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市场范文

教育与市场范文（精选11篇）

教育与市场 第1篇

2008年底, 东莞民办学校的数量已达到237所, 民办中小学校就读的在校学生多达34.65万人, 占东莞中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50.3%;2008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7.98万人, 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达16.16万人, 占总数的90%;2008年我国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已达1100万人, 在校学生总数已超过3000万人, 职业教育所获投资占教育培训市场的48%之多;2006年9月起,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等教育机构纷纷上市, 走上与海外资本市场相结合的道路。

2008年3月, 北京汇众益智科技有限公司宣布获得1000万美元的第一笔风险投资;三年来, 一批教育企业快速增长, 平均每年增长100%以上, 有些甚至高达500%;当前, 我国教育培训产业的潜在市场规模高达3000亿～5000亿元左右

从这些资讯中, 我们看到了我国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同时, 我们也没有忽视这一市场本身的不足:一些企业尽管获得高风险投资, 但自身管理却漏洞百出;市场同质化严重, 呈碎片状态势;信息服务不足, 政府职能缺失, 管理制度不完善, 管理不规范, 权钱交易、高收费、乱收费、寻租等腐败问题严重。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 (2009) 》首次将教育培训市场纳入评估报告范围, 并指出, 我国教育培训市场的发展得益于政府宽松的监管, 尽管一些优秀者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培训公司并开始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但是大多数的教育培训机构依然在艰难地生存着。

而对于“教育市场化”或“教育产业化”, 人们也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的各种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均由国家计划统筹安排。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教育市场开始发育成长, 高考辅导班、出国外语培训班、专业技能班、兴趣班、民办学历教育、计划外教育等先后发展起来, 形成了迅速壮大的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的负担, 激活了传统公立学校教育, 促进了社会教育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推动了教育的变革和发展。

然而, 教育毕竟是特殊的公共产品, 其不能完全任由市场来决定。市场解决不了公平和公正的问题, 还影响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损害教育的公信力, 对公民的三观教育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与学校道德教育 第2篇

然而，应当认真加以思考的是：学校德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是否意味着要把市场经济文化作为学校道德文化赖以建立的全部基础?回答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市场文化与社会道德文化从其取向上说，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相悖方面。

市场经济的互利是建立在利己基础上的，道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不能排除利他性的.特征。所以我们考虑学校道德教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这一命题时，就不能简单地用市场文化的模式来铸塑学校德育。

用与市场文化不同价值取向的道德文化来教育下一代是否会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鲁洁认为，文化与经济的适应决不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简单对号。道德文化中包含了与市场文化相一致的部分，这部分道德文化固然起到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产生两者相适应的效应。而与市场文化取向不同的道德文化，同样也可以产生适应的效应。人们在超越市场文化的道德文化的培育下，才能适当遏制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及拜金主义的恶性泛滥，引导市场按其应有的规则运行，沿健康的方向发展。

英国高等教育与“市场化” 第3篇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基础是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实现“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在公共部门实施类似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建立一种准市场机制，以取代传统的政府计划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市场优先于政府、私有权优先于公有和社会所有，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竞争等。作为欧洲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拓荒者，英国成为高等教育市场化之压力的缩影。

实行成本分担

对于高等教育财政而言，二战后英国政府几乎实现了完全国有化，它所承担的经费一般达到大学预算的90%以上。然而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使英国经济受到强烈冲击。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推行“大市场、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减少政府公共开支，削减高等教育经费。由于政府减少拨款，大学生存的代价是增加学生缴费、私人捐助和与工商业签订合同等其他收入。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是指完全依赖于政府或纳税人转变为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家长和学生，以实现真正的成本回收。高等教育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开支项目主要由学费支撑运转，学费是大学生为获取高等教育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也是向学生或家长征收用以补偿部分高等教育成本的费用。

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学14%的收入和多科技术学院17%的收入来自学费，英国本土学生攻读第一学位的全部学费几乎都由政府支付。但到1997年，英国政府发表《迪尔英报告》，建议结束英国大学生免费接收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历史，受益者要分担教育成本。《2004年高等教育法》宣布，从2006至2007学年起实施新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运行高校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收取每年0至3000英镑不等的学杂费。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是英国政府削减开支、实施高等教育“类市场化”政策的重要举措，其目的是大学生增加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弥补政府对高等教育支出的不足，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提升高等教育效率和质量。英国公立院校除政府拨款、学生学费的资金来源外，还通过其他途径如海外学生学费、社会筹资、校友捐款等筹集部分资金，从而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个人为辅、社会参与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模式。

改革拨款方式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高等教育拨款基金制的国家，英国政府通过独立的拨款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向所有高校提供资助。对于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早期工作人员给予充分肯定，它不仅受到大学教师们的信任，而且被看做是他们独特权力的维护者。然而这种“政府管理”的拨款体制并不利于资金合理分配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立的多科技术学院主要由地方税款提供经费，并由地方教育当局进行监督。1982年，英国政府设立了“全国地方当局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负责考察各地方高校的成本效益和决定高级技校教育基金的分配。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为教学和科研分配资金，对于很多高校而言，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是它们经费的最大提供者，约占高等教育全部资金的40%。

科研经费的另一主要来源是6个专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同样实行竞争性拨款方式，在评估高校科研项目申请的基础上，择优对具体科研项目予以支持。总之，英国政府制定高等教育科研拨款的原则是多元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责任性。

拓宽筹资渠道

除去政府的自主，英国各高校也在纷纷利用各自优势，争取在其他方面获得额外的资源，其渠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积极争取社会捐赠。社会捐赠是西方大学经费筹集的重要渠道。近几年，英国各界给大学的捐赠呈现上升趋势，英国所有高校都建立了旨在获取捐赠收入的发展处，募捐的主要对象是毕业生。如牛津和剑桥各学院经费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赠，其他大学得到的捐赠约占总经费3%左右。捐赠者往往以获取某些研究成果或共享某项知识产权为条件，这种交互式捐赠是英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的一大特色。

其次，与工商界建立密切联系。英国大学与工商界建立广泛联系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7年发表的《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指出，政府及其主要的提供资金的机构将鼓励和赞助高等院校采取使自己与工商界更加接近的措施。据报道，1991至1992年度英国高等教育从工商界获得的各种资助包括研究费用、教学费用、捐赠的学生奖学金等合计3亿英镑。

市场经济与档案高等教育改革 第4篇

档案是人类重要的信息资源库,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档案学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因此目前档案高等教育只有通过对自身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消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脱轨”的局面, 促进自身的发展。

首先, 转变观念, 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虽然档案学脱胎于历史文献, 但是就档案学发展趋势来说与历史文献的关系也渐行渐远。21世纪是一个知识与科技爆炸的时代, 如果在教学内容上仍然不知更新, 这必然是档案学发展的最大阻力。因此这就要求高校档案学教育摆脱历史文献作为主要教育内容的窠臼, 转变自身的档案学教育发展的观念, 促进档案学教育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合。且现在科技的发展, 档案保存不再是以往的纸质文献的保存, 而是采用光碟、电子档案、影视图片等方式进行档案的保存。因此这就要求从事档案管理的人员必须适应这种新变化, 才能有效解决现代档案保存的相关问题。根据这一新的发展变化, 档案学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上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内需, 可以渗透着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 从而培养与时俱进的复合型专业档案人才。

其次重视档案实践能力的培养, 加强实践环节的教育。档案学专业属于应用型的学科, 而这就决定了实践环节在这门的课程的地位。同时档案实践巩固了一些书本知识。然而在现实档案学高等教育过程中, 却很忽视在这方面的教育, 导致其培养的专业档案人才缺乏动手能力。因此档案学高等教育必要重视实践教育, 创新实践教育的形式。学生可以到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以及档案馆、图书馆等地方进行档案实践。亦可以学校与企业单位合作的方式, 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此外学校在教学计划工程中应当重视专业课程的实践环节, 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总之重视学识档案实践能力的培养, 不仅培养了学生了系统专业的档案理论, 还同时具备从事档案管理的实际能力。

再次, 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也”, 可见师资力量的强弱也往往影响着档案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师资力量的建设。而档案专业的师资建设主要取决于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 因此学校要加强档案学教师的知识更新, 使他们接受新的档案理论, 与时俱进。同时也要鼓励一些缺乏实践经验的年轻教师到相关单位或机构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此外组织教师参加一些地区性的档案学术会议或者到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以开拓视野, 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通过这些方法提高师资力量水准, 为档案人才的培养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 在课程设置方面需要一些改变。课程设置决定的档案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况且现在档案管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再是以往那种单一人才的需求, 而是需要一种掌握新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学校必须在课程设置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加大信息技术的分量。这样才能使培养的档案人适应档案发展的新趋势, 促进了档案专业的发展。二是要设置些与档案有关的相关课程, 其主要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如文秘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管理学等具有实用性的学科课程的设立。因此, 课程设置的改变有利于培养复合型的档案人才, 强化学生对市场的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周宝中.天津新华业余大学是如何办档案专业的[J], 中国档案, 1982 (02) .

[2]方福华.建议大学办档案专业函授教育[J], 中国档案, 1982 (03) .

[3]胡官忠.略谈档案专业教育工作[J], 档案学通讯, 1985 (03) .

[4]刘伟.“十五”期间发展河南档案事业的基本设想[N], 中国档案报, 2000年.

[5]翟晓蔚.浅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高等职业教育[A];2001中国电子教育研究论文集[C];2001年.

