的正面效应更常见。
第二:听话人做出表示妥协, 接受, 甚至是认可等, 这种情况属于缓和性话语或回避对方的冲突性话语。这有利于弱化双方的言辞冲突对抗, 从而缓解对立对抗情绪。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视为冲突性话语引发的一种正面效应。
2 附加性话语
通过GRICE的合作原则理论, 我们可以得出, 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的交际目的在于传递信息或者是获取信息, 因此听话者总不可避免地会期待说话者能够提供其所期待的相关信息.尽管如此, 在日常的言语对话交际中, 这种期待并不能都如期而至, 往往会出现一些情况不如我们所愿。
例如以下2个例子:
(1) 杨澜:你的责任感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陈可辛:我的责任感体现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
杨澜:那你为什么还不娶她呢?
陈可辛:我们的关系, 跟结了婚是没有分别的。我个人觉得, 这个我个人觉得, 我也征求她的意见, 要是她觉得有分别,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觉得那些事情是极不浪漫的。
<杨谰对话热点人物:杨澜访谈录>
(2) 周瑞家的又问姥姥道:"今日还是路过, 还是特来的?"
刘姥姥便说:"原来特来瞧瞧嫂子;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 若不能, 就借重嫂子转致谢意罢了."
<红楼梦第六回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 以上划线部分的信息是除了主体必要提供的必要信息之外的附加的信息, 也可以被认为是多余的, 可有可无的信息。因为它超出了对方心里所期待获得的信息。在例 (1) 中陈可辛的附加信息起着辅助说明的作用, 目的是向对方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原因, 给观众一种合理可靠的感觉, 从而在观众及对方面前留下一种踏实可靠的形象, 进而构建了其自身的正面积极形象, 维护了其正面积极的面子。在例 (2) 的划线部分是刘姥姥补充的附加性话语, 乍一看好像回答过于累赘, 有点啰嗦, 可以省去, 实际上其附加信息很真确地表达了刘姥姥想进荣国府生活的迫切真实意图。如果省去这一部分附加刑话语, 刘姥姥的真实意图就无法表达出来。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 附加性话语是在言语交际中, 说话人为顺应当时的各种语境因素 (包括心理语境, 社交语境以及交际双方提供的信息等) , 维护自身形象或者婉转表达自身想法而采用的一种语用策略, 这种语言策略有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
根据GRICE的观点, 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特定目的的言语行为, 为了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我们必须要遵守一些规则。据此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理论, 在他的合作原则理论中, 他提出了数量准则, 质量准则, 关系准则以及方式准则。这些准则可以解释交谈的目的, 意图或者方向, 违背了其中一个准则即会使得交际无法顺利进行。在其中的数量准则中, 它包括两个方面: (1) 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2) 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需求量。根据GRICE的数量原则, 我们可以推出提供多余或者过量信息会导致违反GRICE的数量原则。但是GRICE同时也提出,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有时即使说话人很清楚他自己违反了数量准则, 但他仍然可以被听话人所理解, 因为他遵守了合作原则。例如:
John:I've got my hands full here at the moment.Could you open the window for me?It is a bit stuffy here. (Edmonson 1981:123)
从对话中我们可以分析出, 划线部分属于添加的额外信息, 可有可无, 严格意义上, 它违反了GRICE在合作原则中提出的四个原则之一, 也就是数量准则。但是, 此处附加的信息却能成功传递交际意图, 能够使听话者理解并去按照说话者所要求的去做。因为它遵守了利奇礼貌原则的慷慨原则, 从而在另一方面遵守并体现了合作原则。
再例如:《泰坦尼克号》中LUCY和MR .ISMAY之间的一段对话:
Lady: Hey, who thought of the name Titanic? Was it you, Bruce? (Bruce is Mr Ismay)
Mr Ismay: Yes, actually. I wanted to convey sheer size, and size means stability, luxury and above all, strength.
Lucy: Do you know of Mr Freud, Mr Ismay? His ideas about the male preoccupation with size might b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you.
Mr Ismay: Freud, who is he?Is he a passenger?
