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教育启示范文
当代教育启示范文(精选11篇)
当代教育启示 第1篇
价值教育不是新鲜事物, 但在当代社会被国际教育学界重新重视, 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原因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们针对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特点, 在汲取既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经验, 对其进行了界定, 形成了一种新的直面现代价值危机的国际性教育思潮。价值教育优先发展并复兴于西方, 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关于价值教育的界定
1. 国外专家的观点
从价值教育的内涵来讲, 因为对价值观 (Values) 有着不同的理解, 所以学术界很难界定价值教育。
从缘起上来说,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1880年突破了前人, 最早用“Value”的复数形式“Values”表示“价值观”, 在此之前, 人们只使用单数形式, 即“个人的或主观的道德态度和信念”。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 人们对于价值观具体指称什么, 还没有达成共识, 也没有人给出价值教育的定义。英国价值教育慈善机构“格登库克基金会”总裁Dr.William Robb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给价值教育下了如下定义:“价值教育是一种活动, 可能发生在任何机构中, 常常是人们在年长者、权威或更有经验者的指导下, 得以明晰他们自己的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原因, 评判这些价值观以及相应行为对自己及他人的长久福祉的效果, 反思并获得他们自己认识到的对自己和他人长久福祉更有意义的价值观和行为。”[1]
德国学者Wolfgang Brezenka曾说, “价值教育”,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人笼统的教育称谓, 是反对片面强调“解放”、“反权威”、“社会批判”、“科学导向”、道德最低主义和道德主官的教育思想的统称。价值教育被用作一个中立的集合名词, 主要用来指称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 常常包括宗教教育、世界观教育、政治教育、社会经济教育和法律教育。[2]
英国价值教育的倡导者和专家Monica J.Taylor认为, 价值教育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综合性术语, 包含了广泛的课程经验:精神、道德、社会与文化教育;个人和社会教育;宗教教育;多元文化/反法西斯教育;跨课程主题, 特别是公民、环境、健康等。[3]
2. 我国学者的界定
在我国, 说到价值教育, 人们倾向于将其等同于道德教育。如果等同, 那么价值教育的可探讨范畴就缩小了。李荣安在2001年的世界教育年鉴中, 说道:“在中国, 道德教育、价值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定义分别是很不清楚的, 三者在用语上基本可以互换。例如, 道德教育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想品德教育, 并且被认为是传递思想意识的工具。”[4]对于价值教育的定义, 我国学者和西方一样, 没有一个统一的清晰界定, 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人们对价值的定义不一致造成的。
我国较早提倡实施价值教育的学者王逢贤曾这样论述, 教育就其本真意义上来说, 是促进人的素质向有利于个体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高级社会活动。教育中不存在无价值目标和内容。价值教育是促进人的价值素质, 包括价值观念、价值能力、价值体验等要素发展的高级社会活动。[5]
我国著名教育哲学学者石中英曾论述道:“价值教育是一种完整教育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一方面区别于科学教育’、知识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形式, 另一方面, 又渗透其中。”价值教育所关注的不是学生有关事实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或与职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 而是学生价值观念和价值态度的形成、价值理性的提升、价值信念的建立和基于正确价值原则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价值教育就是在旨在引导和促进人们反思自身生存和发展方式、原则或方向不断加以重构的教育。
学者王坤庆认为:“进行价值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是当代中国教育哲学朝向实践方向发展的生长点, 也是新世纪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重要选择, 尤其是对当前实施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而言, 是深化教育改革的理论先导。在理论上, 我国虽然有重视价值教育的传统, 但在理论研究上并没有很多的总结与深入探讨, 尤其是在建构系统的价值教育理论上明显落后, 专门的研究也不多见。”[6]
三、我国实施价值教育的对策启示
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在此背景下, 国家相关部门和学校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选择那些最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和方法, 加以利用, 并教育学生, 从而使教育活动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和实现的活动。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转化西方已有的价值教育应用。
1. 价值教育的内容上, 应遵守价值人性化的原创, 包含中西方优秀文化。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 当前, 我国学校的发展迫切需要核心价值观的指引, 核心价值教育的方向必须是明确的, 培养学生做出正确价值判断的能力。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精神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宗教教育是价值教育的基本内容。道德教育应该成为当前价值教育的基础和核心。价值教育的内容首先应该遵循双向原则, 在多元社会中, 追逐个体成就的动机越来越强烈, 个人的志向成为现代人追求成功的动力, 相比之下, 关心他人的成长和维护社会的和谐对个体而言不受到重视。价值教育内容应该遵循价值人性化原则, 就是说在价值教育中淡化价值的物性意义, 更多地重视价值的精神内涵。其次, 价值教育应该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 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外, 在价值教育内容的选择上还应该包括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思想, 西方文化中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制等观念。
2. 价值观的灌输:通过课程、课外活动、教师进行价值引导。
西方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中进行价值教育的良好成果对我国价值教育有很大的启发。在开展课程新一轮改革中, 明确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贯穿于学科教育之中。教师要挖掘有助于进行价值教育的素材, 并在课堂教学与活动中阐明道理和经验, 不断增强学生对于价值的敏感度。例如, 制定班级道德纪律, 教师可以通过班级讨论的活动方式让学生参与班级纪律的制定, 使学生了解纪律的重要性, 也可以让学生讨论违反纪律的后果。教授不同课程的教师可以进行不同价值方面的引导, 如社科教师可以探讨社会公正问题, 理科教师可以强调科学研究中精确而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文科课程更富于道德意义。
3. 隐性课程的价值引导作用。
长久以来, 我国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是通过课堂上的直接传授, 而忽略了隐性课程的影响。那么什么是隐性课程?学校的校风、校园道德文化、班级的气氛、学习方式、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等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选择方向。学校应该创造正面的校园道德文化, 发展美德的整体环境。“教育者可以根据隐性德育课程的特点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发, 去唤醒隐藏在教育过程中的影响学生德育素质发展的隐性因素, 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德育素质发展影响的教育资源。”[7]
4. 学校、家庭与社区的通力合作。
家庭这一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 决定着人的价值观的原始取向。社会对青少年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不容忽视, 广告、媒体、影视、网络等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家校社三者之前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加强沟通与支持。具体方法:学校应使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长与学校订立明确的道德协定, 给孩子灌输优良的品格教育和付诸品格期望;家长之间、家长与学校之间定期聚会或开讨论会, 成立家校联席会议。我国价值教育要切实注重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三者之间合力的作用, 建立起家庭价值教育、学校价值教育、社会价值教育的立体网络。
四、结语
价值教育的思想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有着很好的启发作用, 为以素质教育为主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引导作用。借鉴和思考西方价值教育成功经验并立足于我国实际, 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积极的价值观, 追求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生活, 对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构建和谐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要: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 价值的迷茫和生活的意义的迷失导致人的价值危机和生存危机, 价值教育必然受到全世界重视并成为研究对象。本文研究了20世纪末及当代价值教育概念的界定, 结合我国的时代背景, 思考和探讨我国进行价值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价值观,价值教育,启示
参考文献
[1]Bill Robb.What is values education[J].The Journal of Val-ues Education, 1998.1.
[2]Wolfgang Brezika.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Roger H M, Cheng.Value education for citizens in thenew century.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Jo Cairns&Denis Lawton&Roy Cardner.Value, Culture andEducation.Kogan Page Limited, 2001.
[5]王逢贤.价值教育及其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J].高等教育研究, 2000 (5) .
[6]王坤庆.论价值、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3 (4) .
