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量动态范文
含量动态范文（精选9篇）
含量动态 第1篇
1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男性志愿者9名, 本院在岗职工。年龄24 ~ 55岁, 平均41. 3岁; 身高165 ~ 180 cm, 平均171. 8 cm; 体重51 ~ 83 kg, 平均69. 1 kg; 体重指数18. 1 ~ 27. 5, 平均23. 4。受试者均有饮酒史, 试验前半年内均作过常规体检, 肝肾功能指标无明显异常。
1. 2试验用酒选用四川省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5月产浓香型白酒 ( 93珍藏) , 500 ml玻璃瓶装, 标称酒精浓度52% ( 体积分数) 。
1.3仪器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测量仪,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产WAT89EC-8型 (金刚八号) , 出厂编号:802040。仪器采用燃料电池型酒精传感器, 测量范围:0.00~400 mg/100 ml[血液酒精浓度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BAC) ];测量精度 (BAC) :±5.50/100 ml (量程:<44 mg/100 ml) , ±7.0 mg/100 ml (量程44~88 mg/100 ml) , ±8% (量程:89~220 mg/100 ml) , ±15% (量程221~500 mg/100 ml) ;最小示值:8 mg/100 ml (BAC) 。符合GB/T 21254-2007《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测量仪》国家标准, 是成都市交警对驾驶员呼出气体酒精浓度 (Breath Alcohol concentration, Br AC) 进行测量的现役机型。仪器经华南国家计量测量中心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2011年4月20日检定合格并作标定。采用国标GB/T 21254-2007《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测量仪》所定义的计量单位, Br AC单位为mg/L;BAC, 单位为mg/100 ml。Br AC与BAC浓度值的计量换算关系为:BAC=Br AC2 200。为方便统计和描述, 本试验数据使用转换后的BAC (mg/100 ml) 表示。
1.4方法测量前仪器内设定:呼出气体的持续时间为3.0 s, 吹气压力为2级, 当吹气不均匀、吹气中断, 吹气时间不足3.0 s时, 仪器自动发出报警信号并中断测量。试验前先用温水漱口2次, 深吸气后对准一次性配套塑料吹管呼气, 仪器自动将Br AC换算成BAC示值并记录。
所有试验在同一家饭馆内进行, 菜品基本相同, 受试者按编号依次就座, 按序测量。饮酒过程中及饮酒完毕后, 按正常餐饮习惯进食。试验开始后, 所有受试者均按25 ml/15 min的速率, 将量杯定量的白酒分次在设定的测量时间间隔内全部饮用完毕。饮酒进食结束后, 所有受试者全部集中在同一个茶楼里休息并继续测量。在开始试验的第0 ~ 1个小时, 测量间隔为15 min; 第1 ~ 3个小时, 测量间隔为30 min; 第3 ~ 7个小时, 测量间隔为1 h。共14个测量时间点, 观察8 h。 受试人员分次接受50、100、150和200 ml剂量点的4次试验, 每次试验间隔不少于5 d。
1. 5统计学方法以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进行不同时间点测量数据的统计描述, 绘制各剂量点下的时间- 血液酒精浓度曲线, 探讨其规律性, 并拟合成数学模型和经验公式。
2结果
2. 1测量结果不同剂量点Br AC测量结果见表1 ~ 4。
2. 1. 1 50 ml剂量点测试结果示4人在3个时间点, 共计9人次BAC达到或超过20 mg /100 ml, 但均未达到或超过80 mg /100 ml。BAC的峰值出现在饮酒开始后30 min左右。饮酒完毕后的1. 5 h内, 全部受试者的BAC回落到20 mg /100 ml以下; 在饮酒结束后的2 h内, 全部受试者的测量值示值均为0。见表1。
注: BAC血液酒精浓度。
2. 1. 2 100 ml剂量点测量结果示全部受试者7个时间点, 共计41人次BAC达到或超过20 mg /100 ml, 但均未达到或超过80 mg /100 ml。BAC的峰值出现在饮酒开始后1 h左右。饮酒结束后2 h, 全部受试者的BAC已经回落到20 mg /100 ml以下; 饮酒结束后4 h, 全部受试者的测量值示值均为0。见表2。
2. 1. 3150 ml剂量点测量结果示全部受试者共9个时间点, 共计60人次BAC达到或超过20 mg /100 ml, 其中1人次BAC超过80 mg /100 ml, 达到85 mg /100 ml。BAC的峰值出现在饮酒开始后1. 5 h左右。饮酒完毕后5 h内, 全部受试者的BAC均回落到20 mg /100 ml限值以下; 在饮酒结束后的6 h, 全部受试者的测量值示值均为0。见表3。
2. 1. 4 200 ml剂量点测试结果示全部受试者在开始饮酒后的13个时间点, 共计97人次BAC达到或超过20 mg /100 ml, 并有6个时间点9人次BAC达到或超过80 mg /100 ml, 最大示值为123 mg /100 ml。BAC的峰值出现在饮酒开始后2. 5 h, 饮酒结束后的1. 5 h左右。饮酒完毕后第6个小时, 仍有5名受试者的BAC超过20 mg /100 ml, 但未超过80 mg /100 ml, 最大示值为39 mg /100 ml; 另4人回落到20 mg /100 ml以下, 其中只有1人测量值示值为0。见表4。
2. 2各剂量和时间点的均值和曲线
2. 2. 1各剂量和时间点的测量均值见表5。50 ml剂量点, BAC均值未超过20 mg /100 ml; 100 ml剂量点, 在30 min ~ 2 h, BAC均值超过20 mg /100 ml, 未达到80 mg /100 ml; 150 ml剂量点, 在30 min ~ 4 h, BAC均值超过20 mg /100 ml, 未达到80 mg /100 ml; 200 ml剂量点, 在30 min ~ 7 h, BAC均值超过20 mg /100 ml。
注: BAC血液酒精浓度。
注: BAC血液酒精浓度。
注: BAC血液酒精浓度。
注: BAC血液酒精浓度。
2. 2. 2各剂量点测量值的时间动态变化的曲线图见图1。由图可见, 饮酒开始后, BAC开始上升。饮酒结束后, BAC还是缓慢下降。在大剂量 ( 200 ml) 饮酒情况下, 虽然饮酒已经结束, 但BAC仍有一个短暂的冲高过程。
3讨论
3. 1酒精的限值正常人BAC约为3 mg /100 ml, 低于目前常用呼出气体酒精测量仪的测量下限 ( 8 mg /100 ml) 。BAC达到多少将导致神经系统的不良反应, 因个体体重、身高、肝脏酒精代谢相关酶的活力等而异; 相同的BAC, 会产生不同的生理反应。同样是饮用200 ml白酒, 有些人并无严重的醉酒反应, 另一些人可能已经酩酊大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国标GB 19522 - 2004《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浓度阈值与检验》, BAC限值为20和80 mg /100 ml。20 ~ 79 mg /100 ml, 将被认为是酒后驾车 ( drinking driver) ; 大于等于80 mg /100 ml, 即为醉酒驾车 ( drunk driver) [1]。
3. 2酒精的药代动力学酒精在人体内的动力学原理, 归纳起来可以用5个“相”来形象表达。一为贮存相, 主要器官是胃。在大量饮酒结束后, BAC还会继续上升, 说明白酒进入胃后并未立刻全部进入小肠, 相当一部分仍滞留在胃中, 逐步进入小肠吸收。二为吸收相, 主要部位在十二指肠和小肠上段, 口腔、食道和胃也具备一定的吸收功能[6]。三为代谢相, 主要器官是肝脏。由胃肠道吸收的酒精, 经门静脉流入肝脏进行分解代谢。肝脏是人体主要的酒精代谢器官[7]。四为分散相, 当血液中酒精浓度升高时, 通过弥散作用, 人体的肌肉和脂肪组织中酒精浓度也随之升高; 当血液中酒精浓度降低时, 肌肉和脂肪组织中的酒精又回吸收至血液。五为排泄相, 酒精经肝脏解毒后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热能, 二氧化碳随呼吸排出, 水经肾脏随尿液排泄。饮酒时, 酒精经过口腔、食道进入胃之后, 与其他食物搅拌形成食糜, 并贮存于胃中。酒精除少量直接被胃黏膜吸收外, 大部通过幽门进入十二指肠才会被大量吸收。大量含酒精饮料进入胃之后, 不会立刻下行到十二指肠, 须先进行一系列的消化、搅拌动作之后, 节律性地通过幽门。因此, 大量饮酒, 常常会导致胃部不适, 幽门痉挛, 使胃压增高, 胃肌出血反向蠕动而导致恶心、呕吐。90% 酒精在小肠被吸收之后, 经门脉系统与肝动脉血流混合后流入肝脏, 经乙醇脱氢酶 ( alcohol dehydrogenase) 的催化作用分解成乙醛, 乙醛又在乙醛脱氢酶 ( aldehyde dehydrogenase) 和非特异性细胞色素 ( P450) 酶群的作用下分解成乙酸, 进入三羧酸循环 ( tricarboxylic acid cycle, TAC) , 最终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并产生热量。未被肝脏代谢完的酒精, 经肝静脉进入体循环。酒精随体循环分布于人体的各种组织中。当酒精在胃肠道的吸收速度大于肝脏的分解代谢速度时, 外周血液中酒精浓度随之上升, 血液中的酒精开始向人体各组织渗透; 当肝脏的分解代谢速度大于胃肠道的吸收速度时, 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便开始下降。同时, 人体其他组织中的酒精开始随酒精浓度的梯度, 从组织向血液渗透。其余10% 左右, 通过经呼吸道、汗液和尿液等以原形排出。