通过阅读以上对话, 我们不难发现两个划线部分属于说话者自己附加的额外信息, TITANIC本意为巨大的或者强壮的, 但是MR ISMAY却反复的强调且解释这个词的意思, 他的意图我们不难发现是为了展示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尽管如此, LUCY并不买他的帐, 反而嘲讽MR ISMAY故意卖弄学问, 并且引用FREUD的书希望他去看看关于“SIZE”的书的解释。可笑的是MR ISMAY不仅不知道DR FREUD是谁, 而且还补充问了一句是不是这艘船上的客人, 这句话很明显将其故意卖弄学问, 不懂装懂的一面暴露出来。LUCY故意以婉转的方式, 实则是讽刺揭露MR ISMAY, 学识肤浅, 不懂装懂的本性, 虽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 但是观众也能理解, 且能起到一定的言语交际的效果。因此, 在此对话中, 附加性话语或过量信息主要是说话者为了自圆其说而采用的一种交际手段。
通过以上分析及描述,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附加性话语或附加信息在言语交际中并不是多余, 可有可无的信息。相反, 它在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 缓和冲突, 润滑人际关系, 转移话题等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冲突语境下附加性话语的人际缓和效用体现
3.1 缓解人际冲突
由于种种原因, 在言语交际中, 冲突和对抗时有发生且不可避免。这种言语交际往往会造成尴尬或者不和谐的氛围或局面, 甚至会严重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甚至会使会话中断。所以附加信息的使用就是交际者经常用到的策略。
女:打人还不算事儿?
男:咋不是事儿?屁事儿。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谁能给谁断的清呢?
《 实话实说——让暴力远离家庭 (2004, 12, 01) 》
在上例中, 男人并不认为打女人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而认为是屁大一点事儿, 很明显, 这样会对女人的面子构成直接的威胁甚至伤害。但是男人补充提供的划线部分的附加信息对主体信息进行了一定的信息补充, 虽然意思上没有太大的关联, 可说可不说, 但是这句话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前面说的那句话的威胁和不礼貌, 同时加强其说服力。因此, 此处的附加的额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女人面子威胁, 顺应了言语交际的礼貌原则, 从而缓解了冲突, 使得会话得以顺利进行。反之, 如果附加信息不被提供, 至少会造成三种后果:一是男人因说“屁事儿”这句脏话, 个人的积极面子及其形象难以维护;二是女人因男人的脏话而面子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心灵受到伤害;三是双方言语交际会因此充满矛盾与冲突, 甚至会发展到中断与失败, 从而两人感情受到影响。
3.2 维护人际和谐, 避免交际尴尬
主持人: 您觉得在我们现场有没有可疑的人?
曹芝刚:还没看出来呢。秃头那个。开个玩笑。
《实话实说》谁来抓小偷, 央视国际 (2005年7月13日)
通过以上例子, 我们不难找出“开个玩笑”是属于曹君的附加性话语, 这一句附加信息虽看似可有可无, 实则有缓解并避免交际的尴尬的作用, 从而维护并促进了交际的顺利进行。曹君的身份是警察, 如果他认为谁可疑, 谁就很有可能是贼。所以, 曹君说秃头的那个人可疑, 那么秃头就有可能会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进而会造成那个秃头的面子及人身威胁, 引起听话者或者听众的尴尬。因此, 曹君的附加信息“开个玩笑”可以化严肃为幽默, 缓解现场紧张尴尬的气氛, 同时这一信息也顺应了社交礼貌原则, 有利于对话的顺利进行, 同时曹君的机智幽默的积极形象也在观众面前展示出来, 不仅维护了其正面积极形象而且保证了交际的顺利完成。
3.3 促进交际, 话题重心转移
在各个不同的语境中, 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的目的, 说话者可以通过添加附加信息从而引入新的话题, 这样使得话题重心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 从而成功达到交际意图。但是要注意这并不是单纯的我们所认为的话题转移。
史国利:我在出发之前, 那时候我已经51 岁了, 我可以扛一袋水泥上到7楼。
主持人:天啊!那一袋水泥有多重?
