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翻译范文
短篇小说翻译范文(精选12篇)
短篇小说翻译 第1篇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1888-1923) , 新西兰裔英国短篇小说家, 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所创作的短篇小说被视为“短篇小说体裁史的里程碑”。她的作品色彩鲜明, 行文简洁流畅, 充满诗意和散文化。徐志摩是第一个译介曼斯菲尔德的人, 共翻译曼十部短篇小说。陈良廷, 当代资深翻译家。20世纪80年代, 他翻译曼的《一杯茶》《罗莎蓓儿惊梦记》等十篇小说译文。本文着重研究两位译者翻译五篇曼的短篇小说《一个理想的家庭》《一杯茶》《刮风》《苍蝇》《金丝雀》, 对其二位译者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翻译规范 (translational norms) 是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提出的一个系统的翻译理论。基于翻译规范理论的文学翻译对比研究, 能更好地显示出各个翻译文本的差异。本文不在于评析两个译者的译文孰优孰劣而是在分析异同的基础上, 同时将原文与译文做比对分析, 并探索两位译者是如何选择翻译策略遵守各自所处时代翻译规范。
二、理论框架
“规范”的概念是翻译研究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它是翻译研究的一个转折点。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 难免会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图里在不断地翻译实践研究和探索科学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基础上, 建立了新的文学翻译模式———翻译规范。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书中, 图里强调:翻译是译者的决策过程, 在实际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翻译规范在起作用, 译者主要受到三类规范的制约, 即预备规范 (preliminary norms) 、初始规范 (initial norms) 和操作规范 (operational norms) 。翻译规范可作为徐和陈译本对比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译本对比分析
(一) 初始规范
指译者的总体选择。制约译者在忠于源语还是忠于目的语的两极之间进行选择, 前者称为充分性 (adequacy) , 后者称为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若译者选择忠于原文, 译文就是充分的;若译语文化规范占上风那么译文就是可接受的。然而没有一个译本是完全的倾向于充分性或者可接受性。对比研究发现:陈的译本更倾向于忠于目的语的可接受性, 而徐的译本更倾向于忠于源语的充分性。
(二) 预备规范
它指翻译译本的选择。预备规范由“赞助人”决定。徐的译品的赞助人是北新书局, “主要发行新文艺新思潮书籍, 嗣短期内出版书籍风行全国”。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巨匠支持其发展, 周作人担任主任编辑之职。徐的译品当然也得到了权威的认可, 才得以出版。陈译作的赞助人为上海译文出版社, 其目的是让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世界译坛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徐和陈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出版商的影响。
(三) 操作规范
它指影响文本结构, 包括母体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徐译本体现中西交融构成新的语言风格, 充满诗的旋律, 巧妙地再现原文的语言, 符合五四时期操作规范;语言平实, 凝练, 偶尔带有方言 (少量吴语) , 有意使用不规范语言来达到翻译文学的真实性效果, 形成自己的操作规范。陈译本语言准确通畅, 灵活变通, 富有文采, 对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行美化, 遵守当时的翻译规范。 (1) 篇章———语言规范。其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 比如词汇选择、修辞等。徐志摩措辞简单自然, 不矫揉造作, 讲究修辞。徐译文尽量反映原作者的风格;而陈译用词恰当具体, 讲究文采, 对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行美化。以《金丝雀》为例, 原文...It surprises even me now to remember how he and I shared each other’s lives.徐译为“我到现在还觉得顶怪的, 当初我们俩怎么的共同过居, 顶和事的。”徐运用的方言“顶”, 读者可以看懂的是“很”“非常”的意思。只要忠实完整地传达原文的基本信息, 这种译法就是可取的。相比之下, 陈译为“现在想起那时我们相依为命的情景, 还觉得奇怪。”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和原文相吻合, 符合中文小说的表达习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基本信息。 (2) 母体规范。它影响译文的宏观结构, 与完整性有关, 包括原文的分割, 段落的删节和重置以及注释增加等。徐和陈都按照译文结构进行翻译, 未进行改变。此外, 徐并没有对译文进行注释。这符合当时的翻译规范。陈采用译注, 起到了很好的翻译补偿作用。例如, 陈译《金丝雀》中, 繁缕:草名, 野生, 茎细长, 叶对生, 卵形。
四、结语
翻译规范打破了传统上的“等值, 正误, 好坏, 对错”等标准评价翻译作品。它是一个描述性的、动态性的翻译研究。本文运用翻译规范对徐和陈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得出结论:徐保留了原作的所有风格, 忠实原作细节, 总体倾向于充分性。陈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原作等效, 总体倾向于可接受性。徐运用欧化的白话文, 谐音、直译等和陈灵活运用了音译、注释等多种翻译策略, 顺应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翻译规范。
摘要:运用图里的翻译规范对徐志摩和陈良廷翻译的五篇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英译本进行系统的对比, 总结出各自的初始规范, 翻译方式都是“全译”, 徐保留了原作的所有风格, 忠实原作细节, 总体倾向于充分性;陈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原作等效, 总体倾向于可接受性。研究发现, 徐志摩运用欧化的白话文, 谐音、直译等, 并且陈良廷灵活运用了音译、注释等多种翻译策略, 遵守两位译者所处时代的翻译规范。
关键词:翻译规范,短篇小说翻译,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陈良廷, 郑启吟, 等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2]芒迪著, 李德凤等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3]许均, 穆雷.翻译学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9.
[4]徐志摩著, 韩山石编.徐志摩全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英文美文短篇翻译 第2篇
Sweet day, so cool, so calm, so bright! 甜美的白昼,如此凉爽、安宁、明媚!
The bridal of the earth and sky- 天地间完美的匹配-----
The dew shall weep thy fall to-night; 今宵的露珠儿将为你的消逝而落泪;
For thou must die. 因为你必须离去。
Sweet rose, whose hue angry and brave, 美丽的玫瑰,色泽红润艳丽,
Bids the rash gazer wipe his eye, 令匆匆而过的人拭目而视,
Thy root is ever in its grave, 你的根永远扎在坟墓里,
And thou must die. 而你必须消逝。
Sweet spring, full of sweet days and roses, 美妙的春天,充满了美好的日子和芳香的玫瑰,
A box where sweets compacted lie, 如一支芬芳满溢的盒子,
My music shows ye have your closes, 我的音乐表明你们也有终止,
And all must die, 万物都得消逝。
Only a sweet and virtuous soul, 唯有美好而正直的心灵,
Like season’s timber, never gives; 犹如干燥备用的木料,永不走样;
But though the whole world turn to coal, 纵然整个世界变为灰烬,
翻译小说退热不能归咎金融危机 第3篇
对于报道中提及的景气论,笔者无法完全苟同。自2002年起,出版界一直有不景气论述,指称内需产业萎缩造成出版产业萎缩,然而,正是同一时间开始,台湾的翻译小说热不断被推上高峰,《哈利·波特》屡创销售新高,《达·芬奇密码》也能持续热卖,后续更有《追风筝的孩子》等书接棒,翻译小说一本比一本畅销,完全与大环境的持续不景气背道而驰。
既然大部头翻译小说崛起于市场不景气时代,就代表不景气时代的读者渴望阅读厚重小说,因此,厚重小说的退热,势必不能怪罪不景气,因为这个理由犯了一致性的谬误。
比较可能的原因,在于“供给增加”,不过,报道并没有清楚说明“供给增加”的真正意思。就笔者的观察,去年以来,日本翻译小说逆势增长,无论在翻译数量与销售上,都逐渐能与欧美翻译小说分庭抗礼,抢走了不少欧美翻译小说的业绩,加上欧美翻译小说热潮出现后,不少出版人眼见该领域市场空间比较大,也纷纷洒重金投入该领域,导致短时间内欧美翻译小说充斥市场,且不论该书主题是否适合台湾(翻译书有文化折扣的问题,也就是因为文化差异,导致一部作品在欧美等国畅销不代表在台湾书业市场能畅销),过分信赖版权代理商的推荐与喊价(认为高版税的抢手书就一定能大卖),加上过度包装的营销花招(出版前的试读本/试读活动,出版后满山遍谷地堆满书店,广告海报文宣赠品等等),却不是每次推出的书都能让市场舆论满意。例如销售量大不如前作《追风筝的孩子》的《灿烂千阳》,该书在美国推出后,书评舆论普遍认为不如前作,美國本土的实际销售量也不如前作,出版人忽略此事实而硬是要以《追风筝的孩子》作者的第二本小说强势主打,只会得罪读者,造成读者对出版社的营销感到畏惧,宁愿在书籍出版后多观望市场气氛、舆论走向后再决定是否选购,也就是读者不再盲从出版社的营销推荐,导致业绩受到影响。
最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当一个成功的出版类型业绩衰退时,出版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景气造成读者消费力下降。可是,同一篇报道也指出,还是有不少翻译小说热卖,因此,小说的卖与不卖,不该只是简单归结于不景气说。不景气的确会淘汰部分商品,造成整体业绩下滑。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不景气下的各行各业,不难发现,不景气论述发酵的同时,也是汰弱留强的时刻,在不景气时代,人们紧缩消费,只会选择对自己来说最好的商品/服务,不会再随便盲从营销广告的推荐。老实说,我自己就曾经好几次被出版社的主打广告给迷惑,买了不少事后非常后悔的小说,这些小说非但没有广告营销说的棒,而且有的甚至连翻译都不通顺,错字连篇,根本没资格成为主打商品,而从严选购,导致并非顶尖或不适合台湾阅读市场的作品业绩下滑。
过去几年,台湾出版人信赖的畅销书炒作公式(出书前办试读活动,出书后狂铺书到书店,广告拼命打),显然已经退烧,读者不再相信书店与出版人的推荐,宁愿多花点时间等待真正可信的市场口碑发酵,等待一本值得阅读的小说出现,毕竟,小说阅读是一辈子的习惯,实在不需要跟着市场营销热潮去追赶永远追赶不完的主打新书。
小说翻译原则刍议 第4篇
傅译: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 可是极富魅力。男人见了她, 往往要着迷。就像汤家一对双胞胎兄弟似的。原来这位小姐脸上显然混杂着两种特质:一种是母亲给她的娇柔, 一种是父亲给她的豪爽。因为她母亲是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父亲是个皮色深浓的爱尔兰人, 所以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可是质地虽然不调和, 她那一张脸蛋儿实在迷人得很, 下巴颏儿尖尖的, 牙床骨儿方方的。
陈译:斯佳丽奥哈拉长得并不美, 但是男人一旦像塔尔顿家孪生兄弟那样给她的魅力迷住往往就不大理会这点。她脸蛋上极其明显地融合了父母的容貌特征, 既有母亲那种沿海地区法国贵族后裔的优雅, 也有父亲那种肤色红润的爱尔兰人的粗野。不过这张脸还是挺引人注目的, 尖尖的下巴颏儿, 方方的牙床骨儿。
本段当中, 傅译“ (那郝思嘉小姐) 长得并不美, 可是极富魅力, 男人见了她, 往往要着迷”五字或六字一顿, 读来朗朗上口, 音乐感十足。“极富魅力”四个字更是名家手笔, 译出了作者的真意图思嘉之媚。傅译据此对女主人公的魅力特书一笔, 无论是用“等效”翻译理论看, 还是用“阐释学”翻译观看, 都是非常理想的译文。
但是, 傅译“皮色深浓”和“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从汉语的角度看有违汉语表述习惯;另外, “不调和”三个字译得欠妥。这三个字似从“too sharply blended”译来, 但是原句并没有贬抑女主人公肤色或容貌的意思。相反, 这正像是一种惊叹, 惊叹其父母迥异五官在其身上的完美融合。正如小说一开始所描写的那样, 她只是“not beautiful”。但是, “not beautiful”并不等于“ugly”。依此推断, “所以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译文就显得似是而非, 值得商榷。陈译的“优雅”、“爱尔兰人的粗野”也与原文意思不符, 法国人读到此大概很高兴, 而爱尔兰人读了大概要说译者有民族偏见了。这种误译的根本原因在于对“heavy features”的理解。显然, 我们不能说一个人的五官 (features) 是“粗野”的或者“浮华俗气”的。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 在heavy词条下, 有“宽的、粗的、厚的”这一释义, 并有“heavy features粗眉大眼”作例证。可见, 把“heavy”译为“粗犷”更切合原作者意图。
本段译文中, 傅译“下巴颏儿尖尖的, 牙床骨儿方方的”句及其后面数句可以说是《飘》译本中最亮丽的句群, 相信读者不会忘记。将“face”、“chin”和“jaw”都译成了儿化词语“脸蛋儿”、“下巴颏儿”、“牙床骨儿”, 十分亲切自然。而“pointed of chin, square of jaw”译为“下巴颏儿尖尖的, 牙床骨儿方方的”, 不但做到了和原文一样的对仗工整, 而且还因为儿化词“下巴颏儿、牙床骨儿”与叠音词“尖尖”、“方方”的结合使用, 使译文更加透出一种修辞美和音韵美。第二句也因为口语化词“一味的、一丝儿、一圈儿”的线性使用, 使译文读来朗朗上口, 极富韵感, 很好地表达了原作者对郝思嘉外貌的喜爱和赞美之情。对于“it was an arresting face”的翻译, 傅东华译的“她那一张脸蛋儿实在迷人得很”显然要比陈廷良译的“不过这张脸还是挺引人注目”表达更明确。
从上面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小说的翻译不仅涉及到双语转换的问题, 而且涉及到译者与作者神思相通的问题。小说的翻译要遵循再现原作全部创作意图的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
