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精选10篇）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实现了稳定高速的发展, 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经济总量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10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 1978～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6%, 2006年为10.7%, 2007年为11.4%。2007年GDP总量是1978年的68倍多。外贸总额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 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但是, 随之暴露的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较严重。

1.1 我国投资、出口在波动中上升, 消费在波动中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逐步加快的趋势, 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呈现出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重要特征。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比例失衡, 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 消费率在逐年下降。

数据来源:引用吴薇、张志远的《扩大消费, 实现经济发展由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1978年以来, 从投资率来看, 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且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了2006年的42.7%, 年均投资率为39.4%;从出口贸易依存度来看, 我国出口贸易依存度逐年上升, 从1978年的4.6%上升为历史的最高点2006年的46.3%;从消费率来看, 与投资率和国际比较, 我国的消费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且逐年下降, 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6年的50%, 年均消费率为57.4%;1979～2006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9.2%, 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8.7%。从表中可以看出, 我国投资率、出口率在少许的波动中逐年上升, 而最终消费率却在逐年下降。

1.2 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在统计学上, 通常用贡献率指标来衡量拉动力的大小。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上升, 特别是1990年以来, 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带动了经济的高增长。

消费需求是构成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从动力来源看, 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增强, 而消费对GDP的贡献呈下降之势。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从2001年的50%、50.1%和-0.1%变为2006年的38.9%、40.7%和20.4%, 可以看出, 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

2 造成三者失衡的原因

2.1 我国消费率过低的原因

(1) 收入水平不高。

近年来, 我国整个住户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偏缓, 低于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我国GDP每年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 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 但工资占GDP的比例, 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

(2) 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2005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5, 超过国际警戒线。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 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 出现马太效应。由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 制约了消费增长, 从而使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或保持较低水平。

(3)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人们受心里预期的影响, 不得不控制即期消费, 增加储蓄, 以应对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特别是最近房子的价格不断上升, 人们不得不更多的减少即期消费, 增加储蓄。

2.2 我国投资率过高的原因

(1)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效率不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 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 追求数量扩张, 造成投资规模不断膨胀。另外, 我国对企业投资的有效监管体系不健全, 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

(2) 储蓄率过高。

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预防性的心态是居民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高储蓄率为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有了充足的资金供给, 加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 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从外部条件上形成了投资率上涨的压力。

(3) 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

在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 地方政府都有管理当地经济的职能。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财权与事权的分配模式, 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 促使地方政府加紧运用手中的资源, 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扩大就业保障。

2.3 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

(1) 在我国政治环境稳定、经济高速增长、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成本廉价和优惠外资政策的吸引下, 我国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而导致了出口的过快增长。加入WTO后, 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的限制明显减少, 出口空间得到进一步增大。

(2) 政府鼓励出口。近年来, 我国不断优化国内贸易环境, 相应调整和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关税政策、鼓励发展加工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外资外贸优惠政策和公平贸易措施, 这些政策和措施都进一步促进了出口的增长。

(3) 长期高投资增长形成的巨大产能导致出口增长过快。长期以来, 我国投资积累形成的巨大产能, 由于在国内消费的增长较慢, 因此, 必然寻找国外市场, 导致出口增长过快, 而且国外需求也比较大。

3 实现三者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研究

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 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下滑, 并有可能出现新的衰退风险, 紧缩的财政政策应该进行实时的调整,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扩大国内需求, 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 协调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关系, 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3.1 财政收入政策

财政收入政策也可以称为税收政策, 即通过增税或减税及税种的选择调节投资和消费需求, 实现收入和资金的再分配。

(1) 调节居民收入的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 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加大财政执法力度, 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监管。

(2) 调整出口关税政策。

调整出口关税税率, 特别是对一些低附加值产品应提高其出口关税的税率。提高一些行业的出口退税率, 比如像纺织品行业、钢铁业、高新技术行业等, 支持其发展, 鼓励出口, 调整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 提高我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应适当调整出口退税产品的范围和退税率,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低能耗、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 应给予全额退税支持;对于资源类、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 一律降低直至取消出口退税。

(3) 增加税种, 扩大征税范围。

择机开征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 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不仅可以调节因遗产和赠与而获得大量财产, 还可以引导消费特别是将财产向公益慈善事业、低收入者流动, 形成现实的有效需求, 刺激经济发展。

3.2 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政策是政府通过政府预算支出的增减及财政赤字的增减来影响总需求, 实现收入再分配。

(1) 加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投资。

我国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严重滞后, 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 在当前经济发展速度下滑明显的时期, 要加大财政投资。

(2) 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出。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国家加大对与农户集中度比较高的乡镇基础建设投资, 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中加大用于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和直接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良种工程、重要农产品基地以及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3) 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建立社会保障预算, 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加快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 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3.3 财政补贴政策

财政补贴政策是在国家结构性失衡或出现供给“瓶颈”时, 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 以保护特定的产业及地区经济。就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来说, 我国应加大财政补贴, 更多的运用财政补贴手段稳定价格和经济增长。

(1) 要贴补受物价影响比较大的弱势群体。①对处于最低层的弱势群体, 需要给予重点关注, 采取强化社会保障的政策, 确保其最低生活, 并逐步提高其收人水平。②对城市中的低收人者, 应适当提高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失业救济标准, 保障其生存条件, 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③对农村居民, 要增加对农业的补贴, 建立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需求向农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 要通过补贴电力、石油等行业鼓励生产。电力和石油是工业的基础, 伴随着煤炭石油原料价格的上涨, 政府应该对电力和石油行业进行一些必要的财政补贴, 稳定其电价和石油价格, 确保人们的生活稳定, 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3) 要补贴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 为其顺利转型争取时间, 同时补贴一部分高新技术产业, 支持其发展。取消对企业的补贴, 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逐步理顺资源品价格。

摘要：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而出口是经济平稳增长的调节器。对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不均衡发展的现状和形成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 为改善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从财政收入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和补贴政策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消费,投资,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1]韩永文.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J].红旗文稿, 2008.

[2]刘尚希.当前经济社会政策应聚焦到消费上来[J].中国发展观察, 2008.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第2篇

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好范文，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温家宝总理在××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我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国内需求的稳定扩大，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良性循环。要通过不断努力，逐步改变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状况。”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消费率和投资率增长不相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严重障碍，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加以解决。本文尝试从财政体制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字：公共财政协调发展

一、消费和投资增长不协调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年以来，为了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年，我国的增长速度分别为、、、、和，××年月份同比增长了。××年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已表明，我国经济已经结束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调整恢复期，正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但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投资需求的增长持续快于消费需求的增长。

首先，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做比较见图。××年，前者的增长速度分别为、、、、和，后者为、、、、和，除了年前者比后者低个百分点之外，其余年份均高出后者不少，特别是××年，前者竟比后者高出了个百分点。××年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同比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前者比后者高个百分点。

其次，以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和消费率或最终消费率做比较。我国年的投资率为，此后连续四年下降，年下降到，年起重又开始上升，××年上升到，××年进一步上升到而××年世界平均投资率只有，超过了上一轮经济过热时期的峰值比出现经济过热的年和年还分别高出和个百分点，说明年以来，我国投资率已经表现出了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消费率由年的连续四年上升到年的，年重又开始下降，××年下降到××年又进一步下降到，这是自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历史最低点见图，说明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

表××年我国投资率，消费事的国际比较

中国世界平低收入中等收高收入菲律宾印度尼泰国

均水平国家入国家国家西亚

投资率

％

消费率

％

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是××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在美元左右。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相关资料。