史国利:100斤, 一袋沙子100斤, 因为我做的建筑活。
主持人:您在打工的时候就找一些体力活来做, 是吗?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找出划线部分是属于附性话语。史君的附加性话语一方面构建了一种诚实坦率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另外一方面也成功引入了新的话题重心, 即:话题的中心由和身体体力及锻炼方面转移到了建筑工作方面上来。从而成功地将主持人在下一个问话中转移到问体力活相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史君的附加信息使话题重心转移, 促进了交际的顺利进行, 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社交礼貌原则,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可以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冲突性话语语境下的“附加信息”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多余的信息。本质上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语用顺应现象, 是在特定语境中, 说话者为了能够顺应语境而做出的语言策略选择;附加性话并不是无关, 无用的信息, 而是与听话者的交际目的戚戚相关的。附加性话语的语用功能可以归纳如下:首先, 附加信息有助于个人形象及身份的构建, 可以加强说话者正面信息, 构建积极的个人形象或者补充侧面信息, 从而使会话得以顺利进行。其次, 附加信息有利于避免交际尴尬, 模糊威胁人面子的信息, 确保交际的和谐。最后, 附加信息可以转移话题重心, 使得交际顺利进行。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 附加性话语在话语冲突语境下的缓和作用主要表现在缓解人际冲突, 润滑人际关系, 避免尴尬, 避免冲突对抗等等。文章中出现的附加性话语有时和对方所说话语没有多大关系, 起到转移话题或幽默效果, 要么就是用一些口语附加词起到缓解冲突的效果。目前在话语冲突语境下的附加性话语人际缓和效用的研究不多, 本文只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加以说明阐述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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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控制 第8篇
英语课堂教学是师生之间错综复杂的语言交际过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传授知识、组织教学、评价知识, 真实的课堂话语是语言教学的有效工具, 它既培养和提高了英语学习者使用语言的能力, 又教给了学习者描写语言、解释语言的知识和手段。在英语课堂教学中, 教师为了创设真实的语言情境让学生明白自己的指令, 应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环境, 即为了实现师生之间的成功交际而采取各种手段, 话语标记语的使用就是其中之一。英语教师应该在语言教学中, 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使用话语标记语, 尽量向学生提供话语标记语的使用场景, 让学生自然地感受外语学习的氛围, 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话语标记语具有两大语用功能: 元语用功能和语篇组织功能。
1.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功能
依据关联理论的框架, 从认知语用的角度对话语标记语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话语理解具有语用制约功能。在话语理解过程中, 话语标记语的使用制约了话语理解的程序意义, 为听话者指明了话语理解的方向, 从而保证了听话人理解话语时可付出最小的努力话语标记语还具有明示功能, 即话语标记语通过自身所标记的明示逻辑语义关系, 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对听话人的推理过程起着语用制约作用。
1.1英语课 堂 话 语 标 记 语的 元 语 用 功 能
课堂教学是主体间 (即教师与学生间) 的交际过程。话语标记语的人际互动功能体现了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间的相互关注, 即交际主体间相互配合、相互提示, 共同作用于交际。英语课堂上, 师生双方需要借助一些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策略来提示或引导对方, 话语标记语的使用便是教师用来吸引学生注意力, 调动学生参与意识的语用策略。教师会比较关注学生的注意力是否始终如一地集中在自己的言语内容上, 因此会随时留意学生的听话状态; 同时因为师生双方交际地位的不平等, 所以学生会更加注意遵守交际合作原则的礼貌准则, 让对方知道自己在很认真或很有兴趣地倾听。
在课堂活动中, 教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有某种社会交际关系, 涉及社会态度和教育的意识形态, 即将学生如何社会化的过程, 隐含了文化适应隐性课程大纲和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灌输。同时, 课堂教学过程就是如何实现具体教学目标的过程, 如何最有效地教授显性的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 如何培训特殊的技能, 以及如何应对考试, 等等。
在英语课堂中, 常用的话语标记语有well, I guess, and, so, now, are you, clear, right, all right, Do you know, ok, How to say, remember you know, I mean等。
1.2面 子 威胁 缓 和 功 能
在语言交际中, 说话人和听话人需要为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做出种种努力, 尽量做到有礼貌。在语言课堂教学中, 教师与学生之间也需要维持和谐关系, 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 所以在课堂上, 话语标记语的使用可以很好地调节师生关系。
例如:
Teacher:Tony, may I ask you why you are so late today?