[1-3]Margaret Mitchell.Gone with the Wind[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8.
[4]陈良廷等.译.乱世佳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5]傅东华.译.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中英小说风格翻译问题浅谈 第5篇
风格可译不仅理论上存在可能,更被中外译者的翻译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译作中能传达出原文的“意”、“味”、“气”、“韵”等各种风格之美者不胜枚举,可以说,每一部成功的译作都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神韵和风格。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培根的论说文OfStudies以其略带古风而文词练达的风格受到读者喜爱,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又何尝不是这样,“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惟妙惟肖地传达了原文“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的写作特点:简约、典雅,又具睿智和风趣。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篇优美的散文似的童话,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大人和孩子,中国的读者们正是因为有了巴金先生那传神的译文才得以欣赏。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和译文的片段:
(1) “Why can’t you be like the Happy Prince?” asked a sensible mother of her little boy who was crying for the moon. “The Happy Prince never dreams of crying for anything.”
“你为什么不能像快乐王子那样呢?”一位聪明的母亲对她那个哭着要月亮的孩子说,“快乐王子连做梦也没想到会哭着要东西。”
(2)One night there flew over the city a little Swallow. His friends had gone away to Egypt six weeks before, but he had stayed behind, for he was in love with the most beautiful Reed.
某一个夜晚一只小燕子飞过城市的上空。他的朋友们六个星期以前就到埃及去了,但是他还留在后面,因为他恋着那根最美丽的芦苇。
(3) “Shall I love you?” said the Swallow, who liked to come to the point at once, and the Reed made him a low bow. So he flew round and round her, touching the water with his wings, and making silver ripples. This was his courtship, and it lasted all through the summer.
“我可以爱你吗?”燕子说,他素来就有马上谈到本题的脾气,芦苇对他深深地弯一下腰。他便在她的身边不停地飞来飞去,用他的翅子点水,做出许多银色的涟漪。这便是他求爱的表示,他就这样地过了整个夏天。
原文使用的是口语化的语言,流畅质朴,译文同样清新动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如母亲对孩子说的话用适合孩子的语言:“连做梦也没想到”,口语化的用词还有“恋着”、“不停地飞来飞去”、“用他的翅子点水”等等,一如原文那么清新、明丽。
三、“风格”的可译性的限度
1、“神似”或“形似”
虽然可译性是客观存在,但是可译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做到近似而不能做到相等。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词类和语法结构不同,修辞格律和概念的表达方式各具特色,因而出现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制问题,其中原作语言风格独特就是限制可译性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都含有自己的文学形式和修辞手段,如诗歌、双关语、韵律、节奏等。人们在利用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时,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展示该语言的形式特点,以便产生某种修辞或美学效果。而翻译就是要以一种语言形式改换到另一种语言形式,因此原语特有的形式特征就不可能全部译到译语中去。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需要做出选择:“神似”或“形似”。
许渊冲在《再创作与翻译风格翻译》中认为,风格有“神似”和“形似”之分,在“形似”的译文和原文的内容有冲突时,翻译只能“神似”,翻译要使读者愉悦,得到美的享受,仿佛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这就是再创作。钱钟书先生对风格的翻译也有著名的论断:“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于化境’”。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当译者遇到以原作的语言形式特点为修辞手段来表达某种意境或美学效果时,便只能用译语的语言形式特征来替代,以取得与原作相类似的艺术效果。
2、译者的风格
翻译的风格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共识,除了因为文学作品的风格本身错综复杂,难以翻译之外,也因为翻译存在着双重风格的问题,即在强调忠实地传达原作风格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译者的风格问题。原著者的风格和译者的风格交织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化了。
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说到底应该是作家的思想气质、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和生活积累等基本素质的体现。译者翻译一部作品,最高目标是要忠实地再现原著的艺术风格。这种再现能达到何种程度,无疑也要受译者的思想气质、文化修养、语言功和生活积累等基本素质的制约和局限。译作总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译者个人的烙印。例如译界围绕着《红与黑》的译本所开展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罗新璋、许渊冲、郭宏安和郝运的四种译本。四种译本四种风格,到底哪一种译本忠实于或接近于原著的风格?要准确、公正地做出评价并不那么容易,主要因为这其中掺杂着译者个人的风格。老实讲,即使在罗、许、郭、郝四位先生着手译《红与黑》之前,把他们召集起来,讨论一番,对这部经典名著的风格达成统一的认识,而后他们各自译出的本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而仍会各有各的特色。这正是译者的个人风格在发生作用。
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文学翻译中怎样既能体现出原作的风格,同时又能保持译者的风格,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反映在译文中,这是翻译工作者必须明确的问题。译者不能像作者那样,根据自己的风格习惯来选择素材、构思情节、塑造形象和渲染气氛。他必须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沟通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但这也不等于说译文中丝毫不得体现译者的风格。文学作品是作家用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现实生活,所以每个译者在触及某一主题、翻译某一著作时总有自己感情和艺术风格的流露也是很自然的事。但这种流露是以和原文的风格保持一致为前提的。作为译者,应该在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风貌的限度内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为自己的译文赢得读者。译者的风格应尽量让自己的风格和作者的风格保持一致,这种一致应体现在题材、体裁、文体和作家风格等方面。所以,译者的风格和作者的风格之间的关系应是“并行不悖、相互映衬”的。鲁迅先生的译作《死魂灵》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例证:译者将自己的辛辣深刻的风格和原作者那诙谐讽刺的风格融为一体,令人拍案叫绝。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 周仪, 罗平. 翻译与批评[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3] 奚永吉.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4] 袁锦翔.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5] 梁宗岱. 李白与歌德[A].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从文学文体学看小说风格的翻译 第6篇
关键词: 文学文体学 小说风格 鲁迅短篇小说
一、引言
风格的传递是文学翻译中最敏感而又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何谓风格?“从大的方面讲,有时代的风格、民族的风格、阶级的风格,从小的方面看,作家笔下选择的一个音节、一个词或一个句式,都无不标志着风格的特征”(许钧,1992:174)。如何客观、具体地理解分析风格呢?文学文体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它以阐释具体文本为目的,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增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并提高文学翻译的整体水平。
传统的小说翻译研究往往注重传达原文的内容,小说中语言形式的意义往往被忽略。但是,语言形式往往是作者寻求达到各种主题和美学效果的方法,比如,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使传达的内容更加有力。在翻译中,忽略这些语言形式就可能导致损害原文的主题和美学价值。而且,小说翻译中,经常出现“假象等值”,申丹认为,小说翻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 “假象等值”,即译文与原文看似大体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甚远;译者往往把原文内容的 “有违常规”变成 “情理之中”,所以,“假象等值” 不只出现在形式层面,还出现在内容层面,大大损害了原作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申丹,2002)。因此,有必要把文学文体学引入到小说翻译中。因为文学文体学主要探讨的是作者如何运用语言形式传达文本的主题和美学意义。
二、文学文体学的核心概念前景化与小说风格翻译
文学文体分析是在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结构等各个层面进行的,其重点分析的是那些具有文体意义(stylistic significance)和美学艺术价值的语言特征,从那些 “前景化” 的语言特征(foregrounded features)入手,挖掘作者的审美意图和语用效果,以求达到鉴赏的目的。前景化是文学文体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前景化或凸显指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是文学语言分析及风格界定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前景化是为了艺术目的和主题目的的偏离常规,也就是为了达到“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或主题效果。掌握了一篇文章的语言前景,才能在翻译等值的原则下,在翻译时才能兼顾取舍,从而翻译出高质量的作品,既表达原文的意义,又保留原文的风格。鲁迅是公认的语言巨匠,他的作品中运用了很多前景化的语言,他的小说也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其中最著名的两个英译本是:杨宪益和戴乃迭Selected Works of Lu Xu和威廉·莱尔的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y。在这两个译本中,译者对原文中前景化的语言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而不同的翻译策略产生了不同的美学和主题意义,这值得我们对这两个译本进行分析,以此增强翻译能力和文体意识。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从文学文体学角度对鲁迅短篇小说的两个英译本在词汇方面体现作者语言风格的文体现象进行分析。本文将着重研究中主要分析词汇层次上的前景化所产生的作用,比如“非逻辑性和讽刺”,“非逻辑性和强度”,“非逻辑性和悬念”和“前景化和人物性格塑造”。在句法层次上对比分析两个英译本,主要研究不同的句法形式所产生的文学效果,比如“加快和放慢节奏”、“突出效果”和“人形物象塑造”。
在小说翻译中,译者对原文的变动通常反映在词汇层面,小说翻译中译者最易改动的是原文中带有美学和主题意义而偏离常规的词汇表达形式。它们与译者认识、解释和表达事物的常规方式发生冲突而被译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造成对原文的某种歪曲。这是因为这些表达方式常常看起来“有悖于常理”、“不合逻辑”,而且与译者通常观察、理解事物的方式相冲突,所以译者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变通译文,使译文看起来更合乎“常理”和“通顺”。但是作者往往运用这些前景化的表达方式达到美学和文体效果,如达到讽刺和刻画人物形象,制造悬念的效果。所以,如果译者忽略这些表达方式,就会导致翻译中出现“假象等值”。
1.非逻辑性和讽刺
“非逻辑性”在叙事小说中经常被用作一种手段来创造讽刺(申丹,106),乍一看这些不符合逻辑的陈述同小说现实是矛盾的,但是这些陈述隐含着作者讽刺的意味。从下列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一个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译文A把这种看似非逻辑性体现在译文当中,而译文B则是使句子看上去更加连贯。
(1)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 (鲁迅,《阿Q正传》,2002:66,)
(A)However,the truth of the proverb misfortune may prov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was shown when A Q was unfortunate enough to win and almost suffered defeat in the end.
