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反转恢复序列

短时反转恢复序列（精选3篇）

短时反转恢复序列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0月-2012年10月的病例23例, 其中男14例, 女9例, 年龄41～79岁, 平均65岁。原发癌为肺癌7例, 肝癌、胃癌、前列腺癌各3例, 鼻咽癌、乳腺癌各2例, 宫颈癌、食道癌及直肠癌各1例, 原发癌均为临床及病理资料证实。临床症状中存在严重的颈、胸背、腰骶疼痛者20例。

1.2 仪器与方法

本组均使用深圳贝斯达BTI-0.5T磁共振进行扫描, 采用自旋回波 (SE) 序列T1WI (TR/TE=400/19 ms) , 快速自旋回波 (FSE) 序列T2WI (TR/TE=3500/115 ms) 及脂肪抑制 (STIR) 序列 (TR/TE=700/20 ms) 行矢状位扫描, 层厚4 mm及层间距1 mm, 视野为368×368, 矩阵为256×306, 激励次数 (NEX) 2;必要时部分病例行 (FSE) T2WI横断位扫描和 (SE) T1WI矢状位增强扫描;并由两名有5年以上阅片经验的影像诊断医师阅片。

2 结果

2.1 转移性灶的分布及受累椎体形态改变

本组23例确诊患者, 共累及椎体79个, 其中单发病灶6例;多发病灶17例, 有12例呈典型跳跃状分布, 5例连续分布;病变位于颈段2例, 胸段8例, 胸腰段5例, 腰段4例, 腰骶段2例及骶椎2例。10例伴单个或多个椎体不同程度病理性压缩性骨折, 11例有附件受累, 8例椎管受侵、脊髓受压或受侵。见图1。

注:第6胸锥体溶骨性破坏, 椎弓根破坏, 椎体压缩变扁, 其周围未见脓肿, 椎间隙正常, 椎间盘未破坏, MRI示T2加权像椎旁和椎管内低信号软组织占位

2.2 脊柱转移病灶MRI信号改变

本组T1加权像有4例略低信号, 19例低信号, 可以或容易辨认病灶。T2加权像15例高信号, 5例为略高或等混杂信号, 3例为低信号;其中有3例T1、T2加权像上均呈低信号, 因以成骨肿瘤形成为主的病例前列腺癌2例、鼻咽癌1例。所有T2加权像上呈高或等信号的病灶在STIR序列上均呈明显高信号, 在T2加权像上呈低信号的病灶在STIR序列上仍呈低信号, 即STIR序列上3例为低信号, 20例均为高信号。另外4例患者椎弓根受累, 病灶较小, T1WI及T2WI图像均未发现, 在STIR序列中呈明显高信号, 易于发现。

2.3 椎旁软组织肿块显像

6例存在有显著的椎体附件骨质破坏, 进入周围软组织的肿块, 可见肿瘤组织造成椎管狭窄, 显著压迫脊髓。

2.4 椎间盘变化

所有椎间隙均未见明显变窄。

3 讨论

转移性骨肿瘤最常累及的部位为脊柱, 及时准确地检测脊柱转移瘤是否存在、侵及范围与程度, 对于临床治疗特别是指导椎体成形术具有重要意义[3]。短时反转回复序列主要是通过脊柱组织对比见的纵向磁化负值, 其中短时反转下脂肪组织的纵向磁化则接近0值, 其信号受到抑制, T2对比中含结合水或自由水丰富的组织的信号则出现增强, 而使得脊柱转移瘤在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得到较好的显像。

