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诗经》女性传统文化

分析《诗经》女性传统文化（精选9篇）

分析《诗经》女性传统文化 第1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有许多作品都写到女性形象，都反映出积极的女性传统内涵，下面一起来看下!

《诗经》又称《诗三百》，它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这部诗歌总集中，共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前后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据不完全统计，《诗经》中写到女性形象的诗歌超过100首，占了《诗经》整个篇目的三分之一。所以，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其实就是女性文学。[1]本文将从女性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诗经》进行一些分析研究。

一、探讨《诗经》女性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凡是一说到女性传统文化，很多人肯定就会想到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据此，也就有人会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其实就是男人的社会。因为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些伦理规则，就是男人给女人制定的，在这中间又怎么能够看到女性的光辉呢?这样想，固然是情理之中，但既不全面，也不科学。女性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有许多优美的文化内涵都是与女性有关，比如坚韧、勤劳、贤惠，比如花木兰，比如梁红玉，等等。这些文化都是传达出中国女性在中国历史的推演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每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而这些传递正能量的文化内涵，在《诗经》中都能找到注解。作为中国文学文化长廊中的一朵耀眼的奇葩，《诗经》开启了中国文学璀璨的历史画卷，《诗经》诗篇中那些与女性相关的一些经典意象原型，逐渐变成了中华民族女性审美的文化意象，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繁荣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今天研究《诗经》中女性传统文化，就是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些文化内涵，使其在构建新型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诗经》的女性传统文化分析

1、“窈窕淑女”――古代男人婚配的理想

“窈窕淑女”的形象出自《诗经》的首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民间的歌，唱出的往往是平民百姓最朴实的声音，传达出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最大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道出了所有的百姓都能最真切的感受到、体验到的人生经历。“窈窕淑女”不仅仅是女性外在形象的刻画，更是对女性内在品质的浓缩。在这里，我们既看不到女性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的故作娇羞、弱不禁风，也看不到女性为了自己喜欢的男人装疯卖傻、寻死觅活，更看不到所谓的老套路“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没有为达目的投怀送抱、不顾伦常。我们能看到热烈，但不张扬;能看到大胆，但不放肆。在此后的几千年中，“窈窕淑女”既成了男人求偶的标准，也成了女性内化自己的标杆。

2、“敢爱敢恨”――活出自我

大胆表达自己的爱，勇敢表达自己的恨，这样的诗篇在《诗经》中不在少数。《静女》便是其一。“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静女其娈，贻我彤管”、“自牧归荑，洵美且异”!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简单、最纯真的情歌。他们没有去管对方是不是“高富帅”，也不去管要不要“高富美”，而且也没有房子、车子、票子的烦恼。两个小青年，为了爱，为了被爱，一个躲来一个藏。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单纯的就是美好的，纯洁的就是珍贵的。什么门第，什么财产，统统都见鬼去吧。为了自己的心中所爱，大胆地去追求;说出自己所想，唱出自己所爱，这就是这位美丽的“静女”告诉我们的`道理。德国艺术家温克尔曼曾经赞叹：古希腊艺术的魅力在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马克思也说：古希腊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而童年一去不复返，因而也是永恒的。

3、“宜其室家”――古代好儿媳的标准

“宜其室家”出自《诗经》的《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代词，这;子，这里指那位将要出嫁的女子;归，古代女子出嫁叫归。“宜其室家”即和乐美满到夫家。古代中国对已婚妇女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和做人准则就是要“宜其室家”，而未出嫁和已出嫁的妇女也是用“宜其室家”的标准来规范和约束自己。出家的女子，必须能够使一个家庭和睦，和和美美。那么，怎样才能“宜其室家”呢?那显然要做到上敬公婆，中爱夫君，下爱儿女。自春秋以后，历朝历代，莫不是用这条标准来衡量女人的成败。所以民间有句话说“结坏一门亲，带坏三辈人”，其道理也是强调的女性结婚后必须有利于家人和好。“宜其室家”的妇女传统道德标准，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那些吸毒、漂娼、甘愿做五六七八奶、整日整夜不归家的个别现代女人，整日沉迷于赌博、花天酒地、无所事事的女人，是绝对不能“宜其室家”的。这样的女人，这样的行为也是为当今主流社会所不容的，是注定要被这个社会的正能量给烧毁的。

小结：

《诗经》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所包含的女性传统文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婚配理念，持家理念，健康的生活理念，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分析《诗经》女性传统文化 第2篇

一、潘岳与悼亡诗的确立

(一)潘岳的定名之功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四指出：“寿诗、挽诗、悼亡诗，惟悼亡诗最古。潘岳、孙楚皆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传》：齐武帝何美人死，帝过其墓，自为《悼亡诗》，使崔元祖和之。则起于齐、梁也。”

王立在《古代悼亡文学的艰难历程――兼谈古代的悼夫诗词》中这样解释赵翼的这段话：“按赵翼的意思，西晋潘岳、孙楚最早作悼亡诗，但最早提出悼亡’之名的是宋文帝，而后是齐武帝。至于潘岳的《悼亡诗》之名，乃是《文选》的编者萧统加上的”。于丽《悼亡诗研究》、周如月《宋前悼亡诗研究》均持此观点。

但是，潘岳《悼亡诗》除见于《文选》外，《玉台新咏》亦收前两首，题《悼亡诗二首》，《玉台》有敦煌唐写本残卷，题《悼亡二首》。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潘黄门集》收录潘岳《悼亡赋》，张溥辑自《艺文类聚》卷三四“哀伤”类，同卷亦收潘岳《悼亡诗》，当时潘岳集尚存(《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潘岳集》十卷)，来源可以说是可信的。此二证可以证明潘岳诚然于悼亡诗有定名之功。此外，李善注潘岳诗引《风俗通》：慎终悼亡。此为《风俗通》佚文，《风俗通》东汉应劭作，则“悼亡”之名又可前推。

(二)从《诗经》时代到西晋年间的悼亡诗

《诗经》后六百年间，由于历经战乱以及大一统时代壮阔宏巨的审美，大量诗作亡佚、个性化的诗歌为数不多，悼亡诗一度中断。但从现有资料看来，汉武帝继承了《诗经》的悼亡传统。汉武帝有一首悼亡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虽然诗中没有明确的对象，但从大量史实可以得到证实，武帝悼念的便是拥有“倾国倾城”(李延年《佳人曲》)之色的绝代佳人李夫人。虽然只有短短十五个字，但其中思念之情感人至深。

虽然潘岳对于悼亡诗有定名之功，但不等同于他开创了悼亡诗。从赵翼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宋文帝、齐武帝以皇帝的身份身体力行，于是上行下效，成一时之风气，对于悼亡的创作与影响的扩大有不可磨灭的功勋。王立在上文中详细论述了“帝王垂范与突破礼之束缚”，在此不赘。

二、《诗经》中的“悼亡诗”

笔者认为《邶风绿衣》与《唐风葛生》均属悼亡之作。首先从学者对此二者的解读来看，现当代学者均认定其为悼亡诗。例如刘大白在《白屋诗话》(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说毛诗的(二)(三)中指出“所以我底见解，以为不如说绿衣是一篇悼亡诗”，“绿衣是一篇悼亡诗，唐风葛生也是一篇悼亡诗”。其次从上文中悼亡诗的定义出发，就文本本身进行分析。

诗经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兮/兮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绿衣》中，抒情主人公自述其情，从“女所治兮”、“我思古人”可以看出是丈夫对亡妻的悼念。丈夫思及旧物“绿衣”而念及妻子为其制衣的贤淑。通过天气转凉与无人制衣的对比，写出对亡妻的怀念，心中的悲伤，不能停止。

诗经唐风葛生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於其室!

