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拉文本选段翻译

康德拉文本选段翻译（精选3篇）

康德拉文本选段翻译 第1篇

美国议会竞选：金钱财富的游戏

1.9月23日 华盛顿电——自诩为“人民的议院”的议政院正逐步演变为富人俱乐部。

2.据众议院财政报告的一项新的调查研究显示，1984年新当选的议员几乎比仅仅6年前首次当选的众议员富四倍。

3.研究显示，两个主要因素造成了此种显著变化：一项法院否决候选人本人出自竞选的数目加以种种限制，以及在国会谋求一席之位的花费与日俱增。因此，对于财产微薄的候选人，特别是女性来说，要成功地挑战稳步可攻的行政当局已越来越难。

4.报告的作者认为，应建立一个公共财政系统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国会近期似乎没有意图改变当下的政治规则。

5.众议院正迈向更高的阶层，纽约公共决策机构“民主工程”的主席马克格林讲到。“但是，从众议院演化为贵族院却破坏了民主的多样性，实际上是为那些职位设定了财产资格，并日益表明，地中收入者无需涉足。

6.民主工程与美国公共利益研究组——位于华盛顿一类似机构共同合作，进行了此项调查研究。其研究也并不完全仅限于理论上的，因为格林曾是1980年纽约第15区曼哈顿来当选的国会候选人，当时的当选者是国会中一富有的会员比尔格林。

关于资产与富翁

1.国会会员是以大致的类别报告资产的，而不是具体的数字。因此研究数据并不准确。但

是去年新当选的43位议员中平均财产至少为251292美元。而6年前，据报道74位新议员的平均资产为41358美元，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仍上升了四倍。

2.而且，据有关财政数据显示，1978年的议员中只有一位百万富翁，一位叫威廉姆可林格的宾夕法尼亚共和党人。而去年新当选的议员中的百万富翁，可能多达15位，比总体成员的1/3还多。位居榜首的是一位共和党员，杰勋.迪奥加迪，所列资产达100-246万。

康德拉文本选段翻译 第2篇

卡琳丽韬在《后现代翻译:文本向互文性和超文本的转换》中讨论了互文本和超文本对现代翻译的影响。卡林丽韬在文中提到, 由于计算机技术使整个文本生成的历史具有可见性, 所以它逐字地破坏了所谓的中心文本和各种译文的等级分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持文本唯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 如何改变我们对于“原作是创新而翻译却不是创新”的观念?任何文本都有互文性这个特性, 因为任一文本意义不同程度地引用了其他文本, 从每一个文本都可以看到至少一个互文本的痕迹。现今的计算机窗口环境以一种鼓励互文本的方式来显示文本, 因此翻译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互文活动。卡琳丽韬认为, 超文本使得人们能够排列和重新排列文本, 分散文本片段, 将其嵌入到其他文本中。由于超文本使用者将每一个文本拿来为自己所用, 所以超文本系统重新构造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关系和角色, 所有阅读行为或翻译行为是作品和不同版本的合作行为。

2 文本向互文性转换

互文性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提出的。她对互文的定义是: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 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索莱尔斯的定义也是很精辟的, 值得一提: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 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讲, 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

互文性理论认为原作与译作之间是一种互文的关系, 译者作为原作与译作的媒介拥有三重身份:读者、阐释者和作者。在互文性理论参照下, 译者的身份体现在:作为读者对文本的完成, 作为阐释者对文本的解释, 作为作者对文本的改写。理论家们将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 传统被互文性所代替, 文本的界限消除了, 每一个文本都向其他所有文本开放, 从而这一文本与其他文本都为互文本。卡琳丽韬说如果是互文文本, 那它就有其他文本的印记, 本身就是其他文本的翻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那么这个文本就不能在与其他文本对比时展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文本和其翻译因此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对立。如果每一个元素的内部元素与其他文本相融合, 如果一个元素已经是拥有其他文本或翻译的印记, 那么两种元素间如何有一个分明的界限呢?因此, 由于关系转换和其他文本印记的存在, 文本和翻译的关系变得不稳定;由于拒绝接受简单的两极对立, 因此也模糊了文本和译作之间的明确界限或区别。

在熟悉了当今如此发达的文本生成技术后, 我们应认识到译作是原作的再生, 译作与原作之间应是一种互文性的互动关系, 而不应有从属、次等之别。互文本是对原作者的权威的挑战, 是对译者身份提高的有力条件。在面对唯一而真实的原作时, 是什么让我们恐惧?在面对多样的文本时, 是什么让我们不自在?卡琳丽韬认为, 按照西奥赫斯曼的观点, 盲目接受“原作至上”观点总会导致翻译研究变成通过强调翻译中的错误和不足来展示原作优点的过程, 当然也保持了一种译者地位低于原作者的感觉。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n serving merely to demonstrate that original’s outstanding qualities by highlighting the errors and inadequacies of any number of translations of it.) 传统读者将作者视为意义的全能掌控者, 因为我们不希望意义超出他的范围到达译者手里。虽然不同版本的翻译是以原作为模板产生复制品的, 但是复制品和翻译有自己的特征和多样性, 人们应该像重视原作一样去重视复制品和翻译。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主体性的对话关系, 而不是所谓的主次关系。不同译本之间的对话是一种主体间的互文性互动行为;译者与译入语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应是翻译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3 文本向超文本转换