对于不同类型脊柱的转移瘤, T1WI、T2WI像上信号表现不一样, 在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上却均有明显的信号改变, 其中对混合型转移瘤累及椎体的数目及转移灶的形态范围显示最好, 明显优于T1WI和T2WI像, 对于硬化型转移瘤亦能较好显示, 对于溶骨型转移瘤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与T1WI和T2WI像上的显示效果大致相当[4]。脊椎的附件骨组织中的脂肪含量显著高于椎体, 所以T1WI、T2WI像信号均出现增高, 可在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上则能较好的抑制脂肪信号, 使之出现低信号表现, 故通过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显示的椎体附件骨组织转移灶主要表现为高信号改变, 能更好的显示其轮廓和范围, 以区别与正常组织的低信号[5]。在椎旁软组织的肿块或者因为广泛的浸润使得椎管出现狭窄甚至侵犯脊髓的情况下, 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上椎旁软组织的肿块则呈现出高信号变化, 可显著区别与周围正常组织的低信号[6,7], 对于广泛的浸润使得椎管出现狭窄甚至侵犯脊髓的情况, 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上则表现为高信号的软组织肿块影侵犯至椎管内, 同时对于椎管的狭窄和硬膜囊的受压更好的判断其严重程度。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上T2WI显示病变敏感性明显高于T1WI, 不仅能显著改善常规SE序列T2WI不易显示病变的不足, 且可因脂肪信号被抑制而显示SE序列的等信号病变及被脂肪掩盖的小病变, 从而可肯定或排除SE序列可疑病变及发现SE序列漏诊病变[8]。

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对磁场均匀性要求低, 在低场强得到较好的应用, 但其对于病变的轮廓显示较模糊效果, 扫描时间长, 所以短时反转回复序列像可以作为常规脊柱病变扫描的有效补充, 尤其是针对恶性肿瘤可疑的脊柱转移患者, 具有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意义[9,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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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反转恢复序列 第2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2012年12月笔者所在医院25例经临床和病理确诊的多发性骨髓瘤 (MM) 患者, 其中男18例, 女7例, 年龄40~83岁, 中位年龄62岁。所有患者均符合多发性骨髓瘤 (MM) 诊断标准[2]。所有患者均行SPECT 99Tcm-MDP骨显像及多位MRI STIR序列检查。所有患者在临床表现上均有不同程度肾病表现, 骨痛12例, 合并病理性骨折2例, 血肌酐升高17例, 血钙增高5例, 血沉增快10例, 尿蛋白阳性18例, 皮肤紫癜4例, 下肢浮肿9例, 发热、胸闷、心悸6例, 碱性磷酸酶升高4例。

1.2 检查方法

使用GE公司双探头符合线路Infinia VC Hawkeye 4 SPECT/CT, 采用低能高分辨率准直器, 手背静脉注射99Tcm-MDP 15 mci2.5~3 h后排空膀胱采集前后位、后前位全身骨骼显像。采集能峰140 ke V, 短阵256×256、速度16 cm/min。MRI采用Philips Intera 1.5T Nova Dual双梯度超导MRI检查仪, 行轴、矢、冠状STIR序列扫描, FOV 230 mm×230 mm短阵256×256, 层厚4 mm, 层间距1 mm。

1.3 诊断标准

全身骨显像示异常放射性浓聚、缺损区即为阳性, 排除退行性改变、外伤、手术等良性病变。MR STIR序列表现为高信号为阳性结果, 排除新近骨折及其他肿瘤病变, 检查结果由两位以上有经验医师判读。所有诊断与术后病理诊断作为金标准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PECT与MR假阳性率比较

SPECT检查98个病灶阳性数为81处, 经病理对照真阳性52处, 假阴性8处, 假阳性率为35.80%;MR检查98个病灶阳性数为72处, 真阳性56处, 假阴性16处, 假阳性率为22.22%, 见表1。

处

2.2 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比较

本文25例共检出98个病灶 (不包括四肢骨) , SPECT检查98个病灶阳性数为81处, 真阳性52处, 假阴性8处;MRI检查98个病灶阳性数为72处, 真阳性56处, 假阴性16处。两者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

2.3 SPEC与MR STIR序列对不同部位损害检出比较

SPECT骨显像及MRI STIR序列对多发性骨髓瘤均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其中对不同部位损害检出进行比较, 在肋骨、骨盆、肩部、胸骨部位SPECT诊断优势突出, 详见表3。

