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文化自觉

大学的文化自觉（精选12篇）

大学的文化自觉 第1篇

不少人认为, 在发展问题上, 发展中国家会具有某种“后发优势”, 其实并不尽然。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就有“后发劣势”的提法, 即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有大量空间可以模仿发达国家, 短期内可能取得快速发展。但如果这些国家只是拘泥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某些技术和管理模式, 而不按自己的国情民意进行改革, 则其长期发展将隐患四伏, 甚至将面临失败。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延续的是近代以来的“新学”传统, 实质是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建立起来的一种后发外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如果只进行技术、方法或一般架构和制度层面的模仿, 而不作出理念和环境上的根本性改变, 就很容易导致“后发劣势”。倘若中国的大学建设仅仅停留在模仿、追随西方大学的水平上, 就不可能真正跻身于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 就不可能吸引和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产出世界一流科研成果,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沦为空谈。更何况,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要努力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国的地位、责任和影响, 还要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所以,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突破“后发劣势”, 探索符合中国大学实际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

那么, 怎样来界定“中国大学”呢?涂又光先生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所办的大学应该办成“在”中国的大学 (a university in China) , 还是中国“底”大学 (a university of China) ?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台词就是, “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上独立自主的大学, 应该是坚守并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有学者认为, 今天谈论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人, “缺的不是国际视野’, 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对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来说, 文化的自觉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即明白它的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费孝通认为, “文化自觉”是中国文化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 是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 它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单纯地“复古”, 也绝不是主张“全盘西化”。他还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只有在认识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 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 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可见, 自知之明绝不是自我封闭、沾沾自喜, 而是在充分了解多元文化的基础上, 提升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以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早在现代教育与学术在中国兴起之初, 就有不少有见识的教育家、学问家对“文化自觉”有所意识, 呼吁光大中国本来的教育传统。蔡元培曾十分期盼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结合到现代的教育道路上去, 因而把废除书院制度视作引入新制度所带来的最大遗憾。陈寅恪曾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 有所创获者, 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认为, 引进外来文化、教育不能不注意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国情民性。他的办学理念是“崇尚科学, 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 其中, “崇尚科学”主要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注重文艺”则是指注重广义的东西方人文知识的学习。1905年的《复旦公学章程》中曾特别注明:凡投考者若有意唾弃国学, 即使录取之后, 也将随时开除。这是用制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捍卫。

大学, 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过往、现实和发展趋向有着明确的体悟和感知, 对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新型文化的培育、重构具有浓烈的自主意识和行动使命。世界各国的一流大学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和性格。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艾略特说过, “在任何社会中, 高等教育机构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 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 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纵观世界各国, 凡拥有世界一流大学者, 无不是在秉承共同理念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独特的大学模式的。美国如此, 早期的英国、法国、德国也是如此, 后来的日本亦然。各国大学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 孕育着一个民族最为丰厚的文化积淀, 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转化和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因此,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应当自觉地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切入寻找制度创新的生长点, 进而发展出不同于西方大学的新制度、新模式。

中国的大学应当成为充分体现中国文化自觉的场所, 自觉承载起自己的文化使命、体现出自己的文化担当。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 建立一个全球视野下宏大的中国文化发展和传播战略, 成为中国大学在新的时代面临的关键任务。如果说一流大学有什么文化担当的话, 这就是一个只有一流大学才能承担起来的文化担当。这种文化担当, 体现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传承, 体现为对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守护和引领,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 也必然体现为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和创新。现在中国在海外建了很多孔子学院, 汉语成为国际性语言, 但中国的理念与文化还远未被推广和传播出去。在物质条件上, 中国大学正迅速赶上世界一流高校的平均水平, 有些大学甚至可能还超过了世界一流高校。但是, 我们在理念、体制机制上的优势还不够明显;我们在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提出问题、发出声音的力度还有待加强;我们的观点被他人理解、采纳、信服的程度还有待提高。

季羡林有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说法。他认为, “二十一世纪, 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 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在他看来,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悟性的文化, 悟性文化适合于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需要综合判断才能理出条理。当今世界很多事情已不是割裂、孤立的问题, 不能以简单的形式逻辑推演加以解决。所以季羡林认为, 在21世纪,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应该成为全世界的主流文化。笔者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中国悟性文化吸收了古希腊传统的理性精神及逻辑思维以后所产生的混合文化, 应当是21世纪的主流文化。这是真正符合“文化自觉”本义的。世界上的文化从来不是轮流坐庄的, 而是某个国家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以后组合成新文化, 才能主导世界范围内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大学的文化自觉 第2篇

甘阳

2005年6月18日至20日，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在香山召开，会议题目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百余名专家、学者及学生参会讨论，议程包罗当今中国人文教育所面临的最迫切的诸种话题，如“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的地位”、“综合性大学的人文教育实验”、“中国的法学教育与中国大学生的„服务学习‟”及“艺术院校与人文教育”等。

中国文化论坛由董秀玉和周凯旋发起，其宗旨为“立足于21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其创立得到费孝通先生、李泽厚先生、许倬云先生、王元化先生、韦钰女士等等学术界、教育界前辈的支持。

杨振宁先生称“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是个非常及时的题目”，因为它始终关涉着“中国大学能否担纲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能否唤起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的问题。本届论坛执行主席甘阳先生就“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话题接受记者专访。

早报：在香山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上，杨振宁先生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地讨论。您作为香山会议的执行主席，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也都着重强调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您能否就这个话题再深入地谈一谈？

甘阳：所谓“文化自觉”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的崛起并非仅仅只有经济史的意义，而是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这是与从前所谓“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完全不同的。现在全世界都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21世纪的最大事件，尤其对西方来讲，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提出了是不是会改变600年来西方统治整个世界的格局问题，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格局。对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这种地位，中国人必须要有自觉的意识，要自觉地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要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

但第二，更重要的是，提出“文化自觉”是要指出，我们国家目前的文化状况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我们的文化底气严重不足，我们的文化历史视野更是相当狭隘。因此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要反对文化自大狂，反对文化浮躁气，反对文化作秀风。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提倡的是从非常具体的事情着手，作文化筑基的工作。香山会议的主题是“大学的人文教育”，但我们同时安排了一场专门讨论中学教育与大学的关系，而教育部前副部长韦钰女士在开幕式上则着重谈了5岁到12岁儿童的素质教育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是需要化大力气的工作。总之，“文化自觉”一定要从具体着手，作耐心扎实的文化奠基工作，要特别反对吹牛皮，说大话，搞花拳绣腿。

早报：所以你在香山会议开幕上要强调，在教育和大学的问题上，你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主张稳健务实的立场。

甘阳：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各自从事的具体研究相当不同，但在有关教育和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大体上有一些初步共识。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在教育和大学改革的问题上大多主张采取稳健和务实的态度。我们都知道，有关中国教育和中国大学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学要改革的呼吁，而事实上中国的大学也都一直在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方案。但我们以为，教育的问题并没有捷径可走，教育的提高不可能采取搞样板工程的方式追求速成的效果。任何改革都有其代价，都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同时，改革的实际结果往往难以预测。因此我们比较同意理事会成员、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的的一个说法，即在教育和大学的问题上，比较稳健务实的道路是“逐步调整，小步改革，通过改革调整的实际成果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空间，最终形成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制度”。

早报：记得你在香山会议上曾明确说，要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国大学的现代人文 教育制度和传统，可能需要至少二十年以上的不懈努力。

甘阳：是的。任何建立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制度或更广义的“通识教育”制度的努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讨论和辩论，更需要大学内外各方面的努力和妥协。我们注意到，近年在中国讨论大学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以所谓美国大学模式来说事，而不少大学的主事者也往往喜欢宣称他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美国模式或最新的哈佛方案，等等。但我们想强调，美国大学一些比较好的制度都不是天然形成的，都是经过漫长而不懈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一种传统。因此重要的不是某个具体方案如何先进如何现代，而是在于传统的养成与制度性的累积效果。

我们确实认为，要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国大学的现代人文教育制度和传统，很可能需要至少二十年以上的不懈努力。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今天，在我国大学急剧扩招而加速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事实上举步维艰。同时，在一个全球英语化的教育和学术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一个非英语国家和非西方文明，其人文处境更是极为复杂和困难。按照我们的看法，今天我们大学存在的许多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任何急于求成的改革，往往都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摧毁原有的基础。教育和大学的完善需要时间，需要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取决于能否养成一个好的传统，而传统的形成本身就需要时间。如果一个大学没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传统，那么不断的改革很可能只是不断的折腾。我们因此并不是以大学改革者的身份自居来召开香山会议，而是以教师和学者的身份来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希望我们的会议能够初步提出一些真切的问题，能够形成一个讨论的传统，从而为今后长期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提供一个基础。

早报：所以你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同时强调，希望香山这个会议更多从积极 性、建设性的角度着眼来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问题。

甘阳：我们每个人最近大概都参加过不止一次讨论大学问题的会议。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下讨论大学问题，往往很容易流为牢骚会和诉苦会。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确实存在很多令人光火的问题，大学教师可能都有一肚子懊恼。但我们同时认为，如果我们的大学讨论仅仅满足于抨击一些人所共知的大学弊端，仅仅只是惯性地重复一些永远正确的表态性批评，那么我们不仅无法提高讨论的水平和质量，而且很可能会在批评的同时陷入某种非常简单化的思维，即以为只要某个问题解决了，大学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或只要某个问题不能解决，大学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我们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因为这种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实际只能导致我们无法真正深入大学人文教育的内在问题。我们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内在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并不是其他的体制改革可以代替的。例如，即使大学的行政体制和人事聘任体制都理顺了，也并不表示大学的人文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地走上轨道。我们因此希望这次会议能深入讨论大学人文教育的具体问题和内在困难。

早报：你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面临七个问题，能否向我们的读者谈一下这些问题？

甘阳：这些问题都非常具体而且比较复杂，不可能在这里展开。不过我提出的这七个问题分别是：第一，大学人文教育需要考虑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关系；第二，大学人文教育必须首先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第三，大学人文教育必须理顺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认真考虑法学院和商学院这些职业学院在大学中的定位问题；第四，大学人文教育需要重新考虑文－理关系；第五，大学人文教育进入课程设置，将会凸显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矛盾；第六，大学人文教育的展开一定会重新提出百年来的老问题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第七，大学人文教育必须处理好人文教育课程设计上的纲与目之关系。

早报：记得你在会议上似乎说上述七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即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是目前最基本最突出的问题？

甘阳：因为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大学中的“本科生”究竟在大学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我国大学目前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国大学人 文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所谓 “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指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因为研究生教育应该更注重专业教育。虽然 ”人文教育“ 本身可以是一个终身教育的概念，但”大学的人文教育"是指大学有义务有责任为学生提供的教育，而本科毕业以后的人文 2 教育主要是你个人的安排问题，不 再是大学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落实为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阶段的通识教育安排，因为如果大学本科第一年开始就着重专业教育，那么“大学的人文教育”事实上就难以落实。