(Trans.Yang &Yang,972:73)
(B)It is true,however,that losing can sometimes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for once when Ah Q did actually win,he came very close to losing.(Trans.Lyell,1990:35)
“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体现在阿Q身上表面看上去很滑稽而从根本上来说是悲剧的中国人性格的消极一面,从上面的例句中读者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讽刺幽默。在理解方面,看似不合逻辑,“unfortunate enough to win” 通过前面的谚语,以及后面解释性的语境,对于读者的理解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至于文学效果,“unfortunate” 这个单词立即就呈现一种讽刺和悲剧的意味,通过作者嘲弄阿Q所显示的语义之间的冲突“unfortunate”和 “win”,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阿Q的同情,“unfortunate” 这个词指出了阿Q深受压迫和悲惨命运的悲剧的一面。因此,“unfortunate”这个词体现了作者双重的态度,而且达到了适合语境的讽刺效果,译文B省略了“unfortunate”是不恰当的,因为只翻译出了“Ah Q Did win,but came to losing”,没有任何暗含作者对主人公阿Q的讽刺意味。
2.非逻辑性和强度
非逻辑性和强度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所使用的看似是矛盾的陈述,这种矛盾的作用就是用来增强效果。
(2)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又没有吃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地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
(鲁迅,《狂人日记》,2002:13)
(A)What they like best is for a man to take off his belt,and hang himself from abeam; for they can enjoy their heart’s desire without being blamed for murder.Naturally that sets them delighted laughter.
(Trans.Yang &Yang,1972:13)
(B)From their point of view,the best thing of all would be for me to take belt,fasten it around a beam,and hang myself.They wouldn’t be guilty of off my murder,and yet they’ll still get everything they’re after.Why,they’d be so beside themselves with joy,they’d sob with laughter.(Trans.Lyell,1990:35)
人们通常因为高兴而笑,但是作者的陈述是“they sob with laughter”,这看上去和我们的常识矛盾,但是仔细考虑这个单词 “欢天喜地(happy)”,是对于那些乐于吃人肉的食人族而言的,“呜呜咽咽(sob)”用来揭露这些食人族的虚伪的本质,通过非逻辑性的搭配,作者进一步刻画出这些食人族丑陋的特征。这种看似非逻辑性在译文B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sob with laughter”,但这种看似非逻辑性在译文A这种清晰明了的翻译方式下 “they can enjoy their heart’s desire without being blamed for murder.Naturally that sets them delighted laughter” 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很明显,鲁迅这种看似矛盾是一种艺术手段而不是由于粗心而犯的错误。译文A揭示了食人族的暴行,因此这种翻译方式将会减少刻画的强度,增强食人族的残暴,虚伪的双重特征的效果在译文中淡化了。
3.非逻辑性和悬念
有时作者有意地保留一些信息,后来才说出这些信息以便创造出悬念的效果。申丹认为,“非逻辑性和悬念的关系可以看做不仅是能够把作者或者叙述者优先考虑的事情前景化,还是一种概念性的而不是典型的特殊的非逻辑性”。这种非逻辑性,通常是由于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情绪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引起的,这可以归因为假设的事实和读者典型的概念框架的差异,这种概念性非逻辑性的方式可以产生悬念的作用。以下面鲁迅的《药》中的一段话为例:
(3)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仿佛老栓倒觉得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鲁迅,《药》,2002:22,)
(A)It was much colder than indoors, yet Old Chuan’s spirits rose, as if he had grown suddenly younger and possessed some miraculous life-giving power. He lengthened his stride.(Trans.Yang and Yang.1972:25)
(B)Though the air is much colder than in the teashop, Big-colt finds it refreshing.It is as though he were suddenly young again; as though he were gifted with magical power; as though he now carried with him the ability to give even life itself. He lifts his feet usually high and his steps are unaccustomedly long.
(Trans.Lyell,1990:49)
在这个故事的开头,主人公老栓突然起床出去了。这带有神秘和悬念的气氛,留给读者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主人公老栓突然起床?为什么他出去?他去哪里?这里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老栓的心情变化:“他觉得他突然地变得年轻了并且获得了赋予生命的神奇力量”,导致这个变化的原因在稍后的语境中可以看出,但是没有立刻陈述,是想到即将能够为他生命垂危的儿子买到药使老栓心情发生了变化。通过把原因置后,这种效果会产生悬念,使得读者想找出这种未明确说明的原因,并且这种原因一旦被揭示出来就更加显而易见。在文学效果上,主人公情绪的突然变化会构成一个巨大的主体集聚模式主题,一方面是坚信这种药的神奇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待死去病人的方式,这种惊人的对比揭示了根深蒂固的无知和封建思想,也是对黑暗社会状况的强烈控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译文A中悬念的效果被驱散了,主题模式被削弱了,主人公心情的变化是由于新鲜的空气而不是想到了药的原因。很显然,导致这种改变的原因是译者想改正这种体现鲁迅作品中所体现的概念性的非逻辑性。把原因置后这种看似不能引起心情变化的违反了典型的概念框架,肯定有某种暗含的原因引起心情变化。然而,这种概念性框架使得叙述者能够通过置后原因,创造悬念。这种概念框架有可能导致译者猜测是新鲜空气是唯一导致变化的原因,通过对比,译文B忠实地抓住了非逻辑性的真实意图。
4.前景化和人物性格塑造
在小说对话中,作者或者叙说者通常依靠前景化的语言达到不同人物刻画的目的,揭示作者的立场或者态度,调节与读者的距离和表示同情。然而,有些译者经常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这些前景化的特征,这种改变至少会使原文中人物的个性特征得不到很好的体现。
(4)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鲁迅,《孔乙己》,2002:19)
(A)Ignoring this,he would lay nine coppers on the bar and order two bowls of heated wine with a dish of aniseed- peas.(Trans.Yang and Yang.1972:20,)
(B)Without responding,Kong looked straight toward the bar and said:“Warm two bowls of wine and let me have a saucer of fennel beans” He set out nine copper all in a row. (Trans.Lyell,1990:43)
在这句话中,作者用一个前景化的动词“排”来描述孔乙己付酒钱的动作。从“排”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出孔乙己不是很富裕,他不能像其他穿长衫的人一样,坐着休闲地喝酒。孔乙己的这个微妙动作表明他十分珍爱他那为数不多的铜钱,同时,“排”这个词表现出孔乙己喜欢炫耀卖弄,认为自己与那些花四文钱、穿短衫的主顾不同。所以,“排”包含两层 意思:一是很认真,仔细地放下铜钱,一是把铜钱放 成一排。译本A 中,动词 “lay”并不相当于原文的 “排”,因为“lay”一词只是将(某物)置于某处所或位置,它相当于汉语的“放”。所以原文中表现出的 孔乙己自负的神态消失殆尽。而译文B用短语“set out...in a row”准确地传递出原文“排”的内涵,孔乙己的性格也充分地展示出来。
本文主要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对鲁迅短篇小说的两个译本在词汇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译者在处理原文中前景化语言所采取的策略及在译文中产生的不同文体效果。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个译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假象等值”,之所以出现“假象等值”,并非是译者语言方面的原因,而是译者对“前景化”的语言关注不够,即译文只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忽略了原文特定语言表达形式所产生的文体效果。这种翻译所造成的文体损失将会影响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以有必要把文学文体学引入小说翻译中,这样能使使译者更好地把握小说中语言成分(尤其是语言形式)的美学功能和文体价值,促使译者使用文体功能等值的语言成分。笔者希望通过分析和探讨这两个英译本,引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学文体学的重视,以此提高译者的文体能力和避免翻译中的“假相等值”,从而忠实地再现原文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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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英文小说翻译技巧 第7篇
很多英文小说, 甚至是英文名著的译文, 都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 人名的翻译, 整个小说中人名的译文不统一, 同一个人名, 在一本著作中翻译成不同的名字, 这就大大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及理解。有些小说的译文较为生涩, 机械翻译, 不遵循汉语的表达习惯,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难以理解。
英文小说经常按一定的顺序描述事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 比如时间顺序, 逻辑顺序等。对于人物的描写也较为细致。英文小说常常使用顺叙或者倒叙, 或者插叙的手法, 具有直观性。因此, 翻译时不仅要将原文意思译出, 更要实现功能上的对等。根据这些特征, 本文研究了英文小说翻译中的一些方法与技巧, 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 即: 正式文体翻译的非正式化, 以及语言翻译的生动化。
二、正式文体翻译的非正式化
英文小说中的日常对话很常见, 经常出现大篇幅的人物会话。小说语言一般属于正式文体, 但是在翻译日常对话的过程中, 应遵循口语的习惯, 将人物的语言翻译成口语。这就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 精准理解对话的含义, 进而翻译成相应的功能对等的汉语。
原文:
“I hear you’ve been causing trouble. ”
“Yeah. I don’t seem to be able to get away with things anymore. ”
I thought I would break down and cry then, but I didn’t.“Listen, ”I said, “You straighten up and they’ll let you out early on probation or parole or whatever it is, and you can come home. I’ll get you a job at the store—”
译文:
“听说你闯祸了。”
“是的。我好像不能再侥幸逃脱了。”
我本以为那时我会失控痛哭, 但我并没有哭泣。“听着, ”我说, “要是你改过自新, 他们会让你服缓刑或假释或是什么的, 早日放你出来, 这样你就能回家了。我会在商店给你找份工作。”
原文中大部分为人物的对话, 翻译的过程中不应只机械的遵循小说中正式文体的翻译方法, 而应生动形象地译为口语。而且, 翻译过程中, 应注意不同的时态所传达出的隐含信息。
三、语言翻译的生动化
英文单词包含的意思很多, 译者应在正确译出原意的基础上, 更加生动形象地译出原文。
原文:
“We were like brothers, ” I said, desperate. “You were my best friend—”
He laughed then, and his eyes were the golden, hard, flat eyes of a jungle animal.“Like a friend once said to me,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 ’”
I broke out in a sweat and was suddenly glad of the walls and the guards and the bars. I think if he could have, Mark would have killed me.