当代教育启示 第2篇
摘要:在70年前的那个朝夕不保的时代里,有这样的一所学校,在如晦的风雨中,弦歌不辍,犹如一盏明灯高悬西南一隅维系着中华文明的一缕学脉,它就是西南联大。自它1937年在长沙建校,至1946年以三校复原而告终,在校学生不过8000人,毕业生3800人,却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因此,面对当代中国大学越来越多,却出不了人才的现象,重温历史,从联大中吸取经验,进而改进当代大学环境,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字:西南联大背景成功原因当代大学启示
正文:建立背景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力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
成功原因
1.联大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三校的学术民主精神,特别是兼容并包的精神。
联大汇集三校学者专家于一堂,但由于联大充分发扬了学术民主,使联大成为勇于自由探讨学术的论坛,不同学术主张的专家均无向隅的寂寞。这不仅调动了教授任课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学生大开眼界,有利于培养思辨能力。
2.联大严格要求、重视实际的学风,集中表现在重视基础训练方面。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设有一年级生课业指导委员会。一年级结束时,有些系规定,某一两门基础课,成绩达不到某个标准不能进入该系二年级。联大规定,所有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联大各系科的专业范围比较宽阔,基础方面又有一系列的严格要求,使学生受到扎实的科学训练,应变能力强,有利于以后进一步的发展,经过进一步的学习,可以创新,可以开展边缘学科、新学科的研究,有较宽阔的发展前途。有的联大工学院毕业的学生,后来能领导大型项目的总体设计规划,这与他们扎实严格的基础训练与开阔的思路就有很大的关系。
3.联大教师教学、科研并重,学术造诣深,而且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因而教学质量是高水平的,这是联大能培养出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联大许多名教授,如周培源、吴大猷等,因空袭移居郊区,远离学校数十里,为了同学学习效果好,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讲授方式,一门3学分课程必按每周三次来校授课,不辞数小时辛苦跋涉,并视为当然。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深受同学的敬重。联大教授授课风格各异,但一般都反对照本宣科,而重视讲授自己研究所长。
4.联大校系领导,重视教学实验、实习,对保证理工科学生的学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联大刚搬到昆明时,理工科的仪器设备不多。但校方集中财力,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再加以教员自己动手制造设备,各系都开出一系列的实验课程。如物理系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年都有实验课,每周一次实验,在战时实为难得。工学院在困难的条件下,材料试验设备齐全,木工、金工、锻工、铸工实习从一年级就开始。
⒌联大实行“教授治校”。联大校长梅贻琦认为校长就是给教授搬凳子的人,大学必须由教授来治理。因此,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大学治理结构层面,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教授会是一个咨询机构。二是由三常委、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校务会议,是决策机构。在西南联大,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且常是一人兼任数职。学校很多的专门性任务都交给由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和办理,委员会有常设的,也有临时性的。总之,西南联大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的主要成员都是教授,各种委员会也是由教授组成。西南联大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议讨论决定,教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使学校充分保持
了纯洁。
西南联大对当代大学的启示
一继承优良学术传统,铸造全新的学术精神(大众教育不能丢了“大学精神)
今天,高等教育正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还需要继续继承优良学术传统,铸造全新的学术精神。然而应该看到,对比联大,现在大学教育缺乏学术精神,这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学术精神,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培养创新型人才将成为空话。所以,当代的大学教师,不仅需要强调理性原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能力培养,培养学生追求真理和科学的探索精神,营造师生共同探求真理的学术氛围,更要做到不为外部环境左右,要坚持不懈地保持独特的独立教育传统,要做到不以功利为标准来取舍知识和决定对学生传授知识的态度,使不同的学科能够按照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其实,名利只是学者工作的“副产品”而不是前提和终极目标,其学术研究受物质报酬左右的学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所以,作为一所大学要想获得真正重大辉煌的成就,产生自己杰出的大师,或者作为一位教师,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学者,就必须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具有一种只追求真理和科学而不问其实际功利的氛围与品格;具有多种学科广泛会通与交叉的知识底蕴。而这却是我国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弱点。
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如今的不少大学,大楼越修越气派,学术上却没有多少建树,这与缺少真正的大师不无关系。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许多优秀学生即是慕大师之名投奔联大。罗崇敏说:“如今部分高校变得越来越‘官场化’,这与西南联大精神格格不入。”教授会治校、自主使用教材等,都是西南联大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仍存在着观念、体制和运行障碍,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应推进政府管理职能改革,简政放权,使高校真正拥有办学权力。
三、大学教师要严慈相济,用高度的责任心对待自己的教师职业,引导青年学子求真创新成才
傅斯年在一篇名为《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写道:“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在联大,师生共赴国难、生死与共,所以有极强的情感一致性,产生了很大的凝聚力。而当代师生间利益、地位差别太大,缺少同一性是其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的主要障碍。若教师今天不仅仅做知识的传声筒,而且还通过在师生间寻找生存价值同一性来提炼凝聚力,那么将更有利于引导青年学子求真创新成才。纵观西南联大教师们的这些做法和精神,很值得我们当代教师去学习,尤其是对于那些热衷于追逐名利、应付正常教学、缺乏敬业精神的教师。对于学生来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责任就做不好一个教师,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留痕迹的爱和对学生不留痕迹的责任心,也许正是这不留痕迹的爱和对学生不留痕迹的责任心,能建立起学生和教师之间深厚的情感,从而可以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和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目的。
参考书籍:《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西南联大研究--论文索引》
当代日本的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第3篇
【关键词】教育模式;日本;学生;礼仪
引言
战后的日本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但朝野上下一致认为,优先发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本是战后摆脱经济困境的关键。为此,不惜舍弃其他为代价优先实施教育改革。据统计,到1976年日本高中就学率由1950年的42.5%增加到92.6%,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这就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力资源基础。一度成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先进国家,教育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居世界第一位。据资料统计,1960年至1975年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增加近十倍,1978年达到8.4%,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教育投资的比例稳定增长,投资水平居世界前列。有效地保證了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
“ 一切为了孩子,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因此国家日渐对于教育的开支在加强,才会有九年义务教育的产生,每年贫困生的补贴,勤工助学贷款等林林总总的对于教育的支出,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渐行渐远,我们已经忘了出发的目的是什么了。”
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家里手心里的宝,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中国的老一辈祖父祖母对于孩子的宠溺已经到了一种任何人都不能批评的地步,以至于我们重视了分数和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孩子成长过程中得很多方方面面。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跟中国紧密相连的日本,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元气大伤,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1945年9月2号,在日本投降的第二个礼拜还不到,日本所有的小学开学。很多学校就在被炸开的废墟地上开课。50年代,日本政府开支的一半用于教育,那个时候我们的教育开支比例不够1.9%,这个时期的发达国家的教育开支在7%。 不得不说,日本对于这个决定是十分明智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囊获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的所有诺贝尔奖项,这都是当前日本的教育模式下的产物。
当各个大学开学的军训,体测,昏倒,体能不合格,不达标的人屡屡刷新高时,当年年都有新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连最起码的打扫卫生,洗衣服都不会时,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一个人连最起码的自理都做不到,又何谈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何以照顾父母。
上幼儿园,中国孩子总是哭天喊地,孩子放学,总要问,老师对你好不好等等很多问题,深怕孩子在学校受到什么委屈,孩子稍一受到委屈,哪怕是错的,也是对的,雄赳赳气昂昂组织多人去学校讨个说法,而在日本,孩子在幼儿园会有第二个家的感觉,这是因为寺院的周围通常建有幼儿园,寺院的主持又兼任幼儿园的园长,这在日本各地都是非常常见的。幼儿园每个月都要到寺庙里受一次教诲,园里最重要的节日一定要拜佛,佛诞日、涅磐日都有活动。日本人相信,从小对孩子进行佛教思想的浸透,会使孩子拥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因此懂得团结,发生事情,最重要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让矛盾激化,日本家长会把你当作同龄人,与你心平气和坐下谈谈,不论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会想办法与你一起解决。中国家长则是与孩子面对面的交流很少。这就导致不同的教育模式下,国人对于任何事物都具有不信任感,不安全感。日本人坚信,从小让孩子知道尊重生命,懂得感恩,长大后才能心平气和去处理事情,才能找寻真正的自己。
一、“唯才是用”的教育体制
在日本,有大量的文化馆、科技馆、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等大众教育设施都是免费全天开放的。街头也有许多免费发放的文化宣传品。还会有一些免费的报刊杂志送到门口。“在日本研修的那段时间,尽管我们什么报纸杂志都没有订阅,但是我们所使用的信箱每天都是满的。”邓光辉回忆说。
“日本教育思想新、体制活。”邓光辉提出了第二点认识。“日本重视教育的思想和风尚,追溯历史,应该说是向我国盛唐时代学习的结果,当时的科举制度确实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光辉接着说,但他们却只是看重人的知识水平和教养,而不是“科举制”和“文凭论”。比如除研究生毕业外,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想从事小学教育,必须通过文部省的考试,合格者方能取得执教资格。在日本的政府、商界和科研部门供职也多看重的是实际水平,只有胜任,才能被重用。
在日本,考核官吏政绩会把教育办得好坏放在第一位。这些先进的思想鲜活地体现在灵活的施教和体制中。他们广泛地设立农林、家政、食品、保育、园艺等专门学科,学年、学制灵活,因需因用而设。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培养了多门类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大地在生产中促进了实用技术的改造和个性。其中办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私立学校成为国民教育的一支主体力量,特别以大学和幼儿园最为明显。这些先进的思想和体制,保证了日本国民基础学校教育的高水准。
二、注重礼仪方面的教育
日本是个非常注重礼仪的国家,无论在家庭或学校都是非常注重礼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践行的非常好,当有客人来到时,良好的教养以及完美的礼仪会让你感觉到家的感觉,对长辈的尊重深入骨子里,是断不可能发生晚辈顶撞长辈,言语或者肢体上冲撞长辈的现象发生。在日本,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家长们也是要盛装出行的,对于家长们而言,这是孩子良好的完成一个阶段,而去深入另一个阶段,而且各种仪式会随着孩子的成长一直相伴到终生。可见从小开始对孩子进行礼仪的灌输,对孩子的修养的打造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礼仪之邦”的确名副其实。
三、传统武士精神的教育
而在日本,日本是最重视磨砺教育的国家之一,日本历来都有武士精神,这种优秀的品质沿袭下来,就成了日本现在的中小学普遍开展的柔道精神和生存技能的训练,让学生学会勇敢,坚强。当中国父母在孩子小时,磕磕碰碰,拍着凳子,地板说什么东西不好,挡到我家宝贝的路,而让很多学生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一切都是别人不好,从小娇生惯养导致的一切就是目空自大,丝毫没有团队意识。
四、中日儿童教育的对比思考
在日本,孩子上学时,日本妈妈在孩子后面喊:“少穿点!”,而中国的妈妈总是在后面喊:“多穿点!”,日本妈妈常说“孩子送幼儿园就是来让他们得病的。”久而久之,孩子们都锻炼出了抗寒的能力,很少再有发烧感冒的情况出现。这样做其实是花极少的代价,让孩子的身体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日本家长在接孩子下幼儿园的时候,手里一律空着,就算孩子想拿也不会让你拿着书包,而在日本,各种包都是由小孩子拿着。中国父母为了接孩子回家认同买车的不乏其人。
在日本,不论是哪个地区,不论是最热或者最冷,一律是没有空调的,并不是国家支出出不了这些钱,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