但我们知道，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采用了前苏联的大学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实行专业教育，本科一年级就分专业，因此我们的大学一直没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也缺乏“大学人文教育”的制度和传统。客观地说，中国五十年代采取这种本科专业化的大学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急需技术人才，本科专业化可以节省成本在四年内迅速造就技术人才，而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技术骨干作用。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最近十年来，大家都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弊端，不但过早过窄过细的专业划分严重限制了我国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展，同时这种体制完全没有为“大学人文教育”留下空间。因此晚近以来我国许多高校和教育部都在推动“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想法就是想改革目前的大学本科教育，特别是想改革我国大学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区分的状况，以及大学人文教育不发达的状况。从1995年开始，当时的国家教委开始推动高校的 “文化素质教育试点”，1999 年教育部又建立了32个国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动了许多大学都在开始探索本科教育体制逐渐转向通识教育的方向。因此我想强调，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抽象思辨，而是从中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和近年来我国大学已经作出的努力的基础上来讨论问题。目前中国的大学本科生已经超过两千万，如何改善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提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可以说首先就是强调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需要明确中国大学本科阶段的教育目标，这是目前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最基本和最突出的问题，早报：在香山会议上，北大、清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和华东师大等不少大学的学者都讨论了他们近年来的各种尝试。你们三天会议的密集讨论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或共识？

甘阳： 我们的会议首先强调的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我国大学的各种尝试，需要保持同情了解的心情，而不宜求全责备。我国大学从强调专业教育转向注重本科通识教育，这是个困难的过程。许多尝试或许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尝试都为探索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转型积累了经验教训。从会议讨论情况来看，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仍然有待认真讨论。在这里，我们需要问一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何在？目前很多大学似乎都把本科教育的目的看成就是培养研究生的生源。这种指导思想是值得重新加以检讨的。严格地说，这种指导思想是难以成立的。首先是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比例问题，目前我国大学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是有限的，如果把本科培养目标看成是培养未来的研究生，就没有顾及大多数今后不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养。其次，这种指导思想恐怕仍然是以往强烈的“专业主义”教育思想和传统的延续，仍然没有真正把大学本科教育阶段视为具有独立的目的和目标，而是对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含混不清。实际结果是把以往的“专业主义”转移了一个层次，大学扩招后，大学本科变得相当于过去的高中，而研究生则变得相当于过去的大学本科，因此一切仍然强调的是专业教育，这就不大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制度和传统。

另外则是一些外在的困难。首先是大学扩招带来的困难，因为本来是在摸索本科教育的转型，但扩招以后出现师资不足问题，师生比例严重失调，工作量大幅增加，把这么多学生安顿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本来已经非常困难的摸索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讲的人文通识教育是面向所有本科学生的公共教育，如果基数太大，师资根本就没有办法保障，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二个不利条件是大学教育的全球化。大学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后果是片面或极端强调科研，而轻视教学，尤其轻视本科教育。在转型中的中国大学，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早报：无论是在香山会议上，还是后来22日晚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您都着重提到了美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经验。这样的强调当然也遭到一些质疑，认为您的眼里只有美国，并且认为这似乎与你近年在其他问题上的反美立场很不协调。

甘阳：该反美的地方就要反美，该学习美国的地方就要学习美国，不要为立场和意识形态所拘束，3 这是我的一贯主张。现在有很多“虚假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比如现在好象反美很POPULAR（流行的），很“政治正确“，但另一方面现在每个大学都有大量学生在考托福，考GRE，我们的很多干部和教授更是言必称美国，这样的情况很迷惑人。真正的问题不是亲美，也不是反美，而是在该学的地方就得学，好的地方就得学。我一直强调，现在中国碰到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西方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阵痛。我们必须了解西方，因为西方每分每秒都在影响着我们。不管中西如何的不同，但是面临很多的同样的问题，比方说高度商业化的问题，比方说消费文化的问题，都是现代大学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关键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去解决。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做得比我们好。但是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你就要深入地看，历史地看西方。要了解西方比较深入的东西，要看它2000年的历史，而不是把西方、把美国当成一个现成的模本去参照。这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研究美国的任何一个制度，最好你要看它100年的历史发展，要了解其来龙去脉。美国的大学也面临现代商业环境的冲击，难道美国大学生的道德就比中国大学生的道德好？不是这样的，而是他们设置了很多制度性的屏障，来使大学生比较少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早报：在2003年那场关于北大教育改革的争论中，您一度成为旗帜性的人物，尤其你当时提出的“华人大学理念”问题，显然与你现在强调“文化自觉”一脉相承。现在2年过去了，回头来看那场改革以及那场争论，您有些什么想法？

甘阳：我基本上比较正面肯定2003年的那场辩论，它使得大学教育改革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在相对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在公众中间进行了讨论，也扭转了一些过于片面、简单化的观念。北大教改仅仅是大学问题中很小的部分，现在讨论大学教育的问题就应该更加细化一点。那时候提出强调“华人大学”的理念——中国的大学不是要办一个留美预备学校，关键是看自己的大学能不能培养出具有“文化自觉”的中国大学生。所以，大学的问题，确实总是和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始终要面对中国现在的问题，来办现代中国的大学。

大学的文化自觉 第3篇

【关键词】 世界多元文化；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

多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必然会带来诸如传统与现代、世界与本土、批判与继承等关系的冲突。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日趋深入，世界多元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因此，加强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崭新课题。

一、世界多元文化广泛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

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各种新思潮、新流派层出不穷，在当前这个“多元信息交汇，多方位价值取向交叉，多意识形态并存，多元文化共生”的背景下，更带来了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更新。权威可以被挑战，正统可以被颠覆。大量的非理性思潮对传统的理性文化模式提出了抗议，否定传统成了文化思潮中司空见惯的事。

（一）大学生文化认同逐渐弱化：近年来，西方文化在大学生中盛行。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一直是批判多于继承，百年的文化断层造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集体失忆。大学生们宁愿去读外文原著而不去读诸子典籍，原因竟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易懂。”这表明，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缺乏应有的认同和自豪，而对西方文化逐步走向认同和依赖。同时，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呈弱化的趋势。当代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通字顺。这从另一侧面暗示了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弱化。

（二）大学生文化观念受到挑战：受当前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选择方面，部分大学生在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对主流文化存在质疑。一些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呈现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点，有的大学生把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学校所组织的各项活动等，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希望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要求。

（三）大学生文化自主逐渐丧失：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娱乐文化加速产业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市场机制的操纵下，娱乐文化正以“大众文化”的名义成为一种霸权文化，影响着当代大学生，造成了大学生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和多变。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而价值又是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面对多元文化的选择，大学生们更多地表现为茫然不知所措。 多元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价值享受和感知愉悦。使其往往停留于对活动的享受，而缺少对文化的反思。因而，是不可能接触到文化的本质内涵，这就造成在多元文化的选择中丧失自主性。

二、以反思、批判、继承、创新的态度培育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是人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是大学生对文化的“自知之明”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对外来文化的“博采众长”，以及对未来文化的“积极建设”。

大学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只有培养其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潮流，就有科学的思考，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对于保持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立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用坚守强化主流意识：在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方面，大学担当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学是人类积累、传播、创新知识的场所，是传承文明科学的集散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大学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大学教学主阵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多元文化进行审视、鉴别和筛选，强化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总的来说，我们要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统领和整合多元化的社会思想、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形成普遍共识。加强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必须引导大学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主流意识的正确导向。

（二）用反思弘扬传统文化：获得“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离不开对中华全部历史及其世界背景的认识。可以说，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财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让大学生更多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关注。既要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的光荣史，也要让他们清楚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对那种蔑视传统文化、企图割断中国文化命脉，使中国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错误行为要自觉进行抵制。

（三）用理性重建文化自信：在当前全球化语境的多元文化冲突中，思想文化上的差异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十分明显。对于西方文化思潮，我们要合理地批判与吸收，而不是简单的拒斥或崇拜。这就需要有分析地、有选择地博采异质思想文化之长，在思想文化整合中进行“综合创新”。

（四）用审慎注重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基。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都面临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和矛盾，从文化资本到文化产品、从文化形态到文化意识、从语言教育到宗教信仰、从影视传媒到日常节日，无不对当代的大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一位学者曾说过：弱小的犹太民族能历经多年的世界大离散重新聚集到一起，靠的就是不灭的犹太文化。所以，文化决定民族精神，文化乃国本。

（五）用广博优化文化氛围：新时期的高等学校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必然会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就要求各高校要主动吸收和借鉴各种文化成果，包括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文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双向互动中，保持开放态势，不断强化自身的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多元性，从而使大学生保持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增强抵御和辨别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论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 第4篇

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特别是良莠不齐的外来文化影响, 当今有些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非常匮乏, 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目前, 已有专家、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如:樊晓东 (2013) , 赵梦影、徐玉莲 (2013) 等, 他们针对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足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并指出了解决路径。

经济、贸易全球化, 导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面对这样的状况, 大学生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策略, 不仅要理解、认知自身文化的优势与不足, 扬长避短, 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也要尊重、借鉴异质文化, 取长补短, 充分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有益成果;同时还要与时俱进, 提升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创造能力。

1.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缺失的表现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文化自觉和自信这两个概念。“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 主要指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 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 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⑴

1.1 大学生思想问题

长期以来, 一些中国大学生,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严重影响,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化底蕴不足和文化历史视野狭窄, 对中华民族文化缺少自豪感, 而对西方文化却盲目追捧的现象。其实这是他们不了解西方社会的表现,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缺点。很多时候, 大学生对外来文化缺乏辨别能力, 才会导致崇洋媚外。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铸就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 是这个星球上惟一从未间断的文明体系, 世人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评价颇高。然而, 部分大学生不珍惜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 却盲目崇拜美欧乃至日韩的快餐文化, 其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感知、自觉和自信, 充满着崇洋媚外的思想, 言必称西方。当然西方的思想文化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 但也存在消极腐朽内容。那种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由于中国现在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矛盾和问题多发, 思想困惑和精神焦虑加剧,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任务很重, 大学也不再是世外桃源。在这个时候,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是当务之急。

1.2 行为表现

在信息爆炸时代,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 大学生有了更多、更快了解西方的渠道和方式, 这给他们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有同学是利用这些方便快捷的途径了解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资料和学习英语, 但是也有不少的大学生比较颓废, 认为学习无用, 赞赏“六十分万岁”。他们痴迷网络游戏, 为了玩游戏不惜逃课, 晚上通宵上网, 到了课堂上却呵欠连连, 或者干脆躲在宿舍补觉, 他们认为这样才是所谓的自由、有个性。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嗤之以鼻, 认为是落后的文化, 对我们的传统佳节没有多少兴趣, 却对西方的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愚人节等洋节非常热衷。不愿意观看国产电影、电视剧, 却忙着追美剧、看西方电影。总体就是认为西方什么都是先进的, 中国就是落后的, 包括文化, 一切都不如西方, 这是典型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缺失。其实他们不知道, 在西方, 大学生学习很紧张, 压力相当大, 根本不像有些中国大学生那样自由。他们有很多作业要做, 很多论文要写, 经常需要团队一起完成作业;不好好学习是毕不了业的。很多大学生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 文化自觉不强, 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是一鳞半爪, 才造就今天这样的局面。