译文:
“我们曾情同手足, ”我绝望的说。“你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时他笑了, 眼睛就像丛林里的动物一样, 金色, 冷酷无情, 扁平。“就像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的, ‘时过境迁。’”
我突然一身冷汗, 突然庆幸那里有墙壁、看守、围栏。我在想, 如果可以的话, 马克会杀了我的。
由此可见, 在翻译英文小说时, 译者应尽量做到语义对等, 并生动形象地进行翻译, 将人物的思想情感完完全全展现给读者, 而不是简单地字对字翻译。
四、结语
英文小说经常按一定的顺序描述事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 常使用顺叙或者倒叙, 具有直观性。因此, 翻译时不仅要将原文意思译出, 更要实现功能上的对等。本文研究了英文小说翻译中的一些技巧, 并提出了正式文体翻译的非正式化, 以及语言翻译的生动化等翻译方法。
参考文献
[1]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2007.
短篇小说翻译 第8篇
一、交际翻译理论概述
交际翻译理论来源于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文学著作翻译盛行, 由此也产生了诸多优秀翻译学家。彼得·纽马克正是当时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当时翻译界中对于意译和直译的争论较多, 在实际翻译中也存在两派。彼得·纽马克在此基础上对前人的相关翻译理论进行总结和概括, 并结合自身翻译经验, 于1981年著成《翻译问题探讨》一书, 并在其中提出语义翻译理论和交际翻译理论。其中语义翻译理论是指在原文作者的写作中心出发, 严格根据作者的写作思想及风格, 对原文进行翻译, 遵循“忠实性”原则。语义翻译理论也更加注重原文的词语排序及语言表述, 需尽可能贴合原著。
而交际翻译理论与语义翻译理论相比, 更加注重读者的主观感受, 其以读者为中心, 更加注重读者的理解状况及心理感受, 以求在原著的基础上, 为读者呈现原著带给读者的同等阅读效果。在交际翻译理论中, 彼得·纽马克认为翻译就是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 其认为翻译中原著精神传达比语义传达更重要。
在上述两种翻译理论提出后, 彼得·纽马克又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 其主要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及呼唤型三类。彼得·纽马克提出不同文本类型需采取不同翻译方法, 对于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 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达文本信息, 使读者从信息中获得感染, 文本的实际表达内容比表达形式更加重要, 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更加注重文章内容的表达, 可不比过于拘泥形式, 引起翻译内容晦涩难懂, 影响读者阅读感受。因此, 这两类文本在翻译时, 可采取交际翻译理论。而对于表达型文本, 其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语言的内容和表达形式、风格等更能体现原著作者的中心思想表达, 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更加注重原著的思想表达, 严格按照原著语序、表达形式等进行翻译, 这种文本更适合采取语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
二、英文小说的翻译流程
1.译前准备。翻译者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前, 需做好英文翻译的译前准备, 其主要内容包括了解英语小说原著的特点、了解英语小说翻译的相关要求。
英语小说与中文小说一样均具有一定的文体特点。在英文小说中, 其特点主要突出在以下几点:语言形象化、语言个性化、修辞格的运用较为广泛、叙事角度较为多样、句式表达形式较为多变等,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先对原著相关文体特点进行了解, 根据原著实际表达方式灵活应变, 提高翻译质量。英文小说多注重于对客观生活的描述, 通过对日常生活环境、人物生活等相关故事等进行描述, 为读者创设生动活泼的画面。英文小说题材较多, 形式多变,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除了需加强对小说文体特点的了解, 还需了解小说翻译的相关要求, 以促进翻译文本展现出原著的风采。其四大要求为:形象化、个性化、通俗化、风格化。
此外,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相关翻译人员还需加强对作者及写作背景的了解, 以保证翻译文本的准确性, 以通过不同语言再现原著。如当代美国作家Madison Smartt Bell的著作《Soldier's Joy》, 其写作背景是为了分析当代人类心理问题与生活问题之间的关系, 采取第三人称叙事, 以娜娜、娜娜的丈夫及娜娜的前男友作为小说主线展开故事。在翻译前了解著作背景及目的能更好地表达作者思想。
2.翻译。翻译过程是影响整篇著作翻译效果的关键。在小说翻译过程中, 相关翻译人员需结合英文小说翻译的要求、文本特点、写作背景等, 并结合实际翻译经验进行翻译。翻译的主要步骤包括以下三点:第一, 将全文细读, 准确了解原著所表达的思想、内涵, 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此过程需进行反复阅读, 以保证理解效果。第二, 进行首轮翻译时, 需保证在最大程度上将原文信息保存, 避免信息流失。在第二轮翻译中, 采取交际翻译理论, 在原文表意的基础上, 对首轮翻译译文进行润色、修改, 保证译文逻辑性和流畅性, 保证译文符合读者阅读习惯。
3 . 译后校对。对译文进行校对时首先需对译文进行通读。第一轮校对时, 需保证译文与原文之间意思无出入, 信息表达、感情表达、写作风格等需与原著相符。第二轮校对时, 在第一轮校对的基础上, 对译文内容进行校对, 保证译文与原文的统一性。翻译结束后, 相关翻译人员需加强对翻译中相关问题的总结, 并做好记录。
三、英文小说的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方法
彼得·纽马克提出英文小说可分为信息型和呼唤型两种文本, 信息型文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递信息,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需将信息传递放于首位, 以表达简洁作为翻译基础。而呼唤型小说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达情感,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将原著的情感表达作为翻译首位, 以表达清晰、语言流畅作为翻译基础。以下对翻译中的词汇、句子、对话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方法进行详细叙述。
1.词汇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词汇是组成句子的基础, 也是表达著者思想的最基础元素。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不同词汇的运用饱含着著者的思想, 一个词汇也表达着多种含义;且词汇背后也蕴含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情感、文化背景等, 因此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也存在较大的理解差异。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中, 采取直接翻译的方式将会导致不同读者因文化差异导致难以理解的状况, 进而影响原著情感及思想的表达。例如英文中“bear”表示脾气暴躁或饥饿的人, 其还有一种含义是熊, 而熊在汉语中引申为愚笨的人。英文小说翻译中, 对词汇的翻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选词和词类转译。
在英文和汉语中, 一个词存在多种意义的情况较为常见, 且在文学作品中, 某些词的含义常具有多义性和不固定性, 其语义需根据不同语境进行判定。在英文小说翻译中, 每次词汇的翻译其含义、情感、意象等均需以语境作为翻译基础, 将语境凌驾于一切因素之上, 保证词汇翻译的准确性。如在Madison Smartt Bell 《Soldier’s Joy》一书中, 有如下对话:
“Just in time!”her mother said, hovering above the food, filling three plates, then settling in her customary seat.
“Thanks, Mom, ” Nana's father said.