3. 3酒精浓度的测量饮酒后15 min左右即可在血液中检出酒精, 鉴于直接测量血液中酒精浓度需采血后由专业检验人员进行, 且测量时间较长, 近年来交警多采用Br AC测量法, 进行快速筛选。由于受Br AC测量仪工作原理的限制, 以及测量环境的温度、相对湿度、被测人配合等因素的影响, 测量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度[2]。因此, 可先测量Br AC, 当Br AC超标时, 再追加BAC测量。目前市场上“警用”Br AC测量仪的原理基本为: 在规定的温度、湿度和气压条件下, 血液在流经肺泡毛细血管时, 所含的酒精通过气血屏障弥散到肺泡腔, 在呼气过程中带出体外。当规定容量和流速的含有酒精的呼出气体通过时, 测量仪内的燃料电池会产生一定的电压和电流。这种电压和电流通过电位积分和模数转换, 便可直接显示呼出气体的酒精浓度数值或经换算后的Br AC数值。由于仪器内的气敏原件为燃料电池, 除对酒精敏感外, 还可能对其他可燃气体作出反应, 影响到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3]。因此, 用呼出气体酒精测量仪测量时, 应排除饮酒以外的可能会导致仪器作出异常反应的因素, 避免使用含有酒精和其他含有可燃气体的食品、药品和口腔卫生用品[4]。鉴于市售呼出气体酒精测量仪的质量良莠不齐, 因此在投入使用前须送法定计量机构作检定, 以确保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达到一定使用次数或达到一定使用期限后, 应按要求重复检定[5]。
3. 4呼出气体酒精测量仪目前, 我国现行与呼出气体中酒精浓度相关的法规和标准有: 《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国标GB 19522 - 2004《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浓度阈值与检验》和GB /T 21254 - 2007 《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测量仪》[1，5]。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测量仪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已被列入国家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目录, 每6个月强检1次。目前国内外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测量仪的测量下限多半在8 mg/100 ml ( BAC) 水平, 若能通过技术改进, 把测量下限做到正常人未饮酒时的3 mg /100 ml ( BAC) , 将对控制酒后从事高危作业起到积极作用。
3.5数学模型和经验公式依据本试验所得数据, 参考文献资料[8-10], 推断出下列数学模型和经验公式:
以50 ml为计量单位:RT=SV/502
式中: RT酒后休息时间 ( h) ; SV实际饮酒量 ( 50 ml, 52% 体积分数) 或以常用的市制“两”为计量单位: RT = 两 2
饮酒50 ml ( 1两) 后, 需要休息 ( 50 /50 2 = ) 2 h; 饮酒100 ml ( 2两) 后, 需要休息 ( 100 /50 2 = ) 4 h; 饮酒150 ml ( 3两) 后, 需要休息 ( 150 /50 2 = ) 6 h; 饮酒200 ml ( 4两) 后, 需要休息 ( 200 /50 2 = ) 8 h。
上述经验公式所计算出的值为最低值。因个体差异较大, 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 虽然已经休息了足够的时间, 但Br Ac仍超标的特例。
大剂量的饮酒后从事高危工作, 可能会给社会公众和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建议职业卫生和劳动安全部门制定各高危行业工作人员有关饮酒的强制性规定或法规, 在上岗前对工作人员进行Br AC测量, 饮酒后则必须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 以保证Br AC降低至仪器检测下限, 以杜绝酒后作业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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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动态 第2篇
多糖是药用黄芪根中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本研究分析测定了分属于膜荚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和蒙古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 var.mongolicus)的6个品种在不同时期根中多糖含量的变化以及采收期根中多糖含量的差异和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各品种均从8月开始根中多糖迅速积累,至受霜害时多糖含量达到最高,受霜害后多糖含量迅速下降,可溶性糖含量上升;在初霜降时(10月4日)6个品种中以旬邑野生膜荚黄芪多糖含量最高.因此8月至初霜降是黄芪多糖积累的主要时期,黄芪的最佳采收期为初霜降前后.而旬邑野生膜荚黄芪是多糖含量较高的优良品种.
作 者：曹建军 王长如 梁宗锁 陈专科 王渭玲 CAO Jian-jun WANG Chang-ru LIANG Zong-suo CHEN Zhuan-ke WANG Wei-ling 作者单位：曹建军,王长如,王渭玲,CAO Jian-jun,WANG Chang-ru,WANG Wei-ling(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梁宗锁,LIANG Zong-suo(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陵,712100)
陈专科,CHEN Zhuan-ke(宝鸡秦岭国药厂,陕西,宝鸡,721004)
含量动态 第3篇
关键词：辣椒果实；熟期；农艺性状；维生素C；含量
中图分类号： S641.30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2-0156-02
收稿日期：2014-04-02
基金项目：江苏省徐州市科技计划（编号：XF12C040）。
作者简介：冯营（1981—），女，山东潍坊人，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作物栽培生理研究。Tel：（0516）61888879；E-mail：xzcotton@163.com。
通信作者：李卫华，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遗传育种研究。E-mail：xlcot@163.com。辣椒（Capsicum annuum L.）为一年生茄科辣椒属植物，是我国重要蔬菜作物之一，在全国各地均有栽培。辣椒富含维生素C、辣椒碱、辣椒红素、碳水化合物等，其中，维生素C含量在蔬菜中居第1位[1]，辣椒中维生素C含量是茄子的35倍、西红柿的9倍、大白菜的3倍[2]。维生素C又名抗坏血酸，是一类水溶性活性物质，有较强的还原作用，对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及健康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人体维生素C含量一旦过低，会出现四肢乏力、精神差、抵抗力下降、易感染疾病、伤口愈合缓慢等情况，维生素C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之一。适时收获辣椒，确保其果实中有较高的维生素C含量，对食用有很重要的意义。辣椒在开花后进入坐果期，果实随时间推移逐渐膨大，花后15 d左右是快速生长期，然后进入绿熟期、转色期、紅熟期。不同熟期果实中维生素C的含量不同，徐毅等研究表明，辣椒维生素C含量随果实熟期的推进呈上升趋势[3]。不过，在辣椒种植过程中还需注重辣椒的产量和品质等商品性，采摘时既要保证辣椒维生素C的含量较高，又不能降低辣椒产量和效益，最终实现辣椒品质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本试验选取苏椒5号、新98A及双辣3号为材料，研究不同熟期辣椒果实的农艺性状、产量及维生素C含量的动态变化，并根据辣椒的经济效益和食用情况，确定简单方便、易明确的采收期，为辣椒种植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1材料与方法
1.1选用辣椒品种
苏椒5号、新98A、双辣3号。
1.2试验设计
采用1% KMnO4浸泡0.5 h对辣椒种子进行杀菌消毒，穴盘育苗移栽；采用小高畦、宽窄行种植，宽行畦面宽1.2 m，窄行畦面宽1 m，每个畦面上移栽2行，种植密度为 72 720株/hm2，行距0.55 m、株距0.5 m、行长6.5 m，种植4行，2株/穴，每小区面积14.3 m2，随机区组排列，重复3次；对花挂牌标记，花后17、22、27、32、37、42、47、52 d取样测定农艺性状，冷冻后测定维生素C含量。辣椒果实绿熟期为果龄17～37 d、转色期为37～47 d、红熟期为果龄47～52 d。
1.3测定方法
农艺性状主要采用直尺和游标卡尺测量；维生素C含量采用2，6-二氯靛酚滴定法测定。
1.4数据分析
采用Excel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辣椒果实农艺性状的变化
由图1可见，3个辣椒品种的果长随果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绿熟期上升缓慢，转色期上升幅度较大，果龄42 d左右时果长达到最大值，红熟期趋于平稳；双辣3号在果龄27 d之前与新98A的果长无差异，在果龄27 d后增长迅速；苏椒5号果长最短，变化相对平稳。果龄在40 d左右时是辣椒果实的转色期，即果实由绿色向红色转变，3个辣椒品种在果龄 42 d 果长有个小高峰，此时，果实颜色为红绿兼有。
由图2可见，3个辣椒品种的果粗随果龄增加呈上升趋势，变化平稳；绿熟期上升缓慢，转色期上升幅度较大，果龄42 d左右较粗；3个品种中新98A果实最粗，线椒双辣3号最细，苏椒5号粗度略细于新98A。
由图3可见，3个辣椒品种果厚随果龄的增加而增厚；绿熟期上升缓慢，转色期上升幅度较大，果龄42 d时达到最厚，
红熟期趋于平稳，且有下降趋势；新98A果实最厚，双辣3号最薄，苏椒5号居中。
由图4可见，3个辣椒品种的单果质量随果龄增加而增加；绿熟期上升缓慢，转色期上升幅度较大，果龄42 d时达到最大值；红熟期趋于平稳，且有下降趋势；新98A单果质量明显高于其他2个品种，双辣3号最轻，苏椒5号居中。
2.2辣椒果实维生素C含量的变化
由图5可见，3个辣椒品种的维生素C含量随果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绿熟期上升缓慢，转色期上升幅度较大，果龄42 d后趋于平稳；双辣3号维生素C含量最高，明显高于其他2个品种。辣椒维生素C含量与辣椒素含量呈正相关，因此，双辣3号在3个品种中为特辣口味。