《葛生》现多认为是妻悼夫之作。全诗从城外墓室之景兴起，野葛缠绕着荆棘，蔹草爬满了坟茔。一二章首句读来，凄凉之景跃然纸上。而后女子缓缓叙述，那是其亡夫埋葬之所。第三章写床笫之物，斯人已去，只留我独宿到天明。后半首诗关注季节，写夏季的白日，因其长而热;写冬季的夜晚，因其漫而寒。妻子不堪忍受无人相伴的夏日冬夜，只能寄希望于百年之后，能与丈夫在坟茔中相会，不负生同床，死同穴的誓言。

三、《绿衣》《葛生》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一)爱情与死亡的情感接受

从《绿衣》《葛生》伊始，再到《李夫人歌》，以及后世无数悼亡名篇，接受者在阅读时的独特情感正是接受了爱情与死亡的诗歌母题。

我们在阅读悼亡诗作时常常嘘唏不以，为举案齐眉的深情，为相濡以沫的扶持。其实细细想来，诗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将诗人的个人遭遇无限放大，上升到人类的生命共识。而悼亡诗显然只能使我们怜悯同情却不能感同身受――丧妻之痛，除非经历，无法共鸣。所以，我们感慨的是悼亡的母题：爱情与死亡。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长相守，所以对于悼亡诗中有情人的`死别离更感其悲。又因死之必然与无常，生之美好与不常，使我们无可奈何又感同身受，所以对悼亡之作更加喟叹。

(二)跨越时空、沟通死生的内容表达

从《葛生》中失去丈夫的妻子喊出“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的誓词之后，悼亡诗作便蒙上了奇幻色彩。

死者已矣，而生者犹自哀恸。当回忆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已不能承载诗人的悲哀，于是只能盟约百岁，遥想妻子在天上地下的生活。刘克庄发誓“留取断弦来世娶”(《石塘感旧》)，李濂成说“百年尘梦断，同穴此山阿”。张耒的《悼亡九首》靠佛家来排遣悲伤。刘克庄之妻“定归兜率蓬莱去”(《风入松》四首)独留诗人在人间，茫茫求索却不得，诗人又希望她能够“辽鹤归来”，以慰余生。

于是只能日思夜梦，借梦境沟通死生与亡妻相会。苏轼在《江城子》中梦见妻子于故居梳妆，而十年不见，纵使相逢应不识，只能相顾却无言。纳兰性德的《沁园春》(瞬息浮生)即“梦亡妇淡妆素服”而作。此外，还有许多悼亡之作托巫山云雨入梦与妻相会，笔者以为有失庄重颇近艳情，故不录。

(三)特定时节与特殊空间的抒情发端

《葛生》中的妻子由夏日的漫长与冬日的苦寒而想到“谁与”的惨怛。后世在其基础上发展，一是将特定季节、时令作为其抒情发端。自宋玉悲秋之后，每逢边缘季节，诗人将内心痛苦与时序变化结合起来，倍增其哀。如王彦泓在妻亡后的第一个冬天，念及羁旅苦寒，却已无斯人为之寄衣而作《客中苦寒作》。潘岳《悼亡诗》也均感时而作。而时节所寓的特殊意义也成为悼亡的缘由。寒食、中元、冬至等祭祀之节使诗人能纵情地哀悼。如李濂于妻卒后次年寒食前后作《悼亡杂诗》十首。纳兰性德在中元写下《眼儿媚中元节有感》。而七夕、除夕等喜庆之节诗人又因妻亡家破的对比更显其哀。二是在特殊的节日如妻子周年、冥诞等追忆往事，怀念亡妻。如孙楚在妻子周年写下《除妇服诗》，徐贲作《伤往诗》。纳兰性德在妻子祭日作《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王十朋在妻子冥诞写下《令人生日哭以小诗》，李濂写下《悼亡》二首。

诗人们进行悼亡时还处于特定的空间状态。其一，是位于仕途不达的彷徨之境。在考察历代悼亡之作时，通常很难界定，正是因为诗人们不仅悼念亡妻亦悼自己仕途。李商隐一生徘徊在牛李党争，他的很多爱情诗都不能很清楚地界定，正是因为他将二者结合起来，赋予了诗作更为广阔的内涵。其二，是处于才高位卑的穷困之境。且不去说是否每一位诗人都如他们自视的那般有经世济民的大才，但一个人的期望与自己所处的地位落差越大，则牢骚越多，加上妻子的离去，使他们将郁闷凝结在诗作中并借此宣泄。其三，是处于丧子之痛的苦难之境。经历丧妻前后丧子的诗人有江淹、元稹、孟郊、李煜、梅尧臣、王士祯、博尔都、毕沅等等。

(四)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与特殊意象的符号化

《绿衣》中亡妻遗物“绿衣”，《葛生》中内室寝具“角枕”、“锦衾”开创了后世悼亡诗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几乎所有的悼亡之作均把亡妻遗物作为抒情发端，入室所见作为情感兴起。

《绿衣》中抓住“女所治兮”的旧物绿衣，运用细节描写，以小见大极言其悲。“制衣”这一特殊意象在后世广泛运用并逐渐符号化。言及制衣，便仿佛看到囊昔妻子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从而思念妻子的贤淑与美好。如元稹在《遣悲怀》中“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看”，几乎全由《绿衣》化出。“身上穿的衣服是包裹灵魂最切身的东西，故衣服对于表达爱情，具有极大的作用”。所以江淹《悼室人》“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无家与寄衣”，梅尧臣《悲书》“衣裳昔所制”，贺铸《鹧鸪天半死桐》“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王士祯《悼亡》二十四首“年年辛苦寄冬衣”，赵翼《悼亡》“手泽尚存衣线补”等等作品中，用“衣”的意象希望“与穿着佩戴者产生心灵或超乎心灵的交流”，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思念。

《葛生》中“角枕”、“锦衾”同样是旧物，但又与“绿衣”不同。“角枕”、“锦衾”是床笫之物，表示着夫妻间的亲密之情。看到“角枕”、“锦衾”，便仿佛重温往日与妻子在一起的耳鬓厮磨，从而感怀往日的欢愉与幸福。后世悼亡在意象的选择上同样具有这个特点。潘岳在《悼亡诗三首》(其一)中“入室”所见“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正是帷屏仍在，而诗人却不能如武帝招魂，连亡妻的影子都不曾见到。笔墨仍留有余香，而书写之人已逝。又如沈约《悼亡诗》“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煜《书灵筵手巾》“汗手遗香渍，痕眉染黛烟”，元稹《六年春遣怀八首》“重纩犹存孤枕在”等等。

(五)对比与白描的写作手法

白描作为诗歌初级阶段自发手段，在《诗经》中的大量运用十分寻常。《绿衣》中叙述丈夫抚摸亡妇遗衣，感到凄风与寒意，从而思古人;《葛生》由远及近，逐步叙述夫妻生活点滴。而魏晋以降，诗歌进入自觉阶段并以“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为审美、实际创作中也表现出“稍入轻绮”(《文心雕龙明诗》)的诗风之后，白描手法在悼亡诗中的运用远远高于其他诗别。诗人用白描的手法缓缓叙述夫妻间的琐屑点滴，其情更深其事更真也更加感人。如韦应物在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时所作《伤逝》《往富平伤怀》《出还》《送终》等。“斯人既已矣”但留下旧物、故居与幼子。“今者掩药扉，但闻童稚悲”，幼女无知，庭下嬉戏，“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韦应物《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童稚亦知失母，捉住父亲衣裳紧紧不放，嚎啕大哭。悱恻之痛，“益不能胜”，历代学者，不忍卒读。元稹在《三遣悲怀》叙述公侯贵女婚后与自己相濡以沫的贫贱生活：为我无衣而搜荩箧，为我沽酒而拔金钗。无粮以野蔬为食，无柴以落叶为薪。浅入平出，至情至性。又如王十朋《述怀》、吴嘉纪《哭妻王氏》等。

对比是《诗经》中的常用手法，《绿衣》中斯人已去而绿衣尤存，凄其以风而无人制衣;《葛生》中坟外景物荒凉衬愈发托出内心的枯寂，夏日冬夜的漫长愈发衬托出独处的孤独。对比在后世悼亡诗中也十分常见。主要表现为物是人亡的对比。如纳兰性德在卢氏棺柩暂厝之地双林禅院写下多篇悼亡之作，《望江南宿双林禅院有感》、《青衫湿悼亡》等。又有物移人非的对比。如江淹《悼室人诗十首》中“窗尘岁时阻，闺芜日夜深”，妻子亡故经年，尘灰不扫，整年的堆积，而庭院中的荒草无情，只是日夜地滋长，以物自依旧愈发衬托出人事代谢的无奈与悲痛。又如韦应物《除日》“忽惊年复新，独恨人成故”、《对芳树》“对此伤人心，还如故时绿”等。

四、悼亡诗的界定

从悼亡情感来说，悼亡是深沉真切的情感流露。悼亡诗需要承载真情实感。顾炎武与妻王氏结缡五十载，在进行抗清大业的同时身边终有妾婢，而王氏无子，死后凄凉，其悼亡之作无甚内容且矫揉虚伪，徒有悼亡之名。悼亡诗需要符合现实经历。客观评价而言，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感人程度，元稹的悼亡诗略胜于韦应物。但“古今悼亡之作，惟韦公应物十数篇，澹缓凄楚，真切动人，不必语语沉痛，而幽忧郁堙之气，直灌输其中，诚绝调也”，而评价元稹则说“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从悼亡对象来说，悼亡诗适用于夫妻间。不论是从《葛生》《绿衣》的悼亡对象，还是从有定名之功的潘岳诗作的悼亡对象来说，悼亡诗是“夫妻间丧偶后生者哀悼亡者的诗篇”。关于悼亡中“夫妻间”的指向性，笔者认为从最早的悼亡诗《葛生》中便能证明妻悼夫的存在，此外后世许多作品中亦能看到女性视角的悼亡之作。虽然由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文学史上女性悼亡诗数量较少，我们也不能将“悼亡诗”完全指向夫悼妻。对于“夫妻”的含义我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分析《诗经》女性传统文化 第3篇

