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文化范文

父权制文化范文（精选8篇）

父权制文化 第1篇

1 作者与《黄墙纸》——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

《黄墙纸》是一部带有部分自传性的短篇小说, 是对作者吉尔曼当时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生动写照。吉尔曼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妇女运动的领导者, 她在结婚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不久便患上产后抑郁症, 因此接受当时颇为著名的米契尔先生的“休息疗法”, 在接受治疗期间, 医生禁止她写作并严格地限制了她的阅读时间, 而这几乎使她崩溃。就在此时, 吉尔曼因自身经验撰写了《黄墙纸》。

小说中的“我”是一位中产阶级妇女, 因产后患上了轻度抑郁症便随着丈夫来到一幢殖民时代的房子接受所谓的“休息疗法”。身为医生的丈夫, 代表着家庭与社会的权威, 令“我”不能带孩子, 不能写作, 不能做任何“我”认为有利于恢复身体的事情。而“我”几乎是被囚禁在顶屋的婴儿室内, 没有丈夫的特别指示, 不能有任何举动, 于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房间的墙纸上。渐渐地, “我”发觉墙纸中有一些奇怪的、躲躲闪闪的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发现其实是一个弯腰爬行的女人并试图挣扎出来;最后觉悟原来那个女人就是“我”, 而此时的“我”精神已完全失控。

“我”从最初渴望写东西时的苦闷, 到注意到墙纸时的不安, 发觉墙纸中奇怪图案时的恐惧, 再到最后觉悟自己是被囚禁的女人时的失控, 都揭露了女性的思想与行为受到压迫时的压抑与悲惨经历。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把一切焦点都聚集在“黄墙纸”上, 然而令其失控乃至发疯的根源并不是“黄墙纸”, 而是她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 是父权制所构建的社会性别结构的产物。

2“黄墙纸”中的父权色彩

《黄墙纸》中的“我”在被丈夫剥夺一切活动的权利后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房间的黄色墙纸上, 在其变化多端的图案中, 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残害渐渐地呈现出来。在小说中, 它已不是普通的用于装饰房间的墙纸, 而是象征着残害并压迫女性的父权制度。

在“我”最开始注意到墙纸时就感到莫名的紧张不安。渐渐地, 墙纸上出现了依稀可见的图案, “看上去像被掐断的脖子和两只鼓鼓的眼睛颠倒着死盯住你。”[1]而此图案正是对在遭受父权文化残害后的女性丑陋不堪形象的生动呈现, 不仅是外表的扭曲, 更是对心灵及精神的迫害。在丈夫和妹妹的双重监管下, “我”愈发无法写作, 而此时“我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惹人生气的、形貌丑陋的人影一类的东西在那荒唐而显眼的正面图案后面躲躲闪闪地走动。”[1]因为这墙纸的缘故, “我”已退却了之前的反感, 而开始喜欢上这间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墙纸相处时间长了之后, “我”开始发现“其形状就像一个女人在图案后面弯腰爬行的样子。”[1]而且“那个暗淡的人影好像在摇动图案, 就像她想挣扎出来的样子。”[1]黄墙纸所映射出来的图案就如父权制的牢笼一样, 将女性的思想与行为紧紧地束缚在其掌控之下;挣扎的女人代表了万千受这一腐朽制度迫害的女性形象。“她一直在竭力想从图案里爬出来。但没人能从那图案里爬出来——它堵死了通道;我想那就是为什么图案上有那么多头颅的原因了。”[1]此时图案中的女人不仅是“我”所遭遇的真实反映, 思想与行为都被丈夫所代表的父权权威牢牢地控制;更是对整个社会氛围的映射, 墙纸中的图案就像是隐蔽的男权文化, “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女性的行为;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 固然要贬低妇女, 但更多的是想抬高自己, 随便在哪里, 都必须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不仅插足艺术, 还要横档通往政治的去路, ”[2]在此种压迫与残害下, 头颅则是走投无路的女性们最终遭遇的象征。

除此之外, 墙纸的颜色与气味也弥漫着父权文化的气息。墙纸的颜色在开始接触时就感觉到反感与恶心, 便渐渐发觉它的奇怪之处, “它使我想起我见过的所有黄色的东西——但不是像毛莨花那样漂亮的东西, 而是破旧的、腐臭的、质地低劣的黄色东西。”[1]这种丑陋、破旧的黄色东西实则就是落后的、腐朽的父权文化, 长期以来禁锢着人类的思想。相对于令人反感的颜色, 气味则一直伴随着“我”, 使“我”心神不宁。“我发现这气味在餐厅里徘徊了一阵, 躲躲闪闪地走进客厅, 隐藏在厅堂里, 然后躺在楼梯上等着我的到来。它潜入了我的头发中。”[1]这种形影不离的、可怕的气味一直困扰着“我”, 其实就是萦绕在身边的父权文化的气息, 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 时时刻刻都禁锢着“我”的思想与行为。

由此看来, 无论是墙纸中渐渐析出的女人形象, 还是墙纸所特有的颜色与气味都映射出了破旧的、腐朽的父权文化气息。而“我”如同被困的女人一样, 被这一墙纸所代表的父权制度牢牢地束缚住, 无法得到自由。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特殊经历, 而是在父权制度掌控下的所有女性共同遭受压迫的悲惨经历。

3 父权统治下被湮没的第二性话语权

小说中的“我”是一位中产阶级知识女性, 渴望表达自己的感觉与思想, 却一度遭到丈夫的阻挠, 最终导致疯癫。而女性究竟为何丧失了话语权?又为什么未曾在文学领域中留下只言片语?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父权统治的结果。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谈到:“女人要想写小说, 必须有钱, 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2]3没有经济基础, 也就没有发言权。在资本主义父权统治的社会背景下, 男女的社会关系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状态。依据性别的社会劳动分工将女性与社会相分离, 无法获得经济自立, 其所有的活动仅仅局限于家庭琐事, 而这被认定是理所当然的、免费的、义务的劳动, 因为她们是被动的消费者。男性则被定义为掌握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资料和手段的所有者, 他们是一切经济的来源, 所以是权威的象征。而在《黄墙纸》中的“我”是丈夫的附属品, 是一个敏感的、爱幻想的脆弱女子, 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 所有的生活都得依靠丈夫。而丈夫约翰是一个集家庭与社会权威于一身的理性的、客观的医生, 拥有自己的社交活动, 是父权统治的象征。所以“我”在接受治疗期间, 被剥夺了一切活动的权利, 不能入住自己喜欢的房间, 而是被囚禁在一间婴儿室内;不能写作;不能看望亲戚朋友;甚至连思想都被丈夫控制。总之, 所有一切“我”认为有益于恢复身体的事情都被丈夫遏止。而丈夫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安排。所以, “没有他的特别指示, ‘我’几乎不能动弹一下。”[1]这看似是对我考虑周到, 充满爱意, 实则是将“我”牢牢地禁锢在他的掌控之下。只有思想与行为都符合其代表的父权社会价值观时才会被认为病情有了好转。而且在丈夫看来“身体长胖了, 面色红润了, 胃口也比以前好了”[1]就意味着身体有了好转, 却完全地忽略了“我”内心的想法与感受。吉尔曼在《妇女与经济》中谈到:“财富、权利、社会地位、名望, 除此之外, 还有家庭及天伦之乐、个人名声、闲情逸趣、油盐醋等等, 一个女子要获得这一切就得接受那小小的金戒指, 嫁给男人。”[3]22这表明男性直接决定着毫无经济自立的女性的地位。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将女性排除在社会经济活动之外, 所以, “我”的经济和思想都被丈夫所代表的父权权威所控制, 而这必然导致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剥夺了女性的经济自立条件, 导致女性丧失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而被置于附属、压迫的地位。然而, 为了维护男权的统治地位, 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不仅将男性置于政治、经济的掌控地位, 他们也插足于教育、艺术等领域, 禁锢女性行为的同时, 抹杀了她们的思想与创造力。在《黄墙纸》中“我”最终发疯的根源要归咎于父权主流意识对女性创造思想的控制。“我”作为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 渴望表达思想, 渴望写作, 然而代表父权文化的“休息疗法”却剥夺了这种解脱与消遣的权利。“我”认为写东西能够减轻思想负担, 对身体的恢复有帮助, 而丈夫却一直告诫“我”不要沉湎于幻想之中, 他始终坚信“我编造故事的想象力和习惯必然会把我的神经衰弱引向一种兴奋的幻想状态, 而我则必须用我的意志和切合实际的想法去控制这种倾向。”[1]“对身处父权中心文化统治之下的女性来说, 智力活动总是被认为会导致悲惨的结果”, [4]72因此, 在父权文化所持有的女性写作是可笑的、有疯癫之嫌的主流价值观下, “我”的感觉与思想无法得以表达, 必然导致内心的苦闷与失常。在早期人类历史上, 由于女性缺少教育, 使得文学领域变成了的男性专权。而往往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都被描绘成备受压迫的他者形象。且即使富有才华的女性在父权制的扼制下也难以得到表达。这无疑都是父权社会通过定义女性第二性形象以及抹杀女性思想的行为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 永远将女性置于压迫、附属的奴役地位。因此, “我”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呼声, 是父权文化对思想及创造力的抹杀而导致了话语权的丧失。

