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

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精选4篇）

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 第1篇

根据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中国对科学素养的理解为, 一是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二是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三是崇尚科学精神。

做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 在科普领域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第一。他们认为, 科普活动首先要加强学生的科学教育, 并认为, 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对于保持、推进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 为此, 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在科学教育方面最具有行动性的努力”2061计划 (2061计划的具体内容:帮助所有美国人提高他们的科学、数学及技术素养) , 于1985年面世后, 美国的科普事业就一直围绕该计划进行。中国也有类似的2049计划 (它的主要思想:到2049年即建国100周年时, 全体国民人人都具有科学素质, 从而整体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 按照这个计划的规定, 科学素养的定义和测量是以一系列已知的科学知识, 对标准化的公众和标准知识来大规模调查, 与定量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它的特点是认为公众必须掌握这种科学或技术, 才能理解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价值, 它是单向性的、教育式的、填鸭式的, 这一方式被其它国家沿袭。已经成为中国等多个国家对成人科学素养测量的基础。此处摘录2007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问卷的几个问题, 可见一斑;

1、您认为物质的“分子”是什么?

2、您认为“DNA”是什么?

3、您认为“Internet (因特网) ”是什么?

4、您认为“纳米”是什么?

5、您是否同意后面的看法?a.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捷、更舒适;

b.现代科学技术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c.即使没有科学技术, 人们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d.科学和新技术的应用将使人们的工作更有趣;

e.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

f.科学技术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 但是好处多于坏处;

g.科学家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种做法往往由于事先规定公众必须掌握已知科学知识, 才能肯定结果, 不考虑公众的个体背景, 往往得出的结论与已知科学知识矛盾。由于各国发展程度不同, 宗教背景不同, 国情差异, 对科学素养内涵的理解都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 又有美国学者米勒指出科学素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 时代不同科学素养的内涵也就不同。他提出的科学素养三维度模型, 即对科学原理和方法的理解, 对重要科学术语的概念的理解, 对科技的社会影响的理解。

为此, 理论界又推出了科学素养的KAP模式, 其中K代表公众需要了解的当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概念, A代表对科学知识及其应用的态度, P代表能不能把科学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将科学变成自己的行为方式, 即由“要我做”, 改变为“我要做”, 这一论点将科学素养的内涵做了较大的延伸, 同时为它的测量指明了方向。

而博拉萨德则认为, 上述2种对科学素养的测量思路, 具有教育性, 即公众应该知道什么, 不见得准确。于是转换角色, 转入研究公众需要知道什么, 他认为, 许多科学知识, 其实对于普通大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 并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许多科学知识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能很重要, 但对于公众的日常生活并不重要。

基于以上论述, 笔者较倾向于博拉萨德的观点。我国因采用的是米勒模型, 近几次大规模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数据喜人, 现实却是正规化教育越来越陷入泥潭, 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 但杰出的科学家却始终未见, 与“两弹一星”时期相比, 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了”, 科学进步了, 但大家反而销声匿迹了, 再从贵州省来说, 虽然我省年年有提高, 但大多数人仍然不愿相信掌握几个科学术语, 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人们更愿意关心哪些行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基于此, 提出设计测量公众科学素养模型的基本思路:

1、先调查公众需要什么

2、什么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

3、什么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4、如果获取相应的科学知识, 可以对他的生活有哪些改变

5、获得专业知识的途径

遵循以上思路, 尝试出几个调查题:

1、 (照相时) 说笑一笑、茄子、钱有关联吗?

2、做为男人, 会做简单的水、电修理吗?如果不会, 又能怎样?

3、抛开政治因素, 什么能使你过得更好?是科学知识吗?如果不是, 又是什么呢?

4、成功者的路径可以复制吗?

5、你如果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不相同的,

那么你相信如果有需要, 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做到任意两个人指纹相同吗?

6、是不是每个所谓适龄儿童都要接受正规教育吗?

7、不考虑经济因素, 你认为人人都能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吗?

8、人类什么时候可以从出生就准确知道寿命多长?可能吗?