教育与市场 第5篇

一、体育健身市场

体育健身市场即 为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服务的部门”．是体育产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非实物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体育健身、娱乐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的结合。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状看． 目前以商品形式向广大消费者提供体育健身．娱乐服务的经济实体越来越多，一个以体育运动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投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能基本满足消费者不同档次需求的体育健身娱乐市场已经形成。

发展体育健身市场是现阶段中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推进这项工作有两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实现我国体育产业由“以体为主． 多种经营”的创收模式向“本体推进．全面发展” 的方向转化。健身作为体育的本体价值． 是体育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开发这种经济功能，使健身的效用(使用价值)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 促进全民健身市场运作． 既是发展体育健身市场的需要． 也是实现体育产业”本体推进． 全面发展“ 的必然选择。二是有利于全民健身计划的顺利实施。发展体育健身市场． 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全民健身计划的资金问题． 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 它能促使全民健身计划按照产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从而使整个计划实施的力度和效度得以提高。

从健身市场的内涵及现状看我国体育健身市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构成：(1)体育健身娱乐的经营实体。如健康城、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以及各种健身健美俱乐部等。(2)体育健身娱乐技能的培训、辅导和咨询。(3)群众性体育竞赛表演。(4)体质测试和健康评估：运用先进的测试设备和科学合理的检测手段．为社会大众提供体质测试和健康评估的有偿服务。(5)体育康复：为患有某些慢性疾病或身体局部组织损伤的病人．提供运动处方．医疗保健及传统体育医疗康复方法，使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或痊愈．(6)体育健身娱乐的科技开发 为提高大众锻炼身体的实效性，趣味性而开展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

二、我国体育健身市场的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体育逐步面向社会． 一些消费层次较高的体育项目也开始进入生活领域。体育作为一种健康投资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社会上的一些企业和个人． 以及外资开始投资易于盈利的体育经营项目． 举办诸如健康城．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以及各种经营性体育健身俱乐部。体育健身领域开始出现了私营． 集体．个体、外资． 中外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实体． 形成了一个向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的体育健身市场。

但是 体育健身市场也还处在发展之中．从各种文献资料查询结果看 目前我国体育健身市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体育健身市场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区域上的不平衡。沿海 沿江的省份在体育健身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上远远高于内陆省份；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农村处于空白：(2)主业和副业发展不平衡。体育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主业的经营收入远远低于副业经营收入(3)市场结构和布局不平衡。突出表现在提供高档体育健身娱乐服务的经营单位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而提供中低档体育健身娱乐服务的经营单位则发展缓慢。另外． 目前大多数体育健身设施和服务经营单位都集中在市的商贸中心． 而在城乡集合部，尤其是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则缺乏配套的健身设施和服务经营单位． 这也使得体育健身市场在布局上表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体育健身市场的行业管理亟待加强。各级体委是各级政府主管体育事业的行政机构．也是体育健身产业行业管理的职能部门。目前各级体委只考虑下属事业单位如何来进行健身产业的经营． 而在如何对社会上其它部门和个人办的体育健身经营活动实施行业管理方面缺乏应有的考虑。这一状况有两方面负影响： 一是体育部门办的一些体字号的经营活动要到文化部门去登记。并要交纳一定的管理费． 限制了体育健身市场的发展． 阻碍了服务领域的拓宽．二是体育健身市场的行业管理是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手段。缺少对体育健身市场的行业管理． 将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利用市场的方法和手段来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体育健身市场的行业管理就是把社会上其它部门和个人办的体育健身服务经营单位也纳入全民健身计划服务网络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 强化这项职能意义重大。产权关系不明． 资产管理不顺。目前各级体委在体育健身

经营开发中的合作经营、合作开发项目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外合资的一些大型项目． 合作期限过长：二是合作中对有形资产有低估现象．无形资产不在评估之列。因此．加强体育部门国有资产的管理．实现产权关系的明晰化、资产评估科学化．对防止在经营开发中体育部门国有资产流失有重要意义。

三、体育健身市场发展对策

现阶段体育健身市场发展的总体策略是：以《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主体 在培育体育健身市场主体、拓展体育健身市场领域、加强体育健身市场管理三个方面整体推进 探索新路子．形成一个以体育健身、娱乐为主的社会化体育服务体系和一个由体育行政部门依法管理的多样化的． 多层次的体育健身市场。实现体育健身市场主体多元化和管理规范化。这一策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全民健身计划相配套的依托社会、面向市场的体育健身市场运行机制。体育健身市场是为提高全民素质服务的一项产业． 也是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发展体育健身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我国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群众性体育协会．俱乐部．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站)．社区体育活动中心，应以社会化．产业化为方向 开展健身、健美．康复、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积极引导群众的体育消费，不断拓宽群众体育消费领域。体育场馆和各种体育设施应继续坚持”以体为主． 多种经营 的方针，扩大对外开放，加速由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同时要注处理好场馆经营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

4．体育院校科研单位，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增加社会服务． 拓宽服务领域． 开展有偿技术咨询 人才培训 科技开发和成果转让。有条件的院校和科研单位应配合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为群众提供体质测试 健康评估等有偿服务。培育和开发体育健身娱乐市场． 为全民健身计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创造必备的基础和条件。体育健身娱乐市场应提供各种健康 科学 文明的体育服务。要考虑人民群众实际的消费水平，重点开发中低档体育健身娱乐项目，适度发展高档健身娱乐项目。要在积极引进国外趣味性的健身娱乐项目和设施的同时． 做好挖掘和整理我国民间传统的体育健身娱乐项目． 以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健身娱乐需求．为更多的人提供高质量 规范化的有偿服务。切实抓好体育健身市场的行业管理。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本着保障广大体育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促进体育健身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宗旨． 重点抓好体育经营实体的开业标准和从业条件的制订工作，尽快实施体育健身经营许可证制度。

四．发展体育健身市场的政策建议

发展体育健身市场关系到我国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 关系到全民健身计划推进方式的选择。搞好这项工作尚须必要的政策支持。建议应重点抓以下几方面的政策措施：制定和完善体育健身市场的投入和投资政策。发展体育健身市场主要应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要积极进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和试点，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渠道地增加对体育健身产业的投入。加快体育健身市场的立法进程，健全法规体系。当前应根据体育健身市场管理不顺．政出多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体育健身市场管理办法》。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也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制定地方性体育健身市场的管理法规。争取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体育健身市场的发展． 体育健身产业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政府对公益事业提供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各级地方体育管理部门在积极争取享受文化和教育部门现有的相关优惠政策的同时．还应根据体育自身的特点．力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健身产业的发展。加强体育健身产业规划和管理。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健身市场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确定通用性健身产业发展重点．制定体育健身产业发展规划。要尽可能使发展体育健身产业的投资 信贷 就业 用地等列入城乡整体规划．使本地区的体育健身产业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要加强对体育健身产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建立体育健身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准确把握体育健身产业的发展动态 变化趋势和未来走向．提高对体育健身产业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加强体育健身产业规划和管理。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健身市场的实际需求 确定健身市场发展重点 制定体育健身市场发展规划。使本地区的体育健身市场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加强对体育健身产业的科学研究工作 建立体育健身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准确把握体育健身市场的发展动态 变化趋势和未来走向．提高对体育健身市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喻小红：公共体育场馆产业化发展的对策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08

教育与市场 第6篇

关键词：教育成本；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均衡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115—08

一、研究背景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最近3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高达9.6%，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中国奇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例如，从在校生人数这个绝对量上来看，截止到2009年，小学有11 071.5万人，初中有5 433.6万人，高中有2 434.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有2 144.7万人，分别是1978年的0.69、1.09、1.57和25.05倍[1]。抛开扩张更为明显的高等教育不谈，图1用义务教育阶段（分学龄前、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升学率变动说明了中国近30年的教育发展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学龄前儿童（小学适龄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从1978年的95.5%上升到2009年的99.4%，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则从1978年的87.7%、40.9%上升到2009年的99.1%和85.6%。

虽然三级教育的升学率都有着长期增长的一般趋势，但具体到不同时期，还是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比较明显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里，学龄前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始终保持稳定增长，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却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变动，具体而言，这两级教育的升学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明显下降，在先后降到各自的最低值66.2%和31.5%后又缓慢回升，差不多要到1990年（初中入学率）和1994年（小学入学率）才回到1978年的初始水平（87.7%和40.9%），之后继续增长。

在图1中，笔者把小学和初中升学率的变动率同人均GDP的变动率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数值为负的年份，意味着指标值出现下降的趋势。1978年以来，年人均GDP在2 513.7之间波动，均值为8.6%，数值始终大于零，说明GDP一直在增长。改革开放前15年里，人均GDP增长率除了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之外，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强势的增长势头，并没有出现U型的变化趋势。图1中小学和初中的升学率由负转正，说明这两个指标有着先降后升的变动趋势，同GDP的走势完全不同。特别是在小学和初中入学率达到最低值的那几年，人均GDP的增长率不断攀升，直至阶段性的顶点13.7%的水平。这样，以往单纯地从收入角度来解释教育的发展就缺乏说服力了。我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手段对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具体说明，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详讲了。无论是使用原指标还是经过对数化处理后的指标，均发现升学率和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这个论断同图1分析的结果一致。于是我们推测，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这种显著的背离，一定是有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本文的目的是要利用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从微观角度对中国初中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趋势加以解释，由于缺乏数据和相关资料，我们的解释还只是理论的而非经验的。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当成是对人的一种投资，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家们认为收益率是影响个人教育决策的最重要因素[2]。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初中等教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U型发展，很可能与这一时期教育收益率的类似变动有关，但已有的研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比如，在李实和李文彬[3]、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4]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中发现教育在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虽然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限制等障碍，中国教育的私人收益率相对较低，近几年，各级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在数量和分布上开始逐渐与国际平均水平趋于一致，并逐步提高[5—6]。由此看来，义务教育下降是出现在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的阶段，因此，从收益率角度无法提供有更加说服力的解释。

影响家庭教育决策，使教育水平下降的因素还包括：（1）信贷约束。家庭在面临信贷约束时，父母会通过代际间的借款来应对，他们以牺牲孩子未来收入的方式将子女推向劳动力市场，致使教育出现中断[7]。Parsons和Goldin对失学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在实际生活中，贫困家庭很少有机会进入金融市场，只能从个别的垄断高利贷者手中借款，这就构成了向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障碍[8]。（2）协调失败。Dessy和Pallage证明如果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和企业对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投资决策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那么他们就不太会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9]。Easterly也认为，如果家长和企业在历史上都没有形成一个向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投资的习惯的话（比如，非洲、拉美和南亚的国家长期处于“低技术陷阱”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协调问题[10]。（3）没有（或者缺乏高质量的）学校。越是落后的地区，家庭离学校就越远，上学的成本就越高，而且一旦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好，家庭也极容易中断教育[11]。此外，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性别、肤色或种族歧视等都可能引起家庭减少或放弃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12]。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情况，我们发现这些研究角度也同样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与以往相比，家庭在信贷约束方面有所改善，学校质量和父母的教育程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协调失败”看起来与教育的这个短期U型波动没什么关系。在中国的另外一些研究中，义务教育成本过高因素被提及[6]。但我们发现，这些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对儿童辍学的解释上，而对初中等教育的这一U型发展趋势几乎没有关注，进而没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将利用经典的BV模型，从教育成本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对上述现象加以解释，从理论的角度看，这是对以往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下面先看一下模型的基本内容和含义。

