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教学反思

红领巾教学反思（精选6篇）

红领巾教学反思 第1篇

《“红领巾”真好》是一首清新优美的儿童诗，内容贴近儿童生活实际，语言生动活泼，学生们乐于接受。

在教学时，我紧紧抓住“朗读”这条主线，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形式来读文，充分感受小鸟的可爱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于已有一定朗读能力的二年级学生来说不是太大的难题，学生们摇头晃脑读得甚是投入。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积极投身爱鸟护鸟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我在学生充分理解、朗读好课文之后，给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你准备怎样保护我们人类的朋友――小鸟呢?这个拓展性的问题并没有难住像小鸟那样机灵的孩子们，他们纷纷举手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用弹弓打鸟!”“有人打鸟要上前制止!”“看到受伤的小鸟要把它送到动物医院救治!”“不要随便拿鸟蛋，那也是一个小生命!”等等，许多我自己都没想到的问题，学生们都考虑到了，学生们仍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处在这种热闹的氛围中，我也顿时激动起来，觉得对学生的德育渗透很到位，学生们知道了要爱鸟护鸟。

下课之后，我那被兴奋冲昏的头脑冷静了下来，我觉得学生那些爱鸟护鸟的想法说法都很好，但那仅仅是想想、说说而已，怎样把他们变成实际行动呢?要把课堂上的知识延伸到课下，得组织综合实践活动，通过活动把想法、说法变成现实，为了使课堂教学真正收到实效，我决定采取如下做法：一、让学生收集各种益鸟每年捕捉害虫的具体数字，用大量的数字说明鸟类的重要性;二、收集人类直接、间接扼杀、残害益鸟的图片，用生动、真实的画面对学生的灵魂进行触动，同时也让学生明白，要保护小鸟，不仅仅是不伤害小鸟，保护环境也是在保护小鸟，保护小鸟生存的家园。

通过这些具体的数字、图片对学生进行爱鸟护鸟的教育，他们一定会受到震撼，更加激发他们爱鸟护鸟的决心，接着我准备让学生参与到爱鸟护鸟的行动中来，做鸟巢、写护鸟标语、给找不到食物的小鸟喂食、保护环境等，让小鸟真正享受到人类的关爱，共建人鸟和谐相处的画面，我想这样的教学才算是比较成功的教学。

红领巾教学反思 第2篇

课文中的红领巾加上了引号，这种情况在上学期已经学过的了。所以学生能够知道这个引号的作用就是代表一些带红领巾的人。图中的插图非常的形象，所以理解课文并不是难事。只是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要放鸟巢呢?这是为了爱护小鸟。可是小鸟不是自己会做家的么/可能是怕被风雨刮落吧。我们这里这样的活动几乎没有，所以我也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感觉上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小鸟会喜欢人做的家么?这方面的实际知识实在是太少了。本文很有趣，可是与我学生生活差得太远。所以读起来没有真情实感。

红领巾教学反思 第3篇

镜头回放

在2011年10月17日的中午时分, 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 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排队回家。然而, 在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门外, 这一群走出校门的一年级学生中, 队伍被他们所佩戴的领巾颜色分成了鲜明的两类:一部分孩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 另一部分孩子则戴着“绿领巾”。那一抹绿色在人群中看上去甚是扎眼, 这一幕情景也格外引人注目。

这则来自西安的“绿领巾”事件迅速引爆了当时的网络。各大新闻媒体与学者专家纷纷发表评论, 强烈地批判与谴责该校此举是“功利教育”“残忍教育”“严酷等级制”“教育软暴力”“拿无知当创新”“对孩子心智的粗暴扼杀”等, 排山倒海般的责问和声讨霎时间把这所小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轰动全国。其实, 诸如“绿领巾”的类似事件, 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是频频上演。可见这些赤裸裸的教育“冷暴力”一直潜伏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当中, 其危害之大是不可言喻的, 由此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当下的教育进行深刻反思。

一、变色红领巾, 你可是“爱的谎言”?

