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和书面语范文

口语和书面语范文（精选6篇）

口语和书面语 第1篇

第二节 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

口语和书面语是矛盾的统一体，在写作中，如何准确把握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如何把口语转换成书面语，是写作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从语言的角度讲，口语和书面语都是交际的工具，都有沟通的功能，都能达到预想的结果。但口语和书面语固有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语体风格差异；

二、性别角色差异；

三、肯否褒贬差异；

四、形象感知差异；

五、行业规范差异；

六、时代变迁差异；

七、地域方言差异、八、异域语言差异；

九、文化背景差异。

一、语体风格差异

诗人艾青写有《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与“保姆”意思相当的词语还有“奶妈”、“奶娘”、“乳母”，它们指称的是同一客体，但是，如果换为“大堰河——我的奶妈”或“奶娘”、“乳母”，语法上没有问题，理性意义也基本没变。但诗人为什么没用这些词呢？主要是因为奶妈”、“奶娘”一般用于口语语体，风格特点是通俗。而 “乳母”则多用于书面语体，风格特征是更文雅，“保姆”的语体特征不明显，风格特征中性。当然，现在看来上述词语在理性意义上也存在些微的差异。现在“保姆”的外延已经大于“奶妈”、“奶娘”、“乳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家政服务员”了，而“家政服务员”则显得过于时髦，雅致。上述词语的风格差异来自于它们所习惯使用的语体，我们把词语的这种功能称为语体风格差异。

语体风格差异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由人们心理上产生的种种反应造成的，如，亲切、自然、通俗、庄重、文雅等。请看这样一组词语——“爹娘”、“爸妈”、“父母”、“椿萱”，其所指都是“父母”，但它们的语体风格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爹娘”一般用于口语中，风格特征是亲切，具有一定的乡土和地方气息；“爸妈”也多用于口语，也是一种亲切的称呼，但较之于“爹娘”要雅一些；而“父母”则比较正式，多用于书面语或者正式、严肃的场合。至于“椿萱”则是一种比喻用法，是古语词，即使在书面语中也极少运用。上述词语的语体风格差异，不仅标示出它们各自的适用语体，也为人们的写作实践提供了极大的选择余地。

不仅如此，上述词语的语体风格差异，也为相关词语的构词提供了依据。比如我们经常说，“父子”、“母子”、“父女”、“母女”，而不说“爹子”、“娘子”、“爹女”、“娘女”，或者“爸子”、“妈子”、“爸女”、“妈女”，更不会用“椿萱”来代替其中的一个语素。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与汉语的构词习惯有关，一方面是与“父母”一词的语体风格有关。“父子”、“母子”、“父女”、“母女”是一种文雅的说法，多用于书面或相对正式的场合。

汉语里的大部分词语没有明显的语体风格差异，可以用于各种语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词语具有相对明显的风格差异，如，“老家——祖籍、籍贯”；“寻思——思考”；“搞定、摆平、搞掂——解决”；“自个儿——独自”；“机灵——聪明、聪颖、聪慧”；“好像——仿佛”；“哆嗦——颤抖、颤栗”；“吃惊——惊诧、惊异”；“折磨——摧残、蹂躏”；“好处——实惠”；“老外——外宾”；“看病——就诊”；“同学——同窗”；“小孩——孩童、儿童”；“冷不丁——突然”；“钱、钞票——款、货币”等等。前者多适用于口语，后者多适用于书面语。前者和后者的语体风格特征具有一定的雅俗之分和文野之别。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适用范围。比如，口语中经常说，“你老家哪里？”正式一点的“你祖籍哪里？”，但很少说“你籍贯哪里？”我们经常填写的履历表中，看到的往往是“籍贯”，而不是“老家”或“祖籍”即可说明问题。

熟语“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中的“寒窗”就不能换成“苦学”，那样一来，就显得不伦不类的。

二、性别角色差异 “一头肥猪”、“一匹壮马”，其中的“肥”和“壮”只适用于动物，不适于人类。说某人很“肥”、很“壮”，那你是在骂人，一定会引起对方的反感。说某人很“高”，但不能说某人很“长”，“高”适用人，“长”适用于动物；“一块肥肉”不能说成“一块胖肉”但在个别固定词组、即书面语中“肥”和“胖”可以互相转换，如，“丰乳肥臀”、“环肥燕瘦”这两个成语中的“肥”字就指人，而不指动物。“窈窕”、“苗条”、“丰满”、“水灵”、“纤巧”、“美丽”“性感”——适用于女性，是阴性词；

“彪悍”、“威猛”、“英俊”、“威武”、“”、“”——适用于男性，是阳性词。词语的角色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容词上，名词里面也有。如“寿辰”、“寿诞”、“诞辰”、“华诞”、“生日”都表示出生日，但适用角色不同。①、明天是孩子的生日——适用于儿童和年岁不大的人；

②、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之际，全国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年活动； ③、岳父八十寿辰那天，她带着孩子前去祝寿了； ④、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华诞。词语的角色差异也体现在动词中。这主要是动词所关涉的宾语或语义搭配的角色关系。比如，“赡养”——老人或长辈；

“抚养”、“抱养”——晚辈和孩子；

“收养”、“领养”——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

三、肯否褒贬差异

在1980年的日本教科书的审定中，日本政府把对中国的“侵略”改为“武力进入”，遭到了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为什么呢？“侵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侵犯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并奴役别国的人民”。很显然，“侵略”是非正义的，是一个贬义词。而“进入”则是指“进入到某个范围或某个时期内”，“武力进入”也只是通过“强暴的力量和军事力量进入某一地区”，没有明显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把“侵略”改为“武力进入”在表面上能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词语的褒贬差异在社会生活中的修辞价值。

汉语中具有肯否褒贬功能的词语很多，如，“撤退——逃跑”；“顽强——顽固”；“鼓励——教唆、唆使”；“鼓动——煽动、”；“丰满——臃肿、肥胖”；“控制——操纵”；“爱护、保护——袒护、庇护”；“羡慕——嫉妒”；“钻研——钻营”；“爱好——嗜好”；“效果——后果”；

“侏儒——矮子矬子”；“盲人——瞎子”；“节约——吝啬”；“起义——叛乱”；“团结——勾结”等等。前者标示了说话者对所谈及的事物的肯定、拥护、赞成和褒扬的态度，后者标示了说话者对所谈及的事物的否定、反对和贬抑的态度。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词语有明确的角色指向。这主要是性别歧视。如—— “小女子”、“小女人”——“大男子”、“大男人”，这主要是社会歧视造成的。再比如，丈夫对妻子的称呼——“拙荆”、“鄙妻”、“贱妾”、“糟糠之妻”、“女人”、“内人”、“老婆”、“屋里的”、“跑堂的”、“孩子他妈”、“喂奶的”、“俺那口子”等等；都含有明显的贬抑。其他如“贱货”、“骚货”、“臊包”“祸水”、“小姐”“泼妇”、“淫妇”、“荡妇”“奸妇”、“婊子”、“野鸡”、“娼妓”、“妓女”、“母老虎”、“赔钱货”、“丫头片子”、“水性杨花”“卖屁的”等等，则含有轻视、蔑视甚至侮辱的成分。当然，也有一些词语反映了人民对女性的尊重，如，“巾帼”、“裙钗”、“脂粉”“妇女”、“女性”、“夫人”、“妻子”、“爱人”、“太太”、“千金”、“闺秀”、“淑媛”、“靓妹”、“掌上明珠”、“女士”等等。

词语的褒贬功能不是一个从褒到贬的对立两极，而是一个连续的序列。有的褒，有的贬，有的中性，即使褒贬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比如，“成果”、“效果”、“结果”、“后果”、“恶果”五个词语中，“成果”和“恶果”处于褒贬的两极，“结果”属于中性，“效果”偏重于褒，“后果”接近于贬。