2. 培养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策略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 文化在不同国家间的传输与交流越来越频繁, 这就更需要广大学生能够自觉用中国文化武装自己, 尤其要认识到文化自觉才是应对文化多元化的有效武器。我们需要变革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策略,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2.1 讲好故事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作为高校, 应该如何让同学们了解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优良传统, 知晓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 才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大学生要自豪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思想价值, 大力繁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优秀文化。

高校有关部门应该转变单纯靠政治课、德育教育等传统的方法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这样做, 大学生只是被动接受而且形式比较单一, 很难引起学生兴趣;应该做的是转变思维模式, 通过多种方式使学生了解并热爱中国文化, 从事编剧、动漫设计者、游戏策划工作的专业人员, 应该开动脑筋, 与时俱进, 编出优美动人的故事, 拍出高质量的电影、电视剧, 开发引人入胜的游戏等等来吸引学生, 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并能潜移默化地教育他们。电影“少林寺”“一九四二”、游戏“三国杀”、专题片“舌尖上的中国”“河之南”等都是成功的范例。

中国有漫长的文明史, 其中不乏各种惊心动魄、优美动听的故事素材, 如果能把这些编成动人的故事来传播, 润物细无声, 这样比单纯地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效果要好很多。其次, 大学里应该多开设人文素养选修课, 讲解礼仪、音乐欣赏和美术鉴赏等方面的知识, 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 同时让他们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有了充分的文化自觉, 才会有文化自信, 才会对外来文化有鉴别, 能够辨别出精华与糟粕, 吸收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摒弃不健康的东西。

2.2 大学教师再教育

近年来, 种种不良社会现象, 如急功近利、浮躁心态等, 无不在影响着校园里的师生。作为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也很难独善其身, 那么, 如何去教导学生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就很具有挑战性。因此, 大学教师面临一个自我再教育的问题。作为授业解惑的大学教师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有不少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 自身的文化自觉与自信都不够足, 如何能教育学生重视中国文化?

因此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并与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 摒弃当代社会“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的不良影响, 加强自身师德、师风建设, 使自己的学风更加严谨, 为人正直, 形成强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老教师同样需要积极通过现代技术学习新知识、接受新理念, 与时俱进;年轻教师要端正认识, 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资源进行自觉学习, 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 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 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2.3 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健康的社会环境, 这些都是外因, 真正起作用的是内因, 也就是学生自己。再好的外部环境, 如果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 自觉加强文化自觉与自信, 一切都是徒劳。

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朝气、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群体,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程度, 往往影响和引领着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起着文化导向的作用。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不仅要求他们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 还要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因此, 大学生自己要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 多读有关中华文化的书籍, 多实践, 多思考, 想方设法使自己多了解、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自觉自愿地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从小事做起, 提高和锻炼自己的能力, 培养出自己的高尚人格。同时也在社会、家长、老师的帮助下不断修正自己、完善自我。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因此应当努力培养自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 增强文化自信心。在面对中外文化时, 辩证取舍的能力也应该增强, 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能力, 对外来文化要有的放矢, 吸取其精华, 剔除其糟粕, 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

大学生首先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 熟悉中国文化, 具备文化自觉与自信, 了解当今国际形势和先进科技, 并对历史的进展态势有一定的理解, 分得清好与坏。各级各类涉及中国文化传播的机构和个人要学会讲好故事, 把故事讲得美丽动人, 才能吸引学生主动了解中国文化, 才能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再加上家庭、社会的协助及自己的努力, 相信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会不断提升, 将来走向社会, 实现文化强国, 将文化转化为各方面实力, 发挥自己的作用, 为国家强大贡献自己的一份自己的力量。

摘要：近年来, 中国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大幅度滑坡, 主要表现在崇洋媚外、轻视中国文化、学习生活不求上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的便利条件, 创作出能够吸引大学生的文化作品、网络游戏, 讲好故事;大学教师要充实自己, 加强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再教育, 给学生传达正能量;学生自己要进行反思, 加强自我学习、教育, 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关键词：大学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邱柏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需要对待的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 2012 (1) .

[2]Joseph S.Nye 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New York:PublicAffairs, 2009.04.

[3]王秋莲.高校育人过程中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培养[J].东华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12 (1) .

[4]樊晓东.大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培养[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3 (8) .

[5]阳国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J].广西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12 (3) .

大学的文化自觉 第5篇

2011年11月10日 12:07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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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成都11月10日电(刘贤)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10日在该校举行的“大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论坛”上，指出大学在推进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过程中面临四大问题，称“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社会文化自觉缺失”、“社会文化自信严重不足”。

谢和平说，大学文化不同于世俗文化、企业文化和政府文化，它的根本特性在于具有先进性和引领性。因此大学应当具有其他社会实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发挥文化传承创新职能过程中，大学还面临诸多挑战，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反映出一些企业见利忘义、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现实；一些政府机构虚报、捏造统计数据引发严重的诚信危机；在大学里，一些教授、学者为了追求个人名利，学术造假、抄袭剽窃现象屡禁不止；“女童被两车碾压没人救助”、“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发生后，不少大学校长在网上发布“撑腰体”，支持学生见义勇为，这反映了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期望，更说明现在社会良知缺失。

二是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凤凰网调查显示，在回答“上大学的目的”时，24.2%的学生选择“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赚钱”，21.7%的学生选择“为了满足个人追求”，很少有学生选择“为了承担传承文化的责任”；一些教授、学者在价值追求上也出现了迷失现象，有些老师把本职工作当成第二职业，打着学校的牌子擅自到校外兼职赚钱，还有一些学者只盯着个人名利、不谈教书育人，无法承担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

三是社会文化自觉的缺失。现在社会上不同程度地缺乏高度的文化责任和强烈的文化担当。一些媒体强调赚取利润、忽视文化责任，以调侃文化经典、戏说革命历史来吸引眼球，靠着传播庸俗、低俗文化哗众取宠，不仅扰乱了社会文化主流，更误导和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不少大学里，“重理轻文”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长期分离，缺乏交叉融合，使得很多学生接受的是缺失教育，有知识、但缺乏文化，有智慧、但没有责任。

四是社会文化自信的严重不足。现在主要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卑自弃，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弱化；另一种是自大自傲，对待外来文化全面排斥。一些学生、甚至是部分学者，谈到先进文化言必称美国、西方，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严重弱化；一些学生不知道我国唐宋以前的朝代顺序，有的很少阅读古代经典名著；一些干部师生缺乏对学校的自信，缺乏一种作为大学人的身价和气质；还有一些大学和学者缺乏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不愿意积极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研究世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谢和平说，面对这些挑战，大学要履行好文化传承创新职能，关键在于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最先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认为“文化自觉，就是对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而文化自信就是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的问题，应当通过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既要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更要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既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更要认真对待自己的文化。

谢和平呼吁，我们每个大学人，都应当率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坚守者，率先成为社会公德和正义的自觉维护者，率先成为修养境界和诚信道德的自觉践行者。

当代大学生文化自觉现状调查与研究 第6篇

[关键词]大学生；文化自觉；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4-0113-05

一、文化自觉与大学生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观点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过[1]，但“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引起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响应，是在1997年费孝通提出后。费孝通曾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2]。可见，文化自觉既是民族自信心进一步增强的反映，又体现了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迫切需求。它要求在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中，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实现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确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当代中国的大学，应当摆脱纯粹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的困扰，在走出“象牙塔”的同时，将文化传承创新与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共同作为基本职能，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自觉地将文化素养提升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也就是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这是当前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需要。

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应该包括文化认同、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

二、当代大学生文化自觉现状调研

为全面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觉现状，笔者在青岛科技大学进行了无记名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发放500份，回收486份，回收率97.2%，其中不合格问卷3份，有效问卷48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6.6%。调查对象中，共青团员占比81%，中共党员占比8%；理工类学生占比54%，文史类学生占比46%。

本文以483份有效问卷作为数据来源，分析当前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现状并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主流文化认同危机：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新形式[3]。认同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公共性”观念的危机[4]。大学生文化认同包含四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以及除此之外对其他文化类型的认同，比如宗教文化等。

随着中国国门的对外打开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借壳于文化产品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伴随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和扩张，冲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调查显示，不少大学生热衷于过“洋节”，比如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等等。当问及为什么要过“洋节”时，选择“想放松心情”和“追求时髦”的受访者比例各占30%和43%。当问及崇拜人物的时候，超过半数的学生选择了西方名人。在对大学生人生价值主要目标的调研中，选择追求金钱的遥遥领先。在选择工作决定因素的调研中，工资待遇也排在第一位。这明显反映出当代大学生深受西方市场经济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理想主义弱化，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占有强势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由于年轻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而他们又容易受到新事物的冲击，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识肤浅、信心不足，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之下，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出现危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主要从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认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等方面来进行考察。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肯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有68%的学生认为理想信念对个人成长成才是重要的，并愿意成为中共党员；有21%的学生表示“非常渴望入党”；43%的学生表示“愿意入党”；26%的学生对入党持无所谓的态度；10%的学生不愿入党。然而，在加入共产党动机方面，有超过60%的学生把入党看成未来发展的资本、条件，只有14%的学生选择为崇高信仰而入党。从想申请入党的学生动机的功利性、浮躁性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的共产主义信仰出现危机。关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认识的调研显示，有13%的学生认为它已经不再适合中国当前的国情；有40%的同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或者说不清。关于对社会主义信心的调研显示，只有4%的学生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50%的学生则无法确定；有11%的学生认为资本主义更优越，43%的学生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更优越。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学生们已经了解甚少。比如对于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革命精神，6%的学生选择根本不了解，42%的学生选择只是听过这些，并没有真正了解。不了解就更加难以谈到认同。可见，部分学生已经出现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危机。

大学生是重要的文化接受者、传播者和创造者，他们思想观念开放、对新思潮接受能力强，但对文化的选择甄别力还需要加强。更重要的是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重要使命，因此提高大学生的主流文化认同也成为增强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的重要内容。

（二）核心价值取向多元：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迷茫

“文化自觉的核心是对自我的身份以及自我身份的合法性、正当性，对自己生活世界的必然性，对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等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5]由此可见，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是把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当作自己的内在坚定信念，并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而一种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往往又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使得大学生对自己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坚守成为一种文化传承。

不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同。调研不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的统计数据显示，学生认为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比较接近，而受红色文化影响比较弱（见表1）。

在大学生更为崇拜的人物中，从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比例最高、马云排第二、邓稼先排最后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比较容易受媒体影响，具有阶段性、多元性的特征，但也体现出对于邓稼先这样为国家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两弹元勋宣传不足（见表2）。当代大学生处于多元文化空间中，具有易于接受异质文化的特点。从调研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还没有占有绝对优势。

