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宏观经济波动分析（精选12篇）

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学者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 有研究经济周期测度的 (董进, 2006) , 有分析经济波动特征的 (孙小英、陈杰、杨荣, 2009) , 有研究周期阶段的 (陈乐一, 2007) , 但是把这个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分析的文章不多。本文将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 结合经济周期的测量, 经济周期的特征分析和经济周期阶段研究这3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做一个较全面的分析。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和波动特征

(一) 衡量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和数据分解方法

Taylor和Woodford (1999) 提出, 衡量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出和其它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对于它们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用来衡量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有很多, 如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等, 其中最基本的指标是GDP。本文采用GDP指标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因此, 我们可通过如下数据分解方法来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出现波动:

其中, yt是实际GDP时间序列, yttrend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 ytcycle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 yt*是其中的潜在产出, 近似于yttrend, ytgap是我们最终要考察的指标, 即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估计潜在产出的方法有很多, 本文采用H-P滤波法来估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潜在产出。

(二) 我国潜在产出的估算

H-P滤波法把样本点的趋势值当做潜在产出, 通过最小化式来估算出潜在产出值 (T为样本期) :

其中, Yt表示第t期的实际产出, Yt*表示Yt中的趋势成分 (即潜在产出) , λ是对趋势成分波动的惩罚因子。式中对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进行了对数变换, 以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

由《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数据可计算获得我国1978-2008年实际GDP时间序列Yt, 实际经济增长率序列Pt, 以1978年记作t=1, 以后顺延, 2008年t=31。使用Eviews5.0, 运用H-P滤波法, 取λ=6.25, 对Yt进行估计后得到了我国1978-2008年的潜在GDP时间序列Yt*, 进一步通过计算得到潜在GDP的增长率 (即潜在经济增长率) 序列Pt*。

(三) 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

前文已经指出, 可以用总产出时间序列对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来衡量经济波动, 因此引进波动率来描述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波动率的定义式为:

其中, RFt表示t期的波动率, Yt表示t期的实际产出, Yt*表示t期的潜在产出。波动率反映了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 即实际产出围绕潜在产出上下波动的程度。由表1的数据, 根据 (3) 式, 可以计算得到1978-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率, 用图形表示, 如图1。

由图1, 根据“峰-峰”法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4次完整的经济周期, 2008年起进入第5个周期, 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个朱格拉周期 (固定资产周期) , 1个基钦周期 (存货周期) 。若将1986-1988年的经济周期作为副周期并入1989-1994年的经济周期, 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基本属于朱格拉周期, 说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 (即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 波动的影响, 属于投资驱动型。

(四) 我国经济波动周期的特征

前面根据潜在GDP的值算出了1979-2008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测算, 1978-2008年间, 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89%, 而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 (不含1978年) 达到了9%, 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较快, 一直处于高位增长。

对于中长期波动, 一般采用波动系数来描述。波动系数反映了变量剔除长期趋势后的标准差与变量均值的比率, 用公式表达为:

其中, CF为波动系数, Yt表示t期的实际产出, Yt*表示t期的潜在产出, 为平均实际产出, T为样本期。经测算, 1978-2008年间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系数仅为1.32%, 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从波动幅度来看, 由表1我们可看出, 从第1个经济周期到第4个经济周期, 波动幅度逐渐减小 (除第3周期外) , 且两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变化相当平缓。从波动周期长度来看, 从第1个经济周期到第4个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的长度分别为8年、3年、6年、13年。若将第2个周期作为副周期并入第3个周期, 可以看出, 经济周期不断拉长。

综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如下特征:1.我国经济周期接近朱格拉周期, 属于投资驱动型;2.我国经济高位平稳运行, 波动幅度逐渐减小, 周期不断拉长。

三、当前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

(一) 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阶段的工具

经济周期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研究当前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就是要判定目前我国经济位于哪一个阶段, 即判断当前经济形势, 从而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周期的考察, 主要立足于产出缺口法, 通过比较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的大小来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 经济位于收缩阶段。随着两者的缺口 (绝对值) 不断扩大, 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增长率, 于是, 衰退日益严重, 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 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 (绝对值) 逐渐缩小, 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 实际经济增长率朝着潜在增长率水平接近, 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并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 两者的缺口最终变成正值, 一个正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 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陈乐一, 2007) 。

为了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 需要对我国未来的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进行预测。

(二) 我国未来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预测

前面算出了我国1978-2008年的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为进一步分析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在未来几年的变动趋势, 这里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2009-2012年的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进行预测, 并根据预测结果计算这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GDPt表示t期的产出, GDPt-1表示滞后一期的产出, GDPt-2表示滞后两期的产出。

由 (5) 式, 运用Eviews5.0分别对表1中1978-2008年的实际GDP和潜在GDP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 Yt和Yt*分别表示t期的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分别运用 (6) 式和 (7) 式, 对2009-2012年的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进行预测, 然后进一步计算出2009-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 预测结果见表2。

结合表2和前面得到的数据, 可计算得到1978-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值序列, 如图2。

这里对1998年以来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 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的变迁过程。从图2可知, 从1995年开始的经济收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在1998年达到谷底, 说明1998年我国经济处于萧条阶段, 当时的市场疲软。1999年我国经济开始小幅回升, 到2000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基本持平, 说明1999-2000年我国经济处于复苏阶段。2001年, 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值又有所下降, 经济波动出现反复, 经济复苏不稳定。2002年开始, 我国经济真正开始稳步增长, 2002-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持续上升。2002-2003年处于复苏阶段, 2004-2005年又出现微小回落, 2006年、2007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值为正, 且缺口不断扩大, 这表明2006年以来经济已经位于繁荣阶段。2008年,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导致我国经济从波峰直接掉落到低谷, 实际经济增长率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 说明2008年我国经济进入衰退、萧条阶段。表3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 从图2可看出, 现阶段我国经济处于全面复苏阶段, 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会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 但是缺口在不断缩小, 这表明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可能持续位于周期的复苏阶段。

四、总结

研究表明, 197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4个完整经济周期, 从2008年起进入第5个周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如下特征:1.我国经济波动属于投资驱动型的;2.我国经济高位平稳运行, 波动幅度逐渐减小, 周期不断拉长。当前, 我国经济位于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 经济形势好转, 下一步的首要任务是加速经济复苏和回升势头, 推动我国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要实现这个任务, 就短期而言, 政府应该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相互协调和配合, 从而刺激总需求, 加速经济复苏和回升。就长远来看, 要深化体制改革, 调整经济结构, 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摘要：本文通过H-P滤波法分离出实际GDP的趋势项和波动项, 依据波动率划分了我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周期, 并分析了经济波动的特征, 最后通过产出缺口法判断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

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H-P滤波法,波动率,产出缺口法,经济周期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新阶段[J].经济研究, 1996 (11) .

[2]董进.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度[J].经济研究, 2006 (7) .

[3]范德成, 王晓辉.基于谱分析的安徽省经济波动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8 (10) .

[4]李静萍.我国经济周期测量-基于ICA的研究[J].统计研究, 2009 (5) .

[5]孙小英, 陈杰, 杨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J].当代经济, 2009 (2) .

[6]陈乐一.再论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J].财经问题研究, 2007 (3) .

[7]John B.Taylor and Michael Woodford, et al.Handbook of Microeconomics[M].B.V: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99.

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第2篇

区域性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以深圳市宝安区为样本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波动呈周期性变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实证研究证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是从低谷到低谷,其中经历一次波峰,且所有周期都相互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周期包含着扩张、收缩、波峰、波谷交替出现的特征,但它们有着不同的振幅、长度和位势.

作 者：高金德 Gao Jinde  作者单位：深圳市宝安区计划统计局经济学博士 刊 名：特区经济  PKU英文刊名：SPECIAL ZONE ECONOMY 年，卷(期)：2001 “”(3) 分类号：F2 关键词： 

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第3篇

应当说现阶段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定局，在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已经基本上发展到了实体产业的几个巨头之一，不得不说在必需品行业内，即使不存在垄断，也同样难以避免其迅速膨胀。而我国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化不够正规，再加上本身的经济运行风险和操作失误等影响，必然的可能出现一些波动。而这样的波动，也必然的会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状况。因而，对于其要素进行分析，然后寻找办法，也是进行针对性处理的重要措施。

一、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作用

1.1房地产市场的地位

应当说房地产市场本身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长点，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拉动消费的部分。当然也需要承认，这种能力不应当被无限的延伸，房地产市场并没有那么强大到无限制的吸收消费的能力，更没有能够至于能消耗大部分的投资。现阶段的房地产市场的火热以及地位的提高，实际上跟我国投资渠道狭窄以及生活需求的上涨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哪怕是考虑到这些因素，也不可避免的需要承认房地产市场本身的价值可以说基本没有下降的时候，只有浮动价值的下跌而本没有自身价值的下降，这也可以说是给了投资者一个吸金的机会，因而也成为了最热门的投资场所。

1.2房地产市场的作用

房地产市场的最大作用依旧是对于投资的吸引作用，由于其稳定能够成为吸收投资的大热门部分，因而实际上对于减少热钱流动还是有作用的。而且由于其稳定性也可以说能够成为相对固定的圈钱方式，因而受到欢迎。

另一方面，可以说房地产市场本身对于城市化之下的快速发展也有其弥补作用，通过本身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进步，并且使得经济得到一定的刺激，因而从这些方面来说，房地产行业本身作用不可谓小。

二、房地产市场波动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效果

2.1影响经济总量和城市化发展

经济总量的影响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由于房地产市场本身在整体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小，而且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联系性的系统，因而出现波动的时候，也的确会给经济总量造成一定的问题。而且也要承认房地产行业带动了许多虚拟经济的发展，因而投资方面出现困难也会给经济总量带来一些问题。

而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本身就是对于宏观经济会造成一定的作用的，城市对于经济本身的带动是可以预期的，而房市的波动，可以说会对于城市化建设造成一定的困扰，从而影响到经济效果。

2.2影响经济形势

应当说经济形势的影响是其最重要的部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可以说可能会给本身的试题联系经济产生一个负面的信号，更有可能对于从房地产衍生的虚拟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东西本身可能造成极坏的影响，更由于房地产行业同银行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可能对于金融业产生致命的破坏。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房市的波动并非孤立的状况，而是有可能产生连锁效应的[1]。

而从同样的角度来说，由于房地产行业本身是稳定吸收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一旦出现波动和危险的信号，则有可能使得投资热情减退。由于缺少更稳定的投资方式，很有可能使得金融投资行为投机化，从而造成更大的危机。尤其是对于热钱的吸引降低之后，资本不受控制的发展，必然的令人担忧。