再次，以总投资和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做比较。我国总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已由年的上升到了××年的；与此对应，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却逐年下降，由年的下降到了××年的。

应该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如果投资率不断攀升而消费率持续走低，这将意味着投资效率越来越低，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效投资。目前我国投资效果系数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年该系数为，到××年降至左右，即每元固定资产投资所提供的增加额越来越少：投资贡献率又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由年的升至××年的，即每增加元所需要的投资增量越来越多。二造成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需要投资和消费的双轮驱动。如果消费率持续走低，必将加剧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的状况，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造成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供求失衡。据调查，目前全国余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不足。企业库存大量积压，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对就业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有可能形成“消费不足——产成品库存增加——资金回收障碍——扩大再生产困难——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不足”的恶性循环。三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以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为前提，但消费率偏低制约了服务消费迅速发展。××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的比重分别为、和，第一、二产业的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分别高出约和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

口的比重为比“西方七国集团”的平均比重低个百分点。四影响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因此不能仅仅看增长速度，还要看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否随之全面提升；不仅要看生存性消费，还要看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是否同步得到扩展。消费率偏低表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程度还很有限。

二、公共财政建设的滞后是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财政体制根源

一直观而言，居民消费需求偏低是影响我国总体消费需求偏低的主要原因，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消费倾向和消费观念

从目前我国的消费需求来看，居民消费占左右，政府消费在左右。政府消费占的，与年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相比，比重明显偏高。所以说，居民消费需求偏低是影响我国总体消费需求偏低的主要因素。而影响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年，我国平均每年增长，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增长了和，与的增幅相比，分别低了个百分点和个百分点。二居民消费倾向递减，即期消费意愿不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年之后，城市居民消费进入了大规模的耐用消费品普及时期，全国居民消费倾向非常之高，年和年都一度超过了。年开始，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连续下降，年城镇消费倾向为，农村为，到××年已分别降至和见表。三传统消费观念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受传统消费心理、消费习俗和消费观念的影响，人们强调节俭，注重储蓄，崇尚“收支相抵，略有节余”，忌讳“寅吃卯粮”，因而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逐渐降低。

表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变化××年

年份

城镇居民

消费倾向

农村居民

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等相关網站数据计算而得。

二从根本上看，我国“投资高、消费低”的经济运行现状是由我国财政职能的缺位造成的，或者说，是我国公共财政制度供给短缺的必然后果

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财政。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只能是公共财政。尽管我国现在已经初步构建起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体制转轨过程中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财政职能缺位的问题还很严重。

财政职能的缺位与否，只能以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为标准，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只能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如果政府不积极介入市场失灵的领域，则是财政职能缺位的表现。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体现为建设性财政，政府不仅负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介入竞争性私人产品领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政府职能范围的调整，财政职能由建设性财政转为公共财政，政府介入私人产品领域的程度不断降低，表现在自年以来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见表，年这一比例是，××年已降到，降幅超过。但是，政府在退出一部分微观经济领域的同时，并没有加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

表经济建设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表提供基本公共产品财政支出及其比例“一五”“九五”

财政支出基本公共产品基本公共产品支出

总额亿元支出亿元所占比例％

“一五”时期

“二五”时期

年

“三五”时期

“四五”时期

“五五”时期

“六五”时期

“七五”时期

“八五”时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表反映的是中国自“一五”计划至年，政府用于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国防、行政、地质勘探和农林水利等基本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除“八五”计划时期和“九五”计划前期以外，我国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并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比例基本都在以下，近年来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年竟比年下降了近个百分点。反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共产品支出比重大都在以上。我国公共产品支出中的一个大项是行政管理费支出这一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年突破了，年突破了见表。如果不考虑行政管理费的因素，则公共产品支出比重近几年只有左右。这说明，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缺位现象，公共财政建设的步伐应当进一步加快。下面按公共产品的类别进行具体分析：

表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直—××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第3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4-0007-05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的理论基础

作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IS-LM模型能有效分析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IS-LM模型最初是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论。在产品市场上，国民收入决定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等构成的社会总支出，而这种总支出也是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反映。社会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要受到利率的影响，利率则由货币市场供求情况决定，因此货币市场要影响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产品市场上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又会影响货币需求，从而影响利率，这又是产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影响。IS-LM模型就是描述和分析这两个市场相互联系的理论工具。其中，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是IS-LM模型的基本要素，凯恩斯最早研究这些要素的关系，汉森、希克斯完成IS-LM模型，构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理论框架。分析研究IS-LM曲线的斜率及其决定因素，可以直观反映哪些因素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机理，找出提高政策效应的方法。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最佳组合是一松一紧或此松彼紧，以防止经济的过分膨胀或者萎缩。在调控阶段，LM曲线可能向左上方或右下方运动。在凯恩斯宏观经济IS-LM简单模型中，如果保持IS位置不变，通过紧缩货币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其结果是国民产值减少、利率上升。采取这样措施的政策指向主要是抑制过热经济，防止经济泡沫的过分滋生。当LM曲线在向左上方急剧运动时，比较适宜同时采取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进利率进一步上升，依靠持续巨额的财政支出支撑GDP回到原有的水平。

但是这种组合政策的后果是更高的利率，将导致更加严峻的流动性危机，一旦政府支出停止，社会资金链会很快处于断裂的边缘。双紧政策组合一般不可取是因为其对社会经济总量的收缩效应太大，会导致经济严重退步。紧缩的财政政策推动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均衡点会沿着新的LM曲线继续向左下方移动，利率会在原来高涨的情况下下调，理论上使资金链所承受的压力得到一些缓解，经济在进一步萎缩的同时可以为日后的复苏积蓄能量，在应对严重的经济泡沫时，双紧政策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利用，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和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阶段(2003-2005年)。2003年6月，我国经济过热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从2004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紧缩银根，动用了包括提高基准利率、外币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向发放贷款过猛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等货币政策工具等措施。在紧缩银根期间，相配套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或者说是扩张的：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的财政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8%、15.6%和18.3%。

第五阶段(2006年至今)。进入2006年以来，宏观调控压力并没减少，只能继续以更高的频率推行更为严厉的银根紧缩政策，多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频度较高。而财政预算支出，也表现出紧缩财政支出的意向。这是典型的双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

三、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应用的实证案例

(一)湖北省荆门市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配合运行的实证效果分析

1.财政资金起到了主力军的引导作用。随着国家财政政策由第四阶段转入第五阶段，荆门市财政支农资金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第四阶段(2003-2005年)，国家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或者说是扩张的，因此，财政支农资金增长迅速，尤其实2004年达到了60.5%。而随着第五阶段(2006后)，紧缩财政政策的到来，财政资金的增长幅度又恢复到了2003年的水平。而GDP的增长幅度与财政支农的幅度同步，说明财政资金还是在加速农村发展中起到了主力军的引导作用。

2.信贷资金增长缓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农业比重比较大的地市，财政资金也比较匮乏，财政投入的力度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要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单靠财政政策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而政府已经不能单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金融机构向农村发放贷款。加之农户收入不稳定、缺乏抵押担保物，而且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这就决定了农业贷款较其他商业性贷款具有更大的风险，而现在又缺少相应的信贷风险补偿办法，因此，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积极性不高。[1]