三、模型的内容及其局限

本文首先要介绍的模型源于Basu和Van[13—14]的经典论文，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补充和发展[15—16]，目前已经成为解释儿童失学和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经典模型。该模型的重要特点是，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对家庭和企业的行为以及市场均衡的结果做了深入的分析，最后得出多重均衡的结果，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均衡的方法是当前主流经济模型采用的标准方法，而多重均衡的结果符合现实情况。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劳动力市场模型。

模型的出发点是两个公理性的假设：家庭只有在成人劳动收入极低的情况下才会将儿童推向劳动力市场；儿童和成人劳动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尽管替代比例不是1∶1。

该理论使用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各部门的最优行为如下：

1. 家庭

市场上有N个相同的家庭，家庭由一个成年人和m个儿童构成（m>1），其偏好可以表示为：

（c，e）c≥0，e∈（0，1）（1）

其中，c是家庭的消费，e是二值变量，代表儿童参与劳动的程度，儿童要么劳动（e=1），要么上学（e=0）。一个儿童的消费和生产率相当于k个成人，0

（c，0）>（c+δ，1），如果c≥s（c+δ，1）>（c，0），如果c

家庭的目标是要在下式的约束下选择合适的c和e来最大化其偏好。

c（1+mk）≤emwc+wA（3）

不难发现，与c（1+mk）相等的工资Wa（=emwc+wA），即为家庭的生存工资水平。wc和wA分别是儿童劳动（童工）和成人劳动的工资，也是外生给定的。 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解如下：

c（wA）=wA1+mk，若wA≥（1+mk）s

wA+mwc1+mk，若wA<（1+mk）s（4）

e（wA）=0，若wA≥（1+mk）s

1，若wA<（1+mk）s（5）

如果用SA和SC分别表示成年劳动力和儿童劳动力的供给，有：

SA=N（6）

SC（wA）=0，若wA≥（1+mk）smN，若wA<（1+mk）s（7）

2.企业

市场上有n家相同的企业，生产同样的消费品x，企业i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xi=f（Ai+kCi），f′>0，f″<0（8）

Ai和Ci分别代表企业i所雇用的成人和儿童劳动的数量，企业是市场工资的接受者，所以企业i的最优化行为可以表示为：

maxAi、Cif（Ai+kCi）—AiwA—CiwC（9）

很容易就能观察到上式的解，如果wAwC/k，企业就会仅使用儿童劳动，当wA=wC/k时，使用这两种劳动是无差异的，所以，可以命名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此外，企业总是要确保下式成立：

f′（Ai+kCi）=min{wA，wC/k} （10）

3.市场均衡

市场对成人劳动力和儿童劳动的总需求是单个企业需求的n倍，如果用DA=DA（wA，wC）和DC=DC（wA，wC）分别表示这两种需求的话，有：

DA=0且f′（kDCn）=wCk，如果wA>wC/kDC=0且f′（DAn）=wA，如果wA

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一组工资（w*A，w*C）使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如图2所示）。

图2表示在二维空间里，纵轴代表的是“有效工资水平”：wA=wC/k，横轴为“有效劳动”，它代表着用成人劳动力所表示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

于是，就可以在新的坐标中画出劳动的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ABJK，因为只有当wA<（1+mk）s时，儿童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以wA>（1+mk）s时，市场上的劳动供给仅仅是成人劳动力的数量N，供给曲线为AB；当wA<（1+mk）s时，儿童参与劳动，对应的有效劳动数量是（1+mk）N。这样，供求曲线就会有两个交点，形成“好的”和“坏的”两个均衡E1和E2，它们分别是有儿童劳动的均衡和无儿童劳动的均衡，这两个均衡所对应的工资水平分别为H和F，也就是说，当劳动力市场上成人的工资水平高于E1点时，就不会出现有儿童劳动力的情况；而一旦成人工资过低，家庭就会把儿童推向劳动力市场，“坏的”均衡出现。

BV模型介绍了儿童劳动产生的必然性，但模型本身的一些局限使得我们不能直接用它来解释本文要研究的问题。首先，该模型使用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休闲”二分法：儿童要么劳动，要么在家“休闲”，而在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贫困家庭显然不是在上述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既然“休闲”是一种奢侈品，那么实际的选择就应该是上学或是劳动。实际上，我们很少会看到穷人家的孩子在辍学之后会呆在家里，家庭会按照儿童的实际情况分配一些或简单或复杂的劳动活动。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Becker的经典论文之后已经淡出了现代劳动经济学的主流。其次，BV模型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儿童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忽视了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对家庭选择的影响，后面我们会说明，教育成本的变动在观察中国家庭一段时期的教育决策时非常重要。最后，模型不谈及收入分配问题。在儿童失学比较多的地方，也常常伴随着严重的收入不均等，这一点已被后来很多学者注意到了[17]。前面说过，在考察中国的教育问题时，宏观的GDP变动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这需要我们从收入分配或者其他更微观的视角研究。下面，我们将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对模型进行简单的扩展，尝试着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发展提供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四、扩展及在中国的应用

1.教育成本增加对均衡的影响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为了早日完成经济上的赶超，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来提高教育水平，一方面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防止未成年人辍学劳动；另一方面，国家几乎承担全部了教育成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当时的政治体制也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保障，结果，解放前普遍流行的童工劳动基本被消除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的教育都实行免费，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教育领域的改革也随之进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财政制度开始改革，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责任由乡、村乃至街道一级地方政府承担，教育的成本越来越多地落到了家庭的身上，而且经济越困难的家庭，教育的成本越高[18]。这一时期政府教育公共支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总额不足，结构不合理，教育成本越来越向个人或家庭倾斜。

从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OECD国家和收入水平较低的WEI（世界教育指标）项目国家平均都超过了5%，而中国长期在2%—3%之间徘徊，远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即使放在亚洲，一些人均GDP不及中国的国家，政府在教育上公共支出的相对比重也远高于中国，并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表1将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教育公共开支情况列了出来，同时也选取了亚洲和世界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做了比较。从中能够看出，中国的教育公共支出相对而言是偏低的。

公共支出不足只是一个方面，支出结构不合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往大量的研究证明，越是基础教育，其收益率就越高，外部性越强，对社会也越重要[4]。而中国在“国家和省办大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和村办小学”的理念下，将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地方。由于地方的收入差距很大，这样，越是贫困的地方，教育的公共支出越是不足，教育成本逐渐向家庭倾斜，于是家庭的教育成本不断上升。在Wei[19]的一份早期调查中，他选取了中国中西部地区6个省份的23个县3 000多个农村家庭，以初中教育为例，教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如表2所示。

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是国际上考察家庭教育负担的通用指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都介于1%—4%之间。考虑到这一地区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不到600元的情况，表2中的数据表明，部分农村家庭确实承担着很重的教育成本。实际上，多年以来，中国家庭整体的这一指标始终在10%左右。在随后的另一份调查中，曾满超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来观察家庭的教育负担，他发现，在调查的4个县中，该指标介于14%—37%之间，其中有近1/5的家庭都超过了20%（代表教育负担很重）这个临界水平[20]。

现在，我们就将教育成本上涨的因素放入BV模型，看看对均衡的结果有什么影响。假设教育成本为E，那么，家庭偏好、消费约束和最大化行为都要发生变化。家庭的偏好为：

（c，0）>（c+δ，1），如果c≥s+E（c+δ，1）>（c，0），如果c

约束条件变成：

c（1+mk）+E≤emwc+wA（13）

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解是：

c（wA）=wA—E1+mk，若wA≥（1+mk）s+EwA+wc—E1+mk，若wA<（1+mk）s+E（14）

e（wA）=0，若wA≥（1+mk）s+E1，若wA<（1+mk）s+E（15）

成年劳动力和儿童劳动力的供给为：

SA=N（16）

SC（wA）=0，若wA≥（1+mk）s+E1，若wA<（1+mk）s+E（17）

在企业的最优行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图3给出了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于是，随着wA=（1+mk）s上升到wA=（1+mk）s+E，劳动供给曲线变成AB′J′K，如果市场上的劳动需求曲线不变，那么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点就可能是两个（E1、E2），但只出现“坏的”均衡（E1）——即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由于加入了教育成本，儿童失学并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成人工资水平由wA=（1+mk）s上升到wA=（1+mk）s+E，此时，劳动供给曲线（AB′J′K）也随之在此处断开，如果市场上的劳动需求曲线不变，那么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点既可能是两个（E1、E2），也有可能是一个（E1），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就说明只要教育成本达到一定程度，家庭就会中断孩子的教育投资，儿童失学去参与劳动，入学率下降。

2.技术进步对均衡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国门，大量国外产品涌入中国，附着在上面的先进技术也进入国内，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比以往有所加速，体现出了一定的“后发优势”或者“追赶趋势”。从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个测量技术进步的指标来看，以农业为例，全炯振发现，在1978—2007年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7%，其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技术进步，而且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技术诱导型的增长模式、明显的波动性（阶段性）和地区之间增长的不平衡[21]。刘书祥和曾国彪运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分析了纯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他们发现，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比较显著的负效应，当期技术效率的改善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滞后期技术效率的改善却对就业量的增加具有负效应。

现在，我们就将技术进步的因素纳入到模型中，来观察均衡变动的情况。技术进步的特点是提高成人和儿童的劳动生产率，在图4中，N和k会分别变为N′和k′，有效劳动供给增加，由N（1+mk）变成N′（1+mk′），这样，供给曲线就由ABJK变为ABJ′K′。如果技术进步不改变劳动需求的话，其他条件不变，均衡的结果就由原来的单一均衡变为混合均衡：初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好的”均衡E2，现在“坏的”均衡E1′也会出现了。这样，经济中就出现了儿童劳动的情况。

新技术并不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除非“适宜”于本国的具体国情。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往往与国外的要素禀赋相适应，通常是资本使用型的或者劳动节约型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资本而少投入劳动，如果生搬硬套，也容易“水土不服”，更谈不上提高生产效率了。但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结合本国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通过由简单地模仿到“本土化”改造，使这些外来技术逐渐与本国生产情况吻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竞争优势。可以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和这种“诱致性”的技术进步息息相关。