不同的文化显然有不同的核心价值取向，这种核心价值取向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个民族的核心所在。

中国文化自古崇尚集体取向，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家庭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西学强调个人奋斗、追求个人自由，尊崇的是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也仍然是群体性的。马克思在17岁就认定了：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大家而献身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这种为他人工作和为后代牺牲的秉性，亦即“人的类本质”，和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下为公”的情怀是一致的。同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也选择了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作为自己人生的宏愿，他们顾不上个人的得失，甚至顾不上优雅与生命。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整体利益观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前赴后继而建立了新中国，书写了民族尊严，创造了中国模式，实现了中国跨越。

调研显示，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已在悄然发生改变。比如，在进行个人与集体利益抉择的时候，27%的学生选择兼顾二者，不能调和时，优先考虑个人；8%的学生选择二者是对立的，个人不能吃亏。对于社会主义奉献精神，29%的学生认为是假大空、唱高调。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调研时，有23%的学生选择了没感觉或不认同。在关于最关注的国家问题的调研中，对公民福利的关注占40%，远远高于对国家安全、政治、社会秩序等的关注（见表3）。

大部分学生在关于集体和个人关系处理上还是能优先考虑集体的，但也有超过1/3的同学认为应该优先考虑个人，近1/3的同学完全否定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代大学生已经出现了文化价值选择上的迷茫，他们中大部分受传统文化基因影响和主流文化引导做出了重视集体的选择。但是不难看出接近一半的同学的价值取向受到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呈现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三）民族文化素养缺失：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寻根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她以独特的民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和以经典文献、制度等客体形式广泛地存在着，并成为中华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然而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精髓没有深刻的了解，对国家和民族的信仰也不够坚定。只有少部分大学生重视民族文化教育，大学生对于记录中华民族精粹的文史作品并不热衷，对中国历史的掌握情况也仅限于中学课本上学的内容，读过《论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经典和历史类书籍的很少（见表4）。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传统文化典故调查方面，我们选取了中国四大名著和“一饭千金”“投笔从戎”“背水一战”三个历史典故，有44%的学生选择“只读过四大名著其中的一两部”，32%的学生选择“四部都看过”，而“四部都没看过有打算看”和“没有看过并且也不打算看”的比例分别占20%和4%；对三个历史典故都不了解的占28%，“了解一些”的占68%。由于大学生对经典作品或历史类书籍的阅读太少，文化传承就远远不够。

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幼有序的观点已经不完全赞同和遵守，53%的学生认为家庭成员应该平等对待。在被问及“您了解中华民族精神有哪些主要内容和表现”的问题时认为“非常了解”和“了解”的占7%和23%，而认为“不太了解”和“完全不知道”的占61%和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传统文化习俗和约定已经遭到解构，当代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缺失。

在不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的调研中，传统文化的选择却是最高的，占36%，且大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典籍有时间的话应该读”的占83%。这两种结果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在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化具有自觉寻根的意识。但因为传统文化典籍阅读不够，文化传承和文化积淀远远不足，使得他们对传统文化精神了解不够，民族文化素养严重缺乏。

儒家文化曾长期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介绍，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个“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受儒家文化影响多的是韩国，中国大陆排在最后一位；韩国首都首尔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中国上海排在最后[6]。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当代大学生民族文化素养的缺失。

总之，大学生文化自觉面临多重挑战，情况不容乐观。如何确立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坚定大学生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寻找有效的文化育人路径，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当代大学生文化自觉教育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然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大量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能力和正确的文化价值观的人才。作为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的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的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开展大学生文化自觉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加强核心价值取向的引导和培育

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一种文化观的确立。文化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指针和理论基础。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

第一，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在于共产主义的终极信仰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可以源源不断地给人以前进的动力与激情。共产主义信仰的塑造应循序渐进，将理论与具体的生活经历、历史事实相结合，通过内心强烈的共鸣，铭刻于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将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具体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通过引领学生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坚定信念，增强信心，可以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第二，广泛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整体主义价值取向，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演进史上逐渐形成、巩固并传承下来的。这种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强调个体对社会整体的责任，有助于激发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思想经过历代仁人志士们的努力和积淀，已成为中国人的重要价值信条，它在当代的最新表现形式，就是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在大学生文化自觉培育实践中，班集体可以作为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在调研中我们发现，48%的学生认为班风、班级整体氛围对个人的影响很大，73%的学生认为班级制定整体发展努力目标对个人有促进作用。一个良好的班集体对学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在无形的集体舆论中潜移默化、规范言行、陶冶情操。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说过：“教育了集体，团结了集体，加强了集体，集体就能成为很大的教育力量。”

（二）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增强文化认同

在回答“你认为加强文化观教育最应该从哪方面入手”的问题时，学生的反映和需求比较多样（见表5 ）。可见，要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培育社会主义文化观，需要不断创新形式、丰富载体，要有效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认同。

根据调研，当代大学生信息了解的主要渠道是网络，而QQ和微信是他们上网的主要工具（见表6），他们上网浏览的主要内容是聊天，新闻和影视剧分别排在第二第三（见表7）。对他们来说，网络更主要是社交和休闲娱乐的工具。

由上观之，增强大学生文化认同要主动占领网络舆论新阵地，通过开通学校、学院文化官方网站或者微信微博线上讨论平台，以新颖的表现形式和轻松的网络语言吸引广大学生的关注和互动，激发其学习文化、交流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的兴趣，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年轻态，从而避免大学生被社会上良莠不齐的网络论坛所误导。

同时，还要创设一些实体文化载体。比如通过树立传统美德和主流道德化身的虚拟卡通人物或动漫形象，将传统文化特色、主流文化精髓以现代色彩图画、流行歌曲、现代戏剧等形式展示在学生身边，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自己身上找到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影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逐步实现文化的认同感。

（三）拓展渠道以形成合力来推动文化传承

高等教育要想发挥好文化育人功效，担起文化传承重任，就需要拓展第一课堂通识教育、第二课堂文化熏陶以及大学文化建设等多个渠道，形成合力来推动文化传承。

加强第一课堂的文化传承和文化选修任务。首先，要充分发挥“两课”主渠道作用，从授课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丰富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高等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主要阵地，承载着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两课”内容以理论居多，大学生往往感觉枯燥乏味。所以在授课的过程中应适当增加人文历史知识，将社会主义理论渊源与实践探索有效结合，博古论今，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对中华传统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可度，并在实践中指导自身成长成才。其次，学校可以增设文史哲等人文科目。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无论是从文化知识传承来说还是培养人才的人文素养要求来说，都需要重视人文学科。可以在选修课中增加古典文学、传统礼仪、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内容，开通文化网络课程，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到中华文明不只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古玩字画，也不只是老学者口中笔下的之乎者也，而是有着丰富的底蕴内涵和生动形象的课堂呈现，是中国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再次，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教师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的践行者，所以教师不仅要知识渊博，更要率先垂范，其言谈举止、行为处事体现中华文明精髓的烙印，并将其人文道德思想灌注于科技与政治中，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文化气质，树立文化自信。

第二课堂是推动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第二课堂历来被认为是课堂之外的第二大育人载体。其内容形式主要包括社会实践、科技活动、文体活动、人文讲座、社会工作及志愿服务等。比如，通过组织社会实践，将学生从简单的校园生活带领到丰富的社会现实当中，组织大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历史博物馆、革命遗址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悟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访问、调查本地的经济文化建设，等等，让学生亲身经历、亲自感受，只有实践过的理论才最真实、最深刻，才最能让学生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代代相传。社团是第二课堂的重要组织形式。大学生因共同的兴趣聚在一起，为共同的爱好协同努力。根据对大学生最喜欢的校园活动的调研，65%的学生选择了社团活动。可以通过加强对国学、武术等传统文化色彩浓厚的社团的管理和支持，抓住学生的实际需求，遵循大学生成长的规律，实现文化熏陶，推动文化传承。

大学文化建设的自觉性是推动文化传承的必要条件。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最重要的是大学有精神，大学有文化。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发展的“软实力”。大学要在凝练大学精神、完善大学制度、倡导行为文化、建设物质文化等方面有高度自觉。大学文化建设的潜移默化作用，必将对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实现文化传承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张岂之.辛亥革命断想：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炎黄春秋[J].2001（10）：13.

费孝通文集：第1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97.

韩震.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J].求是学刊，2005（5）：21-26.

袁祖社.“人是谁？”抑或“我们是谁？”—全球化与主体自我认同的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81-93.

姜华.全球语境下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哲学思考—韦伯关于德国文化问题研究的启示[J].求是学刊，2012（3）：32.

李祥熙.韩国儒学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成功实践及对我们的启示[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44-45.

论大学学术团队管理中的文化自觉 第7篇

一、利益：学术化生存的外在需要

利益，既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将利益放在社会关系这一复杂系统中，认为“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1]。这种需要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文化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对于以推进学术创新为使命的大学学术团队来说，并不完全排斥和否定合理的利益，而是承认和肯定这种利益。但有一点是应该明确的，利益仅仅是学术团体学术化生存的外在需要。

大学学术团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者共同体。从人的视角讲，大学学术团队是一种基于人的组织。作为人的组织，首先表现为生命化生存的需要。这是因为作为生命化生存的学者，或者说作为学者的人，生命得以维持、延续是第一位的。而生命的维持、延续的基础和前提，则是物质资源。然而，现实世界并没有给予作为生命化生存的人提供足够的物质资源。因此，人要维持、延续生命化生存，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可以这样说，人作为生命化生存的事实和社会生存的现实状况本身，就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利益取向：人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获取生命化生存的物质资源，即衣食住行等[2]。也就是说，学者作为生命化生存，是无法抗拒这种规律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作为生命化生存的学者，首先必须满足这种生命化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源。

然而，作为学者，生命化生存仅仅是学术化生存的基础。这是因为学者不只是为了生命化生存而生存，而是为了学术化生存而生存。对于大学学术团队来说，以学术谋生，这是学者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3]。“对于大多数学术人员而言，生活在大学中的意义绝不仅在于它是一个谋生的场所，也不仅在于它是一个人文地理环境优裕的栖身之所，而是充实的精神生活本身，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4]因此，在团队学术创新过程中，应首先满足生命化生存的需要，但生命化生存只是一种基础性的生存方式，而学术化生存[5]才是他们的目的。这是因为这种基础性生存方式是有特定内涵的，即作为学者对于生命化生存的物质资源需要是有限的。从根本上说，这些人不是一群为生命或生活而生存的人，而是一群为学术为科学而生存的人。因此，在对待生命化生存需要与学术化生存需要方面，学者总是把学术化生存需要放在首位，而把生命化生存需要放在次位或末位。这完全符合学者学术化生存的内在逻辑。然而，不管是学术化生存需要还是生命化生存需要，都属于利益的范畴。学术化生存需要更多地体现为学术利益，即指与学术事务相关的利益，包括学术职位、学术荣誉、论文署名、科研成果排序以及参与团队内部事务的权力等，表现形式是社会性的而非经济性的。而生命化生存需要更多地体现为物质利益，即指大学学术团队成员利益中可以用经济指标衡量的部分。它可分为基本薪酬、绩效工资、福利、科研经费提成、技术入股或成果转化收益以及股权等。从学术利益与物质利益关系中可以看出，学术利益是本源利益，而物质利益是衍生利益。也就是说，大学学术团队的每一次学术创新，在为学术团队或学者获得学术声誉、地位的同时，也会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这是因为学术创新成果对学者职称晋升起到关键作用，而职称晋升又直接影响到工资、津贴、住房、待遇等，具有一种连带效应。一方面作为生命化生存的大学学者，对物质利益确实存在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作为学术化生存的大学学者，理应更多地体现为对学术利益的追求。但对于大学学术团队来说，利益只能是学术化生存的外在需要。