处

3 讨论

多发性骨髓瘤 (MM) 基本病理是异常浆细胞的单克隆增生, 从而导致破骨细胞的数目及活跃度增长, 因而是最常见累及骨骼的肿瘤, 起病隐匿、缓慢, 发现时多数患者全身已多处不同程度的损害, 由于瘤细胞产生多种免疫球蛋白, 并累及多个系统, 可引起复杂症状和体征, 常合并肾功能损害[3]。中国骨髓瘤发病虽低于发达国家, 但近年发病呈上升趋势。资料表明, 在血液系统肿瘤中, 多发性骨髓瘤 (MM) 的患病率超过急性髓系白血病, 仅次于非霍奇金淋巴瘤[4]。因此早期检出对患者的治疗及预后非常重要, 恶性肿瘤中有30%~70%患者出现骨转移[5]。

西南肿瘤工作组 (SWOG) 多发性骨髓瘤 (MM) 的主要诊断标准有:组织学活检证实浆细胞瘤;骨髓浆细胞增多≥30%;过量M蛋白存在;Ig G>3.5 g/dl (血清) ;Ig A>2 g/dl (血清) ;轻链 (本周氏蛋白) ≥1 g/24 h等。西南肿瘤工作组 (SWOG) 多发性骨髓瘤 (MM) 的次要诊断标准有:骨髓浆细胞增多10%~29%;M蛋白存在, 但未达到主要标准中的规定;溶骨性病变;血清中正常免疫球蛋白减少 (低丙种球蛋白血症) ;Ig M<50 mg/dl;Ig A<100 mg/dl;Ig G<600 mg/dl等。根据西南肿瘤工作组 (SWOG) 的多发性骨髓瘤 (MM) 的诊断标准要确诊多发性骨髓瘤 (MM) , 患者必须至少符合:1个主要标准+1个次要标准, 或3个次要标准。

多发性骨髓瘤 (MM) 需和与慢性炎症、伤寒、红斑狼疮、肝硬变、转移癌所致反应性浆细胞增多症、意义未明单克隆丙球蛋白血症 (MGUS) 和老年性骨疏松、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相鉴别。

目前对多发性骨髓瘤 (MM) 的影像学诊断方法非常多。MRI显示解剖结构清晰, 可以清晰显示脊柱小关节和周围组织及附件结构, 缺点是不能全身显像, 灵敏度不及放射核素扫描, 受检范围的限制, 势必遗漏脊柱外侧的骨转移瘤[6]。放射性核素骨扫描显像可以一次全身成像, 全面观察全身骨代谢状况, 其灵敏度高, 缺点是特异性差。核素全身骨显像是反映骨骼的无机盐代谢活跃程度和骨骼血供情况, 对早期发现骨骼病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因而成为筛选骨转移瘤的首选方法。但其全身骨显像对单发脊柱或肋骨浓聚灶性质的判定缺乏特异性, 难以把椎体退行性变、各种原因导致的椎体压缩性骨折所致的放射性浓聚与骨转移性病变相区别, 导致核素骨显像诊断骨转移病变有较高的假阳性率。

本文MRI STIR序列实际上是脂肪信号被抑制的T2加权序列, 由于将正常骨组织中高信号抑制了而病灶浸润的骨组织呈现高信号。此方法无需使用造影剂, 无电离辐射。全身骨显像99Tcm-MDP是亲骨显像剂与骨的主要无机盐成分羟基磷灰石晶体发生化学吸附离子交换以及与骨组织中的无机盐成分相结合进入骨组织使骨骼显像。通过显像剂各个部位聚集多少来判断病灶, 主要与骨的血流灌注量、代谢活跃程度有关。文献[7-8]报导全身骨显像对多发性骨髓瘤 (MM) 诊断阳性率约86%, 与本组数据相仿。