在这段对话中, 用到“in time”, 该词汇意思为及时、终于, 此处根据下文中提到的娜娜的母亲端着三个盛着食物的盘子, 可以推断出此时娜娜正好回来, 翻译成“来得正好”符合语境。在后文中提到“Mom”, 本意是妈妈, 但结合后文说话对象为娜娜的父亲, 因此, 此处翻译时, 不能直接翻译为“妈妈”, 以免与中国人的表达方式相背离。因此, 在实际翻译时, 可根据中国人称谓习惯, 以交际翻译理论翻译为“孩子他妈”。
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 其在语法、词汇、表达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英语中名词使用情况较多, 汉语中动词较为常见。如在Jesse Lee Kercheval的《Alice in Dairyland》一书写到:“I say to my friend, because I'm afraid if the sniper knows I've been hit, he'll want to finish me off.”这句话中“I'm afraid”中“afraid”为形容词, 本意为害怕的。在翻译中若以直译方式, 则为:因为我是害怕的, 如果……, 这种翻译不符合汉语的用词习惯, 因此可将其转化为动词:因为我害怕, 如果……。通过这种此类转译, 更符合汉语阅读习惯。因此, 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过程中, 需学会变通, 学会词类转译, 使译文更加通畅、易懂。
2.句子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句子是表达著者完整思想感情的基本语言单元, 是构成段落的基本单位, 也是翻译的基础单位。汉语和英语的语法体系不同, 使得两种语言中句子表达形式存在较大差异, 汉语中, 一个句子中各词汇的逻辑排列组成完整的句子, 而在英语中, 以连接词来串联各词汇, 形成逻辑关系。在句子翻译时, 需根据交际翻译理论, 以读者的理解能力及心理状态为基础进行翻译, 保证语言通顺易懂。其常用的方法包括增译、切分、换序三种。
如:But although Nana's parents were nothing but gracious to him, they were never going to fall under his spell.这句话直译为尽管娜娜的父母对他和善, 他们从没有中他的咒语。直译时, 对与文章意义的表达欠缺。而根据上下文, 娜娜的父母对其丈夫不喜欢的状况, 可在翻译中增译为“他们从没有中他的咒语从而对他产生好感”。通过增译能促进句子表达的完整性, 也能促进读者理解, 更好地了解人物的心理状态。
3.对话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小说中, 人物对话是表现人物性格、形成文章冲突的重要要素, 人物对话直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且人物对话也直接体现着人物性格、思想、身份等, 因此。在小说对话翻译时, 需把握翻译的个性化、鲜明化, 注重语意、语气及感情色彩的处理。
如“Can you talk? Is Anders there?” my mother asked.此句中Can you talk直译为“你能说话吗, 安德斯在吗”, 直译效果较为生硬, 且具有歧义。根据上下文, 此对话来由是“我母亲”偷偷给“我”打电话, 未防止安德斯听见而出现的询问, 采取直译时, 其意义不准确, 因此可采取语意处理, 翻译为“你方便讲话吗, 安德斯不在你身边吧”, 这样翻译之后, 能便于读者理解文章, 且更能突出“我母亲”的人物形象及对安德斯的不信任。
四、结束语
汉语和英语语系不同, 导致在英语小说翻译过程中, 直译效果不佳, 易导致读者难以理解的状况发生。在实际英语小说翻译过程中, 相关翻译人员在实际翻译中需根据语境状况, 综合多种翻译方法和理论, 以保证著者思想情感、观点等的准确传达, 并能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及表达方式, 保证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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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翻译 第9篇
关键词:侦探小说,翻译目的,浅近文言文,白话
周桂笙 (1873—1936) 名树奎, 字佳经, 又字辛庵、新庵、惺庵、新厂, 号知新子等。江苏南汇 (今属上海) 人。他是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中的领军人物。据称他早年入读上海广方言馆, 后进入中法学堂, 先后研习法文和英文, 有扎实的外语语言基础。他最初在《新小说》杂志发表小说译作, 后任《月月小说》译述编辑, 专门从事西方小说翻译, 广泛涉猎科幻、言情、政治、教育等多种题材的小说, 其中以侦探小说的翻译成就最为显著。本文将首先还原晚清的社会历史语境, 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周桂笙在侦探小说翻译实践中的一系列大胆开拓与尝试。
1 对翻译目的和翻译社会功能的认知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 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满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利益, 即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 一些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 要救亡图存、振兴国家不能仅仅只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必须要改良思想推进社会制度的革新。在思想上, 他们逐渐摆脱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桎酷, 转而要求输入“欧西文思”[1]。晚清的有识之士希望以此来开启民智, 唤醒国民的民主意识。为实现这一迫切的目标, 最迅速、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翻译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面的书籍。周桂笙曾言道:“吾国开化虽早, 而闭塞已久;当今之势, 苟非取人之长, 非广译其书不为功:厥先识之士, 不新之是图, 而维旧之是保, 抑独何也。”[2]可见, 他充分意识到了翻译的目的以及翻译的社会功能, 并且大力倡导译书以便弃旧图新。
于此同时, 以梁启超为首的晚清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 史称“小说界革命”。梁启超认为, 中国的传统小说“不出诲淫诲盗两端”, 无甚可取之处, 唯一可行的办法, 便是引介域外小说。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
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说;欲新宗教, 必新小说;欲新政治, 必新小说;欲新风俗, 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 必新小说。[3]
在梁启超等人的极力推崇下, 时人开始注意到小说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方面所起的作用。好的小说具有社会启蒙的功能, 能裨益世道, 感化人心, 具有移风易俗、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力的功效, 也可以承担起唤醒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
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 梁启超对译介域外小说的倡导得到了周桂笙、吴研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据悉, 自从梁启超于1902年11月创办《新小说》杂志以来, 周桂笙就开始积极向其投稿。后应吴研人 (《月月小说》杂志编辑) 的邀约任《月月小说》译述编辑, 专门从事西方小说翻译, 陆续翻译了多种题材的小说。
在众多的翻译实践中, 周桂笙对侦探小说的翻译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早在1903年, 周桂笙就开始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侦探小说《毒蛇圈》, 并一炮打响。“先有一两种的试译, 得到了读者, 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 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 (新庵) 是这一类译作高手”[4]
2 翻译题材的选择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的土壤中缺乏“侦探小说”这一门类。事实上, 侦探小说是一种舶来品, 属于西方通俗文学的一种。侦探小说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领域的小说, 又称侦探推理小说、侦破小说、推理侦破小说等。其内容主要反映的是现代的理性思辨精神, 讲究的是科学与民主, 弘扬的是法治思想和社会正义。难能可贵地是, 周桂笙早在1904年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明示:“尤以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缺乏, 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 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5]
此外, 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 周桂笙发现传播科学知识最好的工具不是介绍科学理论的教科书或者工具书, 而是包含科学知识的小说。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的文学类型最受广大普通民众的喜爱, 因而可以即快速又广泛地输入西方文明、传播科学知识, 以达到破除迷信、启迪民智的效果。
在谈到翻译侦探小说时, 周桂笙说:时彦每喜译侦探小说———夫译书无论为正史、为小说, 无非为输入文明起见。虽然, 文明岂易输入哉?必使阅读能被其影响而后可[6]。
可见, 他迫切希望借助翻译侦探小说在带给人们阅读趣味的同时, 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西方社会, 开启民智。由此来引进新思想、输入新文明来变革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抉择无疑顺应了清末民初的时代潮流。
在翻译题材方面, 周桂笙选择了通俗文学的一个门类———侦探小说。其代表作有:《毒蛇圈》、《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双公使》、《失舟得舟》、《海底沉珠》、《红痣案》以及《福尔摩斯再生案集》。[7]这些侦探故事案情扑朔迷离, 结局变幻莫测。从他的翻译选材上, 我们不难看出周桂笙敢于大胆揣摩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眼光, 率先引进了西方通俗小说中的侦探小说。这无疑显示出一个时代热潮引领者对于时代需求和发展趋势的敏锐感知力和洞察力。也正是由于周桂笙等小说翻译家的积极参与, 成功引入并推介了西方侦探小说, 为后来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提供了绝佳的模板。
3 翻译语言:采用浅近文言文和白话
清末民初, 白话文尚未兴起。“雅”的翻译美学占据主导地位, 推崇古文翻译。以“林译小说”为代表的文言文译本风靡一时。然而纵观史料, 我们不难发现周桂笙主要使用浅近文言文和文白相杂的语言来翻译侦探小说。由他翻译的大部分小说是在当时发行的报刊上连载的。这些报刊为了增加销量和收入, 必然追求语言的通俗化以期扩大受众范围。杨世骥评说:“周则完全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 这在当日翻译界实在是一种大胆尝试。”[8]
例如, 《毒蛇圈》中的一段对话:
暖, 那是什么话儿呀, 你可要好好的记这, 你爹爹没有答应, 你是不能嫁的呀。
我也知道是如此, 所以才对你说呀。
那么说你真是有了, 但不知你的老公是在哪里找得的呢?
在史太太的客厅里。
可见, 他没用采用“且听某某道来”, “某某曰”这样的字眼, 而是照原文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行文, 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艺术特征, 能让读者耳目一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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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世骥.文苑谈往[M].中华书局, 1945:12.