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与自身比较优势“适宜”的技术往往为劳动使用型，不排除这种技术进步会增加市场对劳动的需求，进而改变需求曲线的位置。但只要教育成本上涨明显，即便劳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同时右移，有儿童失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坏的”均衡还是会出现。图4也给出了这种可能的结果。随着儿童失学并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人工资水平由wA=（1+mk）s上升到wA=（1+mk）s+E，需求曲线右移至D′，供给曲线由ABJK变成了ACFK′。经济中原来只有一个“好的”均衡E2，现在会出现一个混合均衡的结果（E2和E3），仍然会有儿童失学进入劳动力市场。

五、结论与不足

在本文中，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分析了教育成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的非线性（U型）变化，这是对传统的仅从收入角度进行分析方法的一个必要补充。BV模型最初是用来解释童工劳动的，后来经过经济学家的不断修正或扩展，已经成为解释劳动力市场均衡的一个重要的模型。儿童劳动和儿童入学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失学多发的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中，儿童一旦失学，总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论是家庭内的劳动还是干脆进入劳动力市场。

从该模型出发，只要能确定一个政策或经济变量对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影响，通过改变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位置，就能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进入新千年后，特别是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使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进一步下降，根据前面的模型，维持家庭生存水平的工资降低，进而劳动力市场上只出现成人劳动均衡的可能性提高，儿童失学减少，入学率提高。在不远的将来，生育控制政策导致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成年劳动力的供给逐渐减少，根据BV模型，整条劳动供给曲线都会向左移动，就会出现成年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儿童劳动消失的情形。

遗憾的是，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本文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理论说明而非实证阶段，这是本文的主要不足之一。实际上，虽然BV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但多数研究也仅仅涉及理论解释方面，如何将模型改造成一个类似明塞尔模型（Mincerian Model）那样的兼具理论与应用价值的模型，是本文也是国内外众多学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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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调查研究 第7篇

一、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的现状

因为实际上学校课余的有偿补课构成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此次调研将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分为两大块,即学校的课余有偿补课和校外形形色色的培训班。

1、学校的课余有偿补课异常普遍

很多地方明文规定不允许学校补课,但这对于很多学校而言就是一纸空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不需要做很多地下工作。很多家长实际很赞同学校补课——收上来的问卷统计显示83%的家长同意学校补课,因为相对与校外的培训机构而言,学校补课收费相对低廉,也更加正规——有正规的老师、正规的作息时间安排、正规教学场所与教学设备。在走访调查中,发现鄂州市所有的高中都在补课——高二、高三都在补,高一只有素质班(把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在一起的班)在补。初中一般只有初三在补课。几乎所有的初中学校大门上都悬挂着“热烈庆祝我校xx人考入鄂州高中”。初级中学把考入鄂高的人数作为自己招生宣传的资本。在此驱动下,学校拼命补课,把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到一块,选择最好的老师,重点培养,成绩好的学生都坐在教室前面。老师看学生,学校看老师,社会看学校,一切“唯成绩论”。这种体制使许多学生因此丧失了学习的兴趣,磨灭了他们积极探索与创造的激情。中国的教育体制很不合适,但是很合理。不合适的理由在前面已经说了;之所以说它很合理,是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还相对落后,我们无法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把所有的学校都建得那么好。我们只有集中有限的资源培养“更有前途”的学生,即成绩更好的学生。其实,老师也是无奈的,他们也要在这种教育评价体系中求生存,谋发展。无数的寒门学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2、校外各种培训班充斥于大街小巷

由于培训市场进入门槛较低,很多机构和个人受利益驱使,纷纷进入这个似乎充满暴利的行业。在走访调查中,我发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培训班充斥于大街小巷。我的调查集中在各种补习班和各种舞蹈、绘画、音乐等培训班,对职业教育和高校继续教育的培训关注较少。总的说来,这些机构的基本现状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多、杂、小。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几乎所有的中小学老师自己开设培训班或到其他培训班上课来赚取外快。很多培训班只需要一块牌子、一间房子、几套桌椅和几位“老师”。有些“老师”根本没有教师资格证,很多所谓的老师都是高校的学生。一些培训班在招生的时候聘请正规老师,等学生招满了就启用高校学生代为授课,因为给这些学生的报酬要比给正规老师的报酬低得多。现在的培训班多到令人咋舌得程度。在调查研究中我发现几乎每条街道都有培训班,有的街道简直可以叫做培训一条街。有舞蹈的、绘画的、音乐的、文化课的等等。尤以文化课的居多。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但要求水准极高的社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是天下父母的心愿,但是父母不能将自己的个人期许强加到孩子身上。父母的大方投入对培训市场的繁荣真可谓功不可没!我发觉很多父母没搞明白教育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些培训机构的“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培训机构上课地点很杂,有的在繁华的闹市,有的在僻静的巷尾,有的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角落,有的在安全设施令人堪忧的楼层。第二,人员很杂。前面已经提到,上课的“老师”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老师,在知识水准、教育理念、授课方法、沟通技巧等方面实在不敢恭维。其次,没有有序的管理人员。有的时候学生放任自流,学习效果自然难以保证。第三,课程安排很杂。很多机构没有固定的课时安排,更谈不上什么科学。市场的缺陷在教育这个领域也体现得这样明显。基本上没什么老师认真备课,因为他们求的是短期的利益,也没想到要把它做成企业。即便像极少的有法人资格的机构,如在鄂州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海卫教育集团,管理也非常松散。上课的教程也是五花八门:很多是将以后学校要学的教材提前给孩子上一下,有的是将学过的教材拿出来温习一下,有的是拿一些题集或教辅资料给孩子们讲授,有的随便找本教材,如疯狂英语、新概念英语来给孩子们讲授。第四,很多机构无证经营。“中小学课外辅导和早教机构从工商部门转到由教育部门监管已一年多,但南都记者昨天从市教育局获悉,目前递交申请获得《办学许可证》的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仅有31家,早教机构有7家。据业内人士表示,至少还有一半以上培训机构游离在监管之外。政策实行一年多,为何还存在过半辅导机构无证经营?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解释,清理超范围经营的培训机构权在工商部门,教育部门只能对不合格的培训机构提出整改要求,监管起来有难度。”(《南方都市报》2011.08.30)

二、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火爆的原因

1、文化崇拜的历史传统是其深层次原因

一种社会现象的生成一定会有其背后的文化基因,一种群体心理结构往往会对一种社会现象的生成产生深刻的影响。科举制为社会底层的寒门学子改变个人命运,跨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造成惨痛的破坏。文革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拨乱反正,文化,具体说应该是学历在人才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初次评价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促进了人们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切“唯学历论”“唯成绩论”。时至今日,通过教育培训与辅导求得一个文化身份或者通过一个文化门槛并以此为进取之道仍然是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持续井喷式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教育体制很不合适,但是很合理。之所以说它不合适,是因为它评价学生几乎完全基于学生的学习成绩,这造成很多学生高分低能、自主能力差;同时它磨灭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很多孩子进入大学后厌学,迷茫。

2、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其现实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十来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不可说不是一个奇迹。经济持续、快速、平稳的发展为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资金。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公共部门因此有较大的财力推动教育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的增加使他们有可能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自身发展的领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广大父母的殷切期望。在调研中我发现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占很多家庭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在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很多家长愿意省吃俭用甚至是炸锅卖铁送子女上学。与此同时外资也不断涌入中国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近年来,教育培训类公司迎来了IPO和风险投资的高峰期,教育产业取代互联网,成为创业投资最热门的关键词”(选自《2011-2015中国教育与培训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的发展基本不会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尤其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教育与培训市场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通畅。

时代的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大为提高。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从新增就业来看,我国城镇近几年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大约只有1200万人左右,供大于求的缺口约在1200万人左右,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2008年达559万人,2009年达610万人,2010年达630余万人,就业矛盾十分突出。”(选自《浅析当前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就业建议》)中国人口基数大,密度大,因此生存空间相对狭小,生存压力相对较大。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式,广大学子都想往好的大学挤,所以都竭尽全力提高成绩。教育培训与辅导机构因此异常火爆。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的门槛大为提高,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整个社会的大背景加上教育体制的矛盾从根本上推动了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的“一片繁荣”。

三、培训市场的发展前景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投在教育方面的资金必然会继续增加。“近年来,教育的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使教育培训机构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教育培训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投资项目,为全球的战略投资家所推崇。教育培训市场被公认为最具‘钱景’的市场之一。”(选自《教育培训市场的前景与竞争策略》)另一方面,政策的放开也有利于教育培训市场的发育,越来越多的非公有资本,如外资的涌入,将推动规模较大的培训公司的形成,甚至会出现一些产业巨头。现在很多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可能孩子的文化课成绩不太理想,但又想让孩子上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往往会选择艺考这条道路。所以这些年来艺考的培训班也异常火爆,而且收费非常高。艺术考生要想考一个好的大学,花费之大,让人惊叹。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艺考这条道路,从北影、中戏、中央美院等等。艺术院校每年面试的热闹场面就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很多80后都开始有自己的孩子。这一代人的经济条件可以说比较优越,而且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只生育一个孩子。他们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而且他们这一代人对子女的发展期望更高,特别是对孩子的素质教育的要求大为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龄前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会进一步膨胀。

四、对市场发展的建议

中国的崛起最终要靠我们创造一种适应中国国情并不断发展革新的制度,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良好的体制机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法制经济。“法制应该包括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选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良法之治的前提是有良法。所以要规范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首先应该制定良好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良好的体制机制,做到有法可依。目前规制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的法律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制。只有一些部门法在不同的侧面对其进行规制。有关的法律法规创制要加大力度。法律的出台因为要顾及全国,而且不易改变,因此在专门法律出台的条件成熟之前,可以尝试出台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其次,在执法层面要做到有法必究,执法必严。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统一市场准入门槛,如办学许可证制度。对于公司化经营教育培训与辅导机构有《公司法》等法律规制它;对于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乱七八糟的培训班可以采取许可证制度。将正规的师资、良好安全的办学场所、规范的作息时间安排等等纳入考查颁发办学许可证的指标。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工商部门可以采用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今天是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规范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应该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传媒应该对不规范的教育培训与辅导机构进行曝光。同时鼓励市民参与,举报那些违规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还不是很成熟。社团的成立阻力很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团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可以尝试性让社会公益性组织介入。同时,也要发挥行业、行会自律的作用。总之,只要整个社会形成合力,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一定会在规范有序的环境中发展,为中国人才的培养、中国教育的进步贡献力量。

摘要：这些年来教育培训与辅导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急速扩张,但是存在法制缺失、执法力度不够等很多问题。出现这些现象有其背后文化原因,也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原因。推动这一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在立法、执法、社会力量参与等层面努力。