一、《诗经》· (国风) 中少女形象分析

按少女形象的性格特点的差异, 分为性格外向勇于表露爱情的少女形象和性格内向把爱情隐藏在心里的少女形象。

(一) 性格外向勇于表露爱情的少女形象分析

在《诗经》· (国风) 中, 有这么一群少女:她们天真烂漫, 活泼可爱, 大胆坦率, 浪漫不羁。如《诗经·郑风·褰裳》:“子惠思我, 褰裳涉溱。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 褰裳涉洧。子不我思, 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诗歌中的少女运用激将法, 对她爱慕的男子说:“你以为你不想我, 就没有别的男人要我了吗?你真是太蠢了!”希望这样的撒娇能够激发起男子的爱情, 让他倍加珍惜和宠爱少女。诗歌中的少女热情勇敢, 赤裸裸地表达了渴望爱郎想念自己, 疼爱自己的热切情感。

再如《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 方涣涣兮。士与女, 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勺药。溱与洧, 济其清矣。士与女, 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将谑, 赠之以勺药。”

《溱洧》中少女毫无顾忌地大胆真诚地邀请男伴去洧河玩耍观看, 共度良辰美景, 言谈和举止之间完全没有扭捏害羞和矫揉造作的表现, 流露出来的感情像小溪一般细腻, 又像大江一般激荡, 让人沉寂在那种留有远古气息的没有封建礼教所束缚的爱情表白中。

这两篇诗歌充分地刻画了一种性格开朗, 天真烂漫, 真诚坦率, 用于追求自己幸福爱情的少女形象。她们爱得很干脆, 爱得很潇洒, 爱得很明亮, 爱得很直白。她们爱的表现多了一份透明, 少了一副枷锁。

(二) 性格内向把爱情隐藏在心里的少女形象分析

世界上有热情如火的女子, 当然也会存在内敛若水的女孩。《诗经》· (国风) 中有一群含蓄的、不善表达的、内心却装着整个太平洋那么宽的情义的女子, 她们总把对情人炽热的爱藏在心里, 哪怕快要把自己的心都烫伤了都依然矜持着, 含羞着, 胆怯着把自己的爱意埋在心底, 不曾说出来。如《诗经·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 茹藘在阪。其室则迩, 其人甚远!东门之栗, 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诗中的女子思念情人, 眼见情人没有迎娶她的举动, 暗自焦急。“其室则迩, 其人甚远!”充分表达了女子爱又不敢碰的羞涩和徘徊。“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表明即使女子思念男子, 也许思得寝食难安, 也许念得辗转反侧, 但是就是害怕遭到拒绝, 畏畏缩缩, 忐忑不安。

从这首诗歌中, 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诗经》· (国风) 中性格内向, 矜持害羞, 不敢大胆地表达自己想什么要什么的少女形象。“应该指出的是, 这一形象在《诗经》的比重是较小的, 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女性形象。”

二、《诗经》· (国风) 中新婚女子形象

《诗经》· (国风) 中的新婚女子就是刚刚结婚不久的女性形象。这个女性形象是拥有比较快乐、幸福和美满生活的。

如《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 维鸠居之。之子于归, 百两御之。维鹊有巢, 维鸠方之。之子于归, 百两将之。维鹊有巢, 维鸠盈之。之子于归, 百两成之。”

又如, 《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颀, 衣锦褧衣。齐侯之子, 卫侯之妻。东宫之妹, 邢侯之姨, 谭公维私。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庶姜孽孽, 庶士有朅。”

这些诗句中运用了大量的手笔刻画婚嫁女子的豪华装束、迎娶排场等, 无一不描写着婚嫁女子的身份显赫, 美轮美奂, 无一不赞叹着婚礼的浩大排场和冠冕堂皇, 无一不让惊艳于她们生活的富贵美满。

三、《诗经》· (国风) 中已婚女子 (弃妇) 形象分析

在读《诗经》的时候, 总会有一种女性形象萦绕在你的心头。她们人老珠黄, 她们暗自神伤, 她们彻夜哭诉, 她们肝肠寸断……她们就是一群被丈夫抛弃, 内心伤痕累累的怨妇。

最著名的弃妇形象就属《诗经·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了。她与丈夫通过自由恋爱而喜结良缘, 她婚姻生活充满了憧憬, 然而数年后, 女子如今已容颜不再, 丈夫忘了在她花容正茂的时候的一切追求情意, 不顾“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感情, 狠心地将女子抛弃。女子经已肝肠寸断, 哀伤地低吟着“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之耽兮, 不可说也”的心痛。最后一段中的“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深深地表达了女子对自己丈夫的失望、痛恨、无奈, 以及悲叹自己命运多舛。

《诗经》当中的弃妇形象把泪都哭尽了, 也得不到情人的留恋, 她们把心都撕碎了, 也得不到完整的爱情。可以说, 《诗经》中的每首弃妇诗都是女子血与泪的控诉, 是爱与恨的终结。

《诗经》· (国风) 中那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 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 到雍容华贵的新婚女子形象, 还是悲痛欲绝的弃妇形象, 都凝聚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的精华, 辉映着中华民族的民俗特色, 闪烁着中华社会风貌的光彩!

参考文献

《诗经》女性研究 第4篇

关键词：婚恋诗中的哀妇形象思夫诗 弃妇诗 思归诗

诗经婚恋中的女性很多，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婚恋中的女性反映在诗经文本中的主要有哀妇形象。《周南·卷耳》??朱熹注说此诗是“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之，古赋此诗。”⑴今人多认为是贵族妇女想念她远行丈夫的诗。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叶舒宪先生认为此诗采摘卷耳的母题同采蘋、采蘩、采荇菜一样，绝非穷人挖野菜用以维生餬口，而是与情爱密切相关的爱情咒术用品。女主人公借助于卷耳而致幻，希望意中人来团聚，但其自信力却显得不足，于是幻想中前来的爱人屡遭险阻，出现了“马瘏”“仆痡”的情形⑵。诗中的“嗟我怀人”，“维以不永怀”，“维以不永伤”足以表现女子内心因思念而产生感伤和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心上人的悲伤心情。所以此诗仍是思夫诗。还有表现痛苦之中淡淡的幸运之情的，如《周南·汝坟》，朱熹认为这是一首表达女子思望之情的诗歌⑶。女子未见君子时是惄如调饥，就像是早上没有吃饭很饥饿一样。又过了一年（条枚：树干。条肆：树木砍过而又生的树枝）⑷。既见君子时“不我遐弃”，女子见到爱人，心中所想的第一件事是幸而对方没有将她抛弃，可以看出此女子所受的思念之苦，但比《卷耳》中以酒消愁的女主人公幸运的是她终于见到了思念之人，并且认为男子没有将自己抛弃对自己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可见当时男子随意抛弃女子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情了。而女人一旦被抛弃即是不幸生活的开始。女子的幸福与否和她的爱人已经紧紧相连，甚至已经取决与她的丈夫。即使丈夫在自己的身旁，也会让自己有不安全感，如《召南·殷其雷》，《毛序》：“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悯其勤劳，劝以义也。”既然是悯其劳，应该是劝说丈夫勤奋从政，那又何必反复歌吟“归哉归哉！”，可见此说矛盾。

从文本来看应该是丈夫在大雨即将来临之际出行，而女子担心丈夫，希望他早点回来。当时的男子有很多因素会离开自己的妻子，或服役，或办公，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看到的是孤苦伶仃的女子独自在雷声轰鸣的夜晚担心思念出行在外的丈夫。《邶风·雄雉》，《毛序》说：“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丈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毛说非诗本义，方玉润认为是“期友不归，思以共勉”⑸朱熹认为是妇人思夫从役于外之作，妇人忧其远行之犯患，冀其善处得全也⑹。今人认为这是一位妇女思念远出丈夫的诗。⑺妇人除思念之外还有的是担心。这个女子实在是劳心劳神了。但还有的女子思夫之深之切以至于无心打扮最后生病：《卫风·伯兮》。方玉润说此诗是“思妇寄征夫以词也。始则‘首如飞蓬’，发已乱矣，然犹未至于病也。继则‘甘心首疾’，头已痛矣，而心尚无恙也。至于‘使我心痗’，则心更病矣，其忧思之苦何如哉！”。有的未婚女子是迫于礼制而压抑自己的感情或是在痛苦中思念对方。如《郑风·子矜》，《毛序》：刺学校废也。朱熹则认为此诗为淫诗，后人多认为此诗是女子思念情人的诗。诗中的女子惦记着自己深爱的男子，连他衣领和佩带的颜色都记得清清楚楚。思夫诗还有《陈风·泽陂》，《毛序》：“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方玉润说此诗是“伤所思之不见也。”女子把幸福寄托在男子身上，因其喜，因其忧。甚至当丈夫死了也仍旧是在对亡夫的深深的思念之中。如《唐风·葛生》。