对于很多人而言, 加入少先队、佩戴红领巾是儿时很温暖的回忆。红领巾是什么?它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标志, 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红旗一角。对于初入学校的孩子来说, 那是莫大的荣耀与向往。然而对于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约半数的一年级学生来说, 我想他们胸前戴着的绿领巾, 在心底烙下的却是另一番迥然不同的童年记忆吧!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 就已经出现过绿领巾, 它曾是上海小红星儿童团 (即共产儿童团员) 的一个标志。2000年12月5日的《解放日报》上对此有所证实:当时上海市10余万小学生在绿领巾节日这天戴上了绿领巾, 成为一名光荣的儿童团员。除此之外, 北京、武汉等地方也曾出现过, 并把它作为少先队预备期的一种教育形式。但是从2004年共青团中央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追查“变色红领巾”, 要求停止使用。就在绿领巾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时, 它却又如此高调地闪亮登场, 重出“江湖”。

尽管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校领导、老师们解释称, “绿领巾”只是一次励志教育的探索, 此举只在激励, 希望学生“下次争取戴上红领巾”, 而并非歧视。但是这种所谓的教育“创意”却让家长和学生切实地感受到了歧视和伤害:“你学习差, 只能戴绿领巾’, 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戴绿领巾孩子的家长来接送孩子时一脸尴尬、孩子一出校门赶紧摘下“绿领巾”装进书包里这些无不表明, 这种“戴绿争红”的制度设计, 本身就预设了等级化语境戴红者佳, 戴绿者次。从家长到学生, 在心底也是自然而然地将“红与绿”对应着“好与差”, 绿领巾就是“差生”的标识。当那些胸戴绿领巾的孩子默默地遭受来自人群中异样目光的审视时, 不禁让人怜惜, 此时此刻他们幼小的心灵正在经受怎样的痛苦鞭打呢?

我们知道, 作为一年级的小学生, 正处于成长、发育时期, 身心尚未健全, 对社会的认识还处于不断发展、完善阶段。而学校却用“绿领巾”将其中一部分人“分门别类”出来, 这种醒目的颜色刺激, 让每一个见到他们的人都本能地产生“他们是差生”的条件反射。正如童话大王郑渊洁所评论的“给差生戴绿领巾犹如中国古代在罪犯脸上刺字”, 我想其后果恐怕比这“象形之刑”更严重。如此重压施诸学生身上, 果真会达到“知耻而后勇”的效果么?如若是鼓励, 那么如此强烈的颜色反差以及反差背后的象征意义, 难道不会给本应平等、纯真无邪的同学关系带来阴影吗?

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65%的受访者对“绿领巾”的“差生含义”表示强烈不满, 仅3%的人认为“不应大惊小怪”。而在腾讯微博的热点话题讨论中, 也有超过30绿领x<ƒ00位网友参与了“您同意给差生戴巾吗?”的投票, 其中98.09%的网友选择“不同意, 会伤害孩子自尊心”, 仅有1.91%的网友选择“同意, 可以督促孩子”。可见大部分人并不认可这一做法。

事后, 国家教育部就“绿领巾”一事迅速做出了回应, 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差的区分。而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也将“绿领巾”全部收回, 并X=ƒ召开专题家长会, 向家长解释说明以消除误解。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说, 我想学校是有爱心、有责任心的, 他们的初衷和出发点也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能健康地成长。“我们根据学生的差异化, 从多元角度制定了一系列的评价模式, 目的就是想让孩子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都能够健康地、全面地、快乐地成长。”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闫老师曾说。但是在调研不充分的情况下, 此种激励做法恐怕只能是校方的一相情愿, 所谓教育方法在形式上的变革掩饰不住实质的尴尬, 因为它隐含着的歧视意味实在太浓, 更像是一种“刺激”而非“激励”。佩戴红领巾本是一项庄严神圣的行为, 绿领巾的出现不仅是对红领巾的亵渎, 而且伤害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更折射出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某些弊端。

二、教育“冷暴力”, 孩子们伤得起?

在“绿领巾”事件尚未平息之际, 包头“红校服”紧随其后, 山东“三色作业本”也不甘寂寞各地中小学传来种种违反教育规律的行为, 一时此起彼伏, 好不热闹。

某网友发微博称, 内蒙古包头二十四中向初二、初三成绩在前50名的学生发放了“红校服”, 以区分普通学生, 而且红校服背面还印着“包24中优秀生, 翔锐房地产”字样。校方称, 此举已征得家长、学生的同意。可是就在几天前, 教育部已经就“绿领巾”事件明确表示, 坚决反对学校以任何方式对学生进行区别教育。包头“红校服”却充耳不闻规定, 仍然“顶风作案”。

云南网报道德宏某中学为警示学生, 给违纪学生喝猪奶。该校新出一个规定:高一违纪的学生要到年级办公室喝猪奶。并要求一边喝, 一边到各个班级展示, 其间还有老师拍照, 并在全年级宣传。用“喝猪奶”来惩罚不听话学生, 该校“鞭策”违纪学生的手段, 真可谓“创意无限”!