短篇小说翻译 第10篇
鸳鸯蝴蝶派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流派, 然而, 由于与五四新文学阵营文学观、审美观的不同, 遭到了现代新文学家的猛烈围攻, 在近代文学史上一直声名狼藉。周瘦鹃历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一员而冠以“哀情”小说家的身份。周瘦鹃创作的大量所谓哀情、惨情小说在小说模式、思想、语言上与徐枕亚等旧式言情作家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这个层面上, 可以把他列为鸳鸯蝴蝶派。但周瘦鹃的文学活动远比徐枕亚等人丰富。他长期从事报刊活动, 先后创办、主编或与人合编了《礼拜六》、《游戏世界》、《半月》、《紫兰花片》、《上海画报》、《紫葡萄画报》、《良友画报》等多种报刊。在这些报刊上, 他既创作小说, 又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还写杂文、影评, 对当时上海的都市社会生活多有品论。长期接触报刊等前沿思想的聚集地, 加上对欧美外国文学的接触, 使他的思想也比一般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更进步、开放。他支持妇女运动, 写过不少像《娶寡妇为妻的大人物》、《夫妇公约》等为女性自由张目的文章。同时, 周瘦鹃也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文人, 他创作了大量爱国文学, 19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亡国奴之日记》是对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声讨檄文, 旨在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从这个层面上说, 周瘦鹃的活动、思想又远超出了一般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因此有学者认为, 应当为像周瘦鹃这样一批人单列“礼拜六派”。
鸳鸯蝴蝶与礼拜六之辩看似是名称之辩, 实际是对作家思想倾向、文学活动“新旧”之辩。周瘦鹃是被列入鸳鸯蝴蝶派还是礼拜六派尚难定论, 但由此引发我们关注的是:周瘦鹃身上有着近代文人特有的新旧交替的痕迹, 这在他的翻译小说上表现尤为突出。他作为近代文学史上较早一批报刊人、翻译人的身份被贬低忽视了。
二、周瘦鹃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
1917年, 商务印刷出版社出版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 这是近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产生较大影响的短篇小说集。周氏兄弟虽然早在1909年就在东京出版了《域外小说集》 (1) , 然而在当时销量很小, 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周瘦鹃对短篇小说的大力介绍客观上促进了短篇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1917年11月30日的《教育公报》上还刊登了鲁迅对这本小说集评价的文章《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他认为小说集的优点是:选入国别广, 特别关注了一些弱小国家;同时译者还为每一个作者都作了小传, 介绍生平、作品思想并附以自己的评价。同时小说集也有很多局限, 如体例杂乱、多用崩成语、所选小说良莠不齐、对作品思想介绍不够深入、以国别而不以种族分类等。尽管有不尽人意处, 鲁迅先生还是对此书做了高度评价:“用心颇为恳挚, 不仅志在愉悦俗人之耳目, 足为近来译事之光。然当次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 得此一书, 俾使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 尚有更纯洁之作, 则固亦昏夜之微光, 鸡群之鸣鹤矣。”
下面将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周瘦鹃翻译的特点。
(一) 对林译小说的继承:写情传统
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译文固然受作品原意的约束, 但译者对作品的解读方式、行文的风格、乃至读者的阅读习惯都有可能影响翻译的结果。当时文坛翻译名家林纾、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翻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翻译时非常注重情感色彩, 译文哀艳凄婉、使人动情。首先, 清末民初, 社会剧变, 在乱世的悲欢离合中人们无力把握命运, 不免自哀自怜, 沉沦于声色消遣中以逃避现实的苦闷。其次, 报刊、杂志的大量创办, 改变了文学传播的载体, 也改变了文学的定位。文学不再是士大夫专有的阳春白雪, 而成为市民消闲的一部分。市民口味成了作家关注的焦点, 而离奇、感人的爱情故事恰能迎合一般观众的喜好。此外, 早期的一些翻译家多为传统文人出身, 他们深受传统写情文学的熏陶, 多忧多愁;又处在社会动荡、文人身份转变的时期, 多有身世飘零之感, 往往通过“情”的抒发来表达一种理想追求。这就导致了民初文坛写情文学的兴盛。1899年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巨大成功, 可以说正是与当时这种文坛潮流暗合的结果。
写情文学一方面是对传统“才子佳人”小说题材的承袭, 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情”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隐含反封建的意味。近代文学史上, 痴于“情”者不再少数, 林纾、苏曼殊、周瘦鹃, “情”对于他们成了一种精神的追求, 是自由、自我、反叛的象征。二十世纪初, 青年男女的婚恋自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热点, 青年人普遍向往婚姻自由。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趣味, 加上自身恋爱的不幸, 周瘦鹃在小说翻译题材的选择上, 有明显的“写情”倾向。
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中, 有近三分之一的小说都与爱情有关, 在他小说名的翻译上就可见一斑, 如《鬼新娘》、《情场侠骨》、《意外鸳鸯》、《情奴》、《三百年之爱情》。这些爱情故事大多颇具传奇色彩, 这一方面是为了吸引读者, 另一方面通过曲折传奇的过程体现出爱情之“真”。如《鬼新娘》写了一个地主在路上遇到一个美女, 爱上了她, 在与她结婚当夜死去。原来这个女子早已死去, 曾遭地主的祖先抛弃并杀害, 地主的祖父、父亲都为她而死。小说表达了对负心汉的谴责, 赞扬了真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缠绵》一篇。小说写了“我”一个医生连续几天在海边遇到一个老人, 老人因为思念远游的妻子而形容憔悴。老人向“我”讲述了他和妻子的事, 表达了对妻子的爱。有趣的是, 在故事结尾, 老人口中美丽迷人的妻子回来了, “我”发现那不过是个微胖的普通老太太。周瘦鹃的哀情小说包括爱情小说翻译, 往往花大量笔墨描写女子的容貌, 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旧式文人迂腐的一面。但是他对这篇小说的选择, 体现了他的“唯情”取向:即尽管女性的容貌是重要的, 但真挚的感情在译者看来更为重要。可见周瘦鹃的爱情观虽然还有保守的一面, 但无疑具有进步性。周瘦鹃在当时的文人中思想是比较新潮的, 他在妇女问题上一直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在《上海画报》上发表过很多鼓吹妇女运动的文章, 这篇翻译小说可以算是一个旁证。
除了爱情小说, 周瘦鹃还翻译了大量家庭伦理小说, 如《星》、《洪水》、《慈母》。在这些小说中, 体现出周瘦鹃真挚的亲情观和高超翻译技巧。
《星》译自狄更斯《圣诞故事集》中的《A Child’s Dream of A Star》, 狄更斯的这篇小说表现了他的宗教观:对信仰的坚持使人超越生死的痛苦。而周瘦鹃的翻译侧重写小男孩与妹妹之间深厚的感情, 对小男孩的心理描写细腻入微, 感人至深。如写妹妹去世后的一段话:
原文:And so the time came all too soon!when the child looked out alone, and when there was no face on the bed;and when there was a little grave among the graves, not there before;and when the star made long rays down toward him, as he saw it through his tears.
周译:已而人去床空, 不复见此白如梨花之面。而礼拜堂之坟场中, 斗有一小冢。纤草滋长, 土色犹新。儿夜夜撑其泪眼, 独观明星。
周瘦鹃这段翻译不仅充分表达了原文的意思, 而且情景交融, 语言清丽浅白, 饱含深情, 让人深刻体会到小男孩与妹妹生死永隔的悲痛, 读后口留余韵。周瘦鹃幼时丧父, 母亲拉扯周瘦鹃兄弟姐妹几人长大, 周瘦鹃对母亲、家人充满了感激与爱意, 切身的体会使他对家人情感的翻译精到细腻。
(二) 通俗化、生活化
周瘦鹃第一篇见报的文章《落花怨》在包天笑和陈景韩主编的《小说时报》上发表, 周瘦鹃受到包天笑的赏识, 从此与报刊结缘。十九世纪下半叶, 在上海等地, 城市迅速发展, 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大众传媒的兴起使报刊成为文学新的载体, 文学的传播方式、受众群、创作群发生了巨大改变。普通的小市民希望看到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 表现中下层小市民生活的作品受到追捧。周瘦鹃也受到翻译小说报刊化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题材的日常化:独特的都市生活体验
在表现市民生活时, 周瘦鹃喜好表现底层小市民生活, 并且常常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小市民“贪婪”、“吝啬”的丑态。如《伞》中描写了一个女版“严监生”马丹乌利尔, 为了一把伞的钱斤斤计较, 丑态百出。这既是对《儒林外史》等传统小说批判讽刺精神的继承, 也是对社会新兴现象的反映。民国初年,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大都会, 资本主义的势力侵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普通百姓的生活、思想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因此, 这些作品使读者在捧腹之余不免有所思考。
同时, 这些市民生活题材小说也为读者开辟了新的都市生活场景, 带来了独特的都市生活体验。在《伞》中描写的城市中的“妻管严”现象、保险公司索赔情节, 这些对旧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新鲜的。
2. 文言与白话:从文言到白话的更替
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 要求作品能被各个文化阶层的人接受, 报刊小说语言应当尽量通俗, 易于大众接受。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 白话文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周瘦鹃的翻译也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更替。
周瘦鹃文风较为浅直, 他的文言文很少有冷僻词汇, 能使一般读者读懂。如《星》开头一段议论
原文:They believed they would be sorry.For, said they, the buds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flowers, and the little playful streams that gambol down the hill-sides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water;and the smallest bright specks playing at hide and seek in the sky all night, must surely be the children of the stars;and they would all be grieved to see their playmates, the children of men, no more.
周译:二人心中, 则皆以为必伤心也。继言曰:“芽, 花之儿女也。山跃小涧, 水之儿女也。天上明明之小点, 夜中捉迷藏于云幕问者, 星之儿女也。人之儿女, 犹渠辈之游侣。旦忽见其游侣撤手于人世, 乌得不悲。”
温哲仙译2:他们坚信, 它们会感到难过的。因为’他们认为, 蓓蕾是花的孩子, 山谷里奔腾的欢快的小溪是河水的孩子;通宵在天空中玩捉迷藏的那些最小的光点, 想必是星星的孩子;当它们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伙伴人类的孩子, 它们肯定都会伤心的。
周译语言简洁浅白, 又运用了排比的手法, 相比温哲仙译文, 类比条理更清晰, 更符合传统阅读习惯。文言词语无一佶屈聱牙, 理解起来也毫无障碍。
周瘦鹃的白话文创作也十分积极。《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共50篇, 其中有17篇为白话翻译, 占34%, 已经有了相当的比例。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的17篇白话小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描写男女爱情, 一类描写社会生活、爱国战争等。我们可以发现, 在第一类小说中, 周瘦鹃的语言模式化痕迹很重, 存在着半文半白的现象, 这大概是周瘦鹃长期写作哀情小说的惯性。鲁迅先生就指出:“命题造语, 又系用本国成语, 原本固未尝有此, 未免不诚。”以《鬼新娘》为例, 小说整个故事情节与《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与女鬼的故事十分相似, 小说的语言也与古典才子佳人小说如出一辙。书中有大量语言描写女子外貌衣着, 活脱脱就是一“聊斋女鬼”:“身上穿着一袭雪白的白罗衫子, 头上戴着一顶矗着青色羽毛的青色花冠, 玉颜上幂着一个青纱面幕, 下幅披向左肩, 垂在那杨柳腰下。”这种写法的优点是使外国的故事有一个中国化的演义, 更加通俗化, 易于普通读者接受。缺点在于不脱旧文人的趣味, 虽是白话, 犹如文言, 削弱了原本小说的魅力。
第二类小说的翻译往往更平实, 接近小说原本的面貌。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瘦鹃对这类题材接触不多, 写作尚未形成惯性;一方面是因为这类题材的思想一般比第一类的作品要深, 可供随意演义处较少, 作者翻译的态度要更严肃。如高尔基的《大义》、安德列耶夫的《红笑》。这些小说的翻译体现出周瘦鹃作为一个爱国文人严肃的一面。特别是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采用日记独白形式, 描写主人公在战争中的经历, 通过主人公在病态幻想中出现“红笑”这一非理性形象, 对非理性的战争及社会做了无情的揭露。小说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 表现主义有机地结合, 这种艺术手法对当时的中国文人来说是很陌生的, 理解、翻译难度极大。周瘦鹃能把这样的小说没大偏差地翻译下来, 值得钦佩。鲁迅对他“然当次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 得此一书, 俾使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 尚有更纯洁之作, 则固亦昏夜之微光, 鸡群之鸣鹤矣。”的称赞, 大概就源于这些作品。
参考文献
[1]狄更斯著.温哲仙, 译.一个孩子的星星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2]何媛媛.紫兰小筑:周瘦鹃的人际花园[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1.