丈夫对自己不离不弃这对于古代女子来说是莫大的幸福。但是还是有不少的女性被丈夫抛弃，无计可施。《召南·江有巳》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该女子以长江尚有支流来原谅丈夫不一的行为，幻想将来他会回心转意。被丈夫遗弃后的女子多数是无能为力，只有认命或诉说抱怨，如《邶风·日月》和《邶风·谷风》：女主人公也被丈夫遗弃，成为一夫多妻制度下的牺牲品，从诗中可看出女子勤劳善良，家中的日子经她操持也慢慢好起来，但是丈夫却又娶了一个女子进门，并对自己是又打又骂。此时的女主人公已经不是家中的主人，而成为了她的丈夫和另一女子的仆人了。她的命运真叫人叫不平，可是像她这样的女子在当时的社会里不知还有多少！这中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平民阶级中，在贵族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妇人虽然身处高贵的地位，但女性的尊严和地位在一夫多妻制度之下无足轻重，如：《邶风·终风》“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方玉润认为此诗是卫庄姜伤所遇不淑也。即使是贵族妇女也逃不脱这种悲凉的命运。不论是在顺年还是荒年都是如此，《王风·中谷有蓷》就是一首妇女在荒年中被丈夫抛弃的诗。另外著名的弃妇诗还有《卫风·氓》，在那种男尊女卑的时代背景之下，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

《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女子心情喜悦，因为她将要回娘家了，在回家之前她得得到公婆和丈夫的允可才行“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在当时，女性并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可不可以回娘家，这需要丈夫和公婆的同意才行，能回到娘家是不容易的，所以一旦要回家了，女子大多是非常快乐的。表达回家喜悦之情的还有诗歌《邶风·泉水》，但不是每个出嫁女子都能顺利如愿地回娘家看望父母，如《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诗中的女主公急切地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看看，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必是丈夫或公婆不同意，她只有驾车出游以减轻自己的思念家乡之情。这种想家不得回的情况与女子所处的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思想已经是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女子的地位不如男子的地位高，一切得听从丈夫的意思，女子是依附于男子的，甚至是男子的财产，男子可以随意抛弃而另寻他人。即使是回家探亲等事也须得夫家的同意。

参考文献：

［1］《诗集传》朱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2］《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

［3］《诗集传》朱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4］《诗经》程俊英，蒋见元注译 岳麓出版社 2000年

［5］《诗经原始》方玉润上册，132页，中华书局 1986年

［6］《诗集传》朱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诗经》、《楚辞》的女性形象 第5篇

《诗经》、《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两部作品都涉及到女性这一主题，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审美层面刻画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

《诗经》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其中涉及女性的占1/3以上，它开创了文学作品以描写女性为主题的先河，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周代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是我国古典诗词中女性文化的瑰宝。

《楚辞》作为继《诗经》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其中的女性形象描写，受楚地特定文化气息的滋养，其艺术特征鲜明优美，带给了我们更具冲击力的美感。

《诗经》和《楚辞》二者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所以本文就据此作为分析、研究的切入点，深入探究二者在外形描写，性格塑造和气质表达等方面的具体差异，以便我们更加准确、更加透彻的理解这两部文学作品。

一、外形上：《诗经》注重实用性审美，《楚辞》注重纯审美

《诗经》所处的时代，十分注重女子社会劳动的实用性，所以在描述女性形象时，并没有对女性性别特点做过多的描述，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轮廓化地勾勒女性的外貌、神态、动作和语言，粗线条地表现出女性的健硕之美，偏重于实用性审美。如《郑风子衿》中“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动作心理描述，《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郑风狡童》因爱人不与自己同言同食而产生的“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的内心责怨，《卫风氓》中“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简略叙事，《郑风有女同车》中“颜如舜华”、“洵美肯都”的孟姜姑娘，都是遗貌取神的艺术手法，使《诗经》通篇显现出典雅而灵动，深厚而淳朴的风格。

伴随时间的推移，母系氏族结束，男权逐步建立，女性由社会的统治者逐渐转变为男性的征服对象，变为“第二性”，《楚辞》正是生于这个时期。因此《楚辞》中所描写的女性对象已经不再以劳动妇女为主，而多是取自历史或自然神话中的神巫之女或宫殿楼阁中的贵族妇女。《楚辞》中的女性，已不再是社会劳动的参与者，而是男性文化的审美对象，因此在男性诗人的笔下便会更多的凸显她们在体态、容颜、服饰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女性性别之美，不论是湘夫人还是山鬼，都披兰纫蕙，如“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等，都注重刻画女性自身之美、独特之美。所以，和朴实自然的《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女性描写偏重于纯审美，更具有真实美感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二、性格上：《诗经》注重阳刚性，《楚辞》注重阴柔性

《诗经国风》中有大量描写古代女性追求爱情与幸福的诗篇，透漏着积极真诚美好的愿望。那些处于爱情之中的女性，有着泼辣、大胆、积极、热情、活泼、天真的性格，她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的所爱，勇敢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心迹，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阳刚性的性格特征。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歌者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和小伙子们欢聚时，热切盼望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她坦率地表白心迹，谁若真心爱她，她就嫁给谁。这种大胆开放的程度即使现在的女性也难以做到。

除了爱情诗，《诗经》中还有大量的弃妇诗和怨妇诗，她们倾诉自身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勇敢与坚强，虽处于困境但仍积极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们的积极向上，永不绝望，对生活充满无限希望与激情，这同样也是阳刚性格的体现。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反抗强娶她的恶棍，她表示：“宁肯吃官司，也不嫁这恶棍无赖!”她以斩钉截铁的语言，痛斥了称霸一方的奴隶主贵族，表现了这个女子反抗强暴、维护人格与爱情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她积极大胆，刚烈的性格。

与《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女性性格则多以忧郁、多愁善感、悲观，阴柔为主要特征。《少司命》刻画了一位抚驭彗星、辣剑拥艾、荷衣蕙带、出没云际的美丽善良、温柔慈爱的爱神形象。她愁思苦念，迎风高唱失意的哀歌，思念着自己的爱人。《湘君》中湘夫人在湘水边等湘君的到来，但是湘君久久不至，在没有迎接到爱人的情况下，湘夫人抒发了自己缠绵悱恻的思念和哀怨之情。诗篇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沉郁哀伤之情。《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们虽然和《诗经》中女性一样，同样对爱情深沉、执着，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温柔婉雅，哀伤，忧愁郁结的阴柔性性格，她们总是不敢去表达，没有直白大胆的行动，没有率直爽快的言语，而是让思念与爱恋深埋心底，用含蓄婉约的诗歌道出情怀。

三、气质上：《诗经》注重世俗性，《楚辞》注重浪漫性

所谓世俗性，就是人物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可感的形象，具有世俗气息和生活气息，而浪漫气质则是与虚无缥缈、朦胧等感觉联系在一起，人物是虚拟的，臆想的。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如下。

人物选择上。《诗经》女性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静女》中在黄昏时分等候恋人的姑娘，《鹊巢》中将要出嫁的贵族姑娘，《卷耳》中采卷耳菜的女子以及《硕人》中高贵、貌美的庄姜等都是来自世俗的。而《楚辞》女性则是源于想象中的神女或者被神化的歌女和舞女。少司命是主子嗣之神;山鬼是位女神，她象征着爱情、婚姻和生命;湘夫人是帝尧的女儿，是湘水的女神。《大招》是屈原在楚怀王尸体归回楚国时，为其招魂所作。诗中写饮食、女色、游戏等，以呼唤楚怀王亡魂归来，涉及之物并非实写，同样那些美丽迷人的女子也是虚幻之作。由此可见，《诗经》中的女性是世俗的民间女子，而《楚辞》中的女性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 场景选择上。《诗经》多将主人公置于现实具体的场景中，如放牧、采桑、春社相会或出嫁途中。《郑风溱洧》中男女青年在春社节中相会，一位大胆活泼的姑娘跃然纸上。《周南芣苢》描写了一群在田野里采车前草的农家姑娘，在深远清新的意境中再现了一幅真切动人的劳动画图。《楚辞》则将主人公放入虚构的环境中，如同进入了玄幻飘渺的仙境中。无论是宴会上翩翩起舞的舞女，还是湘水边等候爱人的神女，她们出现的背景都是作者根据需要虚拟的，而并非真实存在的。