总之, 基于对我国2049计划的理解, 对公众科学素养测量方法多一些思考, 对科普界了解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 是否需要了解科学及需要了解到什么程度, 公众是否参与科学研究的讨论决策, 参与的程度, 是有一定益处的。

参考文献

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及启示 第2篇

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公众科学素养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数,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此概念一经提出, 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美国早在1952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如今, 定期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化策略。

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始于1989 年,是由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的。在国家科委(后改为科技部)的资助和科协的支持下, 中国科协的课题组在1992 年、1994 年和1996 年进行了连续3 次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型调查。在停滞5 年以后, 2001 年, 在中国科协的资助和领导下, 课题组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 并进行了2003 年的第5 次调查和2005 年的第6 次调查。2007 年又进行了第7 次调查。2009年第8次问卷入户调查也于2010年完成，并且在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工作总结会上做出计划：今后将每5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规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并在期间进行专项调查与研究。

一、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过程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对科学素养的研究是在没有研究积累的情况下, 由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提出研究思路并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资助进行的。调查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基本参照米勒的体系。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知识指标，因此使用这个指标获得的数据是在发达国家社会形态中的知识维度体系上建立的。

然而，对科学的认识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西方的指标和测度标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形态考虑适合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维度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国的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具有多民族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太多的差异，加之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所产生的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国民受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理解和误读，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定性研究。应在长时间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和其它技术设计出适合本国特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基础上设计出的适合本国的测度问卷，才能真正得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与其它各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调查内容来看, 调查问卷从引进的最初,中国的研究人员就根据自身的理解和中国的国情不断地进行修改译文、增减篇幅、试验筛选新题、将开放题封闭等工作。随着研究人员对调查的深入理解和国家对调查结果的更多需求,指标体系也在根据国情逐步修改完善。

1992 年8 月进行的“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 问卷基本采用了当时美国关于科学素养的调查问卷, 在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来源和公众对科学技术态度部分, 加入了中国国情题目。1994 年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使用问卷与1992 年基本没有变化, 只是在调查背景变量上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关注。

1996 年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公众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公众迷信程度等内容, 以期问卷能全面反映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状况。

2001 年的调查沿用了前3 次调查的指标体系。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在保留原来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 问卷做了部分修订。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问题仍然主要由科学术语和基本观点、科学方法和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等的了解程度构成。在调查我国公众科学信息的获得渠道和手段方面, 主要了解我国公众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如报刊、广播、影视、电子网络及聊天等)和参加科普活动的方式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在通过主要媒体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问题上, 调查的重点放在公众使用现代媒体, 即电子媒体的状况上。在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方面, 观察了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利弊的看法、对技术和环境及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公众认为科学技术最应该优先发展哪些领域等。

为了2003 年第5 次调查能够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更好地适合中国国情, 在总结过去几次调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学者的意见以后, 在2002 年对调查指标和问卷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经过修改后的问卷, 问题总量减少了1/4, 指标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确。根据调查数据需要增加了民族和收入的背景变量, 使观察的范围更大, 获得的相关分析数据更多。

2003 年的调查仍然采用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采用的标准, 同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修改。在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标准中, 科学术语在保留了“DNA”、“ Internet”、“ 分子”的同时增加了“纳米”;科学观点沿用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16 个题目;科学方法包括“科学研究”术语、“对比实验”和“概率”的理解。在测试迷信程度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迷信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邀请专家确定了在我国相对普遍的5 种迷信形式进行测试和追问。对我们自己设计的科学基本知识问题进行实验并通过项目反应理论进行筛选, 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

我国公众接触和利用科普设施的状况以及不能接触这些设施的原因, 在2003 年的调查数据中也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每年我国政府或者机构组织各种科普活动和长期进行的科普专项工作的效果, 通过调查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调查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方面, 既参考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调查指标, 也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设计。通过对一组14 个问题的询问, 大体可以将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进行分类;公众对新技术的看法不仅反映了公众面对新技术的态度, 而且通过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在新技术和新技术产品市场形成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也调查了我国公众对技术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态度。

2003 年问卷的修改是比较成功的, 2005 年调查除对个别题目进行了文字上的修订外, 继续采用了2003 年的调查问卷。

中国科普研究所正在进行的2007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是在《科学素质纲要》领导小组的支持下,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的一个重要项目。这是首次将这项调查纳入国家统计制度, 调查的级别由“国统函”提高到“国统制”的高级别。

2007 年的调查同时肩负着《科学素质纲要》对公民科学素质的首次评估任务。这就要求调查的指标体系要有双重考虑, 既要在国际上可以对话, 又要与以往调查的结果保持延续性。