二、文化：学术化生存的内在品质

学术化生存是大学学术团队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而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是其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大学学术团队的内在品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物质利益的超越;二是对学术的忠诚。

对于物质生产或以生命化生存方式而言，满足吃、穿、住的基本物质需要，既是谋生手段又是谋生目的。但对于以知识生产或以学术化生存方式存在的大学学术团队而言，满足吃、穿、住的基本物质需要，只能是一种谋生手段，而绝非谋生目的，尽管在知识生产或学术创新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学术、经济等利益。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知识经济社会，是一种建立在知识创新和应用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这种知识经济社会决定了知识或学术与经济利益密不可分，即伴随知识或学术创新，利益总是渗透其中。特别是在“大学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背景下，大学创造的学术成果归属于各相关利益团体所有。大学中的学术科研人员、学术支持人员和管理人员，通过直接的市场行为或类似市场行为参与学术资本化过程中。其中，市场行为指大学直接的营利活动，包括专利申请以及随之而来的版权税和许可协议、开办大学科技园、创立衍生公司、知识入股、出售教育产品和服务等创收活动;类似市场行为指院校和教师为获得外部资金而展开的竞争，包括争取来自外部的拨款和项目合同、捐款、大学产业伙伴等”[6]。但作为学者必须清楚意识到，知识或学术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学术活动之外的一切，即金钱、地位、名誉和权力等，恰恰相反，是对这些利益的超越。哈佛大学出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王选所在班出了7名院士，尽管“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这在本质上是不可计算的”，“每一种教育的作用也并非是事先能预料的”[7]，但是大学以其特有的文化滋养、激励着他们，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生成卓越的理想，并奋不顾身地为这样的理想去拼搏，最后成为出类拔萃的人[8]。也许，大学的文化氛围，就在于使这些无知的人，成为有知的人;没有理想的人，生成有理想的人;没有作为的人，成为大有作为的人。“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并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形而上学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9]“许多人从教学工作中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活动则是关键，他能满足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培养科学发现的快乐感和荣誉感。”[10]由此可见，他们当初潜心于教学和科研，并不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而可能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获得快乐感和荣誉感。好奇心、快乐感、荣誉感，就是一种学术文化。

对学术忠诚，是大学学术团队学术化生存的内在逻辑。作为大学学术团队来说，对学术的忠诚，主要表现为对学科的忠诚。这是因为大学学术团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学科。因此，对学术的忠诚，首先是基于学科的忠诚，本质是对学科文化的忠诚。这是因为大学学术团队以学科为背景，而学科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学科文化的稳定性特征在心理上的积淀，就表现为一种学术忠诚。这种忠诚在学科内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即处于不同学科的人，就是相处同一所大学，也会视为陌生人;而处于同一学科的人，即使是远隔千山万水，甚至跨越国界，也会成为学业上的挚友。为了一个共同学术信念，他们会主动放弃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融洽的社会关系，义无返顾地奔向另一个心仪但却陌生的“学术部落”[11]。这充分体现了学科文化学术信念的无声“召唤”。

大学是以知识的发现、保存、创新、传播和应用为主要任务的学术组织。而大学学术创新团队则以学术创新为主要任务，因而有着学术系统所特有的信念与追求，“就业于不同规模和不同形式的学术系统的人，不仅是与观念形态打交道的有思想的人’，而且以对自我确定的虔诚而著称”。“很少有哪些现代机构像学科那样显著和顺利地赢得其成员的坚贞不二的忠诚和持久不衰的努力。”[12]学者这种坚贞不二的忠诚，即使是受到学术系统内部的无情打击，或者是因学术执着而遭受政治迫害，甚至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他们还是矢志治学，至死不喻。当然，这种对学术的忠诚，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孤陋寡闻，即对其他学科的排斥或否定，唯我独尊，而是体现一种开放性和宽容性，即对其他学科思想和观点的充分接纳和吸收，有容乃大。这是因为大学学者是以知识为基本材料开展工作的，相同的学术职业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共同的使命感和职责，具有共同的精神和情感，这就使大学的学科文化具有共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大学学者与科学共同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大学学术与科学的日益融合，“普遍性”、“无偏见性”、“合理的怀疑性”和“公有性”等来源于科学的基本规范，也成为大学各种学科文化的共同“内核”。因此，只有一个能充分分享和吸纳各种学科文化的学术团队，学术上才能不断走向卓越。而一个不能分享和吸纳各种学科文化的学术团队，学术上只能走向平庸。因而对学术忠诚，并不是封闭，更不是愚忠。

三、管理：学术化生存中的文化自觉

大学学术团队管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促进学术团队在学术化生存中的文化自觉。要达到学术团队的文化自觉，一是从职业向事业提升，二是从官僚体向共同体回归。

职业是分工的产物，本质上是谋生的手段。正因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因而管理者总是更多体现和制定与谋生手段有关的游戏规则，即以工作质量作为考核、评价和支付报酬的依据，并且以物质奖励为主。这种游戏规则对物质生产或简单劳动无疑是适应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对知识生产或复杂劳动则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知识生产或复杂劳动，是一种探索性创新性的工作，因而很难建立统一的考核和评价标准。即使是相同学科专业，也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这是因为知识劳动者个性差异较大，即使相同的主题，不同学者的研究总是千差万别的。正因为这样，知识劳动的质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知识劳动者的良知，或者说事业心、责任感。因此，唤起知识劳动者的社会良知，提升事业心、责任感，才是提高管理绩效的根本。

正因为知识劳动是一种探索性创新性劳动，因而这种劳动的成效不是靠文本契约硬性规定，或者是物质奖励所能奏效的。因为这些人当初选择大学或团队，是对大学、团队文化宽松自由的工作状态的高度认同，因而对现行的文本契约硬性规定，从其内心深处来说是不太认同的。当前，学界剽窃之风盛行，这是一种学术腐败。造成的原因很多，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与大学或团队过高过多的硬性规定有关。我们应该看到，物质激励对知识劳动者未必有效，因为这些学者当初就是放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而义无返顾地投奔大学或团队，是出于对大学理念和精神的感召。尽管现在大学待遇不高，学者们也迫切需要提高目前待遇，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即使是这样，也很少有学者为了获得优厚的物质利益而放弃对大学理念和精神的追求。这是因为大学或团队是他们的“家”(学术之家)，是他们的理想和事业。只有从“家”、理想、事业上激励他们，才能激发起他们潜在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创新既与一个学者对学术执着追求和敢为人先的勇气有关，又与大学或团队内部形成的适度竞争与相互协作的氛围有关。大学或团队文化，本质是一种共生共享的学术文化。因此，团队应淡化文本契约，而从心理契约上激励，使他们全身心投入，献身于学术事业。大学教师从事科研的动机，除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外，更多地期望能赢得荣誉和博取同行的尊敬。获得学术声誉，“对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动力”。罗伯特奥本海默说得好，“一个人的净价值是他在同行中获得的尊敬的总和”。

应该说，学术共同体是起始于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当时，一部分大学学者出于对学术的共同兴趣爱好，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组建了学术共同体。其目的是共同研讨学术问题，促进学术发展。而时下的大学，学术共同体到处可见，但传统的“共同兴趣爱好”和“平等自由”已被“职业”和“等级”所取代。因为当今的共同体，已不是传统意义的学术共同体，而是一个现代的官僚体。比如说，大学的学术团队，已经被深深地纳入到现行的官僚体系中。比较典型的是，学术团队被冠以“国家”、“省”和“校”级，而且学术团队负责人也大多由“官员”担任。一般来说，“国家”级的学术团队负责人由院士或校长担任，“省”级学术团队负责人由院长或处长担任。更有甚者，不少大学的学术团队的负责人被称为“老板”，而学者沦为打工仔。可见，这些学术共同体已被官僚化、市场化了。这些现象产生和蔓延，只能表明学术的悲哀。因此，从官僚体向“共同体”回归，是学术团队的理性使然。

文化自觉与大学体育教师发展 第8篇

关键词：文化自觉,大学体育,大学体育教师

文化是教育之根,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只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文化是大学体育教育的逻辑起点,大学体育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大学体育发展的历史、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学习目标要求大学的体育教育缘于文化传承的需要。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大学的体育教育正在不断的为工具性逻辑所主导,培养学生成为“技术人”“知识人”“健康人”,而知识、技术、健康背后的历史传承、基本原理、人格完善、情操陶冶等文化性目标却远离大学体育教育作为教育传媒的视线,导致学生成为“单向度发展的人”。为此,文化的回归,应当成为当前大学体育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作为大学体育教育主导者的体育教师面对“文化的回归”这一核心任务,要尽快转变角色,从知识技能的传授者转向“文化自觉”的传播者,通过大学体育教育的各种渠道,尤其是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实现体育“文化自觉”的传播。

1大学体育教师是“文化人”

教育的功能在于成人,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人的精神的全面生成。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体育教师曾被视为“体育棒子”,即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曾几何时,大学校园的其他工作者对体育教师的羡慕在于可以利用工作时间领着学生玩好的同时又锻炼了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技术成分。其实不然,体育作为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地域、超本能的文化现象,既有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曾经指出,体育运动不仅是增强肌肉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智慧和意志的表现,因此,人们在体育中看到不同的超越精神、公平竞争精神、团结友爱精神、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都是人类精神文化在体育运动领域的真实反映。

作为大学教师中的完善学生健康基础的体育教师,首先,他是人类体育文化的传承者,他通过体育知识的传授、锻炼方法的引领,使人类体育文化成果得以传承、延续。其次,他是人类文化人才身体基础的奠基者,通过体能增强、技能的提高、人格的完善、文化的扬弃,促进学生个体发展,为他们成长为人类文化创造者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体育教师自身也是人类体育文化的创造者,他们通过自身的经验和体悟,从几万种甚至是几十万种锻炼方法中选择出适合学生体能发展的方法;从几千种体育运动中选择出适合学生学习的运动项目;从单个运动项目几十个技战术中选择出适合学生发展的技战术供学生掌握。这不仅将外在的知识、文化以及他人的创造转化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实现对学生生命的关照,还通过自身的体育专业行为为人类体育文化增添新的元素,创造并更新着人类文化,怎能说体育教师不是“文化人”。