此外，词语的褒贬功能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龟”字，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用作喻体时，多含贬义。“乌龟”、“缩头乌龟”、“乌龟王八蛋”、“龟儿子”、“龟孙子”等等，经常当成詈语，而古人却把龟、龙、麟、凤当作四种神物，古人还以“龟”作名字用，如唐代音乐家李龟年、诗人陆龟蒙等。唐代以前“龟”还是神圣的，“龟”从神坛上走下来的时间始于元朝——元代金方的诗句云：“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做缩头龟。”“撑目兔”民间相传，兔子望月而孕。这里的“撑目兔”是暗示这家的女人未嫁而孕，行为不轨，有伤风化，说的是一家名门望族；“缩头龟”是说这家男子胆小怕事，即使妻子和别的男人关系暧昧，也不敢出来说话。后来，“龟”就蒙受了不白之冤，永远不能昭雪。“愚公移山”一词原先并非褒义，仅是嘲笑一家父子三人不自量力、想把挡在门前的大山移走的寓言故事，但后来毛泽东引用了以后才变为褒义的。用来表达中国人民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和坚定不移的精神。

2002年9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则新闻标题“昨天结婚高峰，四千情侣办事”。内容是报道北京市四千男女喜结良缘的，但作者没有说成“喜结良缘”，却用了“办事”这个在特定的语境中明显带有性爱色彩的语词，无形中增加了贬义，这肯定是无意的，但造成的后果是不好的。因为是书面语，又是骈体句式，改为“昨日婚庆高峰，四千情侣结缘”，或“昨日结婚高峰期，四千情侣结良缘（办喜事）”即可。

四、形象感知差异

词语是连接心灵与客观世界的纽带，当我们听到或说出话语时，就会立刻产生与之对应的形象，并且推敲话语的正误与否、褒贬意义等，这就是词语的形象塑造功能。如，“向阳花”、“马蹄莲”、“仙人掌”“千年虫”、“爬山虎”、“牡丹花”、“松树”、“红彤彤”、“摇摇晃晃”、“扑通”、“火热”、“雪白”等等。这些词语作用于人们的感官时，就会引起某些反应，诗人联想到事物的形象、色彩、声音、动作、气味、温度，进而引起某种感觉。

词语的形象塑造功能在交际中具有重要价值。它可以缩减词语的抽象性，使人们通过联想、想象，更接近现实或者所期望的状态。如，“北海公园”，其实没有“海”，只是个“湖”而已，但说成“北湖公园”，就没有那种“广阔无垠”、“深邃”的感觉了，再如“当代商城”，只是规模比较大，但说成“当代大商店”就不好了。类似的还有“开心词典”、“欢乐总动员”

“凤凰早班车”等。

再如，“警花”（警察中的漂亮女子）“校花”（学生中的漂亮女孩）变换一种说法就不形象了。

五、行业规范差异

在日常交际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专用词语，或称行业术语。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往往发生变异，这在语言学中被称为“社会方言”。在特定的领域中使用时往往是本义，没有什么特殊的修辞功能，但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时，词义发生了变化，给人一种新奇感。如，“下课”是教育领域的专用术语，但用在政治领域说某人被免职或罢官，用“下课”一词就比较新奇。如—— 面对桑特拉奇从沙特队“下课”的消息，曾一度遭遇“下课”危机的米卢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轻描淡写将其带过：“下课可以说是教练职业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处方”、“会诊”是医学术语，但用于经济领域，从修辞上说是“借喻”，从语言学上去体味，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协作方式——专家对青海省砸在大开发中的思路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会诊”。

六、时代变迁差异

有些词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往往附加在词语的时代变体上，被现代汉语所吸收。比如，“须眉”、“巾帼”、“矍铄”“耄耋”、“囹圄”“觊觎”、“状元”、“而立”“不惑”、“垂髫”、“及笄”、“孩提”、“弱冠”“之”、“乎”、“者”等，这些词语通常被认为是词语的时代变体或历时变体。这些词语有的被现代汉语所吸收，有的则没有。词语的时代变体往往给人以“古香古色”、“典雅”、“庄重”的感觉。有的经常被采用，起到了普通话难以起到的作用。

“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白桦《梅香正浓》）

这段话中，作者使用了一些古语词以及相关的表达方式，就比现代汉语词语好的多。比如，“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如果用现代汉语词语翻译出来，大致是——每当我想到这些，心里就充满了感慨，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与原文相比，显得罗嗦。此外，古语词可以使话语庄重、严肃乃至诙谐，起到一种风格调节作用。如，“瞻仰”、“拜谒”、“阁下”都有增加庄重、严肃的风格功能。人们常说“巾帼不让须眉”，如果说成“女子不让男子”或“女人不让男人”文雅特征顿然消失。“身陷囹圄”说成“身陷监狱”就不太好。

另外，词语的时代变体，不仅仅指现代白话文词语和古语词，尤其是文言文词语，即使现代汉语中不同历史时期的词语之间也具有这种差异。“同志”一词，1949年以前是不能随便称呼的，它的政治意义十分明显，是革命者之间的亲切称呼；解放以后，“同志”的政治意义虽然很明显，但使用范围一度扩大到公众之间，且没有男女老幼之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同志”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到政党、政府机构以及一些特殊的政治场合。而“先生”、“小姐”、“夫人”在解放前是通用的，解放后逐渐被“同志”所取代，且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迂腐味，20世纪50年代几乎退出了公众交际领域，直到80年代，又进入了大众交际领域，且成为尊称。再比如，“红军”、“土改”“八路”、“右派”、“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知青”、“改革开放”、“入世”、“联网”、“小康”、“愤青”等等，都标志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事物、现象。

七、地域方言差异

全民语除了时代变体、社会变体而外，还有地域变体，统称为地域方言。地域方言用在全民语中。具有特殊的效果。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同样具有特殊的表现力。如，“名堂”、“把戏”“垃圾”、“腻歪”、“拉倒”、“瘪三”、“打的”“买单”等等。方言词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交际中具有普通话难以替代的作用。例如“转基因食品悄然登货架，消费者心理犯嘀咕”。“嘀咕”是个方言词，意思相当于“猜疑”、“犹豫”、“疑惑”、“纳闷”，如果用普通话表达，就难以充分表达消费者面对转基因食品时的心态。

“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一乡人。”乡音是一种很好的沟通媒介。如，“多少年了！老表们终于把总司令盼来了！人们欢迎总司令的到来，为他做起了红米饭，南瓜汤。”（邹爱国《中南海新闻实录》第238页）“老表们”是江西方言，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能充分表达井冈山人民对朱德总司令的深厚感情，如果换成相当的普通话语词，则难以引起感情上的共鸣。

八、异域语言差异 象其它语言一样，汉语也不断从其它语言中吸收营养以丰富自己，这包括音译词、意译词、音译意译参半的合成词。如，“激光”、“冰淇淋”“桑塔纳”、“英特尔”、“肯德基”、“麦当劳”、“克隆”“松下”、“可口可乐”、“雅戈尔”、“达尔曼”、“奇士美”、“伊妹儿”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直接借用外语词或文字的现象。如“T型台”“T恤衫”“CD光碟”、“PC电脑”、“CEO首席执行官”、“mp3音乐播放”、“IT信息技术”、“WTO世界贸易组织”、“MBA工商管理硕士”、“BMW（老板、金钱、美女宝马车标志）”、“CBD中央商务区”“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VCD影碟”“OL”(office lady)出入高档写字楼的公司小姐，可译为“白领女性”，但作者还是直接用外语，其目的还是追求用词时尚。