为了让孩子得到充分的锻炼,日本一所中学推出了“忆苦饭”,孩子面对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坚决不为所动,绝食抗议,家长无一劝说,家长们认为,一切为了孩子,学校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绝食抗议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四天,饥肠辘辘的孩子才把这碗忆苦饭含泪吃饭。日本的教育模式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者淘汰,故孩子在适当的时候,会参加夏令营,在一个没有手机,没有交通的无人岛上,生存一周,在这一周内,什么事情都必须自己干,包括自己生火,自己做饭,甚至连盐也要自己熬制,总之,这一周要脱离父母,脱离社会,让孩子能够意识到自己管理自己,学会关心他人,与人合作,并变得勤快、聪明,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周”。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虽然日本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磨砺教育,但是其对于孩子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也是非常重视,大家普遍可以看见,在各个中小学里,厕所都是孩子们自己清理,不需要专门的清理人员,这就是为了培養孩子们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孩子们很小家长们就开始培养其积极的人生观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培养其孩子们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学校在家里就开始有意识培养,因此孩子们大多很自主,很小就懂得穿衣,空余时间帮助父母洗碗,洗车。家长们都很赞同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让自己懂得参与,做生活的主人,对社会充满热情,
日本也因其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团结合作能力,集体合作精神,日本的运动会上,什么项目都是大家一起合作,一起赢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能够那么团结,特别有集体精神的原因。日本的每所中小学都有自己的校歌和校服,学生到校后必须换上统一的拖鞋,见到同学后要向大家问好,不论课上课下,凡是组织集体活动,一个同学没有完成,其他同学不能走开,直到全体完成为止,学生们不论做什么事,都会与同伴有商有量,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孩子们倾听的能力,更加成为了孩子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孩子们小学或中学毕业前,都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一场修学旅行,教育是最好的国防,日本的教育法有明确规定,不论在多么偏远的山区,只要还有一名学生,那么就要让其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能够真实实现并且认真去做的。通过这些教育手段,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家就紧密度连接起来,其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在这个天地里,孩子们紧密相联,以后孩子们进入工厂或者任何一家公司,都会竭尽全力,为集体尽忠。
同时,日本对于各个官员的任职,都要先看其当地的教育程度,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教育高于一切。漫步于21世纪,日本的教育模式是有许多让人借鉴的地方,同样,也有许多地方是需要人们反思的。以长补短,才能变得更强。
五、青少年问题引以为戒
“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低往往体现在细节上。在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时,要注意抓细微之处,重视青少年基本品德的养成教育,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提升青少年的整体素质。同时,我们培养青少年要在时代要求和民族文化的结合上找准定位,既培养青少年的现代素质,又在青少年中弘扬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让中华民族固有的东西成为青少年涵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孙豫峰提出了教育青少年的一些看法。同时,他也指出日本青少年出现的问题,希望我国青少年能引以为戒。
“伴随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日本青少年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孙豫峰说。 近年来,日本青少年犯罪常常见诸报端和电视上。学生对教师、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和互相欺负事件有增无减。对这些问题,日本全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却无解决的良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改革深入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青少年教育也出现了诸多上述问题。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醒,引以为戒,加大研究力度,做好青少年的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罗开国.日本中小学家政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实施现状研究[D].延边大学 2015
[2]陈沁.日本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政策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 2015
[3]董炳月.战后日本教育思想的逻辑与脉络——以《教育基本法》和历史教科书为中心[J].日本学刊. 2015(05)
[4]许艳.浅谈日本教育基本法修订对我国教育法修订的启示[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22)
孔子教育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第4篇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从孔夫子到陶行知, 从夸美纽斯到苏霍姆林斯基, 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 曾经涌现出为数众多的教育家, 他们宛如灿烂的群星, 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孔子则是这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 他以丰富的教育思想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东西方文明。孔子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社会理想基础之上的教育思想体系, 是孔子为实现其社会理想, 以教育为抓手, 培养德才兼备的仁人君子, 以教育为手段, 传播其仁爱思想, 最终达成人人受教育, 社会高度文明, 从而实现其理想社会目标的精神诉求。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 借鉴孔子的教育思想, 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将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启示。
一、以育人为先导,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当代素质教育有如下主要特点:第一, 在教育对象上, 学校的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 社会的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国民;第二, 在教育目标上, 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第三, 在教育方法上, 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精神。由此可见, 素质教育的要旨之一, 就是全面发展原则: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尤其要重视思想道德素质、品行修养的培养, 要求教育者不仅要教书, 而且要育人。这种理念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教育思想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人文内涵, 以“成人成才”为目标, 主张面向全体,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意识, 关注学生的品行修养, 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会做人”是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与归宿。“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论语为政篇》) 。孔子教学主要以人道即人事为范畴, 基本的教学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 所以“礼”“乐”互为表里, 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 这两项属体育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 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 还包括天文、地理、阴阳、历法等内容。由六艺可见, 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 从“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 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礼”教相当于现代的德育, “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 “射”“御”相当于现代体育, “书”“数”相当于智育, 因此我们可以说, 孔子在2500多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 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 把育人放在首位。除了“六艺”外, “诗”也是孔子教育的重要科目。诗学不仅是学《诗经》, 还包括学诗与赋诗方面的学问。孔子把诗学看得非常重要, 他说:“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说:“不学诗, 无以言。”掌握诗学, 不仅有益于提高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 而且对于从政也是至关重要的。若以历史的目光来看待素质教育, 孔子无疑是注重“素质”教育的, 孔子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素质教育所达到的水平。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 不仅是孔子对教育思想史的重大贡献, 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可谓振聋发聩、切中时弊,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以学生为主体, 发展学生的个性
在注重教育全面性的基础上, 培养学生的个性, 充分开发其潜能, 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并实践一种教学方法, 叫做“个别化教学”。1982年美国出版的《美国教育百科全书》, 将个别化教学定义为“在教师引导下, 允许学生按自己的速度前进的教学方法”。“个别化教学”这个词, 听起来很新鲜。其实, 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注意到人的天赋才智高下有别, 提出了“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
孔子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中, 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 以“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阳货》) 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 并进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说:“力不同科, 古之道也。” (《论语八佾》) 主张根据学生的特点、水平, 进行不同的教育, 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 。孔子对学生的智能、志趣和个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 参也鲁, 师也辟, 由也喭。” (《论语先进》) 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 他并不要求学生改变自己的个性特点, 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这一问题, 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为莒父宰, 问政, 孔子曰:“无欲速, 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针对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 足兵, 民信之矣。”并说如果“必不得已而去”, 则依序“去兵”“去食”, 强调了“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孔子意在鼓励子贡首先要牢固树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为季氏宰, 问政, 孔子回答说:“先有司, 赦小过, 举贤才。”这是针对仲弓的气量小而对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几人都是孔子的学生, 在回答他们同一个问题时, 孔子均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 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 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有史以来, 孔子是第一个实践因材施教的教育家, 也正因其如此而在教育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 人们很快便会发现, 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 在过去的2500多年里, 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今天, 我们在进行素质教育的时候, 也应“因人而异, 因事而宜”, 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同一个学生, 不同的问题,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实质上就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教不好的教师”, 这句话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这一背景下, 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以激励为原则,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不称职的教师强迫学生接受真知, 优秀的教师则教学生主动寻求真知。”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着眼点正是强调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孔子是乐学 (愉快教学) 的积极倡导者。他深知, 要博学, 必须愉快地学, 要学习得好, 必须心情舒畅, 所以启发学生说:“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论语述而》) 他把乐学作为治学的最高境界。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他以“知之”“好之”“乐之”这三种学习的态度相比较, 一层深入一层, 说明乐学的效果最佳。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注重民主教学。孔子对学生动以真情, 既有师长的慈爱, 又有朋友的热切。学生伯牛生病, 他去探望, 为了不让伯牛行大礼, 只从窗子上同伯牛握着手说话;学生颜回死了, 孔子十分伤心, 说了很多思念、赞美、哀切的话。人是有情感的动物, 师生感情融洽与否, 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情绪。师生感情冷漠, 不可能创造出一种和谐的学习气氛;师生感情融洽, 师爱生, 生敬师, 这样学生内在的情感自然被触发, 并进而如同“爱屋及乌”般喜欢上教师的讲授, 学习的兴趣浓了, 劲头足了, 此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也。孔子对学生十分热爱, 从不摆教师的架子, 总是与学生平等地讨论问题, 而且还能放下架子向学生学习。孔子教学态度谦和、民主、诚恳、友爱, 教学气氛轻松愉悦。《论语》云:“子温而厉, 威而不猛, 恭而安。”意思是说孔子对学生态度温和, 但教育严厉;仪容威严, 却不凶猛;对人恭敬, 而使人感到安适。这是弟子对他的性格、作风和态度的准确评价, 也正是当今素质教育所呼唤的真正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以正面表扬激励为主, 这是让学生乐学的重要手段。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自尊心, 有希望别人肯定自己的心理。孔子善于从正面表扬学生、激励学生。据统计, 《论语》中关于孔子对学生的表扬共有17处, 批评只有6处, 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方法是以表扬鼓励为主。他即使批评学生, 也总是善意的, 从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如此, 他的学生总是爱学习, 学习起来有积极性, 乐此不疲。我们今天的教师也应根据学生的心理, 恰如其分地运用激励机制,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手势, 都可以给学生很大的鼓舞, 从而使他们学习起来更加投入。我们学习借鉴孔子鼓励为主教学原则的核心和实质, 就是要处理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与调动学生积极性之间的矛盾, 多方面引导、诱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使他们处于好学、乐学的思想境界, 既使学生主动地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又能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