教育与市场 第8篇

无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国农民教育状况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背景和中国改革的渐进性性质,政府的功能和掌控资源的能力十分强大,而且,由于在过去农民教育历史中的教育模式的路径依赖,政府在农民教育中的支配主导作用十分明显。

不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古代社会,不论在中国当代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中都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有所区别的是政府介入的环境、力度、方式和效果的不同。不仅仅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上政府的作用毋庸置疑,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中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也不可忽视。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方、服务方和协调方,在其中担当着主要角色,充当着主导力量。虽然建立在批判“政府万能论”基础上的“有限政府”思想坚持即便在公共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领域也要限制政府权力,进行市场化改革,比如有学者认为“公共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过程也就是一个政府部门逐步退出的过程。这不仅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也是一个有序退出过程,即政府退出后仍能保证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事业领域改革的成功与否与政府是否成功地退出是密不可分的。”[1]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承认政府作用不是万能的和加强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与“政府失灵”理论相对应的是建立在洞悉市场固有特征和内在缺陷基础上的‘市场失灵”,尤其在涉及到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过分地追求市场化改革,罔顾固有的体制环境和社会转型期改革的渐进性质,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改革是涉及到相关制度完善的一个系统工程,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改革时机、改革路径和改革方式的选择必须根据时间、条件、环境等顺势进行,而且要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相互依存中寻找到合理的边界。

二、政府在农民教育中的支配主导作用分析

在目前政府掌控强大资源力量和中国社会改革具有特殊性质的情况下,在准确进行政府职能定位和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同时,在目前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遽然改革的转型阶段,重视政府在农民教育中的支配主导作用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首先,应该完善政府的财政投入机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并且真正做到投入的实际践行。政府要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和制度化调拨是由其职责和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从政府的职责来看,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公民是委托人,政府是公民的代理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事业。这就要求政府投资教育,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供给。”[2]而从教育本身来看,教育的效益不仅具有私人性也更具社会性,教育的收益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也就是说社会是教育的巨大受益者,在各国竞争中的核心要素较量就是人才和教育的比拼,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但是教育的发展需要资源支撑,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供给,从而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在农民教育过程中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和运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创新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之所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根据产权理论,认为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就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现存经济问题,政府的作用就是制定合理的产权制度和其他管理制度,而“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政府决定产权结构,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好的政府应该使经济组织(企业)与政治组织(政府)的报酬递增相一致。为此,它必须制定合理的产权制度,保证公平竞争和市场规则的实施,并将政府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3]在我国政府治理结构中,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充分运用自己的合法性资源对社会活动进行计划、协调和组织管理,没有一个科学、合理而有效地制度设计和政策考量,包括农民教育在内的一切经济社会工作都只会陷入到被动而盲目的状态之中。

再次,政府在农民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在某些农民教育领域和范畴内,其主体作用不容忽视,其功能定位应该更为明确。受西方农民教育模式影响,诸多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农民教育过程中逐步降低其作为主导者的地位,充当引导者和投资者的角色。作为农民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这种思路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积极地价值导向,尤其在农民职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培训领域。然而,农民教育不仅仅限于农民职业教育,还包括农民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教育和体育教育等等,在这些领域内,完全无视或者忽视政府的作用,要求一刀切按照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模式运行,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和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显然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鲁莽之举。政府在该领域内具有方向引导、组织实施、资金支持、管理规范和反馈评价等作用,其功能作用十分突出。即便在自由经济的西方国家里,在这些涉及到社会公益、民众福利和国民文化素质的领域,其政府也是趋向于加强政府的职能作用,发挥其最大化的效用。

三、“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中的农民教育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

从农民教育过程来看,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存在着“政府失灵”的现象,比如政府关于农民教育政策不断演化和修正的过程本身也说明了农民教育政策一定程度上的偏差,而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低下在我国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政府对资源强大的控制支配能力也经常导致政府在农民教育施行过程中的权利越位和滥用。在我国农民教育过程当中,由于目前政府主导力量的强势地位,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失灵”现象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未来农民教育改革过程中,必须注意其市场化取向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力求把其降到最低点。

基于对政府作用局限性和市场作为调节机制本身固有的弊病的比较考量,农民教育的推进过程其实就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命题中互相补充、互相博弈的动态过程。政府管理带有强制性的计划调配色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果的“帕累托最优”,尤其在自由主义盛行的今天,政府的职能和作用都被要求受到限制,其弊病是显然易见的;但是,作为市场这个具有极大制度效益的要素,其功能也不是万能的,而恰恰近似悖论的是“市场失灵是政府管制存在的理由,市场失灵的范围也是政府管制的范围,政府管制的产生是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当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就通过管制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干预资源配置”,[4]从而达到政府治理的目的。

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关键是在充分认识到政府和市场固有缺陷的同时,分析我闰特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特点,准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权利边界和职能定位,在综合配套改革中发展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职能,从而更为有效地推进农民教育工作。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以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为起点,而是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向市场经济转型,因此这一过程中难免体现了政府主导的痕迹与特点,甚至由于社会转型的不彻底性,其政府功能在一定时候仍起到主导作用,政府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一种边界模糊不清的非理性化定位,政府和市场权责边界并不清晰。与此同时,由于边界标准的不确定性和划分方法的难以把握,在实践操作中这种边界确定难以完全做到精确,也是导致职能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这是必要的。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更长远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我们现在公共管理方面、公共服务方面、收入转移支付方面等等面临的问题和缺失。”[5]在综合配套改革中,应该积极发展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职能。一般来说,“政府和市场各自单独发挥作用和共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成本恒大于由此得到的收益(或效率,或最终社会福利)时,政府和市场即处于共同失效关系中。导致政府与市场共同失效的原因同样是政府和市场本身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天然缺陷,因此这一领域只能通过非政府、非市场的‘第三部门’来发挥作用。”[6]

四、多元教育主体培育的合理性分析

在强调转型期间政府在农民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之外,应该注意到包括农民教育在内的公共事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市场和企业作为农民教育的主体作用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其实,在近代历史上,企业和企业家在农民教育过程中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教育的认识在那些以实业救国为职志的企业家心中,与科举时代中国对教育的重视是根本不同的,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基于富国强民的需要,他们认为包括农民教育在内的中国国民教育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办出了实绩的,有进士出身的张謇、张元济、范旭东、穆藕初和卢作孚等人,所以说,在今天农民教育培训过程中,企业和企业家应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其作为企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需要,也是农民教育改革未来价值取向的必然路径。

在农民教育主体中,除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之外,还应该积极探求其他多元教育主体的培育。西方社会学理论认为,当国家体系中的政府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政府失灵)、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又囿于利润动机不愿提供公共物品(市场失灵)时,NGO(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体制,弥补了政府和企业这两种主要的资源配置体制的不足。在农民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培育多元教育主体,既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是现实的必然要求。

“第三部门”的出现是近代西方公民社会发育和健全之后的必然产物,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的。“第三部门”的出现与公民社会的发达关系十分紧密,在成熟的市民社会中,“第三部门”的出现是理所当然,反过来,“第三部门”的逐渐增多和发展也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完善。[7]在现实生活中,第三部门实际承载了大量传统上属于政府而今由政府主动或被动转移出来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当然,第三部门在农民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视,比如在西部贫困地区,一些NGO和志愿者自愿开展的义务教育和扫盲运动就是典型表现,虽然还没有形成规模,这是与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程度不足的现实密切相关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综上所述,在农民教育过程中,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社会改革的渐进性质,必须保证政府在目前推进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要准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权利边界和职能定位,引导农民教育事业的市场化经营,最大程度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其中的作用;在综合配套改革中发展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职能,培育多元教育主体,全面推进农民教育事业的发展。DY

摘要：农民教育的推进过程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命题中互相补充、互相博弈的动态过程,必须保证政府在目前推进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要准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权利边界和职能定位,引导农民教育事业的市场化经营,最大程度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其中的作用发挥;在综合配套改革中发展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职能,培育多元教育主体,全面推进农民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农民教育主体,第三部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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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珩:“转型体制下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经济论坛》2007年第12期。

论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 第9篇

一、继续教育的市场性和公益性特质

(一)市场性是继续教育的特色使然

社会的转型推动了继续教育的转型,这种转型与市场性的联系更为紧密。“继续教育所培养的是适合社会生产需要的人才,因此,市场的变化和社会需求对其发展起着巨大导向作用”[1]。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均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需求型继续教育模式,突出表现为继续教育的培养工作以市场规律、市场机制为标准而进行。“继续教育突出市场性是其保持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研究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对市场变化做出敏锐反应”[2]。且继续教育的市场化运作可以拓展其投入渠道,办学主体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提高继续教育的质量[3]。诚然,市场性是继续教育的重要属性,其地位不可撼动,缺乏市场性就不能促进继续教育的发展,必须通过引入市场性的竞争机制来保证继续教育的发展动力。

而今,市场性亦是其基本发展趋势,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我国继续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社会各界也甚为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2009年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达16600万人次,预计2015年达到29000万人次、2020年达到35000万人次。”继续教育人员逐渐增长,而继续教育资源的获得不可能像国家举办的纯公益性各层级教育那样全额或基本属于全额性的国家财政拨款,这给继续教育资源的供给带来极大挑战,有限的国家层面上的教育资源与其构成所形成的极为强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就日益显现化。这一供需矛盾必然促使继续教育以市场化的模式运作,也是其必然的选择。同时,《纲要》还提出:“大力发展教育培训服务,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鼓励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相关组织开展继续教育。”据此,继续教育的市场性更为彰显。

(二)公益性是继续教育最为基本的客观属性

从古到今,公益性都被视为教育的基本客观属性,同时也是现代教育的必备属性。教育的公益性内涵不容,也不能缺失。

1. 就公共产品理论视域而言。

依据教育产品的提供形式把其分为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等三种形式,具备第三产业的特征,带有服务性。教育虽然为社会和受教育者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而所谓的服务大致可分商业性和公益性两类,但教育是一种培育社会人或为社会培养人的活动,教育产品、教育投资主体和教育受益主体具有公共性,就算教育市场化也带有公益性表征,因而我国的绝大多数教育类型都是公益性服务。由此,教育的公益性通过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呈现出来,其举办教育的目的明显具备公益性特质,这种公益性表现为“教育产品的公共性、教育投资主体的公共性、教育性质的公平性、教育的非营利性”[4]。