2009年调查问卷的内容，在2007年问卷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精简和调整。在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方面，与2007年调查不同的是，在科学术语部分用“辐射”替换了“纳米”；在基本科学观点部分，删除了“吸烟会导致肺癌”，将“地球围绕太阳转”和“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个月”合并为一题，增加了乙肝的传染途径、声音的传播媒介、植物开花的基因和地球板块运动会导致地震四个问题。

在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方面，问卷内容没有变化，只是将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与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的题目先后顺序进行了调整。

在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在保证调查指标完整的基础上，对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看法题目进行了精简。[2][1]

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演变对我们的启示

科学素养仅仅是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测试公众科学素养的目的是为了解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服务，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科学素养调查主要是观察被访者对科学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了解被访者对测试问题设计者所设计的问题的了解程度。科学事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在认知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按照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进行议程设置。发达国家在讨论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伦理和人的权利时，发展中国家正在讨论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环境评估是否要公众参与等问题。乔恩·米勒的指标、测试问题重在观察美国除国会议员、政策执行者、大企业领导人以外的热心公众、对科学议题感兴趣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其目的是为了观察美国科学决策、公共政策决策中公众的参与能力，以便保持美国民主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从这一角度看，任何知识与信息都具有社会性。而研究者由于着眼点不同，其设计的指标、测试问题以及解释调查数据的角度也不同。

中国的调查与西方国家的进路不同，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缺陷。中国科学素养概念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对科学素养的讨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激发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广泛讨论，并由学术界将研究结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发表，从而进一步带动更深入的讨论。中国是在国家确定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而意识到人的素质在达到这个目标时将起重要作用，同时感受到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建立科学世界观将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了中国对科学素养概念的理解。由于起点不同，中国许多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模式进行的，导致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不够深入，且缺乏必须的概念化过程。这种研究缺陷必定导致照搬西方国家的指标和测试问卷。在进行类似的社会学调查时，可深切体会到，在预定的指标调查范围内对精确数据的苛求长期存在。殊不知这种调查结果数据越精确，距离“事实”就越远。

这里的“事实”指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属性中寻找研究对象的态度的形成基础。这个寻找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定性调查的各种试验。仅仅通过国外设计的科学素养指标来测试中国人，其结果不可能准确。虽然这种结果在国际比较中有一定意义，但对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自身问题来说，其调查数据的价值不大，统计结果并不能说明其因果关系。为了有效地探索中国语境中中国公众的信息渠道及其变化、公众搜索信息的能力、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与方法等与他们形成对科学技术态度之间的关系、突发事件与重大科学技术事件对科学技术态度形成的模式，从而建构中国自己的公众科学素养研究指标和问卷，我们不仅要依靠量化调查数据，同时要认真研究和进行定性调查。在探索本国语境中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时，应从认知、理解、态度转变和行为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定性调查，然后再设计定量调查指标和问卷。参考文献：

北京科学技术产业关联特征演变 第3篇

关键词：投入产出；产业关联；产业融合

一、 引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由此，创新驱动战略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具体到北京，科技创新则更具特殊意义。2014年，北京市在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基础上赋予了科技创新的职能，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北京新的战略定位。北京市在实施《科技北京行动计划（2009-2012）》的基础上，制定了《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2017年）》。基于此，研究北京科学技术产业的投入结构和关联效应，对于北京首都功能定位的实现，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具鲜明的现实意义。

目前，大量的研究文献集中于科学技术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关科学技术产业投入产出结构和产业关联效应的研究主要有：张华初（2008）对2002年我国科学研究事业投入产出结构的研究；耿献辉（2010）运用1997年和200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分析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投入结构以及关联效应；司增绰、苗建军（2011）以江苏省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科学研究事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司增绰、苗建军（2013）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综合技术服务业成长中的产业间依赖状态及变化；王直节、许正中（2014）利用北京市2002年～2010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研究试验与发展业的产出结构与关联效应。

科学技术产业不仅包括科学研究事业（研究试验和发展业），同样也包括综合技术服务业，将两个产业合并更能完整反映科学技术产业的产业结构。基于此，本文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即科学技术产业的角度，来分析北京市的投入产出结构和关联效应。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产业关联特征的测度方法。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中的最初投入结构、劳动报酬影响乘数、生产税净额乘数、营业盈余乘数、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指标，鉴于相关文献中对投入产出理论做过详尽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关于修正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下文将在必要地方加以介绍。