Tony:Sorry, because my mother didn’t wake me up on time.
Teacher: Well, but do you think it’s the right excuse?I guessyou should wake up by yourself later.
在此, Tony迟到的理由显然立不住脚, 但是老师在课堂上不想和Tony进行过度辩论, 并想给他一个台阶下, 就用了Well, I guess等标记语 , 交流中的语气委婉了许多 , 降低了面子威胁的力度, 以避免对方尴尬。
1.3强调 或 提 醒 功 能
有些话语标记语可以强调下面要说的话语内容或提醒听话者注意他/她要说的话, 如you know, I mean等这类话语标记语都具有强调或提醒的功能。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经常需要强调自己所说的话, 或提醒学生注意听自己的话语。
Example1:
T:Practice in pairs, please.
Ss: (still silent)
T:I mean it’s your turn to practice the dialogue, please practice with your partner, please.
Example2:
T:Don’t make any noise in class, you know if you alwaysmake so much noise, you may trouble the others.
在此, 教师在提出指令, 学生没有领会的情况下, 用I mea重复自己的意图, 提醒学生注意听自己的指令。用you know强调自己的命令。在课堂交际中, 教师拥有社会赋予的权威, 运用这一权威要求学生如何表现, 不管是否乐意, 学生必须遵守。
1.4模 糊 限制 功 能
英语中如It is said that, in my opinion, personally, as far asknow等许多话语标记语可以起修饰和限制后面命题内容的作用, 是说话人经常使用的一种元语用手段, 它们一方面可以减轻说话人对命题真值的责任, 另一方面可以表明信息来源, 使话语的命题内容听起来更客观。在英语课堂教学中, 教师在对学生的问题回答或观点进行评论时使用这些话语标记语, 一方面可缓和说话的语气, 增强学生信心, 另一方面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显得更客观。同时, 学生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也会自然而然地使用这些话语标记语。如:
Teacher:Tom,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you are better in Englishthan before.But I am sorry to say you should work harder in othesubjects.
Tom:In my opinion, some teachers don’t see my progress.
在此, 老师用personally客观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Tom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 同时是为了缓和后面的批评。当然 , Tom也自然地用In my opinion为自己辩解。
1.5发起或结束或转换 话题功能
发起或结束或转换话题有许多方式, 很多情况下, 话语标记语的使用会使整个语篇更加连贯, 尤其是教师在上课时从一个环节转到下一个环节, 更加要使自己的话语自然、连贯, 使整个课堂环节紧凑, 话语标记语常常引导一个话轮, 或预示话轮即将结束, 也可以用于话轮中间, 将谈话转移到下一个中心话题上。如:
a.表示话语开头 , 即通过话语标记语引出话题 , 从而开始课堂教学内容。
Example:
Teacher:Well, everyone, shall we begin our new lesson?OK, now first let’s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guess what it is about?
这是一堂听力课的开始, 教师用Well, OK, now开始上课, 并引出课堂教学内容。
Teacher:So can you have a guess? (听完录音 , 教师又用So开始讲课的话题。 )
b.表示话轮转换 , 即听话者与说话者互换角色 , 说话者接过话轮, 开始说话。
再接上上课内容:
S1:Er, it is about a birthday party.
T:Right?Any other opinions?Yes, and you know it is abouAlan’s birthday party.
教师用Right, and you know接过学生的回答, 继续上课内容。
c.表示话题转换 , 即说话者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 , 也就是结束前面的语篇, 并开始下面的语篇, 话语标记语一般出现在语篇中间。在英语课堂中, 教学往往需要从一个环节自然地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或是引入临时想到要说的信息, 教师往往用well, by the way, Let’s get back to the subject, Let’s geback to the point, return to my point等转换话题。
Example1:
T:As we know, Mozart couldn’t look after himself properland he died when he was only 37.By the way, some other greapeople, such as Newton, couldn’t look after themselves either.
Example2:
T:Good, you have discussed your opinions about who should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Now return to my point...