[3]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片小说:旧印重刊[M].长沙:岳麓书社, 1987.
RWX:翻译中国网络小说的美国人 第11篇
美国武侠迷RWX尝试翻译的第一本中国小说是《天龙八部》。这个选择不太明智。哪怕8年以后的此刻,RWX依然哀叹:那是个天坑,艰难超过后来他看的所有金庸著作。
最初动念是一个偶然:他看到之前一位网友翻译了开头五六章,很多人在下面讨论谁谁武功最强,但“没有原文对照很不得法”,又恰好看到了刘亦菲版《天龙八部》,“在电视上看到的第一个不是粤语的武侠剧,听得懂”,他便跳坑了。
段誉从大理国一路游至姑苏,水榭听香和胡汉恩仇令RWX非常痛苦,他经常卡在“修罗刀”这样的词面前,常要花几个小时查字典,看历史。
RWX还没看到让众多读者心有戚戚的“塞上牛羊空许约”,翻译到乔峰被赶出丐帮的时候,他就再也坚持不住,“永远地放弃了”。据他说,这本书到现在都没人能翻译完,“太难了。”
直到2014年初的一天,他在SPCNET论坛上看到一本网络小说,“我吃西红柿”的《星辰变》。这书没太多人关注,他读来感觉“文笔很难跟金庸比,不过挺轻松挺好看的”。此书的译者,越南人he-man向他推荐了作者的另一本书——《盘龙》。
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会是第一本完整译到北美的中国网络小说,也不知道这次翻译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约两年后,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完三百多万字网文的他,将从美国外交部辞职,告别越南河内风光,从此以RWX之名,专心运营Wuxiaworld.com——一个致力于把中国网络小说翻译成英文的网站。
识字
RWX有个中文名——赖静平。往前十几年,赖静平是加州华人区一个不识汉字的中学生。再往前的1989年,3岁的赖静平随父母离开成都,定居美国。
在父母的着意引导下,为了和当地华人小孩交流,他也学普通话,不过是三天打鱼式的。他只会厨房中文,比如“今天做什么”和“想吃什么东西”。
直到中学的某一天,他在华人电视台看到了95版《神雕侠侣》,粤语原声,中文字幕。
如今,赖静平的微信头像是个软件拼图:一张戴眼镜的脸安在骑马提枪的侠客身上,似乎彰显“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酷感。而那时候,武侠剧吸引他的也不是风月无情或者侠之大者,“是武侠的武,不是武侠的侠。”他觉得那些打打杀杀精彩得很,但不懂缘由,这让他“特别特别焦虑”。
他开始在论坛上找英文版的金庸小说。彼时金书除了《鹿鼎记》外并无授权海外的译本,全靠网友有一搭没一搭地接龙。他看一个香港人翻的《笑傲江湖》,从《灭门》一路往下,主角令狐冲千呼万唤始出来。正看到他带领群雄到少林寺欲救任盈盈时,故事戛然而止:译者不干了。
这几乎是激发他学中文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他顿了会儿说。小时候家里经常拿出卡拉OK机,请华人邻居同乐,爱唱歌又不识字的他每次都要提前背好所有歌,“特别老的老歌,91年左右父母回国带来的碟片,邓丽君什么的……就是太辛苦了。”他在电话那头特不好意思地笑。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国际关系专业期间,他辅修了3年中文,老老实实从汉语拼音开始,和很多华人同学坐一间教室。大四,他从上海游学一年回来,觉得“水平可以了”,于是开始在论坛上边读边翻译,半是为了锻炼中文,半是想要拾起那些意犹未尽的武侠断章。混迹江湖,他取的网名是RWX,出自他最喜欢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最喜欢的人物任我行。
双重身份
2008年夏天,大学毕业一年的赖静平放弃了在洛杉矶某律所的工作,因为“看到走到行业顶峰的人对生活还是这么不满意”。他先后考了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和美国外交部,并在LSAT取得了173的高分(满分180),不过他选择了后者。
2010年起,他开始了在马来西亚、加拿大、越南轮岗的外交官生涯。
他本来报了“大事儿最多的”政治处。但“9·11事件”后,游客申请签证的要求变得严格,所有新人都要在签证处先轮两至四年。在吉隆坡,在多伦多,他从早8点到晚6点都坐在方桌前,面对一两百个人,问相同的问题:“你要去美国做什么?”
晚上,他才做回RWX。在网上的武侠世界,他追小说,包括《笑傲江湖》,前后追了5年;和网友热烈讨论:谁的武功更厉害?假如郭靖没有死守襄阳而是逃走,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这成为他的放松方式。
开始工作这几年,论坛上翻译武侠小说的风气初开,译者多是北美与东南亚华人,RWX算是最早一批,零零散散地翻译金庸古龙。遇到觉得佶屈聱牙之处,他常打电话向妈妈求教。这样的互动持续至今:去年4月左右,妈妈好奇他翻译得如何,就去看《盘龙》,结果嫌他更新太慢,自己找中文版先看完了。
父母对他拐了个大弯爱上中国文化深感欣慰,还笑话他:小时候让你不好好学中文!但他辞职后,父母也特别遗憾:哎,你刚开始翻译我们就担心,会不会影响你的外交工作啊!
2014年5月开始,他在SPCNET论坛翻译《盘龙》,开头一章大概用三四小时,渐入佳境后一章两小时。因为《盘龙》里是全新的世界观架构,他无需像从前那般翻字典查历史,不过“大地奥义”(他最终决定译为“Profound Truths of the Earth”)这类新词也会难住他。
《盘龙》是“我吃西红柿”惟一一本“西幻”,人名全是欧美范儿,故事以魔法为背景,主角还有一只“盘龙戒指”,被认为是西方奇幻类小说在中国通俗化的典范之作。
东方小说里,日本轻小说在论坛里占绝对主流。为了扩大影响力,有热心读者把RWX翻译《盘龙》的链接发到了Reddit论坛的日本轻小说(Lightnovel)版,且得到了良好的吸粉效果:因为讨论《盘龙》的粉丝越来越多,聊轻小说的人太少了,他们被版主开除,此后链接转发到翻译小说(NovelTranslation)版,并引来一票原轻小说粉。
“请再快一点儿”
2014年12月4日,RWX在PayPal上接受了第一份捐助。
“这倒不是钱的事儿。”经常有读者提出捐助,请他“再快一点儿”。他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真的很在乎他的翻译。于是他表态:“你们如果这么喜欢,真的想让我快,那就给点钱,我就保证更新。”结果一两天下来,他就收到了一两百块,工作量远超想象。“但我都已经答应别人了,只好做下去。”
读者群越滚越大。同月22日,他为《盘龙》单独建了个网站,起名“Wuxiaworld”(武侠世界)。刚开站,每天点击量就有10万左右。
那时,恰逢他从多伦多返回华盛顿进行越南语培训,工作相对轻松。这让他给自己压了更大的翻译量:每天不超过3章,周末可能会加,几乎不断更。
这么多热心读者守着,他再也不敢“空许约”。RWX过了一年多每天三门语言密集转换的日子,“挺头疼的,有时候有点儿转不过来。”除了完成越南语作业外,他每周平均五六十小时用于翻译,“过着宅男生活”:下午6点半回到家,吃份外卖,8点左右翻译,到凌晨一两点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又去上班。隔绝所有社交,胖了30斤,娱乐活动只剩偶尔打Dota。
在《盘龙》的后记里,他形容这是“a hell of a ride”。如今,他还在减肥,但据说“有点艰难”。 《盘龙》被很多外国读者奉为中国网络小说的“入门书”,成为日本轻小说中的“a breath of fresh air”;吸粉无数,很多读者在完结后哀叹“Whatdo I do with my life”,其中包括今年8月刚满18岁的GGP。
Wuxiaworld创立两三个月后,GGP创办了Gravity Tales——那个网站如今成了这个翻译圈子里的老二,访问量仅次于Wuxiaworld。
侠客行
2015年12月19日,赖静平辞职。
二十多天前,《盘龙》翻译刚收尾。辞职两天后,他离开越南,发了一条朋友圈:“河内,再见。越南,再见。大使馆,再见。外交部,再见。7年的外交官生活,再见。未来,你好!一路向前,永不回头。”
辞职这个念头起于感恩节前后的一周。“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周内我又去香港把Wuxiaworld公司注册了,我父母又来越南看我,还要接待一个美国的VIP,还要忙翻译工作。”他感觉自己快崩溃,有了“一两年后可能会辞职”的念头,给父母打了预防针。决定长痛不如短痛也就是两三周后的事。他终于“事了拂衣去”,彻底告别热带景象,告别外交官“Jingping Lai”的身份。
调理好身体,他又开始忙碌。继续网文翻译,更新《莽荒纪》;统筹着十七八人的译者团队;网站内同时翻译着18本小说,以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等网文大神的玄幻修仙小说为主;每天,他还负责任地冒泡,与读者互动。
父母觉得可惜,但也支持他的决定。他们的关心方式是,每天必上Wuxiaworld跑堂。第二天早上他总会收到微信:你怎么又半夜一两点才睡?怎么那时候还上传帖子?