本文研究SPECT骨显像与MRI STIR序列成像对多发性骨髓瘤 (MM) 诊断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两者均具有较好诊断价值。但本文多发性骨髓瘤 (MM) 患者MRI STIR检查假阳性率较SPECT略高, 考虑可能原因: (1) 本文25例患者研究范围局限, 均未包括四肢骨; (2) MRI STIR检查病灶多数溶骨性病灶呈现明显最高信号, 多发性骨髓瘤 (MM) 骨质破坏由骨髓腔向外侵犯, 故需要时间相对较长, 所以发现病灶晚于SPECT全身骨显像。另外本组数据显示SPECT在肋骨病变检查多于MRI STIR检出个数, 说明全身骨显像对肋骨检查优势高于STIR序列, 这可能与肋骨较薄及MRI检查过程中呼吸运动造成伪影干扰有关。在脊柱病变方面MRI STIR优于全身骨显像, 文献报导脊柱是多发性骨髓瘤 (MM) 常见累及部位, 而且以骨质破坏型最为多见, 当脊柱骨质破坏时, 尤其是穿凿样破坏时该区表现为“冷区”即不出现放射性浓聚呈现假阴性;颅骨STIR序列检出高于全身骨显像, 这可能与颅骨本身存在顶骨高浓聚, 而颅骨破坏以虫噬样改变为主, 所以STIR检出略高[9]。

SPECT全身骨显像与MRI STIR序列对多发多发性骨髓瘤 (MM) 诊断都有一些研究, 两者均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但易与骨转移瘤及骨进行性改变等引起病灶相混淆, 需结合临床病史及特征性影像表现鉴别;MRI STIR序列虽不能一次性完成验证, 但可以为临床医师提供更全面信息, 才能准确解决多发性骨髓瘤 (MM) 诊断问题。另外MRI STIR序列对多发性骨髓瘤 (MM) 诊断统计分析数据较少, 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上述讨论, 可以得知核素平面骨显像仍为筛选多发性骨髓瘤 (MM) 的首选检查, MRI是其必要的补充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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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反转恢复序列 第3篇

目前常用的T1测量方法主要分为反转恢复 (inversion recovery, IR) 测量技术[12]、Look-Locher技术[13]及多翻转角 (variable flip angle, VFA) 技术[14]。传统的IR测量技术扫描时间长, 难以应用于临床。Look-Locher技术缩短了扫描时间, 但信噪比低。VFA技术扫描时间短, 信噪比高, 应用广泛, 但常规的VFA技术不能压制血流信号, 不宜直接应用于血管壁T1的在体测量。本研究将提出一种可以对薄血管壁T1在体测量的黑血MRI方法。通过将压制血流伪影的双反转恢复 (double inversion recovery, DIR) 技术[15]与测量T1的VFA技术相结合, 以解决薄血管壁T1在体测量中存在的血流伪影的难题, 并对该方法进行健康志愿者的在体实验和可重复性评估。

1 资料与方法

1.1 理论推导

1.1.1 序列设计

序列由预脉冲和数据采集两部分组成, 可以得到多幅具有不同T1加权的二维黑血图像。成像目标区域为血管壁, 对运动伪影敏感, 因此采用心电门控。在每个心电周期中完成序列激发和采集, 见图1。

图1二维黑血T1加权序列, 由预脉冲 (饱和恢复序列+双反转恢复序列) 和数据采集 (空扫+读出) 两部分组成

预脉冲部分由1个非选层的饱和恢复脉冲 (saturation recovery, SR) 和1个DIR[15,16]组成。在每个心电周期中, 饱和恢复脉冲使得所有组织的纵向磁化强度拥有相同的初始状态, 从0开始恢复, 便于加入心电门控或呼吸门控。作为经典的压血技术, 双反转恢复序列可以用于压制管腔内血液的信号。在时间TI1和TI2中, 流动的血液经历了1个非选层的90°脉冲和1个非选层的180°脉冲, 其纵向磁化强度在数据采集读出时刻为MZ=MZ0[1-2e+e]。本研究中, 通过优化取TI1=300 ms、TI2=260 ms, 使得数据读出开始时刻血液纵向磁化强度接近于0。相比之下, 成像平面内的组织则经历了1个90°脉冲和2个连续的180°脉冲, 产生了T1加权的对比度。

