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农户范文

不同类型农户范文（精选6篇）

不同类型农户 第1篇

关键词：农户类型,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

1 研究目的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LUCC) 研究随着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 耕地作为土地的精华, 成为LUCC研究中的重点[1]。武隆县位于三峡库区中部, 受七曜山和方斗山影响, 地势崎岖, 且喀斯特地貌发育明显, 耕地分布零散。同时, 受三峡工程影响, 库区耕地数量、质量都呈现出下降趋势, 库区人地矛盾激化, 严重威胁着库区生态环境安全和经济发展[2]。由于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差距较大, 农户分化也会呈现不同趋势, 农户对社会经济政策的响应, 生计策略的调整, 生产决策以及耕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别且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基于此, 有必要通过“农户分化—耕地投入—耕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来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 为提高山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率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包络分析法

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将每一农户作为决策单元 (DMU) , 运用DEA模型构建最佳的生产前沿面, 并判断每一农户的耕地生产距离最佳前沿面的情况, 从而判断农户对耕地利用的相对效率。该方法在无需对指标已经统一量纲化, 对处理多投入和多产出具有绝对优势。

2.2 Tobit回归模型

由于DEA得出的效率值介于0~1之间, 因此数据被截断, 此时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直接回归, 参数的估计将是有偏和不一致的。所以在此一般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目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 Tobit模型适用于解决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问题, 并能找出效率改进的方向和途径, 运用DEA-Tobit两阶段法, 与其他的综合评价方法相比, 方法处理多输入、特别是多输出的问题的能力具有绝对优势[3]。

3 研究结果

3.1 农户类型划分

笔者在参考有关农户类型划分的文献同时, 结合研究目的, 将农户家庭现主要谋生方式、家庭收入来源、农户对各生计资产的依赖程度、家庭主要劳动力配置方向、农副产品配置方式等指标, 作为农户类型划分为的依据, 故农户划分为基本型、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3种类型 (表1) 。研究区抽样的300户家庭中, 基本型49户占抽样总量的16.3%, 自然资产型61户占抽样总量的20.3%, 人力资产型190户占抽样总量的63.3%。

3.2 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测算

3.2.1 指标选取

结合指标选取的原则以及研究的中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投入的特征, 从土地、资金、劳动力3个方面考虑来选取耕地利用的投入指标。实际耕种面积/亩———该指标用来反映农户耕地的实际利用情况;资金消费/元———该指标说明耕地的资金投入情况, 其主要包括种苗、肥料、农药、机械等方面的资金花费;劳动力用工/人———该指标反映农户耕地劳作的劳动力投入量。产出指标选取耕地总产值来反映耕地利用的最终成果 (表2) 。

3.2.2 计算结果

模型计算借助软件deap2.1来实现, 首先对得到的317户样本数据按照效率评价指标进行整理、筛选, 剔除异常值以后得到306组有效数据;其次运用软件计算出每一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最后将得到的各个农户的效率计算结果进行汇总得到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值如表3。

3.3 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

3.3.1 指标选取

结合研究的背景及研究目的, 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 需要考虑各类型农户特征以及耕地投入特征, 农户不同类型特征主要从家庭生计体现出来, 耕地投入特征则主要通过劳动力、资金等方面体现。因此, 本文主要从农业劳动力特征、家庭经营特征、耕作条件3个方面选取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如表4所示。

3.3.2 计算结果

选用eviews软件对Tobit回归模型系数进行计算, 并对模型和归回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5。

(1) 基本型。基本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值在4类农户中为最小值, 其耕地利用程度最低。由基本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Tobit回归模型计算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老年劳动力比重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与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为负相关关系, 劳动力平均年龄越高, 耕地利用效率越低。基本型农户中老年劳动力 (50岁以上) 比重均值为0.7, 是3类型农户中最高值, 远高于自然资产型农户中老年劳动力比重0.3。同时, 家庭总人口中, 60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44%。表明基本型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已出现老龄化趋势, 导致基本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偏低。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对耕地利用影响主要表现为: (1) 农业生产时间上。劳动力年龄越大其行动越不便, 因此农业生产时间消耗越多, 单位时间内老龄化劳动力农业生产量相比青壮年劳动力差异明显。 (2) 农业生产技术应用上。老龄化劳动力由于从事农业生产年限较长, 在生产过程中大部分采用传统的耕作模式, 对于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接受能力和理解水平有限, 因此在实际的生产中应用很少。 (3) 农业生产经营上。受家庭资源的限制, 基本型农户家庭高收入水平有限, 因此耕地规模以及对耕地投入水平不高, 种植方式多选择的是基本的谷类、薯类或蔬菜, 农产品大部分用于满足家庭自身的需求, 小部分参与市场配置。因此, 老龄化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出去劣势地位, 影响耕地利用效率偏低。

地块距离指数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地块距离与耕地利用效率值呈负相关关系, 即地块距离指数越高, 耕地利用效率值越低。地块距离指数反映的是耕地的细碎化程度, 指数越大表示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 表明耕地分散、零碎程度高, 且山区地形复杂道路交通不便, 劳动力前往耕作地块多采用步行方式, 路途时间花费较多, 单位时间内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效率低。此外, 耕地细碎化程度高, 不利于耕地的集中、连片管理, 同时受到地形、交通等因素的影响, 不能进行机械化操作, 耕作方式以人力翻地为主, 大大削减了耕地利用效率。