2.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市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在2012年北京市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代表科学技术产业。而在2002年和2007年的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中，“科学研究事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是分开来进行统计的。为此将两个产业部门合并，统一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由此形成41部门投入产出表。

三、 北京市科学技术产业投入产出结构

1. 投入结构分析。根据计算得到2002年～2012年科学技术产业最初投入结构系数（见表1）和2012年三次产业及42个产业最初投入结构系数均值（见表2）。由表2知，2012年科学技术产业的劳动者报酬系数为66.3%，大于二、三产业系数均值及42个产业系数均值，但小于第一产业系数均值，劳动密集性特征显著；生产税净额系数为11.7%，大于一、三产业系数均值，但小于第二产业、42个产业系数均值，利税能力较强；固定资产折旧系数为8.7%，小于三次产业系数均值以及42个产业系数均值，物质资本投入比重较低；营业盈余系数为13.3%，大于第三产业系数均值，但小于一、二产业和42个产业系数均值，营业盈余能力有待提升。

从2002年～2012年最初投入结构动态变化看，劳动者报酬比重在2007年上升后2012年略有下降，但总体为上升趋势；生产税净额比重在小幅下降后又快速上升，总体上升幅度较大；固定资产折旧比重在大幅下降之后略有上升，总体显著下降；营业盈余比重在上升之后又略有下降，总体为上升趋势。总体来看，科学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性特征显著，资本密集性有所下降，利税能力显著增强，营业盈余能力略有提升。

2. 乘数效应分析。根据计算得到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科学技术产业的三个乘数，即劳动者报酬影响乘数、生产税净额乘数和营业盈余乘数（见表3）。劳动者报酬影响乘数基本保持不变，生产税净额乘数和营业盈余乘数显著增加。这表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带动效应没有发生变化，对财政税收的带动效应明显增强，对其他部门的营业盈余带动效应明显增强。一方面，财政税收效应的增强，为首都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稳定的财政资金；另一方面，对其他产业部门营业盈余带动效应的增强，则对于北京提高核心功能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培育“高精尖”经济结构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四、 北京市科学技术产业对主要功能产业的关联效应

1. 科学技术产业的产业影响力和感应度。在分析科学技术产业对主要功能产业的关联效应之前，先对北京市科学技术产业整体的产业影响力和感应度进行分析。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见表4）来看，除2002年影响力系数系数小于感应度系数外，2007年、2012年的影响力系数均大于感应度系数，表明科学技术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总体要大于其支撑效应。另外，影响力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总体上升，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有所增强；感应度持续下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减弱。

2. 与主要功能产业的关联效应。为了研究科学技术产业对北京市经济结构的关联效应，这里考察了科学技术产业与北京主要功能产业的产业间融合程度。北京市的主要功能产业主要包括：核心功能产业，即承担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职能的产业部门；支撑功能产业，即支撑核心功能运行的必要职能部门，如部分经济管理功能；一般功能产业，即一般城市所具备的功能，这里指的是宜居功能。

根据三类功能划分，结合北京市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考虑到行业分类的一致性，这里选取了11个主要功能产业，即：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金融，房地产，住宿和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

为此，除了使用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指标外，还引入修正的影响力和感应度指标，用以衡量科学技术产业对主要功能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其计算公式如（1）、（2）所示。

ezj=■（i，j=1，2，…，n）（1）

eiz=■（i，j=1，2，…，n）（2）

其中，ezj表示某产业j（本文为科学技术产业）对其他关联产业z的影响力系数，eiz表示某产业i（本文为科学技术产业）对其他关联产业z的感应度系数，i和j分别代表投入产出表的横行与纵列，n表示产业部门个数，C为里昂惕夫逆矩阵系数，即C=（I-A）-1。

通过计算可得科学技术产业对北京11个功能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从静态比较来看，科学技术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比较如下：（1）对于影响力系数，2002年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金融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的影响力大于对所有产业影响力的均值；2007年则仅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影响力大于对所有产业的均值；2012年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于对所有产业的均值。从产业后向关联的角度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科学技术产业关联程度较高，且相对稳定。（2）对于感应度系数，2002年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感应度系数大于对所有产业感应度的均值；2007年对主要功能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均小于对所有产业的均值；2012年对主要功能产业的感应度系数也均小于对所有产业的均值。从产业前向关联的角度看，北京市主要功能产业与科学技术产业的前向关联度普遍降低，且低于所有产业的均值。