2.3不同辣椒品种的产量
由图6可以看出，3个辣椒品种的鲜产差异较大，新98A产量最高，双辣3号产量最低，苏椒5号居中，这是由于双辣3号为线椒型，单果重相对最轻。
3结论
辣椒维生素C含量在茄果类中占首位，是番茄的7～15倍[1]。刘金兵等研究表明，无论是大棚栽培还是露地栽培，供试的4个辣椒品种从青熟果到紫熟果直至红熟果，果实中
维生素C、辣椒素及干物质含量均呈增长趋势，其中，青熟果含量最低，红熟果含量最高[4]。但是，目前关于果实发育过程中辣椒素含量的变化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随着生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辣椒种植从以高产为主向注重品质转变，辣椒的主要营养品质指标是维生素C含量，尽可能在维生素C含量相对较高时采摘，消费者可以更多地利用其营养。
试验针对辣椒果实的果龄变化，研究不同熟期果实的农艺性状及维生素C含量变化，从动态果龄变化分析辣椒合适的采摘期，实现种植者和消费者共同的期望要求。辣椒单果质量由辣椒果长、果粗、果厚等因素构成，在绿熟期增加缓慢，绿熟期后到转色期一般上升幅度较大，在转色期达到一个相对的最大值，进入红熟期趋于平稳，部分指标还有下降趋势。本试验结果表明，3个辣椒品种在转色期采摘，产品的商品性和食用品质相对最优，此时，单果质量趋于较高，果长、果粗和果厚等农艺性状较好，尤其是果厚利于保存运输。如果到红熟期采摘，由于转色期到红熟期有5～8 d时间，维生素C含量既没有大幅度增加，果实在植株上又存在养分消耗，同时，红熟期的辣椒保存运输略难于其他熟期[5]。另外，如果红熟期进行采摘，可能会不利于下茬作物种植，从而影响土地的高效利用。因此，红熟期不是辣椒的最佳采摘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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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动态 第4篇
花芽分化是开花结果和产量形成的基础, 而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作为能量物质和结构物质在花芽分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营养是花芽分化以及花器官形成与生长的物质基础, 它的积累与花芽分化密切相关, 增加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提高细胞液浓度, 有利于花芽分化。果树花芽分化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花芽分化时顶芽中蔗糖的水平是现代成花诱导理论的中心问题, 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子, 花序发育过程中积累的淀粉和可溶性碳水化合物都被利用。
我国大部分芒果产区每年都有倒春寒发生, 在百色右江河谷一带, 一些芒果品种出现开花过早。往往在11—12月开始萌发抽出花穗, 次年1—2月份就小花开放, 正好处于一年当中最冷时期。这个时期气温普遍偏低, 同时阴雨天气多, 昆虫活动少, 光照不足, 对芒果开花授粉极为不利, 而且容易引起病虫危害, 阻碍花粉萌发[6]。阴雨天气持续时间长还会造成烂花, 甚至失收, 对产量影响极大。2002年1月, 彭磊等人在探索如何保持芒果最大光合面积实践中, 对晚熟品种秋芒进行修剪, 观察到一结果母枝短截/回缩后剪口1~3芽没抽梢而开花, 倒春寒危害高峰过后进入盛花期。由于可以延迟花期, 避开倒春寒危害高峰, 所以在后来几年中对此现象作了进一步探索。常规生产中芒果的花芽分化指顶芽分化, 而腋芽不分化。若顶芽进行花芽分化时腋芽也同时进行花芽分化, 夏季修剪后培养下一年结果枝时剪口芽应开花而不应抽梢, 因此, 剪口腋芽是在回缩花枝获得顶端优势后才开始进行花芽分化。陈厚杉, 张海岚于l993、1994年10月初采用轻剪、中剪和重剪的方法进行修剪, 对紫花芒推迟芒果花期避开倒春寒为害有一定效果。本文拟研究花芽调控后芽内还原糖含量动态变化, 探索还原糖在芒果花芽分化期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大田试验地点
采样地选在云南省元江县的元江桥头芒果园, 海拔为585m。年平均气温23.8℃, 年平均降雨量796.3mm, 年平均相对湿度67%, 全年无霜适于芒果生长。果园管理水平高, 主栽品种三年芒。
1.2 室内试验地点
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实验室。
1.3 试验时间
2014年2月15日至花芽再次分化完成 (花芽开始膨大) 。
1.4 试验材料
用2014年生、长势及树体营养基本一致的三年芒的剪口芽、叶片及韧皮部为试验材料。
1.5 试验方法
1.5.1 田间试验
2014年2月15日, 在元江农场对已开花的试验植株进行短截, 随机选取植株上、中、下部的40个剪口上第一芽、叶及附近的韧皮部, 作为测定还原糖的起始含量, 以后每隔5d采1次剪口下第一芽、叶及韧皮部, 测定还原糖含量, 直至花芽分化完成。从2月20日开始, 对已采过的枝用红油漆进行标记, 避免重复采样。采下的材料放入自封袋, 封好后置入冰盒, 并做好记录, 带回实验室检测。
1.5.2 室内试验
首先将每次采回来的叶, 韧皮部和芽先在110℃烘箱烘15min, 之后再在70℃烘箱烘12h以上;次日把烘干的材料研磨至粉末样, 称取粉碎过筛的样品0.075g, 放进试管中加蒸馏水5.5m L, 沸水下煮20min。冷却后, 过滤到50m L容量瓶定容至刻度, 此为待测液。
可溶性总糖含量测定采用蒽酮比色法, 具体方法如下:
吸取待测液1m L于20m L试管中, 加蒽酮试剂5m L, 充分振荡, 使液体充分混匀, 将试管放在沸水中煮10min, 冷却后倒入0.5cm光径的比色皿中, 以空白作参比, 在620nm波长的分光光度计上比色, 可测得可溶性总糖浓度 (µg/m L) 。
蔗糖含量测定采用盐酸—间苯二酚比色法, 具体方法如下:
吸取待测液1.0m L于20m L试管中, 加2N-Nao H0.5m L后, 在沸水中煮5min后取出冷切, 再加7m L30%HCL和2m L间苯二酚, 充分摇匀, 在80℃下水浴10min后, 以空白作参比, 在480nm波长的分光光度计上比色, 可测得蔗糖糖浓度 (µg/m L) 。
将测定出来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得出结论并进行结果分析。
1.5.3 试验设备
尤尼柯-7200分光光度计。
1.5.4 计算公式[9]
糖含量 (%) =[ (C×VT×N) (W×Vs×106) ]×100%
C—从标准曲线查得的糖含量 (μg) ;VT—提取液总体积 (ml) ;VS—测定是取用的样品提取液体积 (ml) ;N—稀释倍数;W—样品质量 (g)
还原糖=总可溶性糖-0.95×蔗糖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叶片还原糖含量变化
在花芽分化过程中, 芒果叶片还原糖含量变化规律均呈现高→低→高→低的变化规律 (见图1) 。
短截后, 2月15日叶内还原糖含量为131.869μg/g, 2月25日降至81.792μg/g, 3月2日又上升到95.138μg/g, 花芽分化结束时 (3月12日) 下降至87.548μg/g。
对照2月15日叶片还原糖含量为160.27μg/g, 2月25日降至82.324μg/g, 3月2日上升至107.882μg/g, 花芽分化结束时 (3月12日) 降至98.346μg/g。
短截后, 2月15日叶内还原糖含量达到最高值131.869μg/g, 该值比对照的最高值低28.41μg/g, 比对照的最低值高49.54μg/g, 比短截后的最低值高50.07μg/g。对照2月15日的还原糖含量为160.27μg/g, 比对照的最低值高77.94μg/g, 比短截后的最低值高78.48μg/g。
注:以下出现的CK1, CK2, CK3, CK4, CK5, CK6分别代表对照在2月15日, 20日, 25日, 3月2日, 7日, 12日的还原糖含量;处理1, 处理2, 处理3, 处理4, 处理5, 处理6分别代表短截枝在在2月15日, 20日, 25日, 3月2日, 7日, 12日的还原糖含量。
方差分析表明, 叶内CK1的还原糖含量与CK5、处理2、处理3、处理5、处理6相比,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P<0.01) 。处理1叶内还原糖含量与其余处理和对照相比, 差异显著 (P>0.05) ;CK1叶内还原糖含量与各处理、对照相比, 差异也显著。
2.2 韧皮部还原糖含量变化
韧皮部在花芽分化过程中, 还原糖的变化规律均呈现高→低→高→低的曲线变化。 (见图2)
对照2月15日韧皮部的还原糖含量为134.171μg/g, 2月20日的含量下降至100.322μg/g, 3月2日上升至111.08μg/g, 花芽分化结束之时 (3月12日) 降至97.232μg/g。 (见图2) 短截后, 2月15日芒果韧皮部还原糖含量为107.108μg/g, 2月20降至52.415μg/g, 3月7日上升至77.74μg/g, 花芽分化结束之时 (3月12日) 降至15.857μg/g。这可能是因为在试验过程中, 从采集地点到实验室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刚采集到的材料立即放入装有冰块的盒子中, 保持材料的新鲜度。但在运输过程中, 实验材料也在不断的进行呼吸与转化, 消耗了一定的营养物质, 而导致还原糖含量下降。
短截后, 2月15日韧皮部内还原糖含量达107.108μg/g, 比最低值高91.25μg/g, 比对照的最高值低27.06μg/g, 比对照的最低值高9.87μg/g。对照2月15日的还原糖含量为134.171μg/g, 比最低值高36.96μg/g, 比短截后的最低值高118.31μg/g。
方差分析表明:各处理内、处理间和对照差异都不显著。
2.3 剪口芽还原糖含量变化
短截后2月15日芽内还原糖含量为78.048μg/g, 2月20日下降至23.130μg/g, 2月25日上升至75.841μg/g, 3月2日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月12日又上升103.779μg/g。花芽分化结束, 还原糖不断积累, 使得还原糖达到最高值 (见图3) 。
对照2月15日芽内的还原糖含量为110.346μg/g, 2月25日降至23.609μg/g, 3月2日上升至116.55μg/g, 花芽分化结束之时 (3月12日) 上升至130.198μg/g (见图3) 。