以上分别从外形、性格、气质方面比较了《诗经》和《楚辞》中女性形象的差异，这是由二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所致。但追溯根源，我认为是由以下深层的现实原因所引起。

时代背景。《诗经》记载的是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商周时期，劳动力不发达、生存环境艰苦，女子常常要担当起劳动和组织劳动的重任，所以健硕有力的女子更受人喜爱。另外为了对抗恶劣的环境，加上对自然生殖力的崇尚，先民的种族繁衍愿望十分强烈，这种高大健壮的女子正符合这种审美。《楚辞》成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褪去，加之男子也作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占据主导，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蜕化，审美眼光由实用性向纯审美转化。

地域文化。《诗经》产生于北纬33°到42°间的黄河流域，其地貌类型多为高原和平原，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生活环境并不理想。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为了生存而与恶劣的环境进行持续的抗争，进而形成了激烈、粗犷、执着、坚韧、刚毅、豪迈的性格特征。而《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位于北纬25°到33°的长江流域，多由平原、丘陵组成，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量充沛，这是相对于北方来说非常理想的居住环境。优厚的自然条件一方面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安逸，另一方面形成了民族文弱的性格基因，加之南方阴湿的气候，使得他们多愁善感，易惆怅。另外，《楚辞》的发源地楚地重淫祀，巫风盛行。这种祭祀活动十分神秘和虚幻，体现了丰富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身份。《诗经》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多数劳动人民的汇集，这样反映在作品中自然是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朴素真实，情感表达也不像《楚辞》那样虚无缥缈。《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身为楚国的贵族，屈原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和道德修养，可以说是专业的文人，又加之屈原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此中的困惑与苦闷无处表达，只能通过文章抒发内心的情感，这就更加丰富了《楚辞》的审美特性和浪漫气质。

结语

浅析《诗经》中女性描写 第6篇

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人类诞生之日起，炎黄子孙的智慧与创造便光耀于世。早在文字诞生之前，最原始的声韵歌谣便在民间口口相传。最能够牢笼万载、衣被后世的，当属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起点《诗经》。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五百多年历史时期的作品，原名为《诗》，因共收录作品305 篇，又被取其整数称为“诗三百”。《诗》被最初称为《诗经》，乃始见于《庄子天运》。但那时《庄子》所说的“经”，只有书籍的意思。而时至汉代,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将孔子整理过的书，都称为“经”。而《诗》又是经过孔子整理并大力传播的，所以《诗》从此定名为《诗经》，而这个“经”字，乃为“经典”之意，流传至后世。《诗经》的内容所反映的是周代的历史，而作为中国原始男权社会文化产物的《诗经》，其中所描写的与女性有关的作品也占到其总数305 篇的三分之一笔墨。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女性描写部分的分析，来管窥周代时期女性的状况及特点。

一、《诗经》女子的唯美外表

( 一) 面部的直观美感

无论何朝何代，人们评价女性的第一标准似乎永远和外貌难脱干系。而评价一个女性的外表是“美”或“不美”，第一感官的感觉又总是落在对面部的观察上。《诗经》中将美女外貌描写得最活灵活现的当属《卫风硕人》了，这是一首典型的对人的外貌加以精雕细刻的诗，“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些语句写出了庄姜肤白眉秀，明眸皓齿，也成为了后世历代文人笔下描写美女时引用千古的名句。对于美人眼睛的观察与描写也是异常生动传神的，如“清扬婉兮”、“婉如清扬”( 《郑风野有蔓草》) ，“巧笑之，佩玉之傩”( 《卫风竹干》) 。这些都反映了父系社会中，男性立场对女性阴柔美的渴望，柔顺为美，温婉为美，也折射出了男性主体对于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渴望与满足。

( 二) 形体的健硕之美

对于女性身材的.评价，男权社会的实用价值标准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丰腴的富贵之躯，象征着大唐时代天朝上国的自豪与威严; 病弱如娇花般的弱柳扶风，又是风雨飘摇中清王朝病态审美的反映;而时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无论男女，人们的脂肪增长都在提速，“物以稀为贵”于是对“骨感”的吹捧诞生，“丰腴”只能变成了“肥胖”。而在《诗经》所记录的周代社会，“硕人其颀”的高大丰腴变成了时代所赞美、歌颂的身材。这岂不与对“阴柔美”外貌的追逐背道而驰了吗? 答曰: 非也。朱光潜说，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态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性质。可见美不仅仅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外观感官是否愉悦的要求，它更是审美主体实用性要求的体现，是具有目的性的实用价值的体现。与其他时代对女性身材瘦弱为美的要求不同，《诗经》中的以身材健硕为美可以说是一种实用性审美心理的表现。周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客观条件下，人们不得不承受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在生产劳动获取生存物质这一问题上，男权社会的主体们忽略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无论男女，必须具备健康、强大的体魄，才能在大自然中获取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展现艰苦劳动的要首推《国风豳风七月》了，女性要“女执懿筐”、“九月授衣”。如果女性在当时脱离了劳动，那么本来就“食不果腹、衣不17遮体”的奴隶家庭生活就更要雪上加霜了。而“硕”则是实用审美心理的文学体现，体现了男性审美主体对女性的审美要求还没达到单纯感官愉悦的程度。周代的四分五裂使得中国社会还处在一个**的局面，客观的生产力低下，生活条件恶劣，加之征战的**，使得当时的人口锐减，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首要的任务，便是加大农业生产。这便需要更多的男性作为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于是，女性的生育能力又成为了男权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又一砝码，健硕的身材也成为了审美的又一必要条件。

( 三) 逼真的姿态之美

美人之所以美，不单单拥有一个漂亮的躯壳就够了，活灵活现的灵动之美，更是《诗经》中女性描写的浓重之笔。仍旧以《国风豳风七月》为例，“女执懿筐，遵彼微行，援取柔桑”，写出一位少女，背着一个细长的筐子，扭动着腰肢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即使在进行劳动的过程中，那种婀娜多姿的身姿也出现在了每位读者的面前。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这少女的身材容貌、服装配饰。仅仅一个身姿，便演绎出风情万种，让人怜爱不已。如“舒窈纠兮”、“舒受兮”、“舒夭绍兮”( 《陈风月出》) 写出身姿曼妙，“僚兮”“燎兮”( 同上) 写出容貌的美好。“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陈风宛丘》中一个“汤”字刻画出女子翩翩起舞时的轻盈。

二、《诗经》女子与爱情

《诗经》中有很多反映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作品，虽然经过漫长历史长河的洗礼，但直到今天，只要我们细心品读，便能感受到《诗经》中女子那些热烈、羞涩、大胆、执着、勇敢的爱情力量。《秦风蒹葭》将追逐者的痴念在水境的映衬下写得扑朔迷离，凄婉动人。对于“伊人”的理解，历来评论家颇多争议，但不可非议的是诗人对爱人的热烈追求，而被追求者，大体应该是采摘荇菜的勤劳、美丽的少女。在周代，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男尊女卑”的两性的绝对阶级时代，没有封建礼教来约束、摧残女子对爱情的本性追求。她们能够大胆、自由地追求爱情。《召南?坑忻贰吠栊闯隽硕园楹突橐龅拇蟮ㄒ螅涯芸晒蟮氖牵⒊霭樾藕藕秃羯模且晃慌印!??坑忻罚涫灯哔狻G笪沂浚势浼狻??坑忻罚涫等狻G笪沂浚势浣褓狻??坑忻罚昕??I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位女子看见树上的梅子一天天越落越少，暗示着时间一天天溜走，年华也一天天溜走，这里没有了少女的矜持，而是大声疾呼: 想要娶她的男子快点来呀! 毫不掩饰那急迫的心情。女子想尽快结婚的心情也表露无遗。《卫风氓》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周代男女恋爱婚姻的全过程。面对“氓”嬉皮笑脸的假意“贸丝”，出于倾心，女子的表现反而落落大方，还在劝说“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接下来两人坠入爱河，尤其是女子，因“不见复关”而“泣涕涟涟”。本来他们的婚姻生活应该是美满幸福的，自主结合，两情相悦，他们曾指天发誓: “及尔偕老”，要白头偕老，永不变心。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女子人老珠黄，尽管她努力地劳作，终年地操持家务，也改变不了男人“士贰其行”、“二三其德”的心态，负情变心，喜新厌旧。此情此景，女主人公欲哭无泪，不但被丈夫抛弃，回到家里也得不到亲人的同情，“兄弟不知，?A其笑矣”。但她在最后坚强勇敢地结束了这段没有结果的婚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三、《诗经》女子的圣洁品格