2大学体育教师文化自觉的特点

2 . 1以大学体育特点为本质

对大学的体育教育要有两个维度的的理性认识:纵向维度,大学体育无论从大学教育的性质还是从教育对象的变化,都应在课程性质、课程结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上与中小学体育有变化、有发展,显示出大学体育的个性;横向维度,大学的体育置身于大学的课程整体中,其作用和功能应服从大学培养目标的整体完整,虽然体育学科的教学内容和其他学科不大一样,甚至课程性质也不尽相同,但是应该成为大学课程体系中的有机部分,在修课形式、教学形式上符合大学教育的特点。这两种认识与把握做为体育教师自觉践行与主动追求大学体育发展的理性态度,以现实的人作为理性的尺度做出价值意义的探询,以理性的原则做出价值选择与判断,以理性的方式观察、思考并采取行动。在体育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对体育教学的合理性、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等方面在理性思维上加以确定。

2 . 2以体育实践活动为基础

体育教育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与其它学科课程相比具有更强的实践特点。因此体育教师的文化自觉必须与体育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获得实现。作为体育教育教学主体的体育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关注到体质增强、技能掌握、人格完善、文化传播4个体育实践的各个方面,使体育文化的践行要均衡。在对体育教育教学均衡发展的同时对自身的教学信念和教学实践行动进行批判性的关注,并主动反思自身实践,并积极采取行动对其加以创造性改进。同时,关照社会现状,积极补充先进文化,取长补短,在理解自身的文化基础上,学习其他文化的先进经验,在自我与周围世界间建立和谐的联系,达成自觉的体育教师文化。

2 . 3以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宗旨

种子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历史和传统就是体育文化延续下去的种子。传统和创造是体育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体育文化自觉包含着回顾过去、立足现在及展望未来3个维度。大学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中介与纽带,充分发掘和发挥体育文化中的健身、教育、美育、娱乐、情感发展等功能,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同时,积极推进体育与教育及其他社会现象的融合,推动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使体育文化在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3大学体育教师在自觉中成为“文化人”

文化自觉既是大学体育教师价值追求的精神体现,更是以其对教育理性认识为指导的自觉践行,是体育教师自身走向解放、走向生命价值体现的动态过程。大学体育教师成为文化人”,其实践生成活动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 . 1在自主中开展学习

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我只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大学体育教师要想改变在学校的边缘地位,必须在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加强学习,努力做到“想学”“能学”“会学”“乐学”“恒学”,将自身的基础、兴趣与发展需要相结合,科学合理确定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主动调节学习过程,做到终身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将所学习的新知识与自身原有的经验进行整合,促进自身的知识结构不断优化整合,让理论与实践在自己身上找到相遇点、融合点与发生点,逐步构建起属于个人的知识结构体系,使文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得到增生与创新。

3 . 2在对话中寻求理解

社会是一个沟通的系统和人际交往的系统。在教师自觉的文化建设过程中,教师应该高度关注人际互动。在与专家学者的交往对话中,获得新理论、掌握新技术、学习新方法;在与同行的交往对话中,交流经验、互帮互助;在与其他学科教师的交往对话中,获取其他学科知识,发展体育边缘科学,使体育学科的阵营不断加大;在与学生的交往对话中,了解学生学习需要,获取教育教学实践中的不足,不断提升教育教学实践的能力。在人际互动中要充分表达,相互倾听、相互激发,在合作、协商与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多元的学习共同体、研究共同体,实现大学体育教师的群体超越。

3 . 3在反思中获得动力

俗话说: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新。教师的职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和反思的过程。将体育教育教学看作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性工具劳动的人就忽视了反思的价值和意义。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必须用怀疑的态度去面对体育教学实践,注重解读教学现象,从教学情境、学生学习、自身困境及人际互动中提炼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把自己的日常备课、实施教学、选用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等与自己提出的研究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找到看待问题的新思路、新看法。

3 . 4在研究中实践创新

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引下,立足于个体优秀教学经验的提炼、概括、总结,在实践中发展形成个性实践知识、提升实践智慧,建构个性化的教育教学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创生新的文化样态,正是教师文化走向自觉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大学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最根本的差距在于科研的能力与水平。因此,提高大学体育教师整体素质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先导,以科学研究带动创新,以科学研究带动教改,向科研要质量,向科研要效益,向科研要发展,在科学研究中勤发现、勤反思、勤学习、勤实验、勤总结、勤创造,在研究中实践创新,在研究中创造文化。

4结语

大学的文化自觉 第9篇

回顾近年来西北大学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我们有三点体会:素质教育首先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只有当大学生有了对自己所拥有、所依存的文化状态的清醒认识, 善于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 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 我们的学生才会有坚定的理想与信念。其次, 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只有通过严密而有特色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传授, 使大学生在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上, 尽快体悟到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内核, 将文化知识转化成为内在的文化素养和人生智慧, 我们的学生才会有承担文化建设的基本本领。第三, 要着力培养大学生文化创意的经历。只有搭建宽广的实践平台, 使大学生关于文化的设想在校园、在社区、在社会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经历, 他们才会有投身文化建设的自信。

一、深化传统文化教育, 培育学生的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创新最重要的力量。如果千百万大学生都有了“文化自觉”, 我国的文化传承创新事业就会波澜壮阔。

西北大学很早就提出“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 致力于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 融会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祖国辽阔的西部。学校将激发大学生对于文化的自我觉醒放在重要地位, 努力使大学生形成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 并通过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对比, 使学生在观察世界其他文化时, 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保持对文化的批评与建设意识。

陕西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周秦汉唐文明构建了中华古代文明的骨架。学校在科学揭示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挖掘中华民族精神遗产、推进文化交流传播方面有一定的积累。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研究方面, 古都长安及其周边地区、西北地区的重要考古遗址, 都有西北大学考古学人的足迹。从关中平原到沙漠戈壁, 从巴山蜀水到草原丝路, 到处都洒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人的辛勤汗水。经过考古学人的探索, 西北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周秦汉唐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古代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的关系, 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中华文明的基本元素研究方面, 由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奠基、张岂之先生主持发展的中国思想史学科, 先后出版了《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思想史》《宋明理学史》《中国历史 (6卷本) 》《中国思想学说史 (6卷本) 》等著作, 对于中华文明中儒道佛等思想性元素的成熟与发展, 及其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在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交流研究方面, 西北大学彭树智先生所领导的中东史研究群体, 揭示出中亚广大地区由塞族文明到中亚游牧文明与波斯、希腊、汉文明广泛交往的时代, 再到阿拉伯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 研究了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交流的历史, 以及阿拉伯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出版了《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简史》《文明交往论》《中东国家通史 (13卷本) 》等著作。

依托这些积累, 学校始终坚持让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大学生的内在动力。20世纪80年代, 张岂之先生就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当代大学生道德和理性力量的深厚源泉, 在大学生中开设《可爱的祖国》

*本文系作者在2011年11月19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暨2011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上所做

的主旨报告摘录

系列讲座, 并在1993年组织撰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书, 系统介绍中国哲学、道德、宗教、文物、教育、书法、绘画、医药与养生、饮食、建筑各方面的基本知识, 并将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对偶”精神、“会通”精神。

随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 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发布, 西北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得到深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联系也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论述。大家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可以为大学生确定人生信念提供参考, 传统文化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 政治上崇尚“礼乐教化”, 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 可以为大学生判断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提供参照。大学生了解一些优秀传统文化, 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会更加强烈, 他们的现代化眼光将会更加深邃。

对于如何在大学生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学校做了积极的探索。如学校对传统文化的教学做了进一步的丰富, 在教学内容上设计出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国思想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精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明等版块, 并对各部分内容做了进一步深化。如中华文明的思想性因素方面, 就开设出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哲学精神、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6门子课程, 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作为全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按每学期2到3门滚动开设。同时, 打造了更为完整的教材体系, 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文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历史15讲》《中国考古学18讲》、《中东文明18讲》等多种教材, 为学校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 加强了与陕西主要文物博物馆的联系, 在半坡遗址、黄帝陵、秦始皇兵马俑、法门寺等重要文化遗存, 建立教学实习基地, 将课堂教学内容加以延伸和拓展, 使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及感受变得更加具体。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觉, 而且使文化逐渐内化为学生的品质与风貌。

二、传授严密而有特色的学科专业知识, 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不是孤立的, 不能独立于学科专业之外。学科和专业所包含的知识, 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积累, 其中蕴涵着文化发展的合理内核。大学生对于学科和专业知识了解得越深刻, 就越能领会文化发展的精神, 越具有文化创新的智慧。

为了使普遍性的学科专业知识在学生心灵中生根发芽, 将知识内化为学生的智慧与德性, 学校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第一, 着力构建逻辑严密的学科专业知识体系。西北大学是以文理为主、工科为辅的学校, 现有19个院系, 涵盖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管理、法学、理学、工学、医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 设有75个本科专业, 具有19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以及工商管理硕士 (含EMBA) 、公共管理硕士、工程硕士等16个专业学位授予权。在学校的学科群落中, 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学是学校的核心。目前拥有的7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13个国家特色专业、4个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绝大部分都归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理学。

学校始终保持理性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创新学科专业的能力。石油地质、药用植物、文物保护技术等20多个学科专业, 都是结合学科知识结构, 针对陕西和西部地区的人才需求, 在全国率先设立的。最近又设立了数理经济学、化学生物学、金融数学与统计等一批文理交叉的学科专业。对学科专业, 我们大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例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近颁发的学科目录, 将历史学分为中国史、外国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 而系本大学除历史学、考古学专业, 还有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并分设有历史学院和文化遗产学院两个学院。

我们认为, 历史学的发展将包括历史、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科学, 通过历史学、考古学所认识的中国的、外国的文化遗产, 都有一个保护问题。而文化遗产的保护, 既需要有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 也需要专门化的技术手段, 还需要有展示和管理规范。为此, 西北大学率先对文化遗产学科进行摸索, 建成了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文化遗产管理与展示三位一体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经过多年发展, 目前, 文化遗产学科拥有的“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实验室”已经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西北地区文物系统业务人员中, 西北大学毕业生占70%以上, 在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人才培养方面, 该学科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二, 传授富有西大特色的知识和技能。如学校的地质学和生命科学的专业教育, 紧密联系秦岭山脉的相关研究展开。学校地质学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秦岭造山带形成和演化等方面的研究。生物学科则抓住秦岭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特点, 长期关注秦岭动植物资源的研究、保护与开发。依托科学研究开展富有特色的专业教育。学校的学生一般能够很快体会出知识的内在精神与实质, 在参与科学研究中深刻地理解、吸收和掌握特色化的知识与技能。

第三, 突出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是文化素养的灵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贯通是文化知识转化成为人生智慧和德性的关键。近年来, 为突破学科专业的局限, 西北大学已经在13个学科门类实行淡化专业界限、拓宽专业口径的大类招生, 并依托学校学科的优势, 建设了包括语言文学类、历史与文化类、宗教哲学心理学类、社会科学类、科学技术与工程类、艺术体育与素质拓展类等六大模块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上, 我们将全校所有专业的选修课程学分提高到总学分的25%, 并要求文、理、工等各专业的学生必须跨类别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此外, 还开放了14个辅修专业, 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辅修专业的学习, 根据学习情况申请双学士学位。通过这些努力, 我们力求将科学与人文精神融入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