四、以身作则, 促使教师完善自我
素质教育是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的教育思想, 但必须通过教师才能把这种先进的思想观念转化为正确的教育实践。所以,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 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 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质, 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提高教师素质方面, 孔子教育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孔子身正不倦, 率先垂范。他强调“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 。孔子提出教师以身作则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他认为, 教师应认真诚实, 心口如一, 言行一致, 他尤为赞同“主忠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在盛赞老师时这样说:“喟然叹曰: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 约之以礼, 欲罢不能, 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尔, 虽然从之, 未由己也。”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艺术的真实写照。孔子言传身教, 诲人不倦。孔子非常热爱教育, 热爱学生, “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何有于我哉?”孔子自二十七八岁起开始办学, 到73岁病故, 前后40余年, 即使是在从政的几年与周游列国的十几年中, 也没有中断过他所酷爱的教育事业。孔子晚年, 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 (诗、书、礼、易、乐、春秋) 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 以后被荀子尊称为“六经”, 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 其余五经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的教材。这也是他诲人不倦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对学生的爱是他在教育事业上能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情感基础。孔子身体力行, 学而不厌。他认为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 应该经常自问是否做到了“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 提出“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鼓励教师“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他学习起来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 “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别人, 但在好学方面要比别人强。孔子不但“每事问”, 而且“无常师”。他对师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广泛, 凡有一技之长, 明一物之理的他都会拜为老师, 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应该是“教学相长”的最理想解释了。教师自己要在不断地巩固、深化已有知识的基础上, 增加新知识, 这是为师的必备条件。“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教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综上所述, 孔子不但建立了系统的教育理论, 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大量的教育实践和成果, 这些成果正是其素质教育思想的结晶, 其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对中国现代教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和方法与当前“素质教育”以及新课程改革要求有很多相通之处, 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发展和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应得到科学的继承并加以创新利用。
参考文献
[1]王炳照, 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一卷)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2]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3]来可泓.论语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当代教育启示 第5篇
抚养后代,是出自人类的天性;而教育后代,则出自人类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就提出和形成了关于婴幼儿教育的思想理论,历经数千年实践、创新、发展,催生了近现代系统的幼教思想体系。在今天看来,这种幼教思想对现在的幼儿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中国古代“幼教”思想的本要义理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是由西方传入的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那么,什么年龄段为“幼儿”呢?《礼记・曲礼》中说:“人生十年曰幼,学。”汉郑玄注曰:“名曰幼时,始可学也。”把人从出生到10岁出外上学之前的年龄段视为“幼”。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又把人从出生到8岁的年龄段视为“幼”。不论是把“幼儿”界定为10岁还是8岁,所指代的都是从出生到外出求学之前这段时间,“幼儿”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宽泛概念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中国古代就有“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的幼教思想,民间也有“小树不剪不成材,小孩儿不教不成人”的俗语,反映了古人对“幼教”的深刻认知。孔圣人周游列国授经讲学,感悟出教习真谛“少成若天性,习惯自然成”的绝妙论断。汉代的贾谊则明确提出了“早谕教”的主张:婴幼儿心地纯洁,可塑性大,在婴幼儿纯洁的心境还未受到外界环境的熏染时就要及早教育,造就循规尊礼的言行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其所著的《颜氏家训》中倡导:“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从事教育活动四十年之久,对“幼教”领悟颇深。他认为,幼童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也特别重视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他认为:“幼稚之时,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即将事无一济矣。”“少年血气未定,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幼童时期,思维稚嫩,早以教育,生性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否则,“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任何有所作为者,幼年时就确立了奋发向上之志,必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教”主要是家庭教育。施教者一般是婴幼儿的父母尊长,注重根据幼童身心发展和认识水平的特点,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灵活机动、适时而教,感知知识、遇物而教,应幼儿的性情,引发幼童的兴趣,导幼童行为,讲究教育的方法。“能坐、能行则扶持之,勿使倾跌也”,教以幼童坐、卧、爬、行等肢体运动、戏耍锻炼;按照幼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创设幼童感知知识、辨析事相、发展语言能力的环境;造就幼童勤于动手、生活自理、讲求卫生的行为养成;培育幼儿日常生活、接人待物、言行举止等礼仪修养;塑造幼童尊老爱幼、扶弱济困、积德行善的行事之道;确立幼童为人处世、谦卑恭敬、诚实正直的德性;还特别重视对幼童言行举止的垂范和影响作用,朱熹论定为:“指引者,师之功也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
中国古代“幼教”的品德教育崇尚“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核心思想,并把其作为品德教育的“主旨”。汉代的王修教育自己的儿子,“未必读书,并学做人”。朱熹则倡导:“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钱穆在其《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文中说: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教育的主要对像“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钱穆认为:儒家思想精髓,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都是为人的`条件,是人所遵守和具备的素养。幼童在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塑就长成难以改变。因此“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古代的“幼教”在立德遵礼、修身养性的铸塑上是成功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才成为了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二、古代的“幼教”对幼儿素质教育的借鉴
中国古代的“幼教”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古代教育家倡行的顺应幼儿成长特点和认知规律,顺导幼儿性情,鼓舞幼儿兴趣,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依据幼儿成长规律施行穿衣膳食、肢体运动、感知知识、辨析事相、礼仪规矩、德性品行的塑造养成的“幼教”理念,对于幼儿素质教育改革、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是立国之本,幼儿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的根基,“以幼儿为本体,顺应幼儿的发展”,使幼儿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培养德、智、体等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推进幼儿素质教育根本的目标要求。
道德教育是素质教育本质特征的体现。要借鉴古代幼教以道德教育为主,把道德教育置于重要位置,渗透入幼儿的日常生活、行为培养、感知知识之中。克服幼儿教育为义务教育服务,重智育、轻德育,重识学、轻素质,重结果、轻过程的思想倾向,把道德教育贯穿于幼儿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提升幼儿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幼儿素质教育,体现对幼儿权利、权益的尊重,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尊重;对幼儿个性、潜能、情趣的尊重,对幼儿认知、习学、天赋差异的尊重。把幼儿教育视作幼儿入小学做准备,漠视幼儿纯真、洁净、喜玩、快乐的天性,不顾幼儿的实际智力发展、能力所及,概以知识文化教授、肢体运动训炼、智力开发挖掘等为幼儿教育的规制,其实质是压抑幼儿潜在智力、能力的发挥和个性发展。幼儿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是要“以幼儿为本体,顺应幼儿的发展”,为幼儿创设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促进幼儿天赋的凸显、潜能的释放、个性的发展,为幼儿一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培养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清代中国英语教育及其当代启示 第6篇
一、采用分层次教学, 切实做到因材施教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第一个采用班级制授课的就是萌发于京师同文馆, 每个班的学生按年龄和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编班和分班, 按照学习内容深浅和进度, 循序渐进地推进英语教育, 这样更有利于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京师同文馆在中国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 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大改革。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班级授课制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适应培养社会对人才素质培养的诉求。京师同文馆分层次英语教育启示当代大学英语教育, 务必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 这样方能提高英语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二、注重实用英语教学, 强化专业实训
1. 从教学活动来看, 多层面开展翻译实践活动, 紧跟时代步伐与实际需要。
同文馆下设的翻译处, 就是专门为学生提供的进行英语翻译实际训练的现实平台, 除了翻译当时繁杂的公文和各国的照会文件外, 还重点组织学生翻译当时传入中国的涉及各种学科的西书。学生在翻译这些西书的过程中, 既检验了自身的英语运用水平, 也提高了英语实际运用的过程, 同时在翻译中也学习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这是一个多赢的良性过程。这种丰富多彩的英语专业实训活动, 在当今的大学英语教学中非常缺乏, 现在的英语教育最大弊病也许就在这里。
除了重视笔译以外, 学生口语翻译活动也很多, 如参加外事活动, 充当翻译人员, 具体实战训练口译能力和英语的运用能力。
在学生翻译西学书籍过程中学习西学, 不管教师教育还是学校、学生自己的学习实践活动, 始终将英语的学习及教育和具体的前的大学英语教育非常有启发, 这也正是当代大学英语教育的缺陷。