而《扬子晚报》报道也称, 近段时间, 江苏无锡一些中小学教师要求“差生”去医院测试智商。如果测试结果显示孩子智商低, 那么即使成绩差也不会影响到老师的业绩。因此, 常有“差生”家长收到老师电话, 拜托其在智力报告上打低分。据悉, 此举并非该校“原创”。半个月前就在广州上演过穗丰小学13名“差生”被“低智商”, 只因“上课不积极、精神不集中、不会做作业、学习成绩差”等。

随后《南方都市报》报道, 山东省枣庄39中根据学生成绩好坏, 为部分班级的学生分别发放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作业本。A类绿本题主要安排班级前30名的学生做, 而排在后30名的学生只能做B类黄本题和C类红本题 (相当于课后练习题性质的题目) 。校方称这是分层次作业, 是为帮助学生缩小差距, 并获得成就感。三色作业本相比绿色、红色而言, 真是“更上一层楼”, 从单一颜色丰富为五颜六色

上述报道的诸多有违教育规律的新闻事件, 无疑反映的是一种教育“冷暴力”“软暴力”。为什么如此严重违背教育规律和侮辱学生人格的事件却屡屡发生在以“传道授业解惑”著称的学校呢?这不得不令人担忧

根据中国青年报和搜狐新闻中心联合发起的一项关于“你遭遇过教育冷暴力’吗?”的新闻调查发现, 80.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教育“冷暴力”现象非常普遍, 72.4%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在上学期间遭受过老师的“冷暴力”。而在当下教育“冷暴力”常见表现形式的调查中, 获选率最高的前三种形式分别是:“嘲讽挖苦型:对学生冷嘲热讽” (70.4%) ;“冷漠型:对学生漠不关心” (69.7%) ;“训斥型:对学生一味批评责骂” (66.1%) 。其他表现形式还有:孤立型、区别对待型、威胁型等。

显然, 教育“冷暴力”已被越来越多的学校视为教育“法宝”而备受追捧, 这是现代教育的耻辱和噩梦。我国古代圣贤孔子早就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即不论贫富、智愚, 人人都可获得教育;且“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应因材施教。单以学校、教师或者一份考卷的“标准”把学生划分为好中差, 这样的评价方法显然过于简单粗暴。在疾呼素质教育的今天, 当“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理念正逐渐深入人心时, 为何教育“冷暴力”事件依然存在, 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趋势?

三、“冷暴力”此消彼长, 到底是谁惹的祸?

教育“冷暴力”如此盛行, 其原因何在?在调查中,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教育“冷暴力”的首要原因在于“教育理念中缺乏对学生自尊心的重视与培养” (78.2%) 。其他原因则依次是:老师只根据学习成绩来评定学生, 对差生“贴标签” (66.0%) ;老师压力大, 不愿多花时间对差生耐心教育 (45.7%) ;提倡惩罚的传统教育理念作祟 (39.6%) 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曾指出, 出现教育“冷暴力”在于我们的教育缺乏对孩子权利的认识与尊重。长久以来, 我们强调“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的教育观点, 当体罚这条高压线不能触碰的时候, 教育“冷暴力”就悄悄浮出水面, 成为震慑学生的“利器”。

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现代小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梅玲认为, 教育“冷暴力”的出现与教师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许多老师用挖苦、漠视等方式教育孩子, 本身并无恶意, 而是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给孩子带来伤害。“另外社会的冷漠与缺乏爱心也影响老师的观念, 再加上许多老师对自己的待遇不满, 很容易导致教育冷暴力’出现。”

之所以当前教育“冷暴力”事件泛滥, 我想其根源在于现行“唯分是瞻”的教育考核机制。在“分数政绩”的指挥棒下, 来自绩效考核的压力, 使得教育主管部门到各个学校再到每位教师, 自上而下, 层层转嫁, 最后无可避免地落到了学生头上, 让其背负所有的压力。在这种体制中, 分数已不是抽象的符号, 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学生成绩的好坏, 往往决定着利益链上各方利益的多寡, 因而学生的分数也就成为学校和老师最关注的焦点。

透视我们的教育现状, 在整个教育阶段, 绝大多数中国孩子身上都被贴有尖子生、中等生、差生等三类最显眼的分类标签。其他如学校有重点校、普通校, 班级有重点班、普通班等现象也是无处不在, 这是教育功利化在不同层面的投射。急功近利的教育忽视了“育人”的本质, 学生不再是教育的目标, 而是“病态”教育逐利的工具。若不改变当前学校“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标准, 学校和老师的“教育暴力水平”只能居高不下, 各种反教育行为只会如杂草般“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四、幸福的阳光, 何时能住进每个孩子的心房?