(2) 自然资产型。该类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在所有农户类型中为最高值, 相对于基本型、人力资产型农户, 自然资产型农户的耕地利用程度较高。由自然资产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Tobit回归模型的计算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农业收入比重是影响自然资产型农户家庭耕地利用效率提高的显著性因素, 其计算结果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与耕地利用效率呈正相关关系。结合农户家庭的特征, 自然资产型农户家庭年平均总收入为9120.2元, 其中农业收入为6994.5元, 占家庭总收入的77%, 农业是维持该类型农户家庭生存的重要产业。从家庭内部而言, 自然资产型农户家庭需依靠农业收入来满足家庭基本的生活, 农产品满足自身的需求, 同时家庭成员存在学前龄、无劳动能力者, 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成果还需要保障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消费。从市场竞争而言, 农业生产品在满足家庭自身需求的情况下, 要投入市场参与配置, 并从中获取利润。利润越高, 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促使劳动力购买良种、肥料等, 增产性、省工性投入增加, 从而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同时, 生产效率提高, 单位面积耕地农产品产量提高, 产于市场配置份额提高, 农户获取的利润越高。

劳均耕地面积影响因素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与耕地利用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自然资产型农户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为5.13亩, 在3类农户中为最高值。邵晓梅[4]研究指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耕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行农村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该政策实行至80年代末,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 农业生产出现增长缓慢的现象。基于此,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出现, 受到广大农户的重视。农户之间耕地的流转, 促进了耕地的有效管理和利用, 随着《土地承包法》将农地流转合法化, 促进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自然资产型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较多, 对农业生产依赖性较强, 因此家庭为增加收入而扩大耕地经营规模, 耕地规模效益一定程度上得到发挥, 给农户家庭增加收益以及节约成本, 因此对耕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有正向影响。

农业资金投入比重因素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但是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 即农业资金投入比重是影响自然资产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低的重要因素。结合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投入方式, 自然资产型性农户在耕地资金投入5007.9元, 为3类农户中最高值。资金投入主要包括农户对耕地增产性、省工性投入。在普遍情况下, 农户选择优势良种、增加肥料使用量、机械动力代替人力劳动, 可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但是, 在实证分析中, 农业资金投入比重对于自然资产型农户来说, 是制约耕地利用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结合自然资产型农户的特点以及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来看, 自然资产型农户为追求农业生产利润会不断扩大耕地的经营规模, 从而增加农业生产量, 提高家庭收入。但是, 受到家庭农业劳动力素质限制, 农业劳动力年龄较小, 有利于学习农业新知识和新技术, 但是劳动力并未统一接受培训, 且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缺乏经验, 盲目扩大耕地规模, 农业生产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资源浪费, 耕地利用的规模效益递减, 不利于耕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耕地细碎化指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与耕地利用效率关系呈负相关, 该因素是制约自然资产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耕地细碎化指数反映了耕地细碎程度, 一般研究认为耕地细碎化对利用效率存在负向影响。自然资产型农户为了获取最大化农业生产利润, 不断扩大耕地规模, 但是其规模的扩大只是单纯耕地数量的增加, 从耕地性质上来看并未达到集中、连片的效果。因此,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 无法进行集中优化管理, 高效率的机械化操作不能得以实现。同时, 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 农户对生产资源的分配就越无规律可循, 造成资源的浪费, 影响耕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3) 人力资产型。该类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次于自然资产型农户, 居于第2位。人力资产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Tobit回归模型计算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受教育程度模型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受教育程度与人力资产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 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则越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农业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力资产型农户农业劳动力中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以上程度的劳动力户均比例为74%, 劳动力普遍受到正规教育。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同:首先表现为劳动力能力不同, 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可以轻松阅读报纸、杂志、相关农业的说明书及资料 (有关种苗、化肥、农药以及农用机械的使用说明书等) , 劳动者可以从相关的资料中学习农业生产的技术知识, 而小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大部分不具备阅读能力, 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以往的经验, 对新技术掌握水平有限。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 可以学习农业生产新知识的渠道多, 故掌握的新技术相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较多, 对耕地利用的程度较高。其次表现为耕地管理水平, 劳动力掌握农业生产新技术后, 应用在实际的劳动生产过程中, 提高单位面积耕地的农产品产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力经营管理耕地的信心, 使其在以后的生产中能不断学习, 积极主动参与或者组织农业生产相关的培训交流活动, 更加高效的管理耕地资源。最后表现在学习新技术的渠道, 传统的农业新技术传播, 主要依靠乡镇政府或村社小组相关领导小组进行广播宣传, 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现阶段农业新技术传播主要依靠3类 (科技推广服务部门、大众传媒、模仿学习) , 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劳动力则大多是依靠“自己摸索, 凭经验”或者“学习其他农户”获得生产中技术知识, 而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则会从专业培训或者农技员等正规途径获取经验, 对技术传播科学性、先进性要求较高, 故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正向影响。

农业资金投入比重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该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 说明农业资金投入比重对人力资产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是影响人力资产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低的一个显著因素。人力资产型农户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0382.1元, 为3类农户中收入最高值, 其中非农收徒8276.0元, 占家庭总收入的80%;农业收入1411.9元, 占家庭总收入的14%, 说明人力资产型农户家庭对农业依赖度不高, 农业生产大多是选择闲暇时间进行生产, 家庭劳动力主要配置在非农产业上。然而, 人力资产型农户家庭18岁以下以及无劳动能力老人占家庭总人口比重较大, 因此农户需进行农业生产来满足家庭基本的口粮需求。由于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有限, 占家庭总人口的34%, 农户多选择距离居住地近的地块进行种植, 因此家庭耕地种植规模有限。人力资产型农户投入到农业生产的资金相对于家庭总收入来说比重较低, 但是亩均耕地资金投入仅此于自然资产型, 高于耕地规模相同的基本型农户, 为了使家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 人力资产型农户会增加对耕地的省工性投入, 选用除草剂、农业机械、牲畜等代替人工劳动, 但缺少对耕地投入量的准确估计, 导致资源的过度投入, 造成浪费, 使耕地的利用效率降低。

4 结论

在重庆市武隆县4个典型村抽样调查的基础上,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 (PRA)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Tobit回归模型, 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不同:劳均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重是提高自然资产型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显著因素, 农业资金投入比重、耕地细碎化指数是影响其耕地利用效率怕的主要原因。人力资产型农户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耕地利用效率提高有显著影响, 而影响耕地利用效率的因素主要是农业资金投入比重。基本型农户影响其耕地利用效率低的主要因素为中老年劳动力比重以及地块距离指数。

参考文献

[1]LAMBIN E F, BAULIES X, BOCKSTAEL N, et al.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R].Implementation Strategy.IGBP report No.48, IHDP report No.10, 1999.