三、搭建实践平台, 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经历

文化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学生的文化创造能力。这就需要通过激发学生的文化创造潜力, 使学生敢于将自己的文化创意转化为文化创造, 具备一定的实践经历。

西北大学充分发挥学科综合和地域资源优势, 着力为大学生的文化实践搭建广阔的平台:

一是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我们通过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 设立开放实验室基金、大学生创新试验计划, 广泛开展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等措施, 基本构建了有利于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目前, 我校120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在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中立项, 其中49个国家项目结题并取得可喜成果。同时, 重点加强国家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野外教学实习基地和社会实践场所的建设力度, 积极探索综合性实习基地的建设, 如成立的可满足学校多个专业实习需求的“秦岭-宁陕综合实习基地”, 已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美国堪萨斯州威奇塔州立大学达成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野外实践教学意向。2011年, 秦岭野外地质教学基地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立项。

二是为学生提供广阔舞台, 倡导彰显个性的文化氛围。西北大学的校园文化活动, 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学生用亲身体验的故事之美、音乐之美、情感之美、舞蹈之美, 抒发他们对于自然、人生与社会的感受, 陶冶情操, 提高审美格调和生活品位, 在人性塑造和人格养成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校的“黑美人艺术节”, 自1987年在一群热爱戏剧的师生精心策划下诞生, 已连续开展了25年, 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由“小黑戏剧社”创作的《家里的玩偶》获得国际易卜生大学生戏剧节最佳剧目特等奖和最佳导演奖。学生自发成立的同慧影视工作室创作的《霸王年代》《紫陀螺》《火箭鹌鹑》《童年的木剑》等影视作品, 先后获得国际国内大奖。在2010年10月6日落幕的韩国釜山第三届中韩大学生电影节上, 关兵同学凭借其纪录片作品《墨脱情》一举斩获金奖。这也是该电影节自开办以来, 首次将最高奖授予纪录片。在学校参加的7次教育部主办的“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活动中, 西北大学选送的节目精彩纷呈, 形成了以综艺情景短剧为形式, 以多元艺术元素为点缀, 以深厚文化底蕴、深刻社会思考为诉求的“西大特色”。

三是为学生经历与体验不同的文化创造条件。近年来, 学校先后邀请土耳其总统居尔、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图灵奖获得者沃思以及4位诺贝尔奖得主等一批国际政要和学术大师来校进行访问交流并发表演讲, 不仅使学生亲身领略大师们的风采, 也为校园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格。同时, 我们还与多所国外大学签署了学生交流协议, 支持学生申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欧盟伊拉斯谟对外合作窗口全额奖学金”等国家公费资助出国项目;与菲律宾布拉卡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 派出学生开展交流;开设托福、雅思等全校公共课, 为学生体验不同文化, 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培养学生开放思维做出努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指出, 高等教育要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其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战略主题。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指出“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大学要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目前, 素质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高等学校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主题。西北大学将不断探索, 不断前行, 为深入实施文化素质教育,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方光华, 西北大学校长、教授, 陕西西安

关于大学生文化自觉研究综述 第10篇

一、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内涵研究

对于大学生的文化自觉的概念界定主要从内在结构划分和历史的维度划分的。伊宁在 《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内在结构研究》文中根据大学生群体的辩证性、深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主要特征, 将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内在结构划分为: 自觉践行主导文化、自觉传承优秀文化、自觉整合多元文化、自觉推进创新文化四个方面; 姚亮亮 《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时代内涵及其实现路经研究》 从历史的维度, 即文化自觉是对本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 “自知之明”, 做到 “知己”历史的维度, 即文化自觉是对本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 “自知之明”, 做到 “知己”。其次, 现实的维度, 即文化自觉是在面对异质文化时的高度尊重和自信, 充分认识异质文化的长处与不足, 做到 “知彼”。未来的维度, 即文化自觉应当是立足于当前全球化时代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实际, 坚持 “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在对各民族文化优劣长短了然于胸的基础上, 博采众长、取长补短, 将自身文化融入世界文化, 使自身文化为世界所知、所用、所爱, 成为构建世界新文化秩序和格局的重要参与者、 主导者, 做到 “百战不殆”。

二、大学生文化自觉的重要性研究

关于大学生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学者们普遍是从大学生对民族、国家未来建设的重要性角度和大学生群体本身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 认为大学生文化自觉是对提升大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潘玉驹在 《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及其培养》中提出 “引领大学生提升文化自觉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 并认为文化自觉对于提升大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于华珍和曹爱萍在 《论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中认为, 促进大学生文化自觉实现的重要性在于有利于大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有利于文化发展中主体地位的实现, 有利于在多元文化选择中更加理性, 理智应对文化冲突, 通过加强文化转型中的自主性, 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多元共生, 最终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困境探析研究

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高校德育四个方面的研究。

傅义强在 《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构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中认为, 高校人才培养其突出表现为功利化、技术化和实用主义倾向; 曾汉君在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对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影响》 中指出文化认同的逐渐弱化、文化观念的较大挑战、文化自主性和选择性的逐渐丧失、文化参与意识的逐渐淡化是大学生文化自觉主要面临的问题。余媛媛在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文化自觉》中认为当前的高校德育本质存在着迷失的现象, 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色彩越发膨胀, “受教育者则被培养成为单向度的人, 沦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 何家义在 《论传统文化自觉与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培育》中提出了 “文化自觉缺失或是当前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培育问题的症结所在”的论断。

四、实现大学生文化自觉的路径研究

对于实现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学者从学校的制度、教师、校园文化、民间传统节日、学校课程、课堂以及实践活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与措施。

伊宁在 《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内在结构研究》一文中从培养机制的制定与实践方面对于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能力的培养策略、构建培养平台、创新培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形成大学生文化自觉能力的培养机制。还有学者提出加大大学生社团建设, 以社会活动提升大学生素质; 大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培养大学生学术精神; 举办大学生文艺活动, 提高大学生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文化自觉的研究主要从它本身所具有的含义学者们进行了深层次研究, 以及以文化自觉的视角或方法论的功能来分析社会、学校等存在的问题。从文化自觉的研究领域来看, 不难发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领域涉及到了文化自觉, 不仅仅是文化的本身发展还是生态的发展, 更多涉及到人的文化自觉, 如教师、农民、大学生等。但很少涉及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自觉研究。费孝通说到: “我在早期提出文化自觉时, 并非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 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 而是在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 大学生作为高素质人才, 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责任与义务来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学习先进的主流文化。

摘要：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关于探讨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文章渐进增多。许多学者对于文化自觉的阐述是来源于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所提出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概念、论述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以及实现文化自觉的培养途径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文化自觉,大学生文化自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淑华.古兰经教育思想探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J]2000, (21)

[3]阿地力·阿帕尔.新疆维吾尔族家庭教育研究[J], 中国民族教育2013. (05)

[4]许明, 花建主编.文化发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第314页

[5]阿地力·阿帕尔.维吾尔族乡村传统教育与乡村现代化进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法治中国的文化自觉 第11篇

法治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在向文明行进的漫漫征程中探索积累而成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想方式，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法治精神则是人们对法治价值的自我理解和主观把握，是人们对法治的认知、评价、信奉等多种情感因素和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过：“法律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唯有历史积淀而成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石。”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庄重铜表上的律条，也不是印刷于华美书卷中的文字，而是驻守在全体公民灵魂深处的坚定信仰。这一坚定信仰源于法治理念的形成，基于法治精神的弘扬。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则显得更为重要和尤为紧迫，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前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而在现代社会中，法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作为协调国内社会关系最权威、最普遍的治理模式，作为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纠纷的重要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渗透并作用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追求法治、崇尚法治、健全法治、维护法治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执政党的基本执政理念。二是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口，可供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允许试错的限度越来越低，不能再拖延的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是什么？对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回答是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换句话说，在当前的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只有把改革主张纳入法治轨道，用法治方法降低乃至消弭改革风险，才能确保改革有序推进、行稳致远。三是伴随法治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成员的法治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把“合不合法”作为衡量各种活动和行为的重要标准。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治精神缺失的现状令人感到忧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立法数量固然众多，法律制度趋于健全，但在一些领域和方面，法律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法律只停留在口头里纸面上，一些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有法不依、违法办事，甚至规避、扭曲、亵渎和践踏宪法和法律。

二

法治精神是人们对法治的自觉认同并由此产生的敬畏。纵观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不难发现法治精神作为人类理性和政治文明的文化形态，对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在当代中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弘扬法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逐步落到实处，只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牢固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治国理政拥有良好的法制环境。二是弘扬法治精神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手段。法治精神倡导公平正义，主张相互包容，强调和谐共处，是缓解社会压力的“调节器”，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法治智慧疏导社会心理，以法治力量处理社会矛盾，以法治方式整治社会痼疾，才能营造稳定祥和的社会氛围、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三是弘扬法治精神是提高公民素养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一书中指出：“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维度，法治精神以其凝结人类对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共同精神追求而体现法治的普适性价值、普遍性意义，是涵育和滋养国民素质的重要源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全民普法开展以来，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不断提高，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用法、守法和护法的习惯也逐步养成，并将这种理念表现和融汇于每个公民的生活细节之中。

三

法治精神包蕴多元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确立法治理想、贯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对法治价值的尊崇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需要弘扬法治精神，人民需要弘扬法治精神，国际社会也需要一个弘扬法治精神的中国。弘扬法治精神是一个锻造法治内在品质的过程，需要进行不懈的文化累积和人文传承。一是弘扬法治精神必须建设法治文化。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文化是精神的母体，什么性质的文化就孕育出什么状态的精神。要针对法治精神孱弱和缺失这一现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注重加强对法治理论研究和对现实问题研判，善于从法治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性，积累法治精神赖以产生的文化资源;要主动继承吸收中国法治传统的优质元素，勇于借鉴移植发达国家的先进法治文化，结合国情加以修正改造使之民族化、“本土化”，夯实法治精神赖以滋生的文化土壤;要鼓励支持法治文艺创作，构建法治文化阵地和载体，发挥法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营造法治精神赖以孕育的文化氛围。二是弘扬法治精神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一种现代公民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在市场经济趋于成熟的当代中国，在政治文明正在成长的现代社会，如果要维系和体现公民的自由与价值，就必须敬畏和尊崇宪法和法律这一现代“国王”。全体公民都要从法律角度审视和考量自己的言行，尊重和遵守宪法和法律，使学法、信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国民的行为习惯和生活常态。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干工作，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做到“法无授权不得为”，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三是弘扬法治精神必须坚定法治信仰。法律只有真正进入人的内心世界，被人们高度信赖和虔诚信仰，才能发挥效用、确立权威、葆有生命。法治信仰，是人们对法治表现出的忠诚意识、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蕴藉着社会对法治的理性推崇，寄托着公民对法治的理想情感。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要把宪法法律视作神圣不可冒犯的戒律，把对宪法和法律的谦恭和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其作为修身理政、立言立行的主要标尺。当然，法治信仰绝非对人类活动的思想统治，而是对社会发展的精神引导。坚定法治信仰，就是要把法治精神融入到精神世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中，实现法治从制度、器物层面向文化、文明层面的升华和演进，最大限度地释放法治精神的正能量。