2. 从知识文化的正外部性视域来谈。

知识文化是教育传播的载体,然而知识文化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决定了以它为载体的教育通过它的正外部性扩散出相同的公益性属性,其“知识的正外部性和不可独占性、非重复性和可复制性、可供消费性和非排他性、可学习性和继承性”[5],这些公共性也造就其教育的公益性。“教育的公益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教育目的和内容的公共性、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教育选择的多样性”[6]。所以,以知识文化为内容载体的教育过程的公平性、公共性都是教育公益性形式的展现。依此可见,知识文化的公益性体现出教育的公益性。

3. 从法理的视域而言。

教育作为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力,保障教育的公益性不被稀释掉是其权力实现的前提条件。因此,教育的公益性明确得到法律的明文规制,规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来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得以实质意义上的实现。同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支撑也是由教育的基本属于所决定的,具体说来:“第一是全局性,即教育事业是涉及全局性的事业;第二是全体性,即所有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第三是利益性,即教育维系着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教育又是作为一种人人应该享有的利益由国家提供给全体人民的。”[7]诚然,国家从法律上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且任何教育活动都必须遵循,也只有这样,教育的公益属性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

继续教育是教育大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具有教育本身与生俱来所携带的公益性特质。一方面,继续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分支,享有教育的基本属性,自然包括公益性在内;另一方面,继续教育作为非学历教育,是对学历教育的必要补充,体现的是个体意愿,能完善知识面,促进就业等。对个体而言,继续教育在内容、方式、时间上具有更充足的选择性,教育作用更有针对性,即继续教育对个体的公益性更加直接。另外,终身教育主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亦是其公益性的体现,而继续教育属于终身教育体系,因此,继续教育的公益性也展现无遗。

(三)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关系

“教育活动是以公益性还是市场化(营利性)的方式来举办,并不是由教育活动本身属性来决定的,而是人们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看用哪种方式举办更为有利”[8]。基于我国继续教育的特殊性地位,既具备公益性也具备市场性,其两种性质往往交织于一体而互生互存。

1. 继续教育的公益性是实现市场性的基础前提及归属点。

纵观古今中外的教育,不难发现“教育的核心功能在于培养公民共同的价值观及参政议政能力,改变个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的不公平,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9]。在人的继续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继续教育所起的是主导作用,以公益性形式传播给受教育者成人成才所需的知识文化与技能。诚然,继续教育的本质也主要在于传播知识文化和科学技能,致力于给社会继续培养人才与更新知识技能的一种活动和途径,并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公益性特质。尽管继续教育以市场化运作模式来向受教育者提供这些知识产品,但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继续教育的市场性运作与呈现必须坚持在其公益性的先决条件下或既定规则内才能得到法理上的认可,才能使其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才能有效实现其市场性,并保障继续教育市场性在其合理与合法范畴内有效运行。

2. 继续教育的市场性是落实公益性持续稳固的资源保障。

随着现代教育市场化潮汐的高涨以及社会转型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教育资源本身的有限现状,分拨给继续教育以保障其公益性的教育资源就显得更为稀缺,甚至捉襟见肘。因此,以市场为导向来满足社会教育需求的继续教育便通过其教育产品市场性运转模式来为其固有公益性的实现提供资源保障。而且继续教育善于依据社会及社会从业人员的固有需求以市场化形式来满足他们的知识更新与补充,抑或是技能的提升,以此通过市场化的运行模式获取继续教育公益性赖以生存的财产、物资、信息等资源,并重构继续教育市场运行机制,以充足的运转资金及资源来保障其公益性能够可持续性高效实现与落实。

3. 继续教育的公益性与市场性紧密相连。

从现今继续教育发展态势来看,市场性的地位不可撼动,缺乏市场性就不能促进继续教育的发展,必须通过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来保证继续教育教学质量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同时,公益性也正是继续教育隶属于终身教育,或者说是教育的一项基本属性,如果继续教育不能体现其惠及全民的公益性,而把竞争看作自身唯一的发展动力,那么可以说继续教育已经违背了设置的初衷。因此,市场性与公益性的同时存在对于继续教育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其关系甚为密切,且互生互存。

二、割裂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表现及贻害释析

虽然继续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其市场性与公益性矛盾也被重视,但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受到割裂现象也愈趋明显。第一,对继续教育公益性的重视程度不高,缺乏法律约束,很多相关教育机构内部管理混乱,评价机制不健全;第二,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结合度不够,出现“功利教育”和“无用教育”两个极端;第三,继续教育的市场意识被过于强化,办学主观性太强。

(一)妨碍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有效融合

继续教育若想实现健康持续性发展,在保障公益性的同时又能发挥市场性,那么其市场性和公益性的有效融合对其影响很大。市场性和公益性都是继续教育体系所必需的因素,而能否使它们有机结合影响着我国继续教育能否健康发展。诚然,在对继续教育的市场性和公益性进行阐释的基础上,需要寻求其市场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结合点,找到二者最合理的结合模式。倘若继续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把市场性与公益性人为地割裂,将会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重“公益性”轻“市场性”;另一种是重“市场性”而轻“公益性”。诚然,这两种形式都将会导致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矛盾被激发,严重阻碍二者的有机融合,降低二者的交融程度,不仅没有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还将导致继续教育出现“功利主义”和“无用教育”两个极端,严重阻碍继续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陷入简单重视继续教育公益性基础上强调市场性的困惑

继续教育作为教育系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具有教育行业所必备的公益性,其本质属性不可动摇。然而,继续教育与普通教育有着很大区别,普通教育的目的就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和有用人才,故而绝大多数强调的是教育的纯公益性;但接受继续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已经参加工作的职业人员,教育成本分担需要市场来调控,因此,不可一味地要求继续教育跟普通教育“一视同仁”,必须以纯公益性为主。故而,如果割裂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将会导致其发展稳定性受到威胁,陷入简单地强调以公益性规约其市场性,甚至以公益性为幌子削减继续教育本应有的市场性,不仅不利于继续教育的与时俱进,还会阻碍继续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挑起二者的内部矛盾。

(三)造成过分趋向市场性,继续教育的公益性发展不足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继续教育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继续教育的运行模式,继续教育产业化走势更明显,促使其更加趋于以市场化模式来操作继续教育的运行,于是其市场化战略可谓渗透于继续教育的各个领域。故不难发现,现今在继续教育行业中既不是市场性不足,也不是发展得不够充分,反而有一种发展过度的倾向,以物极必反的道理可知,这将会使其陷入以纯市场化运作模式来管理和发展继续教育的悖论旋涡里。诚然,过分追寻市场性必将减弱或缺乏对继续教育公益性的强调,造成继续教育的公益性被“退步”怪圈,造成继续教育应有的公益性功能得不到应有发挥及保障,进而触发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矛盾,达不到应有的教育质量标准。

(四)铸成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评估标准的定位不确切

“我国继续教育是指已经脱离正规普通教育、已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是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在职人员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能力提高的一种高层次的追加教育”[10]。具体而言,一方面,继续教育以市场为导向为受教育者提供知识补充和技能更新,应当遵循市场规律行事,同时继续教育国家财政拨付的有限性,需以市场运行机制配置各种资源为继续教育的公益性提供资源保障;另一方面,继续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基本形态,以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形式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很明显,继续教育产品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因而在市场化模式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坚守教育的公益性共通属性,否则将达不到继续教育的育人本质。因为要保障市场性与公益性两种的均衡化需要评估才能有效实现,所以继续教育二重性评估标准关系到继续教育的生死存亡,贸然将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强加分割,就无法制定出科学可靠和定位明晰的评估标准。就算强制性地制定一套评估标准,也无法确切定位继续教育所要考评的内容本质性准则,摆脱不了以公益性为准还是以市场性为准的钟摆现象,不利于继续教育二重性兼顾的科学评估,甚至会铸成社会公众对继续教育的认知误差,使其陷入认知与信任危机。

三、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兼合模式建构途径思考

(一)系统架构以促成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有效融合

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有效融合离不开对其系统谋划和科学布局。一是国家需结合市场诉求与继续教育特质做好政策法规导向。继续教育是惠及人民和社会的公益性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理应以法律形式保障其健康发展,为其市场性与公益性的有效融合提高法律保障。并尽快完善继续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明晰其办学机制、经费投机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运营机制等方面机制建设的权利与义务,保障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兼合有法有策可依。二是地方政府需依据本地差异给予制度扶持。对当地继续教育情况最为熟知者莫过于地方政府,他们因地制宜的制度扶持对促成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有效融合意义重大,且更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三是举办继续教育的机构部门需做好具体融合事务工作。不管国家制定的有效融合政策法规如何健全、科学和合理,不管地方政府的制度扶持多么切合实际和可行,如果举办继续教育的机构部门不具体落实,就会“纸上谈兵”。因此,举办机构部门应依据自身特殊优势做好内部管控工作,主动积极地调和其市场性与公益性,以达到平衡化和实现共存交融。只有国家、地方政府和举办机构部门“三位一体”的系统构建,才能有效促成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融合,实现继续教育二重性兼合模式的科学构成。

(二)坚守市场与公益结合理念指导继续教育的二重性兼合并进

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之间有着不可协调的矛盾,若一味追求市场性,就意味着强化继续教育的竞争性,容易导致恶性竞争或“功利主义”。同样,如果一味追求继续教育的公益性,将可能出现教育“退步”的现象,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继续教育与市场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市场性与公益性必须同时存在。坚守市场与公益结合理念指导,找到二者之间的结合点,解决继续教育中的利益与公平的矛盾,均衡继续教育发展中市场与公益的作用程度,以及构建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结合模式,证明二者的结合能更好地促进继续教育均衡而健康地发展,最终实现在矛盾中寻求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平衡。应结合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将二者放在同一个维度里进行思考辩论,从二者的结合点入手,构建起二者结合的合理模式,实现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稳步和健康发展。

(三)防范首因效应造成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非平衡诟病

据思维定式看,二者谁先映射到社会大众、研究者及决策者的眼帘,谁将首先获得“优待”,难免出现如前所述的要么呈现为重“市场性”轻“公益性”,要么又呈现为重“公益性”而轻“市场性”的非平衡现象,这些都不利于继续教育的健康发展和质量的提升,先入为主的首因效应对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兼合模式的有效建构影响甚大。基于此,其最为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防止先入为主的首因效应病变的滋生,从源头剥离滋病温床。具体途径:一是准确定位。继续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主要是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创造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明确继续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的教育活动。二是“市—益”兼顾。继续教育兼备市场性与公益性是其特殊本质所现,需明确指出继续教育在以市场性为导向、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的同时,理应坚持公共服务性;而且兼顾好市场性与公益性是继续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继续教育公益性与市场性矛盾化解的重要途径。概而言之,防止首因效应能够有效从摇篮里杜绝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非平衡诟病的产生,为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兼合模式的建构奠定公正客观的前提基础。