1965年, 美国专家泰得纳尔逊 (Ted Nelson) 提出了一种利用计算机技术把相关文本组织在一起的方法, 并将这种方法命名为“超文本 (hypertext) ”。超文本技术使用超链接的方法, 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地转移和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在一起, 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起非线性的网状结构, 使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 利用超文本机制提供的联想式查询能力, 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有关信息。一个文学作品的超文本成分通常包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笔名、序文、献辞、题词、注解、后记、附录、封面、插图、作者简介、媒体对该书的评介、不同语言的译本等等。超文本使很多东西变得可能:排列和重新排列文本, 分散文本片段, 将其嵌入到其他文本中, 像意象一样连接、分离、互连文本。翻译不再被理解为是对一个固定有界的原始文本的复制, 而必须作为对多元化的原作持续再创作的重构。超文本在屏幕上向读者展示许多不同的翻译, 在我们眼前炫耀翻译的连续性, 使读者看到的是没有绝对意义的作品。

在这种超文本环境下, 所有阅读行为或翻译行为是作品和版本的合作行为。卡琳丽韬说, 由于超文本能够用电子技术对文本进行排列和再排列, 由于窗口环境能分散文本片段、插入文本、连结或打断文本及图像, 因此它改变了我们写、读和译的方式。超文本可以链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计算机, 在网上可以激活任何一点进入另一个点, 一个信息单位可以连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方式。正如巴特经常说的: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仅仅是释放一个单独“神学”意义的一行文字, 而是一个多维空间, 其中有许多并非原本就融合冲突的作品。文本是一系列从无数文化中心提取的引言。丽韬在文章中提到, 超文本注定要改变传统的文本理论和后现代翻译。在屏幕上向读者显示许多不同的翻译, 在我们眼前炫耀一系列的翻译, 超文本使读者面对的是不可能绝对的翻译与具有最终意义的原作。 (In presenting its readers with a multiplicity of variant translations on the screen, in fl aunting before our eyes the seriality of translation, hypertext confronts its readers with the impossibility of a defi nite translation, and therefore also with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closure of the original.) 超文本环境下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文本, 因此后现代生产时代使一种文本变得丰富多样, 产生多个版本。各文本之间相互连接, 这种情况使得文本之间将相互融合, 相互包含。由于超文本使用者可以将任何一个文本为己所用, 所有写作都变成了协作式的, 这种协作不仅仅存在于作者和译者间, 也在作者、译者和读者间。在全新意境的创造之外, 超文本能提供读者多重选择的网状路径和文本间自由跳转的联想机制, 使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变成了联想式自由读写, 改变了我们读写的方式。

4 总结

卡琳丽韬对于后现代主义翻译见解全面而独到。她通过文本向互文性的转变, 重新审视翻译的等级说, 提出作者与译者是主体性的对话关系, 而不是所谓的主次关系。丽韬同样分析了文本向超文本的转变, 使得后现代的写作与翻译变成了合作式的创作, 平添了翻译研究的包容性。她深入地分析了文本的变化与后现代翻译的关系, 其思想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是其中有些理论不够完善,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以卡琳·丽韬的《后现代翻译:文本向互文本和超文本的转换》这篇文章为研究对象, 来探讨卡琳·丽韬对于后现代翻译的观点。丽韬在文中主要讨论了新兴计算机技术对翻译的影响, 即互文本和超文本的大量出现不仅削弱了译者地位低于作者的观念, 也改变了人们读、写、译的方式。

关键词：后现代翻译,互文性,超文本

参考文献

[1]Nelson, T.Literary Machines[M].Mindful Press, 1990.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翻译理念 第3篇

按此书后记，精粹全部译文均由邓晓芒先生据德文本译出，又由杨祖陶先生逐一校订之。我以为，精粹本所体现出的翻译理念，对于我们应当如何恰当地引译西方哲学原典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颇具特色而又富启发性的回答。可概括为两点。