当前大学英语教育基本是应付式的考试型教育, 学生练习的题目基本是有投机性很大选择题目, 翻译题目仅仅是几个句子, 最多也就是一段文字。切合实际的翻译项目几乎不多, 笔译内容多半属于通识与大众型的内容, 缺乏专业性的内容翻译, 尤其是理工科方面的内容。同文馆的英汉互译教学实践, 为当代大学英语教育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2. 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安排上, 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将英语学习课程与具体的专业课程学习结合, 从学习的课程科目来看, 在重视翻译训练的同时, 加大学生对科学知识, 尤其是实用的各种科技知识的传授与学习, 力求两者良性互动共赢。具体说来是这样的, 开设了诸多如数学、法律、经济和天文地理等领域的专业课程。其五年制与八年制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二是京师同文馆初期设英语课程, 后来逐渐增加了俄、日、法、德等语言。四年后, 京师同文馆开办了科学馆, 学习科目增加了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 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这样, 促使其课程设置与时俱进, 不断拓展。三是中西学课程并举, 这体现了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 对于国学课程也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 原当始终不已, 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 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现在的大学英语教材, 基本上都是文科内容为主, 很少涉及理工科, 导致了英语学习的狭窄和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处于低水平状态。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对此很有借鉴意义。
3. 教学手段与范式上, 颇具现代眼光:
一是所有课程的讲授都是全英语话语系统进行讲授, 采用实用原版的英文教科书。这种全英文的上课方式很值得借鉴。现在的大学英语教学, 几乎都是采用双语教育, 一半汉语一半英语, 这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是非常不利的, 很受母语的影响和干扰。二是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始终和各种英语实际运用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一有机的结合也构成了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学的最大特色。作为总理衙门翻译人才的培养基地, 京师同文馆首先肩负着为总理衙门翻译日常外交信函、电报、公文之责。为此, 京师同文馆成立了由外文功底较深的学生组成的翻译班子, 专门为总理衙门翻译信函、电报和公文。这既保证了紧急公文的及时翻译, 同时又不影响正常的课程教学, 而且也是进一步提高学生驾驭外语实践能力的有效尝试。京师同文馆的就读学生为总理衙门翻译公文的教学实践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同时, 京师同文馆规定, 每个外语馆均需有学生共同组成口译班子, 轮流当班, 随时听候总理衙门的使唤。如遇中外交涉事件, 有关语种的学生必须跟随交涉大臣赶赴交涉现场, 或直接担任交涉翻译, 或做翻译见习。和笔译电报、公文一样, 学生现场口译的实践也是伴随着课堂外语教学进行的。三是采用循序渐进教育方法。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内容安排, 无论是外语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进行教学的。就自然科学而言, 京师同文馆的倡导者都主张首先从最基础的工具科目———数学入手。
三、严格学业考核与课程评价制度, 力求考学良性互动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 除了以上注重翻译导向的实践教育外, 还推行严格的考试制度与纪律, 全力督导学生, 提升其英语学习动力。考试安排上, 一共分为四大考试, 包括月课、季考、岁考及大考。相当于现在中学的考试安排, 当然检测内容有别。
月课、季考, 是同文馆平常经常采用的英语教学督查方式。其中月课, 相当于现在的月考, 一般在每月的初一进行, 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自主命题, 考试判卷后, 将成绩上报即可。季考, 即每一个季度安排一次考试,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半学期考试和期末考试, 考试题目也是自行命题, 但是题目与试卷需要报请上级批准。考试内容主要是以实用的翻译测试为主, 虽然以照会翻译和条约翻译为翻译内容, 较为狭窄, 但毕竟是非常结合现实培养翻译人才的需要。这也是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洋务运动的需要。
岁考, 相当于现在的年度考试, 每年举行一次, 时间一般安排在十月初十, 考试内容比月考与季考复杂多了, 除了中文与英文互译的测试外, 还有口语测试。大考, 相当于现在的毕业考试, 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个层次进行, 初试、复试、口试, 三级考试内容不一, 但都以翻译能力和技巧测试为主, 初试为翻译英文照会文章成中文, 复试的测试内容为把中文条约翻译成英语。口语考试, 是现场抽题考试, 将所抽到的汉语题目现场口译成英语。这种要求现在看来都是比较高的, 何况当时才刚学习的英语。抓住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关键进行测试, 这是非常值得现在的大学英语考试反思的。更为特别的是, 学生还要用英语进行科学课程的考试, 这增加了学生对英语具体应用到每一学科的能力。考试的优劣将会受到不同的待遇, 优者授予官职, 差者将会降级或者留级。考试内容, 后来加进了写作题目, 提升对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考察。
除了高要求的考试内容, 考试纪律也是相当严格。考前, 对学生试卷提前一一编号固定, 学生名字直接写在卷面上, 答题考试学生不得随便移动或换位置, 监考时现场派人, 让考生没法提前与监考老师沟通。这对当前大学英语考试监考安排如何从源头杜绝作弊可能提供借鉴。
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采用的这一系列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考试内容, 很值得现在的大学英语教育学习。现在的大学英语教育基本是处于学生自我控制中进行, 测试的次数非常有限, 最多就是过级考试。同时考试内容几乎都是大众性和人文社科的内容, 很少涉及科技等实用的内容, 考试题目除了作文和简单的句子段落翻译外, 没有真正检验学生英语实际的运用的能力, 尤其是现在的口语翻译和多层面的笔译考试。这很难提高和推动学生英语的实际能力。
四、师资队伍选聘和建设, 聘用外籍教师, 力求双师型
一方面, 同文馆英语教员, 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实践操作能力, 具有典型双师型的特点。现在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力求以此为示范, 全力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 大胆选聘外籍教师, 先后聘请外籍教师五十多名到校任教。纵观同文馆英语的英语教育历史, 一直聘用外籍教师, 使得同文馆的英语教育才真正具有原滋原味的英语, 开启了中国外教的先河。
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均富有特色和现代眼光, 由此可以窥探清代中国英语教育的情形与特点。这些特点与情形对当今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在分层次教育、课程设置与安排、英语实用导向教学、严格规范的学业考核与课程评价制度、聘用与建设双师型与外籍教师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纯.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 2011 (5) .
[2]顾卫星.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特色简析[J].苏州大学学报, 2001 (2) .
[3]顾卫星.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学历史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5) .
当代教育启示 第7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教育思想,语文教育
1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概述
儒家思想发源于先秦时期, 先秦是指从远古到春秋战国这一时期, 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社会制度逐渐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 政治斗争激烈, 社会动荡不安。正得益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势, 教育逐渐发展,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儒家思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等诸多儒学大师, 形成了一系列的儒家思想体系和《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 以及《大学》、《学记》等教育著作。
在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内, 儒家思想都是占据着重要统治地位, 它强调培养具有文化面广且忠孝节义、治国安民的“君子”或“圣人”, 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儒家的教育思想重视社会教育、伦理教育和政治教育, 强调士大夫修身。对于教育的内容, 儒家主要是针对社会人文, 或者说是进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 较为忽视自然科学。具体而言, 儒家教育思想是重视操守教育, 培养“仁、礼、孝、悌、忠、信”的理想人格, 还比较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 将音乐、美育作为陶冶高尚情操的重要手段。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 儒家学派也形成了自有的一套教育原则, 即教学相长、诱导启发、知行统一、德智统一等。对于教学活动, 也是遵循一定的方法展开的。例如孔子提倡身教示范, 身教重于言传, 而且还要做到因材施教, 即根据个人的特长、文化水平层次和道德修养等, 从实际情况出发, 针对性地施以不同的教育。具体的教学方法则主要有讲解法、类比法、对话法和练习法等。
总之, 儒家思想是广博丰富, 其教育教学的原则、方法和内容对于当代教育都是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精髓部分值得当代人进行深入研究和借鉴。
2 当代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
语文是文化的载体, 也是文化主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工作、学习和信息交流的基础性工具, 因而工具性是语文这一学科的本质属性。不论在什么时代, 语文都不能不发挥其工具性特质, 而且它还能丰富人们的人文内涵, 具有重要的人文熏陶和感染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和时代所要求和必需的, 语文学科教育在当代教育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当代教育提倡人的全面发展, 重视全社会素质的提高, 语文教育业秉承了这两大思想。可是, 认真审视我们当代的语文教育, 不难看出它存在着一些问题, 面临着挑战。
第一, 过分凸显语文的工具性特质。语文是传递信息的基础工具, 工具性是根本特性, 但是语文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也具有浓厚的人文特性。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 人们较重视的是语文的实用功能, 而忽视其文化感染的能力, 导致一些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第二, 语文教育片面强调课堂教学。一些从事语文学科的教育工作者认为, 语文属于人文类课程, 主要是讲授基本知识和技能, 培养学生的文字能力、阅读及表达能力, 因此只要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渠道来完成教学任务即可。但是这是片面的观点, 实现语文教学的目的, 除了依靠课堂教学外, 还要依托课外拓展训练, 才能系统地全面地实现教学目标, 完成教学任务。
第三, 弱化了学生创新思维, 过分追求标准化。虽然现代教学推崇素质教育, 但是大部分地方还是依循应试教育的模式, 语文学科教育因而也落入追求标准化答案, 追求高分数的怪圈。但这样只会扼杀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求异思维。
3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启示
先秦的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中不乏一些对于当代教育具有启示意义的思想。我们应当用辩证的眼光去对待它, 去其糟粕, 留之精华, 批判地继承, 将其中优秀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当代的语文教育中。
第一, 将语文的工具性特质与人文性特质相融合。当代语文教育教学中的一个缺陷就是忽视语文的人文性, 过分凸显其工具性, 这容易使得学生片面机械地学习语文课本知识, 而忽视对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造成个人发展的片面性, 个人学力与人格素养非协调发展, 这与当前倡导的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而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以人为本, 以“立人”为根本目的, 即是教育要在教授知识的同时, 更要重于培养人的德行, 修身养性, 要实现学生自我的不断完善, 最好要达到至善至美的程度。教学专著《学记》中还指出要重视学生的情绪体验, 要学生在成功的体验中“强其志”, 从情感和性格方面来考察学生的发展状况。其实这些就是工具性特质与人文性特质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语文教育缺乏的一种教育思想。语文既包括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 也包括思想感情、道德修养和人文精神, 将儒家这种“立人”的教育理念引入到当代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中, 就能很好地弥补人文性特质不足的缺陷。
第二, 运用启发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学习。目前我国语文教育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基本是依赖于课堂教学, 讲授方式千篇一律, 模式僵化,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难以提高, 教学质量面临挑战, 所以必须改革现有的语文教学方式, 来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和潜能。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因材施教、启发性教育就是很好的教学改革方式。启发式教学不是被动的注入式的教学, 它是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劲头, 活跃学习思维, 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且也注重根据学生个体不同的实际情况和尊重个别差异, 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因材施教。这样每个学生个体都能最大限度地积累知识, 提高素质。这种启发式教育方式若能被很好地运用, 那么则非常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有利于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第三, 延伸课外训练, 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根据前文所述, 当代语文教育还存在片面强调课堂教学, 缺乏课外拓展的训练, 这的确不利于学生个体全面素质的培养, 当前的新课程改革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则注重课内课外两方面的教学, 课内要传授知识, 课外也要注意休息和作业, 劳逸结合。在《学记》中就表明课外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辅助, 二者之间相辅相成。适当的课外活动有利于促进学生更好地吸收课堂知识, 也是检查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从而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当代语文教育可以采纳儒家教育的课外训练思想, 给予课堂教育以辅助功能。
参考文献
[1]龚永标.儒家文化队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J].新乡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10.24 (5) :75-76.
[2]但向东.浅谈语文教育中的人文教育[J].热点聚焦, 2010.9:152-153.