综上所述, 《黄墙纸》中“我”精神失控乃至发疯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父权统治的社会背景下, 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剥夺了经济来源而无法自立, 反而成为丈夫的附属品;而且父权社会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愚昧并扼杀女性思想, 最终导致了“我”的话语权的丧失。

4《黄墙纸》中“我”的命运——父权统治的产物

《黄墙纸》中的“我”被叙述成是一个敏感、脆弱、爱幻想、非理性的女性, 这其实代表了在男尊女卑的父权文化统治下的万千女性形象。如西蒙娜. 德.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5]9毋庸置疑, 女性遭受如此压迫与歧视的形象正是父权文化所构建的有差异的社会性别结构导致的。传统的父权文化将女性定义为温柔、谦卑、恭顺的弱女子, 活动范围被牢牢地禁锢在私领域中, 家庭琐事与照看小孩成了女性理所当然的职责。相比之下, 男性则被定义为勇敢、理性与权威的象征, 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公领域活动的领导者。父权文化所构建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二元对立性别结构将女性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 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属品而存在, 永远置于备受压迫的他者地位。女性只有服从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 才能得到家庭、他人和社会的支持, 而“我”正是因为拒绝接受传统定义的性别角色, 所以才会被这一社会所抛弃, 最终走上疯癫。

父权社会为了维护其男权至上的社会价值观, 不仅在文化艺术上极力丑化女性形象, 更是剥夺了她们表达自己呼声的权利。在19 世纪, 女性无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既不会阅读, 也不会写字, 始终是丈夫的附庸。为了进一步巩固有差异的社会性别结构, 掌控并统治女性, 父权社会和文化极力地扼制女性的思想与创造力, 使其对自由的渴望成为泡影。伍尔芙曾说:“即使到了十九世纪, 人们仍不鼓励女性成为艺术家。相反, 她受到呵斥、讥讽、规劝、告诫。”而“我”的遭遇就是对这一时代的见证。到了19世纪末期, 女作家们已经对自己所处的现状牢骚满腹, 竭尽全力想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 冲破这一樊篱。此时的“女性写作就是为了摆脱男性语言的压抑, 解放语言, 寻求一种并非专制独裁的女性语言。”[6]377小说中的主人公实则代表了这一时代女性的诉求, 在父权文化的蹂躏下始终未能获得话语权。被压抑的思想与感受只能加重精神负担, 而导致崩溃。

小说中“我”的命运是那个时代所有遭受压迫的女性命运的缩影。被剥削的社会劳动权利和被剥夺的思想自由是父权文化所构建的有差异的社会性别结构为了维护其统治而牢牢掌控女性的产物。

5 结束语

女性被父权文化置于他者地位受压迫的问题不仅仅是存在于某一个时代, 或是某个国家地区, 而是一直伴随着人类的产生与发展。而小说《黄墙纸》采用第一人称手法严厉地批判了在19世纪末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残害。父权社会所构建的社会性别结构, 将女性与社会劳动相分离, 使其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为了维护传统的男性权威和性别结构, 女性的思想与自由被牢牢地掌控。尽管“我”最终失去了自我, 但却自由了。面对这一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 现阶段的女性也应致力于提升自身的主体意识, 为获得与男性平等存在的权利而努力。

摘要：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其代表作《黄墙纸》中揭露了19世纪末中产阶级妇女的思想和行为受到男权至上的父权文化控制的痛苦经历。文章通过社会性别学分析《黄墙纸》中“我”的思想受到丈夫禁锢后身心所发生的变化, 探究其历史根源, 并揭示正是传统的、落后的父权文化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剥夺了女性的思想及其话语权, 将其置于备受压迫的第二性的他者地位。

关键词：社会性别,父权制,话语权,他者

参考文献

[1]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黄色墙纸[J].吴其尧, 译.名作欣赏, 1997 (3) :108-116.

[2]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4]桑德拉·吉尔伯特, 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M].杨莉馨,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父权文化下的女性反抗 第2篇

一、 传统女性的代表人物

作为母亲的巫嘎，是丈夫权威的认同者与拥护者。在以男性为尊的社会中，作为女性，尤其是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她的职责就是理解、尊重她的丈夫，成为丈夫家庭中的好帮手。那么，这部影片中，巫嘎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原始人家族，她和丈夫瓜哥共同保卫着这个家。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伟大妈妈，每当月圆她都要用棍子拍掉全家人身上的尘土，这也是他们所谓的“洗澡”；对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伊也给予支持和理解，专门给伊设了个“窗台”，这也成为伊的专属私人空间，任何人包括瓜哥都不可以去打扰伊；对于年幼的小女儿桑迪，巫嘎时时都将她溺爱地抱在怀里；当丈夫由于盖的到来而显得异常失落时，她尽力安抚宽慰丈夫。巫嘎同时也非常健壮，在抢夺早餐的战争中，她表现得非常勇猛，为全家人从巨鸟口中成功夺下鸟蛋。但是巫嘎同样也是一位夫权制度的忠实追随者。作为一家之主的瓜哥给家人制定了很多规矩：新东西、好奇心、晚上外出或是任何新奇有趣的统统都是不好的。所以，当伊把盖送给她的海螺拿回家时，全家所有人包括母亲巫嘎都把海螺砸得粉碎。瓜哥每晚都会给一家人讲那个永远只有一个结局的故事，这个结局便是，如果不守规矩，那么就都会死掉，然而每当丈夫讲故事时，巫嘎都听的津津有味。世界末日突然降临，山洞被毁，一家人被迫离开家园，在瓜哥的领导下展开一场全新的旅程。当一只巨型花猫追得他们跌落悬崖时，瓜哥第一反应就是找洞穴藏起来——最后发现所谓的洞穴居然是一只大怪物的嘴巴。在瓜哥每次具有权威性的决定面前，巫嘎从来都是绝对的服从。当然，在故事情节发展的最后阶段，巫嘎也在危急关头决定和大家一样跟随盖共同去追寻“明天”，但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在今后的生活中仍然会以瓜哥为尊，仍然会绝对的服从丈夫的每一个决定。老奶奶葛兰，年龄已无从考证，只知道她经历了冰河世纪，在无数的灾难中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她依然可以自食其力，和家族其他人一起合作去抢夺早餐；她拥有独立的思想，在面对世界末日的到来时，她选择跟随年轻富有朝气积极向上的盖一起去追求“明天”，而不是陪着女婿瓜哥继续去寻找得以容身的洞穴来确保“不死”。但是在影片中，老奶奶在家族中并不具有过多的话语权，和坦克、桑迪相同，都需要瓜哥的保护才得以存活。[1]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中，传统女性必须贤良淑德，对家族中男性（丈夫或父亲）的权威必须无条件服从。女性在这种社会中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传统的女性不正是这样吗？在中国，传统女性所具备的品质就是绝对遵从所谓的“三从四德”，自己的一切都由男子来决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在国外，也和中国的传统女性差不多，无论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女性，还是当今好莱坞拍摄的大片中的传统性，她们的形象大部分都是温柔漂亮、柔弱文静的，对于男性的权威也是绝对服从的，这部影片中的妻子巫嘎不正是这样吗？