正如心理专家所指出的, 较之殴打、体罚给孩子造成的身体伤害, “冷暴力”给孩子造成的心灵伤害更严重, 也更难恢复。除了带来自卑、孤僻等性格缺陷之外, 还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所以教育“冷暴力”的危害不容小觑。

“解决教育冷暴力’的关键在教师。一方面, 国家应该采取务实手段, 提高教师待遇, 为教师的工作创造一个轻松、有保障的环境;另一方面, 教师也应该注意提升自身的素养。”张梅玲说。

孙云晓认为, 要解决教育“冷暴力”问题, 就应该把《未成年人保护法》落到实处, 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理念与内容普及到每个老师和家长的心中。对于违反这部法律的行为, 一定要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我们更要树立人皆可成才’的教育观念。”孙云晓指出, 在每个班级中, 总会有一些所谓“差生”。对于他们, 不但不能用“冷暴力”的手段, 反而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与引导。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也认为, 其实教育并不需要太多的创新, 真正需要的是对教育本质的坚守, 简而言之, 就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因材施教, 让每个受教育者得到公平的机会, 使他们的个性和兴趣得到发展。

要消除教育“冷暴力”, 首先必须转变教育理念, 使“以人为本”不再流于形式, 而应该化为实实在在的教育行为, 关爱每一位学生, 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 这才应该是教育的灵魂。其次改革以升学率为唯一标准的教育评价机制, 减轻师生升学压力, 使教师不再把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切实做好素质教育的理性回归, 彻底转变政绩观。此外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的师德修养, 增强职业责任感, 以积极的态度、博大的爱心, 倾情演绎教育的乐章。

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先生说:“教育之没有情感, 没有爱, 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 就不成其池塘,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对于孩子来说, 任何不公都可能对其幼小心灵造成伤害, 教育者的许多不当行为也容易给他们造成误导。有“爱”才会有好的教育, 才会培养出有勃勃创造力、有丰沛生命力的下一代。让我们把爱的“阳光”照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灵之窗吧!

《红领巾》教学法与文学教育 第4篇

建国后不久，《红领巾》教学法就出现并盛行一时，影响深广，不是偶然现象，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人民教育》的一篇文章指出：

我们的语文教学，三年来，在前进的道路上，是走着“之”字路的。解放初期，把旧有的那一套注入式的方法和陈腐的或反动的教材推翻了之后，在许多学校里，几乎是很普遍地进行“课堂的民主讨论”；等到提出加强课堂教学、加强教师的主导作用之后，“课堂的民主讨论”风是逐渐息止了，然而学生在课堂上的必要的活动也同时息止了；语文教学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很贫乏，于是不得不强调在语文教学这要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可是，把语文课变成政治课的现象又产生了。教师在课堂上唱“独角戏”，语文课缺少语言、文学的因素，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的种种偏向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我们的语文教师，在改进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在风浪中摇摆，一下子倒在这一边，一下子又倒在那一边，老是掌不稳舵。［1］

从注入式的讲解到近乎放任自流、不负责任的“民主讨论”，再到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这就是建国三年来语文教学所走过的道路和现状。“对旧的一套还缺乏深刻而全面的批判，对新的一套还没有正确而明确的认识；改革工作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入下去。”［2］这就是语文教师不断摇摆、掌不稳舵的主要原因。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主席作出了重要指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由宣传部直接负责，胡乔木担任主任，指导解决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可见当时国家对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1953年5月20日，苏联专家普希金在听了北京市女六中一位教师所执教的初中课文《红领巾》后，在评议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同年5月27日，根据普希金在发言中提出的意见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在师大女附中再次试教了这篇课文。7月份，教育部机关杂志《人民教育》发表了北师大中文系叶仓岑教授的《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一文，介绍了整个评课试教情况以及普希金教授对我国语文教学的意见。《人民教育》还同时配发了《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短评在肯定的基础上指出：“这只是改进语文教学的初步尝试，还不是已经成熟了的果实”，因此“不希望教师们就把它当做肯定的典型，而依样画葫芦”。这个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由于当时正值全国教育界学苏联，加之《人民教育》的权威性，许多学校开始根据普希金的意见学习《红领巾》教学经验，进行教改试验。不久，应全国各地语文教师和语文教研组的要求，《人民教育》第10期又刊发了叶仓岑《普希金专家再论语文教学》和试教者陈玉璞、杨茂勋的《我们试教<红领巾>的经过和体会》两篇文章，进一步推动了各地教师学习苏联搞教改的热潮。《红领巾》教学从一开始的一个教学事件或教学案例，发展成为一种教学现象，随后又演化为一种主导中小学语文教学多年的教学法，留给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