2.3影响人民生活质量

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同样可以说是房地产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由于民众的生活水平将直接影响到消费水平，而房地产市场的抑制消费作用本身也是非常明显的，而出现波动一般情况下不仅很难对于消费有很好的刺激，反而可能导致非理性消费以及储蓄增加的状况。因而这方面来说，抑制的作用就可以说比较明显了。

三、对于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控制

3.1规范房地产行业的秩序，减少波动的产生

对于波动的控制最主要的还是需要从源头着手，尽可能的规制房地产市场本身的秩序。应当说本身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波动其实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但是非经济因素的波动则是可以控制的，非理性的影响不可预知，但是出于理想设计和规范所留下的漏洞，则是可以通过相应的方式进行弥补和修正。因此，从根源上来讲，房地产市场本身的秩序，以及经营规范性，才是避免其波动影响宏观经济的根源所在。

3.2削弱房地产市场的联系系统，减少规模震荡性

应当说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不太适宜的关联性使其成为了影响到整体经济形势的重点，其自身的稳定特点确实得到了很大的青睐，从而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大多数和银行业关联，同时基本上能够牵涉到一片的虚拟经济，这样也是使得房地产经济本身得到稳固，但是对于整体经济来说风险却增加了许多[2]。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必要对于金融使用以及联系进行一定的削弱，来保证能够对于整体经济形势的风险性有足够的削减。

3.3开发新的投资渠道，分散投资压力

而投资环境的狭窄也是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力巨大的原因，由于其自身无与伦比的稳定效益和固定收益，以及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回报的投资结构，更由于本身的必需品行业的地位所致，成为了投资的热门。但是需要承认在不合理规则下的热度，很难真正的维持太长的时间，出现问题将给投资行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即使不存在，由于本身运行并非完全依照经济规律，更难以进行预测。因而必然的需要在投资渠道领域予以拓展，并且保障投资的基本安全程度，才能够真正地进行分流和退热的工作。

四、结语

需要承认，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对于宏观经济的巨大影响和它自身的内涵以及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可以说是分不开的，因而这样的波动可以说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可能忽略本身的经济环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洪涛.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消费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及理论解释[J].南京社会科学 2006（5）.

广东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 第4篇

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和特征

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固有的特征现象, 其产生既有经济体系内部原因, 也有外在原因。

(一) 改革以来, 广东经历快起快落至平起快落四轮经济增长周期。

通过“谷-谷”划分法, 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四轮经济增长周期 (见图1) :

第一轮周期从1978年到1983年 (见表1) , 持续六年时间, 1978年为谷位, 两年快速增长, 到1980年达到峰值, 然后快速回落, 至1983年完成改革以来的第一周期。这一周期呈现经济振幅大、波动幅度为15.6个百分点。

第二轮周期从1984年到1989年, 与第一轮周期一样持续了六年时间, 从1984年开始起步, 到1987年达到最高点19.6%, 然后快速回落, 两年时间到达谷底, 完成第二个周期。这一周期呈快起快落特征, 波动幅度为12.4个百分点。

第三轮周期从1990年到1999年, 持续了十年时间, 比前两轮周期多了四年时间, 从1990年开始起步, 到1993年达到最高点23.0%, 随后三年快速回落, 然后平稳下降, 总共经历了六年时间到达谷底, 完成第三个周期。这一周期同样呈快起快落特征, 波动幅度为12.9个百分点。

第四轮周期从2000年到2009年, 也持续了十年时间。从2000年开始起步, 花了八年时间至2007年, 经济增长到达高峰14.9%, 然后两年后快速回落到谷底, 完成第四个周期。这一周期呈平起快落特征, 波动幅度为5.1个百分点, 为改革开放以来波动幅度最小的一个周期。

四个周期的峰值呈现倒U型特征, 从第一个周期的16.6%不断提高, 至第三个周期最高达23.0%, 随后第四个周期下降到14.9%。周期波动的剧烈程度呈现由强至弱的过程, 波动的幅度从第一个周期的15.6个百分点, 至第四个周期的5.1个百分点, 波动系数 (标准差与均值比率) 从第一个周期的0.522降至第四个周期的0.159。经济周期表现为不对称特征, 总体而言, 上升期长于下降期, 特别是第四个周期, 上升期长达8年时间, 比下降期多了6年时间。从谷底到快速增长一般经历2-4年时间, 第一周期从谷底到高峰仅用2年时间, 第二、第三周期花了4年时间从谷底到高峰, 第四周期虽然花了8年时间才从谷底到高峰, 但用了4年时间经济增长达13.8%, 与高峰13.9%, 仅差0.1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

(二) 广东经济高增长持续时间长, 适度增长持续时间短。

为了对广东经济运行有一更深入的认识, 我们把1978-2011年的年度G D P数据利用H P滤波方法计算广东经济增长趋势值, 通过历年经济增长实际值与趋势值的比率进行聚类分类, 把广东经济增长分为三个等级“高速增长、适度增长、低增长”进行研究, 同时把CPI低于100%的经济增长归入低增长类, 结果显示属于高增长的时间最长, 有14年, 其次为低增长有11年, 适度增长最短, 仅有9年时间, 呈现高增长、低增长持续时间长, 适度增长持续时间短的非正常特征。各阶段转换特征呈由低到高速转换概率大, 由高到低速转换概率小 (见表2) 。经济处于低速时, 转入高速的概率为最高, 达45.5%, 转入适度增长的概率为18.2%最低, 低速停留概率为36.4%;经济处于适度增长时, 转入低速的概率为最高, 达62.5%, 转入高速的概率为最低仅12.5%, 适度增长停留概率为25.0%;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 停留概率最高达57.1%, 转入适度增长的概率为35.7%, 转入低速的概率最低, 为7.1%。这也反映广东经济快起, 快落, 适度增速持续时间短的特征。

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

(一) 从产业动力看, 第二产业的波动直接诱发G D P的波动。

从协同性看, G D P与第二产业波动协同性强。改革开放初期, 在工业先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下, 广东工业增长带动经济高速增长, 随着工业比重提升, 广东经济受工业影响作用越来越强, 工业与G D P波动协同性越来越高, 从19782011年的34年中, 广东G D P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同为上升或同为下降有32年, 其占比 (称协同度) 达94.1% (见表3) , 分别高于第三产业的67.6%及第一产业的50.0%。分周期看, 第二周期、第四周期G D P增长与第二产业增长波动完全同步, 协同度达100%。19782011年G D P增长与第二产业增长最为密切, 相关系数高达0.95, 分别高于第三产业的0.72及第一产业的0.14。

从波动性看, GDP的波动是由工业的波动引致。19782011年第二产业的波动性最大为0.496 (见表4) ;其次为第一产业, 为0.494;最小为第三产业, 为0.37。工业波动从强至弱, 从第一周期的0.732至第四周期的0.242。从波动系数分解注看,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个周期, G D P波动由工业波动引致的百分比为最高, 分别为58.7%、42.3%、69.8%、75.5%。工业波动是GDP波动的主因,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 第二产业增长不是G D P增长原因的概率为2.4%, G D P增长不是第二产业增长原因的概率为3.8%, 这反映第二产业的经济波动与GDP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从拉动力看, 工业对G D P的拉动力强。每轮周期的扩张期中第二产业拉动G D P增长提升作用最大, 拉动G D P增长提升点数均占了50%以上, 特别是第三个周期工业拉动作用最高, 在第三个周期的扩张期19901993年中, G D P增长提高了15.8个百分点 (见表5) , 其中有13.2个百分点为第二产业拉动产生, 高出第三产业9.3个百分点, 而第一产业对GDP拉动点数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1.4个百分点。在收缩期, 除第一周期外, 第二产业拉动点数下降最快, 特别是G D P收缩最快的第三周期, G D P增长下降了12.7个百分点, 其中10.5个百分点是由第二产业拉动作用下降引致。

每轮周期经济启动均因政策主导所引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经济周期启动, 主要是从服务业的发展启动, 广东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开始, 由统销统购向市场化转变, 这加快流通的快速发展, 1979年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增长23.1%, 贸易的快速发展有效推动第三产业对G D P拉动作用提升。1979年比1978年服务业对G D P的拉动点数提高了4.2个百分点, 分别高出第二产业2.4个百分点和第一产业0.8个百分点。第二轮经济周期的启动以农业启动开始, 1984年比1983年, 第一产业对GDP的拉动提升最高, 达3.2个百分点。第三周期以服务业的启动, 把经济引入上升期, 1990比1989年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提高了2.7个百分点。第四周期以工业对经济拉动的提升使经济进入上升轨道。工业对G D P的拉动从1999年的6.0个百分点, 提高到2000年的6.9个百分点。

每轮经济收缩均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第二轮经济周期收缩, 主要是服务业所引致, 服务业的快起也引致服务业的快落, 改革初期, 一些制度正在探索完善中, 价格改革、税制改革, 直接引起经济波动, 1981比1980年及1988年比1987年, 三次产业中, 第三产业拉动点数下降最多, 分别下降3.2和2.4个百分点。第三轮、第四轮经济周期收缩主要是第二产业所引致。1990比1989年及2010比2009年, 三次产业中, 第二产业拉动点数下降最多, 分别下降3.6和2.7个百分点。

(二) 从需求拉动看, 广东经济周期受消费、投资、出口共同作用影响。

从拉动力看:一是经济扩张时, 经历消费拉动、投资启动、到出口深化启动过程。在第一个周期的上升期, 最终消费拉动提升最快, 1980年比1978年最终消费拉动GDP提高了7.7个百分点 (见表6) , 分别高出资本形成0.8个、9.6个百分点。第二、第三周期的上升期, 资本形成拉动作用提升最大, 在第四个周期, 净流出拉动作用提升最多。二是经济收缩时, 呈现上升快、回落快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经济周期, 最终消费拉动作用提升最多, 在第一轮经济收缩时, 其下降幅度最大, 对G D P拉动点数下降了7.4个百分点, 分别高于资本形成0.7个百分点;第二轮、第三轮周期主要是资本形成拉动G D P点数下降最大, 分别为7.4个百分点及11.7个百分点;第四轮周期主要是出口大幅下降所致, 净流出拉动GDP点数下降9.1个百分点。

从波形看, 在第一、二周期中, 广东G D P的波动与消费最为密切, 协同度最高分别为75.0%和83.3% (见表7) 。在第三周期, 广东GDP增长的波动性与投资吻合度最高, 协同度达80.0%, 在第四个周期, 与出口吻合度最高, 协同度高达90.0%, 特别是2009年以后与出口完全吻合。

从波动强度看 (见图2) , 1979-2011年投资波动最为剧烈, 波动系数为0.894最高, 其次为出口0.730, 消费为最低0.468。分周期看, 第一周期出口波动最高达1.007 (见表8) , 在第二、第三轮周期投资最高分别为0.654、1.116, 在第四轮周期出口波动又回到最高位置, 为0.704。各周期中, 消费波动性表现最为平稳。