二、 新兴女性代表人物伊

（一）身体坚强的意志

电影以古鲁全家共同合作和动物抢夺食物的精彩场面为开头，在老奶奶葛兰争夺食物失败以后，老奶奶让伊帮她报仇，伊奋勇抢夺，终于抢到鸵鸟蛋，远远地扔给了父亲瓜哥，全家人快速跑回洞里，满足地吃完了他们的早餐。全家人团结一起获得的早餐吃起来也会非常香甜。世界末日的到来，迫使古鲁全家不得不离开山洞，来到外面的新世界，在这里，古鲁家族将会面临许多新的危险。夜晚中无数凶猛的红色食肉鸟将所有动物吓得躲藏了起来，古鲁一家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危险显得有点手足无措。这时，伊机智地吹响了号角，盖听到号角声迅速赶过来，在地上生起了火堆将这些食肉鸟赶跑了。假如伊当时没有吹响号角，那么古鲁全家怕早就被吃得只剩下骨架了。然而在这险象环生的环境中，要是身体不够强壮、反应不够机智灵敏、意志不够坚强的话，古鲁一家恐怕也会像其他邻居那样，要么被蛇给吃掉，要么被大象给踩死，或者是因病而死。

（二）对新事物充满好奇

在电影开始时，有这么一句台词：“每次日出都带来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希望今天的一切能够比昨天更美好，但我不这么想。”这句台词中的“我”就是指伊，伊为什么会不那么想？因为绝大部分时间，除了全家一起外出找食物时，我们都是在漆黑一片的洞穴里度过的。老爸瓜哥定下外出不好的规定，全家人都对瓜哥的命令言听计从，但伊却是个例外，她不甘心永远生活在漆黑的洞穴里，她对洞外的世界充满着向往和好奇。每当返回山洞，只为再见洞外那最后一缕阳光，她会快速爬上岩壁，并且乞求明天还可以再见到阳光；听到山洞外有动物在嚎叫，她会欢快地在岩石上跳来跳去，好奇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在老爸瓜哥的呼唤声中，最终她也不得不重新回到漆黑的洞底。洞穴里无尽的黑暗与单调的生活，使伊渐渐迷失自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奋斗的方向，所以伊会对目前的生活发出质疑，总是会问老爸瓜哥很多为什么。影片放到这里，我们会发觉伊已经逐渐成长起来了，但和她的母亲巫嘎不同，她有独立的思想，已经开始对人生对生活的意义进行思考了，不再只为了活命而活着，这是来自伊内心深处的疑问，她想获得答案，但她武断专制的老爸瓜哥和绝对顺从丈夫的老妈巫嘎显然都不知晓答案，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只是关心怎样让全家人活下来，而从不去追问为什么，对于生活及生命的意义更是从不去探究。

（三）勇于挑战父亲权威

面对家族中父亲的权威，母亲一般都是绝对的服从，从来都不反抗，但作为女儿的伊绝对不会盲目地服从父亲的命令，她会反抗，会追问原因。父亲瓜哥其中一个规定就是晚上不能出门，但某天晚上伊为了追寻一束射进洞里的亮光，她违背了父亲的规矩移开了挡在洞口的大石头，发现这束亮光来自于游牧部族的族人盖生的火，并因此结识了盖，由于盖的帮助，古鲁家族在旅途中一次次化险为夷，但父亲瓜哥很不满意盖，最后瓜哥用树皮把盖卷起来扛在自己身上。[2]在途中，伊一直要求父亲自己来扛盖，可父亲却一直拒绝，因为他已察觉自己的女儿和这个年轻人之间已渐生情愫。每当遇到危险时，父亲瓜哥的应对方式就是找个洞穴躲进去，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居住在洞穴中，他们一家才活下来的。然而当全家到了新环境时，又一次面临危险，瓜哥继续延续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可伊却提出了质疑，她决定不再遵循父亲的那些规定，因为她认为那些刻板保守的规定仅仅是让他们活着而已，他们决定跟随盖的新思想一起创造“明天”。纵观历史，父权思想与夫权思想不仅仅是人类所有权力的象征和统治的手段，更是所有权力和统治的根源。巫嘎作为妻子，她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的权威；为人夫为人父的瓜哥，的确让全家都活下来了。但是作为父亲的瓜哥所作的决定难道都没有错吗？通过电影的结局，我们发现，瓜哥也非万能，他在家族里的权威是可以被质疑的；伊办到了，她勇敢地反抗强权说。影片中大女儿伊和自己母亲的性格完全不同，她思想独立，对新事物充满好奇，面对一切她总是会好奇的问很多为什么。这正是新时代女性所需要的：拥有独立自主的思想与行为，面对强权敢于反抗的精神。但伊还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新时期女性，生活在洞穴的时候，她是在父亲的羽翼呵护庇佑下成长的，而在追求未来的路上，她则要依靠丈夫盖的智慧和想法。

三、 家庭中其他的四位成员

巫嘎是一位很善良的母亲，她在家庭中的位置至关重要，起着协调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作用，作为妻子，她极为认可自己丈夫的权威性，作为母亲，她也非常理解自己的孩子，并尽力缓解小伊和爸爸之间发生的矛盾，而且在困难面前她表现的和丈夫一样强壮、一样坚强。电影中老奶奶的人物造型也设计的非常独特，她穿着用兽皮做的带着尾巴的衣服，从外型上看就像一个还没进化完全的人类，老奶奶最大的乐趣就是折磨她的女婿，她经常用一些话去刺激女婿，也正是由于这些话的激励，女婿瓜哥常常在第二天就会想出了很多点子，虽然这些点子不是特别靠谱但至少对瓜哥而言是不小的进步。在电影快结束时全家人都急切的盼望着瓜哥，老奶奶是最先吹起号角的，由此可见老奶奶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9岁的弟弟坦克，胖胖的身体，圆嘟嘟的脸蛋，非常可爱，是一个极具喜剧效果的动画人物形象。坦克是个非常乖的孩子，开始他很听爸爸的话，后来慢慢开始动起脑筋来，人也变得聪明起来，在寻找新居时坦克还拥有了他的第一只鳄鱼状宠物狗，给它取名道格拉斯。除了以上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角色以外，这个家族中另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便是妹妹小珊。通常家族小妹妹的形象就是需要全家人呵护宠爱的，但小珊却不同，她如同一只小野猫，嘴里长满了非常坚固的牙齿，在狩猎中她那异常坚固的牙齿就是她的武器。她虽然比普通小孩更加顽强、更加野蛮，但仍然拥有小孩纯真烂漫的一面。通过对小珊这个角色的大胆创新，使得电影中这个角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结语

这个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但与此同时，作为女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父权社会，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是父权制思想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应该共同抵制父权文化，共同去解决这个阻碍人类发展与进步的问题，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参考文献：

[1]曹敏.3D电影《疯狂原始人》的当代文化寓意[J].艺海，2013（8）：74-76.