(二)湖北省京山县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配合应用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情况，笔者选择湖北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县——京山县进行了典型调查。结果显示，该县财政和信贷对“三农”的投入逐年攀升，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缺乏协调互动机制，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项目与信贷项目脱节。为启动新农村建设，该县分别制定了“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该县将开工建设40个较大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32.93亿元，其中财政资金9.5亿元、银行贷款16亿元，分别占全部资金需求的28.8%和48.6%。这些项目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主要用于改善农村交通、饮水、通讯设施建设，但银行未参与项目的规划及前期论证，对项目的认可度低，很大一部分项目将难以得到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必然形成较大的资金缺口。

2.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投入范围不一致。2002年至2005年，该县财政支农资金总额为5.78亿元，投资领域包括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分为有偿性投资和无偿性投资两种方式。有偿性投资项目主要是农业多种经营和农田整理等项目，用款人需在一定期限内偿还投资，占投资总额的19.55%，其中2006年已将农田整理项目纳入无偿性投资项目；无偿性投资项目主要是各类直接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投入等，占投资总额的80.45%。而同时期该县金融机构净发放2.64亿元农业贷款，93%的贷款投向农业多种经营项目，与财政资金的支持范围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对财政资金无偿性投资项目进行配套支持。

3.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期限不匹配。在该县“十一五”规划设置的40个涉农投资项目中，中长期投资项目37个，占92.5%，投资额29.9亿元，占91%；短期投资项目3个，占7.5%，投资额2.96亿元，仅占9%。从投资收益期看，一般长达2-5年。如土地整理项目在完工后至少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到原有的收益水平，3年后收益才会有一定程度提高；林业项目收益期跨度最长的达8年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金融机构对涉农领域的信贷投入以短期贷款为主。2005年末，该县中长期涉农贷款余额6260万元，仅占涉农贷款总额的3%，比财政中长期涉农投资比例低88个百分点。

四、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应用效果的经济学分析

(一)双紧的政策组合在控制发达地区经济过热的同时，也限制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行单纯一种或简单几种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产业结构和金融辐射能力及辐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特点，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组合方式，否则宏观调控就会出现两难境地：执行比较温和的财政和货币组合政策，在经济过热地区难以达到调控的预期目标；执行比较严厉的双紧政策，可以部分抑制经济的过热，但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将带来严重损伤，甚至加剧落后地区经济的恶化。

(二)目标取向和运行机制存在差异，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不畅

在我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在基本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协调不畅的根本原因。结合京山县实际分析，两者协调上的问题主要受制于“四大障碍”。

1.目标障碍。从理论上讲，财政支农资金以提高社会效益为最大目标，绝大部分资金是无偿投入；信贷资金则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资金是有偿使用的，需要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两者的目标不一致。由于存在目标障碍，影响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一方面，财政资金对信贷资金的引导弱化。财政支农主要以各类补贴和直接无偿投资项目为主。2002—2005年，京山县各类农业补贴1.08亿元，占财政对支农资金的61.2%；农业项目投入方式也以自主办项目为主，较少考虑用信贷资金作为财政投资不足的补充，项目建设单位宁可多花功夫争取财政投资，也不愿向银行申请贷款。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调整进度不一致。新农村建设启动后，国家随即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加大了对涉农项目的投资力度，财政资金明显向新农村建设倾斜。尽管国家也就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信贷政策尚未随之进行调整。

2.体制障碍。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项目众多，财政支农资金共有15个大类和几百个专项，形成了多部门管理、多渠道支付、分级次负担及条块结合的财政支农体制，表现在：一是管理部门众多。京山县财政支农资金分属9个部门管理，不同渠道的财政投资既有重复交叉，又有过于分散的现象，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难以形成支农合力。二是财政资金支付渠道多。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一部分由上级财政下拨后通过县级财政列支；另一部分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主办部门，再由主办部门逐级下拨。三是分级负担体制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农业税费减免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减少，可用财力缩小，导致地方财政应配套支付的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而农村金融体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无法与财政条块结合的支农体制相衔接，并且财政支农体制不顺也对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形成了障碍。同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不能到位，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信贷支农功能缺位，很难保证国家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如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信贷功能不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后全面实行商业化经营等等。

3.沟通障碍。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上协调机制较完善，但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等领域，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一是决策层面协调机制不健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支农政策磋商机制，导致各自出台的政策关联性不强，使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难以融合。二是项目信息缺乏交流。基层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没有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在申报支农项目时各自为政，财政部门没有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的渠道，金融机构也缺乏获取财政性资金支持项目相关信息的手段，使金融机构无法向财政支农项目提供信贷资金。

4.观念障碍。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是会计、银行是出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上相互混淆。金融机构在计划经济时期按照财政计划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过大量的信贷资金，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损失严重，特别是农业银行至今仍背负着较沉重的负担。因此，金融机构至今仍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较重的思想障碍，认为新农村建设应以财政政策性投资为主，银行信贷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潜在风险巨大，应当避免进入。

五、加强政策的灵活性是促进财政资金与货币资金的协调性

(一)现阶段欠发达地区根据自身情况适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

在宏观调控阶段，欠发达地区要避免经济恶化，减弱“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除了自己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外，国家必须以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去支持其基础设施以减少开发资源的启动资金，国家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内在依据。关键是在于落实并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高效回报。

分地区而言，在出现经济过热苗头的不发达地区，应该选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图1所示，即LM1移至LM2，IS1移至IS2，均衡点由E1移至E2，图形显示是推动利率更高。由于在抑制经济过热苗头的时候不能过分压制经济总量，所以货币紧缩使E1、E2横坐标一致为宜，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较紧的货币政策。

对于某些相对落后地区，在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即LM1移至LM3，IS1移至IS2，均衡点由E1移至E3。货币政策越宽松，新的均衡点就越向右方移动，这就是说落后地区现阶段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应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较松的货币政策。

(二)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相互配合，创造“1+1>2”的社会综合效应

1.以“信贷资金先行，财政资金补贴，强力支农”的形式，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对符合财政资金扶持条件的企业项目，如财政已安排或拟计划给予项目补贴和贷款利息补贴，已经达到信贷资金支持条件的，信贷资金可提前介入，支持此类企业做大做强。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别作用于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两者相互补充，更有利于企业的迅速成长。

2.以“财政资金先行，信贷资金跟进，互补支农”的形式，支持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由于投入大、效益低，信贷资金一般情况下难以涉足。近年来，国家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各级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的投入，在财政资金无偿性铺垫下，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基本具备了信贷资金跟进扶持的先决条件。

3.以“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时进入，共同支农”的形式，支持农村新型能源及生态环境建设。推广农村新型能源，改善农村安居条件是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为扎实促进上述两项工作，国家每年为项目计划内农户安排财政补贴，引导和推动农户加速融入新农村进程。“一建三改”工程作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惠及千家万户。这类项目可以采取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时进入的形式，共同支农。即对地方政府规划发展的项目，在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可以同时进入，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可发挥机构网点优势，利用“小额农贷”政策对项目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或固定资产投入贷款，不断扩大支农项目的深度和广度。

4.政策性信贷资金先行投入，以项目产生的财政收入或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为还款保证的形式，支持县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已突破政策性业务限制，信贷范围进一步拓宽，不仅可涉足农村公路网、信息网、商业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对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如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可投资。政策性信贷资金一次性投入规模大，利率优惠，使用周期长，具有其它股份制和国有商业银行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得到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还款的保证前提下，农发行即可对重大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信贷支持，以形成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2]