在此, 教师用By the way引入临时想到要补充的内容, 用return to my point总结学生的讨论 , 从而转入下一个教学环节。
d.表示话轮的结束 , 或总结话题。如well, anyway, OK, so, then等都可以表示话轮的结束。
T:OK, so much for the discussion.The passage is a little difficult, but you did very well in class, anyway.
很自然地, 教师用OK, but, anyway结束话轮, 甚至是结束一堂课。
2.话语标记语的语篇组织功能
根据以上分析, 不难看出话语标记语同时具有语篇组织功能。话语标记语可以通过自身标示语篇的连贯, 进而反映语篇组织者的交际意图, 帮助实现成功交际。实际上, 在初中英语课堂中, 交际双方———师生通常相互配合、共同努力, 以取得有利于各自的最佳交际效果。话语标记语是英语教师在课堂上用来组织语篇的词或短语, 在课堂语篇中连接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各种语义和逻辑关系。教师通过使用话语标记语, 使他的前述话语与后述话语联系起来, 从而达到组织课堂语篇的目的。话语标记语在师生言语交际中普遍使用, 交际者运用语用标记语这一言语策略而达到师生双边的最佳交际。
初中英语课堂中, 师生需要借助一些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策略来提示或引导对方, 话语标记的使用便是英语教师用来吸引学生注意力, 调动学生参与意识的语用策略。通常情况下, 课堂交际中的听说角色较为固定, 教师话语通常会表现为持续时间较长的一组“话块” (chunk) , 教师会比较关注对方的注意力是否始终如一地集中在自己的言语内容上, 因此教师会随时留意学生的听话状态; 同时因为师生双方交际地位的不平等, 所以学生会更加注意遵守交际合作原则的礼貌准则, 让老师知道自己在很认真或很有兴趣倾听他的谈话。课堂语篇是比较典型的不平等的语篇, 教师拥有交际特权 (communicative privilege) , 一般控制着话轮 , 如提出新话轮或结束话轮, 有权力选择说话者, 也可以打断说话者。当然, 如果比较教师的课堂语篇和自然说话者的语篇, 则可以看出教师的行为非常类似自然说话者的语篇, 有承接话轮, 内部的话轮组织, 意义的积极沟通。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活动中, 教师针对不同的课堂目标, 灵活运用不同语言的不同话语标记语的人际意义, 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营造和谐舒适的学习氛围, 提高学习者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思考的能力。话语标记语的人际功能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 英语课堂上教师的话语标记与学生习得自然语言的意义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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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数字 第9篇
人民币升值不会改普美国的就业市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
不能简单地认为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就算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波动,人民币值也像美国制造业希望的那样上涨,中国的纺织品等商品出口美国也许会减少,但是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纺织品会迅速取代中国商品的市场。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就业市场带来很大的推动。
金融隐患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松奇)
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说,能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最大威胁的是由银行坏账形成的金融隐患。原因就在于在现代信用经济中,金融活动的影响力最大,如果金融系统出现偿付危机就会立即引发全社会性的经济振动,甚至会危及政治安定。
中国应该实行专业化分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
中国应该在自己的区域实行专业化分工,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同时,应该让更多的人得到教育机会,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经济和贸易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这是自由贸易所要求的,中国应该融人全球化的浪潮中去。
民间金融才是本源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国家金融是后来者,民间金融才是本源。
中国经济不需急刹车也不需踩油门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丘D晓华)
中国经济并不存在“过热”或“过冷”的情况。不需急刹车,也不需踩油门,只要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同时及时处理好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中国经济将能继续在供求基本平衡且稳定增长的轨道上运行。
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三大障碍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海闻)
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主要有三大障碍。一是中国目前正处在两个转型的过程中。二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三是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为现代化的工业经济。这本身就蕴含着风险,如果再加上汇率风险,会给这两个转型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
数 字
11万亿元人民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马凯说,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良好。他预计,中国200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5%,将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
3万和40万家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03年1—11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6616家,比去年同期增长19.31%,合同外资金额1005.02亿美元,同比增长37.0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1.54亿美元,同比增长0.2%。
截止到2003年11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0812个,合同外资金额9285.6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51.2亿美元。
8000亿美元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03年1月至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7609.3亿美元。按此进度,全年进出口规模可望超过8000亿美元,大大超过2002年全年进出口6207亿美元的水平。
11%
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关税总水平为15.3%,2003年已降至11%。工业晶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由人世前的14.7%下调到2003年的10.3%,到2005年将下调至9.3%。其中机械产品大部分关税下降到5%至10%,部分产品的关税直接降为零。
499尸
话语控制 第10篇
Traditionally,language learners have been considering a high level of fluency in speech as their ultimate goal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new language.However,an absolute fluency is impossible.In people’s speech,there are inevitably pauses and hesitations,people always use such words as well,oh,like,I mean,or you know to fill the pauses,in order to make their speech flow smoothly and naturally.Take an interview dialogue as an example:
Newsweek:If you had to start out today,uh,would you write novels?