黄炎培农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第8篇
一、重视农村教育思想的形成
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掠夺,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同时,中国的农村教育也存在许多的问题,一方面,西方式的学校教育虽已进入农村,但是成效甚微,“新教育”实施了二三十年,农村中的文盲、半文盲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农村教育与农村生活实际以及农村社会的发展不相符合,真正接受新式教育的农家子弟难以在农村谋生。上述农村的状况引起了众多爱国教育家和教育团体的关注,他们决定先从教育入手,希望以此达到拯救农村和拯救中国的目的。黄炎培的农村教育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黄炎培通过对农村问题,特别是通过对农村教育存在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如下认识:(1)必须重视农村教育。黄炎培在《农村教育弁言》一文中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多呼?抑属于乡村为多呼?吾敢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生活之教育。”在他看来,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教育理应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因此,必须重视乡村教育。(2)不能用城市教育的方法来从事农村教育。针对农村教育盲目追祟城市教育的现象,黄炎培认为,城市与农村社会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社会生活状况,有截然不能强同者两大类,则城市与农村是也”。“城市偏于工商,乡村偏于农工”,“都市组织是分工制,农村组织是混合制”,因此他认为:“从前把都市办法来应付农村,无有是处”,按照都市的教育办法,“万不能满足乡村一切社会的期望”。既然城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农村教育就应该正视这种差异性,而与城市教育区别对待。(3)农村教育应该与农村生活实际及农村社会发展相适应。黄炎培认为,农村教育存在着与社会脱节的方面。就农村的普及教育来说,他认为最大的障碍,就是农民迫于生计,“成人万不肯在农作时间以内来受教育”,就是那些能稍稍工作、具备“田间助手”资格的儿童,也“不肯抛这生产的光阴来受教育。”而农村的普及教育却没有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作相应的调整。所以他认为,农村普及教育,最要紧的是两句话:“(一)万万不可妨害他的农作时间;(二)所授予的知识,须完全切合他们生活上的应用”。就农业职业教育的情况来说,黄炎培在对农村职业教育调查中发现,1922年4月统计。全国号称农业职业学校的占职业学校总数的48%,但设在农村的农校仅占职业学校总数的20%多,有78%的农校设在城市。他总结说:“夫以大多数农校而设立城市间,无怪乎农村学生之往往缺乏实习,不适于田野生涯,而农业教育之精神,永不逮于农村社会也。”
正是在以上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黄炎培形成了乡村教育的主张,并实现了职业教育由城市向农村、由工商向农工的转移。
二、黄炎培农村教育思想的演变
在乡村教育实践中,黄炎培的农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演变。
(一)“分区立系”
192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业教育研究会成立时,黄炎培的农村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如何改革农村的职业教育,两年后,在《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中,他明确提出系统主义、分区制度的思想,即:(1)农业教育,应采取系统计划,各教育机关进行合理分工,规定大学农科、农业学校的职责。(2)根据不同的农业产区,分别设立农场、农校或大学农科,使教学、研究、试验、推广相互联络。同年,在《对于云南职业教育进行之意见》中,他提出“分区立系”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农产特点将农村划分为若干区。如棉区、稻区等等,然后制订系统的农业发展计划。设立农业教育体系。农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农科大学、中学农科、乡农学校以及乡村师范学校。农科大学的职责是从事农业试验、研究,指导新的农业技术和品种,供给中学农科之教材与师资,并研究解决困难问题;中学农科主要负责种植、宣传、推广、传播农业技术,也可以进行局部试验,养成推广、宣传人才;乡农学校的主要工作,是培养农家子弟,掌握生产技术,负责宣传、传播实用技术、推广良种新农具等。“分区立系”方式,实际上就是将农业与农业教育相结合,着重于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提高教育效能,可见“分区立系”实际上是“系统主义”和“分区制度”两方面的合称,也可以说是对“系统主义”和“分区制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黄炎培的分区立系思想,实际上主要是关于农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的思想),其方法和内法就是划区和构建农业教育体系。“分区立系”思想是黄炎培农村教育思想的初级阶段。
(二)划区施教,综合改进
1925年8月,黄炎培在为山西策划职业教育计划时,提出了划区施教的思想:“乡村职业教育之设施,不宜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较便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先调查其地方农村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为之计划,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知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职业余间如何使之快乐;其年老或残废者如何使之得所养,疾病如何使之得所治,如何使人人有卫生之知识,如何使人人有自卫之能……”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划区施教虽名义上还是职业教育计划,但其内容已经大大超越了职业教育的范畴,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农村综合教育的计划。
“划区施教”主张的提出,表明黄炎培的农村教育思想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乡村教育指导思想及其内容的变化。与这一时期黄炎培形成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相联系(“大职业教育主义”强调:“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好”),黄炎培强调“乡村是整个的问题,教育是一种方法,把乡村做对象,不应该单从教育着手。”“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从此更进行扩大教育的范围,沟通生活界线种种方法,而理想的教育,或者因之而实现。”
“划区施教”的基本思想,是农村教育要冲破学校的藩篱,以区域为中心,施教者不仅要顾及到教育,还应兼顾该区的经济、卫生、交通、治安等方面,把它们联系起来统筹解决,谋求综合的改进。按照这种思想,黄炎培已把乡村教育的范围从学校扩展到整个农村社会,把教育的功能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1926年,黄炎培为徐公桥试验区拟定了关于综合改进的计划,主要涉及:研究改良农事,研究增进工艺技能;推行义务教育,施行补习教育,指导学生升学或就业,设立职业教育机关,建立图书馆;提倡体育,普及卫生常识,创设公共医药所,组建保卫团,提倡修治道路;成立消防组织,开展慈善事业,保存善良礼俗和岁时娱乐方法;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宗教观念和正确的人生观,等等。”这一计划实际上就是划区施教以求综合改进思想的体现,试图把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串通起来,通过教育力量的渗透与作用,以达到改造乡村社会的目的。
(三)“先富后教”,富教合一
二十年代末,由于国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农业几陷于崩溃的境地,农村经济的衰败,使黄炎培及其职教社的同仁更加重视农民的生计问题,1929年10月,职教社提出了‘富教合一”主义,作为改进农村的根本之法。这一主义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四种现象,一穷、二愚、三弱、四散,其中‘穷”是最主要的,由“穷”而发生“愚、弱、散”。因此,农村教育要以帮农民致富为前提。黄炎培认为“贫第一,病次之。至于教育,乃是有饭吃以后之事。先富之,后教之”。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先富后教”的口号。“先富后教”,直接反映了农民的心愿,也深刻表露出黄炎培对广大农民的同情与关心。
先富后教思想表明黄炎培农村教育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此前的划区施教思想,其中心是教育,而先富后教,富教合一思想则更强调‘富”,以富为中心,这表明黄炎培的乡村教育思想正日益演变为乡村建设思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黄炎培提出先富后教思想,并不意味着他已完全放弃了先前的乡村教育思想,实际上,综合改进仍是其农村教育的一个指导思想。
三、黄炎培农村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今天,黄炎培所从事的乡村教育活动已逐渐离我们远去,但其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从黄炎培乡村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启示。
(一)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20世纪20年代,黄炎培有感于当时中国农村教育的欠缺和农民文化素质的低下,呼吁重视农村教育,并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的实践,试图实现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黄炎培看来主要是不掌握政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教育救国的角度看,最终只能遭遇失败的命运。不过,黄炎培重视农村教育的思想放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的教育仍然滞后,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经营管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都不容乐观,农民素质已经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瓶颈。现阶段,中央已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将农村教育提升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教育理应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以农村大教育观指导农村的教育实践
黄炎培的划区施教、综合改进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农村大教育观。他倡导以教育的手段推动农村的综合改进,论其教育的形式,涉及农村的职业教育、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等等;论其教育的内容,涉及农民的文化知识、职业技能、体育、医疗卫生、思想道德和闲暇教育等方方面面。农村大教育观的合理内核在于,它强调通过实施全面教育追求农村社会的整体进步。这种思想,在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仍有借鉴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规划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时,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来概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面,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是全面建设和整体进步,这就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的农村教育必须坚持农村大教育观的理念,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狠抓农村教育的薄弱环节,如农村中的职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等,只有这样,才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持。
(三)农村教育应以引导农民致富为中心
黄炎培的先富后教思想强调引导农民致富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在我们今天的农村教育工作中也很适用。目前,农民增收问题已成为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工作的一个重点。从农村教育的角度来说,帮助农民致富,既是农村教育的重要目的,也是更有效地实施农村教育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教育应紧紧围绕致富这个中心,通过教育发挥引导农民致富的作用,使农民认识到重视自身教育的重要意义,从而吸收农民自觉地投身于农村教育和继续教育活动,从而实现农村教育和农村致富的良性互动。否则,如果农民对于农村教育无动于衷或者只是被动地接受,那么,农村教育的功效只能大打折扣了。
参考文献
[1]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2]黄炎培.农村教育弁言[J].教育与职业,1921,25.
[3]黄炎培.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敬告四川各界[J].教育与职业(178).
[4]黄炎培.读全国职业教育最近统计[J].教育与职业(37).