别林斯基在评价普希金的爱情诗时说: “普希金的诗，特别是他的抒情诗，总的色调是内在的美和抚慰心灵的人情味。在普希金的任何感情中,永远有一种特别高贵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就这一点说，阅读他的作品是培养人性的最好方法，特别有益于青年男女。”这一评价同样适合于《诗经》中的情诗，尤其是在“国风”的情诗里包含着最原始也最淳朴的人性之美，焕发着最动人的力量。如果把“国风”中的情诗比做一曲旋律悠扬的琴瑟之声，那么最能“绕梁三日”的便是闪耀其间的女子的圣洁品格。《卫风伯兮》写一位女子思念她远征的丈夫，她之所以深切思念自己的丈夫，不仅因为丈夫武艺高强，身体魁梧，更重要的是由于丈夫到前线去参加一场维护家邦利益的战争。培根说: “人的天性在私生活里是没有虚饰的。”在《伯兮》中，虽然女主人公因思念丈夫而日渐憔悴，内心痛苦不堪，但她把爱丈夫和爱家邦的感情完善地结合起来，自然地流露出那种发自心底的情感，显示出崇高的情操以及强大的生命力。

《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 第7篇

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其特有的艺术特色为读者重现上古社会人们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遍读《诗经》中的爱情诗，自然、纯真、随性的美无处不在，这种美不仅仅包含《诗经》爱情诗中的真情流露，更包含了其爱情诗中女性的形象美。《诗经》开篇的《关雎》中就提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一词，古人兼指内心与外貌两方面而言。人都是感官动物，因而女性之美首先表现的是形之美，即外在形象之美。其次便是神之美，即内在形象之美。形之美只限于眼观，而神之美则贵在心的感受。

一、形之美

人类对女性形象的描述总是与美好相联系，而对于女性的美好形象的表述又总是初始于女性的外在形象，即形之美。形之美是外在的、直观的，即人的外在特征。《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首先让人领略的就是那种透过迷人爱情背后的形态之美。

(一)健硕自然的形体

从美学方面讲，美被解释为“羊人为美”、“羊大为美”。诗经时代多以“大”、“高”为美，即“硕大为美”，在形体上崇尚那种硕大顽长的女性美，这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审美观念。如《卫风硕人》首句便是“硕人其颀”，其中“硕人”见《邶风简兮》解释，身材高大的样子。“颀”，身长貌。《齐风猗嗟》有“颀而长兮”之句，是古代不论男女，皆以高大修长为美。由此可见，虽然《卫风硕人》不是爱情诗，但当时的女子是以身材高大为美。 当然，也有描写女子身材苗条的爱情诗篇《陈风月出》：“舒窈纠兮”一句中的“窈纠”便是形容女子体态苗条的样子，将这句放入诗中，细读品味，其形体之美不在话下，只是这种美在当时不如“硕大”那样普遍受到认同。

除了上述两种整体描述的形之美外，《诗经》爱情诗中还有许多其它单写某一部位来表现女子美貌的诗篇。如《郑风野有蔓草》中表现女子美目流盼的“清扬婉兮”“宛如清扬”中的“清扬”，眉清目秀的意思，侧面烘托女子清秀之美。《小雅都人士》中描写女子头发之美的“绸直如发”“卷发如虿”“发则有旟”头发密直，鬓发微卷轻扬，也写出了女子秀发飘逸的自然健康的美。《郑风有女同车》中“颜如舜华”形容女子面容娇美，更有单字概括女子形体美的诗篇，如“窕”“姝”“娈”“美”分别见于《关雎》、《静女》《桑中》等诗篇中，通过男子之口传达出来，都表示出女子美貌。

(二)灵动优美的姿态

《诗经》爱情诗中的容貌神态，在描写上都有传神点睛之笔，既突出器官或动作的灵动传神，又表现出诗经时代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追求，如《诗经》的开篇之作《周南关雎》中的采荇少女为采集荇菜“左右流之”中的“流”，朱熹云：“流，顺水流而取之也。”可见少女采荇时身姿的曼妙，引得歌者心思神往。再如《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中的“婉”，妩媚的样子，将一位眼睛水灵灵并且有神的少女描绘出来。再如《陈风宛丘》中“子之汤兮”中的“汤”，舞姿摇摆的样子，仅一字就将巫女跳舞时婀娜的舞姿传达出来，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二、神之美

古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舍，不只注重外在美，更重要的是看她们的品德修养。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外在美与内心善的结合，因此，《诗经》爱情诗中纯洁善良的女性人物无形中带着宝贵的内在美。

(一)大胆、真挚、热情

若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形容历代女性，《诗经》中的女性可谓是当之无愧。最原始的便是最天然的，诗经时代最接近原始，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具备着人类最原始的良好品质和美丽。在那个少有封建约束的时代，她们的身心沐浴在大自然下，随心随性地活着，思想甚是纯洁、真挚。面对爱情，《唐风有杕之杜》中的少女呼出自己的渴望，不扭捏不羞涩。《卫风木瓜》中的少女面对馈赠的定情信物，更是当场回赠，并唱出“匪报也，永以为好。”的承诺，足以显示她的热情真挚的一面。

(二)善良、勤劳、贤惠

善良是最美的品质，温柔善良之于女性则更是美丽的。《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周身都散发着善良的气息。《诗经》开篇《关雎》中让君子“寤寐思服”的“窈窕淑女”即具备这样善良的品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再有“淑”，善，好。可见诗中让君子“寤寐思服”的女子是一位内心纯洁善良的女性。《邶风静女》中活泼可爱的“静女”也同样善良，其情人歌唱她时称其为“静”。“静”，善也。这样可爱又善良的女子，男子怎么会不喜欢呢?

勤劳，是上古社会对女性的基本要求，之前提到的《关雎》是君子追求采荇少女的诗，“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君子眼中劳动的少女不停歇地随着水流采集荇菜，正是其勤劳的表现。弃妇诗《氓》中的妇女“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日夜操劳，努力劳作，任劳任怨，足见她的.勤劳之处。《卷耳》中的妇女亦是在劳作时思念未归的丈夫。

贤惠的女性亦可见于《鸡鸣》《君子于役》《谷风》等解说中。善良、勤劳、贤惠不仅仅是当时女性所具备的品德，亦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三)情感坚定、专一

通观《诗经》中的爱情诗，这群女性提到感情时多情意绵绵，深情坚定，令人敬佩。专一感情，是人之常情，专一中才会见真情。《王风大车》中的女子因某些原因暂时未能与情人在一起，她对着情人发誓“活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这句话暗示大家，女子定要嫁给文中的男子，即使无法与情人在一起，女子也不会另嫁他人，可见文中女子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值得提起的还有《鄘风柏舟》，面对父母的阻碍，女子高呼“髧彼两髦，实为我特。之死矢靡慝。”额前垂发的少年郎，只有他配得上我，我誓死不会改变主张。少女态度之坚决，言辞之恳切。爱情需要信赖、承诺和包容，容不下背叛和分享。

分析《诗经》女性传统文化 第8篇

一、恋爱中的少女形象

《召南·摽有梅》中写一个女子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看到夏天梅子熟了,想到青春将逝,担心不再年轻,于是急着想获得美好的爱情,女子渴望得到心仪男子恋爱的心情没有任何掩饰不加顾忌大胆表示出来,体现了未婚女子纯洁而美好的感情。《召南·野有死麕》乐而不淫,表现了恋爱中女子含羞微嗔的形态,体现了女子美好的情感。《周南·桃夭》中女子如盛开的桃花一样美好,春天桃树开始发芽生长,其花开始绚烂,在这样的美好日子女子出嫁,宾客对女子的新婚祝词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都是对女子美好的祝福。

《诗经》中的这一类未婚女子,他们渴望爱情,纯真而热烈,无拘无束,欢快而具有个性,充满着钟灵毓秀之气,处于恋爱中乐而不淫,有礼有节,把敢于自由追逐爱情的年轻女子的活泼、睿智、感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已婚的女性形象

《卫风·硕人》中女子“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于一动一静的传神描写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位顾盼生姿的女性形象。她出身高贵,体态优美,出嫁时候车马齐备,随从众多,展示庄姜雍容华贵之美。《卫风·伯兮》中的女子怀念远征的丈夫,她自豪的介绍自己的丈夫是国君部队的先锋。自丈夫出征,她就无心梳洗打扮,不是没有洗浴的用品,只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丈夫远征在外自己打扮给谁看呢。由于太思念丈夫,她想到假如有一种可以忘忧的草该有多好,这样她就不会因思念而头痛心痛。《王风·君子于役》也是一首妻子怀念征夫的诗,夕阳西下,看到鸡栖于埘,羊牛归圈,他们都各自回到归宿,妻子想到在外服役的丈夫生死未卜,睹物思人,君子于役,会不会忍受饥渴呢?篇末表达了妻子对丈夫深深的思念与担心。《周南·卷耳》中的女子勤劳而朴实,采摘野菜时也在思念自己远征在外的丈夫,她太想念丈夫了,想到丈夫在外风餐露宿,肯定更想念家中的自己,于是采摘野菜的过程中,她在脑海中构思了丈夫如何思念自己,想到情深处,不免羞涩一笑,但笑过之后又深深觉得苦涩。丈夫常年在外生死未卜,归期是何时不可知,想想都觉得苦涩。《诗经》中有思妇诗,这些处在婚姻中的女子将自己全部的美好感情寄托于男子,可在外服役的男子归期遥遥,思念成了这些女子生活的主旋律,在这些思妇中,有的悲悲切切,有的无心梳洗,有的努力持家,他们共同各有特点,共同构成了思妇这一类典型形象。