(三)从机制入手，促进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互动

1.建立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通过建立县级涉农投资项目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项目规划、预算、申报及项目实施等工作进行科学调度，做好财政资金与信贷投入的衔接工作，监督项目预算的执行，促进项目资金的落实。同时，明确财政、金融的支持重点。财政资金实行全额无偿投资，以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方面建设为主，逐步退出农业经营性项目。商业性信贷资金主要支持农业经营性项目。政策性信贷资金应实行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主要对商业性信贷资金无法涉及的领域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进行支持。

2.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一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对现有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高的专项支出，对资金用途和扶持对象基本相同或相近的专项支出予以合并。除救灾性和具有特殊用途的财政支农资金外，对各级政府安排的所有支农资金进行整合，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发挥资金最大效益。二是整合涉农信贷资金。设立新农村建设信贷资金专项金融统计项目，对县域地区涉农信贷资金实行统筹规划、合理摆布。对较大项目实行银团贷款、政策性与商业性混合贷款等模式，增强信贷支农实力。

3.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质量。以防止截流挪用为重点，切实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支农资金不流失。一是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将各级财政的支农资金全部纳入专项基金管理范围，并吸收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捐助，实行集中管理、统一拨付。二是加强项目管理。推行“阳光工程”，提高项目透明度，完善涉农投资项目公示制、项目法人负责制、重点项目招投标制、项目建设监理制，杜绝暗箱操作，确保涉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三是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建立财政、信贷支农资金支持项目从立项、执行到完成的全过程审查监督机制，对每项支农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支农资金使用绩效进行监测评价。[3]

4.加强引导和推动，为金融、财政支农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基层人行职能，扩大基层人行信贷监督管理权限，创新信贷政策引导措施，延伸再贷款的使用范围，完善再贴现、利率等操作手段，提高基层人行对金融机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引导能力，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培养涉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的诚信意识，对守信企业和农户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倾斜，营造诚实信用氛围，增强农村金融机构对新农村建设信贷投放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君伟.近距离看农村—调研随笔[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 余章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1.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第4篇

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是政府遵循均衡与非均衡交替发挥作用的辩证统一规律, 据其财政职能而实施的财政资源重点配置与统筹配置的经济协调活动。其体现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决定方式和资金供应方式, 由一系列公共 (选择) 决策来实现, 通过财政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上的协调配置, 努力推进公共产品的均衡提供, 实现社会和谐。《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研究》 (段国旭, 2011) 基于上述目标, 从财政资源配置“均衡—非均衡—非均衡协调”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路径提出了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和政策框架, 不失为推进当前财政理论发展的一种新尝试。承接该观点, 笔者认为构建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 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去完善:

一、基于历史的观点构建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

首先, 在西方经济理论演进层面,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推出, 坚持了政府“守夜”原理, 使财政资源仅限于政府内部配置, 造成了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遭受了市场失灵的惩罚。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追求政府干预市场供求, 政府既“守夜”又“守日”, 财政资源倾向于政府外部配置, 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 受到了政府干预过度的惩罚。这使得人们进一步思考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协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非均衡协调理论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中心, 应用到西方各国政府的经济实践。其次, 从我国建国后的财政资源配置实践看,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了的财政经济均衡政策, 最终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三次产业发展极不协调的格局, 民众生活改善幅度较小。改革开放后非均衡发展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放权让利、分灶吃饭体制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壁垒, 阻碍了地区间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与流动, 经济发展遭遇了“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循环怪圈。进入新世纪以来, 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在经济生活中的指导作用日益加强, 以非均衡协调手段配置财政资源、协调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因此, 从上述历史的发展进程得出结论:非均衡协调理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正在形成共识。

二、基于辩证的观点构建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

从辩证法的角度, 均衡是暂时的、静止的, 非均衡是永恒的、运动的;非均衡孕育着均衡, 均衡寓于非均衡之中。均衡是一个始终发展的、始终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中, 绝对的非均衡性与相对的均衡性两者必须紧密结合, 不可彼此割裂。财政资源的非均衡协调配置也不例外, 遵循着均衡与非均衡交替发挥作用的辩证统一规律, 以非均衡协调为手段, 以实现最终均衡为目标, 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辩证关系的角度看, 财政资源的非均衡协调配置外在表现为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本质上是协调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核心是协调处理关系。首先, 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所要协调处理的是宏观经济关系。包括效率与公平、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区域与群体、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其次, 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所要协调处理的是利益主体关系。围绕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调整,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部门和地方、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 正确处理局部和全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正确处理不同群众之间的关系, 全面把握和妥善解决来自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再次, 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所要协调处理的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财政虽然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配置公共资源, 但财政配置结果会形成社会成员的利益新格局, 呈现出利益差距的扩大或缩小、利益群体的增加或减少等一系列现象, 这些现象表面上是数量的变化, 然而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甚至是质的变化。因此, 关系作为现象表达和规律作为本质表达, 要求政府在以政策实施来正确处理财政资源配置关系的同时, 必须正确把握财政资源配置规律, 始终围绕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 统筹协调好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

三、基于系统的观点构建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

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不仅在本质上要协调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而且外在地表现为处理政府与市场这两个巨系统的关系, 因而其囊括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方面面的关系,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构建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 一是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 实施财政资源的体制配置机制, 相应形成政府间财政体制。二是围绕正确处理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 实施财政资源的区域配置机制, 相应形成主体功能区财政体制政策。三是围绕正确处理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实施财政资源的群体配置机制, 相应形成反贫困和推进城镇化的财政体制政策。四是围绕正确处理公共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职责关系, 实施财政资源的部门配置机制, 相应形成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在内的财政资源的部门配置体制政策。

四、基于开放的观点构建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

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成员之间纷纭复杂的利益关系, 这不仅决定了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体制配置、区域配置、群体配置、部门配置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远没有囊括至尽, 而且决定了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系。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财政资源配置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 财政资源配置关系更趋广泛, 结构更趋复杂, 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不断面临新内容的增加和新结构的形成。适应历史发展潮流和财政关系的调整, 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理论需要在财政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和完善, 在理论开放中、在实践验证中寻求科学发展。

五、基于应用的观点构建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

在构建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体系框架的同时, 必须对体系构成要素进行可操作性解构, 提出一系列可供财政实践应用的政策措施和改革建议, 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财政管理改革将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总之, 在处理与市场关系的实践中, 权力部门在财政资源的非均衡协调配置上任重道远。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的伦理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成员关系的和谐, 民主决策问题涉及到法律程序的完善与政治体制的改进, 制衡机制问题涉及到行政体制的改革与监督体系的健全, 连同其它所有涉及财政资源配置关系的协调问题, 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强财政资源配置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应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 特别是秉承于西方均衡模型的主流经济学, 能否在非均衡协调实践中实现与时俱进, 关系着经济学的改良、改革与发展, 更关系着财政资源实现科学合理配置的经济理论基础是否牢固。

参考文献

[1]段国旭.财政资源配置学论纲 (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2]段国旭.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研究 (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1.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第5篇

市财政局课题组

宜宾市，是地处川滇黔结合部，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市内丘陵与山地梯次分布，各区县自然环境、资源禀赋迥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何发挥财政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市委、市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区域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宜宾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部，地型从浅丘到山地梯次分布，各区县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差异较大，资源禀赋迥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区域经济差异更加明显（如图1）。如何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一条区域间协调、均衡的经济发展之路，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和主要挑战。

（一）经济规模较小，区县间差异悬殊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宜宾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规模仍然偏小，实力不强，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2008年，宜宾全市实现GDP645.8亿元，人均12200元，为全省人均15378元的79.33%，列全省第七位，为全国人均22698元的53.75%。2007年全省173个县级经济综合评价排名，我市10个区县中排名在70以内的仅一个翠屏区排第11，排名71-90仅两个，其余均在第90名以后。经济规模小，且差异巨大，根本原因是除市辖区外的县级经济基数太小，工业基础太薄弱，发展缓慢。2008年，9个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合计176.72亿元，仅占全市的47.90%，平均每个县不到20亿元。