数据采集利用了二维破坏梯度回波 (spoiled gradient echo, SPGR) 技术[17], 由空扫部分和读出部分组成。空扫部分由ND个空扫的破坏梯度回波组成, 使得成像平面内的静态组织到达稳态。读出部分由NR个翻转角为α的破坏梯度回波组成, 可以采集得到对比度与翻转角α相关的图像。在读出部分开始时刻, 流动血液的纵向磁化强度为0, 在此后的采集过程中会逐渐恢复。同时, 经历一部分破坏梯度回波之后, 仍停留在成像平面内的血液的纵向磁化强度也逐渐增大。即最终扫描得到的管腔内血液信号不完全为0, 但仍远远低于管壁信号, 可以近似达到黑血效果。

1.1.2 多翻转角测量T1值

当成像平面内静态组织到达稳态时, 其信号强度可以表示为公式 (1) :

其中, Tr是破坏梯度回波的时间间隔, TE是回波时间, α是破坏梯度回波的翻转角。可以将上述方程转化为线性形式, 如公式 (2) :

保持Tr和TE不变, 改变翻转角α (如α=4°、10°、20°) , 可以得到多组不同的信号强度值, 进而通过线性拟合的方法计算出对应的T1值。

1.2 实验方法

1.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10例健康志愿者的右颈总动脉进行成像, 其中男7例, 女3例;年龄48~65岁, 平均 (56.2±5.2) 岁。所有受检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2 仪器与方法

采用3.0T MRI仪 (Achieva, TX, Philips) 和自主研发的36通道头颈表面线圈进行成像, 主要扫描流程包括: (1) 二维时间飞跃法 (two-dimensional time of flight, 2D-TOF) 扫描[18], 获得颈总动脉管腔的位置和结构信息, 层厚2 mm, 共24层。 (2) 3组二维黑血T1加权的破坏梯度回波序列, 分别采用不同翻转角α (即4°、10°、20°) [19]的射频脉冲进行激发, 并加入心电门控。为了提高信噪比, 当α=4°时, 重复采集4次后进行数据平均, 当α=10°和α=20°时, 重复采集2次后进行数据平均。序列结构见图1, 相关参数:TI1=300 ms, TI2=260 ms, Tr=8.1 ms, TE=4.6 ms, ND=30个, NR=10个, 视野140 mm140 mm, 矩阵200200, 层厚4 mm, 共4层, 采用“低-高”编码方式进行k空间数据采集。为了评价该方法的可重复性, 连续重复扫描2次。

1.2.3 图像处理

将采集到的黑血T1加权图导入专用图像处理软件CASCADE[20]中, 由1名经验丰富的专家利用软件勾画出右颈总动脉血管壁的轮廓。采用两种方法计算血管壁的T1值: (1) 先平均后拟合法, 计算不同α角下血管壁的信号平均值, 依据公式 (2) 进行线性拟合, 得到血管壁的平均T1值, 该计算过程通过MATLAB (Math Works, Natick, MA) 程序实现。 (2) 先拟合后平均法, 在MATLAB中对不同α角得到的黑血T1加权图进行点对点的线性拟合, 得到颈动脉血管壁的T1图。由于黑血T1加权图中管腔内残留的血液信号在拟合时易产生噪点, 故利用黑血T1加权图的管腔轮廓信息, 将T1图中右颈总动脉管腔的T1值置0, 并将该T1图导入CASCADE, 画出血管壁的轮廓并计算平均T1值。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软件, 采用组内相关系数 (ICC) 评价两种方法测得T1值的可重复性, 两种方法得到的T1值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T1值差异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 采用Bland-Altman分析法评价两次扫描获得T1值的差异和一致性,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组10例受试者均成功完成所有扫描。颈总动脉的黑血T1加权图见图2, 由图2可见管腔中有残留的血液信号, 但血管壁信号基本未受到血液信号的“污染”, 血管壁轮廓清楚, 易于与管腔进行区分。当α=4°时, T1加权图的信噪比最低;当α=20°时, T1加权图的信噪比最好。拟合得到的T1图则存在较多噪点 (图2D箭示左颈总动脉) , 但通过结合黑血T1加权图将对应管腔内的T1值置0, 仍可以勾勒出右颈总动脉血管壁的形状 (图2D方框内所示) 。通过先平均后拟合法得到的右颈总动脉血管壁的T1值为 (833.2±81.2) ms, ICC为0.629 (P<0.05) ;通过先拟合后平均法得到的右颈总动脉血管壁的T1值为 (797.2±116.6) ms, ICC为0.537 (P<0.05) 。两种方法测量得到的T1值呈显著正相关 (r=0.667, P<0.05) ;两种方法测得的T1值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468, P>0.05) 。Bland-Altman分析结果显示, 两种方法得到的T1值差值均在一致性界限内, 未出现极端情况。