父权制文化 第3篇

“父亲三部曲”是李安在台湾影坛声名鹊起之作,是从1991年—1993年先后推出的《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三部电影。都以家庭文化为背景,展现了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下家庭成员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及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文化在这些矛盾中的表现。希望通过分析李安导演“父亲三部曲”来分析他的父权文化观,从而感受李安作品中以另类方式实现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父权文化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新的生存状态与实现情况。一、恋父情结李安电影中的“恋父情结”与弗洛伊德心理学描述不同,它代指李安那种较为特殊的父亲情结,与父亲之间依恋、冲突纠缠难解的心理状态,这正是父亲三部曲的情感核心之一。如同三部电影中表面平静内在激烈的家庭冲突。《推手》中,父子代表的不同文化冲突是父亲期望家庭和睦共享天伦与儿子希望中西文化合璧的矛盾,《喜宴》中是儿子同性恋的价值观与父亲传统婚姻文化价值观矛盾;《饮食男女》中是寡居父亲努力维系家庭与女儿们渴望独立生活的矛盾。不同的矛盾,归根究底是儿女们期望婚姻、爱情、生活独立,父亲却有相对固定的期望,如传宗接代、共同生活,核心词语是家庭,围绕着维系与离开激烈碰撞。儿女们与父母对抗的阶段大多在青春阶段,这种对抗是渴望独立成长的表现,电影中的儿女们虽然已经成人,但是却在以家庭为代表的环境纽带中重复着这种对抗,比起青春期更为激烈且反复出现。影片中的父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在不同的影片中身上均有典型的东方文化符号,比如《推手》中是武术太极拳和医学养生,《喜宴》中是书法,《饮食男女》中是烹饪,他们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遵守传统伦理道德,是拥有东方文化精髓的一群人,在对父亲的描述中,多个镜头都以一种非现实的美好描绘了这个符号的超然。但是与父亲的光辉形象相比,儿女们却并不光彩,《推手》中的香蕉人儿子、《喜宴》中的同性恋儿子、《饮食男女》中幼稚自我的三个女儿,与父亲被精心打造近乎膜拜的形象不同,他们显得有些灰暗。在三部曲中,父亲的期望、子女的期望、无法实现期望的矛盾与抗争。二、严谨的伦理观念父亲三部曲中对于东方传统伦理观念的描述非常多,这些描述均通过父亲视角予以完成,比如《推手》中父亲与三代同堂、天伦之乐的渴望,《喜宴》中父亲对同性文化的排斥,对传宗接代的强烈的需求,《饮食男女》中对于家庭完整和睦的辛苦维系,这些都是以父亲为代表的传统严谨文化伦理观念的表述,尤其是在《喜宴》中,这种需求和表述更为强烈。以东西方两性文化为主要冲突表现的《喜宴》,在全篇表述中都紧紧围绕着父母强烈的传宗接代这个诉求,比如父亲对准儿媳的选择,在看到画家威威时第一印象就是一句话“好,能生能养”,在之后的故事中,父亲的注意力一直聚焦在香火继承上。《喜宴》这个故事的特殊注定了父亲的诉求不会一帆风顺,伟同的同性恋身份成为了最大的阻碍,他对大学室友赛门的喜欢和亲密以及对威威挑逗的自持与反感都是很好的例子,父母即使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他们只能自我安慰,怀抱期望与幻想。不过影片最后一处微妙的情节表述让人印象深刻,父亲与赛门谈话时说道:“我看,我听,我了解”,他吐露自己为何没有打破这种虚假平静局面的良苦用心,是出于为了这个家的意愿,宁愿承受欺骗也想要儿子顺利继承香火,顺利抱上孙子,这种努力、隐忍与良苦用心,只能说明父辈们对于传统伦理观念的坚持与贯彻。三、父权文化观与儒家文化“父权文化观”是东方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威权文化,在电影中父亲无上的权威多有体现,正是传统家庭中的家长权威,子女对这种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即是孝道的表现,由此形成了权威崇拜,无论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还是对父母要求的践行,都是一种应尽的义务,这正是儒家文化中典型的“父权文化观”。郎雄扮演的父亲,在《推手》中精通太极,擅长借力打力,深藏不漏,在《喜宴》中是洞悉一切却不动声色的父亲,在《饮食男女》中是味觉退化却不掩高超厨艺的厨师,在他们身上,父亲的各种特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毫无疑问,李安导演非常擅长处理家庭题材,他用巧妙地叙事手法展现一个家庭关系中增横交错的影响力与矛盾,这种表现手法无疑与他从小深受儒家文化传统氛围的影响有关,尤其是“父亲三部曲”的出现,更是以一种鲜明的态度展现了“父权文化观”和“儒家文化”。“父亲三部曲”通过传统家庭观、伦理观念、性文化和婚姻观念等角度描述了东西方文化在特殊情境中的融合与碰撞,尤其是“父权文化观”的存在与表现,展现他特殊的“恋父情结”,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完成了东西方文化融合氛围中父权文化的生存。

父权制文化 第4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摩尔·弗兰德斯》；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96-02

《摩尔·弗兰德斯》是18世纪初英国浪漫冒险主义作家丹尼尔·笛福的著名代表作，整部小说表现了笛福语言功底的卓越、思想的深邃。无论从文学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整部小说在创作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父权制度下的探索和批判，利用独具匠心的设计将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所要表达出来的悲剧思想表达出来。近些年来，《摩尔·弗兰德斯》成为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结合各种理论对《摩尔·弗兰德斯》进行诠释。因此，本文就从《摩尔·弗兰德斯》的创作出发，结合作者的实际经历对《摩尔·弗兰德斯》进行深入的探究和论述。

一、《摩尔·弗兰德斯》的创作背景概述

《摩尔·弗兰德斯》创作于18世纪初期，是丹尼尔·笛福在经历了人生的各种事件之后创作出的一部小说。然而正如所有的创作需要灵感一样，生活的经历只是激发了丹尼尔·笛福的灵感，丹尼尔·笛福面对父权社会之下女性权力的压制而进行深入的探索是由于丹尼尔·笛福本身对放荡不羁的推崇以及对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那么小说在创作时具体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下面笔者从以下两点进行分析。

（一）时代发展的模式对雪莱创作风格的影响

丹尼尔·笛福生活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西欧，此时的西欧与北美利用工业革命促进了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时，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得以诞生和重塑。但是在这些工业国家发展的同时，又生产武器进行殖民统治。并利用各种方式对古文明造成一定的破坏。而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主要向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发展，传统的古典艺术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和遗弃。所以时代的发展对浪漫主义文学的促进，也成就了丹尼尔·笛福的创作和流传。

（二）17世纪末意大利文学发展对整个文学创作引起的作用

文艺复兴是发生在14到17世纪的文化运动，从佛罗伦萨开始扩展至欧洲各个国家。这场运动对文学以及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传统观点认为，文艺复兴从知识的转变发挥了衔接中世纪文学和近代文学的作用。虽然文艺复兴在知识和政治等方面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事实上文艺复兴的重要意义还取决于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比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们对文艺复兴作出的贡献[1]。