（二）工业化程度低，没有摆脱农业经济格局。

全市10个区县中除翠屏区外，工业比重普遍偏低，农业比重偏高，工业比重超过40%的高、珙、筠三县，采矿业占了大头。县域经济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空间布局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工业布局无序、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集聚能力弱，宏观经济效益差。

（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边远地区发展受限。

县级经济发展滞后，于所在县区位和交通条件呈正相关关系，交通条件越好的县，工业基础相对较强，偏远地区、交通条件差的县工业基础就差。如屏山、兴文、筠连三县离中心城区最远，工业基础也最弱。

最近15年来，市-县交通有了很大改善，但仍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筠连和兴文两县离市区公路里程100公里左右，时间仍然需要两三个小时。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着县域经济发展。

二、发挥财政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有三种源泉：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加强微观管理和改善要素配置；科技创新。三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度的不同组合，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增长所倚重的主要源泉不同，在各种源泉当中采取的重点途径也不相同。财政职能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配置资源，二是收入分配，三是稳定经济，四是经济发展，其中三个是与调节经济相关的，可见财政职能的发挥之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发挥财政职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和利用好财政资金，影响经济增长的三种源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程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人们通常把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归结为粗放或者外延式的增长方式，并进而认为这是不好的增长方式。实际上，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方式并不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而没有实现要素充分就业的增长方式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大量的研究表明，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宜宾这样的西部相对落后地区，虽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都需要倚重要素投入增加、提高配置效率和管理水平以及科技创新，但是有明显区别：一是要素投入增加推动增长的潜力更大；二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潜力也更大；三是就技术创新而言，主要依靠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实现。理清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明确了什么是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难找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重点。

可见，对于宜宾而言，推动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源泉依次是增加要素投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科技创新。财政职能的发挥要以此为依据来展开

（一）集中力量建设一批能发挥区域资源优势的工业集中区，壮大工业实力。

根据经济增长的源泉理论，宜宾经济增长的最大源泉是增加要素投入，及增加资源、资金、劳动力的投入，归根结底就是扩大投资。从投入产出效率看，农业最低，服务业受经济发展阶段制约发展空间受限，工业潜力最大。要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在充分利用当地各种优势资源基础上扩大制造业投资，提高工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是必然选择。

2004年，高县率先提出了工业强县的口号，开始了根据本地资源优势，建设工业集中发展区的探索。立足煤炭、水资源丰富，交通便捷的优势，在全市首先建立以能源、耗能产业集中发展为特色的福溪工业园区。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超过2.5亿元，其中财政预算资金投入4829万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8年，福溪工业区累计入驻企业12户，当年实现工业产值3.97亿元，占全县的10%。

高县之后，各区县相继建立了工业集中区。2007年6月，为规范和加快全市工业集中区建设，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集聚配套，培育企业集群，形成产业规模优势，提高宜宾工业经济的竞争力，市发改委出台了《宜宾市工业集中区布局规划》。全市规划工业集中区13个，其中市辖区4个，其余各县一个。《规划》结合各地资源优势，进一步明确了各工业集中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明确长江沿线依托较强的工业基础、便捷的交通和丰富水资源，重点发展食品、纺织、化工、机械、物流产业，南部地区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重点发展煤电、煤化工及建材等能源、材料产业，并对园区产业链配套、环境保护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划》的出台为区县工业集中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市县两级财政充分发挥财政职能，通过预算安排和投资公司融资平台贷款融资等方式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园区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截止到2008年累计投入资金达25.5亿元。

在大笔资金投入园区基础建设同时，宜宾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投资。主要有：一是对鼓励类产业转移项目的各类规费、手续费等在符合国家政策前提下，按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减免。二是对鼓励类和拉动作用强的重大产业转移项目，财政予以贷款贴息补助。2008年市财政贴息3000万元。三是对鼓励类产业销售收入上台阶予以奖励。2008年兑现奖励214万元。四是对自身建有污水处理厂并达标排放的，所征排污费纳入地方环保专项资金的部分，符合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条例》和财政部《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安排给该企业用于污染防治。

工业集中区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大批市内外企业到县域投资，县级工业实力迅速提高。2008，市辖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其余9县增长33.83%，县属工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由38.8%一跃提高到48.3%，市辖区GDP占全市比重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连续两年下降（如图1），工业集中区功不可没。一些集中区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县域经济的中流砥柱。2008年，江安阳春坝园区已形成工业产值生产能力70亿元，实现工业产值14亿元，占全县的49%，实现利税8200万元；南

溪罗龙工业园区实现工业产值11亿元，占全县的45%，实现利税3600万元。目前，集中区大量的工业投资项目还处于建设期，一两年后产能将逐步释放，预计到2010年，将有6个园区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其中3个超过100亿元，一个超过400亿元；到2012年将有6个园区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其中5个不在市辖区。宜宾将逐步形成以长江沿线5个工业集中区为主轴，以南部能源、原材料工业走廊为两翼的经济布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将大幅改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质的提升。

（二）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交通瓶颈。

前面讲到，交通是我市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全市设立的13个工业集中区，长江沿线交通条件较好的几个得到迅速发展，南部几个相对边远的则发展较慢，从这个方面说，交通也是生产力。要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必须改善了交通条件，缩小空间差异。

2005至2008年，市财政累计投入交通基建资金9.2亿元，带动完成交通基建总投资40亿元（如下表），财政资金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是围绕打造“一小时经济圈”、“半小时核心圈”，实现 13个工业集中区快速通道连接，实施完成了宜长路、宜珙路、江长路、观斗山隧道、S307屏山至大岩洞段公路建设和S307屏双路、S308李沙路、S309龙兴路、S206江安至纳溪公路整治，即将完成宜-南快速通道建设和高筠路整治。二是围绕构建大通道、大动脉，形成 “十字型”对外高速公路骨架网络，已建成内-宜-水高速，在建宜-乐、宜-泸-渝高速，宜-攀沿江高速已纳入省高网规划并开展前期工作。一批重大项目在几年内陆续建成，宜宾将逐步形成高速公路外通成渝、云贵、攀西，快速通道内达区县的交通网络，资源配置效率将显著提高，基本消除交通瓶颈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三）以机制创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扶持企业快速发展。

最近20年，宜宾的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是“抓大放小”，2000年之后的第二个阶段是全面发展，但这个阶段才刚刚起步。第一阶段的“抓大放小”，政府成功地将五粮液、天原、丝丽雅培养成超大型企业，其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市的52%，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超过55%。第一阶段的成功也带来了明显的副效应，即宜宾除了这三个企业外，小企业多，中型企业较少，企业规模层次有断档现象，企业生态不平衡。这种断档，意味着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地方经济持续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都意味着一种风险。要消除这种风险，就需要引导资金配置，让一批小企业迅速发展成长起来。

企业的发展壮大，要有强大的资本做后盾。但由于厌恶风险，国有大银行更愿意向大型企业贷款，小企业规模小，风险承受能力低，难以得到银行贷款，此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存在缺陷。小企业最缺的就是资金。如何解决小企业的发展资金问题，就成为能否解除经济发展风险的关键。