短截枝3月12日芽内还原糖含量达103.779μg/g, 比最低值高80.64μg/g, 比对照的最高值低26.419μg/g, 比对照的最低值高80.17μg/g。对照3月12日的还原糖含量为130.198μg/g, 比最低值高106.58μg/g, 比短截后的最低值高107.06μg/g (见图3) 。
方差分析表明:芽内CK1、CK4、CK5、CK6、处理4、处理6和处理2、CK2、CK3相比, 在5%水平上表现为显著。CK4、CK5、CK6和处理2、CK2、CK3相比, 在1%水平上差异极显著。
3 讨论
花芽分化是植物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的最初形态标志。虽然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碳水化台物的分配在植物向生殖生长转变中的作用, 但自从提出成花素/抗成花素的概念后, 人们认为同化物只为花的发生提供能量。然而, 近期研究发现, 糖类不仅仅是供应能量, 也直接参与花发生的调节过程, 有报道提出植物向生殖生长转变的营养转移概念和多因子控制模式, 蔗糖是植物中最常见的碳水化合物, 也是光合产物向茎尖运输的主要形式。还原糖、可溶性总糖明显积累, 蛋白质含量增加, 核酸合成速率加快, 有利于花芽分化, 从而加快植物从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的进程。而植物体内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是植物体内碳水化合物代谢的重要标志, 它既可反映碳水化合物的合成情况, 也可说明碳水化合物在植物体内的运输情况, 标志着内源同化物供应能力;也能反映出同化物的转化、利用能力。
在试验过程中, 短截后芒果花芽分化初期叶、芽、韧皮的还原糖含量急剧下降, 表明此时花芽分化强度大, 消耗的能量物质多。这与孙乃波、张志宏研究的结果有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不同植株对环境条件的适应程度及短截对植株内部变化的影响有关。
随着花芽分化的深入, 叶内还原糖含量的上升速度最慢, 芽内的积累最快。这可以通过“源-库”关系来说明叶内的还原糖通过韧皮向芽输送, 导致芽内的还原糖含量上升。
在本试验中, 叶、韧皮、芽内还原糖基本低于对照, 说明短截后花芽分化期间可能先成花, 后形成高含量的碳水化合物。这与陈清西等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异, 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一批样品处理与对照的叶、芽、韧皮还原糖含量差异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对照在自身的生理结果活动中也消耗还原糖, 导致差异不显著。
参考文献
含量动态 第5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试验时间为2009年2月20日, 在简阳大哥大牧业有限公司简阳大耳羊种羊场随机选择产羔后第1, 7, 14, 21, 28, 35, 42, 49, 56 天的圈养简阳大耳羊母羊, 每阶段6只, 采集鲜乳样, 每只10 mL, 置于冰箱-20 ℃保存, 备用。哺乳期母羊每天饲喂秸秆、青草、精料。
1.2 测定项目
非脂固体物、乳蛋白、乳脂肪、乳糖、灰分含量用MILKYWAY CP2型快速乳成分分析仪测定;pH值用DELTA pH仪测定;钙、磷含量采用常规方法测定;每个泌乳阶段的6只羊的乳样按等体积取样混合后, 用氨基酸测定仪测定混合样的氨基酸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泌乳阶段简阳大耳羊乳中营养成分含量 (见表1)
简阳大耳羊初乳中非脂固体物、乳蛋白、乳脂肪、乳糖含量均高于常乳, 初乳中非脂固体物、乳蛋白、乳脂肪及乳糖含量分别是常乳的2.25, 2.37, 1.31, 2.36倍。7 d以后常乳中各项营养成分含量接近, 没有明显的差异。
在试验中, 简阳大耳羊分娩后24 h内初乳中蛋白质含量为7.52%, 是常乳的2.37倍, 初乳中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常乳, 这个结果与在奶牛上的研究结果相似。陆东林等[1]报道, 荷斯坦奶牛分娩后24 h内初乳中蛋白质含量为6.54%, 是常乳的2.12倍。本试验中, 简阳大耳羊产羔后24 h内乳蛋白含量为7.52%, 第7天降至3.54%, 下降了52.9%, 之后趋于稳定。与莎能奶山羊[2]相比, 简阳大耳羊乳蛋白偏低, 且随着泌乳时间的延长下降幅度增大。本试验中简阳大耳羊初乳及常乳中蛋白质含量略高于荷斯坦奶牛[1], 而略低于莎能奶山羊[2], 这主要是由于品种不同造成的, 简阳大耳羊属于肉用型, 其乳中蛋白质含量偏低。
杨晓宇等[2]研究表明, 莎能奶山羊初乳中的脂肪含量随着泌乳期的延长呈下降趋势, 其中分娩后第1次 (3 h) 所挤初乳脂肪含量为6.61%, 48 h后脂肪含量下降为5.47%, 下降了17.2%, 之后下降趋势比较平缓。本试验中, 24小时时初乳中的脂肪含量为9.1%, 7 d后下降为7.51%, 下降了17.6%, 之后趋于稳定。与杨晓宇等[2]的报道类似。本试验中脂肪含量随着泌乳期的延长也呈下降趋势, 与乳蛋白相比, 乳脂肪的下降幅度较小。
杨晓宇等[2]的试验结果表明, 莎能奶山羊初乳中的乳糖含量随着泌乳期的延长呈上升趋势, 分娩后第1次 (3 h) 所挤初乳中的乳糖含量为1.93%, 24 h后上升到2.62%, 分娩120 h后乳糖含量达到3.97%, 趋于平衡。陆东林等[1]对荷斯坦奶牛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 分娩后2小时时荷斯坦奶牛初乳中的乳糖含量为2.42%, 24 h后上升至3.49%, 分娩后120小时时达到4.09%, 随后保持稳定。本试验结果与陆东林等[1]及杨晓宇等[2]的试验结果相反。本试验中, 简阳大耳羊乳中乳糖含量随着泌乳期的延长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24 h内初乳中乳糖含量为11.93%, 7 d后下降至5.77%, 下降了51.6%,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也是由于品种的不同造成的。
2.2 不同泌乳阶段简阳大耳羊乳中灰分、钙、磷含量和pH值变化 (见表2)
简阳大耳羊初乳中灰分、钙及磷含量均高于常乳, 初乳中灰分、钙及磷含量分别是常乳的1.16, 2.19, 1.27倍。7 d以后的常乳中各项营养成分含量接近, 没有明显的差异。
本试验中, 产羔后24 h内简阳大耳羊灰分含量为0.88%, 常乳中为0.76%, 初乳中灰分含量为常乳的1.16倍。这个结论与杨晓宇等[2]的报道类似。杨晓宇等[2]报道, 莎能奶山羊乳中灰分含量随着泌乳期的延长呈下降趋势, 分娩后第1次 (3 h) 所挤初乳中灰分含量为1.57%, 48 h后灰分含量下降为1.01%, 随后保持稳定。陆东林等[1]也得到了类似结果。陆东林等[1]对荷斯坦奶牛乳的研究表明, 分娩后24 h内的初乳中灰分含量为0.90%, 是常乳 (0.67%) 的1.34倍。本试验中, 24 h内初乳中钙及磷含量分别是是常乳的2.19, 1.27倍。陆东林等[1]的研究结论与此相近, 荷斯坦奶牛产犊24 h内初乳与常乳相比, 其钙和磷含量分别是常乳的1.42, 1.58倍。与荷斯坦奶牛相比, 简阳大耳羊常乳中钙含量下降幅度较大, 而磷含量下降幅度较小。
2.3 不同泌乳期阶段简阳大耳羊乳中氨基酸含量变化 (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简阳大耳羊初乳中氨基酸总含量和各种氨基酸的含量均随着泌乳时间的延长而下降。分娩24 h内的初乳中含量较高的氨基酸依次为谷氨酸、天门冬氨酸、亮氨酸和赖氨酸, 含量较低的氨基酸为缬氨酸和蛋氨酸。此结论与前人在奶牛和猪上的研究报道基本一致。陆东林等 [3]发现, 荷斯坦奶牛产后2～3 d的乳中氨基酸含量高于常乳。刘丽梅等[4]报道, 母猪初乳中含量较高的氨基酸是谷氨酸 (或谷氨酸和谷氨酰胺) 、亮氨酸、脯氨酸、赖氨酸等, 并指出某些氨基酸的含量在奶牛初乳和常乳之间有区别, 含量较低的氨基酸是组氨酸、蛋氨酸和胱氨酸。
本试验中不同氨基酸在氨基酸总量中所占比例见表4。
由表4可见, 虽然氨基酸总含量和各种氨基酸的含量均随着泌乳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但不同氨基酸在氨基酸总量中所占比例有所区别, 谷氨酸 (初乳中为17.14%, 常乳中为23.24%) 、蛋氨酸 (初乳中为0.94%, 常乳中为1.47%) 、赖氨酸 (初乳中为8.77%, 常乳中为9.71%) 、脯氨酸 (初乳中为7.02%, 常乳中为14.41%) 呈上升趋势, 异亮氨酸不变 (初乳和常乳中均为3.24%) , 而其他12种氨基酸比例则逐渐下降。在比例呈上升趋势的氨基酸中有4种是人体必需氨基酸。陆东林等[3]对荷斯坦奶牛的研究中有类似报道, 奶牛分娩后初乳中氨基酸总含量和各种氨基酸的含量均随着泌乳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但不同氨基酸在氨基酸总量中所占比例有所区别, 其中谷氨酸、蛋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脯氨酸呈逐渐上升趋势。因此, 虽然母羊分娩后随着时间的延长初乳中总氨基酸含量有所下降, 但必需氨基酸比例上升了, 其营养价值得到了补偿。
3 小结
初乳的各项营养成分指标均高于常乳, 随着泌乳期的延长乳营养成分下降, 泌乳7 d后各项乳成分指标不再出现明显下降, 变化逐渐趋于平稳。乳中氨基酸以谷氨酸含量最高, 缬氨酸含量最低。
摘要：为了研究山羊不同泌乳阶段乳成分动态变化规律, 试验随机选取不同泌乳阶段的简阳大耳羊泌乳母羊, 采集乳样测定乳成分和乳中氨基酸含量。结果表明: (1) 初乳 (1 d) 中非脂固体物、乳蛋白、乳脂肪、乳糖、灰分、钙、磷含量以及pH值分别为20.30%、7.52%、9.10%, 11.93%、0.88%、0.35%、0.14%和6.57;常乳中非脂固体物、乳蛋白、乳脂肪、乳糖、灰分、钙、磷含量以及pH值分别为9.01%、3.17%、6.91%、5.05%、0.76%、0.16%、0.11%和6.60。 (2) 初乳中氨基酸含量较高的是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和亮氨酸, 含量较低的是缬氨酸、蛋氨酸和甘氨酸;常乳中氨基酸含量较高的是谷氨酸、脯氨酸和赖氨酸, 含量较低的是缬氨酸、丙氨酸和胱氨酸。
关键词：简阳大耳羊,羊乳,泌乳期,乳成分
参考文献
[1]陆东林, 张丹凤, 荆文清, 等.奶牛初乳中常量成分和矿物元素的测定[J].新疆农业科学, 2001a, 38 (6) :299-301.