外来词语的修辞功能是具有时效性的，一旦进入全民语言体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新异性和新鲜感就会逐渐消退，比如“激光”、“葡萄”，已经与汉语固有的词语没有什么差异了。

九、文化背景差异（1）、有些词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交际中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例如，1995年，英法海底隧道通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往返于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和巴黎北站之间。当法国人乘坐“欧洲之星”列车抵达伦敦时，抬头看到的是“滑铁卢”三个字，法国人觉得有损他们的民族自尊，为此，法国一议员致函英国首相布莱尔要求将滑铁卢国际车站改名，不然的话，他将不惜动用他的影响力设法将巴黎北站改名为“冯提奴车站”。据说“冯提奴”和“滑铁卢”一样，也是比利时的一个小村庄，是1745年路易十五打败英军的地方。为什么法国人在英国看到“滑铁卢”会感到痛心呢？因为历史上英军曾在“滑铁卢”把法军打得一败涂地。对法国人来说，“滑铁卢”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而是一个含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地名，他容易让法国人想起曾经的失败和屈辱。而法国人声言要把巴黎北站改名为“冯提奴车站”，也是因为“冯提奴”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即让英国人联想到过去的失败。（2）、如果不了解或者忽视词语的文化含义，不仅会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引起误会，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的不同地域，也容易产生误解。比如，“同志”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政府机关成员之间相称，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或朋友交往时，就不行了，必须在称呼对方职衔的同时冠以“先生”、“女士”、“阁下”等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同志”的原始意义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借以表达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相互勉励，奋斗终身的意思”，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即是此意。解放以后才逐渐演化为一般的大众之间的称呼，但改革开放后，由于“同志”的政治色彩太浓厚，语用范围便逐渐缩小。这是“同志”一词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当然，“同志”一词在大陆作为大众化的称谓，一般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台湾、香港就不行了。据说，一位大陆艺术家应邀到台湾作报告，他一上台便说“同志们”“朋友们”——还没有接着往下说，台下便哄堂大笑，他莫名其妙，冒出一头大汗，不知就里。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不了解“同志”一词在大陆与台湾的差别。在台湾与香港，“同志”表示“同性恋”。你说，如果不了解词语的文化背景，怎么能不贻笑大方呢？（3）、天津有两家经营日本电脑的公司，分别取名为“共存公司”和“共荣公司”。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舆论界一片哗然。公司对此十分愤慨。有人认为，“中国字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用这样的名称来经商，分明是别有用心”。《天津青年报》还发表了署名文章——什么“共荣”，“共存”什么？表示质疑。

为什么两个企业名称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呢？主要原因在于“共荣”、“共存”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与中华民族的仇日心理相抵触。这两个名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鼓吹的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无恶不作的法西斯暴行，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那场民族灾难和耻辱，进而激起对法西斯侵略者滔天罪恶的愤慨。很显然，这些商家“忽略”了这些词语与过去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民族灾难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民族大义，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尽管商家认为他们“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想法”，但公众却认为这两个名称“带有侵略和殖民意味的不良文化倾向”。

（4）再如，一些含有文化意义的颜色词。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颜色以及相关词语的文化含义不同。汉语中——“红色”、“白色”、“黑色”、“绿色”“灰色”等具有特殊的意义。

“红色”——象征喜庆、吉祥、进步、革命等。如，“红色根据地”、“红卫兵”、“红袖章”、“红腰带”、“红裤衩”、“红木家具”、“红军”、“红玫瑰”“红领章”“红宝书”、“红旗”、“红帽徽”“红色经典”“红颜知己”、“红袖添香”等，但在异域文化中，红色就不一定表示这些，如，“红灯区”就表示淫秽、表示色情场所； “白色”——一方面表示纯洁、洁净等。如，“白玉兰”、“白玫瑰”、“蚊帐”、“白宫”；另一方面表示反动、恐怖、丧葬等。如，“白区”、“白色恐怖”、“白匪”、“丧服”； “黑色”——除了表示庄重外，也表示反动、恐怖、丧葬、贬斥等。如“黑社会”、“黑手党”、“黑五类”、“黑色星期五”“黑客”等；

“绿色”——除了表示生机勃勃、希冀、春天、环保等以外，在有的词语中还表示贬斥。如，“绿帽子”。

显然，如果不了解以上词语以及相关事物的文化含义，在交际中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犯忌，进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据报道，华盛顿一名农业官员访华时，每人都赠送一顶绿色垒球帽，但接受礼物的男性没有一个戴在头上的，女性只在一旁窃笑。后来，一名华裔成员把该美国官员叫到一旁告诉其原委，对方才明白。“绿帽子”的词源——指的是“绿头巾”，元明两代明文规定娼家男子带“绿帽子”，后来代指妻子有了外遇，与人通奸。因老外不了解中国文化，所以闹出了笑话。

再如，某研究单位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办方是美国某机构，于是就挂出了白色的会议横幅和条幅，结果，出席会议的中方学者大为反感，因为中国人一般不用白色做标语和横幅，特别是会议。因为会议条幅的构架和含义，类似丧葬时的灵棚，看上去令人不舒服。即使使用也是白底红字，但一般不用于会议场面。

十、各种词语之间的相互转换

词语的各种附加功能之间具有重叠交叉关系。一方面，同一个词可以具有几种功能，比如，“沐浴”既是一个书面语词，也是一个古语语词，属于书面语体，具有典雅的风格特征。另一方面，各种功能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影响的，比如，在“涮”你没商量？中“涮”是一个口语词，意思是“耍弄”，既通俗，又形象。但换成“耍弄”就显得别扭。“胖”在50年代至70年代用于寒暄时，具有褒义。那时朋友久别重逢，往往说，“好久不见，您胖了！”对方往往不知可否，但心里感到很舒服。因为那时的生活条件不好，“胖”就意味着生活好，心情愉快。即使年轻女子，也不会拒绝这类评价。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生活条件改善了，“胖”已不是生活质量的体现，而是饮食习惯不良和健康有问题的代名词。人民往往联想到“体态臃肿”、“高血压”、“高脂肪”、“高蛋白”、“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对于年轻女子，更不能接受。因为时代变了，公众的审美标准发生了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人们开始注意“减肥”，但后来这个词语的使用频率降低，逐渐被“瘦身”所代替。为什么呢？避免因“肥”引起的联想。

总之，汉语语词（口语和书面语）意义之间——语体风格、性别角色、肯否褒贬、形象塑造、行业规范、时代特色、地域方言、异域语言、文化背景等九个方面的差异，与人们的生活经验、社会实践、审美价值、美感体验、时代变迁、角色换位、思维创新密不可分。而学习语言、学习写作，无论是母语还是外来语，谁也不可能去体验所有词语的意义化过程，大多是通过课堂教学或查阅词典来获得其理性意义或功能，而词语的附加意义就只能通过人生阅历、社会实践、自身感悟去获得，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2007年10月1日—3日 举例：

书面语——国庆节前夕，张德芬乘坐西安开往济南的1162次列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列车抵达临沂车站、张德芬整理好行李正准备下车时，与前来迎接她的×××不期而遇，顿时，归心似箭的张德芬百感交集，欲言又止，一行热泪情不自禁地从她微红的面颊上滚了下来，于是，他俩紧紧的相拥在一起，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 口语——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张德芬坐上西安到济南的1162次火车回她屋去啦。当火车停在临沂车站、张德芬收拾好东西正准备下车的时候，碰到了到火车站来接她的×××，这时候，急着想回家的张德芬想了很多，想说啥又没有说，一串眼泪不知道咋地就从她发红的脸上流了出来，于是，他俩就死死的抱在一块，享受着特别幸福的时光„„