[2]任鸿瑞.三峡库区耕地资源与耕地压力时空变化特征[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0, 9 (5) :23~27.

[3]周华林.Tobit模型估计方法与应用[J].经济学动态, 2012 (5) .

不同类型的简历 第2篇

不同类型的简历

在求职阶段的不同时期应该发送不同类型的简历给企业，为什么发送个人简历给企业之后还得再次发送简历给企业了?因为求职者获得了面试的机会所以在此时还要发送简历给企业，下面具体说说在不同时期应该发送什么样的简历给企业。 初次投简历给企业一般是通过招聘网站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招聘网站上填写电子简历再添加文档简历，文档简历的类型也是求职者需要注意的。如果应聘的职位需要使用外语则最好制作中文和外语两种简历，将这两种简历一起添加到网站提供的附件里。如果应聘的职位并不需要使用外语或者极少用到外语，一般只要添加中文简历文档而不必再添加外语简历。总结起来就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通过招聘网站发送一份电子简历即可，不要通过企业的私营邮箱发简历也不要通过各类方式发送纸质版简历; 第二点，就是注意添加简历文档到附件里且要注意职位对外语的需求程度，需求高还要加上外语简历。 获得面试资格后则一定要将纸质版简历交给企业，因为企业在面试的时候通常不会对着电脑去看简历的`，因为这样很不方便毕竟面试很多求职者，难道还在电脑里去搜索求职者的简历吗?即便将求职者的简历打印出来但还是需要翻出求职者的简历，最简单的方法不就是由求职者直接递交简历吗?所以在不同时期发给企业的简历是不同的，还有面试时最好多带几份简历因面试官不止一个。

不同类型农户 第3篇

关键词：退耕还林；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3.3；F3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4-0425-03

收稿日期：2013-08-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1&ZD204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173175）。

作者简介：王宇（1989—），男，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资源与环境经济管理研究。E-mail：allenwang051528@gmail.com。为了减少水土流失，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1999年起我国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并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1-2]。但退耕还林工程是否还要继续推进、如何更好地推进、在哪里推进、推进多少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广泛讨论[3]。农户收入是退耕还林工程效果评价的重要指标[4-5]。农户退耕还林的规模不同，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必然不同。本研究以全国退耕还林示范县陕西省吴起县的退耕农户为研究对象，揭示不同退耕规模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变化及影响因素，旨在为完善退耕还林工程规划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模型的建立与原理

3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

[1]赵玉涛. 继续实施退耕还林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J]. 生态经济，2010（7）：81-83.

[2]王博文，姚顺波，李桦，等.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前后农户农业生产效率DEA分析——以退耕还林示范县吴起县为例[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2）：51-57.

[3]赵红雷，贾金荣. 中国玉米生产技术效率分析：2001—2008——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5）：56-61.

[4]赵敏娟，姚顺波. 基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退耕还林政策评价——黄土高原区3县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9）：135-141.

[5]李桦，姚顺波，郭亚军.不同退耕规模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黄土高原农户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1（10）：36-43， 51.

[6]于金娜，姚顺波. 退耕还林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吴起县为例[J]. 林业经济问题，2009，29（5）：434-437.

[7]劉小强，徐晋涛，王立群.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2）：69-75.

[8]Coelli T. Estimators and hypothesis tests for a stochastic frontier function： A Monte Carlo analysis[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1995， 6（3）： 247-268.

不同类型农户 第4篇

为突破“小农经营”、土地“细碎化”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限制, 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国家鼓励和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当前, 中央强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 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经营权流转的格局。要尊重农民意愿,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由于农户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的差异, 其土地流转意愿有所不同, 影响意愿的主导因素也各有不同。我国学者从农户思想理念、农户自身禀赋、流转收益、保障模式等多个方面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但侧重不同类型农户间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差异的研究较少。为了在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土地流转工作, 本文根据不同农户在土地流转意愿上的差异将农户分为保守型农户、观望型农户和积极型农户, 同时分析了各类型农户在土地流转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 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1 农户类型划分

根据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及意愿, 将农户划分为保守型农户、观望型农户、积极型农户。保守型农户是指没有土地流转意愿, 既不愿意转出土地, 也不愿意转入土地的农户。观望型农户是指有一定的土地流转意愿, 但未付诸行动或实际行动与意愿之间有一定差距, 伺机而动的农户[1]。积极型农户是指土地流转意愿强烈, 并积极通过各方渠道推进土地流转的农户[2]。其中, 根据其土地流转意愿方向的差异, 我们可以将观望型农户和积极型农户进一步细分。观望型农户包括观望转入型和观望转出型两种。积极型农户则包括积极转入型农户和积极转出型农户两种。

2 不同类型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类型的农户由于自身资源禀赋不同, 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必然会出现一定差异。这些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土地流转意愿[3]。