二、从女性视角看《摩尔·弗兰德斯》的父权观念

笔者认为《摩尔·弗兰德斯》之所以被那么多学者推崇与研究，其原因在于《摩尔·弗兰德斯》一书对人性的探索。而对于整本书来说，作者对女性主义与女权的争取增加了足够的描写与论述，让读者对女权产生了新的思考和思维方式。所以，整本书对人性的探索也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当时社会社会婚姻不平等的探索

小说中“摩尔·弗兰德斯”的母亲因为盗窃而被新门监狱收容，以至于“摩尔·弗兰德斯”出生于监狱之中，但是“摩尔·弗兰德斯”本身善良真诚，并非原始的戴罪之身，但是“摩尔·弗兰德斯”仍是从3岁开始成为孤儿。可以说“摩尔·弗兰德斯”这一人物的悲剧也是从这开始的。在后来，“摩尔·弗兰德斯”被主人家少爷诱奸并嫁给少爷之后，让她的婚姻成为了一生颠沛流离过程的开始。在丈夫无情和家人看不起自己的双重打击下，“摩尔·弗兰德斯”一直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又加上欲爱不能的压迫，最终导致了她的病态性格的养成。这种对旧社会婚姻不平等的抨击无疑是对当时社会读者的一种振奋。丹尼尔·笛福通过这种描写为女权的争取提出了创造性的开端[2]。

（二）父权观念下对两性的探索

《摩尔·弗兰德斯》整本书对两性的探索并没有太多的着墨，而且，在18世纪的西欧社会中，丹尼尔·笛福也没有提出什么大胆与前卫的两性思想。然而即便如此，人们通过这本书仍然得到了对两性关系的感悟。作者曾经称“摩尔·弗兰德斯”为自己作品中的大善人。重要是因为摩尔·弗兰德斯在最后变为了诚实的妇人，过着富裕满足的生活。而且，“摩尔·弗兰德斯”在临死前真诚的忏悔了以前的罪恶，这说明摩尔·弗兰德斯的死亡是其悲哀生命的结束，也是其美好精神的开端。虽然作者一度将“摩尔·弗兰德斯”以一种疯子般的审慎与机智再加上她独特的病态性格，是向整个世界宣战的武器。说明此女并非完全是由于其性格的改变，反而是世界对女性的压迫造成了“摩尔·弗兰德斯”这种悲哀的女性角色的出现。

（三）对18世纪西欧父权观的深入探索

《摩尔·弗兰德斯》的其中一条主链就是以“摩尔·弗兰德斯”的婚姻状况。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缘何始终遭受婚姻的不幸，主要的原因是其婚姻的失败，感情的压抑，思想的压迫最终导致“摩尔·弗兰德斯”对爱情丧失了基本的信任与渴望。所以说“摩尔·弗兰德斯”的病态性格并非是性格的病态，而是信仰的缺失。然而其信仰的缺失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父权制社会思想多导致的。父权制社会中对婚姻制度观念的强权，让无数“摩尔·弗兰德斯”成为了牺牲品。

笔者从这三个方面揭示了作者丹尼尔·笛福创作的根本理念与思想深度，所以“摩尔·弗兰德斯”这一艺术人物在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悲剧的象征。代表了女权的解放，两性的平衡，以及信仰的缺失。这也就是“摩尔·弗兰德斯”在读者接受后所表达出的文学美。而最终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父权观念的落后和危害之中[3]。

三、结合文学发展具体论述文学对女性主义的应用

女性小说的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对女权的争取和对思想的解放，无论是日记体女性小说还是自传体女性小说，或是悲剧型，甚至历史性小说都融入了这一核心的思想。从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文学发展方向还是西欧、希腊的发展都说明了文学承载了女性主义的发展状况。下面笔者就从中国与西方女性悲剧美学论述文学发展过程中女性小说的意义。

（一）中国的女性悲剧美学

中国历史上不少女性的悲剧美学的具体创作。从《诗经》开始就有所展现。《诗经·卫风·氓》就是表现了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权力缺失。但是几千年来，始终得不到更多的改善。所以历史上的女性悲剧美学是建立在女权丧失上的。所以在封建社会时期关于女性的作品几乎都是悲剧的收场，然后以一种人民呼吁的形式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甚至在近现代的作品中，在描写到封建社会时，也逃不出这一现象的支配。人民对女性悲剧美学的接受。中国古代有四大民间传说，内容都是以女性的悲剧收场，但是都是赋予了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所以中国人民对女性悲剧美学的接受是由来已久的。人民都对自由爱情充满了向往，但是也明白自由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所以借助神话和幻想为女性悲剧加以平复，就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女性悲剧美学。

（二）西方古代文学对女性主义的探索

一般来说，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风。而通过他们自己独特的文风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对自身思想加以表现和推广就是文学创作者的本质创作理念。莎士比亚的悲剧集、哀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等，都是这种创作的代表。这些著名的戏剧文学作品都入木三分的揭示了女性主义的本质。

（三）现代社会对女性悲剧美学的议论

现代社会对女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女权也在多个方面得到了体现。所以现代社会对女性悲剧美学的议论多处于一种反对的状态。反对女性悲剧作为美学与文学的载体，反对增加女性的悲剧色彩。这一提议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每个人都依然不能否认丹尼尔·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在当时也是充满了积极的意义和批判性的。

四、《摩尔·弗兰德斯》对父权制社会环境下的现实意义

《摩尔·弗兰德斯》的创作不仅仅代表了浪漫主义文风的创作理念，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摩尔·弗兰德斯》之所以被翻译成不同语言不同版本的基本原因。通过对《摩尔·弗兰德斯》的研究，笔者充分的认识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新生事物的渴望。

所以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摩尔·弗兰德斯》代表了反抗的精神。这也是《摩尔·弗兰德斯》被很多学者重视的原因。不过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摩尔·弗兰德斯》更多的表现出了女权的反抗精神。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作者加重了与读者的感情交流，让读者把摩尔·弗兰德斯当成了自己，而不是一个小说中的悲惨人物。所以读《摩尔·弗兰德斯》的一大关注点要在于作者对感情的描写。就整本书来看，作者通过巧妙的叙事方法，勾勒出了一个具有鲜活性格的人物形象。然后通过这个人物形象表达出自己对当时世界人性的思考。所以《摩尔·弗兰德斯》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极高的。

根据作者的设计，《摩尔·弗兰德斯》的结局设计成女士 摩尔·弗兰德斯在最后变为了诚实的妇人，过着富裕满足的生活。而且，“摩尔·弗兰德斯”在临死前真诚的忏悔了以前的罪恶，这说明摩尔·弗兰德斯的死亡是其悲哀生命的结束，也是其美好精神的开端[4]。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客观上，迪福通过塑造摩尔和克罗珊娜超越了女性形象的传统模式，开创了文学作品中塑造女性新形象的先河，但在主观方面，迪福的小说并没有完全摆脱父权传统文化的影响，《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描写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勇敢上进品质的赞扬，更多的是教育妇女，让其更好地服务于男性，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其实质任然是一个具有先进平等观念的父权传统继承者。

参考文献：

〔1〕阮世勤.一个女人的“史诗”——重读《摩尔·弗兰德斯》[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2）：43-44.

〔2〕庞菲.摩尔·弗兰德斯——一个注定破产的“婚姻商人”[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05）：13-14.

〔3〕洪晓睿.《摩尔·弗兰德斯》中展现的女性主义[J].鸡西大学学报，2010（04）：133-134.