口语和书面语 第2篇

中国当代诗歌的口语和书面语之争

作者（来源）：暂无

4月间一场关于“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论争，注定了将对中国新诗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这场弥漫着火药味的论争，如果撇开诸如“民间立场”、“知识分子”等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话语不论，而是直接返回到当代诗歌内部和诗学本身，我们发现它就是一场诗歌写作的口语和书面语之争。

一提到“口语”，人们自然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股充满喧嚣的“口语化写作”浪潮。从诗学的角度我们看到，“口语化写作”不管是理论倡导还是其具体实践，均触及了一些可予探讨和反思的诗学问题，它把新诗语言的风格差异等问题，引入到现代汉语本身的分歧(如普通白话和方言土语)等根本问题，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新诗与现代汉语之关系、新诗语言创造的复杂性，似有必要进行详细剖析。

一

这里首先要辨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文言与白话、书面语与口语这二组范畴的混淆运用，特别是白话和口语的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或许与古代白话更多地体现为口语(较少进入书面语)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有关，但主要与现代汉语生成的历史特征有关：众所周知，现代汉语的奠基――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口语的推动，其“言文一致”的目标就是为了消弭口语与书面语(言语与文字)的差异；而胡适曾归纳“白话”的语言特点――“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致钱玄同的信》)，更显示了五四白话同口语的渊源关系。这些都让人“感觉”白话就是口语。但实际上，白话文运动从文学及一切文章体式的变革要求出发，将其所用的语言(文言)置换为白话，表明它在性质上基本是一次汉语书面语系统的改造，运动对口语(包括它的词汇和句法)的借用，同对其他语言成分如文言、外来语的汲取一样，是出于建设以口语为基础的汉语书面语的考虑。因此，现代汉语并非作为口语的白话，这是必须明了的。

实际上，汉语诗歌书面语与口语的纷争由来已久，如谢榛《四溟诗话》在评论魏晋和六朝诗歌时说：“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这种将“官话”与“家常话”(类似于雅言和俗语即书面语和口语之别)区别看待的做法，在古代诗家那里屡屡得到回应。至于新诗诞生之后，由于其所用语言基质――现代汉语在来源上的分歧，诗歌语言取向上的各执一端也就在所难免。这种争执是新诗诞生之初就遭遇、并在后来的成长岁月中相伴始终的纠葛；新诗草创期间，胡适、刘半农、康白情等人强调作诗如说话，大力提倡方言俗语入诗，显然倾向于口语化写作；这种倾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遭到众口一辞的指责，“象征派”诗人、《现代》诗人主张运用含蓄的“雅言”入诗，以至一度出现“晚唐诗”风潮；在上世纪40年代，特定历史情势要求新诗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很多诗歌又渐趋明朗化，虽然也还有坚持诗艺和语言的深度探索的这种交替出现的情形几乎未曾间歇，其间争论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时大时小，及至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口语化倡导，不过是一次更为集中的表现。“口语化写作”作为一种口号，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时，主要是针对“朦胧诗”深度模式写作而采取的一种反叛和拆解姿态，代表性人物较早的有王小龙等，后期有于坚、韩东等。这批诗人重视对生活中庸常、琐屑一面的抒写，大量口语（乃至俚语）入诗成为他们抵抗僵化和拓展诗域的手段。他们将诗歌中的口语同平民化、现时性、亲近感等诗学特征对应起来，对书面语所代表的精英化、恒久性和距离感进行冲击，这既是一种诗学策略又是一种写作模式，成为“口语化写作”倡导者的一般理路。这些理论特点充分体现在于坚1990年代的长文《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中。这篇论文里，于坚把1950年代以后的新诗从语言上区分出两种向度：普通话（书面语）写作和受到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他认为：“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这体现在，“普通话向着一种广场式的、升华的更适于形而上思维、规范思想而不是丰富它的表现力的方向发展，使汉语成为更利于集中、鼓舞、号召大众，塑造新人和时代英雄，升华事物的社会方言’”，而口语写作则“软化了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分”。

从表面上看，“口语化写作”作为一种诗学观念，似乎是对不同语言（种类）进行择取的结果，即在或偏于坚硬的书面语写作或偏于柔软的口语写作的权衡中选择了后者。但严格地说，新诗中的书面语与口语之争，只是现代汉语资源（普通白话、方言土语等）分歧在新诗中的体现，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选择何种诗歌语言的问题，而是对同一种语言材料（现代汉语）的不同运用即诗歌的语用问题，归根结底是诗歌语言的不同风格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于坚等人倡导“口语化写作”所树立起来的口语（及方言）和普通话（书面语）对立，是出于诗歌语言风格的`偏好而虚拟的，他们把风格当成了语言资源本身。可以看到，在新诗进程中，每当人们感到诗歌以其“晦涩”“朦胧”（风格）远离了现实生活，或阻碍多数读者群的接受时，诗歌语言首先被要求进行改造：以浅显易懂的取代艰涩深奥的，以简洁明快的替代迂回曲折的，以大范围使用的统辖小范围使用的然后是形式的相应改变。各个时代的要求动机和纷争的表现不大一样（比如1930年代出现了对“俗言俚语”和各种“民间”形式的极端强调），书面语与口语之争只是一种。

有论者在分析1980年代的“口语化写作”时，把它同五四白话文运动中胡适等人的口语主张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和比较，认为，“从表面上看，当代诗歌中的口语化实验似乎是胡适等人主张的延续，其实不然。胡适他们提倡诗歌口语化是出于启蒙的需要，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而在当代口语派诗人那里，这种历史的动机和合理性已然消失”1。事实上，这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以口语化为重要动力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其书面语性质表明它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口语化运动；毋宁说，“口语化写作”对诗歌语言的态度，有几分“语音中心主义”性质，即认为口语是对心灵世界的直接摹写，因口语的当下性（在场性）、鲜活性和书面语（文字）的滞后性、凝固性，而显出对后者的贬抑和对前者的褒扬。这与那种认为书面语比口语更能记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多种层次的看法完全相反。这实际上是一个诉讼不清的公案：它关系到对书面语与口语差异本身的认识，意见相左是难免的，其背后潜藏着复杂的语言、诗学问题。

二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形成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和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消除了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别，既然它同样包含了书面语和口语。瞿秋白理想中的口语与书面语完全同一的现代汉语是不存在的，即“书本上写的言语应当就是整理好的嘴里讲的言语，因此，他可以比较复杂些，句子比较的长些，字眼比较的细腻些。然而他不应当比较嘴里讲的言语起来是另外一种语言”；而陈望道所说的那种因“充分吸收了话的特质”，以至“写的文简直就是说的话”的文学也是不存在的。实际的情形是，“笔写的白话，同口说的白话断断不能全然相同”（朱我农）――这句话尽管是针对现代汉语汲取白话口语资源时的警告，但对现代汉语口语与书面语差异的认识仍然有用。可以说，现代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仍然是新诗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通过对一般的书面语与口语差异的探讨，在二者的调适中寻求新诗的语言。就这一点来说，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是值得怀

疑的，因为诗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书面语形式（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特定的口语形式如说唱、朗诵、表演等）：从“口”到“手”毕竟存在一段需要跨越的距离。这也就是说，从口语到书面始终是一个诗学问题。

一般地说，书面语和口语在语体上是不一样的。正如朱光潜所说，“无论在哪一国，说的语言’（口语）和写的语言’（书面语）都有很大的分别”，“说的是流动的，写的就成为固定的。写的语言’常有不肯放弃陈规的倾向，这是一种毛病，也是一种方便。它是一种毛病，因为它容易僵硬化，失去语言的活性；它也是一种便利，因为它在流动变化中抓住一个固定的基础”；而人们历来对语言的这种“分别”态度不一：一派“总想保持写的语言’的特性，维持它和说的语言’的距离”，另一派则“看重写的语言’守旧的毛病，竭力拿说的语言’来活化写的语言’，使它们的距离尽量缩短”2。