Vidal:Well,I don’t know how I’d be brought up,you know.
Indeed,in this dialogue,the words uh,well,you know,they add nothing truth-conditional to the sentence they are part of.To some extent,they contribute to the disfluencies of the speech.But these words do not occur randomly in discourse,rather,each conveys something distinct from the others,something non-truth-conditional that helps the hearer know how to take what is being said.For example,well and uh in the above can both imply that the speaker has had to reflect on what exactly to say,you know indicates an appeal to shared knowledge and mutual beliefs.Strictly speaking in linguistics,they are discourse markers,or editing expressions.
1 An Introduction of Discourse Marker
The definition of DMs introduced by Schiffrin is“Sequentially dependent elements which bracket units of talk.”(Schiffrin1987:31).The unit of talk,which is bracketed,varies from a single word to an entire phrase;as will be discussed below,the scope is specific to the individual DM and its placement in the utterance.DMs are also often identified as providing links between utterances and assumptions.(Schourup.1999)A major category of phenomena that is rife in spontaneous speech but lacking in prepared speech is discourse markers.
2 The Psycholinguistic Study of“you know”
Since these discourse markers add nothing to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sentence,then why do people use them?Just as we have said,they have specific functions and they do reflect an attitude of the speaker toward what is being said in the present utterance.
2.1 The psycholinguistic basis of“you know”
Following Levelt(1989),people’s production of utterance may be analyzed in four steps:First,we must conceptualize what we wish to communicate.Second,we formulate this thought into a linguistic plan.Third,we execute the plan through the muscles in the speech system.Finally,we monitor our speech,to assess whether it is what we intended to say and how we intended to say it.So before the production of utterance,there is a complex process proceeding in the speaker’s brain.This is also the underlying reason why we tend to hesitate during speech production.Because the linguistic planning is very cognitively demanding and it is difficult to plan an entire utterance at once.Lounsbury(1965hypothesizes that we pause at periods of high uncertainty.So the speakers fill“you know”into the pauses between previous sentences and the next to make themselves have enough time to think what to say.In this case,“you know”is the filled pause in speech.For example,
A:What kind of woman is she?
B:What kind?You know,she is very shrewd.
Another use of such words as“you know”is also related to the pauses.This kind of pause is influenced by the frequency of words and the size of vocabulary.For instance,Levelt(1983found that pauses occurred more often before low-frequency words than before high-frequency words.Schacter,Christenfeld,Revina and Bilous(1991)found that during lectures humanists used more filled pauses(such as uh,ah,or um)than social scientists or natural scientists.
Then we should consider the use of“you know”with respect to the speech errors made by speakers.One of the more prominent basis has been Freud’s view that such errors occur because we have more than a single plan for production and that one such plan competes with and dominates the other.So from time to time,we spontaneously interrupt our speech and correct ourselves.These corrections are referred to as self-repairs,which relates to the step“self-monitoring”in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In fact,these phrases like“you know”are indicators of the control of the“self-monitor”process.Self-repairs have a characteristic structure tha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First,we interrupt ourselves after we have detected an error in our speech.Second,we usually utter various editing expressions.Finally,we repair the utterance by instant repairs or fresh starts.Nooteboom found that most interruptions occurred very shortly after the error.For example:(1).“I really like toyou know,hate to go there,Mum.”(2).“Bill hit himI mean,hit Sam.”On one hand,we have an urge to correct the error immediately.On the other hand,we want to complete the word we are speaking.As a consequence,interruptions are predominantly made at the first word boundary after the error.And it appears that the use of various editing expressions convey to the listeners the kind of trouble that the speaker is correcting.In the above sentence(1),“you know”is reserved for true errors and it also indicates the appeal for the shared knowledge.In sentence(2),“I mean”is used to further specify a potentially ambiguous referent.