(四)构建科学健全的监评机制以保障继续教育二重性监评标准的定位准确

目前,把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割裂开来的现象较为普遍,且偏向性较为严重,不乏极端的单向市场性和单向公益性的错误认知。诚然,构建科学健全的监评机制是防范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割裂的重要手段,能够确保其评标的定位准确,也是实现二者兼合的有利保护墙。首先,制定科学可行的监评标准。继续教育既然具备市场性与公益性,那么在制定监评标准时就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产品质量、社会贡献、生产效率、绩效等内容,同时还要引入公平、惠民、服务态度等内容,以此保障在市场性得以高效发挥的同时,实现教育的公益性。其次,依据监评标准严格执行考核。有了监评标准后就应以标准为导向和准绳来监评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找到二者最为合理的兼合模式。同时,把监评结果以有效途径公之于众,接受大众监督,促使二者实现兼合运行。

总之,在强调继续教育市场性与公益性的重要性基础上,寻求继续教育的市场性与公益性相结合的合理模式,追求同步实现继续教育的公平性和市场效益最大化的目标,以便更好地促进继续教育的平衡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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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市场 第10篇

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正日益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卖方向买方转变、由东部向西部推进、由封闭向开放过渡的变化趋势,为此,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布局结构和体制结构等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我国高等学校的结构调整往往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因此,单靠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所产生的高等教育被动性调整,不足以解决当前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矛盾问题,所以,本文从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互动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二者互动的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优化结构调整的思路和方法。

1 现阶段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转轨和高校合并、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出现了很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高校毕业生未就业人数逐年在增加。这其中既有供需的总量矛盾,也有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1.1 总量矛盾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GDP一直保持强势的增长,但对劳动力的吸纳总量一直表现疲软,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的毕业生进入市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总量矛盾进一步恶化,供需缺口达到惊人的1 400万,见表1。

万人

1.2 结构性矛盾

学科专业结构性失衡:学科专业供需结构矛盾突出,不同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面临不同处境,有的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需求旺盛;而有的学科和专业毕业生则供过于求,出现过剩状况。从近几年人才市场供需情况看,社会对计算机、通讯、电子、土建、自动化、机械、医药和师范类的毕业生需求旺盛。此外,同一学科内部各专业就业也不平衡。

层次结构性失衡:从总体上看,研究生供不应求,本科供需持平,专科、高职毕业生明显供大于求。据教育部有关部门近几年统计看,教育部直属高校专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除2001年就业率有所上升之外)一直在50%左右,地方高校一直在30%左右徘徊。专科毕业生总体上不到一半的就业率,说明专科层次的人才出现“就业困难”状况。

地区结构性失衡:越是经济发达,人才密集的地方接受毕业生越多,就越易出现高层次人才过剩;越是经济不发达,人才稀缺的地区接受毕业生越少,就越易出现人才严重短缺。地区性人才失衡的形成,从深层的原因讲,固然是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所致,但它与人才市场的二元分割也有密切的关系。

知识结构性失衡:科技进步、“知识爆炸”,一方面导致知识增长率飞速提高,另一方面又伴随着知识老化周期缩短,知识的半衰期日益在缩短,如职业教育只有5年,职业培训更缩至3.5年,至于数理统计、计算机技术则只有1年。由此可见,越是有就业岗位需求的专门知识,其折旧率越高。如此快的知识折旧率,使就业人员的知识结构面临很大的挑战[1,2,3]。

2 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系统模型

2.1 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互动系统的定义和特征

根据系统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若干部分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被视为系统。按照这一定义,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互动系统(HE-LM)是指一定区域的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等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

互动系统为

其中,s1为高等教育系统,s2为劳动力市场系统,为复合函数。

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互动系统(HE-LM)是高等教育子系统和劳动力市场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当二者处于协调发展状态时,会形成一股对社会巨大的推动力量,相反该系统的瘫痪会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

“HE-LM”互动系统的特性主要表现在:(1)耦合性:“HE-LM”互动系统是以人为媒介通过人们认识并改造自然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取得关于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性知识,通过高等教育促进知识的应用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进入经济系统产生经济效益,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互动系统通过各要素之间的纵横交错的层次网络结构耦合在一起。(2)有序性:“HE-LM”系统结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照特定的连接方式和组织秩序排列和组合的。正是这种连接方式和组织秩序的存在,才使得劳动力市场能充分发挥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才能最终促进经济增长。(3)整体性:虽然高等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不同的行为主体参与,他们各自的目标不一定相同,有时甚至是冲突的,但从整个转化过程和长期利益的角度来看,其目标、利益又是一致的,因此转化系统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宏观管理和长远发展目标上。

2.2 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互动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HE-LM”互动系统包括高等教育子系统、劳动力市场子系统组成,此外,经济生产子系统作为最主要的外部系统(外生变量)与“HE-LM”互动系统进行交互,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高等教育系统的状态特征主要由教育规模、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办学理念决定;劳动力市场的状态特征主要由需求总量、需求结构、运行机制和市场环境决定;经济生产系统的状态特征主要由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决定。高等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主要为:高等教育系统向劳动力市场输出其毕业生,而劳动力市场将其需求信息反馈给高等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生产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主要为:劳动力市场向经济生产系统输出劳动力,而经济生产系统向劳动力市场反馈生产需求信息。

“HE-LM”互动系统在社会中有诸多种作用:第一,人力资源的储蓄和配置功能。高等教育有人才培训、储蓄和筛选的功能,与劳动力市场一起构成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功能。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提高综合国力的保证。第二,协调功能。作为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接口,具有协调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两大社会系统耦合的功能。

3 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互动系统运行机制分析

3.1 系统函数描述

根据系统理论可知,描述一个系统的演化则必须给出系统从一个状态空间到另外一个状态空间的对应法则。记为

S(t)={状态变量,状态空间,对应法则}

对于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互动系统S(t),它由高等教育子系统s1和劳动力子系统s2构成。记为

其中F为对应法则,在高等教育子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互动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决定了二者的交互,因此对应法则为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

因此,可以把“HE-LM”互动系统描述为

其中:S(t)为“HE-LM”互动系统;s1(t)为高等教育子系统;s2(t)为劳动力市场子系统;s3(t)为经济生产子系统;F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强调运行规则);q1(t)为教育规模;k1(t)为科类结构;c1(t)为层次结构;i1(t)为办学理念;i1(t)需求总量;k2(t)为需求结构;f2(t)为运行机制(强调机制类型);e2(t)为市场环境;q3(t)为产业规模;k3(t)为产业结构。式(3)中s3(t)作为外生变量对s2(t)进行影响。

3.2 系统的耦合分析

“HE-LM”互动系统由众多要素组成,但诸要素只有通过一定的连接方式才能形成系统。

“HE-LM”互动系统构成诸要素之间呈网络耦合结构。网状耦合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链状藕合结构。在实际“HE-LM”互动系统中,完全孤立的单一链状结构是不存在的。在这种复杂的网状链接中,各种一维结构链的强弱不同,总有若干个一维结构链处于强势地位,就如同食物链中各种动物总能找到对自己生存影响最大的“天敌”一样,因此可以对这些耦合结构很强一维结构链进行单独分析。

很明显,在“HE-LM”互动系统中,有两条一维结构链强烈的影响着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一条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和教育规模之间匹配关系,另一条则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和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此外,其余的系统变量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相互耦合在一起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网状关系,见图2。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讲,需求总量、教育规模、需求结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这几个状态变量都易于测量,因此他们之间的耦合匹配关系是易于测量的。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与其它各变量之间都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网状耦合关系。

3.3 系统互动分析

如图3所示,对于信息流1而言,表示的是经济生产系统向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反馈,其掌握信息的主体是相同的,因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主同时也是经济生产系统的组织者,信息被分散掌握在大量不同的雇主手中,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可以实时响应经济生产系统发出的信号。

对于信息流2而言,表示的是劳动力市场向高等教育系统的信息反馈,其接收信号的主体有两类,一为高等教育机构,如高校;二为受培训者。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分散掌握在雇主手中,因此这两类主体在接收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时都必须经过信息的收集时滞1,高等教育机构将根据延迟了时滞1的信号进行调整自身的教学结构;对于第二类主体受训者而言,由于培训年限的存在,当其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此时毕业生的结构可以通过信号时滞1加上时滞2(即培训年限)反映出来。

同时,再结合“HE-LM”互动系统结构图(图1),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由经济生产系统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外生决定,而高等教育系统的教育规模、科类结构和层次结构则由政府即教育部决定,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系统的有效耦合必须建立起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规模和结构与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和结构之间的联系机制,由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结构直接决定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和结构。

4 高等教育优化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对策

4.1 高等教育办学机制和理念的适应性调整

变单一的计划调节机制为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教育供求机制。教育供求将主要由市场起调节作用,计划调节只是在市场调节不能发挥作用或带来弊端的地方才应用,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

建立需求导向型的高等教育体制。从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互动的机制来看,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劳动力市场提供的信号,按照需求导向的规律重新构造高等教育体制,建立需求导向型的高等教育体制,高校在这样的体制运行下必然会主动与劳动力市场取得联系,它们在获取市场信息的同时也向市场传达着自己的信息,如此良性的信息传送终究会改变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人才结构失衡[4]。

建立以培养“学习型人才”为目标的办学理念。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互动的角度来看,“学习型”人才良好的适应性、可替代性和创造性是劳动力市场上充满活力的主体,是劳动力市场和高等教育系统良好耦合、互相促进和协调发展的保证。高等教育应努力改变以往知识“传授型”的教学方式,建立以培养“学习型”人才为目标的办学理念,不断的提高培养质量,这也是一个事关高校生死存亡、兴旺发达的重大问题。