二、《红领巾》教学法的特点和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推动

普希金针对《红领巾》教学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现在看来仍有启发作用，比如他强调，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和分析作品的技能和熟练技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当形式地要求每堂课是一样的”。因此，在课文处理上：“教文学作品，不管篇幅长短，都应该给予学生完整的印象，不应该把课文割裂成一片一片地去教。”还要正确估计学生的生活经验，不要把他们当作学龄前的儿童看待，“应当用高的速度和充实的内容来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多说，教师少说，认为“教师过高的积极性，使学生思维处在睡眠状态中”，“语文课的课堂教学，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要根据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教学的目的要求，使学生的活动达到最高度。”普希金的意见结合了苏联文学教育的有效方法，针对《红领巾》教学所暴露出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富有建设性。他强调语文课的思想性但反对脱离课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的做法；注重语文教学中语言和文学的因素，强调要保持课文的完整性，使学生多活动，积极思维，重视学生的生活经验，充分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对旧的注入式的逐句讲解的方法是一个较大的冲击，对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有启发、推动作用。

《红领巾》教学法每节课都是以组织教学——检查作业——进行新教材——巩固旧教材——布置作业五个环节组成，其基本步骤是：时代背景——作者介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一教学模式，是和凯洛夫的“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五环节教学法相适应的。《红领巾》教学法的出现，解决了当时语文教学“不断摇摆”、“掌不稳舵”的情况，使得处于探索过程中的语文教学有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式和做法，并且，这种做法有着在当时看来较为科学的教育思想做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时的语文教学质量。1956年制订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又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作品的教学分为四个阶段：（1）起始；（2）阅读和分析；（3）结束；（4）复习。有人把它归结为“五步教学法”：（1）介绍作者及时代背景；（2）阅读；（3）分析内容和写作特点；（4）总结；（5）复习。《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把阅读和分析视为“一篇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的主要阶段”，指出：“分析，是使学生逐步深入领会作品的重要手段。分析作品，必须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分析来阐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同类型的作品应该作不同的分析。” 《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并特别指出：分析作品，要“保证艺术形象的完整，不要只作简单的抽象的概括，也不要作过于琐碎的分析。”［3］这可以说是对《红领巾》教学法精髓的概括和肯定。但是，把分析的目的都归结到“阐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为这种教学法的不良影响埋下了伏笔。

三、语文界对《红领巾》教学法的接受和误读

《红领巾》教学法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语文教学的秩序，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但此后，语文界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不顾实际，照搬照用的形式主义倾向。例如，以前是“逐句讲解”，学习《红领巾》教学经验以后，对任何年级任何文章都用“谈话法”、“图解法”，甚至教任何课文都套用《红领巾》教学中分析人物形象的模式和方法。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红领巾》教学法”几乎成为语文教学的唯一方法，《红领巾》教学中所谓“分析课”几乎成了语文教学唯一的课型。针对上述情况，《人民教育》1954年1月号又发表了《纠正语文教学改革中的偏向》的短评，指出：“全面地体会普希金专家指示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教师首先钻研教材、掌握教材，再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改进教学方法”，不能“孤立地或形式主义地去搬用方法”。《人民教育》从3月号开始，又开辟“语文教学改革笔谈”专栏，围绕“语言、文学因素和政治思想因素的关系”、“如何对待谈话法”、“学习苏联经验的态度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但是，一旦某种风气已经形成，其流弊就在所难免。此后分析法盛行、文学课泛化、教改的重心偏向教法，这些都与《红领巾》教学法一脉相承，逐渐成为一种积重难返的惯习。一位在四十年代上过私塾，抗战胜利至解放初期上过“官学”，后又在《红领巾》教学的发源地——北师大附中从事语文教育多年的特级教师把分析法视为知识教学的一种模式，在谈到其影响时说：

在语文教学当中，依照苏联专家在中国搞的《红领巾》教学这个知识型的教学模式，使语文教学逐步知识化，每一课都讲时代背景、作者介绍、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手法等，大部分时间，都被老师的重复讲解占去，让人昏昏欲睡。从报纸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我们都感动得掉下眼泪。这篇文章很快选入了语文课本；老师那么一分析，弄得支离破碎，我们听起来味同嚼蜡，一点激情都没有了。后来进一步吸收了西方的语文知识，近义词、反义词、主语、宾语这些概念便充满了课堂，出现了老师“满堂灌”的局面。现在，过分的应试教育又把这个模式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经验型教学基本上变成了知识型教学，使整个社会都为语文教学担忧。［4］