〔4〕关合凤.父权文化传统的反叛者还是继承者——论笛福的妇女观[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79-82.

父权制文化 第5篇

关键词：父权制社会,爱情,婚姻,汤姆·琼斯,红楼梦

《汤姆 · 琼琪》和《红楼梦》这两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皆诞生于18世纪中叶,是当时社会文学界的里程碑。二者在主题、人物塑造、整体结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主人公的爱情结果却截然相反。这充分反映了在同一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的前提下,父权制对爱情和婚姻的影响。

一、《汤姆·琼琪》和《红楼梦》概述

《汤姆 · 琼琪》以汤姆 · 琼斯和索菲娅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17世纪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18世纪工业革命之间的社会现实与生活百态。这部小说在叙述角度、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富有创造性,同时继承和发扬了英国幽默讽刺文学的传统,被视为英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 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 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二、二者的共同之处

1、产生的时代相同

二者共同诞生于18世纪,都是在父权制社会价值体系的权威中产生的。男性在社会及家庭生活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的价值观绝大多数时候会围绕男性产生。《汤姆 · 琼琪》中索菲娅的父亲魏斯顿想要强制性地将自己灰暗无趣、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强加给自己的女儿,逼迫女儿嫁给不喜欢的人;《红楼梦》中即便探春精明能干,性格刚烈, 最终依然远嫁海南,都体现了这一点。

2、故事主题相同

二者都以爱情为主线,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是两者共同的主题,并且男女主人公都有反抗意识。贾宝玉和林黛玉虽然是一个整日混混沌沌、一个清冷孤傲,但其实骨子里都有一种对现实的反抗意识,因此二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而且由最初的懵懂发展为后面的成熟;索菲娅因不愿意嫁给布利非,一向温柔的她不顾一切逃出家门,只身来到伦敦,寻找自己的幸福。

3、所表达的深层含义相同

二者都隐晦地表现出了社会将要进行的经济和思想上的变革。《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封建社会黑暗的官场、腐朽的贵族阶级、父权制下包办婚姻制度以及与此相契合的社会统治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反映。而《汤姆 · 琼琪》则是通过男女主人公欢喜的结局预示着父权制的松动和式微,以及新的民主思想、自由思想和个性解放思想的萌芽。

三、二者的不同之处

1、结果不同

从显层角度来看,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结局不同。即使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但在父权制的压迫下,为了家族利益,终究还是逃不过离散的结局。贾宝玉另娶薛宝钗,林黛玉魂归离恨天。这里的“父权”,一方面是指家族中家长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指封建社会中“君君臣臣”的统治思想。而汤姆 · 琼琪和索菲娅则努力抗争,柔弱的索菲娅在此时甚至以自杀相威胁,最终促成了美好的结局。

2、写作背景不同

写作背景不同是二者结局不同的根本原因。《红楼梦》 的成书时间据考证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也就是18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即使在“康乾盛世”后期,中国的繁华开始没落,社会丑恶现象也层出不穷。但当时中国的封建经济依然根深蒂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依然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中。家族本位依然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封建主义出现的松动远远不足以产生自由主义,只能出现一些民主思想的萌芽。《红楼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作者自身受到的封建思想束缚和禁锢较深,即便有反抗思想,但最终会被残酷的现实压制下去,所以才会出现宝黛二人的悲剧。而且在结局的时候贾府被赦,贾政官复原职,这也代表着封建制度有重新崛起的趋势。

反观18世纪的英国,虽然历史上存在过家族本位,但在这一时期,欧洲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兴起,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思潮席卷英国、法国等,新的自然学科兴起,对封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反对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思潮使个体本位逐渐取代父权制,父权制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人们在积极的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菲尔丁的观念中自然充满了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向往,并且这些理想在他的笔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结束语:

父权制文化 第6篇

约翰·麦卡恩是当代爱尔兰文坛上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英国卫报曾评价其为贝克特以来最伟大的爱尔兰作家, 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麦卡恩一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多, 只有六部, 而正是这六部作品在爱尔兰文坛树立起了一座独特的丰碑。

麦卡恩的小说以描写二十世纪中期爱尔兰的乡村生活而著称, 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这和其自身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他十岁丧母, 做警察的父亲经常虐待他和他的兄弟姊妹。这种殴打与虐待在他的《黑暗》的一开篇就得以了生动的再现。《黑暗》是麦卡恩的第二本小说, 描写了一个爱尔兰乡村少年的成长和他对经常殴打他和他姊妹的父亲的抗争。小说中的“父亲”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残酷无情, 专制暴虐。此类形象在麦卡恩以后的小说中屡屡出现。

二、爱尔兰男性因殖民统治而受挫的男性气概

翻开爱尔兰历史, 我们可以得知从1169年英军入侵爱尔兰开始到1922年爱尔兰最终取得独立的近八百年历史间, 英爱关系主要以英国的控制与镇压和爱尔兰人民的反抗与起义为特征。而爱尔兰的被殖民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爱尔兰人的国民性和其父权社会的形成。

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谈到东方与西方主流社会相比所具有的异质性时, 谈到东方是被西方男性征服的女人。原殖民地地区被认为是不说话的温柔女性。英国殖民者的话语霸权严重挫伤了爱尔兰男性的男性气概。在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下, 爱尔兰形象被女性化了, 爱尔兰男性在社会阶层秩序构建中被边缘化了。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施展其权威及影响, 只能寄希望与他人的帮助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地位的提升。

在《黑暗》一书中, 父亲最终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将来能成为牧师上, 他甚至一度幻想儿子成为牧师后, 为他开门管家来获得别人的认可。面对可能对儿子将来前途有莫大影响的神父的时候, 他也表现出了阿谀奉承, 极力讨好的殖民地人民奴性嘴脸。虽然他讨厌神父一年一度的来访, 可是他还要装出欢迎的样子, 为此他还专门清洁, 装饰他的房子, 穿上新靴子以示对神父的敬意。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爱尔兰男性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在社会上被边缘化了, 他们的男性气概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三、从“模拟” (mimicry) 角度分析爱尔兰父权文化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创造了“模拟”这一概概念来论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从后殖民的角度看, 被征服者在被殖民之后被迫不断地对殖民话语进行模拟, 在模拟的过程中也不断从内部对其进行改造。在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下, 被边缘化和丧失了话语权的爱尔兰男性尊敬甚至嫉妒统治者的权利, 试图模拟统治者的行为和权威。他们通过模拟殖民者来抒发受压迫的自我, 在家庭里施展他们的男性气概, 他们成了家庭内部的殖民统治者, 控制欺压比他们弱势的妻子儿女。家庭也便成为了一个小型的殖民社会。

在《黑暗》一书中, 一开头父亲就试图通过恐吓, 殴打儿子来巩固, 增强其在家庭中的威望与权力。通过文章的第一句话“重复你说的话, 因为我知晓一切”我们知道父亲希望能向他的子女显示他的全知全能。而他明显是在模拟牧师在日常布道中的言辞。接着他数次重复“我要给你个教训”, 模拟孩子们眼中的绝对权威—教师的日常用语, 带给孩子极大的恐惧感。随后他运用大量的语气急促的祈使句, “上楼, 前进”, “快点, 脱衣, 脱下衣服”, “脱掉裤子”, “脸朝下, 趴在椅子上”, 通过这些对战士言语的模拟, 孩子仿佛成了被俘的敌人, 父亲的权威也得以确认。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知在父亲权威的确立并不是来自其自身的权力。在其巩固增强其威望的过程中, 他的话语分别模拟牧师, 教师, 战士等这些在家庭范围之外依然享有权威的人来恐吓儿子, 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只有通过这种模拟, 这些丧失男性气概的爱尔兰男性才能在家庭里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也是爱尔兰父权制的一个特点。