[2]杨晓宇, 陈锦屏, 张富新, 等.莎能奶山羊初乳营养成分的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2006, 37 (4) :654-656.
[3]陆东林, 张丹凤, 刘新丽.奶牛初乳中氨基酸含量的测定[J].草食家畜, 2001b (3) :52-54.
含量动态 第6篇
红壤性水稻土是由酸性红壤开垦而来的,是我国南方的主要水稻土类型,也是重要的农业土壤资源。本文利用不同稻作制、有机肥施用水平和地下水位深度三因素多水平长期定位试验,通过动态取样和化学测定的方法,探讨了红壤性水稻土有效锰含量在作物生育期间的动态变化,以弄清红壤性水稻土的供锰特征,为提高湖南省乃至我国南方地区稻田土壤的供锰能力和制定科学合理的作物施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土壤与水稻品种
采用湖南农业大学农业资源系1982年春建立的,持续进行的稻作制、有机肥和地下水位三因素多水平长期定位试验。供试土壤为由耕型第四纪红土红壤开垦而来的红壤性水稻土。长期定位试验的原始土壤(耕型第四纪红土红壤)的某些基本理化性质如下:p H(H2O)5.6;有机质13.5g/kg;CEC16.2cm ol(+)/kg;<0.01m m粘粒272.0g/kg;土壤全锰829.7m g/kg。各试验处理内容及代号见表1。有机肥处理早稻施鲜紫云英,晚稻施稻草,其中高量有机肥第一年早稻施紫云英60000kg/hm 2,以后改施45000kg/hm 2,晚稻每季施鲜稻草11250kg/hm 2;常量有机肥第一年早稻施鲜紫云英30000kg/hm 2,以后改施22500 kg/hm 2,晚稻施鲜稻草7500 kg/hm 2;化肥处理只施化肥,不施任何有机肥。各处理N、P、K的施用量一致,每季施纯N 150 kg/hm 2,N∶P2O5∶K2O早稻为1∶0.5∶1,晚稻1∶0∶1。有机肥处理扣除紫云英,稻草中的氮、磷、钾含量,不足部分用标准化肥补足。标准化肥氮为尿素,磷为过磷酸钙,钾为氯化钾。
供试的早稻品种为“香两优68”;晚稻品种为“糯稻150”。
1.2 研究方法
1.2.1 动态土壤和水稻植株样品的采取
于2001年分别在早、晚稻的不同生育期(早稻:插秧前4月25日,分蘖期5月18日,孕穗期6月12日,齐穗期6月24日,成熟期7月10日;晚稻:插秧前7月21日,分蘖期8月4日,孕穗期8月28日,齐穗期9月20日,成熟期10月21日),取长期定位试验不同处理的新鲜红壤性水稻土壤样品,取样深度为20cm,均匀取样,去除大部分的植物残体和其它杂质后,保持土壤的水分不变,立即带回实验室,进行室内分析。
1.2.2 测定方法[4]
(1)土壤交换性锰测定:1N N H4O A c浸提K M n O4比色法测定;(2)土壤易还原态锰的测定:对苯二酚1N中性N H4O A c浸提,K M n O4比色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稻生育期间红壤性水稻土交换性锰和易还原态锰的动态变化
在早稻的整个生育期间土壤交换性锰含量基本上是下降的。土壤交换性锰在插秧前含量最高(12.5±5.1 m g/kg),至分蘖盛期缓慢下降,下降幅度很小,由分蘖盛期至孕穗期,交换性锰急剧下降,至孕穗期达到最低(6.4±3.4 m g/kg),然后缓慢上升。而土壤易还原锰含量在插秧前为最低(5.9±5.5m g/kg),插秧后至孕穗期急剧上升,孕穗期(15.9±7.2 m g/kg)到齐穗期(15.9±7.5 m g/kg)几乎没有变化,齐穗期到黄熟期易还原态锰又处于下降阶段。而晚稻生育期间红壤性水稻土的活性锰含量变化趋势与早稻的明显不同。晚稻生育期间土壤交换性锰含量在孕穗期达最大值(24.9±19.6 m g/kg);易还原态锰含量在齐穗期为最低值(9.0±6.5 m g/kg),明显低于其它生育期。与土壤交换态锰含量表现出明显的互为消长关系,反映了不同形态的土壤锰之间的关系(表2)。
注:晚稻移栽前的土壤交换性锰和易还原态锰含量为早稻黄熟期土壤交换性锰和易还原态锰含量。
2.1.1 不同地下水位深度的影响
不同地下水位深度对早稻生育期间土壤中交换性锰和易还原态锰含量影响不明显,其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对土壤交换性锰含量而言,除低水位处理在插秧前至分蘖期稍有上升外,其余均呈下降趋势;以孕穗期为界,在之前下降较明显,之后基本保持平稳状态且略有上升。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在孕穗期之前逐渐上升,而在孕穗期以后,呈下降趋势,在分蘖期至齐穗期期间两种地下水位深度处理土壤均呈一致的变化规律,且低水位处理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高于高水位处理。这可能与高水位处理土壤渍水程度较严重,氧分压较低,嫌气性细菌的代谢活动增强,从而促进了有机还原性物质的分解和土壤锰的还原有关。晚稻生育期间土壤交换性锰含量在高水位处理基本保持平衡状态,变化不大,而对低水位处理,在分蘖期至孕穗期,其含量急剧上升,后又急剧下降。对于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来说,也有同样规律,高水位处理的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在晚稻的整个生育期变化幅度不是很大;而低水位处理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的变化较大,与土壤交换性锰含量相比呈现反向变化趋势。
在水稻生育期间两种地下水位深度处理对土壤交换性锰和易还原态锰含量影响的差异一直不显著,说明不同地下水位深度对土壤有效锰含量的影响较小(表3)。
2.1.2 不同稻作制的影响
在早稻的整个生育期间淹水处理土壤的交换性锰和易还原态锰的含量均高于水旱轮作处理。随着水稻生育过程进展,交换性锰含量呈下降趋势,进入分蘖期后,淹水处理和水旱轮作处理之间的土壤交换性锰含量差距逐渐缩小。除黄熟期外,淹水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锰含量与水旱轮作处理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且插秧前和齐穗期达极显著水平;水旱轮作两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但除插秧前冬油处理土壤交换性锰含量要低于冬绿处理和黄熟期两处理土壤交换性锰含量相等外,其他时期冬油处理要高于冬绿处理。对于易还原态锰来说,淹水处理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也一直高于水旱轮作冬油处理,只有在插秧前和黄熟期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在孕穗期和齐穗期淹水处理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与水旱轮作处理之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在分蘖期达显著水平。水旱轮作处理之间的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差异未达显著水平,但冬油处理高于冬绿处理。
在晚稻的整个生育期,三种稻作制处理对于土壤交换性锰含量的影响差异明显大于对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的影响差异。对于土壤交换性锰含量,除孕穗期三种处理间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在分蘖期和齐穗期,淹水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锰含量与水旱轮作处理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黄熟期达到显著水平。三种稻作制处理土壤交换性锰含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分蘖期至孕穗期缓慢上升,之后,缓慢下降。淹水处理的土壤交换态锰含量明显高于两种水旱轮作处理。对于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来说,在分蘖期和黄熟期,淹水处理与水旱轮作处理之间其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在齐穗期,处理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淹水处理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高于水旱轮作处理,冬泡处理与冬油处理易还原态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晚稻生育期中呈一高一低格式,但冬泡处理变化幅度大,冬绿处理的土壤易还原态锰在孕穗期有所降低外,其趋势一直上扬。
综上所述,在水稻生育期不同稻作制对土壤有效锰含量的影响较大;另外,两水旱轮作处理之间土壤交换态锰和易还原态锰含量的差异都不显著,且都低于淹水处理,说明水旱轮作比长期冬泡更易促进锰的淋溶损失(表4)。
2.1.3 不同有机肥施用水平的影响
在早稻生育期土壤交换性锰含量的差异都未达显著水平。化肥处理对交换态锰的影响较大,施用化肥的土壤在插秧前交换态锰含量在三种处理中最低(11.3±7.6m g/kg),但在分蘖期达到最大值(16.7±8.6 m g/kg),到孕穗期后急剧下降,从孕穗期至黄熟期变化较小。施用有机肥的两处理土壤交换性锰含量的差异一直很小。对于土壤易还原态锰含量,在分蘖期,黄熟期常绿肥处理与高绿肥处理之间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在黄熟期化肥处理与施用有机肥处理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其余时期差异均不显著。插秧前至孕穗期,三处理易还原态锰含量逐渐增加的,在孕穗期含量差异很小,但在孕穗期以后,高绿肥处理的易还原态锰含量开始下降;化肥处理和常绿肥处理继续上升至齐穗期开始下降。施用化肥和常量绿肥的土壤,交换态锰和易还原态锰含量基本上比施用高量有机肥的高。在晚稻生育期间,三种有机肥施用水平处理之间土壤交换性锰和易还原态锰含量差异未达显著水平。化肥处理对土壤交换性锰与易还原锰含量的影响最大。化肥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锰含量在分蘖期、黄熟期与高绿肥差别很小,但比常绿肥处理的含量高。由分蘖期至孕穗期化肥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锰含量急剧增加,而易还原态锰含量减少,在黄熟期,三种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锰含量差别很小,且为整个生育期最低,易还原态锰含量却为整个晚稻生育期最高。除分蘖期高绿肥处理易还原态锰含量低于常绿肥处理外,整个晚稻生育期土壤交换性锰的含量常绿肥处理的都低于高绿肥处理。