(三) 从价格因素看, 广东每轮经济周期的高峰反转均因价格过高引致。

价格过高, 使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进而使实际消费下降, 价格过高, 也使实际投资能力下降。实际消费、投资增长下降, 引致经济下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看, 价格过高引致通货膨胀, 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进而影响经济周期。

改革以来的第一轮周期经济高峰期为1980年, CPI也在这年达高峰 (见图3) , 当年年底广东出台相关政策, 提出调整经济的方针, 对经济下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轮经济周期高峰1987年经济增长19.6%, CPI达111.2%, 1988年达129.4%, 居民收入增长不及CPI增长, 1988年商品零售增长虽然比1987年多16.3个百分点, 但扣除价格后商品零售的增长不升反而低于1987年3.1个百分点, 消费实际增长下降引致经济下行。

第三个周期的高峰1993年, 其C P I达121.6%, 比1992年提高了14.3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的商品零售总额增长比1992年下降18.9个百分点, 同样实际消费需求增长下行, 引致GDP下行。

最近一个周期的高峰2007年G D P增长14.9%, CPI为103.7%, CPI比2006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的商品零售增长比2006年下降1.5个百分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出口大幅下滑, 国家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 扩大内需, 扭转消费下行, 2008年投资、出口下行, 使G D P进入下行的通道。

(四) 从资源环境看, 电力约束抑制经济过快增长。

广东是资源短缺省, 和世界相比, 广东人均占有资源量少, 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高, 电力、原油、煤的消费大量依靠省外调入及海外进口, 能源对广东经济增长起严重制约作用。从广东发展历程看, 经济增长过高时, 能耗、电力就大幅攀升, 能源、电力弹性总体而言更高, 经济增速放缓, 能耗才随之下降。这也反映, 广东经济高速成长背后是对能源资源强大的消耗, 经济周期每次高峰期均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 电力生产、能源生产供给的约束抑制广东经济过快增长。

广东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协同性高 (见图4) 。1990年以来, 广东能源与G D P增长的协同度为61.9%, 电力与GDP的协同度为76.2%, 特别是2000年以来电力与GDP的协同度高达91.7%。

(五) 从货币因素看, 货币政策的调控弱化经济周期的波动。

改革初期货币调控能力不强, 1991-1999年货币M2增长与现价G D P增长完全同步 (见图5) , M2快速增长, G D P快速上升, M2增速下降, G D P快速回落, 呈现政策一放就乱, 一收就紧, 货币政策没有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2000年以来多数年份G D P与M2异向运行, 货币调控能力加强。经济过快增长时, 货币政策适度从紧, 经济过慢时,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

广东经济周期波动国内外比较

(一) 广东与全国及兄弟省份经济增长同步性增强, 与浙江经济波动最为密切。随着改革的深入, 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广东经济的发展, 总是伴随着全国经济运行周期而循环,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都对广东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改革初期, 广东与全国及兄弟省份一样, 经济快起快落, 波动剧烈 (见图6) , 1978-1984年,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及全国的波动系数分别为0.493、0.441、0.339、0.331、0.313。广东与江苏、山东、浙江四省波动性并不强, 特别是与江苏, 完全不同步, 广东经济增长加快时, 江苏经济增长减弱, 广东经济增长减弱时, 江苏经济增长加快。但1984年后,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的经济周期波动呈同起同落, 同步性强, 广东与江苏、山东、浙江的经济增长协同度分别为92.9%、85.7%、96.4%。特别是1988年后, 广东与浙江经济增长完全同步, 同起同落, 广东与浙江有很多相同之处, 外向度高, 民营经济发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浙江经济影响最为深刻, 2008年广东、浙江经济增长分别比2007年下降4.5、4.6个百分点, 江苏、山东仅下降2.2个百分点。1978-2011年, 广东与江苏、山东、浙江的经济增长协同度分别为78.8%、81.8%、90.9%。

(二) 广东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同性越来越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广东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广东的经济波动与世界同步性越来越强 (见图7) , 1980至2011年的协同度为65.6%, 特别是2000年中国加入W T O以来, 12年中11年经济增长波动同步, 仅有一年经济增长波动不同步, 协同度高达91.7%, 世界经济对广东的影响大。作为对世界经济影响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及日本, 其经济波动协同性与广东相比较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特征 (见图7) 。改革初期广东与美国经济增长波动性并不密切 (见图8) , 19791988年十年仅三年增长是同步, 广东与日本略为密切, 十年中有六年增长是同步的, 广东与美国、日本经济增长同步性强是在中国加入W T O以后, 2001-2011年十一年中有八年与美国经济增长同步, 与日本经济比较有十年经济增长同步。特别是2008-2011年, 广东与美国、日本经济增长波动完全同步, 广东经济置身于全球经济中已不能独善其身, 受世界经济波动制约较大。

广东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一) 经济增长过快, 造成物价过高, 结构失衡, 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过快, 一般会带来资源约束的强化, 推动物价升高, 导致产业结构、供需结构失衡,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经济增长较快时, 企业生产大量的产品, 容易引致供需失衡。比如1993年由于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 导致经济局部过热, 生产资料和粮价上涨幅度较大, 煤、电、油运供求紧张, 部分地区出现拉闸限电的现象, 产业结构供求失衡进一步加剧。过快增长容易产生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 容易形成泡沫经济, 容易引发通货膨胀, 激化社会矛盾。

(二) 经济增长过慢, 造成失业率提高, 带来社会问题。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 G D P增长速度太低, 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 GDP“蛋糕”做大了, 不一定就能分好, 但如果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 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GDP增长太低, 给政府财政收入造成一定压力, 进而影响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实现。经济增长过慢, 造成失业率提高, 容易激发社会矛盾, 给社会管理带来压力,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三) 经济波动频繁,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剧烈波动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损害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广东的发展历史看, 当经济增长发生剧裂波动时, 产业结构处于失衡状态, 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经济平稳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则呈现渐进优化的趋势。经济周期性波动频次减少和波幅下降是广东产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 只有在经济平稳发展的环境下才能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目标的实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政治、社会的稳定, 经济政策连续更是经济稳定的基础。

广东经济增长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 潜在增长有所下移, 经济发展动力依然充足。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后, 目前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要素条件已开始发生变化, 潜在经济增长率已开始下移。从生产要素劳动力情况看, 农业可转移剩余劳动力在减少, 从业人员的增速在下降,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将减弱。改革初期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广东经济增长的强劲助推力量, 大量外省劳动力进入广东, 1993年迁入率达最高后开始出现下降, 广东2011年总人口中15-64岁年龄人口比重达76.3%, 已经达到了顶峰, 继续提升的可能性不大, 之后将逐步回落, 广东所享有的“人口红利”黄金时代将逐渐消失。但广东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 转型升级动力强劲, 消费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广东2008年以来形成的资本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推动力。从广东历年资本形成计算, 2010、2011年广东资本增长达15%, 为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水平 (见表9) , 资本形成总额占G D P的比重达38%以上, 也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发展的动力依然充足。

从国际比较看, 广东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及地区还有较大差距, 这也反映广东发展潜力还很大。2011年广东劳动生产率为1.4万美元, 美国、日本和香港2010年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0.5、8.9和6.4万美元, 2010年广东平均一个人创造的增加值仅为美国人均创造的九分之一、日本人均创造的七分之一和香港人均创造的五分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网络化、网络世界化的环境下, 人均创造增加值在不同国家、地区巨大差异将会缩小, 这也给广东的发展带来空间和动力。

(二) 未来经济走势判断。当前经济尚未形成稳定回升态势,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外需不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等矛盾仍较突出, 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看, 广东上轮经济周期在2007年达到高点后, 2008年下半年已出现回落的趋势, 在此过程中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经济增速出现快速下滑, 2009年降到经济周期的谷底, 2010年在国家采取一系列扩内需, 保增长的措施下, 出现快速回升, 2011年又受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再次下行, 2012年受欧债危机等国际环境影响, 省内消费、投资双双继续下行, 全年经济增长低于去年已成现实, 如果2013年还继续下行, 那应将重新划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 或者说第四个经济周期还没有完成, 而应以2012年以后低点作为第四个周期结束点。从多方面观察, 2013年的经济应好于2012年, 除非有不可预知的特殊事情发生。

从经济增长率的季度波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近几年来广东经济运行态势 (见图9) 。全国当季增长从2010年2季度开始下行, 至2012年1-3季度, 经历了10个季度的回落, 已多于上周期3个季度的回落时间。从广东的情况看, 2012年第二季度已开始回升, 第三季度已高出第一季度0.7个百分点, 1-3季度的出口增长虽然低于上半年0.4个百分点, 但高出一季度1.0个百分点, PMI (见图10) 在今年1月份大幅下滑, 2月以后均处于50%及以上, 全国9月份49.8%出现回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较为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当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还很多。随着全国稳增长措施的落实, 广东全年经济增长向上是必然趋势。从季度看, 广东与全国一样,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波动引领G D P增长波动 (见图11、12) , 未来经济走势还取决于工业的走势情况, 也受全国经济走势的影响。

启动经济要有新思路

(一) 点启动转到区启动。2012经济增长将低于2009年, 并且远低于潜在增长, 稳增长、启动经济变得十分迫切。如何启动, 广东应根据各区域特点区别对待, 作为珠三角地区, 应推进珠三角一体化,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 深入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深化改革开放,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珠三角地区对山区、粤东、粤西的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产业转移力度, 粤东、粤西、粤北山区应充分利用政策支持, 加快产业转移园的建设, 承接符合政策的转移企业落户。

(二) 外贸启动转到内外资启动, 尤其是内资。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外部需求减弱, 高能耗、高污染及资源性出口行业增长难以为继, 启动经济要从外贸启动向内外需共同启动转变, 做到稳外需, 强内贸, 要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通过显著增加农民收入和城镇低收入人群收入来扩大内需, 提高消费的拉动能力, 同时保持投资和出口的稳定增长, 力争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格局转变。

(三) 引进技术启动转到自主创新启动。从自主创新取得突破, 以联盟和创新型企业为依托, 着力实施主导产业关键技术攻关, 突破一批对产业规模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技术瓶颈, 重点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攻克关键技术,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近代中国的经济波动 第5篇

近代中国的经济波动

测定近代中国经济波动形态的指标是价格指数.自1885年以来,批发物价指数明显存在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波动.波动的特征是:呈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波动幅度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作 者：陈乐一 Chen Leyi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湖南,长沙,410179 刊 名：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TAX COLLEGE 年，卷(期)： 14(1) 分类号：F124.8 关键词：近代中国   经济波动   波动形态   价格指数  