四、结论

《黑暗》是麦卡恩六篇长篇小说之一, 描写了20世纪中期一爱尔兰乡村少年的成长, 他对家中的独裁者父亲的反抗与逃离。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后殖民时代爱尔兰政治, 历史, 文化, 尤其是爱尔兰父权文化的关注。在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下, 爱尔兰男性在社会中被边缘化了, 他们的男性气概也严重受挫。他们在社会上无从体现自身的价值, 便通过模拟殖民者的权力和权威, 成为家庭内部的暴君。了解了这些, 无疑对我们研究爱尔兰父权制的特点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摘要：爱尔兰小说家麦卡恩的《黑暗》一书塑造了一个残酷无情, 专制暴虐的父亲形象, 这一形象也成为了爱尔兰父权制的一个缩影。本文援引萨义德, 巴巴等后殖民主义大师的理论对爱尔兰的父权制进行了后殖民主义解读。希冀对我国的爱尔兰父权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麦卡恩,《黑暗》,父权制,模拟

参考文献

[1]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Routledge, 1994

[2] Kiberd, Declan. Inventing Ireland[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Maher, Eamon. John McGahern: from the Local to the Universal[M]. Dublin:Liffey Press, 2003

[4] Malcolm, David. Understanding John McGahern[M].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7

父权制文化 第7篇

然而, 所有的作品都被贴上了性别特征。如同奥斯特里克所说, “所有的作家的作品都不可避免的体现出一种意识:一种文字、种族和年龄的意识。”所谓文学父权, 即作者在创造小说人物的同时又压制他们的行为。尽管他给了他们生命, 他却通过剥夺自主权来压制他们 (这就是独立话语的力量)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应该以谨慎且怀疑的态度重新审视《玩偶之家》这部构建在男性经验上的戏剧。既然这部戏剧的女主角是由男性所创造的, 那么这部文本就注定与话语权力交织在一起。娜拉的形象是值得怀疑的, 她是一个由男性想象出来的女人, 是一个行动在男性话语阴影下的女人, 她的女性特征是由她被创造出来的父权文化所决定的。

一、娜拉的形象塑造

生活在男性气质社会中的男人是不可能避免从男性经验的角度来看待妇女的行为。作为易卜生创造出来的一个女性的男性投影, 娜拉被塑造成一个既像小孩, 又像天使, 性感且忠实丈夫的女性, 一个从属于男性的玩物形象。

吉尔伯特和葛巴曾经说过, 在男性语篇中有两种定性的妇女模式, 一种是“家中的天使”, 另一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 如果妇女被描写成家中的天使, 按照人们的想象, 她应该履行她的职责, 取悦她的丈夫且遵从他。从对丈夫和孩子的无私奉献中, 她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一个妇女抛弃了这种家庭职责, 人们就会认为她不正常, 甚至堕落。这两种妇女形象都是不真实的, 是为了满足男人们的幻想而创造出来的。

在剧中, 娜拉是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天使, 她的完美和天真受到了男性的崇拜。她善良、纯真、热心。她所作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她大方的打赏搬运工, 热心的帮助琳达夫人找工作。她对海尔默无私的爱促使她伪造父亲的签名。当秘密面临揭穿时, 她甚至打算自杀以挽救她丈夫的名誉。她甚至成为丈夫的奴隶, 海尔默喜欢什么, 她也该喜欢什么, 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 她自己不用有思想, 她丈夫会替她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 很像叫化子的猴子, 专替他变把戏, 引人开心。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 “男性的文本总是宣称这样一个事实, 女人的美德是男人的最大创造”, 那么这部戏剧中称颂的是什么样的妇女美德呢?毫无疑问是娜拉对她丈夫的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娜拉为了她的丈夫, 毫不犹豫的进入了冷酷的社会, 当海尔默的社会地位面临威胁时, 她甚至愿意自杀来挽救一切。在第三幕中, 娜拉的高贵思想和海尔默的自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同我们所知, 在西方对骑士浪漫爱情的描述不仅模糊了西方文明中的父权制度, 而且还赋予了妇女不可思议的美德。这种虚幻的美德在满足男人幻想的同时, 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要求女性完全忠实且无私奉献, 然而这种理想行为却是单方面的。娜拉的性格值得怀疑是因为赋予她的美德是用来欺骗女性的一个假想, 只会使女性依附且听命于男性。作为一个男人创造的女神, 娜拉是脱离生活的。在一个男性创造的文本中, 这种对妇女的不真实的描述仅仅是对妇女人性的一种扭曲。

二、娜拉的出走:觉醒或幻灭

在娜拉离开前, 她对海尔默说, “我是一个和你一样明事理的人, 或者我必须试着成为这样一个人。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对的, 对此我深信不移。”

这番话似乎表明拉娜对父权社会的反抗和她对其所处时代性别问题的洞察力。然而, 如果我们再看看拉娜在那个特定时代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很难想象甚至是不可能的。一个女人居然逃脱她被设定的身份地位和责任, 一个妻子、母亲, 她的出路又是什么呢?这种不切实际使娜拉的最终觉醒显得不太真实。在娜拉决定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时, 她真的自我觉醒了吗?亦或仅仅是因为她已经内化了父权制度, 发现海尔默不再适合当她的保护者?她出走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

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杂文中说“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 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 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 而一出笼门, 外面便又有鹰, 有猫, 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 忘却了飞翔, 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 就是饿死了, 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 更无所谓问题, 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在一种文化中, 即使男性和女性处于不平等的关系, 他们都是同一文化的参与者。如果妇女在一个既定社会中的角色是狭隘和受限的, 那么毫无疑问她们会抗议她们所在的社会制度, 然而尽管她们不信任这种制度, 她们还是内化了它, 并且依附于它而存在。和海尔默一样, 娜拉对那些美好的浪漫故事深信不疑。男主人公保护自己钟爱的女人, 甚至会牺牲生命使她们远离危险。事实上, 海尔默和娜拉都内化了父权社会所假定的性别角色, 生活在这种幻影中。

表面上海尔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绅士, 诚实、有德行, 深爱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连娜拉开始也认为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妻子是幸运的。她崇拜他, 相信如果她的安全受到威胁, 海尔默将会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娜拉对海尔默充满了各种幻想。她从来没有真正了解海尔默, 她相信父权社会要求她相信的, 并且履行她被规定的各种责任。对娜拉而言, 为了符合她所规定的附属角色, 她需要相信她的丈夫, 相信他会在危急关头显现英雄本色。

当柯洛克斯泰去勒索海尔默时, 她开始编织她虚幻的梦想。她把海尔默想象成一个英雄。在这48小时内, 她经历着内心的斗争。她宁愿自杀也不愿海尔默为她受罪。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海尔默。她的奉献完全基于浪漫的爱情幻想, 而不是现实。娜拉期望海尔默能够表现的像她梦想中的英雄, 拍着胸口, 说:“这都是我的错。”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娜拉准备自杀。这种自我牺牲就是她所期待的“奇迹”。当最后危机到来时, 海尔默却证实了自己不是一个英雄, 只是一个惊慌且胆小的懦夫, 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惊惶失措。