四

大学的文化自觉 第12篇

一、文化自觉的理论内涵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的自主地位”。[1]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是20世纪末思想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人们在世界多元文化接触中,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理性清醒的认识,以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种迫切需求。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2]由此可见,文化自觉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理性认识并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第二,结合历史传统与当下的条件和要求,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第三,关注当前的外部环境,实现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尊重,努力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共识。

二、大学的文化自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目的和归宿

大学从其本质属性上说,具有文化的属性。大学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学还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3]可以说,“大学的出现,是为了继承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4]一流的大学文化集中体现了学校特有的核心价值观和内在品质,对于传承文明、推动发展、形成学校凝聚力、树立大学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自觉是世界一流大学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回顾历史,会发现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鲜明的人文传统,都有一种精神、一种思想贯穿其整个发展历史。”“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仅是一套静止的指标体系,还是一个充满活力与个性、有自己理想追求和条件局限、在‘神秘的学术天堂与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的角力中有智慧地运作,并撰写出自己的完整历史和传奇经历的教育机构。”[5]可见,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打造世界一流的学科、取得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建设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大学的文化自觉,努力在文化传承与创新领域做到世界一流。

那么,何为大学的文化自觉?大学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寻求在文化体系的活动中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对大学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和功能有深刻的认知,对大学文化发展规律和趋势有正确的把握,对发展大学文化的社会历史责任有主动的担当。[6]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建设需要以大学的文化自觉作为目的和归宿,着力做好三个层面的努力:第一,传承文化脉络,强化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文化的价值认同;第二,坚守学术理性,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相结合,彰显大学文化价值特质;第三,坚持文化传播与创新,发挥大学文化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纵观当前中国大学的发展,很多大学都在积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却在建设过程中过分注重投资和硬件建设,忽视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等软件的建设;而一些青年学生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逐渐降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对西方文化盲目追捧。我们建设一流大学,如果不注重文化建设,不确立自身的文化自觉,将逐渐失去安生立命的根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也将越来越远。

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探索:以浙江大学为例

浙江大学立足文化育人根本、坚定文化强校理念,大力推进以文脉传统为根基、以学术理性为主线、体现时代要求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近年来,在传承文化脉络、坚守学术理性、促进文化创新、推动文化传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断提升师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一)传承文化脉络,增强文化价值认同

一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采取多种渠道展示中华文化之美,引导师生感悟中华文化的精髓。学校开设《史记》《通鉴》《四书》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为学生感悟传统、提升人文素养提供良好渠道;扶持黑白剧社、学生书画社、婉云京剧社等学生传统文化类社团,组织开展诗会、国学成人礼、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龙舟竞渡赛等各类“礼敬中华传统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学生文明素养的浓厚氛围;建设敦煌文化数字资源库,利用学科技术创新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保存;启动实施《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撰工程,完成《宋画全集》《元画全集》《甲骨文校释总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礼藏》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文化成果,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是坚守大学精神。学校始终坚守并不断弘扬百余年办学历史积淀而成的大学精神,不断增强师生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夯实浙大人的价值根基。学校将“积累文化高度”作为学校“六高强校”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统筹规划校园文化建设,将“求是创新”精神融汇到各项文化事业中;通过建设求是文化建筑群、校史馆、竺可桢纪念馆、院士长廊、百年人文名家展、“求是之路”文化景观等历史文化场所,将“求是”精神内涵注入各个文化载体中;深入开展“浙大人共同价值观”大讨论活动,凝练了“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浙大人共同价值观核心词和“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树我邦国”的浙大精神,培育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基础;每年组织师生开展“重走西迁路”主题教育活动,将校训与大学精神报告列入新生始业教育和新教工入职培训,发放校史读本、学唱校歌,排演大型原创话剧《求是魂》等,将弘扬“求是”精神渗入到各类文化活动中;出版文化研究著作《求是之光》《百年求是》文化丛书等,与中央电视台等合作摄制《大学》《校训是什么》视频,展现浙大文化脉络,引导师生将求是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坚守学术理性,彰显大学文化特质

学术是大学的文化特质。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汇聚和人才荟萃的优势,推动师生学术发展,彰显大学文化价值特质。

一是构建学术发展支撑体系,培育学术自由精神。学校依托“1311人才工程”,推出求是青年学者计划、优秀青年教师出国(境)研修专项计划(“新星计划”)、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紫金计划”)等一系列教师学术支持计划,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面向学生,系统实施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每年有千余学生自组团队申请研究课题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经历完整的科研过程。同时,学校还开展“年度十大学术进展”“学生年度十大学术新成果”“求是学术之星”等学术评选活动,积极营造公开、自由、激烈的学术论战氛围,不断推动学术传承与发展。

二是强化大学学术责任意识,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学校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深入实施《浙江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及管理办法》《浙江大学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细则》《浙江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等规章,通过综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形成良好的学术责任意识和学术风气,克服学术浮躁,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同时,服务社会是浙大文化建设中始终坚持的学术责任与实践追求。长期以来,学校与浙江省、长三角地区及全国许多地区保持密切的交流与合作,秉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理念,把服务社会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途径,坚持高水平、高辐射,为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在服务中实现“双赢”。

三是积极培育学术创新精神,增强学术发展动力。创新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浙江大学高度重视创新精神的培育,通过多种渠道积极营造敢于创新的创新文化氛围,增强学术发展的动力。学校举办“求是大讲堂”“东方论坛”“校友论坛”“海外名师大讲堂”等高端学术讲座,提高学生人文科学素养;举办“蒲公英”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校友创业大赛、挑战杯课外作品大赛、各类学科竞赛、登攀节等学术科技创新活动,创建紫金创客元空间,启动浙江大学良渚创业育成中心,大力推进紫金众创小镇建设,将高端科研资源融入教学,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组建成立教代会教师发展委员会、青年教师联谊会、青年教授联谊会、青年教师学术社团、沙龙等教师成长平台,加强学术创新团队的培育和建设,发挥团队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三)加强文化传播,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化融合,努力创造、培育、重构和发展新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大学文化自觉的关键一环。

一是打造文化品牌,提高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学校每两年举办一届院系文化品牌评选活动,努力构建文化品牌的校院二级培育模式,打造“亮点工程”+“一院一品”的文化品牌格局,培育一批、推广一批,充分发挥文化品牌建设在唤醒师生文化主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创新精神上的重要作用,实现文化品牌价值提升。近年来,学校在教育部举办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中荣获特等奖3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在“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评比中,获评全国高校十佳示范项目1项、特色项目1项。

二是加强中外高校文化交流与传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学校大力加强门户网站等新媒体传播渠道建设,将大学的历史文化、科研成果、人文风貌等传播出去,充分展现中国大学的卓越成就。自2010年开始开办全国首个“中国学”专业,培养了一大批“知华友华”的国际友人;依托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项目,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采用图文并茂、中英对照的方式出版,利用国外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向西方推荐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积极参与西澳大学孔子学院、美国罗德岛大学孔子学院、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3所海外孔子学院的共同建设,努力培育一批不同教学需求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开展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体验中国”之旅,实现人才培养、学科交流、文化传播、艺术交流的深度融合;举办海外“浙大周”大型系列交流活动,通过中外校长论坛、专题学术交流、一流学科伙伴对接、艺术演出、中华文化遗产精品捐赠、图说浙大展览等活动,深化与欧、美、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高校的交流,深化双方的实质性合作。

四、文化自觉视域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和浙江大学的实践,本文就文化自觉视域下加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坚守与传承大学文脉,将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作为学校发展战略

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深厚历史积淀、明确的办学理念、鲜明的文化特质以及独特的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发展的动力、灵魂和核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思想层面和战略层面上讲,需要始终坚守大学的文化脉络,深入研究学校的发展历史与办学经验,总结、提炼学校的文化个性与文化特质,从实际出发,将传承文脉、建设文化强校作为学校发展的战略,明确学校文化建设的理念和思路,以高度的自觉和自信构筑学校发展的思想文化高地。从有形的物质层面来讲,大学要加强校史馆、图书馆、名人雕塑、纪念馆、历史遗迹、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场馆的建设,同时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使大学历史文化永久地保存并传承下去;要积极开展各类文化寻根活动,大力弘扬校训精神,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师生的信仰和生活。

(二)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认同

习近平同志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7]大学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大学根植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环境。因此,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就必须自觉地承担起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一要坚持辩证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8]要通过积极开设中华传统文化类课程、网络视频公开课等方式,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促进大学生形成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二要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通过加强弘扬传统文化的载体建设,如培育和支持传统文化类社团,组织开展诗会、国学成人礼、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各类活动,使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同时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提高师生的文化自信。三要充分挖掘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大力实施传统文化抢救保护工程、数字化工程,积极建设传统文化类博物馆、艺术馆等,最大限度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并传承下去。

(三)坚守学术理性,培育创新文化氛围,承担起服务又引领社会发展的职责

在当今社会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锋、多种思潮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人们的文化鉴别和批判能力变得越来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大学是以增进知识和追求真理为使命的场所。正如约翰•亨利•纽曼所指出的,“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9]因此,大学要始终坚守学术理性,坚持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结合,培育创新文化氛围,承担起服务又引领社会发展的职责。大学要通过制度建设、平台建设、科研支持体系建设等措施创造有利于课题研究与学术讨论的氛围,大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培养出一批批“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生产、传播和创造优秀文化,以高新技术和高品质文化产品服务社会,帮助人们提高文化鉴赏能力和文化自信,引领社会向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四)创造性地提升对外文化传播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丁学良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实质,这种精神实质在当今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10]在全球化时代,一所大学唯有与世界保持紧密接触才能成长、成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大学要积极培育一批文化精品和文化品牌,提升文化项目的价值和吸引力、影响力,在世界一流大学之林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个性。要立足人民生活和历史传统,打造出能够打动“他者”心扉的话语体系,通过图书出版、文艺演出、文化展览、新媒体传播等渠道,讲好中国好故事,让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梦想获得最广泛的传播、理解和支持。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大学的学科与人才优势,设置“中国学”专业、推进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等,进一步扩大中国教育和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注释

1[1][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2[3]王冀生.我的大学文化观[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94.

3[4]袁贵仁.加强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2,(10):4-5.

4[5](美)弗兰克·H.T.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0.

5[6]钱佩忠,宣勇.论大学的文化自觉[J].教育发展研究,2012,(21):93-98.

6[7]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家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7[8]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8[9]刘宝存.牛津大学办学理念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4,(2):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