综上所述,在水稻生育期间,不同有机肥施用水平对土壤活性锰含量的影响不大。但在晚稻生育期应施用高量的有机肥以保持土壤中活性锰的含量,这与早稻不同,因此,水稻土壤应分季节适当施用有机肥以保持锰素的供应。
3 结论与讨论
3.1红壤性水稻土的交换性锰和易还原态锰是土壤活性锰的最主要部分,二者在土壤中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和相互转化中,二者的转化速度和过程在水稻的不同生育时期不同,呈互为消长的关系,如早稻插秧前,土壤交换性锰含量最高,而易还原态锰含量最低。土壤有效锰的这一动态变化规律反映了土壤中不同形态锰之间互相转化的综合结果。在栽种早稻前,经过长期的不同处理后,随着土壤翻耕和淹水、还原过程进行,大量的非活性锰转化为活性锰和易还原态锰转化为交换态和水溶态锰,而水稻又不断吸收各种形态的有效锰,但不同转化过程在不同时期的转化速度可能是不同的。在水稻生育的前、中期,非活性锰转化为易溶态锰,以及水稻对交换性锰和水溶性锰的吸收速度可能大于易还原态锰转化为交换性锰和水溶性锰的速度,而在水稻生育的中、后期,非活性锰转化为活性锰的速度可能低于易还原态锰转化为交换态锰和水溶态锰的速度,易还原态锰转化为交换态锰和水溶态锰的速度与水稻的吸锰速度大致相等,从而导致了以上的变化规律。因此,在水稻生育期如何改变土壤条件,使更多的易还原态锰转化为交换性锰,将对水稻的锰素营养具有重要意义。
3.2在水稻土中,水分状况是影响土壤氧化还原体系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水分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土壤锰的化学行为和有效性[5]。本试验所在的长期定位试验点曾经的结果也表明,红壤旱改水后土壤中活性锰的含量和空间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层土壤活性锰的含量均显著低于原红壤旱地,而底土层和心土层二者的含量则显著增加,说明淹水种稻使土壤有效锰含量有所提高[6],同时也表明淹水种稻显著地增加了有效锰的活动性[7]。从试验结果来看,稻作制、地下水位和有机肥3个因素中,稻作制对土壤有效锰的影响最深刻,实施水旱轮作的两种稻作制稻-稻-绿和稻-稻-油大大加剧了土壤有效锰的淋溶淀积,而长期连续淹水的稻-稻-泡处理尽管土壤始终处于水分饱和状态,但锰的淋溶反而不如前两种稻作制。日本学者在研究水稻土锰元素行为时也发现,锰的淋失和锰毒主要发生在稻田排水期间[8]。综上所述,频繁的干湿交替是引起土壤中不同形态有效锰之间的氧化还原是造成土壤有效锰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南方红壤性水稻土中虽不会发生严重缺锰的情况,但如在其它母质上发育的耕型土壤(如:冲积物)就有可能诱发一些敏感作物的缺锰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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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动态 第7篇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06年10月-2008年9月的急性脑梗死住院患者50例作为观察组, 其中男29例, 女21例, 平均年龄 (65.6±11.7) 岁。诊断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1995年制定的脑血管病诊断要点, 且均经头颅CT证实, 并按Pullicino公式 (长×宽×CT扫描阳性层数/2) 计算梗死灶体积, 将其分为大、小2组, 其中小梗死灶 (<10cm3) 27例, 大梗死灶 (>10cm3) 23例。排除标准: (1) 近2周内有感染性疾病; (2) 伴发恶性肿瘤或免疫性疾病; (3) 伴发血液系统疾病; (4) 伴有严重的心肝肾疾病及糖尿病; (5) 住院期间并发感染。对照组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30例, 其中男20例, 女10例, 平均年龄 (61.1±10.6) 岁。
1.2 CRP检测方法
急性脑梗死患者分别于发病后1d, 3d、7d和14d时用无抗凝真空采血管抽取空腹静脉血3ml, 待自然析出后离心分离, 取上清液, 置-20℃冰箱保存待测。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测定血清CRP的水平, CRP试剂盒购自河北博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采集第1天空腹静脉血, 由我院实验室检测血常规、血脂。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AS 6.12统计软件分析实验数据。计量资料以
2结果
2.1 CRP水平
观察组在急性脑梗死1, 3、7和14d时血清CRP含量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P<0.05) , 其中3d最高, 随时间的推移其水平下降。见表1。
2.2 不同梗死体积患者血清CRP含量
观察组急性脑梗死发病3d内血清CRP含量随梗死灶的体积增大而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注:与小面积脑梗死组比较, *P<0.05
2.3 CRP与白细胞计数、血脂的关系
CRP与白细胞计数呈正相关 (r=0.421, P=0.004) ;与胆固醇 (CHOL) 呈正相关 (r=0.313, P=0.034) ;与三酰甘油 (TG) 不相关 (r=0.068, P=0.654) ;与低密度脂蛋白 (LDL) 呈正相关 (r=0.511, P=0.001) 。
3讨论
炎性反应在缺血性脑梗死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较多, 目前认为, 炎性反应参与了急性缺血性脑梗死的病理生理过程, 脑梗死后一些炎性因子的释放, 及随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炎性级联反应, 进一步加重了脑组织的损伤。CRP于1930年由Tillet和Francis等首先发现, 1941年由Abemehy等正式命名为CRP。CRP是由活化巨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刺激肝细胞产生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近年来, 研究证实, 局部或全身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炎性反应可促进动脉血栓的形成[1]。CRP单独或与脂多糖、干扰素协同作用, 可促进单核细胞因子的表达, 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栓的形成[2]。CRP可与脂蛋白结合而激活补体系统, 继而产生大量终末攻击复合物和终末蛋白, 最终造成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促进血栓形成[3]。补体激活的血管内皮细胞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 如参加炎性反应、促进血管内凝血、调节血管紧张性、通透性以及血管黏附因子的表达[4]。CRP可使动脉内皮细胞产生较高水平的纤溶酶原抑制剂, 引起动脉内皮的损伤, 最终导致血栓形成。CRP可使白细胞释放蛋白酶, 导致动脉粥样斑块纤维帽破裂引起血栓形成。有研究表明血浆CRP水平上升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5]。另有研究表明, CRP可能与动脉粥样斑块的不稳定性有关, 从而增加缺血性卒中的风险[6]。
本研究结果提示, 急性脑梗死患者中血清CRP水平在病后第1天、第3天和第7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第3天最高。发病后第14天CRP的水平则与对照组无统计学上的差异。发病第1天、第3天均明显高于第14天, 脑梗死体积大小不同血清CRP水平不同, 即脑损伤越重, 梗死灶越大, CRP水平越高, 可见CRP参与了急性脑梗死后脑组织损伤的病理过程。此外, 脂代谢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死重要的危险因素, CRP与CHOL、LDL水平呈直线正相关, 提示CRP与脂代谢紊乱有密切关系。CRP与白细胞计数呈正相关, 提示急性脑梗死后肌体的应激反应使炎性细胞及炎性因子的平均水平相应提高, CRP与白细胞的关系可能更密切。
总之,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炎症机制在急性脑梗死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CRP参与了急性脑梗死后脑组织损伤的病理过程。故动态观察患者CRP含量变化有助于观测急性脑梗死的病情变化, 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及估计预后有指导作用。可作为急性脑梗死评估的一个指标[7]。
国内已有研究表明阿司匹林干预治疗可以明显降低脑梗死患者血清炎性介质的水平, 说明除抗血小板聚集功能外, 阿司匹林尚可通过抗炎治疗脑梗死。