[5]黄炎培.对于云南职业教育进行之意见[J].教育与职业(51).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第9篇
一、梅贻琦的人格魅力
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所取得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恬静的性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 被称为是 “寡言君子”, 但是他谈话的时候十分和蔼可亲。陈寅恪曾经说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 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 那样少, 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2]。对于他的人格魅力, 具体而言, 主要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爱护学生, 重视教授, 专一公正, 廉洁清明。
1. 爱护学生
梅贻琦先生认为, 教育的出发点是爱。在他担任校长期间, 校园里经常有学生举办的课外活动, 而这些课外的零星活动基本上都是教师们不太感兴趣的, 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梅先生当时在教学上还没有太多的经验, 需要时间去备课, 在这样的情况下, 梅先生却非常乐意参与学生的活动, 而且态度认真严肃, 并对学生活动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指导, 这充分体现了梅先生对学生的爱护。另外, 尤其凸显梅先生爱护学生的事件就是 “黑名单”事件: 1948年8 月18 ~ 19 日, 国民党的 “特刑庭”连续给学校发来两份 “拘捕”名单, 要求学校配合他们将名
单中的学生交出并由他们带走审讯。梅校长给他们 “特刑庭”先写了一份公函, 内容大体上就是 “名单上的人, 学校里一个也没有”。如此巧合, 就是梅先生保护学生的杰作。
2. 重视教授
梅贻琦到清华大学报到的当天, 就在礼堂召开了全校会议, 发表就职演说。在会议上, 他强调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他还仿照孟子的 “所谓故国者, 非谓有乔木之谓也, 有世臣之谓也”提出了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3]的说法。这句话足以证明梅先生对于教授的重视程度。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在梅先生担任校长之前就已经初具规模, 后来在1932 ~ 1937 年, 又增加了一批批应聘来到清华大学的国内外名师。这时期的教师队伍, 就师资水平来讲, 在国内是其他院校无法比拟的。
3. 专一公正
“专”在这里有三层深度: 一是专干一种职业; 二是专干一件事业; 三是专心致志。总结起来就是专注于教师这一职业, 不好高骛远, 不眼高手低, 执着并坚持将本职的工作做到完善, 做到底。然而真正能够做到的人不多, 梅先生便是这一标准的典范。关于这里的 “公”、“正”, 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梅校长的民主精神。一所大学想要成功, 必须具备良好的校园风气和雄厚的师资, 然而这两者的形成都是与校务公开、民主制度紧密相关的。只有做到真正的“公”、“正”, 才能吸引良好的师资, 才能营造优良的校园风气。
4. 廉洁清明
梅贻琦一生朴实无华, 不喜欢浮夸。在抗战期间, 按照学校规定, 梅先生可以配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 但是他为了节省资金, 退掉了汽车, 辞掉了司机, 和其他教授们同甘共苦。在他担任校长时, 一住进校长住宅后, 就主动放弃了过去校长该享有的特权 “, 所以的日常开支都是自己付, 而不是用 “特权”。在学校管理方面, 他总是尽量少设置办事机构, 避免机构冗杂, 把必要的办事员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纵观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 二是欧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思想; 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三部分: 一、通才教育; 二、教授治校; 三、学术自由。
1. 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 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梅先生担任校长期间, 他始终秉持着通才教育这一理念来培养学生, 创造了清华校史上的 “黄金时代”。他认为, 一个合格的大学生, 不应该仅仅掌握专门的知识, 而且应该接受通才教育, 通过对通才教育的学习, 培养学生成为有共通理想的公民。为了通才教育的顺利实施, 梅先生做出了很多努力: ( 1) 他主张培养德智体美群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所以设立通识课程, 将文理科渗透在一起, 要求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学生入学以后的第一年不分院系、工学院的学生不分专业, 进而掌握更多的知识。 ( 2) 他重视基础课程的完善, 包括本系基础课和外系基础课, 目的是拓展学生视野, 夯实学生基础。 ( 3) 他将实践课程放在重要的位置, 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挖掘学生的自主创新潜力。 ( 4) 他倡导学术交流国际化, 所以对外语的学习也被提到日程中, 引起了学生和教师们的重视。
2. 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 是梅先生教育思想中十分关键的环节。他正如梅贻琦所说, “所谓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教育是否成功, 优秀的教师队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梅贻琦重视人才教育, 重视教师素质, 高校若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必然要走“招贤纳士”这条路。所以他采取了聘请名师, 提高教师教授待遇, 实行休假进修等策略来吸引优秀的教师资源。如此一来, 大批的优秀教师资源被引进清华, 师资力量日益强大, 形成了清华大学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
3.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 是梅先生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在梅先生看来, 学术自由是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清华大学学风淳朴, 在研究某个问题上, 不同的学生有不一样的见解。所谓学术自由, 即是允许学生在不同问题上存在自己的想法, 并鼓励学生提出独立思考之后的意见, 与同学和老师进行讨论研究, 进行思维碰撞, 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或者结论。正是因为学术自由, 所以在同一个班上才会出现那么多不同方向的专家和人才 ( 如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等) , 清华大学才得以成为中国大学的领头军。
三、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梅贻琦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他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文化积淀, 带领当时的清华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外教育史高校学习的典范。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奠定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也为高校的发展带来了相关的启示。
1. 高校的发展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为社会服务。
社会的发展是高校发展的外部环境, 高校的存在, 既要培养人才, 又要做到利用人才为社会服务, 避免造成人才浪费的现象。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源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 而这种变革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 “后发外生”型的。教育的外部环境迫使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高校发展壮大, 自然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发过来作用于高校,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2. 教育思想和理念的转变是治校的关键, 为高校发展服务。
高校教育改革的第一步, 就是要进行思想和理念方面的改革和转变。没有合理的治校理念, 高校的发展也必然是茫然无目的的。梅贻琦在治校这一方面坚持实行 “民主管理”和 “学术自由”, 所以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 他创造了清华大学的辉煌。联系到如今高校的改革, 民主思想仍然是不过时的, 它依然是高校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如今, 某些高校忽视了大学的本质是学术的, 导致了行政权力过多地干涉到学术权力这种现象的产生, 这明显是对于高校的学术发展很不利的。所以, 要想实现高校的良好发展和改革, 思想上必须要坚持民主, 支持学术的自由, 真正做到以学术权力为主, 行政权力为辅。
3. 深化课程改革, 加强通识教育,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我国以前的大学教育更注重专业性, 将专业划分得很细, 这样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 即某一专业的人才在其他领域完全是一窍不通的。很显然, 这种教育方式是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通识教育恰恰可以缓解这种尴尬, 它在强调专才的基础之上, 加上了其他领域专业知识的培养和学习, 进而力图培养一种适合社会发展的全面的人才。近年来, 通识教育越来越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 高校也都在进行课程改革, 加大通识教育的力度, 力图将通识教育思想得以贯彻实施, 进而完成高校的顺利改革。
4. 重视教师在高校中的引领作用, 完善教师的培养和进修制度。
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高校的硬件设施不足以拉开差距, 但是高校教育过程中的师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妥善地解决, 这将是高校改革成功的强大助力。那么如何吸引优秀的教师资源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对梅贻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的启示: 即提高教师待遇、增加教师福利、完善教师培养和进修制度等等。
5. 注重实践, 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意识, 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对于高校发展来说, 理论知识固然是不可或缺的, 但实践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梅先生在对清华大学进行改革时, 尤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通过学生课外实践的培养, 挖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意识, 进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 使学生对于自己喜欢的方向更具有探究的欲望, 客观上也有利于校园氛围的营造。对于现在某些高校来讲, 实践活动的开展十分必要, 对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做的也相对较少, 所以高校应从实践这一层面进行改革, 以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目的。
6. 立足于现状, 既要学习西方文化, 又要重视本土特色文化。
清华大学的发展虽然受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但是大学的教授们始终都在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运用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促使高校进行改革, 然而改革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文化的盲从。教育改革的成功, 需要借鉴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结合本国的国情以及本校的现状, 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 发展出一条适合高校自身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李子迟, 王傅雷.清华大学百年演义[M].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1:82.
[2]黄延复, 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325.
[3]梅贻琦.《就职演说》,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 1931年12月4日.
[4]黄济, 王策三.现代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160-194.
[5]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47-50.
[6]黄延复.梅贻琦与清华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5:54-55.
[7]黄延复.清华的校长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48.
[8]黄延复, 刘述礼.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9]黄延复.梅贻琦先生纪念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284.
[10]梅贻琦.中国的大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34.
[11]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81:131-132.