将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作为衡量高校办学条件的重要指标之一。办学质量的高低最后是由劳动力市场来检验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说明了该校办学水平得到社会认可度的高与低。这样就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积极性,以学生为本,根据市场需求科学设置专业,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指导,创造各种就业条件,协调好劳动力市场卖方与买方的供求关系,从而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4.2 高等教育教学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在依据劳动力市场需要进行专业结构调整时,还应参照当前的经济产业结构是否良性,并进行合理的修正。从高等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系统的信息反馈机制来看如图2所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号能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步改变,而高等教育系统对劳动力市场信号的接收则要滞后,且会随着培训年限的存在进一步滞后。因此,在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和招生计划调整时,还应参照当前的经济产业结构是否良性,并通过预测国家可能的产业结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合理修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协调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问题。

要建立起适应新型产业结构需要的教育结构。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要适应这一变化,必须对高等教育结构进行调整,积极鼓励并大力发展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等,适当减少第二产业、扩大第三产业所需的专业招生人数。各高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满足市场的需求。

要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学科结构和专业。高等教育适应时代要求建立起适应知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学科结构和专业。在学科结构的设计上,高等学校应打破学科壁垒,根据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加强各学科的融合,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在专业结构的调整上,改造传统专业和基础学科,加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专业建设力度,适当减少专业数量和专业知识课程,扩大专业知识面,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5]。

应小规模优先超前发展学科交叉专业,并建立适当超前于经济发展的专业课程体系。从产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互动机制(图1)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设置需要参照产业结构,具有参照滞后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质量升级又需要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和层次结构的超前发展为其提供动力和支持。这一对矛盾阻碍了高等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匹配。解决这类矛盾的途径在于高校应当小规模超前和优先发展学科交叉专业,待其显示出对产业结构有产生拉动力的势头后再适当扩大培养规模。由于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教育结构的调整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就要求高等学校根据对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预测,在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上适度超前,提前培养经济部门所需劳动力。

4.3 促进劳动力市场发挥配置功能的适应性调整

建立市场化的高校评估制度,增加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度。从完全市场均衡可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度,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功能。因此,建立市场化的高校评估制度,可以促进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相应的措施一是发展和完善信息中介组织。二是鼓励民间自发组织的信息市场的建立。进行正确的就业指导。合理的择业就是达到毕业生素质及本人个性特点适合所选择的职业,同时本人的素质及个人特性适合此时此地的社会环境,只有达到这两个要求,才算是真正合理的择业,而毕业生就业指导就是要帮助毕业生达到这两个要求。具体就应该做到一应当把就业指导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建设,不断加强研究。二应当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就业指导。三要进行面对面的就业指导。当毕业生进入实际择业阶段时,高校要与政府分配部门及用人单位共同配合,对毕业生进行就业心理咨询、求职咨询和择业技术、技巧指导等。

建立为毕业生择业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是由高校收集、存储、查询毕业生择业信息与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信息,并且适时地将二者沟通,以帮助人才市场上两个主体,即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见面,实现毕业生与人才市场“对接”。主要的办法就是建立毕业生就业的网络化平台和搭建大学生创业的舞台[6]。

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不能只静止的参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或经济产业结构,而是要从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耦合,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高等教育优化调整的思路和对策,最终才能使高等教育的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进一步的提高。

摘要：从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在分析现阶段二者之间的各类矛盾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论和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该互动系统进行信息反馈分析和子系统进行耦合分析,最后提出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的一系列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互动系统,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邓光平.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失衡与教育过度探析[J].江苏高教,2004(3):42-45.

[2]丁小浩.我国专科与本科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位置和比较优势的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2(2):43-49.

[3]袁志刚.中国就业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闵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5]胡小辉.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17-18.

教育与市场 第11篇

一、专业舞蹈教育

1954年, 自北京舞蹈学校的成立, 专业舞蹈教育便快速的发展起来。各地方院校的崛起, 推动了我国舞蹈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长久以来实行早期专业型舞蹈教育, 主要面向专业舞蹈团体和舞蹈类艺术院校, 培养高、精、尖的舞蹈表演人才及教育人才。先行开设舞蹈表演、舞蹈教育、舞蹈创作、舞蹈学理论四个专业方向, 形成了学科分明的教育体系。跟随舞蹈事业的发展脚步, 各类各样大大小小的舞蹈比赛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以国内最为专业舞蹈院校追崇的“桃李杯”为领军者, 而后还有三年一度的全国舞蹈比赛, 以及CCTV电视舞蹈大赛等, 他们逐渐成为衡量专业舞蹈发展水平的标尺, 同时也鉴证了舞蹈教育事业的前行进程。

而今, 专业舞蹈教育以真正迈进高等教育的行列其中, 从早期的中专学历, 到大专、本科、研究生, 这一步步的大踏进, 说明舞蹈不仅局限于表演和展现, 更需要深刻的内涵及文化的滋养。学历的提高推动着舞蹈事业向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培养方向的发展、强化。

二、多元化市场经济对舞蹈的需求

当下, 与其说是经济时代、网络时代、科技时代, 倒不如说是个创新的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早已呈现了各式各样的新兴个体, 当然对人才的需求也就越加多样化。理论上讲, 我国的市场经济早已形成混合经济, 并且长期发展下去。舞蹈,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体, 当然也与其显现了更微妙的关系。从前, 我们提及市场对舞蹈的需求, 无非是教师、演员、编导, 但当我们去细化这三方面的每一个小环节时, 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相当庞大的关系网, 以及挖掘更多的市场需求。

如今,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驾齐驱, 人们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的同时, 更多的需要文化与艺术的沐浴和洗礼。此时, 舞蹈就发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人们陶冶情操的同时更能净化心灵、强身健体。

(一) 市场经济下的舞蹈表现形式

1.舞蹈教师。在舞蹈教师行业中, 包含着专业与非专业两种工作类别。通过面对不同的授课群体又可细分出多个角色。例如:幼儿舞蹈教师、中老年舞蹈教师、舞蹈理论教师等。

2.舞蹈演员。舞蹈演员同样包含专业与非专业两种类别。专业性舞蹈演员大多分布在各省、市、地区级歌舞团等艺术团体工作, 非专业舞蹈者一部分流入地方群众艺术馆等机构, 另一部分则由舞者自发组织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演出活动。由于专业团体对于舞蹈演员基本素质 (身高、体重、形象、技能) 要求较为严格, 然而很大一部分专业院校毕业生流入了民营企业团体。

3.舞蹈编导。舞蹈编导大多是经过多年专业舞蹈知识与技能的积累, 并加以丰富的舞台经验才得以胜任。需掌握大量不同风格的舞种, 并懂得应对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者对舞蹈的掌握程度进行舞蹈创作与编排。可以说有舞蹈的地方就必定需要舞蹈编导。

(二) 舞蹈的应用范围

1.学校。在我国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 舞蹈已流入校园, 甚至成为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从幼儿园开始的启蒙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 舞蹈既能够帮助学生塑造优美形体, 又能够陶冶情操, 丰富校园生活, 同时, 也能使学生多掌握一门艺术技能。

2.校外舞蹈机构。为迎合现代人生活中的艺术需求, 各类各样的业余舞蹈机构, 纷纷涌现。针对不同年龄群体, 开办不同风格的舞蹈班级课程, 年龄段从4、5岁 (幼儿) 到60岁 (老年) , 类别上从基础基本功训练到民族、现代、芭蕾、国标、街舞等, 一应俱全。

3.非舞蹈类企业、单位。近年来, 许许多多, 大大小小的企业、单位 (医院、银行、工厂、酒店等) , 每逢节庆, 便会组织员工开展丰富多彩的联欢、比赛等活动。一方面缓解长期工作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 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集体荣誉感,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然, 在这其中少不了舞蹈这一部重头戏, 多数在活动举办前夕, 各企业单位都会临时邀请舞蹈老师或演员来进行指导、编排或表演, 是舞蹈在当前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面对市场, 专业舞蹈教育出现的问题

综上所述, 专业舞蹈教育在应对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首先, 专业舞蹈教育体制一直走专才道路, 而市场上需要的专才工作岗位比例与当前我国每年的舞蹈专业毕业生数量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其次, 专才路线虽然能够胜任与其相对应的专业岗位, 但次生专业方向技能就掌握欠佳。单项技能的掌握早已不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再次, 经历专业舞蹈教育多年的“专才们”, 大多存在文化知识的匮乏, 只会跳不会说的现象让社会上对舞蹈产生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印象。这样一来, 舞蹈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多数专业舞蹈毕业生难以胜任舞蹈理论课程的教学传授工作。以上因素无一不影响着专业舞蹈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四、如何使专业舞蹈教育有效应对市场经济的多元化

吕艺生先生在《舞蹈教育学》中明确提出:“舞蹈院校, 不论是官办还是民办, 都是为了培养社会新需要的舞蹈人才, 增强学习对象对舞蹈艺术的表演、鉴赏、批评、研究的能力与水平。”以上观点的提出就明确要求我们的专业院校在未来的课程设置中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把握专业技术技能的同时, 适当增加舞蹈赏析、舞蹈评论、舞蹈基础知识等课程的课时量, 以便学生对舞蹈文化更深层的理解、掌握。而今, 笔者在此为其补充, 我国的专业舞蹈教育不应单单着重针对舞蹈单元学科做出强化和努力, 更应重视与舞蹈息息相关的附加学科 (如:文学、音乐、服装、灯光、舞台美术及多媒体等) , 从而避免专业院校毕业生对次生专业知识的匮乏, 以多条腿走路应对市场竞争机制。

舞蹈, 缘起于远古时代的田间地头、宫廷礼乐, 发展并成就于今天的象牙塔。如今, 舞蹈更不只是单纯的作为艺术表现, 也不是象牙塔内只为少数人欣赏的艺术内容, 它早已被更多更好地融入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当中, 以更高的姿态展现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进程。几十年来, 我国专业舞蹈院校始终坚守着推动舞蹈事业快速发展的岗位, 其贡献功不可没。于此同时我们也向专业舞蹈教育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以多元化培养模式创造多元型舞蹈人才, 为舞蹈人能够更准、更好、更多的应对市场经济做出更大的努力。

摘要：经济的迅猛发展, 使得文化与艺术得到了快速发展。舞蹈, 作为集艺术与文化双重身份的领军者, 在顺应当下市场经济的同时, 更显现出其深刻的意义。多年来, 我国的专业舞蹈教育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舞蹈人才。然而在面对市场经济多元化的今天, 我国的专业舞蹈教育体制是否应该伴随其转型呢?文章从专业类大学舞蹈教育谈起, 分析当下舞蹈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及建议专业舞蹈教育应如何迎接多元化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