市场机制的缺陷，可以由政府创新机制来弥补。宜宾市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实践，核心在于构建一种政策性支持、金融式放大、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机制，让财政资金产生可持续的放大效应，把传统“消耗性”的低效投入方式，变成循环增值性的、高效的投入方式。

一是用财政资金建立信用担保公司。2003年，宜宾市政府出资成立了“宜宾市和正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由财政来承担信用风险，以此鼓励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2003年当年财政注入资本金4000万元，截止到2008年底累计注资9000万元。6年间，担保公司累计为192户中小企业提供担保85630万元，在保余额29549万元。在担保公司支持下，一批有潜力的小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当地的重要企业。同时，担保公司资产稳步增长，实现良性循环。

典型案例如南溪徽记食品公司。该公司是一个生产风味名小吃“豆腐干”的企业，2006年销售收入1100万，年利润46万，职工仅130多人，产品很受欢迎，奈何没有资金扩大生产。2007年由担保公司担保获贷款800万，产能迅速扩大，2008年销售收入就超亿元，利润超1100万元，新增就业850人，2009年1-5月徽记公司产值已达6000万元，成为县级支柱企业之一。象徽记公司一样在担保公司支持下快速发展的公司很多，如金川电子、高洲酒业、力源电机等企业在担保公司的持续支持下高速发展，目前已位列市内30户重点企业。

二是向地方商业银行注资。2006年，市政府整合城市信用社成立股份制的宜宾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1个亿，主要面向中小企业融资。商业银行的成立为本地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多机会，当年年末贷款余额11.3亿元，2007年增长23%达13.9亿元。2008年，国家收紧银根，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为此，市商业银行再次增资扩股，市、区两级政府与几家国有控股公司联合注资1.38亿元，其中财政注资5665万元，当年年末贷款余额增加8.1亿元，同比增长58.54%，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同时，银行净利润两年平均增长117%，实现了财政资产保值增值，为支持更多企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四）以财政资金为杠杆，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实质就是产业的竞争。产业竞争力的核心，一个是规模，一个是技术。因此，后发地区要在经济上迅速缩短差距，实现赶超和可持续发展，在不断扩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必须逐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高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比重。但矛盾在于，后发地区往往表现为资金匮乏，创新意识不强，科技投入不足。这个不足只能由政府来弥补，发挥财政职能，用各种财政奖补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

近年来，为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提升我市产业竞争力，市县两级财政以研发补助、技改补贴、贷款贴息、奖励等多种形式投入大资金，对优势企业关键性项目给予重点扶持，成效显著。2005年至2008年间，全市财政对工业技改和研发补贴投入逐年增长（如下表），补贴企业的研发补助资金累计达1.6亿 元；产业技术改造等工业发展补贴累计3.7亿元；2008年一年就投入能源节约利用技改资金1.06亿元。财政资金的持续投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意识，直接和间接带动了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改造投入快速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杠杆效应。2005年至2008年，全市工业企业创新投资从2.58亿元增长到14.26亿元，3年增长4.54倍，年均增长77%；技改投资由35.96亿元增长到73.91亿元，增长1.06倍，年均增长27%，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两项投资合计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5.88%。

研发和技改资金的大量投入，使我市工业竞争力持续提高，几个龙头企业如五粮液、天原化工、丝丽雅等在同行业中竞争优势不断扩大，一批中小企业如高州酒业、天工机械、惊雷科技等也迅速成长壮大，成为同行业中的小巨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

三、政策建议

实施证明，什么是好的发展方式，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其定义可能大不相同，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发挥本地的资源、区位优势，弥补阻碍经济发展的短板。协调区域间经济发展，政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至关重要。如何发挥财政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宜宾市做了一些探索，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我们认为财政职能发挥的空间还很大，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县公路升级。

如前所述，我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呈正相关关系，要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改善其交通条件是第一要务。我市目前已通一级公路的县4个，多数县只通二、三级公路，差距很大。道路等级落后严重制约着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扩大财政资金投入，提高市通县公路等级，促进边远地区经济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与全国一样，宜宾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9%以上，解决了近八成的就业，贡献巨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增强，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加深的严峻形势下，加快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城乡就业、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小企业首当其冲，融资难、经营难更加突出。因此，建议中央专门出台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减小受到的冲击；同时，地方政府继续加大上述金融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

（三）鼓励煤化工工业发展。

宜宾市经济相对落后的几个县，交通、地理条件没有优势，但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煤，在未来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在矿产品深加工上做文章。现在，煤基本是挖出来就卖，附加值不高，就赚个挖煤的辛苦钱，而煤化工可以将煤的价值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建议抓住以石油替代为目标的现代煤化工产业刚刚起步的契机，大力发展煤化工工业，在土地、税收、财政等各方面予以全方位政策扶持，既可以改变廉价出卖资源的被动局面，推动产业升级，又能促进本地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将资源的价值在当地体现出来，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08年有专家测算，只要国际油价高于50美圆一桶，石油替代煤化工就有利润空间，而目前油价已触底回升超过60美圆，煤价相对2008年已下跌近半，正是发展煤化工的最佳时机。如能成功抓住此机遇，宜宾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格局都将重构，五粮液、翠屏区一家独大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宜宾经济将发生质的飞跃。

（四）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第6篇

面对全球“有形之手”开始缩手的态势, 我国宏观政策的调控转向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眼球的关注。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要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动摇。可见, 我国近期的政策主基调仍然是财政“积极”, 货币“适度宽松”,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政策不需要微调。当前我国经济在总体向好的形势下, 仍面临着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信贷结构不合理, 流动性管理难度增加等困难。这些矛盾的缓解需要进一步协调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既要促进经济加速回暖, 同时又要加强对通胀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一是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适度微调。前一阶段我国的宏观政策以扩大投资总量为重心, 下一阶段将应当逐步转为以结构调整为重心。这就需要我们在政策设计和落实过程中, 开始更多地考虑信贷政策所支持的行业结构问题, 如环保政策要加强对“两高一资”项目的制约, 还要考虑财政政策所追求的结构性目标问题, 如更多地支持扩大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等项目。

二是继续利用国债手段, 不断为拉动内需增长提供源动力。研究表明, 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所必需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不太可能得到满足, 我国的实践也证明, 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以往的经济调控政策中作用也很小, 以增发国债为赤字融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要继续利用国债手段, 不断刺激内需、扩大内需。同时, 由于李嘉图等价定理所描述的现象在经济中也是客观存在的, 且增加财政支出比减税的乘数效应一般要大, 因此要放缓结构性减税的力度, 适当考虑出台一些结构性增税政策。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性研究 第7篇

1.1 货币政策内涵

狭义上讲,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 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一个是从经济理论角度讲, 一个是从政策措施讲。

1.2 货币政策目标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由一定的传导过程, 影响扩展到经济的实际领域, 达到既定的目标, 这就称作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现的是社会经济对于货币政策的一种客观要求, 也是中央银行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出发点以及最终归宿。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有:就业充分, 物价稳定, 经济增长得以促进, 国际收支进一步平衡等。

1.2.1 就业充分

(1) 总需求不足。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状一般会造成两种类型的失业:一是周期性失业, 产生于短期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二是持续的普遍性失业, 一般在一个长期的经济周期或一连串的周期循环中才会出现, 我们通常把它称作真正的失业。无论哪一种失业, 都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各种经济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 无法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2) 总需求分布不均衡。劳动的不流动性造成某些行业、职业或地区缺乏需求, 进而导致总需求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分布不平衡。这就称之为结构性失业。