2.1 保守型农户

保守型农户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成员结构不均衡, 劳动力比重较小, 生活负担较重。由于农户的文化水平不高, 且没有其他增收渠道, 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生产, 生计模式较为单一。因此, 土地是维持农户生活的重要保障, 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较强。这类农户只能通过进行农业种植来维持其基本生活, 因此他们的思想较为传统保守, 对土地依赖性较强, 满足于在自家的土地上精耕细作, 希望单纯通过增加时间和精力的方式追求农业收入的最大化。同时,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土地仍然承载着社会保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土地是农户拥有的唯一稳定的资产, “守土为安”的观念意识导致农户觉得土地流转风险较大, 不敢也不愿意流转土地。因此, 保守型农户出于经济收入和规避风险的双重考虑, 必须保留土地。

2.2 观望型农户

2.2.1 观望转出型农户

观望转出型农户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能够在非农领域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机会。家庭成员结构均衡, 劳动力农忙时务农, 农闲时外出务工。农户家庭在务农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非农收入。农户在一定程度上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土地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这类农户主要追求非农收入最大化, 实现兼业化目标。进行农业种植的目的是自给自足生活所需基本农产品。对于他们而言, 土地可以分担一部分的生活成本。当土地流转收益能够弥补生活成本支出, 达到农户期望水平时, 他们就愿意转出土地增加非农收入。同时, 大量龙头企业与种植大户流转土地开展规模经营, 土地转入需求大幅增加, 转出土地的租金水平也逐年提高。农户直观上感觉到土地有升值潜力, 导致产生较强的惜地心理。另一方面, 与保守型农户一样, 在非农收入来源不稳定的条件下农户也不敢贸然全部放弃土地使用权, 只能通过观望来降低不确定性, 规避风险。因此, 观望转出型农户基于经济收入最大化、土地升值预期和降低不确定性三个方面的因素, 选择转出部分承包地或短期出租年限。

2.2.2 观望转入型农户

观望转入型农户缺乏非农职业技能。家庭人口规模大, 劳动力充足, 在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基础上还可以种植其他土地。家庭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种植, 仅在农闲时家庭成员就近务工获得少许非农收入。农户家庭生活土地依赖性很强, 愿意充分利用劳动力租种更多土地。这类农户进行农业种植的目的是满足自身生活需要, 追求农业收入的最大化。由于非农职业技能的缺乏, 他们不容易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来源, 只能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扩大种植面积来增加家庭收入。当租种土地所获的收入高于农户期望水平时, 他们就愿意转入土地, 投入剩余劳动力以增加农业收入;当租种土地的成本提高或劳动力减少时, 又会放弃转入土地。同时, 农户并不具有种植技术, 依靠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收益率较低。在土地不断升值的预期心理刺激下, 农户将自身投入精力和预期收益进行对比。一旦土地租用费用增加或者超过农户预期的种植收益, 农户就会减少或者停止转入土地, 甚至转出土地。因此, 观望转入型农户在获得经济收入最大化的前提下, 在转入与转出土地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 更倾向于选择短期租入自家宅基地附近土地。

2.3 积极型农户

2.3.1 积极转出型农户

积极转出型农户文化程度较高或者拥有一门谋生技能, 容易在非农领域实现稳定就业。家庭主要劳动力长期在城镇务工, 非农收入相对较高且稳定。农户家庭生活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最低。这类农户以追求非农收入最大化与自身职业兴趣为目标。他们已全职在非农产业领域实现就业, 能够获得稳定的非农收入。家庭承包地闲置或由家中老人粗放耕作, 农业种植只是作为生活来源的辅助。此时土地已不再承担生活和社会保障功能, 转出不会影响农户生活, 反而能获得一定的租金收入。因此, 积极转出型农户为实现土地效益, 只要有人愿意用一定的租金转入其土地, 就会将土地转出。为追求收入的最大化, 他们希望自己的每块土地都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开发与利用, 并获得经济收益, 实现致富梦想。对积极型农户而言, 只要有一定的土地转入需求, 且转让费用达到其预期目标, 他们就会考虑转出土地。

2.3.2 积极转入型农户

与其他类型的农户相比, 积极转入型农户通常具有一定的科技文化素质, 同时其农业种植技能较高, 家庭劳动力比重高。土地在积极转入型农户手中能够得到有效利用, 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因此, 相比外出务工, 这类农户更倾向利用种植手艺开展新型高效农业。农业种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最高。这类农户具有丰富的种植技术与经验, 希望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发展规模经营, 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同时, 由于政府大力扶持经济型作物种植, 农户预期农业种植的收益将会继续增加, 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业技能创造更多收入。因此, 积极转入型农户以自身种植技能优势为基础, 评估判断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所能带来的总收益以及承担的成本、风险, 一旦预期的收益足够高而成本和风险足够低时, 就会转入土地进行规模经营[4]。

3 结论与建议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不同类型的农户由于自身特征与资源禀赋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土地流转意愿。其中, 保守型农户受自身条件和传统思想制约, 土地流转较难发生;观望型农户受土地价值预期和风险规避心理的影响, 谨慎进行土地流转;积极型农户由于自身职业技能优势, 在土地流转方面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他们能够根据其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土地流转计划。因此,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我国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应该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实际需求和特点制定相应的土地流转政策, 以推进土地流转工作的稳步进行。

3.1 保守型农户是土地流转的瓶颈

阻碍其进行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是文化程度低、家庭非农收入少以及传统观念意识。对于保守型农户, 首先是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和意愿选择, 不以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土地流转, 损害农民利益。其次是积极开展农村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农户职业技能素质, 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机会与非农收入, 减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三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尝试开展将土地转出农户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的试点。

3.2 观望型农户是土地流转的潜在参与者

制约其积极进行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是外部利益水平较低以及规避未来生活风险。对于观望型农户, 首先是实施一定的土地转出优惠补助政策, 直接刺激与鼓励农户转出土地。其次是加大职业技术培训, 增强农户职业技能素质, 拓宽就业门路, 稳定非农收入来源。三是大力发展区域二、三产业, 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 就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高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水平。