鱼和熊掌的选择让这个青年难过,“有很多的中国孩子在美国,都是学工科、商科,学政治的很少,我是真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以为外交官会是我的理想职业,从没想过会辞职。但Wuxiaworld就像我的孩子,把它卖掉不太可能,可以说它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事后他想想,“以后三天两头跑中国谈论版权问题,他们也会疑惑你跑去干吗。这种事会越来越多。”
孩子越长越大。如今,网站有了日均300万的点击量;保持在盈利状态,2015年2月起,就有广告开始找上他;版权问题也逐步解决:去年夏天,17K小说网主动与Wuxiaworld就《修罗武神》一书达成合作,该书的英文电子版已经上架亚马逊;2016年7月,他又到上海,和阅文集团洽谈版权问题。
他也获得了朋友和前上司的认同。“他们都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能做好,是件幸福的事情。”
殊途同归
RWX没把盈利排第一。与在美国发展数十年的日本文化比,中国小说尚属小众。“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太小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就太过关注盈利这个问题的话,最后只会把整个小市场给扼杀掉了。”目前他最在意的是打通版权,然后“可以有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让更多人接触到这些东西”。当年加入外交部,一部分原因是想“尽量能对中美关系作出一点贡献”,现在从某种角度说,也是殊途同归。
一切都在正轨
如今,他打开论坛看自己烂尾的《天龙八部》,想起自己翻译完第十章之后的第四天,才有一位读者跑来留言:“I shouldvesaid this a few days ago, but thanks!”当时他就想:OMG,我这么长时间没白费!
而到了Wuxiaworld时代,每天有三十多万个来自115个国家的IP登录。在无数读者催更、考据、热血、说笑的留言里,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三个月前一位读者表示感谢:一年他爸爸去世,自己多次想自杀。最后有效的治疗方式,是每天花四五个小时看Wuxiaworld的翻译小说。“这里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岁月。”
“我把邮件转发给了所有译者,他们也都挺感动的,更加感觉到我们做的是有价值的。”
他有时会在网站上介绍翻译思路,或者专门开帖解释:什么是四象八卦?妖魔鬼怪神仙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师父要让弟子自己体会,而不是一股脑教?
很多国外读者不明白为什么乾坤袋能装下宇宙。他一步步解释:乾坤这个词是从八卦来的,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乾坤就是整个天地,乾坤袋就是整个天地都装得下。读者们就懂了。这时,他总会感谢数年前被金庸小说狂虐的那些夜晚。
这些年,他对中国文化理解渐多。他读李白,最爱《将进酒》。他不再是多年前那个指着电视机里天书般的中文字幕、拉着妈妈讲解小说情节的高中生;在打打杀杀之外,他懂了书里的无常。
曾经是他翻译老师的妈妈也被他顺利拖入了网文坑。“她说,每天花太多时间看这个,其他时间都没了。”看完《盘龙》后,又看了Wuxiaworld里耳根的《我欲封天》,还追起了他的新作《一念永恒》。“她现在还喜欢看唐家三少,《斗罗大陆》系列。”
他对多年前的一次请教印象深刻。翻译金庸的《侠客行》时,他不懂李白的同名诗,于是妈妈一字一字、慢慢地在电话里和他讲解:“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于是他懂了。
清末民初英文侦探小说翻译考论 第12篇
一、时代背景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涵盖科学技术、军事工业和文史哲论等各种西方的书籍资料逐渐引起了落后中国的密切关注。起初,晚清的有识之士致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工业技术、法律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书籍资料,以期望达到提升国家物质实力、增强国家发展要旨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由于晚清倡导改良的社会精英提出了新的文学规范,因此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视为一种救国强民的重要工具,大力鼓吹小说的教育价值和社会功能,提出了“纠合同志,集有成款,择欧美小说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翻译成书,增进国民知识,以辅教育之不及”的观点,因此使得小说翻译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推崇。在这些社会精英的眼中,期待借鉴西方先进知识以变革贫穷封闭的中国是他们一直魂牵梦绕的事情,而反映当时西方时代的小说作品正好可以使他们恰如其分地了解和探究西方知识的本质和渊源,这就促使晚清的翻译家开始关注和重视西方小说的翻译和引进,使其与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书籍不存在明显的本质区别。
在西方小说引进清末民初中国的过程之中,作为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侦探小说也不可避免地搭上了西学东渐的快车,并且迅速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地位不可小视。究其受欢迎的原因,首先,西方侦探小说描写和反映的基本是西方近代社会的现实场景,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讲,对于读者来说都是非常新鲜有趣的事情,特别是侦探小说当中关于火车、地铁、电报等新科技、新技术的细致描绘都是晚清中国人极其艳羡的美好事物,加之这些侦探小说运用缜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规则行动屡破奇案,超越了当时国人被普遍认为的欠缺坚强体能和敏捷智能等思维素质,因此深得清末民初中国民众的喜爱和推崇[1]51。例如思想家梁启超,就直接坦言“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且称这些侦探小说属于“奇情怪想,往往出人意表”;又比如文学家钱钟书,杨绛在回忆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对于“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15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需要“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当然这其中还少不了语言学大师刘半农,他不但对西方侦探小说非常着迷,而且还亲自采用白话文参与翻译了著名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认为“以文学言此书亦不失为20世纪纪事文中唯一之杰构”。其次,西方侦探小说之所以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广受欢迎,也与其本身在西方国家普遍受到欢迎是有着紧密关联的,比如福尔摩斯的故事自从在英美等国推出之后,立刻形成了一个阅读浪潮,其中仅刊登这些故事的杂志销量就迅速激增到每期五十万本,并且持续多年始终保持稳定,成为“最受欢迎及最有持久力”的小说品种。加之中国的亚洲近邻日本对于这些西方侦探小说也有不俗的翻译成绩,这就更加刺激了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对于西方侦探小说给予特别关注,促使他们竭其所能将其翻译成中文以“开拓国民的视野”,达到“广义的教育”的目的。
二、实践探索
据现存的史料记载,清末民初,由梁启超1896年8月创办的《时务报》在办报伊始,就组织编译刊载了科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记伛者复仇事”、“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等三则故事。由于当时报刊尚未建立起文章分类的专业做法,因此这几则侦探小说故事都是穿插在《时务报》的时事新闻与专题报道之间刊登的[2]23。《时务报》刊载的西方侦探小说故事在民众当中影响很大,比如后期人称“侦探小说泰斗”的程小青就是偶然在《时务报》上阅读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使得遇事喜欢寻根究底和偏爱行侠仗义的他从此迷上了这位西方的大侦探,并立志创作出了自己的“中国版福尔摩斯———霍桑”。另外,由于英文侦探小说翻译家林纾是福建人,因此,对于许多翻译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他都是以闽语发音作为音译,比如1899年福州素隐书屋在出版他翻译的《华生包探案》(即著名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时,正是他以闽语发音将书中的主人公“Watson”译为“华生”,“Holmes”译为“福尔摩斯”而使这两个译名不胫而走,旋即成为这部侦探小说中最为声名远扬的人名定译。
以福尔摩斯故事的中译本为代表,标志着侦探小说在清末民初之时成为教育普及运动的重要开端,并且迅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乍露出耀眼的光辉锋芒。从1906年到1909年左右,不但是晚清小说出版的高峰时期,而且是侦探小说翻译最多的时期,比如各种译本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在众多杂志上连载发表,而翻译者也往往是通俗中文小说的作家,到了民国时期的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总计十二册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使清末民初的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出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的著名翻译家就包括后期人们尊称为“侦探小说泰斗”的程小青以及所谓“鸳鸯蝴蝶派领袖”的周瘦鹃等人[3]86。起初,这些译者都采用的是古典的文言文,后来新文化运动爆发,白话文广为通行,程小青等人于是将原先的译作改写成白话文,至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整套白话文版《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细察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翻译繁荣鼎盛的原因,大概无怪乎以下几项:第一,清末民初民众意识觉醒,宣传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报纸杂志数量成倍增加;第二,19世纪末期倡导维新改革和20世纪初期倡导民权民生的时代精英呼吁和鼓吹以小说作为教育民众和启迪智慧的关键工具,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和普遍支持;第三,以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这部西方小说为代表,造成了渴望呼吸清新空气的中国民众对于西方经典小说趋之若鹜,造成了翻译引进的西方小说一纸风行、洛阳纸贵的情况,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本身就富含新奇选材和精妙结构的西方侦探小说在内;第四,早期西方侦探小说内容干净爽白,绝少渗透暴力性的杂质成分,同时其侦探过程的娓娓表述及真相昭示的演绎手法使处于世纪之交极不安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的中国民众能够拥有一份难得的心灵安全与慰藉之感,可以感知到类似于中国古代清官包青天的突然降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些西方小说中的侦探在办理案件时采用了近代的科技方法,似乎要比中国古代的包青天技高一筹,因此这种传统道德价值与现代西方技巧充分融合的侦探故事,就成为清末民初大众读者难以抗拒的心灵鸡汤。
三、后期影响
清末民初的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对于后期中国本土创作的侦探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王朝彻底覆灭,人们从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禁锢中彻底摆脱出来,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在提倡平等、推崇自由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南京临时政府实施了一些法律的改革措施,比如1912年就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其中明确指出,“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这就使得中国描写案件的小说从根本上逐步摆脱了传统办案方式的巨大束缚,朝着欧美现代侦查学的方向逐步迈进。同时,由于侦探创作者们通过对西方侦探小说较长时间的阅读翻译、借鉴研究之后,在创作侦探小说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民国中后期形成了中国侦探小说的一个活跃创作期。比如民国时期的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以“霍桑探案”驰誉,陆澹安以“李飞探案”著名,这些侦探小说作家在创作侦探小说之前,都曾有过大量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经历,他们对侦探小说的写作方式、技巧和语言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一经下笔就显得成熟老到。1924年8月,世界书局出版了陆澹安的《李飞探案集》,其中收录的《夜半钟声》故事情节和构思就是有效借鉴和模仿了福尔摩斯故事中的《红发会》一文,这足见西方侦探小说对于中国早期本土侦探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张萍.侦探文学在中国的两次译介热潮及其影响[J].中国翻译, 2002 (3) .
[2]卢思虹.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翻译的叙事策略——以《时务报》中的侦探小说为例[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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