摘要：目的动态观察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C-反应蛋白 (CRP) 含量变化, 探讨炎性因子在脑梗死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5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作为观察组, 发病1、3、7、14d时的空腹静脉血,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测定血清CRP的水平, 并与对照组30名健康体检者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发病1、3、7、14d时血清CRP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 其中发病3d水平最高, 随时间推移及治疗的介入, 炎性因子水平逐渐下降;3d测定的不同梗死体积患者血清CRP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CRP水平明显升高, 并与急性脑梗死的体积密切相关, 对炎性反应的干预治疗可能有利于减轻缺血性脑损害。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C-反应蛋白,酶联免疫吸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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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动态 第8篇
1 材料
BET-48G细菌内毒素测定仪 (天津市天大天发科技有限公司) ;Z H-2型自动旋涡混合器 (天津药典标准仪器厂) ;定量鲎试剂 (TAL, 批号120813, 检测限0.01~10 EU/m L, 规格0.5毫升/支, 厦门市鲎试剂实验厂有限公司) ;细菌内毒素检查用水 (BET, 批号110801, 规格10毫升/支, 内毒素含量<0.005 Eu/m L, 厦门市鲎试剂实验厂有限公司) ;细菌内毒素工作标准品 (批号150601-201175, 规格150毫升/支,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醒脑静注射液 (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20130427、20130721、20130830, 规格:10毫升/支) ;所有玻璃器皿经250℃至少2 h除去外源性热原。
2 方法与结果
2.1 细菌内毒素限值 (L) 的确定[4]:
L=K/M, K为规定的给药途径, 即人每千克体质量每小时最大可接受的内毒素剂量, 注射剂为5.0 E U/ (kg·h) ;M为人用每千克体质量每小时的最大供试品剂量, 醒脑静注射液成人一次最大用量为20 m L, 取人体平均体质量为60 kg计算, 所以M为20/ (60×1) =0.33 m L/ (kg·h) , 计算得样品的细菌内毒素限值L为15 EU/m L。
2.2 标准曲线制备及可靠性实验[4]:
取细菌内毒素工作标准品一支, 加BET水1 m L溶解, 旋涡混合器上混合15 min后, 用BET水对其逐级稀释, 使其最终浓度分别为2.0、0.5、0.125、0.03125 Eu/m L, 每一步稀释都在旋涡混合器上混合30 s, 每一浓度取0.1 m L分别加到预先加有0.1 m L鲎试剂反应管内, 混合均匀, 立即插入到已设置好实验程序的BET-48G细菌内毒素测定仪进行自动检测, 每一浓度重复3管;另取0.1 m L BET水加到预先加有0.1 m L鲎试剂反应管内做阴性对照, 平行做2管。以反应时间T的对数与内毒素浓度C的对数作线性回归, 得标准曲线为:Lg T=3.15299+ (-0.38122Lg C) , |r|=0.9937>0.980, 标准曲线最低内毒素浓度点λ=0.03125 Eu/m L, 阴性对照的反应时间大于标准曲线最低浓度的反应时间, 故标准曲线成立。
2.3 预干扰试验
2.3.1 最大有效稀释倍数 (M V D) 的计算[4]:
按公式MVD=L×C/λ, L为醒脑静注射液内毒素限值1 5 E u/m L, c=1.0 m L/m L, λ=0.03125 Eu/m L, 计算得透析液MVD为480倍。
2.3.2 样品溶液配制及预干扰试验:
将醒脑静注射液用BET水稀释为20、40、80倍, 记为Ai;同时另取3管进行同样倍数的稀释, 但在稀释液中添加浓度为0.5 Eu/m L的细菌内毒素溶液, 作为样品添加内毒素阳性对照管, 记为Bi。分别取上述各液0.1 m L加到预先加有0.1 m L鲎试剂反应管内, 混合均匀, 立即插入到已设置好实验程序的BET-48G细菌内毒素测定仪进行自动检测, 每一浓度重复2管, 计算回收率 (%) = (Bi液内毒素值-Ai液内毒素值) /0.5×100%, 结果见表1。
由表1可见, 样品添加内毒素平均回收率均在50%-200%范围内, 符合《中国药典》2010年版二部规定, 表明醒脑静注射液在稀释倍数为80以内对试验均无干扰。经分析比较, 选择无干扰且回收率接近100%的80倍稀释进行测定。
2.4 干扰试验的验证:
为确证醒脑静注射液80倍稀释的有效性, 进行3个批号醒脑静注射液正式干扰试验。按“2.3”项下方法, 对3个批号醒脑静注射液稀释80倍进行干扰试验, 每个浓度重复2管, 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 将样品稀释8 0倍, 样品回收率均在有效范围50%~200%范围内, 符合《中国药典》2010年版细菌内毒素检查法的有关规定, 表明在该稀释倍数下样品对实验无干扰, 在这一浓度下测得的内毒素数值真实、有效, 检测醒脑静注射液时选用稀释倍数为80倍稀释液即可。
3 讨论
3.1 本文通过建立定量检测醒脑静注射液中细菌内毒素的试验方法, 对完善该品种质量标准提供参考。经过方法学试验考察, 动态浊度法测定其内毒素含量的方法快速、准确、可靠。
3.2 试验结果表明, 用动态浊度法检测醒脑静注射液中细菌内毒素含量, 当稀释80倍时, 其回收率可达到50%~200%, 表明在该浓度下样品对试验结果无干扰, 可用于醒脑静注射液内毒素的定量检测。
3.3 动态浊度法检测范围宽, 灵敏度高, 可对样品中细菌内毒素进行定量检测, 反应样品受内毒素污染的程度有着不同于凝胶法检测的优势, 克服了凝胶法主观人为判断等因素的影响, 且通过与凝胶法验证对比, 结果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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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动态 第9篇
关键词：围产期,奶牛,甲状腺激素,碘,动态变化
目前, 有关围产期健康奶牛体内甲状腺激素和碘含量动态变化的报道甚少, 而关于围产期患酮病、脂肪肝及胎衣不下的奶牛血清中甲状腺激素、促甲状腺激素、碘的变化情况未见系统报道。试验采用动态学方法研究围产期奶牛血清中甲状腺激素、促甲状腺激素和碘的变化, 一方面为揭示健康经产牛和患病牛血清中上述因子在围产期不同时间点上的差异, 从而进一步分析疾病的病因;另一方面探索围产期上述因子在健康经产牛及患病牛血清中的动态变化过程, 为防治围产期奶牛高发代谢病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试验动物
以处于围产期的68头奶牛为研究对象, 在奶牛产前第15, 8, 1天和产后第1, 8, 15, 22天清晨空腹分别采颈静脉血, 3 000 r/min离心15 min, 分离血清, -20 ℃保存, 备用。
1.1.2 动物分组依据
脂肪肝患牛: (1) 体况评分在3.5分以上的牛; (2) 具有脂肪肝的临床症状; (3) 血清中三酰甘油含量大于1.71 mmol/L (或150 mg/dL) , 胆固醇含量大于5.17 mmol/L (或200 mg/dL) , 谷丙转氨酶大于40 IU/L, 谷草转氨酶大于40 IU/L; (4) 采用郎氏法定性检测尿中酮体, 尿酮含量在“++”以上的奶牛。
胎衣不下患牛:产犊12 h后胎衣仍未完全排出的奶牛。
酮病患牛: (1) 具有酮病的临床症状; (2) 采用郎氏法定性检测尿中酮体, 尿酮含量在 “++”以上的奶牛。
1.1.3 试剂
四碘甲腺原氨酸试剂盒 (批号20070412) 、三碘甲腺原氨酸试剂盒 (批号20070412) 、促甲状腺激素试剂盒 (批号20070416) , 购自北京华英生物技术研究所;硫酸铈铵 (批号20060602) 、碘酸钾 (批号20050406) , 购自天津市化学试剂三厂。
1.2 方法
血清中T4、T3、TSH含量的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方法;血清中碘的测定采用砷-铈接触法。数据处理采用SPSS11.5方差分析的ANOVA软件包。
2 结果与分析
2.1 奶牛血清中T4含量的测定结果 (见表1)
注: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同列数据肩标大写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由表1可知:健康经产牛 (对照组牛) 血清中T4的含量在整个围产期内出现了显著性变化, 其变化趋势呈现先升高、分娩后骤降、然后缓慢升高的波浪式动态变化, 其中以产后1天为最低[ (52.107±5.791) ng/mL], 以产前1天为最高[ (70.996±9.277) ng/mL] (参考值为42～86 ng/mL[1] ) 。 脂肪肝患牛血清中T4的含量产前波动不大, 在产前3个时间点的T4含量与健康经产牛相应时间点的T4含量比较差异均显著 (P<0.05) , 产后T4含量变化比较平缓。胎衣不下患牛血清中T4含量的变化趋势与健康经产牛的变化趋势相似, 其中以产后1天和产后8天的含量较其他时间点的含量略低, 除产后8, 22天的含量外, 其他时间点的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酮病患牛在整个围产期内血清中T4的含量呈现先升高、后骤降、然后逐渐平缓的动态变化, 其中产后1, 8, 15天的含量均低于其他时间点的含量, 并且显著低于产前1天和产前8天的含量。酮病患牛各时间点 (除产前8天外) T4的含量与健康经产牛相比较差异均显著 (P<0.05) 。
2.2 奶牛血清中T3含量的测定结果 (见表2)
注: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同列数据肩标大写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由表2可知:健康经产牛在整个围产期内血清中T3的含量呈现先缓慢升高、再下降、再升高的波浪式动态变化, 其中以产后1天为最低[ (1.545±0.321 ) ng/mL], 以产后22天为最高[ (1.743±0.193) ng/mL]。