这些各执一端的看法已经渐渐被摒弃，书面语与口语的不同特点使人们认识到：“书面语无论它如何追求潜文本的丰富，都应当不断地从口语中吸收生活的新鲜的资料以焕新自身的生命力，而口语无论它如何富于生活气息，贴近生活，都应当不断地依靠书写来加深它的潜文本”3。应当说，这种辩证态度有助于充分发挥书面语和口语的各自优势。基于二者的分别，朱光潜还就诗语的选择指出，“诗应该用活的语言’，但是活的语言’不一定就是说的语言’，写的语言’也还是活的”。

就诗歌写作而言，它涉及的不仅是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般差别，而且还有诗歌作为一种特殊书面语形式对口语的过滤，对此陆志韦认为，“诗应切近语言（此处即口语），不就是语言。诗如就是语言，我们说话就够了，何必做诗？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须经过一番锻炼的功夫”4。不过，从某些方面来说，口语与诗歌语言具有某种“类似性”：口语的特点，如它的灵活性带来不断变换的句式可能性，它的随意性导致新的语义的不断生成，显然迎合了诗歌语言的要求；而诗歌语言作为书面语对普通（规范）语言的颠覆性和反常化，同口语以鲜活和流动对书面语之凝滞和强制的松动十分“相似”。然而，口语无论语汇还是句式，都毕竟具有许多“反诗性”因素，比如它的口罗嗦、驳杂和粗鄙化倾向等，使它一下子难以进入诗语世界；尤其是，它的交际功能导致语句的流动和散漫，使诗意的的展开和保留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对口语的警惕和剔除是必要的：诗歌语言在汲收口语的同时也在纠正口语。

就新诗来说，它的特殊性在于其所用语言为现代汉语。因沾染西方语法而在整体上显出外彰化特点的现代汉语，在诗歌语言运用上如何重归内敛和含蓄，这时关键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现代汉语（书面语）在生成上与口语的趋近，它在语音、词汇和句式结构上同口语保持某些相似性，这使得新诗写作在借鉴口语优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口语的杂芜。另一方面，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毕竟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语法规则，口语向书面语转化和内在体验转化为诗形时必然发生的变易，这双重裂痕导致新诗语言运用上的难以调适。朱自清曾从阅读（朗读）的角度，分析新诗语言同口语之间的龃龉：“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顺耳”5。也就是说新诗语言无论在语词还是句式上，已经均不能同口语保持完全一致，这是由新诗语言趋于复杂化和精细化的内在需要决定的：这种需要同时要求着新诗语言对现代汉语（特别是日常口语）的“锤炼”和“提纯”。

朱湘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新诗的白话决不是新文的白话，更不是平常日用的白话。这是因为新诗的多方面的含义决不是用了日常的白话可以愉快的表现出来的我们必得采取日常的白话的长处作主体，并且兼着吸收旧文字的优点，融化进去，然后我们才能创造出一种完善的新的工具来”6。袁可嘉在论述1940年代诗歌语言的丰富性时也说，“现代诗人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目的显在二者内蕴的丰富，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作为创造最大量意识活动的工具”；但是，他“在绝对肯定日常语言，会话节奏的可用性”的同时，又“绝对否定日常流行的庸俗肤浅曲解愿意的散文化’”7，即口语运用的浮泛化。显然，问题不在于新诗语言是否运用了口语，而在于能否调配得当，以便更接近新诗诞生之初的意愿：用简单明白的现代汉语表达丰富深邃的现代思想。

三

在新诗的历史中，不乏将口语纳入诗歌语言进行调配的尝试者，其间得失可供借鉴。如果说胡适等人在诗语吸收口语上具有开拓价值，郭沫若等人宣称“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不无警示意义的话，那么到了1940年代，当新诗语言渐趋成熟时，则涌现出了更多调配得当的成功者。比如，“以口语为主，适当地吸收了欧化句法和文言遣词”的卞之琳，就通过运用口语对生活情景的戏拟，创造了一种“戏剧性处境”而丰富新诗写作。而在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穆旦。

从诗歌语言对口语的创造性转换而言，正如李怡论述说，穆旦的诗歌既“全面清除了那些古色古香的诗歌语汇，换之以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现代语言它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口耳相传的日常用语，正是这些日常用语为我们编织起了一处处崭新的现代生活场景，迅捷而有效地捕捉了生存变迁的真切感受”，但又“没有像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诗人那样口语至上，以至诗歌变成了通俗的民歌民谣或标语口号”，而是对之实现了超越。穆旦以他的诗歌实践为现代汉语书面语表达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抽象的书面语汇涌动在穆旦的诗歌文本中，连词、介词、副词，修饰与被修饰，限定与被限定，虚记号的广泛使用连同词汇意义的抽象化一起，将我们带入一重思辩的空间，从而真正地显示了属于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的诗学力量”8对于新诗如何做到更高意义的“口语化”，与1980年代过分渲染口号和姿态的“口语化写作”相比，穆旦的启示无疑是深刻的。

由中国当代诗歌的口语和书面语之争我们还可以看出，一切关于诗歌的争论应该回到诗歌本身，并有助于中国诗歌自身问题的解决。不仅这场涉及到口语和书面语分歧的世纪末论争如此，其他一些敏感的诗学话题如诗歌的“大众化”也应如此。所有以诗歌之名挑起的论争，如果无益于新诗自身的建构，那就根本不值得深入展开和探讨。

1王晓明等《“戈多”究竟什么时候来？》，载《花城》1994年第6期。

2朱光潜《诗论》第90－9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版。

3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第12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版。

4陆志韦《我的诗的躯壳》，见《渡河》第18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5朱自清《朗读与诗》，见《新诗杂话》第9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6朱湘《评闻君一多的诗》，见《中书集》第334页，生活书店1934年版。

7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第6－7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口语和书面语 第3篇

过去, 中国的外语教学法一直受到印欧语系语言教学理念的影响, 教学以语法为宗旨。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中, 为了使外语教学更加适应日常生活中口语交际的需要, 教学思想有所转变, 开始重视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这种转变同样影响了中国的外语教学, 无论是其他外语教学还是对外汉语教学。反过来, 这种转变又影响了海外的汉语教学。

但是对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的汉语教学来说, 实行这种转变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口语和书面语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汉字带来的, 由于汉语的文字系统包含了数以万计的汉字, 常用字也数以千计, 这使得目前以交际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的技能训练很难实行。

听、说汉语对大多数西方学习者来说并不困难, 但是在阅读方面, 学习者要想达到流览式的阅读水准, 必须对汉字的熟悉达到一定的程度, 才有可能在阅读各种文章时较好地理解其中不同汉字的含义及其用法。要达到这个水准, 读者需要两个层面的知识积累作基础, 一个是能对至少1000个以上不同的汉字构形进行解码, 一个是要能把握汉字覆盖下的语言单位 (词或语素) 及其意义。至于写汉语的文章, 那更是许多西方学习者梦寐以求而又望而却步的事情, 因为他们要掌握书面语就首先面临着学会写汉字这一难关。这一数字庞大的汉字基础, 使得汉语学习者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过程极为缓慢。

口语靠语气、重音、语调和停顿, 使表达得清晰生动。书面语用标点符号这种特殊的书面符号来标明停顿、语气和专名等, 让读者领会其内容和感情。不过, 口语和书面语是相对而言的, 两者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除法律条文、事务公文、学术著作这类专门文体, 写一般文章, 语言应该力求通俗顺口。