由于没有真正看清海尔默的真实面目, 她对他的期望也就显得有些荒谬。她没有意识到伪造签名是一种违法行为。她顽固的以为不管事情如何严重, 一个男人都会把自己心爱的女人解救出来。尽管她拒绝海尔默把她当作他的所有物来对待, 她又指责他没有勇气像中古的骑士一样来解救她, 而如果海尔默真的这样做, 不正是体现了他的男性优越感?假如奇迹真像娜拉期望的一样发生, 也就是海尔默表现得就像她心目中的男性。娜拉此时将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因为她所期望出现的男性正是她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忍受的类型。

父权制度下阿玉的悲惨人生 第8篇

关键词：父权制度；阿玉；悲剧根源

小说《雁》描写了贫苦少女阿玉沦落为高利贷情妇的故事，阿玉渴望摆脱屈辱的境地，暗自爱上大学生冈田，但由于偶然的原因，失去了表白爱情的机会，追求幸福的希望化为泡影。纵观这部小说，在阿玉悲惨的人生中，四位男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将从这四位男性对阿玉的操纵以及阿玉在人生各个阶段的选择方面入手，探究造成阿玉悲剧性命运的根源，进而揭示在父权制度的影响下，女性成为男性的玩偶，最终沦落为父权制度的牺牲品。

一、可怜可恨的父亲

阿玉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父女俩以卖糖人儿为生。其实，在阿玉的悲惨遭遇中，父亲是第一个主宰并且改变阿玉命运的男性。在父亲的意识中，阿玉只要懂得三从四德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了，因此没有让阿玉继续接受教育。致使当阿玉试图向心爱的人表白心意时，也因无法写出像样的信而放弃。由此可见，不论是富有的家庭还是贫穷的家庭，父亲是具有绝对权威的。

正如A.里奇在《生来就是女人》一文中说道：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礼仪，教育等来决定女性应该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至于男性的统辖之下①。而且，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有强制性，迫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经济地位，他还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妇女长期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性的作用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②阿玉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熏陶下，选择了自我牺牲，用自己的肉体换回了父亲安定的晚年生活。

二、凶恶的巡警和贪色的末造

在鸥外笔下，巡警是一位凶恶的坏人，而高利贷末造是一位贪色，爱面子的资本家。而他们在与阿玉的交往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首先，前来调查户籍的巡警，贪恋阿玉的美貌，强行将阿玉占为己有。而阿玉备受巡警的欺凌，却手足无措只能忍气吞声。阿玉和父亲之所以选择忍气吞声，或许有部分原因是畏于权势，但更为关键是阿玉习惯了被支配的地位，以及阿玉所接受的社会道德和礼仪规范必须让自己成为“家庭天使”，即贤惠的妻子，孝敬的女儿。也正是由于阿玉的顺从与忍让引起了巡警的占有欲，时时刻刻想要控制阿玉来获得满足感。

其次，高利贷通过为阿玉以及其父亲置办住处以及衣物，致使阿玉对末造信任有加，但其实高利贷末造也是贪恋阿玉的美色，想将阿玉纳入个人物品之列，供自己闲暇时消遣娱乐。虽然末造对阿玉也有着痴迷一般的爱恋，但归根到底都心存自私的成分。末造凭借发放高利贷而发家致富，一直遭受人们的鄙视，而他将阿玉纳为小妾，更多的是炫耀自我的表现。此外他根本没有将阿玉视为人的存在，他将阿玉视为笼中的红雀，供自己欣赏与玩弄；将阿玉视为避难所与安乐窝，躲避结发妻子阿势的质问与纠缠；将阿玉囚禁在自己身边，来彰显自己的男性本色。

而阿玉对于末造的谎言心知肚明却只能忍受着。因为正如有岛武郎所说的：“缺少经济独立性的女性，依赖男子的怀抱而生存下去，通过与男子同衾以获得生活之资，她们除了选择卖笑妇手段外，还能选择什么呢？”③，换句话说，阿玉只有通过出卖自己的肉体才能获得生活之资。

从本质上说，巡警与末造只是将阿玉视为性的存在，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女人在男人面前只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④正如文中所描写的“银杏型的薄如蝉翼的鬓发，高高的鼻梁，细长的瘦脸，略带寂寞的表情”如此楚楚可人的阿玉恐怕谁都会为之倾倒吧！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如果一个女人只被视为性的存在却没有自身目的时，她就好比一株供人观赏的植物，可以为了观赏者的喜好而随意的修剪，那么她的存在将没有任何的价值。

三、软弱的岗田

在欧外的笔下，岗田是一位医科大学生，有知识，教养，社会地位且帅气。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阿玉来说喜欢上岗田也不足为奇。而且，岗田的出现就好比一颗救命稻草，能拯救深处磨难中的自己。与此同时，阿玉具有贤惠，温顺的品质，使岗田为之倾倒也算人之常情。两人由起初的陌生渐渐地亲切，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慢慢的萌发了一种淡淡的爱恋。此外，又因“打蛇救雀”事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正如文中所说的：“岗田特别喜欢《虞初新志》中的《小青传》。在这篇传记中小青是一位纵然死神在召唤，她也拒之门外，仍泰然地细心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的女子。就是这样的一位以美为生命的女子拨动了岗田同情的心弦。在岗田看来，所谓女子，一般应该是美的，值得爱的。他仿佛无论碰上什么境遇，也要捍卫这种美和爱。”⑤或许岗田也曾想去拯救阿玉，所以当发现阿玉的住处发生危险时，勇敢的挺身而上，解救阿玉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岗田明知阿玉对自己有好感，而自己也倾心于阿玉，却始终没有探问过阿玉的身世甚至于名字。让笔者不禁怀疑：岗田每天对阿玉的施礼问候以及帮助阿玉“打蛇救雀”的事情是出于对阿玉的喜欢还是出于礼貌性的交际，还只想英雄救美被世人所称赞呢？此外，当岗田面临爱情和功名利禄的抉择时，他毫不犹豫的放弃了阿玉而选择了功名利禄。的确，阿玉社会地位的低下将不会给岗田带来任何事业上和前途上的帮助。因此就算是真爱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爱情也就变的无所谓了。

而且正如鲁迅先生在谈及《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所说的：“从事实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是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⑥其实阿玉和娜拉一样，不论怎样的挣扎，她们的命运只有选择顺从，并苟且的活在父权制度下。

四、结语

在《雁》中，鸥外塑造的女主人公阿玉就是父权制度下女性悲剧命运的典型。在阿玉生命中出现的四位男性里，她承认父亲的权威，对父亲的意见绝对的服从，为其悲剧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凶恶的巡警对阿玉的欺凌以及末造对阿玉的的玩弄，为阿玉的身心带来了莫大的摧残；而当阿玉自我觉醒之后努力寻求真爱时，岗田为了功名利禄抛弃了阿玉，使阿玉处于无底洞的深渊之中。

鸥外笔下阿玉的形象，是对父权制度强有力的哭诉，也是父权制度对女性思想和行为控制的结果，更是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从阿玉的悲惨命运中让我们更加明白：不论身处何时何地，只有拥有经济独立和进步的思想，才能与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力，才能真正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注释：

①H.艾森斯坦.《当代女权主义思想》.P5

②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社，2003. P279

③[日]《爱的纯真与女性独立》.载《新女性》.1923.2

④（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⑤森鸥外.森鸥外精选集.艾莲译.燕山出版社[M].2005.4

⑥鲁迅.《鲁迅文集.坟》[M].1923.12.26

参考文献：

[1]H.艾森斯坦.当代女权主义思想.1985.5.

[2]（法）西蒙娜.德.陶铁柱译.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森鸥外.艾莲译.森鸥外精选集[M].燕山出版社，2005.4.

[4]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社，2003.279.

[5][日]爱的纯真与女性独立.载《新女性》，1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