论和谐教育及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启示 第10篇
关键词:教育民主化;教育自由;教育平等;和谐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2-0054-02
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民主化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流。有人指出:“教育‘民主化现在已成为几乎所有教育革新和教育改革的一项固有的目标。教育‘民主化是目前全球教育系统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教育民主化已成为许多国家主要的教育政策。教育民主化包括教育的民主与民主的教育两个方面。前者是民主的外延扩大,即把政治的民主扩大到教育领域,使受教育成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后者是教育内涵的加深,即把专制的、不民主的、不充分民主的教育改造成为民主的教育。教育自由和教育平等是教育民主化十分重要的方面,也可以说是它的核心内容。
一、教育自由
教育自由是通过免除人为的干预,为学生提供平等、充分的条件,创造最大的个人精神成长的空间,使个人享有最大程度的自我创造的自由,从而达到自我实现。保护和尊重个人自由的教育将为每个在教育中生活的人免除任何干预、强制和压制,为他们创造多样的机会和丰富的情境,通过他们自己的选择,实现精神的自主发展。
基本的自由对于个人的德性、理性和个性的自我创造具有重要的价值,教育过程中必须保障以下基本自由:(1)思想自由和表达的自由。思想自由是指受教育者具有独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自由。表达自由是受教育者具有表达自己思想、观念、意见的自由。(2)学习自由。学习自由是指受教育者具有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目的、学习方法、学习时间和空间的自由。(3)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指受教育者个人拥有追求自己的道德理想、选择和认同道德原则、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自由权利。这意味着个人享有按照自己的道德判断,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选择自己的生活理想、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的自由。(4)个性自主发展的自由。这种基本自由是指受教育者实现自我价值、获得个人发展、创造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的自由。保障受教育者个性自主发展的自由空间,不仅是受教育者发展批判性思维、追求人格品质优秀的条件,而且也是提高受教育者自尊和自信的条件。(5)人身自由。人身自由就是受教育者的人身依法不受任何伤害、压制、侮辱、欺凌等的权利,受教育者个人享有人身不受限制、体罚的自由。(6)交往的自由。交往的自由是指受教育者在教育生活中可以选择自己的伙伴、朋友进行交往的自由。这是受教育者追求自我创造和多样性目的的条件,是受教育者获得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的必需条件,也是他们获得自尊和社会价值的源泉之一。各种教育自由在教育中必须看成是一个整体或一个体系,因为,一种自由的价值依赖于对其他自由的规定,假如规定了个性自主发展的自由,而限制思想的自由,事实上在这种条件下,个性自主发展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此,一种教育自由的破坏,意味着所有的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
二、教育平等
关于教育平等的含义,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认为,包含四个要点:第一,人是目的又是手段。人受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它另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个体自由和谐的发展,只有在发展社会的同时尊重每一个体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发展,才符合教育平等的原则。第二,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里所谓的教育权利,指的是“受教育”权利。是相对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讲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第三。机会均等原则。良好的教育制度,乃是使每个人有均等的入学机会、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享有均等的待遇、有均等的学业成功机会;第四,差别性对待原则。由于教育的效果会因受教育者个体的天赋与机遇而不同,机会均等不可能机械地实现,所以要实现教育平等必然需对每一个个体提供不同的教育待遇。差别性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使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者获得最大利益。
教育平等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关键,教育平等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然而,目前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平等与和谐。很难想象,一个受过十几年不平等教育的孩子,当他踏上社会之后会平等地对待社会。给每个人一个均等的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创造尽可能均衡的接受教育的条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底线。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在学校教育中,教育平等的核心是教师对学生在人格上的平等。学生对教师在情感上是依附的,为了得到教师的赞许,学生会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教师的希望以期不断地获得赞许。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行为是否尊重、是否平等,对学生在校愉快体验的影响比绝对学习负担量要大。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属于民主、平等、融洽、宽容、理解和尊重的关系。学生在宽松的、无责怪的氛围中,才能勇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要贯彻“民主原则”“、无错原则”“、激励原则”,“树立人人平等”的思想,培养“人人善问”的习惯,激发“人人求新”的欲望,提供“人人动手”的条件,给予“人人成功”的机会。创设轻松活泼的校风和人际关系,才能形成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三、和谐发展教育及其对当今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以自由和平等为原则的学校管理,必然造就学校教育氛围或学校教育场的包容和和谐,使得在教育过程中,传授知识、灌输知识变成受教育者的自主和谐发展;教育内容由封闭、僵死变得开放、生动;受教育者由被动地接受性客体变成自主的创造性主体。简言之,教育自由和教育平等,必然导致学校教育场具有亲和性、融洽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也就必然创造和谐发展教育。在当今社会,和谐教育作为教育目的之一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1)生理和谐教育。人的生理和谐包括眼、耳、鼻、舌、身等身体各个器官的和谐,机体功能的协调一致。脑和体的协调整合,等等。虽然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对人的生理和谐影响极大,但这方面仍然应当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予以强调。其教育内容可从体育的各个科目的设置中窥见一斑。(2)智力和谐教育。智力和谐包括智力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和谐以及德与智的和谐,如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注意力、想象力等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和谐发展。其教育内容可从各科教学上反映出来。(3)人与社会的和谐教育。人的个性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人必须适应社会并改造社会,而社会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要求,最终达到和谐互动。公立教育和公民培养充分证明人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4)学科知识之间的和谐教育。
和谐教育对当今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教育内容的扩充及实用化。和谐教育要求教育内容进一步扩充,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现实社会,平等对待各门知识,平等对待理论和实用知识,使各科各类知识教育和谐发展,均衡进步。
2、创办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学校以适应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及多元化教育要求。社会的和谐发展,要以不同个性的个人发展为基础。而每个人的个性和谐的发展的基础是民主化,民主化在教育上突出表现为需求的多元化及发展的主体化。因此,创办不同特点和类型的教育以适应受教育者的需求,是从个人的和谐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的必然需求。
3、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要实现学生的和谐发展,就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首先要转变的是教育理念问题,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考试匠、背书匠。从教师角度看,和谐教育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从“专才”向“通才”转变,从经师向人师转变。
4、把握好普及教育与特色办学的关系。普及教育是政府的职责,是培养合格公民的需要。国家要保证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性。依据和谐教育的要求,普及教育不等于个性发展的整齐划一,而是尊重个性差异,目中有人,以学生个性发展为依据,而不是扼杀其个性。所以,普及教育不是划一教育,而应当理解为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在和谐发展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将是构成一个和谐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通过和谐发展教育培养出和谐发展的人,而和谐发展的人则构成和谐的社会,这正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所在。
论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第11篇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脉络梳理
教育作为一项人类活动, 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就存在于世,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巫山人, 也就是说教育出现的可以推算到距今约201~204万年, 只要确定发现人类的时间就能确定教育产生的时间, 但是相对于教育而言, 思想政治教育却没有如此明确的时间概念, 可以说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一种客观存在。
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可以说是早期教育的萌芽, 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较为原始的道德观念教育, 具有浓烈的灌输意识, 统治阶级道德观念教育的雏形初步形成。
早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道德观念教育。《尚书·舜典》:“扑作教刑”, 当时的教官是执行刑法的人, 在这一时期是采用强制手段进行教育, 灌输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道德观念, 所以才会有“教刑”。在奴隶社会早期, 奴隶主贵族为加强统治的需要, 宣传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道德观念, 强调“礼”“, 礼”的内容极其广泛, 凡政治、伦理、道德、利益皆包括其中, 以至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能没有礼, 实际上是巩固西周的分封、宗法制度, 强调等级观念, 也可以看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属于上层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道德观念教育是深受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国家情况影响的。
春秋战国时代至汉代, 是中国早期道德及道德教育思想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道德教育思想与当时较为分散的国家形式相一致, 丰富多彩,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最终以儒家的“仁爱”道德教育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 在“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情况下,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 教育比惩罚更为有效:“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道,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因此, 他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 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 主张“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有余力, 则以学文”。他强调“仁者爱人”, 在道德教育中, 要灌输“仁”的思想。但是遗憾的是孔子的思想并没有被秦始皇采用, 而是选用了法家的思想开始了中国真正的封建之路。
直到西汉时期,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思想, 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著作《春秋繁露》, 向汉武帝提供了一套完备的思想教育系统, 由于他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 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 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 形成了一套封建学说体系。他还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一系列道德规范, 可以说“三纲五常”是维系整个中国古代封建道德的总纲和总原则。笔者始终认为董仲舒是真正将儒家道德观念思想推向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人。
从宋到明, 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繁荣和鼎盛时期, 以“存天理, 灭人欲”为根本目标的宋明理学的出现和发展, 标志着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及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成熟。但是, 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的出现, 也同时预示着封建道德和道德教育思想的没落。
宋朝时期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代表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他们分别继承了孔子和孟子关于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思想, 而且对道德的起源和道德的本质等问题, 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伦理思想上, 还进一步维护了“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 使封建伦理纲常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倡把“存天理, 灭人欲”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存天理, 就是要人们遵守封建道德纲常;灭人欲, 就是要人们控制、遏制以至去除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到了明朝, 注重道德观念的教育主要表现在科举制上, 明朝开始了八股取士, 将考试内容严格规定在《四书》《五经》中, 在永乐年间颁布的《四书五经大全》是皇帝钦定的教本, 连书中的注都以二程及朱熹所注为标准。
自明代后期至清朝,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衰落时期,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此相适应, 新旧道德思想激烈交锋, 道德教育思想也较为混乱。儒家学说的正统性逐渐被质疑、被批判, 出现了大批如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 公然批判儒家学说, 认为人应该有适当的私欲, 思想道德教育处于一片混沌期。
二、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点
梳理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脉络之后, 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 是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的, 只不过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形态不同, 但总结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点,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即强调德育高于智育, 强调实践的作用, 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1.强调德育高于智育。道德教育地位上, 主张以育人为本, 强调德育高于智育。《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即思想政治教育之道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明明德”, 就是发扬美好的品德, 也就是注重道德教育。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 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 目的是为了培养适应本阶级需要的人才, 维护其统治地位, 所以, 不难看出在当时“德育至上”有着很深的阶级性和局限性, 而今天所倡导的德育, 正是对古代“德育至上”“以育人为中心”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强调实践的作用。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 注重身体力行, 强调实践的作用。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格物”就是个人的政治道德的实践, “致知”指的是个人的政治道德的认识, “诚意”可以理解为人们具备了道德的理性认识, 便有了政治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正心”和“修身”指的是人们有了道德的自律意识就能够时刻净化心灵, 从而可以美化言行。
3.突出爱国主义教育。从大禹建立“夏”开始, 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历代统治者都将国家作为自己家族的“天下”, 因此统治者所要求的思想道德教育必然是维护自己家天下统治的观念, 他们希望所有的臣民为维护他们的统治而做出努力, 儒家把忠于君主, 忠于国家, 视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信念, 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屈原、杨家将、岳飞这样的爱国志士。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爱国主义”与我们现在所讲的爱国主义是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的。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亦是如此, 批判地继承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优秀传统是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一点, 在梳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脉络和总结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点的基础上, 笔者总结以下三点启示可供当代思想政治工作者参考。
1.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 以道德教育为中心, 强调爱国主义精神,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我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从孔子的“为政以德”到韩愈的“道之所存, 师之所在”等都是在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做到以道德建设为中心,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2.灌输式教育与行为训练相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 改变单一的灌输式教育, 采用灌输式教育与行为训练相结合。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由于封建制度的制约, 导致统治阶层对人民大众采用单一的灌输式教育, 这在现代社会已经完全不适用。随着时代的发展, 青少年主体性的加强, 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将适当的灌输教育月行为训练相结合, 让教育做到知行合一, 让受教育者真正的身体力行。
3.全方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上, 注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 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方位进行。学校的教育固然重要,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是社会中的人, 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是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的, 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强调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教育有机同一, 互相配合, 只有三方合力才有可能让受教育者真正的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环境中。
四、结语
必须承认古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有很多合理的方法和内容, 但是在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时候, 也不能走入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误区, 既要看到优良的一面, 也要看到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灌输式教育方法在道德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公私德不分的倾向突出、“重规范、轻人格”的倾向严重等问题, 古代的思想道德教育由于历史条件的约束, 具有朴素性、局限性等特点, 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着继承并发展。
参考文献
[1]邱伟光,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刘建军, 马瑞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述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8 (11) .
[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4]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当代教育启示范文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