(3) 季节性失业和短暂失业。有些行业季节性比较强。淡季时, 劳动力过剩, 很多人下岗;旺季时, 劳动力又紧缺。而且这些季节性行业所需要的技术工作不能相互替代, 所以就导致“淡季越淡, 旺季越旺”的现象。季节性失业可以设法减少, 但是不能完全避免。

1.2.2 物价稳定

物价稳定是一个相对概念, 主要内容是使物价水平在短时期内不发生剧烈波动, 实质上就是控制通货膨胀。物价稳定目标也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 它的实质是币值的稳定。币值的稳定性在当今信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 是根据一定条件下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货币购买力通常用一揽子商品的物价指数来表示, 物价指数上升货币指数下降, 则说明货币贬值物价升值。

1.3 财政政策内涵

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和其相应措施的总称, 是由支出政策、税收政策、预算平衡政策以及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1.4 财政政策类型与目标

1.4.1 根据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划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经济中能自动地趋向于抵消总需求变化的政策工具与活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指政府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 适时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的财政政策, 其目的在于通过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平衡经济, 而不是平衡政府预算。

1.4.2 根据调节国民经济总量的不同功能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支出、降低税收等手段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 一般在经济衰退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一般在经济过度繁荣时使用。中性财政政策的特征是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也就是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1.4.3 按作用空间划分为宏观财政政策和微观财政政策。

宏观财政政策通过税收支出等政策工具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 以达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微观财政政策通过税率、征税范围、补贴对象、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来影响需求与供给结构, 以达到解决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等问题的效果。

1.4.4 按作用时间划分为短期财政政策和中长期财政政策。

短期财政政策一般用来解决经济波动和保持经济稳定, 持续期为1-3年;中长期财政政策则用来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力争公平分配等方面, 持续期一般在3年以上。

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2.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同一性。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 都是力求社会经济尽可能地实现稳定、持续、协调发展, 以及供给与需求在变动过程中达到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 都是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作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和谐等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从社会总资金的运作来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对资金运作的影响, 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各自的政策实施和变动, 必然要牵动对方的神经。

2.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

哲学上说, 有联系必然会有区别,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不例外。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经济体系中各自所侧重的不同领域以及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二者具有的差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2.1 调节的范围不同

货币政策的调节范围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 它主要是用来处理商业性金融系统功能边界内事务。而财政政策的调节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它体现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

2.2.2 调节的侧重点不同

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调节各自的总量和收支结构, 但相对于财政政策而言, 货币政策的总量特征更加明显。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 同时商业性金融信贷的市场化经营原则也要求政策变化大体上能够覆盖其全部资金运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作用于各自不同目标的时候, 也是有所区别的。例如, 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 财政政策比较重要, 而在稳定物价等其他方面, 货币政策却比财政政策重要。此外, 财政政策的结构性要强于货币政策, 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是根据不同的项目和不同的规定来组织, 用来调节不同部门、地区、个人以及企业的收入水平;财政支出则按资金用途与性质来安排, 用于直接调节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经济总结构;总量上, 财政政策则主要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数作用来影响社会资金运作的全局。

2.2.3 调节的手段不同

货币政策依靠的手段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利率和贷款安排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 与此不同的是, 财政政策主要利用预算支出、税收、公债、贴息或财政补贴等手段来调节经济的平稳运作。

3 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建议

3.1 加强对财政债务风险的研究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规范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举借和偿还政府债务的行为, 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一直是我国努力的目标。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 债务总量的积累, 还本付息的逐年增大, 尤其是一些区、县政府超财力举债, 偿债能力低, 干扰了正常的财政预算管理和预算执行。因此, 要借鉴国际财政统计办法, 既要全面准确反映出财政现金流量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同时还要制定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警戒线, 避免财政政策操作的盲目性。

3.2 完善货币政策, 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应投身于公共福利的增进事业。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一定要划清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 通过相应的法律规范来明确财政投资的原则、范围和领域,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特征使得二者的作用领域和作用对象有所区别, 但是任何事情不是一概而论的, 货币政策也不仅仅是更多地利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来调节总需求, 同时, 还要通过改革国债发行交易制度。

4 结语

推进改革, 构建科学合理的投融资框架。在科学的投融资框架体系内, 财政投融资不应当干扰和影响民间投资的选择和偏好, 不应当进行风险性投资, 不应当做一切会损害公共财政资金的事情, 而应投身于公共福利的增进事业。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一定要划清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 通过相应的法律规范来明确财政投资的原则、范围和领域。在后危机时期, 我国财政投融资应重点作用于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 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农业、区域发展、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等。同时, 为了防范融资风险, 还要加强监督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督促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透明度和高效率。

参考文献

[1]胡绍雨.国际经济协作下协调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应用[J].当代经济管理, 2013 (02) .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第8篇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来看, 财政问题的根本并非激励与否的问题, 不能通过不断增添的修修补补的新内容将问题复杂化, 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全局战略高度考虑问题, 特别是需要研究一个能确定转移支付的科学标准, 要统一、规范, 要具有可计算性, 减少人为性。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一) 树立正确的财政观, 摆正财政与发展的关系。第一, 必须认识到, 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再分配工具, 其职能就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公平, 进而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 财政收入并非越多越好, 我们不能从强调增加财政收入这样一个操作方向来定政策, 而必须从广东的全局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来定政策, 关键是要发挥好财政的功能, 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财政收入的正确概念应是合理规模, 具体是增加还是减少, 应以政府发挥职能的要求为标准, 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标准。第二, 广东全省的发展不在于一地一域招商引资了多少, 增长了多少, 而在于广东的创业环境的优劣及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小, 最重要的是将优秀创业者和投资者更多地吸引到广东, 不能为了财政增长而片面鼓励各地片面竞争, 损害广东的整体投资环境和全局发展。第三, 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是客观规律, 但经济不均衡并不成为人的发展不公平、区域和城乡不协调的充分理由, 即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人的相对公平发展、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广东的区域条件差异大, 不能以经济是否平衡分布作为评价广东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标准, 作为社会公平的评价标准, 而应该看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否比较公平, 是否有利于广东经济的全局发展及总体竞争力的提高。从前面的分析看,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过度激励的财政体制是不可能有总效率的, 也不公平, 对促进广东的发展产生深刻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广东今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不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是不足以支撑这种新发展或科学发展的。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深刻指出的, 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建设,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 “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 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只有这样, 才能“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政府不分地域, 都能够提供较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从而为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搭起统一的平台,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真正“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突破行政区划界限, 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 也才能“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等, 由此将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境界。

汪洋同志提出要“建立珠三角经济共同体, 实行一体化发展”, 要突破行政区经济导致的“各自为政、竞争过度、发展成本提高”等突出问题。实际上, 整个广东也应该是一种很强的经济共同体, 要有一体化的发展, 这就需要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系。广东要当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的排头兵, 就必须从深层次上解决存在的体制不顺的问题, 率先建立一个科学的有力于产业转移、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这不仅在于广东有迫切需要, 也在于广东的财政实力比较强, 有这个能力。