二、口语和书面语的冲突

在重视对学习者交际能力的培养, 这是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吸收的新教学理念。由于汉字的实际存在, 对外汉语教学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听、说、读、写”并行的技能教学给拼音文字为母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带来的困难的问题。

三, 在曲式分析方面, 需要加强学生对歌曲的调式、曲式、体裁形式、作品结构等内容分析的能力。

(三) 重视钢琴即兴伴奏的课外艺术实践

钢琴即兴伴奏课程如果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学习, 那就等于纸上谈兵, 学生需要更多的是在课外进行大量的练习与艺术实践。这门课程从课内到课外, 是一个从小天地走向舞台的过程, 通过各种课外艺术实践活动, 如定期举办钢琴即兴伴奏音乐会、钢琴即兴伴奏技能比赛、为各种声乐与器乐演出伴奏等, 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有所收益, 逐步提高钢琴即兴伴奏的能力。

(四)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领者, 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 因而, 提高教师素质, 发挥其引领作用是改善钢琴即兴伴奏课程中学生学习现状的又一重要措施。教师应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水平, 注重实际教学能力的灵活运用, 为更多的学生进行高效、高质量的钢琴即兴伴奏教学, 同时可多邀请有关

对外汉语教学中, 以前的教材给了过多的书面语或过时的汉语和现在的语言不一样, 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口语的教学。这样的观点在是近几年外汉语教学一直关注的冲突。本文认为, 对拼音给予足够重视, 安排好拼音到汉字的平稳过渡可以解决并行技能教学带来的口语和书面语教学发生的冲突。

但是对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的汉语教学来说, 实行这种转变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口语和书面语冲突的问题。由于汉语的文字系统包含了数以万计的汉字, 常用字也数以千计, 这使得目前以交际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的技能训练很难实行。

三、汉语拼音的重要性

首先, 我们来谈一下汉语拼音所扮演的角色。汉语拼音无疑是衔接口语和书面语的一条不可或缺的纽带。在中国, 学龄儿童汉语读物中的汉字都注有汉语拼音, 这样, 儿童便可借助汉语拼音, 运用他们已经掌握的口语学习新的汉字。对于西方成人学习者来说, 上述方法对他们提高阅读能力也会所帮助, 他们可以通过拼音的帮助, 免去用部首方法在词典中查找词义的麻烦, 因为他们熟悉这种字母系统。事实上, 拼音是一辆西方人学习汉语不可或缺的“学步车”, 这一点跟中国的儿童初学书面语时没有什么区别。但有一点是这二者不同的, 他们学习汉字的起点不同, 中国儿童6岁时开始认读汉字, 这时他们接触汉语至少已经6年, 而西方学习者则是与学习汉语同时开始学习汉字的。从理论上讲, 上述说法没有丝毫新意, 这种老生常谈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在经历了从“结构中心”到“交际中心”的转变之后, 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拼音文字系统的学习者有所关注, 许多初、中级对外汉语教材都采用中文拼音标注生词就表明了这一点。根据认知心理学对阅读行为的研究, 阅读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 读者意识到某个文字符号是他熟悉的, 但尚未解码。第二阶段, 读者对这个符号进行音位解码。由于中文拼音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字母, 所以, 初学者能够通过使用他们已经熟悉的符号进入阅读的第一阶段, 避免了在阅读第一阶段中识别汉字的麻烦;不仅如此, 中文拼音还可以极大地减轻学习者在阅读的第二阶段即音位解码 (在头脑中所进行的语音阅读) 时所承受的负

知名专家、教授来校讲学, 开阔师生们的音乐视野, 促进钢琴即兴伴奏水平的学习、进步与提高。

三、结语

笔者通过对玉林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钢琴即兴伴奏课程学生的学习现状进行个案调查和研究, 梳理出第一手资料与数据, 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与总结钢琴即兴伴奏课程教与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并做出积极探索与研究, 以更好的指导与促进钢琴即兴伴奏课程教育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王朝纲.高师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的难点与对策[J].乐器,

作者简介:

庞卡 (1978-) , 女, 广西玉林人, 玉林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器乐教学。

担。这样看来, 教材中设置拼音对学习者似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但是情况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学习者并不能永远停留在中文拼音的阶段。这是实际的需要, 也是汉语阅读的最终目标。事实上, 当西方学习者一进入中国, 汉字就铺天盖地迎面扑来, 如果他要想真正地进入中国社会, 了解中国那么他就得具备阅读中文材料的能力, 否则, 他既不能读书看报, 也无法上网聊天或是查寻资料, 最终对这个社会只是一知半解, 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凝固的汉语完全是以汉字的形式存在的。

此外, 在通过拼音学习汉语的阶段, 汉语拼音对于初学者来说会成为一种过滤器:如果没有它的帮助, 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初学者都会难以形成对汉语书面语的视觉印象。但是与此同时, 这也很容易令人产生一种错觉, 即认为通过汉语拼音的帮助, 便能够完全学会汉语。事实上, 汉语拼音有利于学习者形成对汉语的视觉印象, 仅仅体现在口头交际这一个方面。对于汉语书面语的阅读来讲, 如果将其转换成拼音的话, 那么, 该篇章的文体越高雅, 所用词汇越丰富, 其含义就会越显得含糊不清。因为汉语书面语要涉及大量的同音字、缩略语、成语、同形的单双音节词等, 这些处在不同层次上的符号全部覆盖在汉字之下, 例如:“美国男芭昨来京”这样一个句子, 可能有几个意思: (l) 美国的男子芭蕾舞团昨天来北京访问并演出, (2) 美国的某个跳芭蕾舞的男演员昨天来北京休假等等。由此看来, 西方学习者要想达到一般中国人的阅读水准, 没有拼音不行, 但又不能全靠拼音。所以, 由拼音向汉字过渡是必由之路。如何过渡呢, 仅仅在初级教材的生词表中设置拼音就足以帮助他们完成这种过渡了吗?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其次, 目前让许多西方学生感到困难的是:第一, 听、说、读、写的课本一律由汉字写成, 尽管一些初级水准教材的生词有拼音注释, 但是, 在许多初、中级阶段中所需要的语法解释或练习, 却很少以拼音的形式来进行, 我们甚至难以找到一篇完全由拼音写成的连贯的篇章。连篇累牍的汉字令西方学习者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由于西方学习者是在开始学习汉语的同时开始接触汉字的, 他们对汉字的适应需要一段时间。第二, 中国境内多数汉语教学的课程采取汉字圈和非汉字圈学生混合编班, 但同时又不为西方学习者专设配套的汉字课程, 而要他们跟来自汉字圈的学习者一起读写。这对于完全没有汉字基础的西方学习者显然是不公平的。上述这种听说读写课本均用汉字的教材编写方式和不同文字系统文化背景混合编班的课程设置方式显然是“以交际任务为中心”“听、说、读、写”并行培养的教学理念的具体表现。但在我们接受这种理念的同时, 应当将这一实际情况考虑进去, 而不是削足适履。事实表明, 在考虑帮助学习者同步提高听、说、读、写技能的同时, 对于如何帮助非汉字圈的学习者掌握汉字, 完成从拼音到汉字的过渡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少关注。由于汉字对西方学习者的难度没有被充分考虑进去,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使得许多非汉字圈的学生口语和书面语水准早在事实上是有悬殊的。

汉语词汇量的习得和语言能力习得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比较模糊。尽管我们在第一堂汉语课开始时, 就将对学习者能力的培养作为教学和学习目标, 不过能力的量化更多的是用词汇量来衡量的。实际上, 习得词汇总量的难度和所需时间, 在各种语言中的差别并不大。但涉及到汉字, 情况就不同了。学习者获得一定汉字量所需时间比掌握某些西方语言的字母系统却明显地要长得多。明显的例子就是, 中国的儿童尽管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母语口语能力, 但是他们还是需要4-6年的时间, 才能完成汉字正字法的塑造, 这期间大约需要掌握2500个左右的汉字, 从而达到相应的阅读和写作水准。对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来说, 由于其音位和字素有限, 成人学习者520个学时后, 小学生在半年内, 便可以基本掌握。由此我们就可以想像西方成人学习者在汉字习得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了。

总之, 无论是对外汉语教学还是海外汉语教学, 我们在设计教学之前都必须思考并回答如下的问题:第一, 是否应该为了集中培养学习者的口语能力而暂时放弃对其汉字的教学?第二, 向学习者介绍生词的汉语拼音时, 是否必须同时让他掌握相应的汉字?第三, 在当今文字数码处理时代, 是否有必要继续教授笔顺?第四, 用拼音写作汉语篇章是否真的有意义?