三、弃妇形象

《诗经》中的弃妇最突出的算是《氓》和《谷风》中的女子了。婚前两位女主人公对爱情一往而深,对待男子投入了全部深情。《氓》中的女子在患得患失,生怕男子生气,婚后辛苦持家,“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2]可怜的女子回顾自己由恋爱到被抛弃的经历,现身说法,劝诫女子不要太贪恋男子,斑鸠贪食桑葚会死,女子太贪恋男子也会受伤。《氓》中被弃的女子无处诉说,家人也讥笑她,面对不再爱她的男子,她忍痛回顾了自己的婚姻经历,认为自己本没有什么过错,是男子前后不一致,于是她果断地喊出那就算了吧。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氓》中的女子形象在当时的社会具有相当的进步性。《谷风》中的女子同样被丈夫所抛弃,而且丈夫是在新人进门之时将其赶出家门,这是何等令人心碎,一边是亲亲热热的新人,一边是送都懒得送的糟糠之妻,这位女主人公发出慨叹,即使让她尝食苦菜她都觉得甜如荠菜。可这位女主人公即便是这样,还担心她离家之后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中的物品被新人破坏,她的心还在这个家里,她对这个负心的男子还抱有极大的幻想,渴望男子哪怕是再送一送她。直到最后,她还在絮絮叨叨的想念过去的美好生活,全然没有认识到人家宴尔新婚,怎么还会回头,即使回头,这破碎的婚姻如何弥合?同是弃妇,显然《谷风》中的女子让我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在当时的社会,这样一位已经为生活操劳了大半辈子年老色衰的被弃女子她又该何去何从呢?

分析《诗经》女性传统文化 第9篇

一、婚恋诗与周文化

婚恋诗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因为男女之情的主题在演奏时最具和顺、和敬、和亲人际关系的功效，因而也最适合周代礼乐文化对和合效果的追求。因此，在创作、采集、编订的过程中，婚恋诗占有特殊的优势和地位。同时，婚恋诗还展现出不少周代的婚俗和社会风气。

周礼的婚俗在《唐风绸缪》、《王风扬之水》这类诗中有反映，有黄昏、束薪、骑马迎娶、堂前等候等。《郑风野有蔓草》是仲春时节古人自由野合习俗的再现，这表明周礼既有《郑风将仲子》那样听从父母、媒妁之言，令人不敢僭礼的约束面，也有给予大龄未婚男女自己选择的自由面。这显示出周礼总是寻求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显得圆融而富有人性。

《卫风氓》、《小雅谷风》、《邶风谷风》等弃妇诗表明春秋时妇女遭弃的现象较普遍，甚至包括宋桓夫人、卫庄姜等贵族妇女。但与此同时，周礼对于被休妇女的命运安排较为宽容，允许她们合法再嫁，典型者如秦穆公将自己被休的女儿怀嬴改嫁给晋公子重耳为妾。可见，周礼注重“和”，对于婚恋中的对立矛盾，都有可以通融的规定。

贵族的婚恋诗则不像平民那么活泼生动，不可避免地染上“政治联姻”的色彩。比如迁居岐周的古公父，“爰及姜女，聿来胥宇”，402一到岐下就与当地羌族姜姓女子结婚，借此寻求联盟和族群利益。

二、农事诗与周文化

从周族史诗《周颂生民》中可以看出，被后世尊为农业神的后稷，已经懂得耕种时需要选好良种、除草护苗。而古公父迁居岐周后，摆脱了先前戎狄游牧文化对本族农耕文化的影响，营造了稳定、和平的农业发展环境。《周颂载芟》中有“载获济济，有实有积，万亿及秭”520的记载，虽然周代以10万为1亿，但仍可见当时农业收获的繁盛。

《周颂》中的《噫嘻》和《臣工》则记载了周王的籍田典礼，在春天象征性地率先劳作并祭祀土神、谷神，体现出周文化对以农立邦的重视。而最负盛名的农事诗《豳风七月》则十分详实地记录了西周农民一年四季的劳作过程，反映周文化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

农耕文化显然依赖稳定的政治、地理、政治环境，“和则可大，乐则可久”，自然“和乐”就成为周公制礼作乐的终极追求。

三、宴饮诗与周文化

中国历来不像西方那样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那般重视“人与精神”的关系，唯独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反映人与人之间交流来往的宴饮诗也就显得重要。

虽然周代吸取殷商灭亡教训，周公禁止周人酗酒，礼制有君臣小宴“三爵为度”的细致要求，但宴饮仍是贵族们联络宗族感情、维护宗法秩序的重要方式。例如《小雅鹿鸣》、《小雅鱼丽》、《小雅宾之初筵》等诗，就描写了贵族们宴饮宾客的愉悦、宴享之物的奢华、人与人之间的和乐。

周王也有许多宴饮诸侯的诗，如《小雅》中的《湛露》、《彤弓》、《廖萧》，从中可见：屏卫周室的诸侯们在尽朝见义务时，周王与诸侯一起共祭祖先，并在祭完祖庙后，进入庙后的“寝”继续宴饮。这表明周王重视维护血脉亲情的纽带，从仪式上强调宗法制的大宗祖先，并用最后的宴饮来“和合”各位姬姓公族兄弟和异姓姻亲，也即“和合”了“家天下”的周王朝。

四、颂扬诗与周文化

除了周族史诗外，颂诗中赞美的对象多为文王、武王，而称颂的重点都在于“德”。从《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载见》等诗中可以看出：文王的德体现在宽容慎罚、礼贤下士、团结内部、提倡仁德。“维清缉熙，文王之典”，497诗中认为周初政治的清明，是因为武王、周公、成王都遵行文王之典，实行德政。

而周公礼乐文化重视“德”，也出于为周族统治合法性证明的需要：周族以小邦灭得天命的大邦殷，岂非有违逆天命之嫌?对此，周人强调以德配天，“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从而为周朝的统治正名。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因而认为，周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君权神授、重视出身的观念，而是在天命论里融合了道德标准。

五、怨刺诗与周文化

怨刺诗多出现在礼崩乐坏、王室衰微的东周时期。怨刺内容丰富多样：不满政治黑暗、赋税繁重，也有小官与没落贵族的不得志。《魏风园有桃》就叙写了一位没落“士”族的贫穷困窘，沦落到只能摘园中的桃、枣充饥，展现出东周井田制开始瓦解、地主阶级兴起、土地领主们失去劳动力而没落的下场。

《邶风新台》、《风君子偕老》、《齐风南山》、《陈风株林》等讽刺统治者失仪的诗歌也篇目众多，从中可见：周礼的实行也有等级性，统治者的悖礼行为，并没有制度手段来干涉制止。贵族们希望庶民安分守礼的同时，并没有同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久役不归、思乡怀人的怨刺诗也为数不少，且是此类题材中最情真意切、哀婉动人的成分，富有艺术感染力。如《小雅采薇》和《豳风东山》，就充分体现出周代士兵对于故土家园的眷恋之情。究其原因，也与周文化对血缘宗族的强调有关，它使人们对自身的亲属及家园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依赖感。

《小雅正月》、《雨无正》、《小》等诗则控诉了黑暗政治导致的国弱民困。《召南小星》、《小雅四月》等诗则是小官吏们的哀诗，他们不仅地位、待遇低下，还必须完成艰辛繁重的差事，不断奔波劳苦，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的苦乐不均、对立矛盾。怨刺诗是伴随着周族统治、礼乐文明衰落的哀诗。

六、小结

总而言之，《诗经》在创作、采诗、编诗时深受周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周文化的传承载体。而周文化的主要内涵则体现于“礼乐文化”：礼主分、乐主和，礼是外在的强制、乐是内在的修养与教化。这种礼乐文明实行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分别是井田制、以农立邦和分封宗法制。具体到外在，周文化在《诗经》中突出地表现了对“孝”、“德”、“和合”的强调与追求。