从动态变化的角度看，2002年～2012年科学技术产业对主要关联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变化不尽一致：（1）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显著下降，因此科学技术产业与6个产业的关联程度均显著下降；（2）对仪器仪表、金融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影响力系数总体上显著上升，感应度系数则显著下降，表明科学技术产业对3个产业的后向关联程度明显增强，前向关联程度明显降低；（3）对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系数总体略有增加，感应度系数显著下降，表明对其后向关联程度增强，前向关联程度明显下降。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1. 结论。由北京科学技术产业的最初投入结构与产业间关联效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最初投入结构来看，科学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性特征显著，资本密集性特征有所下降，利税能力显著增强，营业盈余能力有待提升。

第二，从劳动报酬影响乘数、生产税净额乘数、营业盈余乘数3个指标来看，科学技术产业对劳动就业的带动效应稳定不变，对财政税收的带动效应明显增强，对其他产业的营业盈余带动效应明显增强。

第三，从科学技术产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影响力系数有所上升，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增强；感应度持续下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减弱。

第四，从科学技术产业与11个主要功能产业的关联状况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科学技术产业的产业后向关联度较高，但产业前向关联度明显下降。从动态变化角度来看，不同产业与科学技术产业的关联特征则存在较大的差异。

2. 政策建议。

第一，创新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积极提高科学技术产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北京市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不仅应从科技经费投入、人力资本支持、技术引进等方面加以改善，还应注重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内部的组织创新，通过创新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有效提高科学技术产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第二，促进科学技术产业与主要功能产业相融合。一方面，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巩固和强化科学技术产业与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同时也要促进科学技术产业与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等的融合发展，实现科技创新中心与文化中心的互动发展。

第三，合理调整本地科技供应与对外科技输出的关系。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最大技术交易市场，其技术输出的绝大部分输往京津冀地区之外。同时，北京也承担着为天津、河北输出技术的职能，这也是实现京津冀科技协同的重要一环。因此，北京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向全国服务，更要注重对河北、天津的科技输出，积极创新京津冀区域科技协作模式，以科技协作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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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祝接金.中国地方政府科教支出的生产率改进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学位论文，2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的模式与路径研究”（项目号：13AJL014）；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大都市圈协同发展模式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研究”（项目号：ZD201416）。

作者简介：王叶军（1986-），男，汉族，河北省内丘县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区域产业分工。

科学化演变的公共管理 第4篇

(一) 以宣传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科学通识教育

呼吁科学通识教育的先贤是逻辑实证主义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 (A.Comte) 以及其继承人斯宾塞 (H. Spencer) 。孔德认为, 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 由学科教育主导的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专科人才已不太适合于大革命后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社会的重建。所以, 孔德提出了“一个以实证的科学知识为主体的通识教育的构想, 以培育能够把握科学知识的实证取向的通识人才”, 而科学教育在通识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实证性科学知识的发展趋势。”①其后, 斯宾塞在其重要教育改革著作《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1859) 一书中正式提出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古典虚饰性的人文教育应该让位于实用性的科学教育。在斯宾塞看来, 通识教育是普及科学实证知识、追求秩序进步的操作性实践, 是“人性文化性”过程的提升。科学教育则是通识教育的文化基础, 是获得可以解决社会无序问题的实证知识的前提。

在执行科学通识教育功能阶段, 科学教育的地位要高于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因为具有综合性质的科学教育联结了每一个学科的发展, 所以最晚达到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言的实证科学阶段。科学教育的关联性特征使获得了解每一学科实证知识的通识教育成为必然。“所有的学生, 无论是否为自然科学专业, 都应该了解有关科学发展的通识知识以及它所引起的文化变革……例如, 哥白尼日心说对宇宙图景重新定位的意义, 伽利略与牛顿在方法论上的贡献, 牛顿将空中星体与地上物体统一起来的引力定律对人类价值观的影响, 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对理解生命本身的作用。”②对获得通识教育的主体而言, 科学教育的学习可以增加科学的历史知识、引起对科学的形而上学思考, “是获得科学真实图景的重要手段”③。

以宣传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科学通识教育理念一直持续到大约20世纪20年代。虽然科学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再冠名为自然哲学, 并且由综合转向分析与分科, 但科学教育依然体现在对科学与科学知识本身以及相应的社会条件等方面的综合, 以传授科学通识知识为主, 弥补了由科学知识的分化所带来的缺陷与不足。科学通识教育通过对多学科知识的综合, 更好的宣扬了科学理性与科学的单向度功能。17世纪之后牛顿机械论所推崇的科学至上理念, 经过近两个世纪科学通识教育的公众普及而达到极致, 并且导致唯科学主义的长期流行。