结论

总而言之, 我们认为, 在对外汉语教学课中, 尤其是那些为西方汉语学习者所设置的汉语课中, 汉语拼音的角色以及从拼音到汉字的速度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口头交流, 拼音可以作为一个较为完备的符号系统起作用;而对于书面语交流, 拼音仅能作为一个深入汉字世界的工具, 并随着文体高雅程度的增加, 其作用将逐渐降低。因此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 如果在写作练习中允许学生使用汉语拼音, 或者说允许学生先用拼音或拼音和汉字的混合形式写作来过渡, 之后再将篇章转为汉字形式, 那么将更有利于学生更早地开始尝试独立撰写更复杂的汉语篇章。

摘要：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的内在规律, 社会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同社会的关系, 而心理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人们在运用语言时的心理过程和语言习得等问题, 因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对语言进行研究。研究语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样本的问题, 所以他们都对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关系感兴趣, 因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认识会直接影响到语言研究的取样。

关键词：口语,书面语,对外汉语,冲突

参考文献

[1].陈莹.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的口语技能训练[H].《语文学刊》.2003年06期

[2].赵金铭.对外汉语口语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年.

[3].孙德金.对外汉语语音及语音教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年.

口语和书面语 第4篇

关键词：口语英语；书面英语；信息技术时代；变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205-02

一、前言

口语英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习惯性使用的语言，它是人们沟通的主要媒介，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如因为（Cause）；蔬菜（Vegies）；澳大利亚人（Aussie）；受欢迎的（Pop）。与之相对应的即为书面英语，如因为（Because）；蔬菜（Vegetables）；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受欢迎的（Popular）（肖坤学，2002）。它经常用在会议、典礼等比较正式的场合，与口语相比，书面语比较正式、严谨、完整。两者因为使用的场合不同，所以各有特点。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各类社交软件、电子设备、大众媒体、影视、音乐等的兴起，口语和书面语都在无形中发生变化。

二、英语口语和书面语

（一）口语。

英国著名学者H.E.帕麦尔和J.G.布兰德弗（1965）在《英语口语语法》一书中对“口语”做了解释：“口头英语”一般指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在通常的会话或写信给亲密的朋友时所用的那类英语。张伯权（2006）在《英语口语会话技巧》一书中说道：“所谓‘口语，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每天开口所说的话。而说话时所使用的英语，我们则称之为‘口语英语（Spoken English）”它包括两个意义：一是人类用说话器官（Speaking Organs ）讲出来的语言，即“口说的语言”（Spoken English），与报章书志中所用的“书写体语言”（Written English）不一样。二是，它指白话、口语（Colloquialism）的意义。其形式多为“非正式”（Informal），与俚语（slang）不同，它虽不正式但是一种适合所有人使用的语言。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一种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活动，通过口头表述出来的非正式的语言。如2008年奥运会上记者采访运动员杨威的一段话：

Reporter： At the moment can you tell us the feeling？（能告诉我们你此刻的心情吗？）

Yangwei ： Very excited and happy.（很激动也很高兴。）

（二）书面语。

书面语1，是指用文字记载下来供“看”的语言，它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使听说的语言符号系统变为“看”的语言符号系统。它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口语的加工形式，所以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胡明杨（2000）在《语言学概论》中将书面语定义为：书面语是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之一，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相对于口语是第二性的，是经过加工、提炼和发展了的口语的书面形式。从上面两种书面语定义可以看出，书面语即为来源于口语，以文字为载体，通过发展口语而以书面形式呈现给人们的，与口语相比，较正式的语言。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贺词I would like to extend warm wishes an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ing on October 1.（值此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致以热诚的祝愿和道贺。）

由以上可以看出，口语和书面语既有差别，又有相似之处。口语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书面语则不同，它可以远距离地传递信息并能长期保留下来（杨信彰，2005）。相似之处在于，两种语言都用来描述和分析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以同样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来表达意義；在语言结构方面，一种语言结构不会只出现在口语或书面语中，而是相对来说，更多或更少地出现在口语或书面语里（谢徐萍，2005）。

三、信息技术时代下，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应用方式变化

（一）英语口语的远程化、音频化应用趋势。

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口语经常是在双方同时在场的情况下，以声音传递为主，以手势、表情、语调等为辅来进行信息交流，常用在即兴发言、独白、讨论和演讲等场合（骆焕玲，2014），具有产生速度快，适应能力强的特点。作为信息时代下的产物，电视机、手机、电脑、MP3等一些电子设备的层出不穷，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了诸多便利，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口语作为一种最贴近生活、最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很快便以这些电子设备为载体呈现在人们面前。如以影视台词形式：

Max： ugh！ That one stinks too Damn it！

Caroline： Max， forget it. Its USAu3：00A.M. Go to bed.

（《破产姐妹》（2 Broke Girls））

以歌词形式：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Taylor Swift，《Blank Space》）

以广告语形式：Good to the last drop.（Maxwell House）

一些社交软件的开发应用也使口语应用的更加广泛和灵活。如微信、QQ等。在微信中，为方便不同地点的交谈双方同一时间进行交流，人们可以通过视频方式随时随地“面对面”进行交流；为了更快、更准确的传递信息，人们也可以使用本土语言发送语音消息，使交谈更具亲切感，因此口语不仅表现出音频化倾向，更改变了以往的现实中的面对面交流方式，代之以远程在线交流方式，具有远程化趋势。

（二）英语书面语电子化、图片化应用趋势。

与口语相比，书面语更具有结构性（Structure）和严密的组织性（Organization）特点（Halliday，1985），常用于各类书信、文件、档案等。信息技术时代下，为了更加快捷、准确、简便地传递信息，当前书面语应用呈现出电子化、图片化趋势。

1.所谓电子化趋势是指书面语不再以单一的纸质为载体，而是越来越多的以电子形式出现，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速度，即电子化形式的书面语传递速度较快，如传统的纸质书信与电子邮件，这满足了人们尤其是商业人士的利益需求。二是省钱。以电子化形式表现的书面语因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传递，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因电子化形式具有省时省钱、便捷迅速的特点，当前的外经贸函电、投诉信等都以电子版方式送达收件人。随着书面语载体的多样化，英语书面语的应用逐渐呈现出电子化趋势。

2.书面语图片化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与交谈者之间的心理有关。书面语以正式、严谨为主要特点，如果人们以书面语文字进行交流，虽然更礼貌些，但交谈者之间仍存在距离感。为了兼具礼貌和亲切感，在人们日常使用的社交软件中很多“表情”图片的使用可谓是“锦上添花”。用文字交流，除了要花工夫斟酌语气和语调，沟通效率也不高。那些“表情”图片囊括了最逼真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弥补了文字的平淡；动态表情图片的使用，因融入了图、文、声三种要素，具备活动影像的特点，如“早安”、“晚安”、“你好”等语言都可以用动图“表情”表现出来，既可以化解尴尬、活跃气氛，又可表现出交流的亲切，减少交流双方的距离感。