《诗经》在周文化中的地位

一、宗周地域的诗歌类型

诗歌的创作，是人们内心情感的外化显现，其所表达的内容，离不开其平时的生产生活。

不同地区所产生的诗歌，蕴含着不同的诗歌特点，由于受到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渊源的影响。

宗周地域的诗歌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诗歌风格。其诗歌创作的主题可能都是一些相似的内容，但是其所表达的情感却是有所区别的。

1、“新礼旧俗”与宗周婚恋诗

婚恋诗的创作内容包含了从恋爱到结婚，再到婚后生活的全部环节，其中有恋爱时期的青涩懵懂到逐渐成熟，感受到爱情的火辣与甜蜜，同时其中也伴随着爱而不得的悲伤暗恋的情愫。

当恋爱发展为婚姻之后，有着各种情况，有着婚后生活的甜蜜，又有惨遭丈夫抛弃的悲哀。可以说，《诗经》中的婚恋诗写出了爱情与婚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

周代的婚姻礼俗在周礼中属于重要部分，在周代“三礼”中记录了不少的婚姻礼俗，且婚俗作为一个地区风俗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必然会受到其地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在宗周地域的婚恋之中，宗周地域作为殷商时期的王畿故地，有受到前代婚恋文化的影响，但是又继承了周民族本身的礼乐文明。

在宗周地区的婚恋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在此地的诗歌作品中能看到自由开放但是又能看礼法的束约。”

宗周地域关于婚恋题材的诗歌内容虽然产生地与郑、卫等中原地区的诗歌相一致，都产生与河洛地区，但是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虽然王畿内创作的诗歌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周礼的规定下，百姓的婚恋行为还是受到礼乐文化的制约与规范。

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诗歌作品来说。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表现的情感，相对于郑、卫之地的婚恋诗歌作品，表现的都更加含蓄。

2、“男旷女怨”与宗周思归行役诗

对于宗周地域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周平王统治时期的后期的社会属于连年征战不断，导致社会衰败不堪，因此在东周时期，男旷女怨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在外行役的男子久久不能归家，甚至死在外面，而留守在家里的亲人可能都不知道，只能在家中对于在外的亲人产生浓浓的思念之情。

所以，在该地区的诗歌作品中就有表现这一情感的是诗歌作品。从诗歌所表达的内容来说，对于收录在《诗经》中属于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来说，有多首属于该类诗歌。

创作于宗周地域且主题为行役与思归的诗歌作品，从诗旨含义来说，虽然诗句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所表达的情感都具有共通性，同时从诗歌作品创作的背景上来说，产生于该地区该类型的诗歌作品中大多有一种厌倦战争，由于无力反抗而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甚至怨恨之感。

同时对于战争的结局可能明知会失败，但是无法改变，从而加剧了对于家里亲人的思念，希望能够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对于宗周地域的人民，上到贵族，下到民众来说，都受到礼乐文化的影响，从内心来说，是祈望和平安定的，所以在面对战争的感觉中，是不喜的。

所以，在创作这种类型的诗歌作品中，浅表上来看是对于战争的厌烦以及对于亲人的思念之情。但是从深层次挖掘来说，其所想要表现的是对于和平的企望之情。

3、“王权衰败”与宗周乱世人生诗

对于东周时期的社会背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和平年代，而是一个乱世，而这乱世之中也同样能够看出人生百态，不同地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状态。

甚至生活在宗周地域的人民，不同的社会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有共通性的存在，但是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周王室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想要去改变，还是一味的去寻欢作乐，纸醉金迷，《王风·君子阳阳》就描写了这一现象，这是含有讽刺之感的诗歌作品，能够在诗歌之中，找到当时贵族阶层无心朝政，昏庸腐败的生活态。

在这样的乱世之下，周王室虽然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是统治阶级别没有感受这一变化，依然过着欢乐的歌舞生活，无心于政治。

所以说只看诗旨表面的含义，周王室的生活还是充满欢乐之感的，这与周王畿地区的其他人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

面对这样的乱世，一些有志的士大夫有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所在，同时，看见身处于这样的乱世之中，也会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其中所表现这种类型的诗歌作品，以创作于在宗周地域的《王风·黍离》最为典型。

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的诗旨不尽相同，是因为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是诗人缘事而发，缘情而感，所以创作出的作品含义往往有所区别。

但是由于地缘等因素的影响，造成诗歌风格上有一定的共通性，而从诗歌主题来讲，可归为三类作品。分别是婚恋爱情、行役与思归以及人们在乱世中对于人生的慨叹之歌。

二、宗周地域的诗歌特点

文学作品源自于生活之中，同时能够在诗中折射出现实世界的影子，但是艺术又高于生活。宗周地域的周人的有着不同的生活姿态，千人千面和不同的精神世界，反映在诗歌作品中，就形成了宗周地域独特的诗歌风貌。

1、“风衰俗怨”的主旋律

《诗经》整体向上来说，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诗歌集，因此，其创作背景是基于现实社会，基本上都“缘事而发，缘情而感”的诗歌作品，因此，表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氛围。

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内心活动：他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欢乐或者苦恼，与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有一定的联系，他们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或者对命运的慨叹，该地区的诗歌作品都体现了当时该地区人民的艺术理想和较高的艺术修养。

这些诗歌作品在展现周人的丰富情感外，还展现了对当时的生活的审美感受。正如季扎观乐对于王城内诗歌的评价，宗周地域的诗歌风格是“思而不惧”。

但是，从诗歌文本来说，其反映的多是乱离之作，就如唐代诗人李白对其评价“王风多蔓草。”这种乱离之作多是人们对现实社会表现出不满之情，“哀怨”之情在其创作的诗歌中有所体现，而这种“哀怨”其实也是在礼乐文化的影响下，对于和平的企盼。

宗周地域的诗歌作品面向了当时的王畿内的社会生活，反映了现实社会。该地区的诗歌，从诗歌类型上来说，创作了婚恋、战争、思归、宴饮等题材的作品，同时，也为我们留下内涵丰富的文学意象，成为后代诗人频繁使用的资源。

“意象”作为艺术特质中重要的一环，对于，这些意象来说，是宗周地域诗歌作品中创造出的独特意象，对于后世文学作品中出现相关的意象，都是与其一脉相承的，或多或少都有着一定的渊源。

后世诗歌作品使用这两个诗歌意象，把这两个意象从一个不经意间，非自觉性的艺术转变为一种自觉性的艺术，有着丰富的文学内涵，为文学长廊添砖加瓦。

同时也很好的体现出宗周地域的艺术成就，也展现了东周时期生活于河洛地区的士人，在诗歌创作上的艺术水平，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丰富的资源库。

2、“肃穆、沉郁”的语言风格

《诗经》作为中国首部诗歌作品总集，就其产生的空间来看，其产生的区域是沿黄河沿岸，呈带状分布。

在这种广阔的空间区域中产生的诗歌作品，无论是在审美上，还是语句结构上都是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性。

就其《诗经》的语句结构而言，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各段的语句基本相似，在一首诗歌中，每个章节的语言只转换几个字，反复吟唱。

对于《诗》来说，在先秦时期是诗、乐、舞相结合的。因此可以将看作一种线性结构，这种结构通过改变词句的不同，进行层次上的递进，还有配合乐调的原因，由此来形成冲突感的戏剧性结构，给欣赏的人增加起伏感。

这些重言词语的使用，也早造就了该地区多为四言体的诗歌，因为四言体的诗歌节奏与西周时期的雅颂之乐的节奏感相一致，而作为周王室的后裔，其所创作的诗歌作品，自然受到前代的影响。

所以，在该地区的诗歌作品也多为四言体是诗歌。同时四言诗是每句话两拍的节奏，也是继承了原始歌谣的直接表现。这种节奏能够使得诗歌变得郎朗上口，让人容易记诵。

由于宗周地域地处于如今的河南省，所以其诗歌的语言风格，而且在东周时期，诗歌作品多是配乐演唱的，因此，该地区的诗歌作品必定会受到当地的歌谣以及音乐曲风所影响。

宗周地域的诗歌语言特点，从整体上来说，立足于《诗经》文本中，其语言特点与所收录的其他地区的诗歌语言特点，无论是是从句式结构还是诗歌体例上来说，都具有一致性，没有什么独特性。

唯一的区别是，当地的诗歌语言风格活受到当地歌谣曲调以及民俗文化的影响。

3、“温柔敦厚”的审美倾向

习俗文化是一种集体行为，这其中包含了人们的生活生产习惯、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等。

习俗文化的水平与该地域下的人民的心理状态以及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关系，即在同一时空背景之下，可能会存在这共同的文化心理。周代以“礼乐”作为立国之本，所以作为完全继承“礼乐文化”的东周王朝，因此，创作于此地的诗歌多蕴含着“重礼重义”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