特色之一，译者试图实现译文汉语与原文德文在句法结构上的对应。译文应当忠实地表达原文的义理，这乃是译界的公论，舍此恐怕也谈不上什么翻译了。所谓“信”、“达”也。译界的另一似乎已成为“公论”的要求，便是“雅”。就是说，在翻译中，考虑到译文汉语与原文如德文之间的语法不同，翻译应当灵活而忌死板。西方哲学文献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构造很复杂却又不失逻辑的简明与严格的、有时候长达一整段话的长句，而汉语又被认为是“不适合于”构造长句的，所以，在把长句式的西文译成汉语时，尤其需要通过一些翻译技巧，将其拆成几个句子，以使其合乎汉语的“习惯”。

这一观念在精粹本中可说是受到挑战。比照一下同样是据德文原本所译出的《判断力批判》的宗白华译本和精粹本，不同之处是显著的：同样一段话，宗译本有时需两三句才译出，而精粹本却能做到只用一句译出。这说明了什么？这并非一个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因为精粹本已经做出了回答：汉语同样可以做到与西文对应的既不失逻辑的清晰又体现句式的庞杂繁冗的表达。这也不是一个在语言上的翻译能力高低的问题：老一辈学者们治学的严谨和西语功底的深厚，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两种译本间的差别，乃是各自所持翻译理念不同的表现，而两者翻译理念的不同，在我看来，其实是对于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之关系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我们可以问，那使人们感到艰涩沉重甚至矫揉造作的，也因而译家们想要“雅”起来的东西是什么？仅仅只是西语的长句式吗？的确，西语是能构造长句式的，但问题在于：它也不只是长句式的。西语在其日常的使用中，在文学诗歌中，是和汉语同样简短明快的，而一个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也同样抱怨康德的诘屈聱牙：所以，造成句式的冗长繁复与简短明易所谓“雅”这一看来只是语言形式的差别的，并非是西语与汉语所提供的表达上的可能性的差别，而是哲学思考与日常生活对表达所作的不同要求的差别。换言之，哲学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要求与其合一的特定语言形式并只在此一形式中得到了表达。

尝有人抨击康德在著作中生造新词而不求通俗，康德对此在《实践理性批判》序言中有一辩护，此一辩护，我们不妨可用在那冗长繁复的句式上：“……如果那本书的读者知道有更通俗的表达方式，它们却与我心目中那些表达方式那样同等地适合于表达那种思想，或者他们敢于表明这些思想本身、因而每个标志这思想的表达方式同时也都是无意义的：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将使我十分感激，因为我只求被人所理解，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就为哲学作出了贡献。但只要那些思想还站得住，则我很怀疑对此还可以找到既合适但又更通俗的表达方式。”

康德的这番话是每个西方哲学的译介者都应当再三掂量的。它背后所蕴含的“应当”乃是：如欲忠实于其思想内容，则亦需忠实于其语言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就笔者所知，在译介西方哲学原典中注重忠实原文语言形式的，尚有韩水法先生。在其所译《实践理性批判》的译后记中，韩先生提出要“以尊重原著句式、语势和风格为准则”。比较起来，同样是在译文造句上忠实于原文句式，韩译本和精粹本在遣词上却各有不同：韩译注重从古汉语中借字，使译文颇有古雅之风，而精粹本则很直白，且常有译注标明中文无法表达出的德文某词的双关意；前者在修辞上的好处是明显的，而后者，我以为，在哲学上的好处则是明显的。这正是精粹本的翻译特色之二：在用词上，追求完全直白。古雅的用词可以调动人的感情与想象，有文学的美感；直白的用字则抽象掉感情与想象，得到的只是枯干无味的逻辑。但哲学之为理性的活动，正是要在抽象感情与想象的过程中，达到纯粹的理念。我们或许可以说，哲学所要求的恰当修辞就是无味的直白。

常有译家抱怨，说汉语的语法特点和习惯不适合于移译西方哲学原典中的长句式以及区分几近繁琐的概念，有人甚至因而得出汉语不适合于表达哲学的结论。然而，没有哪一门语言是天生适合于说哲学的。在希腊人经历了艰苦的思之思之后，希腊语才说出了哲学，从此才有“哲学说希腊语”。一门语言是否适合于表达哲学，这并非那门语言自身的限度问题，而是说那门语言的人是否进入了哲学的问题。而要进入哲学，只有靠思维的艰辛劳作。已经习惯了康德语句的繁复晦涩的我，在读康德的这个精粹本时竟然发现，原来康德在汉语中，也可以表达得如此明白：语句是够长够复杂的，但结构却很清晰，而概念的使用则直截了当。似乎，这好像是康德本人用汉语写出来的一般。而我只能把这样的翻译理解为：这是通过在思维的艰辛劳作中进入康德，从而洞见到那些语言形式是如何与思想内容互相要求着的时候，才做到了的。而当译者们做到了这一点时，他们就已经在让哲学说汉语了。翻译事大焉。盼望有更多如精粹本那样的西方哲学译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