1956年，教育部召开全国语文教学会议，决定从当年秋季开始，全国中等学校开始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7年，为介绍、学习苏联文学教学经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果鲁伯柯夫的《文学教学法》（上册）。该书至1956年，已在苏联印行了六版。作者果鲁伯柯夫是苏联著名文学教学法专家，教育科学院院士。这本书包括“总论”和“文学阅读”两部分，集中论述了五～七年级文学阅读的教学方法，既有理论介绍，又有实践范例。这对我国中学语文教师来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但按照“文学教学法”把语文课都上成文学分析欣赏课，把原来上课时字词句的串讲，代之以繁琐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分析，对我国语文教学产生了负面影响，实际上是《红领巾》教学法的继续。此后，课文分析成为语文课堂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不但影响、制约了师生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固化了广大语文教师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课堂中心、课文中心、教师中心成为语文教学难以突破的怪圈。

四、《红领巾》教学法的历史局限性及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这种以课文分析为主的语文教学模式的形成，其直接原因固然和当时教育界的倡导有关，但另一方面，还有更深广的社会、历史原因，那就是以阶级分析为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亟需获得新胜于旧、今胜于昔的历史合理性和文化先验性的证明，并把这种思想和思维模式通过文学、教育等各种手段，变为全体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重建人们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想象。为此，素有文以载道传统的语文教育和文学史的编写，都要服从、服务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的政治-进化型话语实践，论证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的历史合理性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而在这种认识和观念指导下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因其普及性和深入性，从此决定了几代人对文学的审美期待视野和文学接受心理及趣味，影响至深至广。大部分接受了义务教育的中国人对于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和接受，都是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上得来的，并形成了一种文学接受的普泛的社会心理。

建国以后的话语类型可是说是一种建立在阶级论和进化论基础上的政治-进化型话语，其主要特征为他律性和一元化。他律性是说文学史的书写和语文教学的实践受制于权力话语规则而非自身发展需要的内部话语规则，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一元化是说文学史和语文教育的观念受制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进化型话语的他律性和一元化长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史书写中小学语文教材、教学的叙述视角和方式。因为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它决定了：第一，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能够进入教材；第二，以怎样的方式被阅读和接受。我们仍旧以《红领巾》的教学为例，对上述问题作出具体的说明。

《红领巾》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初中中学语文课本》。这套教材共6册，110篇课文，几乎全是现代作品，苏联作家的作品和描写苏联的作品占到五分之一左右。其中第2册的作品目录有：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萧三，列宁在学校里/艾明之，解放军和老百姓，南进路上/刘大为，詹天佑，重庆一零一钢铁厂职工给毛主席的信，开荒速写/矢中，打夯歌，李班长学文化/宋文茂，毛主席的话/陈模，渡淮河/卢耀武，在雅尔达，草原上新主人，拖拉机开进高家村/李庆番，红领巾，团的儿子，在北极，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茅盾，冀中的地道斗争，打得好/成荫，共20篇。选择这些作品，首要目的在于“完成通过语文教学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使学生得到深切的感染”，“对学生发生切实的作用”。（见课本前的《编辑大意》）仅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也可以看出，它们大多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其内容大多反映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反映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各方面的胜利，表现新中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和知识分子等的崭新的精神面貌”，能起到“较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课文后边的提示和练习，都“过分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无从得到语文训练”。［5］