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第6篇

[关键词]经济学；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

众所周知，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近些年猪肉价格的不断上涨对国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尽管猪肉价格会在某个时期有小范围下滑，但整体上就每一年而言仍然呈上升趋势。在猪肉价格的不断上涨对居民日常消费趋向和消费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今天，居民由于猪肉的价格提高改变肉食的消费种类以及消费比例，同时也将增加居民在满足温饱问题上的支出以至于影响居民的生活状态。

在面对猪肉涨价的问题上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也采取了多次措施，但猪肉价格然居高不下，其原因让广大居民费解，广大居民迫切的希望政府能调控市场价格以保证正常生活需求。

一、經济学视角下的猜测

经济学上讲，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影响价格。而市场上我们所直接购买到的猪肉的价格，又与其原料来源——生猪的价格密切相关。所以：

如果假设生猪供给价格弹性等于零，各因素对生猪和猪肉价格的影响明显会被高估。各因素对生猪和猪肉价格的影响是生猪供给价格弹性的减函数，随生猪生产者对当期的价格反应敏感度提高，各因素对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的影响降低，价格波动降低。

各因素对生猪和猪肉价格的影响也是替代弹性的减函数，因此忽略营销企业对生猪和营销投入之间的替代，也会过高估计各因素对生猪和猪肉价格的影响作用。随着流通和加工渠道的延长，替代弹性增加，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降低。

生猪价格受各外部冲击的变化要比猪肉价格的变化幅度大。这主要是因为生猪产量的调整速度小于营销投入的调整速度，所以猪肉需求方面的变化会通过营销投入调整而放大，生猪价格变化要比猪肉价格变化大；反之，生猪生产方面的变化会通过营销投入的调整而缩小，猪肉价格变化要比生猪价格变化小。生猪和猪肉价格之间的变化差异主要受生产者份额大小的影响， 生产者份额增加，差异降低。

牛羊肉、禽肉、蛋类和水产品等替代品价格变化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几乎相同，牛奶价格变化对生猪和猪肉价格变化的作用稍微小一些。从以往经验来看，牛羊肉、禽肉、蛋类、水产品和牛奶对猪肉的替代程度不大，所以如果只有上述一种消费品价格变化，对生猪和猪肉价格影响不大。但一般情况下，这些消费品价格往往同时变化，而在这个时候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会有较大幅度变化。

人口数量增加推动生猪和猪肉价格上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得知生猪和猪肉价格的人口弹性分别为0.77和0.55。居民城乡结构的变化和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都推动着生猪和猪肉价格上涨，如果前者提高10个百分点，生猪和猪肉价格则将分别上涨1.7和1.4个百分点；如果后者提高10个百分点，那么生猪和猪肉价格分别上涨2.4和1.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增加10%，生猪和猪肉价格也会分别上涨7%和5%。

生产者对于生猪价格的预期同样也会影响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生猪生产者制定生产决策时对生猪价格预期越高，则生猪出栏时，生猪和猪肉价格越低。反之，生猪生产者制定生产决策时对生猪价格预期越低，则出栏时生猪和猪肉价格越高。这里的价格预期与过往价格有关， 生产者会通过观察以往的市场价格来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因此这也是我国生猪和猪肉价格生猪生产的原料价格投入上涨推动生猪和猪肉价格上涨，但是这方面影响往往不大。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生猪散养农户并不是以盈利作为唯一目的，饲料自产比例较高，导致生猪和猪肉价格对饲料价格波动的反应不敏感。

生猪和猪肉价格随风险增加而降低。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我国散养农户总体呈风险偏好型，产量随风险增加而增加。风险越大，生猪和猪肉产量越高，供应量大了，生猪和猪肉价格也就降低。

生猪出栏率提高对生猪和猪肉价格有明显降低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往统计的数据显示，因为猪肉出口率只有1%左右，所以价格的出口弹性非常小。但是正因为猪肉出口基数较小，所以猪肉出口变化的余地较大。即使猪肉出口量增加一倍，也只有总产量的2%，对生猪和猪肉价格也不会产生较大作用。

二、结合实际生活对影响因素的分析

猪的疫病造成了养猪业的严重损失，使得猪价上涨，不仅如此，疫病更引起了农民的恐慌，使得农民补栏意愿很低，进一步加重了猪价上涨。又结合当下我国CPI连年走高，虽说通货膨胀预期开始走低，但物价仍比以前增高不少，货币价值的降低更会引起价格的上升。

周期说：受猪生产周期的影响。从中秋开始，天气变得凉爽起来，这样的季节正是大批猪肉上市的季节。一批猪的生长周期大约是四个月左右，猪肉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猪肉供给不足，而9月正是猪肉大量供给的时候，由于供给十分充裕，猪肉的价格会有所回落。而在像国庆、春节这样的公共假期，由于市场需求的大幅增加，猪肉价格又会有所回升，这就造成了猪肉价格的波动。

国家颁布的母猪补贴政策并不能有效刺激养殖户补栏的积极性，即使国家在补贴的同时会发放储备肉进行供给补充，但因为市场过于庞大，有些时候生猪供应仍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稳定下来，所以才会引起猪肉价格的波动。

大多数的猪都是农村传统分散养殖，不利于疾病防控。由于农业生产的不可抗性和抵御天灾人祸的脆弱性，导致疾病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打击将会很大，对于猪肉生产也是如此。

流通费用等其他生产费用的变动推动了猪肉价格的变动，尤其是对于那些跨地区销售的商户。为了弥补运输费用增加而带来的利润损失，销售商肯定就会抬高猪肉的价格，其他商户也跟风涨价，这就造成了猪肉价格的整体上涨。

三、相关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虽然猪肉价格会有所波动，但总体还呈一个小幅上涨趋势。通过以上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体如下：

（一）加强生猪市场的调控。采取相关措施加强市场监测，密切关注后期生猪价格变化情况，针对生猪价格变动作出科学预测和分析。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指导养殖户做好正确安排部署。

（二）大力发展灵活多样的饲养模式。规模化养殖和标准化养殖小区是今后养殖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要积极行动，引导农户进行联合化生产，有组织有规模，这样才能提高应对变幻莫测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加强疫病防控工作。特别是春季，这是生猪疫病高发季节，政府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做好疾病防控工作。适当加大疫情防控投入，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把防病灭病工作作为重点，帮助养殖户搞好饲养管理。做好防灾工作，尽量避免疫情对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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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价格波动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第7篇

一、股票价格相关理论

股票是一种有价证券, 是股份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公开或私下发行的、用以证明出资人的股本身份和权利, 并根据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数享有权益和承担义务的凭证。股票代表着其持有人 (股东) 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 每一股同类型股票所代表的公司所有权是相等的, 即“同股同权”。股票最早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大与资本需求不足, 企业需要用一种方式来让公司获得大量的资本金, 于是产生了以股份公司形态出现的, 股东共同出资经营的股份公司。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诞生于1602年在荷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

股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出现以后, 很快为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利用, 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伴随着股份公司的诞生和发展, 以股票形式集资入股的方式也得到发展, 并且产生了买卖交易转让股票的需求。这样, 就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出现和形成, 并促使股票市场完善和发展。在1611年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就进行着股票交易, 并且后来有了专门的经纪人撮合交易。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目前, 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最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股票已经成为大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亦是投资者投资的基本选择方式。中国股票市场的形成, 以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与1991年深证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为标志, 在短短二十多年内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股票本身没有价值, 但它投资和投机的对象, 可以当作商品出卖, 因此同商品一样, 股票也有自己的市场行情和市场价格。股票有理论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分。股票代表的是持有者的股东权, 这种股东权的直接经济利益, 表现为股息、红利收入。股票的理论价格, 就是为获得这种股息、红利收入的请求权而付出的代价, 是股息资本化的表现。而股票的市场价格, 则是指股票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价格。股票市场可分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 因而, 股票的市场价格也就有发行价格和流通价格的区分。股票在流通市场上的价格, 才是完全意义上的股票的市场价格, 一般称为股票市价或股票行市。股票市价表现为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等形式。笔者研究中提到的股票价格, 即指股票在流通市场上的价格。

二、我国股票价格波动的特点

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 不同国家的股票市场以及同一国家股票市场在不同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有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不同市场的股票价格波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股票市场上, 股票价格波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 股价波动幅度较大

从股价指数来看, 当日股指升跌点表现为100以上时, 市场上就呈现为剧烈的震荡行情。1998年8月17日中国股市出现了一次大震动, 深证成分指数一日暴跌了220点。从长期波动来看, 1991年~2008年间, 上证指数最低时为1991年1月的95.79点, 最高为2007年10月的6124.04点, 其中仅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从2007年3月15日的2723点冲到最高点6124点。由此可见, 中国股市在很短的时间内, 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幅度, 这在其他股票市场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二) 股价指数与成交量波动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

成交量是衡量中国股市波动状况的系列指标之一, 纵观深沪股市, 每次股指波峰几乎都是成交量的波峰, 每次股指波谷都是成交量波谷。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股市在市场上表现为成交量随股市上涨而逐步增加, 随股市下跌而逐渐减少。一般情况下, 世界主要成熟市场的成交量较为稳定, 由于市场规模变化不大, 股票价格指数基本上可以反映一个市场的总体变化状况。而中国股市除了以股价指数来衡量市场变动状况之外, 还使用了一系列的辅助指标, 如换手率、市盈率等。

(三) 股价受政策影响剧烈

在我国股票市场上, 除在股票市场的发展初期带有一定的民间自发性外, 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在政府引导和推动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股市所经历的特大级别的波动多数都与政策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政策调控股市的信号十分明显。政府不仅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调节股票市场的运行, 而且还经常对股票市场实施政策干预, 使股市发展呈现出强烈的“政策性”特征。政策的出台效果, 不仅能迅速地在股价 (股指) 走势中得以体现, 而且强度大, 作用明显, 经常由于政策面的变化导致股价波动的趋势发生大幅度改变。

(四) 投机性特征太突出

适度的投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股票的流动, 但过渡投机就会对行业产生极大的危害。目前, 我国股市上存在一大批短期投资者, 主要采用“快进快出”的方式, 寻找题材, 大量抛购, 引起股价大幅度涨跌。中国证券市场建立至今20余年, 投机始终是股市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近年来, 证券市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提倡理性投资和价值投资, 但投机仍然是股市投资的重要形式, 市场只要有机会, 投机行为就会十分活跃。

三、股票价格波动宏观因素分析

从宏观方面考察影响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基本因素, 可以分析如下。

(一) 宏观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因素一方面通过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 从而影响股票的获利能力以及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 并最终影响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通过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对未来的心理预期, 从而间接影响居民的投资欲望, 并最终影响股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因此, 宏观经济因素对股票价格波动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1. 经济景气。