2.2 The main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you know”in speech
With the cognitive process in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speakers use the phrase“you know”in their conversations,in order to serve certain functions.
As a discourse marker,“you know”is an example,which has been bleached of its lexical meaning.A usual interpretation of it would be that the hearer is indeed familiar with the information the speaker is presenting,but in fact,“you know”is often used to present new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Brinton 1990;Fuller 1998)Schiffrin(1987)suggests that“you know”marks information state,but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already known to the hearer.As shown in(1),the DM can be used to present unknown information,which the speaker wishes to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hearer.As shown in example(2),“you know”is also used in a more literal sense,to frame information that follows from the speaker’s previous comments.
1)Interview
I met a lot of different people from a lot of different areas where I lived in California.So I met people from Switzerland...and uh...you know,Mexico and,there were some native people from Spain,so,there were a lot of different accents in the area.
2)Conversation
When I taught at Syracuse,it was like all of my,a lot,most of my students wore really expensive designer clothing like,you know they had to have the right label,the right look and uh they come in outfits that are worth two or three hundred dollars,you know.
Although other accounts of“you know”com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the general consensus is that this DM functions to frame a focus on the utterance it frames,not to express that the hearer is in fact familiar with the information being presented.Ostman(1981)suggests that“you know”makes information more acceptable to the hearer;he and Lindsey(1998)claim that“you know”enhances the salience of the information it frames;and Schourup(1985)maintains that the core meaning of“you know”is to check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tended speaker meaning and hearer’s information state.
Sometimes,the intonation of“you know”and its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may influence its function.For example,with stress on the second syllable(“ya KNOW).,and declarative rise-fall intonation,“you know”is used in presenting information that the speaker assumes is new to the addressee,but wishes to present as if it were already known.For instance:“Ya know,I saw it at the radio station last week.”This may follow from the fact that the vowel stressed is in“know”;when“you”is stressed(“YOU know,”),the effect is to rebuke the addressee for not remembering something she should be aware of.For example:“YOU know,I saw it at the radio station last week.”With equal stress on both syllables(“yinnow”),“you know”reflects a speaker’s attitude that explicitness is not required,because the addressee already knows or can easily figure out what the speaker intends to say or convey,from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The use of“you KNOW”is strictly sentence-initial,while the opposite stress pattern seems to have the same distribution as“yinnow”,“yinnow”prefaces a phrase that the speaker knows does not adequately express the intended meaning.For example:“I saw it at,yinnow,the radio station last week.”The expression“the radio station”may not be sufficiently informative to tell the addressee which radio station.
In both phrase-final and sentence-final position,with rising intonation,the phrase“you know”occurs as a tag,querying whether the addressee does indeed know what the speaker means,despite the inadequate form of expression.E.g.“I saw it at the radio station last week,you know?”
Besides the functions discussed above,“you know”is sometimes employed as an utterance-final generalizer,allowing the speaker to extend their specific examples to a more general observation.For instance:“If the stress is really on/,she’ll break down/.You know.”
3 Conclusion
Though speakers use“you know”to make the speech fluent,in fact,they are disfluent factors in speech;though it contributes nothing semantic to the content of the speech,it do reflect the complicated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speech production and their adjustment of the output.Indeed,these discourse markers are the strategies of the speakers in organization of utterance.They serve certain functions and facilitate listener’s comprehension.As a result,they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speech.We can’t neglect them.
参考文献
[1] Carroll D W,Psychology of Languag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 Erman B.Pragmatic Expressions in English: A study of“you know”,“you see”, and“I mean”in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M].Stockholm:Almqvist&Wiksell,1987.
[3] Gumperz J.Discourse Strategies[M].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4] Schiffrin D.Discourse Marke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5] Schourup L.Common Discourse Particles in English Conversation[M].New York:Garland,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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