(二) 以培养科学精英为目的的科学英才教育

进入20世纪之后, 受尼采 (F.W.Nietzsche) “权利意志”和“超人”哲学影响, 熊彼特 (J. Schumpete) 、米歇尔 (S.Marshall) 等人提出的精英理论 (Elitism)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非常流行。精英理论认为, “精英”既是权利与身份的象征, 又是在其活动领域内能力水平最高的人, 精英给社会带来贡献与影响要远远高于大众。这种精英意识自然地被移嫁至培养精英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为了培养足够的科学家与科学精英, 尤其是针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所展开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竞赛, 社会对更高级甚至是最高级人才有迫切需求, 科学教育的目的更倾向于达到某种预期结果, 例如, 培养少数科学英才。

科学英才的目的在于能够为社会进步作出创造性贡献, 并尽可能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痕迹。从这一层面而言, 科学英才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 而不是社会需要, 更不是个人需要。所以, 英才教育所创造的精英们都具备很高的学术造诣, 但更引人之处往往是他们学术价值背后所能带来的政治利益。在英才教育理念牵引下, 高等学校的科学教育是为了培养爱因斯坦式的顶级科学家, 而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就是为这些未来的科学家们做准备。以美国为例, 20世纪前半叶的高等教育均以培养科学精英为主要教育目的, 几乎不包含任何面向大众的职业教育, 而相应的社会结构也保持着明显的阶层差异。原哈佛校长科南特 (J.B.Connat) 甚至倾向于推行天才教育, 要求对3%左右的有高度天赋的高中学生做特殊安排, 铺垫精英之路。在精英崇拜阶段, 科学教育的角色一方面是培养精英, 更重要的是要唤起公众的精英意识。

此时的科学教育具有一定的功利主义特性, 以塑造少数个体的心志与个性为目标, 而不是大众的通识教育, 不具有面向公众层面的权利与义务含义。接受高等教育在这一阶段几乎成为出身较好或天赋较高或两者兼备的人的特权, 而整个社会似乎也渴望被这样的少数精英团体来掌握、操纵或改变。科学教育开始出现教育不公平现象, 并从主体上割裂了普通民众与少数精英, 强调质的绝对强化, 却忽视了量的增长。随着战争的结束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于功利追求的科学精英教育逐渐引起公众的不满与批判。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讲, 以英才教育为理念的科学教育一开始就沦为满足某种利益的工具, 遮蔽了科学教育内在的精神价值与人性价值, 也注定很快会再次发生功能转变。

(三) 以获得职业技能为目的的科学专业教育

20世纪60年代以后, 科学的社会功能被极大放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整个社会对应用型人才与具备一定理论知识的技术工人有迫切需求, 学校教育输出的少量精英在数量上难以满足蓬勃发展的市场需要, 传统教育制度遭遇危机。科学精英教育开始逐渐向大众教育转向, 以职业技能为目的的专业教育成为科学教育新理念。1971年, 美国前联邦教育总署署长马伦 (S.P.Marland) 在改革全美科学教育体系时提出生计教育 (Career Education) 构想, 旨在培养公众的谋生技能, 以维持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从此, 以职业生计教育正式进入各国教育体系并成为教育发展战略的重点。科学教育再一次回归为大众教育, 培养具备较高素质的劳动者, 肯定并强调普通大众的社会价值。

在以职业技能为目的的科学教育阶段, 普通人对职业技能的需求强化了科学教育的功能——培养当下社会所需要的各类职业人才。职业生计教育指向市场, 联结学校教育与企业的生产需要, 教育从此不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纯学术行为。很大程度上, 职业生计教育并不是为了提高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极其专业的技术能力, 而是在于培养广泛职业都需要的一般职业技能。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 科学教育的目标指向被正式定位为大众需求, 培养职业型、应用型、市场型普通大众, 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 同时也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70年代相继问世的各类专修学校, 以实学、实用、实践为目标, 突出教学与生产的结合, 提供各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 是科学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载体。