图2男, 60岁。A~C分别为颈总动脉的黑血T1加权图, 翻转角α=4°、10°、20°;D为对应的T1图, 右颈总动脉 (方框所示) 管腔中的T1值已置0, 左颈总动脉 (箭) 管腔中的T1值未经处理

图3利用先平均后拟合法 (A) 与先拟合后平均法 (B) 计算两次扫描所得T1值的Bland-Altman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首次提出了一种可以在体测量血管壁T1的方法, 并通过健康志愿者颈总动脉血管壁的成像实验验证了该方法测量薄血管壁T1的有效性。与传统的T1值测量方法不同, 本方法专门针对在血管壁成像时面临的管壁薄、血液信号干扰大等问题, 设计了将经典压血DIR[15]融入VFA技术[14]中, 获得了中等水平的可重复性。该方法为定量分析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壁T1值提供了可能, 便于后续进行血管壁炎症反应和斑块成分的研究。

对于组织T1值的测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并且难以确定每个具体部位的T1真值, 因此常用可重复性对T1值测量方法进行评估[21,22]。由本研究结果得知, 对于薄的血管壁, T1在体测量的可重复性可以达到中等水平 (0.629) , 该结果优于受血流伪影影响的传统方法[11]。与既往研究中针对的大组织目标[21,23,24]不同, 本研究首次在健康志愿者的薄血管壁上获得可接受的T1在体测量可重复性, 对研究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先平均后拟合法和先拟合后平均法分别计算血管壁的平均T1值。在传统的T1值测量中, 如脑部三维T1图[14]、心肌T1图[21]等, 由于成像区域较大, 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先拟合后平均法。由于健康人或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颈总动脉血管壁很薄, 受成像分辨率的制约, 且对运动非常敏感, 因而T1图噪声较多。基于此, 本研究引入了先平均后拟合法, 研究结果表明, 这两种方法得到的血管壁T1值有较强的相关性, 其均值无显著差异, 而采用先平均后拟合法的可重复性高于先拟合后平均法。因此, 先平均后拟合法更适用于早期病灶的血管壁T1值测量。而对于体积较大的晚期或高危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需要利用T1图识别斑块内成分[10], 则应考虑使用先拟合后平均法。

本研究采用DIR序列作为压血技术。针对T1值在小范围内变化的血液, 只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参数TI1和TI2, 该技术就可以达到较好的压血效果[25]。在DCE-MRI中, 一般是在造影剂注射之前测量T1初值, 此时血液的T1值尚未发生剧烈变化, 因此不影响该方法的使用。在后续研究中将把该方法应用到黑血DCE-MRI[4,9]中, 因而不再需要进行信号强度与造影剂浓度呈线性关系[4,5,6,26,27]的假设, 进一步提高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炎症量化的准确性。

本研究提出的序列包含了饱和恢复脉冲, 主要目的是使得在每个心电周期内, 所有组织均拥有同一初始状态纵向磁化强度为0, 从而允许加入心电门控、呼吸门控来减少运动伪影。然而, 由于数据采集时采用小角度进行射频激发, 使得图像的信噪比偏低。因此, 本研究采用了多次采集叠加平均的方法来提高图像的信噪比, 但其增加了整体成像时间。在针对血管壁的成像中, 如何选择翻转角α仍然存在优化空间。另外, 本研究中由于B1测量受血液信号“污染”的问题, 未添加B1场校正[28], 需在后续研究中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