四、英语口语和书面语在语言上的变化

（一）英语口语缩略语、俚语使用增多。

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领域成就显著，知识总量不断增加，人们需要一种简明扼要、清晰明了的语言进行交流，缩略语因具备了以上特点，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从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研究领域，《Abbreviations and American Slang》、《Abbreviations and Acronyms in English Word-Formation》、《Morphorariation and Synonyms of Acronyms》等讲述英语缩略词的著作越来越多。在日常生活交流中，很多人喜欢上网聊天，当交谈的一方“写”下信息后需要立即传送给另一方，為了更快的传递信息，英语口语缩略语也经常会被用到，如IQ=Intelligence Quotient（智商）、EQ=Emotional Quotient（情商）、Gotcha=Got it（明白了）等。

俚语因具有夸张、诙谐幽默、生动形象、更能凸显个人感情等特点，在生活中被人们应用的更加广泛。如：Its a deal（好吧，就这么定了）；My way or the highway（不听我的就滚蛋）。现在一些俚语也演变为口语缩略语，如L.L.（limited liability）用于批判假冒伪劣产品，ND（no date）用来指企图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女子，也可指没有出版日期的书（Eric Partridge，1954）。

（二）英语书面语具有口语化倾向。

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学习英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重要性地位也在逐渐提升。但由于教师和学生往往更加强调英语语言的正确率，而更少关注语境、语体。学生由于词汇掌握不深入，经常错用、无用一些词汇，而且受中国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影响，中国式英语（Chinglish）也在影响着每一位英语学习者，其中现象之一就是英语书面语具有口语化倾向。例如，同样以读者/作者显现度，不同词频等级的词汇分布情况为参数进行研究，《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得出的结论为，与其他非本族语的高水平英语学习者一样，中国高水平英语学习者的书面语中也表现出较强的口语化倾向。（文秋芳、言仁、王文宇，2003）。《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英语写作口语化倾向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为，与本族语者语料库相比，实验班和对照班英语作文中存在口语化倾向，但各个具体特征的严重程度不一（冯瑞玲，吴雪颖，2011）。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英语书面语的口语话倾向对英语学习者造成的影响似乎是消极的，但这只是其影响的一个方面。英语书面语的口语话倾向也同样具有积极的影响。如：用口语话的英语书面语写成的文章与单用书面语写成的文章相比，多了些节奏感，少了些平淡，多了些通俗流畅性，少了些复杂晦涩，使读者更容易明白其中所要表达的含义。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人们思想逻辑上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信息时代下人们对知识的不懈追求。

五、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英语口语逐渐远程化、音频化，缩略语和俚语也被广泛应用，英语书面语则呈现出电子化、图片化和口语化趋势。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英语的这些变化正在影响着人们学习和应用英语，而人们每天在学习和应用英语的过程也是促进这些变化发展的过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要想掌握好英语这门语言，就不能止于脚下，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了解英语、跟上英语的发展潮流，除了注意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或类似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人关注它们的变化进而更好地进行交流和交际。

参考文献：

[1]书面语：http：//baike.so.com/doc/6719985-6934031.html.

[2]肖坤学.英语口语、书面语特征分析--兼论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J]. 广州大学学报.2002，（10）.

[3][英]帕麦尔（H.E.Palmer）、布兰德弗（F.G.Blandford）.英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08）.

[4]张伯权.英语口语会话技巧[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08）.

[5]胡明杨.语言学概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01）.

[6]杨信彰.语言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2）.

[7]谢徐萍.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探讨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J].南通大学学报.2005，（06）.

[8]骆焕玲.英语口语与书面语应用特征简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4，（15）.

[9]Eric Partridge. Slang to-day and yesterday [M].Routledge &Kegan Paul Ltd.1954.

[10]文秋芳、言仁、王文宇.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高水平英语学习者语料对比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07）.

[11]冯瑞玲，吴雪颖.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英语写作口语化倾向对比研究[J].英语教师.2011，（09）.

口语和书面语 第5篇

1、薄

2、剥

3、差

4、澄

5、逮

6、给

7、嚼

8、壳

9、勒

10、露

11、落

书

bo2 薄弱 单薄 淡薄 日薄西山 薄利多销 bo1 剥削 剥夺 盘剥

cha1 差别 差价 差额 阴错阳差 差强人意ci1 参差不齐 犬牙差互 cheng2 湖水澄清 澄清事实 dai4 逮捕 力有未逮

ji3 供给 配给 补给 给养 给予 家给人足jue2 咀嚼 过屠门而大嚼 qiao4 地壳 甲壳 躯壳 金蝉脱壳 le4 勒令 勒索 悬崖勒马 lu4 露骨 露天 原形毕露 崭露头角 luo4 落差 落地 着落 回落

口 bao2 这被子太薄了。bao1 剥皮 cha4 差不多 差劲 chai1 差事 当差 出差 deng4 这水不澄清了不能喝 dai3 逮老鼠

gei3 拿给他 给大家服务

jiao2 细嚼慢咽 咬文嚼字 味同嚼蜡ke2 外壳儿 鸡蛋壳儿 脑壳 lei1 把绳子勒紧点

lou4 露头 露脸 露相 露马脚 lao4落枕 没着没落 la4丢三落四

12、翘

13、塞

14、厦

15、色

16、熟

17、削

18、血

19、钥

qiao2 翘首以待 翘楚

se4阻塞 堵塞 敷衍塞责 sai4塞外 要塞 塞外 xia4 厦门

se4 颜色 脸色 花色品种 变色 shu2 熟悉 成熟 深思熟虑 熟视无赌 xue1 剥削阶级 削减 瘦削 日削月割

xue4 贫血 心血 呕心沥血 狗血噴头 鲜血 血债 yue4 北门锁钥

qiao4 翘尾巴 两头翘 翘辫子 sai1 瓶塞儿 活塞 塞得严严实实 sha4 大厦 巨宅广厦

口语交际能力书面测试命题初探 第6篇

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如何评价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是摆在小学语文教师和教研员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评价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应当主要采用口头考查的形式，这是毋庸质疑的。但适当地采用书面测试的形式，实践证明也是可行的。

口语交际能力的书面测试，涉及到一个如何命题的问题。下面笔者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初浅的看法。

一、口语交际能力书面测试命题原则

1．目标性原则

口语交际能力书面测试的命题应当以《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为依据，既要达到《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目标（包括口语交际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包括口语交际的总要求和年段要求），又不能随意超出这一范围。

2．生活性原则

口语交际能力书面测试的命题应当贴近生活，选择小学生熟悉的`生活话题来设计题目，选择小学生关心的话题。感兴趣的话题来设计题目，这样学生在答题时才愿说、想说，才有话可说。

3．情境性原则

口语交际是听和说双方互动的过程，口语交际应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进行。口语交际能力书面测试的命题要注意设计小学生熟悉的交际情境，让学生在答题时进入到交际情境中去，考虑在那种情境中应该说什么、怎么说。

4．开放性原则

口语交际能力书面测试的命题具有开放性，题目不能机械呆板，答案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惟一的，要让学生发表个人的看法，展示自己的个性创造条件。

5．多样性原则

口语交际能力包括倾听能力、表达能力、交流能力等三个方面。口语交际能力书面测试的命题既可以涉及倾听，也可以涉及表达，更多的则是涉及交流，内容应当多种多样，形式也应多种多样。

二、口语交际能力书面测试题型举隅

1．倾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