以职业技能为目的的科学专业教育是一种广义的终身教育, 既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 迄今为止一直是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 也是教育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体现, 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 基于生计目的的科学专业教育通常以实用主义为价值取向, 过分强调实用与实践, 经验与就业, 往往忽视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 也不很强调人文素养的培养;看重的是技术知识传递的效用与结果, 而不是科学理念传播的过程与方法。这种极具针对性的实用教育理念, 很容易导致人文精神的遗落与人的全面性的缺失。

(四) 促进科学传播为目的的公众科学素养教育

如今, 科学已经发展到需要公众参与的阶段, 基于科学实证利益前提下的科学研究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 就必须寻求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公众需要对科学的社会功能、技术的社会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伦理等诸多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审视与反思、充分了解科学的相关议题并进行参与。公众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则成为前提。1984年, 英国学者博德默 (W.F.Bodmer) 受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委托撰写了一份题名为“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的报告, 强调公众理解科学前提下科学与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份报告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注意, 拉开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序幕。而以职业技能为目的的科学教育看重专业知识培养与技能训练, 往往容易忽视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为了迎合“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新的社会需求, 科学教育再一次发生目的转向——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理解科学本质、促进科学传播。

公众的科学素养 ( (Scientific Literacy) 反映了公众对科学的基本理解。④不恰当的科学的技术运用以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加深了公众对科学的误解与对立, 也唤醒了公众的主体意识, 毕竟, 并不只有职业科学家才能享受科学带来的喜悦和承担对科学的责任。而公众对科学的误解甚至是拒斥很大程度上缘于公众缺乏对科学的理解, 所以, 公众需要理解科学与技术, 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的关系, 理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基本史料与科学研究过程等等。同时, 公众作为纳税者有权利参与科学的研究过程, 通过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来实现公众与科学家的对话。公众只有理解科学, 才能消除对科学的非理性恐惧, 科学才能正常发展。这也是科学共同体的一致信念:科学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

而公众理解科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科学传播。“科学传播”并不是“科学普及”的一个新潮名词, 也不仅仅在传统科普中引进和运用新的传媒工具。传统科学普及是一个科学知识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 即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群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传播。科学传播却是双向互动的, 一方面科学家向非科学家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公众也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 参与评价、分析与鉴赏科学, 与科学家共同塑造科学的恰当的社会角色。科学教育在促进科学传播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工具角色——培养有科学素养的公众。接受过一定程度科学教育培训并拥有一定科学素养与科学意识的公众, 能够对科学做正确的理解, 并能够从价值无涉角度评判科学的双刃剑功能。

二、对当前我国科学教育的一点启示

科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更多的科学家, 而是培养更多的有科学素养的公众。长期以来, 我国的科学教育课程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来看, 均有较大的精神缺失。科学教育只重视科学的工具理性, 将科学教育异化为科学知识的教育, 看重的是科学知识的传授, 忽视了科学方法的培养。我国虽然颁布了《科学课程标准》 (2001) , 对科学教育提出了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为总体目标, 但将科学素养在科学教育中得到落实的路径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我国科学教育改革应该重点加强两方面教育:

(一) 重视STS教育

STS系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缩写, 中文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在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左右每个个体的生存环境, 既能给社会带来福祉又会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 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功能。而科学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公众正确的理解科学, 理解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价值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将科学置于社会大系统中, 能够使公众对科学产生全面的认知, 形成正确的科学价值观, 增强公众的社会责任感, 也可以促使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参与社会决策的重要性。STS教育是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新理念, 也是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我国的STS教育已经全面开展, 也取得了实际性效果, 但与发达国家将STS教育与素质教育等同起来的教育理念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二) 重视HPS教育

HPS系history, philosophy & sociology of science的缩写, 中文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在更宽的视野中解读科学, 将科学放在历史、哲学与社会学背景中, 公众可以更好的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的基本史料可以让公众了解科学概念的进化与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科学的哲学思辨可以增加公众的理性判断能力, 引起公众对科学做形而上学思考;科学的社会学教育可以让公众了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 了解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社会要素的相互关系, 等等。HPS教育是联结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重要桥梁。但HPS教育目前还没有正式进入我国科学教育领域, 对HPS教育研究仅处于介绍与呼吁阶段。

注释

1袁维新.论科学史的教育价值[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 (3) 72-77.

2Michael R.Matthews.Science Teaching—The Rol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M].Routledge Press.New York, 1994.3

3Bert Musschenga and David Gosling. Science Education and Ethical Values[M].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n DC, 2005.Introduction 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