3.3 积极型农户是土地流转的现实需求者与推动者

在进行土地流转时, 政府部门应该逐步建立土地流转信息交流平台, 实现资源共享, 及时为积极型农户提供最新最全的土地流转信息, 保证其信息畅通。同时, 对于积极型农户, 政府部门应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服务, 及时收集和发布供求双方的土地流转信息, 实现信息流通。同时, 针对积极转入土地的种植大户应加大扶持政策:一是给予创建自主农业品牌或引进优质新型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大户在项目试验阶段的优惠政策;二是政府用减税贴息与贷款担保的方式, 为种植大户提供资金需求上的支持;三是通过培训、讲座、帮扶等形式, 提高种植农户的生产经营技术与市场投资意识, 增强其应对农业生产风险的实力。

摘要：本文以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户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在土地流转意愿上的差异, 并找出了其主要影响因素, 最后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实现土地流转的不同动力与阻力, 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意愿,农户分类,影响因素,建议

参考文献

[1]周春芳.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6) .

[2]钟菲.农户农地使用权流转意愿与行为研究[D].西南大学, 2010.

[3]徐美银.农民阶层分化、产权偏好差异与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泰州市387户农户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 2013 (1) :56-66.

不同类型农户 第5篇

一、文献回顾

引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6年来, 国内学者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行绩效、监督激励机制、风险评估以及发展中的困境与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王曙光阐释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组建方式、资金配置、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创新, 指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其应对策略。[1]周文平等指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速度慢于计划是银监会监管力量不足下的保守监管导致, 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建立两级金融监管体制和稳定的农村金融补贴机制, 激励大中型商业银行和合格投资人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李墨等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内部控制、操作、制度和信用等风险, 提出了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同业横向协作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等建议。[3]陆智强等利用博弈分析方法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了分析, 指出其治理困境主要因为银监会主导的监督企业行为的治理机制不合理, 提出以激励行为目标为模型构建新型治理机制。[4]

秦建国、刘松林、曾学文、郭世辉等围绕农户借贷行为和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进行了深入研究。[5,6,7,8]罗剑朝等将陕西省农户对村镇银行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户主文化程度、人口负担比、可支配资金、服务满意度、区域变量等对农户村镇银行贷款意愿有显著影响。[9]

从已有研究文献的汇总不难看出, 关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借贷行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比较深入, 但对这两个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存在不足, 即缺乏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覆盖区域的农户对新三类机构贷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类对比分析。基于此, 笔者对陕西、宁夏两地引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县域进行了抽样调查, 将农户按照收入水平和兼业类型分类, 考察了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选取

笔者将农户意愿分为有明确贷款意愿和没有明确贷款意愿两种情况。当农户表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明确的贷款意愿时, 因变量取“1”;农户表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没有贷款意愿或是说不清有无贷款意愿时, 因变量取“0”。二元logit模型为:

undefined

①式表示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贷款意愿的概率。②式表示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贷款意愿的概率和没有贷款意愿概率的比值的对数, 是本研究的待估模型。其中:②式中省略了估计不显著的常数项 (后续检验验证) ;X为影响因素向量, β是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向量。

笔者选取的影响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的因素包括农户家庭人员特征、家庭财力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和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评价4类变量。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数据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金融研究所于2012年7~8月对陕西省岐山县、洛南县、高陵县、安塞县、渭南地区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入区的入户调查。调查区域均为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业务往来的乡 (镇) 和行政村, 剔除了因地域或业务开展限制对农户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的影响。发放问卷525份, 回收有效问卷517份, 问卷有效率为98.7%。在样本处理上, 人均收入低于2011年两省平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约6000元) 为低收入农户, 介于农村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 (6000-18000元) 为中等收入农户, 高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18000元) 以上的为高收入农户, 将样本划分为低、中、高收入3类。同时, 依据国际上对兼业农户类型的划分标准, 将样本农户分为纯农业户 (农收比≧95%) 、农业兼业户 (农收比为50%~95%) 、非农业兼业户 (农收比为5%~50%) 和非农业户 (农收比<5%) 4类。

2.农户借贷历史及意愿

调查显示, 最近3年有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经历的农户有353户, 共发生了452笔借款, 平均每户有1.28笔借款。从具体借款来源看, 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有183笔, 占总贷款笔数的40.5%;在农村信用社贷款有228笔, 占总贷款笔数的50.4%;其他来源贷款占9.1%。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入区的农户存在普遍的贷款需求。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笔者采用二元logit模型, 利用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经检验, 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较高解释度, 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且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10%的水平上显著。

户主年龄X1对总体和低收入农户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有显著影响, 户主年龄越小的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越强。从总体上看, 农户年龄越小, 家庭信贷观念越开放, 越容易接受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低收入农户来说, 户主年龄越小, 发展生产意愿越强烈, 表现出较强的贷款意愿, 这种贷款意愿由于收入低、信用差而较难满足, 因而这种贷款意愿完全可以转化为对任何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

从总体来看, 家庭土地经营面积X5不是影响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的显著因素。但从不同收入水平和兼业类型农户的角度分析, 家庭土地经营面积对中等收入农户、纯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家庭土地经营面积越多, 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越强。这主要是因为这3类农户依托土地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较高, 这些农户更愿意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土地的经营效率, 依托土地发展设施农业, 对各类正规金融机构都持有较高的融资的需求, 继而表现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贷款意愿。人均纯收入 (X7) 和可支配资金 (X8) 均是影响纯农业户和非农业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的显著因素, 但影响方向却截然相反。具体表现为:人均纯收入越高而可支配收入越低的纯农业户和人均纯收入越低而可支配收入越高的非农业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越强。人均纯收入较高而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纯农业户, 一般易受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或周期性影响, 其自有资金较难满足较大的农业生产规模的资金周转和投入, 贷款意愿较强, 从而提高了该类纯农业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需求。对于人均纯收入较低而可支配资金较高的非农业户, 主要是指处在非农产业发展初期或者家庭收入以工资类为主导的农户, 这类非农业户为了提高家庭收入水平, 努力经营或扩大非农产业生产规模, 其家庭的可支配生产资金亦增加, 因而想要通过贷款弥补非农产业资金缺口和资金正常运转的意愿增强。该类农户普遍希望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生产发展资金, 但由于大部分低收入农户有信用社、农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受阻经历, 反而对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保持了较高的积极性。另外, 家庭可支配资金 (X8) 对总体和中等收入农户的检验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可支配资金通过影响农户的发展意愿带动了其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