经济景气往往表现为周期性循环, 即存在一定的经济周期, 也就是说经济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出现。在正常状态下, 股票市场价格与经济景气呈正比例变动, 并领先于经济景气。这样, 在经济收缩、复苏、繁荣和衰退的四个阶段, 股市也随经济景气呈周期性波动。在经济景气处于复苏阶段时, 投资者预见到经济将走向繁荣, 上市公司未来收益能力将大大提高, 因此争相购入股票, 从而促使股价大幅上升;相反, 当经济景气出现下滑势头时, 投资者预测经济将走向衰退, 上市公司未来收益能力可能会大大降低, 因此争相抛售股票, 从而促使股价大幅下跌。因此经济景气是影响股票价格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2. 通货变动。

通货变动可分为通货膨涨和通货紧缩两种。通货膨胀对股价的影响很复杂, 因为其在多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但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货膨胀影响经济景气, 而股价随着经济景气的变动会出现不同的表现。二是通货膨胀导致居民产生资产保值心理, 从而争相购买股票, 促使股价上升。通货紧缩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就我国股市而言, 通货膨胀在适度范围内发生, 股价波动与之呈现正相关关系, 但通货膨胀严重时, 股价波动与之呈反方向变动。

3. 国际贸易收支。

一国的国际贸易状况对国内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一国贸易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时, 会促使股价的上升。相反, 则使股价下跌。在国际贸易中, 如果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长大幅下降, 就会直接对我国股票市场相关行业和上市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影响股价的波动和国内经济增长。

4. 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方面直接使我国投资者产生心理恐慌, 影响股票市场, 另一方面从宏观面和政策面间接影响股票市场的发展。2007年8月,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全面爆发, 美国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下挫, 同时引起全球股市的强烈震荡, 迫使各国央行不得不对金融市场紧急补充流动性。2007年8月16日, 我国的股票市场也受到其影响, 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下跌104.43点, 下跌幅度为2.14%;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分指数下跌269.37点, 下跌幅度为1.65%。

(二) 宏观政策因素

1.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按照其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方向, 可以分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贷款规模控制、公开市场业务、汇率等。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运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 调节货币供应量, 以促进经济健康、稳定运行。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也正是通过货币供应量体现出来的。货币供应量增加, 并同生产流通相适应时, 将促使经济景气高涨, 此时上市公司生产规模扩大、销售收入增加、收益能力显著提高, 股票价格也必然随之上涨;当经济发展出现异常现象, 通货膨胀隐约可见时, 为防止经济恶化, 维持经济正常发展, 中央银行会收紧银根, 通过发行国债、调整利率等手段减少货币供应量, 导致市场购买力减弱, 从而影响股价上涨。

2.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按照其对经济运行的作用, 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主要有国家预算、税收以及国债等。国家预算作为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 能够全面反映国家财力规模和平衡状态, 并且是各种财政政策手段综合运用结果的反映。提高国家预算将增加社会总需求, 从而提高相关行业的收益状况, 促进股价上涨。印花税和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主要对股市产生最直接影响的税种。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调整, 将直接刺激或抑制股市的发展;减税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扩大股市的资金供应量, 同时又增加企业利润, 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将促使股票价格上涨。作为国家有偿信用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 国债可以对资金供求和货币流通量进行调节。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缓解建设资金的需求, 促进总体经济景气发展繁荣, 从而促进股价的上涨。

3. 政治因素。

政治形势的变动一般不会直接对股票市场产生冲击, 而是通过直接影响人们对一国经济的预期, 由此间接影响对股票市场的预期, 并造成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比如:战争使得国家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 人心动荡, 投资者会对该国的股票市场投资欲望不高, 导致股价下跌。

(三) 市场因素

市场是反映股票供求的环境, 且使供求相交, 最终形成股票价格的条件。因此市场的供求、市场投资者的构成、市场总体价格波动、心理预期因素等都会影响到股价。

1. 市场供求关系。

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了股价的中短期走势。作为初兴市场的我国股市, 股价主要由股市本身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即由股票的总量和股市资金总量决定。股票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当股票供给大于投资者需求时, 股票价格会跌下来;当股票市场的股票供给小于投资者需求时股票价格上涨。

2. 市场投资者的构成。

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的资金结构、知识背景、职业经验、月收入构成等都会对股价波动产生影响。

3. 市场总体价格波动。

股票市场总体价格波动对特定股票的影响是指特定股票价格与股市行情的相关关系, 我国股市价格波动的特点是齐涨齐跌, 个股之间的风险差异小, 市场的总体风险占主导地位。

4. 市场心理预期。

因为证券市场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所以证券市场投资是一种高风险投资行为。不确定性越大, 风险越大, 就越需要投资者事前的预期。证券市场上所有的投资决策, 实质上都包含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结果的预期。在证券市场投资过程中, 投资者心理预期表现对股票价格有很大的影响。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 会根据公司的行业发展前景、经营管理能力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等情况来预期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动情况, 以此决定是否购买及购买的数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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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崔阳.对股票市场的理性思考[J].商场现代化, 2007 (11)

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第8篇

一、成品油油价波动对总量经济指标的影响

1、对区域经济GDP的影响

成品油是工业的基础产品, 位于产业链的上游, 成品油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GDP增长速度。国际能源署根据“能源经济发展模型”预测出国际原油价格每升高10美元并保持一年, OECD国家的GDP会受影响0.14%~0.15%, 而非OECD国家的影响会更高, 具体取决于其经济对原油依赖的程度,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行的统计数据表明, 油价每推高10%, 亚洲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低0.8%, 而我国的GDP则会下降0.17%, 并且如果油价持续上涨, GDP的下降速度会更快。由此可见, 成品油油价上涨会降低区域经济GDP增长速度, 油价下跌会加速GDP的增长。

2、对区域经济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方面, 成品油作为一种基础能源, 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区域的以成品油为原料的行业, 如交通运输产业、成品油产业等高能耗的关联产业, 便会带动区域内工业品价格上涨, 进而影响区域内市场生产资料的价格水平, 并最终反映到消费层面, 此外, 其它区域产品也会尽可能地把由于油价上涨而增加的成本转移出去, 也就是说, 从其它区域进口的商品价格也会提高。所以成品油价格的上调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 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 成品油价格上涨会引起作为成品油替代品的其它能源价格的上涨, 这也会对区域经济的通货膨胀产生压力。

3、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成品油油价发生波动时, 为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及促进经济发展, 货币当局通常会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当面临成品油价格冲击时, 货币当局往往会处于一种“矛盾”的选择:成品油价格上升会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的衰退, 如果货币当局为了稳定物价而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则会进一步导致经济的衰退;如果货币当局为了促使经济的发展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则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但是, 由于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环境、消费结构、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同, 各区域在面临成品油价格冲击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也是不相同的, 采取的货币政策的不同也将会对区域的宏观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二、成品油油价波动对国民经济三要素的影响

1、对消费的影响

(1) 对社会能源消费总水平的影响。对社会能源消费总水平而言, 成品油油价的波动对行业发展具有一定调节作用。如油价的上涨更多地鼓励了那些能源投入较少的行业的生产活动, 而抑制了能源投入较多的行业的生产活动。从节约能源的角度看, 油价上涨将促进全社会对能源的节约, 认识到节约使用能源的重要性, 有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能源使用的巨大潜力, 实际上也意味着成品油油价上涨对区域经济的很多负面影响是可以通过能源使用的节约来化解的。

(2) 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对居民消费结构而言, 油价的波动对其也具有调节作用。一方面石油价格上涨会阻碍消费者原有需求的扩大, 因为成品油价格的上涨会推高下游产品的价格, 为了维持自身的收入与消费平衡, 消费者就会减少消费;另一方面, 油价的持续上涨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增加, 实际收入下降, 从而引起居民削减与基本生活无关的一些开支, 从而引起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 如果油价连续攀升, 即使不是直接购买燃油, 消费者也必然会增加更多的支出, 从而影响到居民对于房产、汽车以及旅游等与交通有关的大宗物品的购买决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汽车消费, 由于国际油价的持续攀升, 很多人选择暂时不购买汽车, 因为担心即使买得起车也养不起车, 抑制了居民的购车意愿, 或者说是选择节油的小排量汽车, 不选择较为耗油的高排量中高档轿车, 从而影响居民的汽车消费结构。房产的消费结构同样受到油价的影响, 消费者在选购房子时考虑的几个因素包括价格和户型等问题, 所以郊区的房子虽然较为偏远, 但是由于价格有竞争力依然受到居民的追捧, 但是如果油价持续攀升, 消费者就会考虑到房子和工作距离之间的距离, 如果距离过远, 那么每日上班的交通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反而不如在市区买房划算, 郊区房源的价格优势也就逐渐被高油价侵蚀。

2、对投资的影响

成品油价格的波动对区域的投资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 成品油油价的波动必定对成品油相关行业收益带来影响。油价上涨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 导致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增加, 在企业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 投资增加, 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却下降, 这样导致企业整体生产积极性的缺乏。由于成本的上升, 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生产企业只有通过增加产品的价格来提高生产效益, 而商品价格的上涨又会导致终端有效需求的降低, 需求的减少会进一步引起企业减少生产规模来适应市场的变化, 企业规模的减小使得单位产品的成本增加, 企业为了增加经济效益, 不得不提高价格, 这样就使得企业投资和消费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通道。最终使得企业减少了投资和降低了生产规模。

另一方面, 成品油价格的波动对替代能源及相关行业的投资也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首先, 成品油油价上涨会引起区域能源的紧张, 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必然会寻求替代能源, 这样就带给了其他替代能源发展的机会, 例如风能、太阳能以及核能在现阶段成品油价格高企时期的迅速发展。其次, 成品油价格的上涨也推动了许多其他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企业在寻求替代产品的同时会带来一系列投资机会, 例如成品油价格上涨导致国际海运成本上涨, 许多进口产品成本过高导致国内替代产品迅速崛起。

3、对进出口的影响

成品油价格的波动对区域的进出口带来的影响主要考虑该区域的对外贸易结构及自身的产业结构。

首先, 从成品油进出口贸易来说。如果该区域没有成品油资源, 属于成品油进口区域, 那么随着成品油价格的上涨, 会通过贸易转移的方式, 增加该区域的进口成本, 从而降低其经济利益。进口成本的上升, 将增大区域经济的运行成本, 削弱区域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而影响区域的出口贸易。与此相反, 如果该区域属于成品油出口区域, 那么随着成品油价格的上涨, 会增加该区域的出口利润, 从而实现贸易增值。

其次, 从其它商品的贸易来看。如果该区域属于出口贸易拉动型经济, 油价的上升可能引发出口地区经济的减速, 从而导致区域出口目标市场萎缩, 有可能造成区域出口下降。如果该区域属于进口贸易型经济, 随着成品油价格的上涨, 一方面进口商品价格会随着基础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而上涨, 另一方面自身的运行成本上升, 导致自身需求萎缩。两方面的因素导致进口萎缩。