《红领巾》是第2册第15课的课文，是翻译的一篇苏联的文学作品，主要内容是反映一位少年——艾戈尔卡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不顾危险独自出航点燃水路标灯的故事，文章长度有7页。这样一篇课文的教学时数，北京市教育局规定为7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所属中等学校1952年度第二学期各年级语文教学要点及进度”）。普希金认为教2节就可以。经过折衷，北师大学生教了4节课，这4节课的教学重点分别是：讲述故事梗概，分析人物形象、分析主题、分析写作特点。其中第2节课是重点。这节课的教学目的是：（一）使学生认识并学习艾戈尔卡的高贵品质；（二）培养学生分析人物性格的能力。教学环节有组织教学、检查作业、进行新教材、巩固新教材和布置作业。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解法和谈话法（主要是问答法）。具体教学过程是：教师先范读，用时12分钟；接着引导、启发学生自己分析人物形象，加上教师的小结，用时30分钟；最后布置作业。在分析人物形象的环节，教师先把课文分为四部分，然后按照主人公平时注意锻炼、热爱工作、热爱学习、对妹妹友爱、爱护祖国人民生命财产的顺序，让学生把能够代表主人公高贵品质的行动、想法和语言的句子找出来，由老师按备课时准备好的顺序扼要写在黑板上，然后加以分析综合，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执教老师认为，这样做的优点是：一、能给学生比较完整和深刻的印象，二、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第三，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技能和熟练技巧。［6］这节课经过普希金和叶仓岑教授的指导和北师大学生精心的准备，效果确实比第一次要好，但现在看来，它带有很强的预设性，老师的教法仍旧带有以教为主、主题先行的痕迹，学生只能循着教师预先设计好的思路，最后到达老师定好的目标。老师对学生的回答判断的唯一标准是正确与否，并把这看作是学生“积极思维”的证明。谁也无法否认，正确答案的出现是学生思维积极、教学效果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准。问题在于：正确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确定的，正确是文学作品分析的唯一标准吗，有没有其他的标准？这节课主要是围绕艾戈尔卡的英雄行为和高贵品质展开的分析，其答案只能用好、坏，正确、错误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标准，这个标准的确立是当时的人们与意识形态达成的默契，执教教师只是它的一个忠实的传声筒而已。也就是说，实际上，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在对学生的回答作出正确与否的判断，如果学生因为生活经验的局限性达不到它要求的标准，它还会要求教师“进一步地启发学生”，使学生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发展，通过教师的概括、提高来最终达到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企图给学生以“完整和深刻的印象”，并且让学生觉得是“通过自己的思维”和分析而得出的。这种做法，比起语文课上生拉硬扯的思想政治说教，当然是一个进步，在当时也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现在看来，这些分析和结论却未必是教师和学生个人真切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听到的是一种时代的权威话语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它用强大的时代共名代替了个人微不足道的声音，以文学分析的共性代替了文学鉴赏的个性，并通过教育，力图以形象的方式证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并塑造学生一元化的思维模式。

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是构成社会公共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时代重要的人文精神资源。作为社会精神系统的重要文化资本，它也是各种话语力量进行权力寻租的场所。在这一点上，它和文学的境遇是息息相关的。它们都受制于两种权力的制约，一是政治权力，二是知识权力。《红领巾》教学法的分析模式可以概括为：先定性，再分析。具体来说就是主题先行、结论先行、教师先行，即教师在备课时，先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对课文的思想内容作出定性的结论，然后通过分析的手段引导学生按图索骥，从文章的主题、内容、写法、人物形象等方面找出相关语句加以证明。虽然采取的教学方法不乏民主性和新颖性，如讨论法、谈话法、图解法的运用，但是，教学指导思想是大一统的，教学模式是程序化的，教师扮演了政治和知识双重权威的角色。表面上看，《红领巾》教学突破了此前语文课政治思想说教的模式，但实际上，它只是通过所谓文学分析的知识权力来自觉代行政治权力对语文教育的直接控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语文学科试图摆脱政治束缚回归自身的进步表现，但实际上，这种教学法是以知识和思想的预设性、先验性以及教学过程的认同性、接受性为基础的，因此，进步的幅度不大。《红领巾》教学法逐渐使课堂教学变得机械、沉闷，缺乏生气和乐趣，束缚并禁锢了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这种忽略学生的个性、生活经验和文学作品特性的教学方法，只能适用于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教育的内部规律和内在需要终究要逐步突破外在规则的限制，使语文教育摆脱对意识形态的依附，走到它原本的轨道上来，即按照美的规律自由自觉地塑造。在限制与突围、他律与自律、禁锢与创造等消长起伏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语文教育走过的曲折艰难的历程。黎锦熙曾做《龟德颂》：“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这首诗用来说明语文运动与语文教育的过程和规律，真是再恰切不过了。

注释：

［1］《稳进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人民教育》短评，1953年第7期。

［2］郭绳武：《中学国文教学的一种状况》，《人民教育》，1950年第5期。

［3］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341，390页。

［4］李裕德：《语文教学是怎样倒掉“孩子”的》，《光明日报》1998年4月8日。

［5］顾振彪：《人教版1950年-1955年初中、高中课本介绍》，《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2001年2月第1版，第511、512页。