家庭负债水平 (X9) 从总体来看, 对农户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负债水平越高, 贷款意愿越大, 这可能表明农户资金周转不利或正在从事需不断投入资金的项目, 再借贷意愿较强, 从而推高了有效贷款意愿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转化率。

反映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认知评价的3个变量, 都是影响总体样本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的显著因素, 但各分类样本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贷款的便利程度是影响低收入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的显著因素, 贷款越便利, 农户的贷款意愿越强;中等收入的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服务满意度越高, 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越强, 因而这类农户中需要再贷款客户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客户群中占有重要比例;而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利率水平的评价对高收入贷款意愿有显著影响, 即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较低或适中的高收入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着更高的贷款意愿。这一结果表明, 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农户在贷款机构选择上地位不同, 低收入农户在选择贷款机构时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从而注重考虑贷款获得的难易和便利程度;而高收入农户获得贷款的渠道较多, 是贷款机构的主动选择者, 吸引这部分信用条件好的客户, 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有竞争性的贷款价格。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对不同收入水平和兼业类型农户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日渐分化的农户内部存在着各异的借贷需求意愿, 亟待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多层次的信贷产品安排与服务设计, 以满足不同类型农户群体的贷款需求。

第一, 低收入农户作为被动型借贷者, 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主要受贷款便利程度的影响。对于低收入农户存在的普遍贷款需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应将业务和服务重点向村镇延伸, 鼓励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将营业网点开设到乡村一级或多建立村镇服务点, 设计开发针对低收入农户的信贷产品。同时, 各级财政和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 对创建在村一级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点给予一定的创办补贴, 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针对低收入农户的信贷产品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 降低其运营成本。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应为低收入农户设计灵活的授信原则, 提供与其风险相匹配的授信额度, 扩大对低收入农户的授信范围, 这样将有效地提高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县域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

第二, 中等收入农户、纯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均受到土地经营面积和贷款服务满意程度的显著影响。依托于土地经营设施农业的农户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重点客户群, 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长期稳定客户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保持和维护这类客户,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应立足村镇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创新, 在信贷模式和服务方式上加大创新力度, 如积极推广“合作社+农户”的信贷模式, 建立生产、销售和资金互助相结合的合作模式, 提供批发性贷款和再贷款, 发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灵活性和地缘优势。对于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客户群体向农村种植户和养殖户的集中所引起的贷款系统性风险的增加, 政府或合作社可以建立担保基金, 为设施农业或规模养殖业农户的贷款提供担保。在提高贷款服务质量上,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效仿陕西省宝鸡硕丰村镇银行, 让信贷人员直接深入行政村进行详细的信贷市场调查, 了解潜在信贷需求户的经营现状、效益、规划以及信贷资金需求等情况, 筛选出优质客户, 及时满足其合理的信贷资金需求, 对于5万元以下的信贷需求, 信贷调研员直接拥有授信权。这种短链条、高效率的贷款服务已带动了宝鸡硕丰村镇银行业务的蓬勃开展。总之,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应通过优化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灵活变通审核条件给予贷款人更为满意的服务。

第三, 高收入农户作为主动型借贷者, 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只受贷款利率评价的影响, 是高质量的客户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应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建立市场化利率定价机制, 积极打开高端农村市场, 提升认知度和服务评价, 增强与信用社、农业银行的竞争力, 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对陕西、宁夏两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入区517户农户调查的数据基础上, 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和贷款便利度对低收入农户影响显著, 利率评价对高收入农户影响显著;土地经营面积是影响中等收入农户、纯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的主要因素;贷款服务满意度是影响中等收入农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的主要因素。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针对不同收入和兼业类型农户开发多层次信贷产品、创新信贷模式、改进服务方式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影响因素,收入水平,兼业类型

参考文献

(1) (2) 王曙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绩效与机制创新[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8, (04) .

(3) 周文平, 周素彦.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中的激励机制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 2011, (12) .

(4) 李墨, 李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分析与防范对策[J].商业时代, 2012, (09) .

(5) 陆智强, 熊德平, 李红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治理困境与解决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 2011, (08) .

(6) 秦建国, 吕忠伟, 秦建群.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804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J].财经论丛, 2011, (05) .

(7) 刘松林, 杜辉.基于农户收入水平的借贷需求特征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0, (08) .

(8) 曾学文, 张帅.我国农户借贷需求影响因素及差异性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 2009, (11) .

(9) 郭世辉, 康佳楠, 张新渊, 齐昌允.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借贷偏好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05) .