三、成品油油价波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成品油居于区域经济结构产业链的顶端, 涉及的行业广泛、产业链长, 成品油价格变化, 会通过产业链进一步传导, 从上游产品的价格逐步传导到下游商品, 进而引起产品价格的普遍上涨, 但是不同行业受到成品油价格上涨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 其具体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该行业所处的产业链价格传导体系是否通畅, 价格传导体系越通畅, 成品油价格上涨对其行业价格影响程度也就越大;二是该行业对成品油的依赖程度, 行业对成品油的依赖程度越大, 其受成品油价格波动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大。

对于石油产业而言, 石油开采和炼化位于产业链的上游, 是直接受影响者, 与油价波动呈非常明显的正相关, 随着成品油价格的不断上涨, 使得石油开采业和炼化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对于交通运输业而言, 由于燃油是运输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 受成品油价格波动影响最大的是运输行业。由于区域成品油价格的上升, 运输车辆成本不断上升, 收入减少, 纷纷减少货物运输, 使区域运输价格上涨, 运价上升又导致许多通过公路长途运输的商品, 如煤炭、农副产品等的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航空和汽车业受到的影响也很突出。对其他行业而言, 成品油作为基础性原材料, 位于生产链的最上游, 它的价格波动必然引起相关产业从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整个产业链价格的波动。成品油使用企业会通过相关制成品向下游转嫁涨价成本, 导致机械制造、塑料制造、化学工业等企业的成本上升, 继而导致产品价格上升。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产品价格上涨空间较小,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远大于产品价格的涨幅, 这些企业大多面临利润严重下滑或亏损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李科.油价波动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07, 1 (2) :111-1151、李科.油价波动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07, 1 (2) :111-115

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第9篇

国债是一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它既可以弥补财政赤字、带动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进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又可以产生挤出效应、通货膨胀、国家债务恶性循环等问题。随着赤字财政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国家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拉丁美洲到欧洲,再从欧洲到美国,先后爆发不同程度的国家债务危机。在我国,自从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短短30多年以来,国债规模迅猛提高,这一期间既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伴随着物价上涨过快、国家债务负担过重的压力。因此,国债是如何作用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波动到底有多大程度是来源于国债规模的冲击,弄清这些,对于理解是否应该过重依赖国债来刺激宏观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2 模型设定与分析

一国国民经济的波动与其债务的规模有很强的联系,为了探究国债规模的波动如何作用于宏观经济,本研究在RBC模型的基础上,给国债规模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建模,并基于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函数来分析国债规模的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RBC模型即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该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通过分析代表性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和生产等行为函数而建立的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周期模型,在探讨外部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方面有深刻见解。

2. 1 生产函数

假设国债规模通过柯布 - 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作用于国民经济产出,国民经济生产取决于资本 ( K) 、技术( A) 、劳动 ( L) 和国债规模 ( B) 。因而t时期的产出为:Yt= Kαt( AtLt)βBΓt,其中α + β + Γ = 1,0 < α < 1,0 < β <1,0 < Γ < 1。

假设技术、人口的增长速率和资本折旧率是外生的,分别为g、n、δ,且固定不变,技术人口和资本折旧没有任何冲击,因而技术、人口和资本存量的动态方程分别为:

2. 2 个人的行为函数

假设微观主体是一定数目且永久性生存的家庭,家庭内的个人行为一致,其持有财富并进行消费和储蓄。

假设微观主体是理性的,且国债是可随意在二级市场买卖的,于是微观主体的储蓄行为即为投资于国债,投资收益为P,因此代表性家庭在t时期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消费Ct还取决于投资收益Pt。

因而个人的瞬时效用函数为:

2. 3 家庭最优化

假设家庭数量为H,贴现率为ρ,贴现用e- ρt表示( 因为个人瞬时效应函数为对数线性型,指数型贴现更为方便) ,且二者皆为常量。

因而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为了研究家庭的最优化行为,假设家庭将每成员当期的平均消费减少微小的数量,如ΔC,将其进行储蓄即投资于国债,然后利用由此得到的更多财富增加下一期每成员的平均消费数量,如果家庭的行为是最优化的,则下一期家庭每成员平均消费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效用增加与当期家庭每成员平均消费数量减少所带来的效用减少之和为最大。

由式个人效用函数和家庭效用函数可得在t期家庭每成员平均消费的边际效用为:

由式 ( 1) 可得在当期家庭每成员平均消费数量减少所带来的效用减少为:

由于家庭在下一期的成员数是当期的en倍,国债的利率为rt + 1,因而下一时期家庭每成员消费的增加为:

由前面几个方程可得在t + 1期家庭每成员平均消费的边际效用为:

由式 ( 3) 和式 ( 4) 可得在下一期家庭每成员平均消费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效用增加为:

由式 ( 2) 和式 ( 5) 可得下一期家庭每成员平均消费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效用增加与当期家庭每成员平均消费数量减少所带来的效用减少之和为:

家庭行为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由于Lt + 1= enLt,解方程 ( 7) 得:

由上式可知,家庭成员的当期消费与下一期消费之间的替代或者说当期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投资国债取决于贴现率 ( 前面假设其为常量) 和对国债利率的预期。因此在贴现率不变的条件下,预期国债利率下降,家庭成员更倾向于当期消费,相反,预期国债利率上升,家庭成员更倾向于下期消费。当国债规模扩增时,流通中的基础货币量减少,人们预期外来国债利率上升,家庭成员更倾向于下期消费,相反,当国债规模缩减时,人们预期未来国债利率下降,家庭成员更倾向于当期消费。分析结果与我国情况基本相符。

2. 4 影响机制

由上面分析 可知,在t时期的产 出方程为: Yt=Kαt( AtLt)βBΓt,将其两边取对数为:

假设家庭每成员当期平均财富为Wt,则当期用于储蓄即投资国债的为stWt,下期收益为Pt + 1= rtstWt,所以当期和下期消费分别为:

由式 ( 8) 、( 10) 、( 11) 可得:

由资本存量动态方程和式 ( 12) 可得资本的累积方程为:

由技术、人口、资本的动态方程和产出方程可得宏观经济的波动方程:

对于式 ( 14) 中的δ,国内学者通过各种方法得到的我国长期资本折旧率在10% 左右,本文取张岳峰用广义矩估计法得到的我国长期资本折旧率10. 3% 。半衰期在经济学中常常作为衡量宏观经济波动恢复到波动惯性为零的过程所需的时间。因此产出受自身影响的滞后长度为:

因此,宏观经济的波动方程可以写为:

对于国债规模 的动态方 程,依据AIC信息准则,AIC = nln ( 残差平方和)+ 2 ( 待估参数的个数) ,经验证,ARMA ( 3,1) 模型能较好地拟合国债规模的运动过程,动态方程如下:

结合各变量的动态方程,可得到t期国民经 济生产为:

其中原始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技术增长、折旧率是确定的,因此,提取波动项可得:

由式 ( 18) 可知,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取决于其本身的滞后五期、预期的国债收益率以及国债发行量对数的滞后三期。在经济学中,变量对数的一阶差分通常表示变量的变化率,而变量的变化率即为变量的波动。因此,当期宏观经济波动取决于波动本身的滞后六期、预期的国债收益率以及国债规模波动的滞后四期。

3 结 论

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第10篇

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众多，但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以公募基金、私募基金、QFII、社保基金、保险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和以广大散户为代表的中小投资者，这构成了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结构。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占总量的40%左右，但由于其个体资金交易量较大，加上在交易过程中具有信息优势，因此其在市场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中小投资者尽管人数众多，持仓金额约占市场总量的60%，但是在交易中往往各自为战，势单力薄，在市场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以机构投资者为核心、以众多中小投资者为基础的投资结构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基本的特征。

一般来讲，机构投资者具有较为专业化的投资手段和理财方式，而信息方面的优势也使其投资活动具有前瞻性。与此相反，中小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投资方式都不能与机构投资者相比，其在交易中具有适应性预期的特点。这也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是以机构投资者为引导、中小投资者广泛参与的经济行为。

二、投资者在资本市场波动中的行为表现

资本市场具有财富效应，在其上升期间可以使多数人获益;同时，在下跌期间也会使财富缩水，使多数投资者造成损失。正是资本市场的这种特性导致了中小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既存在合作，又存在冲突。

1. 追涨杀跌。

追涨杀跌是投资非理性的重要表现，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却时有发生。买涨不买跌是一种短期化的行为，也是造成投资者损失的重要原因。不论机构投资者还是中小投资者，其在市场中总是力图追求收益的最大和风险的最小，这无可非议。但每一个人都想做到在行情看好时能分得一杯羹;在行情变坏时，则转嫁风险，保全自我。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和短期化的行为显然不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而只能导致其大幅波动。

2. 缺乏风险管理。

多数投资者没有重视资本市场中的风险管理。很多中小投资者都是在高涨时进入，这本身就是观念的不足。其次，中小投资者资金金额较小，难以实现投资方式的科学化，其在市场波动中通常面临较大的减值风险。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资产组合分散风险，然而中国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却常常忽略了系统风险，如政策风险，这可以从很多复牌股票的连续跌停中看出。

3. 羊群行为。

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1]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羊群行为现象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时有发生，中小投资者观察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选择，而机构投资者则参考国外投资机构的投资策略。羊群行为的存在很容易导致过度投机，危害资本市场的稳定。

4. 投机。

投机行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比较严重。如很多中小投资者并不知道股票的好坏便匆匆买入，只因为其能升值赚钱，也有人从不做公司的价值分析，而只是一味地依靠别人的推荐甚至是听消息去购买股票。机构投资者也不例外，打新股、炒概念等是他们常用的手段和方法。

正是以上中国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推动了股指的暴涨暴跌。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过程：一是股指的上升时期：在此阶段，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市场行情变好，由于信息以及技术方面的优势，机构投资者凭借良好预期大举买入，推动市场的上涨。虚拟资本的高收益随后又引起部分中小投资者的注意，并加入其中，双方的买涨行为不断促使股指创出新高，羊群效应逐步显现。淡薄的风险管理意识使得大量中小投资者的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加上各类投机行为的存在，股指逐渐失真，泡沫不断聚集。二是在股指的下跌时期：随着经济基本面的下滑，过高的股指很难长期维持下去，资本市场开始呈下跌趋势。机构投资者的先知先觉促使其不断减仓，而其减仓行为难免带来股指的下滑。投资的损失使中小投资者意识到行情的转变，从而产生力度更大的减仓行为，双方在此阶段主要表现为非合作关系，都不愿意在下跌的过程中蒙受损失，都希望能够在股指的最底部进行交易。而公司业绩下滑的预期使得任何的反弹和政策性利好都不过是昙花一现，反而成为了部分投资者出货的良机。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参与热情也不断下降;机构投资者迫于政策压力减仓行为有限，但是其购买意愿也在减弱，市场信心逐步消失。结果是资金被大量从资本市场中撤出，市场无量下跌，很多股票走势都呈现出一种向下的阶梯状。