患脂肪肝奶牛血清中T3含量呈现波浪式变化, 最低值在产后1天[ (1.082±0.047) ng/mL], 最高值在产前15天[ (1.271±0.220) ng/mL];产前8天和产前1天该组奶牛的T3值与对照组奶牛相应时间点上T3值相比差异显著 (P<0.05) 。患胎衣不下的奶牛血清中T3含量呈现波浪式变化, 最低值在产前15天 (1.263±0.368 ng/mL) , 最高值在产后22天[ (1.561±0.241) ng/mL], 但不同时间点上各组数值相互间差异均不显著 (P>0.05) ;该组与对照组比较, 在产前8天和产前1天, T3含量的数值差异显著 (P<0.05) , 其余各时间点上数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不显著 (P>0.05) 。患酮病的奶牛在整个围产期内血清中T3含量持续下降, 至产后22天出现最低值 [ (1.360±0.137) ng/mL];产前8天和产后22天该组奶牛血清中T3含量与经产奶牛相比差异显著 (P<0.05) 。
2.3 奶牛血清中TSH含量的测定结果 (见表3)
注: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同列数据肩标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由表3可知:健康经产牛在整个围产期内血清中TSH的含量呈现先升高、后缓慢下降的倒“V”字型动态变化, 在产犊前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生理性波动, 以产后第1天为最高[ (4.399±0.498) μIU/mL], 以产前第15天为最低[ (3.888±0.319) μIU/mL] (参考值为0.25～4.50 μIU/mL) 。
脂肪肝患牛血清中TSH的含量在整个围产期内呈现缓慢下降的变化, 至产后第8天趋于平稳。从产前第15天至产后第1天, 脂肪肝患牛血清中TSH的含量与健康经产牛相比较差异均显著 (P<0.05) 。胎衣不下患牛血清中TSH的含量在整个围产期内变化趋势与健康经产牛相似, 其中产后第1天TSH的含量与除产后第8天以外的时间点比较均差异显著 (P<0.05) 。胎衣不下患牛各时间点的TSH含量含量均高于健康经产牛相同时间点的含量。酮病患牛血清中TSH的含量呈现与健康经产牛类似的变化趋势, 但各时间点TSH的含量均高于健康经产牛。对比可知, 从产后第1天至产后第22天, 酮病患牛血清中TSH的含量均高于参考值的上限, 同时该组奶牛血清中T4含量处于参考值的下限。
2.4 奶牛血清中碘含量的测定结果 (见表4) 由表4可知:健康经产牛在整个围产期内血清中
注: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同列数据肩标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
碘的含量呈现波浪式的动态变化, 其中在产后第1天呈现显著性下降[ (23.262±2.294) ng/mL], 至产后22天呈现显著升高[ (32.626±5.493) ng/mL];整个过程中以产后1天为最低, 以产前15天和产后22天含量较高 (参考值为26～65 ng/mL[2]) 。在整个围产期内, 脂肪肝患牛不同时间点上的血碘含量变动较平缓, 并且各时间点血碘含量均低于参考值下限, 与健康经产牛同时期血碘含量比较差异显著 (P<0.05) 。胎衣不下患牛不同时间点的血碘含量变动呈现一条平滑的曲线, 最低值出现在产后8天, 两端的数值较高;各时间点的碘含量与健康经产牛同时期相比较差异均显著 (P<0.05) 。酮病患牛血碘最低值出现在产后8天。总体上, 围产期该组奶牛各时期血碘含量均低于参考值下限, 与健康经产牛同时期比较差异均显著 (P<0.05) , 并且产后各时期血碘含量均低于产前。
3 讨论
3.1 奶牛血清中T4、T3变化情况
健康经产牛血清中甲状腺激素在围产期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妊娠后期母体内雌激素含量迅速增加, 引起肝脏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 (TBG) 合成增加以及雌激素所致的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糖基化, 使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代谢清除率减慢和半衰期延长[3]。这使血清中T4、T3的浓度增加, 至分娩前达到最高。分娩后, 伴随着体内雌激素和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在血清中含量的减少, 甲状腺激素在产后1天出现最低值。产犊以后, 伴随着奶牛采食量的逐渐恢复, 产后奶牛体内甲状腺水平缓慢升高。从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 T4和T3的含量呈现高度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0.535。
司黎等[4] 的试验结果表明:孕妇血清中T3、T4明显高于正常未孕妇女, 并且随着妊娠的发展有快速、稳定升高的趋势。本试验的结果与之相似。
酮病患牛血清中甲状腺激素含量在产后8天、15天、22天的含量显著低于健康经产牛 (P<0.05) 。酮病患牛血清中甲状腺激素含量偏低, 致使其肠道对葡萄糖和半乳糖的吸收减弱, 导致血糖浓度较低。而血糖浓度低是发生酮病的中心环节, 最终导致奶牛发生酮病。
脂肪肝患牛在产前临床症状较明显, 同时其血清中甲状腺激素与健康经产牛相比差异显著 (P<0.05) , 这与人医临床研究的结论一致。有研究显示, 脂肪肝患牛出现了低T3、T4综合征, 其原因为奶牛肝功能严重障碍, 5′ -脱碘酶活力下降, 导致T4转化为T3减少, 合成无生物活性的rT3增多, 并且T3的降低幅度较T4更加明显, T3浓度越低提示肝脏病情也越重[5]。
在整个围产期内, 胎衣不下患牛血清中的甲状腺激素含量均低于健康经产牛, 并且T4的含量在产前3个时间点的含量显著低于健康经产牛 (P<0.05) , T3的含量在产前1天显著低于健康经产牛 (P<0.05) 。原因可能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减少, 机体产热效应减弱进而导致体内孕激素和雌激素代谢异常, 而孕激素和雌激素代谢异常导致奶牛胎衣不下的发生。
3.2 奶牛血清中TSH变化情况
结果显示:健康经产牛在整个围产期内血清中TSH含量的动态变化结果与人医学者对妊娠早期、中期、晚期母体血清中TSH含量的检测结果相似[6]。表1～3的试验数据经统计后显示:血清中TSH和T4含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血清中TSH和T3含量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749, -0.502。所以, 血清中TSH的动态变化一方面是机体内甲状腺激素和TSH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TSH含量在妊娠早期最低, 妊娠中期以后逐渐回升。
资料显示, 妊娠期较理想地评价甲状腺功能状态可以通过测定T4和TSH的含量来进行。T4含量升高、TSH含量降低提示有甲亢;T4含量降低、TSH含量升高则提示有甲减;T4含量正常、TSH含量升高提示亚临床甲减。
据此分析, 酮病患牛产后T4的含量处于参考值的下限, TSH的含量高于参考值的上限, 所以可推测该组奶牛产后患酮病的期间同时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脂肪肝患牛产前血清中TSH的含量高于参考值的上限, 结合该组奶牛甲状腺激素的检测结果可知, 脂肪肝患牛同时患有低T3、T4综合征。胎衣不下患牛血清中各时间点的TSH含量均高于健康经产奶牛相应时间点, 但其T4含量 (除产后1天T4值外) 仍处于正常范围内, 据此分析该组奶牛围产期患有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3.3 奶牛血清中碘含量变化情况
试验结果显示:围产期患酮病、脂肪肝和胎衣不下的奶牛处于碘缺乏状态。碘的生理作用主要是通过甲状腺激素来实现的。从表1, 2和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 奶牛体内碘的含量和T4、 T3的含量呈现高度正相关, 经统计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691, 0.457。结合3组患病奶牛血清中甲状腺激素的检测结果显示:病牛血清中碘缺乏与其血清中甲状腺激素偏低的检测结果相吻合。
何生虎等[6]报道, 奶牛围产期疾病的病因与其体内碘缺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现已证实雌性动物比雄性动物更容易受到缺碘的影响。由于生理的原因, 孕畜更需要碘, 而且对碘缺乏非常敏感。试验结果显示, 脂肪肝、酮病和胎衣不下患牛血清中碘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表明妊娠期母体内碘营养水平与其健康状况有着重要的关系。
参考文献
[1]东北农业大学.兽医临床诊断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2]王建华.家畜内科学[M].3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
[3]MANDEL S J, SPENCER C A, HOLLOWELL J G.Are detectionand treatm ent of thyroid insufficiency in pregnancy feasib le[J].Thyroid, 2005, 15:44-53.
[4]司黎, 闫素清, 何春华.孕妇体内微量元素Cu、Zn与甲状腺激素T3、T4的关系[J].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 2000, 17 (3) :32-33.
[5]周荣华, 陶华, 董晓菊, 等.孕妇不同孕期碘营养与新生儿甲状腺功能的关系[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 2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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