［6］参见：陈玉璞、杨茂勋：《我们试教<红领巾>的经过和体会》，《人民教育》1953年第10期。

《“红领巾”真好》教学反思 第5篇

一、教给方法，有趣识字

这是第一课时的学习，识字是首要目标。为了让学生轻松、有效地掌握这些抽象的方块字。依据学生的好动的特点，我有意识地和学生玩编拍手歌的游戏，通过念、拍“口字旁，几字边，叽字记心间”等这样带节奏的拍手歌，达到眼、手、、心、口的统一，学生喜闻乐见，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达到了识字教学的高效。同时，潜意识中教给了学生识记合体字的方法，一举两得。

二、创设情境，体验情感

我们知道，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形成，应是学生在感受和体验中掌握和形成。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产生情感体验，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等，都产生于一定的教学过程中。《“红领巾”真好》一、二两节讲述的是清晨小鸟的快乐、活跃，如何把文字所传达的开心快乐转为学生的快乐，变成学生的直观体验，从而读出快乐呢?我是通过语言描述和换位角色体验等途径来实现的：

1、语言描述

课堂中教师的优美语言引领着孩子去学习、探索。如在理解词语“扑棱棱”时，我说：清晨，一缕阳光射进了树林，又一个新的一天来了，小鸟们，准备好，叽叽喳喳地叫起来，飞起来吧!”学生听着仿佛自己就在森林中，都愉快的飞起来了。如在引导学生表演捉虫时，我先描述：我们的教室就是美丽的大森林，这里有美丽的花，有高大的树，你们可以飞出座位，去给大树捉捉虫，可以一边介绍自己一边捉虫。就很自然的给学生创造了森林这个大环境。

2、换位角色体验

对文本情感的体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就把自己当文章中的我。在这儿，文章讲的是小鸟，其实他与可爱的学生有较多的相似处。快乐的小鸟会唱歌，会叽叽喳喳的说，还会梳理蓬松的羽毛，通过对课文的阅读，学生已有体验，我及时引导学生想象：快乐的小鸟在叽叽喳喳的说些什么?学生有的说“今天天气真好!”有的说“昨晚睡的真舒服!”学生的思维打开了，好象自己就是林中那只早起的鸟儿，越说越开心，此时学生读课文不用说开心的字眼儿，已经是有那股味了。我再作侧耳倾听状，仿佛听到了歌声，孩子们就开心的唱起了歌儿，边唱边做动作，快乐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我再问：快乐的小鸟你们还在干什么呢?直接把学生当作了一只鸟，学生有的说我在做操，有的说我在和邻居打招呼，有的说我在梳理羽毛打扮自己各式各样，，此时再读，学生是乐读，同时也是读得乐极了!最后我把学生放入了美丽的大森林这一情景，让他们这群“小鸟”去给大树去捉虫，我先当上了啄木鸟飞出去，学生爱玩是天性，当小鸟更是开心极了，整个教室变成了繁忙的大森林!

《“红领巾”真好》教学反思 第6篇

开课时请学生齐读课题后提出问题：看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让学生在质疑问难中激发学生的主动求知的意识。我从简单的红领巾入手，引导学生说出带着红领巾的学生就是光荣的少先队员，这等于从一开始就让学生自己解决了课题为什加引号的问题。接着我设计的是从课题提出学生自己的疑问，主要的问题是：1、为什么说“红领巾”真好？2、红领巾指的是谁？3、为什么加了引号？4、是谁在夸红领巾真好？我觉得疑问是学习的动力，引导学生从课题入手，带着问题去学习课文，可以使学生更为主动的去学习课文。

这是第一课时的教学，对于二年级来说识字是最重要的教学。但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一定的自学能力，所以我并未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我利用课件出示这篇课文要学习的生字，以坐火车的形式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本诗共三小节，第一节写小鸟的活泼可爱，使人不由自主地爱上这些小精灵；第二节通过小鸟吃害虫的行为告诉孩子们，小鸟能保护树木，为树木捉害虫，是人类的朋友；最后一节用“红领巾”的爱鸟行动点明了“要保护自然，保护鸟类”的主题。短短三节文字，表达了保护生态环境、禁止捕杀益鸟的环保的观念，并启发学生如何用实际行动爱护益鸟。

在学习课文这一环节，我没有采取从第一节教到第三节的办法，而是采用了变序的教学方法。首先我从学生的问题入手：是谁在夸红领巾真好？请学生自己从课文中寻找，这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然后回过头来学习第一、二小节的教学，在这一节的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融入情境中去，让学生在课堂中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小鸟在树林中是多么快乐，多么自由自在！这一节主要的是学生的朗读，但我仍是加入了语言训练、资料拓展等，用“一会儿……一会儿……”和“因为……所以……”进行说话训练，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后采取多种形式，让学生朗读成诵，这样让学生在课堂上尝试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