三、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

市场的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造成的，而这种投资行为与人们的心理因素紧密相关。

1. 谨慎心理。

投资者在投资中都具有一种谨慎心理，尤其是市场中占据多数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对风险表现得较为敏感，原因在于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劳务和工资所得，个人持有量有限，且对其未来生计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中小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承受意愿都较低。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密切相关。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古训出于《论语》，它的意思就是教我们要养成小心谨慎、做事前多思考的好习惯。而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分析货币的流动性时曾对人的谨慎心理进行过研究，人们持有现金是因为“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意愿”。正是谨慎心理的存在，使得人们对于风险损失具有厌恶感，这也导致人们在市场行情变差时的不买跌行为。

2. 从众心理。

所谓从众心理是指人们在社会群体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心理活动。心理经济学家阿希认为，从众心理是在群体一致性的压力下，个体寻求的试图解除自身与群体之间冲突、增强安全感的一种本能反映。实际存在的或大脑中想象的压力，会促使人们产生符合社会或团体要求的行为与态度。这不仅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而且在信念上也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放弃了原有的意见。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策略以及股票时都会犹豫不决，难以下定决心。而消除这一顾虑或压力的做法就是借鉴周围人的经验和做法，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大家相互效仿，投资风险显现。

而在恶化的市场环境下，不断下降的股指使投资者望而生畏，参与热情下降。这种感受相互传导，使得多数投资者采取观望态度或减仓行为。机构投资者尽管具有资金和信息方面的优势，但是其做空行为依然受市场政策的限制和监管。在中小投资者不断退场后，市场上行动能严重不足，机构投资者内部开始分化，部分机构投资者开始撤出，而这会打破原有的“抱团取暖”规则，造成其他机构投资者损失和不安。随着行情的下滑，剩余的机构投资者也开始效仿，争相减仓，导致市场人气和交易量的进一步下降，羊群效应逐渐放大。

3. 投机心理。

投机行为在现实中比较常见，它具有活跃市场的功能，但是也会引起市场的暴涨暴跌。投机行为的存在主要在于投资者的投机心理。当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类制度尚不健全，在思想文化方面，人们还受传统的腐朽的封建文化的影响，很多人的心中存在一夜暴富、一劳永逸的想法，这也导致其在投资活动中投机取巧，铤而走险。投机心理在中国中小投资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很多中小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的目标就在于谋取收益或者利差，高抛低收是其常常采用的方式。而在弱势行情下，这种做法无疑会招致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对抗，从而使得造成股指大的震荡下行。机构投资者尽管拥有专业的价值投资的理财理念，但在实践中，常常迫于利益的诱惑而进行炒作题材和利好等投机活动。而由投机心理驱动的各种投机行为往往是短期的炒作，本身并不能改变市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其结果通常是以损害其他市场参与者为代价的。在市场行情变差时，这无疑会破坏市场的稳定和投资者的热情。

4. 投资信心。

信心同样是影响当前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因素。著名的信心理论认为，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主要是投资者对于未来股价、盈利与股息变动的认知态度。而当前股市的大幅波动和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并未真正改变。2005年以来的股改工作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但是其中的以大欺小，上市公司弄虚作假，骗取中小投资者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其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信心。可以说，资本市场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上市公司的提款机，中小投资者在其中受剥削的地位未能得到根本改善;(2)经济发展的预期。股票等投资产品跟其他商品交易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买卖的依据是对于未来的预期，而非对于当前的价格、价值的判断。在进入2008年以来，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指引下，社会资金的流动性开始降低，企业资金缺口增大，盈利预期减少。投资者对于企业盈利的预期不断下降，这也是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失去信心的重要原因。

5. 后悔心理。

后悔心理是指人们在作出错误决策的时候，常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苦。心理经济学家卡恩曼认为，当人们犯错误时，哪怕是很小的错误，也会有后悔之痛，并会严厉自责，而不是从更远的背景中去看待这种错误。为了避免或拖延这种后悔感的产生，人们就会采取一些非理性行为。这可用来解释投资者为什么延迟卖出价值已减少的股票，而加速卖出价值已增加的股票。投资者延迟卖出价值已经减少的股票是为了不想看到已经亏损(犯错误)这一事实，从而不感到后悔。投资者及时卖出价值已经增加的股票是为了避免随后股价可能降低而导致的后悔感，而不管股票价格进一步上涨扩大盈利的可能性。在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中小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均遭受较大损失，这种损失无疑会引起投资者的后悔和自责情绪。后悔心理的存在使得很多投资者一方面死守亏钱的股票，另一方面却怯于进行股票交易，以避免更大的投资损失，这是造成当前资本市场地量成交的重要心理因素。

四、提高投资者经济心理素质的对策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资本市场亦如此，其走势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基本面。但资本市场同样是广大投资者广泛参与的活动场所，其变动亦受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投资者经济心理素质的提高，对于减少市场的波动、降低投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1. 对于信心的培养。

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在弱市行情中，投资者的信心比货币或黄金更重要[2]。投资者的信心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强化：

(1)不断规范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在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完善，灵活的员工激励机制也使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财务报表弄虚作假、信息发布滞后等。这些问题只有不断地改正，才能树立起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心中的诚信形象。(2)不断完善股票交易的各项规则、制度，严厉打击各种不法行为。自今年初，证监会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来规范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如设立大宗交易平台、严格惩罚内幕交易行为、规范大小非的减持等等，但当前资本市场的交易制度依然有很多的漏洞，需要不断完善，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3)加强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或援助。2008年来，为贯彻“双防”的经济政策，央行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使得本来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导致成本提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又面临资金短缺的危险。据调查，2008年初，广东中小企业资金缺口高达40%，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并导致大量的失业[3]。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上多数国家已由流动性过剩陷入流动性不足，因此央行应积极调整策略，增加货币供给量，加大对企业贷款的支持。只有实体经济不断发展，才会增强人们对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资本市场也才会从根本上摆脱持续下跌的行情。

2. 加强理性的投资理念的培养。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非理性行为，特别是在遭受损失的时候，懊恼的情绪往往导致投资者失去理性。因此，保持理性的投资理念对于投资者减少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及损失有重要意义。首先，投资者要坚持价值投资的观念。股票市场的波动是多方面的，任何的政策或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股价造成影响，股价起伏在所难免。从长期来看，股票价格都是上升的，那些遵循价值投资的投资者最后都收益颇丰，股神巴菲特就是很好的例子。而遵循价值投资的理念，就必须抛弃投机和从众的心理。其次，树立独立判断的意识。摆脱那种“人云亦云”的投资方式关键是要树立独立判断的意识。中国投资者的独立判断力较差，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而其判断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对信息的搜集。只有通过自我学习和培训等途径解决了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投资者才会有自己完整的投资理念;而对于信息的不断搜集和积累，投资者才有可能对行业、公司的未来发展作出全面的分析和预测，进而形成自己的准确判断。最后，优化投资者结构，也可以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投资者的经济心理素质。中国的投资结构也是造成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主要在于中小投资者的比重过大。中小投资者由于投资方式和投资理念的局限，其投资行为往往具有非理性，而在行情变好或变坏时，其跟风操作形成的羊群效应又会将市场波动放大，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因此，要改善当前的投资结构，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增加其在市场中的比重，以保障其投资理念和资金量对市场都起到主导的作用，以维护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教育和指导，使其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减少操作中的非理性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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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第11篇

摘要：房地产行业是构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内容，其兴衰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发展，针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现状来看，由于宏观环境及政治经济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其呈现的状态不容乐观。基于此，本文认为要改善房地产经纪波动问题，还应积极采取强化政策建设、加强市场控制、健全金融制度等各项措施，才能取得促进房地产经济健康发展的效果。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波动；影响因素；解决对策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房地产行业逐渐步入发展高峰期，然而，由于房地产经济与宏观经济发展始终不平衡，存在较大波动。特别是房地产经济从长期来看，其发展趋势看似平滑却起伏不定，比如经济增长率的變动，行业结构、就业率以及价格水平、消费水平等，都是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要确保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对其经济波动影响因素的分析，针对性提出有效改善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对策。

一、影响因素

（一）土地因素

在房地产开发整个过程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来源于一、二级市场，而一级市场主要指土地市场，由作为土地提供方的国家土地部门提供资源。房地产开发商则为需求方，其通过改建所获土地实现增值，故房地产市场交易中以土地为标的。另外，所谓二级市场主要指买房者，房地产开发商作为提供方，故二级市场以房屋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为标的。由此可见，在房产买卖的实际过程中，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共有四个方面，以土地因素最为关键。

（二）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分为宏观经济因素和其他相关因素，其中宏观经济因素直接影响着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主要涉及到经济变量与参数两方面，包括国民收入或消费水平、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等。而其他相关因素则主要指非房地产行业经济发展形势，所谓非房地产行业，即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行业，其发展态势直接影响着房地产经济波动。

（三）政治因素

政府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就必须颁发相关的政策措施，才能多维度的调控房地产市场及其行业发展，但也将影响到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比如，改革经济制度，政府及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或货币等政策。

（四）其他因素

一方面，城镇化的日益加剧，居民对在城市买房的趋向，加大了居民普通住房和城市基础建设的需求，以及人口与交通运输业的增长发展等，均会对房地产行业供需关系产生间接影响，进而引起房地产经济波动问题。另一方面，房地产经济波动还受不可预估因素的影响，包括地震、火灾、战争等一系列突发因素。

二、解决对策

（一）加强市场控制

房地产市场具有灵活多变的特征，只有对其采取符合实际的调控措施，才能做好市场调控获得最大利益，而要采取合理的市场调控措施，就必须结合相关经济政策，即两者必不可少。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我国也提出了众多作用巨大且有效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于房地产问题，这些经济政策同样不可或缺。另外，对于市场调控来说，只有做到矢志不移、百折不挠，不断强化市场控制，才能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强化政策建设

对于市场波动的千变万化，政策无法实现全能作用，只能是以偏概全。再加上，我国政策对经济的控制缺乏全面性和有效性，不利于经济的迈步猛进，易使经济乏力且僵硬。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学者还应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提出正确有效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各关键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要积极参与其中，严格把关政策实施的全过程，并严厉惩罚偷工减料、松懈及钻空子的人员，以确保各项政策有效合理的执行。