不同类型农户 第6篇

关键词：努力水平,质量安全,农产品,企业,农户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种类多样化及质量安全水平等需求日益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等以企业为核心的农产品供给模式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该模式中企业的品牌声誉价值效应,使得企业经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更具市场销售优势。企业主要从事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为维护自身的品牌声誉价值,对农户提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严格控制[1]。更为严格的企业会在农户种植过程中进行监督,例如不定期对农户种植过程中施用的化肥是否过量、农药是否过度进行抽查,一旦发现有影响质量安全的行为,将对农户进行相应的惩罚。因此,企业的类似努力行为将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农产品的最终供给量。而农户更期望通过努力种植,尽可能增加农产品产出量,从而提高农产品销售收入。农户的类似努力行为将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农产品的最终供给量。

目前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行为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有的从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理论分析,部分研究结合博弈论等方法对“农超对接”“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模式中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主体行为策略进行分析,并提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对策。何忠伟等(2003)基于博弈论分析认为:不管其他组织采取何种策略,采用标准化与提高农产品质量的组织总能获取较好的收益[2]。冯忠泽等(2008)应用博弈论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加强政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加大惩罚力度等措施,能够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3]。宁艳丽等(2011)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对国内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具有重要意义[4]。费威(2013)在合作社为农户提供质量安全奖励报酬合同下,分析了不同风险偏好农户的努力水平决策及竞争强度、其他竞争性农户的影响因素[5]。王汉君(2013)认为应从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增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宣传和普及,加强政府、市场主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识[6]。部分研究认为:农产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相关主体的利益与资源分配不合理是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7,8,9];通过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提出加强信息管理、建立追溯体系,以价值增值、生态安全等为基础实现全产业链治理等对策[10,11,12]。农产品价值链管理的传统思想是对上游农户或者企业进行价值投入,再交给下游主体以实现各个阶段的利润最大化[13]。邓俊淼(2009)提出通过建设农村合作组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等提高农产品供应链增值幅度[14]。尤月(2010)分析了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品及服务附加值的必要性,通过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测体系,运用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技术和方法,提供质量安全的农产品,以保障人民的基本食物质量安全供给[15]。姜莉(2013)分析了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主体的风险行为,探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提出平衡权利渠道和加强道德建设等措施,有利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16]。

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中的农户和企业行为关系的考虑。因此,本文引入农户与企业合作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作用关系,建立优化模型,利用库恩塔克定理分别分析当企业和农户是各自独立的经济个体以及企业和农户是一体化时,农户和企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努力水平、农产品批发价格等最优变量。为提高农户与企业合作模式中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参考。

二、假设条件及模型分析

本文研究的是农户与企业进行合作的情形。农户按照企业所需的农产品种类进行种植,将农产品提供给企业,企业按照事前约定的农产品批发价格支付给农户。企业将农产品简单加工包装后供给到最终的农产品销售市场。假设企业供给到市场的农产品产量Q会受到农户努力水平e和企业努力水平a的影响。由于企业对农户种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严格要求,企业的努力水平主要体现在对农产品种植过程中的农药化肥施用是否过度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方面,因此在同等情况下企业的此类努力行为会减少农产品产量。而农户的努力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以实现将大量农产品提供给企业后获取高收益的目标。综上,本文令企业最终供给的农产品数量为:

其中α、β均为正的参数,分别表示农户努力水平和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农产品的基本供给量较为稳定,通常为常数,为简化分析将其忽略。

因为一般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所以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除了由市场确定的基本价格构成以外,还将受到该企业的品牌声誉价值影响。通常情况下,品牌声誉价值越高的企业,对自身的生产经营过程要求都更为严格,采取相关行为都更为谨慎,因此本文利用企业努力水平间接表示企业的品牌声誉价值。将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设定为:

其中γ为正的参数,表示企业品牌声誉价值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

农户以批发价格将农产品提供给企业,并且农户努力的边际成本系数为k,企业努力的边际成本系数为λ,它们分别反映农户和企业努力成本的高低程度。由此农户和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一)企业与农户是独立经济个体的模型分析

当企业与农户是相互独立的经济个体时,企业的目标是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同时要满足农户的参与约束和努力水平的激励约束。由此,构建企业与农户相互独立的优化模型如下:

模型(5)的目标是最大化企业利润,第一个约束条件是为确保农户与企业进行合作的参与约束,不等式左端是农户与企业进行合作时能够获得的利润,不等式右端是农户不与企业进行合作,自己销售农产品时获得的利润;第二个约束条件是企业对农户的激励相容约束,该条件反映出如果农户与企业进行合作能够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相应的农户最优努力水平为e*。

根据模型(5)中企业对农户的激励相容约束的一阶最优性条件以及相应的二阶最优条件满足,可得。将其代入模型(5),经整理可得等价的模型(6):

由模型(6)目标函数的Hesse矩阵(海塞矩阵)为。作为目标的利润函数通常都为凹函数,即H负定。其中H的各阶顺序主子式为,其中β要满足。此时,根据K-T(库恩塔克)充分条件定理求解模型(6)的K-T点即为最优解。因此,求解满足下列K-T条件的K-T点可得:

其中δ1、δ2和δ3是K-T条件式中取值非负的参数。

通过讨论,分析并求解式(7)可得以下三种情况是模型(6)符合实际且有意义的最优解:

1.若δ1=0,δ2>0,δ3=0,则有。其中参数。根据利润函数为凹函数的条件,当β满足时,此时的解是符合实际且有意义的最优解。同时,农户的最优努力水平为,并且e1*>a1*。说明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在某一范围时,农户会在种植农产品时付出一定的努力水平,而企业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方面却不会付出任何努力。该结果表明: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相比于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价格影响程度的某个倍数值(即)低,并且不低于一定较小的正值(即)时,企业将按照市场上该农产品基本价格一半的批发价格支付给农户,将农户努力种植的农产品供给到最终市场。

2.若δ1=0,δ2=0,δ3=0,则有。其中。根据利润函数为凹函数的条件,当β满足时,此时的解是符合实际且有意义的最优解。同时,农户的最优努力水平为。因为,所以当时,有a2*>e2*;否则比较结果相反。说明当该类农产品的市场基本价格相对较高时,企业会比农户更努力,以保障最终供给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该结果表明: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相对于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价格影响程度的某个高倍数值(即)低,并且不低于一定较小的正值时,企业会付出最优努力水平为,同时按照该类农产品市场基本价格的一定倍数,支付给农户农产品的批发价格为。