（三）完善金融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时常可见金融资金项目走向不明的事例，而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即相关制度不完善、不明确，致使众多商户出现资金亏损问题。或是相关机构追责不及时，以至于资金不明所踪。如果不能将这些恶劣现象扼杀殆尽，将加大国民对政府的失望程度，严重阻碍我国房地产及附加产业的发展，甚至还将影响国家的发展壮大。因此，通过分析房地产行业当前发展实际可知，资金是直接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为此，不断完善金融体制和制度，对控制房地产经济波动意义重大。首先，完善多元化房屋融资途径。政府方面应积极颁发优惠政策扶持房地产行业，特别是对房屋按揭贷款及合作资金等各个项目的支持力度，还应不断加强。其次，基于当前市场实情之上，完善建立多元化房地产融资体系，加强相关市场资金企业的建立，比如银行贷款、商业地产信托等。最后，完善金融管理制度。落实改制度必须充分结合房地产企业与市场实际发展情况，积极探索和思考房地产将来发展道路，进而改善房地产制度的缺陷，促进房地产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

（四）规范土地市场

加强对土地市场的规范，是有效控制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基本措施之一，其现实意义极强，具体可从这几方面着手：第一，强化管理土地批租管理，推行全面总量控制措施，统一规范土地管理权，并严格确定行政划拨用地审批制度；第二，强化政府土地供给能力，实施一切可行措施，对我国土地转让市场进行开放化管理，充分利用市场调控手段，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重组；第三，规范招标拍卖土地的途径流程，严格按照协议及规范内容进行操作，进而市场化我国土地转让招投标；第四，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实际，明确土地供应新机制，有效规范我国土地出让行为。

三、结论

房地产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其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由于受到政治、经济、土地以及自然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频率较大，其行业很难得到稳定和谐的发展，而要改善房地产经济波动现状，就必须加强市场调控、强化政策建设、完善金融制度、规范土地市场，严格执行政府颁发的各项经济政策，对违反法纪的人员进行严厉惩罚，尽可能为房地产行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促进其健康持续的发展，为壮大国民经济做出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1]孙红.浅析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商情，2015，（31）：49-49.

[2]邱湘.浅析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商，2015，（21）：257-257.

福建省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第12篇

1 福建省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周期特点

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学者认为, 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也总是伴随着物价上涨。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省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也大致遵循这一规律。以价格管理体制从“计划为主”走向“市场为主”的特点来划分, 两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快速增长, 物价平稳运行。1978年-1983年, 福建省拉开改革开发的序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全面推开, 农副产品价格不断提高, 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在改革红利的刺激下, 全省GDP快速增长, 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2.0%, 但是增长趋势还不平稳, 年份间波动较大。在这一时期, 物价没有完全放开, 物价管理政策“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城乡主要消费品还在“凭票供应”, 社会的商品需求没有很好地反映到物价上, 市场物价保持平稳运行。由于经济开始市场化萌芽, 而价格仍然处在行政管制当中, 这一时期, 经济增长与物价波动之间表现出不稳定的关系。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与物价剧烈波动。1984年-1996年, 这是价格管理体制逐步从计划管理走向市场化的重要阶段。随着改革开发的纵深推进, 社会总需求急剧扩大, 但物价管理体制与经济领域改革措施缺乏协调、调控滞后, 社会价格总水平疾速上涨,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发生了两次比较严重通货膨胀, 分别在1988年 (26.5%) 和1994年 (25.3%) 。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 1996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完善价格改革、防止经济增长过热的政策措施, CPI迅速回落, 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也表明大规模的价格改革措施基本顺利完成, 价格运行正式进入市场调节。这一阶段, 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都处在历史最高点, GDP年均增速达14.5%, CPI年均涨幅达10.9%, 但年度波动很大, 各种矛盾交织影响了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阶段:经济增长与物价波动平稳运行。随着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的确立, 受到前一阶段国家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强力调控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7年经济增长开始放缓, 物价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在国家拉动内需为主的宏观调控下, 2003年我省经济再度出现高速增长。受经济增长刺激, 我省出现了3次 (2004年、2007-2008年、2011年) 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 经济与物价的关系总体上处在“高增长、低通胀”阶段。这一时期, 投资和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强, 输入型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影响逐步显现。

2 基于VAR模型的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经济学理论及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 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使用CPI (记作CPI) 和GDP发展指数 (记作GDP) 来分别代表物价波动水平和经济增长幅度, 由于这两个数据的时间序列本身存在自相关性, 将使用views6.0软件建立VAR (向量自回归) 模型, 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影响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2.1 数据时间序列选择相关性分析

按照上文的分析, 对3个阶段以及1978年-2013年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发现只有1997年-2012年数据存在显著相关, 其他各阶段数据均存在低度或微弱相关。因此, 可以用1997年-2012年的数据建立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来分析两者间的具体影响程度。

2.2 数据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协整性和因果性检验

VAR模型的前提在于, 不同数据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平稳、均衡和因果联系, 否则会出现“虚假回归”的现象。分析1978-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波动可以发现, 每次出现经济的高增长势必都会伴随高通胀, 只是这种“伴随”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本文选取1997年-2012年的数据来判断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 单位根 (ADF) 检验判断平稳性。如果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 就是一个非平稳序列的, 不能用于建立模型。采用单位根 (ADF) 检验可以明显看出, 检验值小于临界值 (水平5%) , 说明CPI与GDP发展速度是差分1阶滞后2阶的平稳序列。单位根检验所确定的差分项和滞后阶数将作为下一阶段检验和模型的参数。

(2) 协整检验判断均衡关系。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存在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即可以通过一个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变化, 该关系的存在是VAR模型的前提。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 (24.9989) 大于临界值 (15.4947) , 说明CPI与GDP发展速度存在协整关系。

(3) 格兰杰检验判断因果关系。因果检验既可以作为建立VAR模型的前提, 也可以作为VAR模型的检验统计量。为了充实VAR模型的参数, 本文在模型建立前进行因果检验。在检验结果显示, 两项P值 (0.0027和0.0016) 均小于0.05, 拒绝非格兰杰因果, 即存在因果关系。因此, 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1997年-2012年的CPI和GDP发展速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即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

2.3 建立VAR (向量自回归) 模型

VAR (向量自回归) 模型通常用来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一般的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经过前面的分析以及VAR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表明。滞后期2阶时效果最好, 模型的估计和参数检验结果如下:

从各方程的检验结果来看, 各方程的判定系数 (R-squared) 分别为0.7555和0.8982, 修订的判定系数 (Adj.R-squared) 也分别为0.6468和0.8529, AIC和SC准则值都较小, 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好。同时, 根据模型AR根表可见, 所有根模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 (小于1) , 表明所构建的模型是稳定的。因此, 可以认为基于1997-2012年福建省CPI和GDP发展指数上建立的VAR模型能够真实地反映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2.4 脉冲响应分析

在VAR模型的基础建立脉冲响应模型来分析CPI和GDP发展指数对各自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反应, 这个反应代表了影响程度的轻重与方向。图2是GDP发展指数对CPI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图3是CPI对GDP发展指数一个单位标准差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从GDP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 在第2年物价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迅速增强, 每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得到一单位标准差的反应;但这种正向拉动作用迅速衰减, 到第4年转向负响应, 之后在正负交替中响应力不断减弱。从CPI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 在第2年经济增长对物价波动略为负数, 在第3年正向拉动力快速增强并稳定2年后下降, 之后在正负交替中响应力缓慢衰减。比较这两张响应图可以看出, CPI对GDP发展指数的影响程度要远高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即物价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经济增长对物价波动的影响。

2.5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提供了关于每个扰动因素影响VAR模型内各个变量的相对程度, 能够反映CPI和GDP发展指数的作用时滞和作用效应的大小。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 CPI对GDP的冲击在第1期极小, 在第2期迅速增大后又在第3期迅速回落, 之后缓慢稳定地不断增大, 逐渐与GDP本身的冲击力度接近。GDP对CPI的冲击初期为0, 在第2期、第3期分别达到31.8%和36.2%的最高水平后缓慢回落。并且, CPI自身在1-20期的方差贡献率基本都在75%以上, 说明CPI的波动更多来源于自身的形成机制 (如货币因素、需求因素等) , 而不是GDP的影响。

3 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原因

从模型的分析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机制建立以来, 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脉冲反应图和方差分解表可以看出, 物价的波动会在迅速刺激经济增长后又快速使其回落, 并且物价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刺激长期稳步提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物价的增长会使行业的经营利润在短期内提高, 刺激资金向增长的行业流动,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生更多的增加值,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适度的物价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过高的物价波动 (即通货膨胀) 会破坏收入分配结构, 降低居民实际收入, 扭曲经济传导机制, 产生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使经济增长水平迅速回落乃至衰退。1988年和1994年前后两次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剧烈波动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因此, 要重视通货膨胀对经济稳定增长的危害, 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4 对稳增长、控物价的建议

由于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 稳增长和控物价在决策上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需要在两者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中央连续多年来强调保障民生, 因此我们要以保障民生为支点, 调和两者的决策矛盾,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物价保持稳定, 使人民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4.1 适度掌握调控力度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 过度的宏观调控既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也不利于价格的稳定。要将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控制在比较适度的区域之内, 调控的主要目标要限定在防止两者大起大落上, 在经济和物价水平出现大的波动时适当地进行调控, 在比较温和的阶段交给市场主导。政府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 维护健全的市场秩序上, 为居民、企业的经营调整提供有效的环境和条件, 不轻易出台倾向性高的调控措施, 保证调控政策的稳定性。

4.2 引导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当前, 我省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低, 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 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粗放式的经济增长需要较高投入, 容易通过原材料成本的传导引起价格的上涨, 而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刺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增加社会总供给, 有利于稳定物价。要创新科研体制机制, 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科研价值评价体系, 激发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化平台建设, 增强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加快科研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加快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多渠道科技经费投入机制, 提高科技创新经费的使用效率。要紧密结合福建重点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 加快科技人才的培养, 依托有利项目, 引进高新科技项目和科研团队, 促进跨地区的技术和资本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形成借智发展、竭力兴业的格局。

4.3 优化农产品流通体系, 关注资产价格变动影响

近几年物价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食品类, 食品类价格的上涨主要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要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农产品流通网络, 根据农产品的流向、仓储设施、交通条件合理布局, 降低乃至减免农产品流通中的各种税费, 减少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成本。要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 利用电子商务销售网络, 拓展销售渠道, 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有效衔接、灵活多样的农产品产销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鼓励和支持农户与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宾馆饭店、学校和企业食堂等直接对接, 建立更紧密、稳定的农产品购销关系。要建立全国性、区域性农产品信息共享平台, 加强农业统计调查和预测分析, 建立健全农产品供应安全检测预警机制和应急体系, 引导生产和消费, 降低风险。同时, 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已经日益成为居民关注的焦点, 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也逐步加深。应加强CPI统计制度探索, 将资产价格变化逐步纳入到统计范围, 进一步增强CPI对经济增长的响应程度。

参考文献

[1]黄设等, 何艳秋.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CPI涨幅与GDP增速相关关系变化的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 2009, (10) .

[2]方燕, 尹元生.我国通货波动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0, (7) .

[3]陈朝旭.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 201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