3.若δ1>0,δ2=0,δ3=0,则有。其中。根据利润函数为凹函数的条件,当β满足,并且时,此时的解是符合实际且有意义的最优解。同时,农户的最优努力水平为。因为,所以当时,有a3*>e3*;否则比较结果相反。说明当企业努力的边际成本较低时,企业会因成本收益差,比农户更努力,以保障最终供给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该结果表明: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相对于农户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影响程度的某个倍数值(即)低,同时不低于一定较小的正数值,并且企业努力的边际成本系数相对某数值(即)较高时,企业会付出最优努力水平为),并且会按照该类农产品市场基本价格的一定倍数支付给农户农产品的批发价格为。

比较三种情况下企业和农户的努力水平以及农产品相应的批发价格可得:a2*>a3*>a1*;e3*>e1*,e2*>e1*;w3*>w1*,w2*>w1*。当时,有e2*<e3*,w2*<w3*。否则不确定。该结果表明:当企业与农户是独立经济个体时,在这三种情况中的企业努力水平,第一种情况下的努力水平为零最低,第二种情况下的努力水平最高。而农户努力水平与批发价格的比较结果相同,第一种情况下的农户努力水平和批发价格最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的农户努力水平和批发价格比较结果不确定。而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相对较高时,第三种情况的农户努力水平和批发价格都最高。

(二)企业与农户一体化的模型分析

当企业与农户是合作一体化的关系时,即可以将农户视为企业的内部工人,目标是实现总利润πT=πf+πn最大化,由此构建企业与农户合作一体化的优化模型如下:

模型(8)的目标是企业与农户一体化的总利润最大化,约束条件是企业和农户的努力水平都非负。

模型(8)目标函数的Hesse矩阵为。类似地,由于目标函数是利润函数,通常都为凹函数,即H负定。其中H的各阶顺序主子式为H1=-k<0,H2=k(2βγ+λ)-α2γ2>0,则有。此时,根据K-T充分条件定理求解模型(8)的K-T点即为最优解。因此,求解满足下列K-T条件的K-T点可得:

其中δ1和δ2是K-T条件式中取值非负的参数。

通过讨论分析并求解式(9),可得以下两种情况是符合实际且有意义的最优解:

1.若δ1=0,δ=0,则有。其中。根据利润函数为凹函数的条件,当β满足时,此时的解是符合实际且有意义的最优解。说明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相对于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价格影响程度的某个倍数值(即)低,并且不低于一定较小的正值(即)时,企业会付出最优努力水平为,农户会付出最优努力水平。同时,因为,所以当时,有a1**<e1**;当时,有a1**>e1**。该结果表明:当农户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时,农户会因其努力产生的显著绩效从而产生降低努力水平的动机。

2.若δ1>0,δ2=0,则有。其中。根据利润函数为凹函数的条件,当β满足时,此时的解是符合实际且有意义的最优解。说明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相对于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价格影响程度的某个倍数值(即)低,并且不低于一定较小的正值(即)时,企业不会付出努力水平,农户会付出与基本价格成正比的最优努力水平,即。同时有e2**>a2**,即农户的努力水平显然高于企业的努力水平。该结果表明: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在某一范围时,企业会依赖于农户的努力水平,而自身不会付出努力。

比较两种情况下企业和农户的努力水平可得:当β满足时,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实现。由。该结果表明:当企业与农户是一体化时,第一种情况下企业与农户的努力水平都分别高于第二种情况下的努力水平。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优化模型,利用库恩塔克定理,分析了考虑企业和农户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努力水平时,农户和企业关于各自努力水平的最优决策,并进行了不同情况的比较分析。主要结论及启示如下:

当农户与企业进行合作时,企业的品牌声誉价值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发挥一定促进作用,但同时企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严格把控也将降低农产品的最终供给量。而农户对农产品的供给更侧重于提高农产品产量。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和农产品价格的双重正负效应,以及农户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正效应,导致两个主体的最优努力水平决策差异。农户与企业的努力水平决策会因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影响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农户努力水平也会因其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影响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一)当农户与企业是相互独立经济个体时,企业与农户的最优努力水平有三种情况

1.若企业声誉价值在农产品销售中发挥的正向作用更显著,而企业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中的产量负效应在一定程度范围内,那么农户会为提高产量更加努力地种植,企业不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严格监控。

2.企业对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经销更为重视。因为该类农产品经销状况将对企业利润和声誉价值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所以企业会更加严把其质量安全控制关。并且此时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负面效应若弱于其努力水平对农产品价格的正面效应,将激励企业比农户更为努力地监控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3.显著的成本收益比对企业的努力具有激励作用。企业会比农户更加努力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但由于农户努力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正面效应强于企业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负面效应,因此企业努力水平低于第二种情况。农户为提高自身收益,将更有动力提高自身的努力水平。若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相对较高时,农户只有更加努力,才能部分抵消掉企业努力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负面效应,最大程度地提高自身收益,所以此时的农户努力水平和批发价格是最高的。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在某一较小范围取值时,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负面影响较弱,此时农户的努力水平是最低的,农产品批发价格也是最低的。

(二)当农户与企业是合作一体化时,企业与农户的最优努力水平有两种情况

当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在某一较小范围取值时,农户与企业合作一体化时的农户与企业努力水平都相对更高。

1.一旦农户努力水平作用不显著,农户会为实现农产品的高产量而比企业更加努力;反之,农户会相对消极(即农户的努力水平低于企业的努力水平)种植该类农产品。

2.由于企业努力水平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和价格的双重正负效应,企业有可能将不付出努力,仅依赖于对农产品最终供给量具有正面效应的农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