(二) 要以人为本, 简化并科学确定转移支付标准。财政的问题、公共财政的问题, 最难处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转移支付问题。现行转移支付制度, 基数不能“与时俱进”, 往往实际情况已大变, 暴露的问题很严重了, 才会考虑调整基数;同时, 由于转移支付科目繁多, 每次改进多在原来的框架内再增加一些东西, 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偏离问题的实质, 必须使用“奥卡姆剃刀法则”, 采用少数几个普适的法则来简化处理, 以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效率。具体来说, 公共服务的对象是人 (应对常住人口为主, 适当考虑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 , 所需要的财力保障就应该是以人为基本依据, 这也应该成为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当然, 如果管理和服务的幅度 (辖区面积) 大, 也会提高管理和服务成本, 固可以在人均的基础上再考察人均面积 (人口密度的倒数) 作一个修正系数, 人口密度小于平均数的, 系数大于1, 大于平均数的系数小于1。还可以考虑一个当地生活成本系数再作一点修正。据此计算出一个地方要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总财力应该是多少, 它与地方自身财力的差额就是转移支付数。也就是说, 一个地方转移多少, 是可能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 这就比较规范、统一, 减少人为性和不公平性, 避免上下级之间不休止的讨价还价。

(三)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标准可定在每个服务人口1200-1500元的水平上。一是考虑省内发展情况比较好的河源、清远总财力 (加上教育等专项) 都在1200元以上, 韶关自身财力较强, 总财力也越过1200元。也就是说, 省的财政转移支付以补足各地达到1200元为限 (如前所述, 各地转移支付的具体额度还要考虑人口特点、人口密度、物价等因素来确定) 。超过额度 (1200元左右) 的地方不进行转移支付, 但可从全省发展的角度来安排专项资金。二是考虑到广东的财政状况, 人均1500元大概相当于目前广东省地方财力人均数的三分之一, 按这个水平确保各地公共财力的基数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综合考虑, 目前按人均1200-1500元的标准确定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额度比较合适。

(四) 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准上考虑激励性转移支付, 鼓励区域竞争, 这是超越生存水平的有效竞争。汪洋同志提出, 我们要鼓励区域竞争, 显然, 这种竞争应该在履行好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更有效的竞争, 因此, 在一般转移支付的基础上, 则可根据各地经济指标来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 以此作为对各地的专项奖励或附加, 调动各地的积极性。在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时, 考核指标也要简化, 如采用两税总和指标, 当然, 为防止以费挤税和资金预算处运行, 最好采用来源于一个地方的财政总收入作指标 (这有利于两税合并和推进全面预算管理) 。将这个总和的增量部分按一定比例 (如30%) 留成给地方作为奖励, 总和增长率超过全省平均增长率的部分, 可增加留成比例, 促进地方从优化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来考虑经济发展问题。

(五) 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都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由其自主支配, 统一管理, 提高支出效果。按确保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的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统一标准计算出一地的转移支付额度后, 这个额度就应该纳入地方预算管理, 由其自主支配作出统筹安排, 这样, 地方预算就比较规范、严肃, 能做到不随意变动。由于各级政府能够根据其总财力统筹考虑一地公共服务的安排, 统筹区内各项社会事业, 非常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 也有利于上级政府对其财政支出绩效和政府绩绩进行统一评估。因此, 每一财政年度结束省财政就应该确定下一财政年度转移支付额度, 以方便各地将转移支付纳入当地预算。激励性转移支付可用于关系到地区长远和全局发展的一些项目上, 可作为地方预算中的附加专项一起纳入地方预算管理。

此外, 还有一种专项资金则是从全省发展的高度来谋划和布局所安排的资金, 如汪洋同志所讲的粤东、粤西和粤北欠发达区域的发展实施重点突破战略, 就是从全省发展的高度来讲的。这种专项资金是省级财政的预算安排, 不应当作转移支付看待, 不属于当地财政资金, 但可委托当地政府管理。最近省政府出台文件, 要对专项资金进行清理, 清理后对有关部分采用竞争性机制来分配这些专项资金, 以提高其使用效率。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农业现在不提供税收, 甚至提供负税收 (需要财政补贴) , 为避免用财政增长考核可能产业的不利农业农村的弊端, 省财政应考核对财政本身的补贴, 如与国家的农业直补配套, 按一定比例对地方财政进行补贴。类似地, 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中也要有对财政的补贴。或者通过污染权、绿色指标的迫卖, 以市场机制来解决相关补偿问题。这说明, 即使用财税总合来考核也是片面的, 最终应转向综合评价和民意评价。

(六) 省对各地的考核转向对其提供的管理和服务质量、效果的评价为主。各级地方政府有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后, 再也没有推卸任何责任的理由, 必须更好地执行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 真正代表国家管理一方、服务一方, 专心于辖区内的公共事务和服务工作。同时, 地方政府会产生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 既不是靠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来获得地方财政收入, 也不是通过增加机构和编制或搞什么政绩来争取上级资金, 而是在服务效率和质量上下功夫, 包括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其结果, 地方管理者与地方经济关系相对淡化, 有利于消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 经济将更好地按统一的市场法则运行, 保证高效率。就全省来看, 可能有的地方发展慢一点, 有的发展快一点。转移支付标准不变的条件下, 只要有所发展, 就会减少省对县市的转移支付, 因此, 即使有的限于目前条件, 地方经济一时得不到发展, 也不会增加省的负担。从全省经济的高度来看, 则经济格局更加符合市场效率的原则, 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也完全能够适应正在进行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 总体发展会更快, 质量会更高, 这有利于全省财力增加。当然, 随着全省经济水平的提高, 一般转移支付的基数应该相应提高。

总之, 在这种简化的公共财政框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一个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准, 是按以人为本的标准来确定和可计算的, 并且是能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动的量, 没有人为性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其作用在支持广东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长期有效发展, 保证不会因为效率要求所产生的经济不均衡导致人的发展不公平的扩大, 直接体现财政的本质和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而激励型转移支付实际上是根据各地发展经济的成绩 (经济增量) 来确定的奖励, 是各地可以发挥、可以争取的, 有利于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但这种奖励超越生存水平, 不会导致地区间的恶性竞争, 也不会向下挤压基层和农村, 有利于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主体, 激励性转移支付是附加。从长远来看, 后者是应该取消的, 我们对政府的评价最终应该是综合的和体现民意的, 而对公务员的奖励也应该是职务的升迁和表彰为主。

参考文献

[1]祁日文.对广东省激励型财政政策的两点质肄[J].平原大学学报, 2006.6:p20-23

[2]马云.对我省激励型转移支付办法的若干思考[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4:p158-160

[3][4][5]彭惜君.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评估与建议[E B/OL].http://www.stats.gov.cn/tjfx/dfxx/t20071101_402441915.htm, 2007-11-02/2008-4-15.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第9篇

1.1 财政货币政策的同一性

从两者之间的同一性上面来看, 主要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 在终极目标上面是一致的;第二, 两者都是国家的一项需求管理方面的政策。那么, 从终极目标上来看, 两者都是属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虽然两者在这一方面的侧重点不一样, 但是, 其都是以实现经济增长, 和促进物价稳定作为根本目标的。从两者都是国家需求管理方面的政策上来看, 两者都是把货币作为桥梁的。同时, 在某一特定的时期之下, 对货币购买力进行衡量的时候, 是把社会总需求作为衡量标准的, 而从这两个政策的本质上面来看, 都是关于社会总需求方面的一种有效操作, 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这两者, 才能够真正实现宏观调控。

1.2 财政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从两者之间的局限性上面来看, 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 两者的作用机制存在局限性, 对于财政政策来讲, 其侧重点是在公平上面;但是, 对于货币政策来讲, 其侧重点则是在效率上面。而这一侧重点在宏观调控这一政策上面, 更为明显。第二, 两者不管是在调节的方式上面, 还是在调节的途径上面, 都是存在着局限性的。对于财政政策来讲, 它的实现, 可以是在政府直接调控下完成;而对于货币政策来讲, 必须要是由中央银行, 来采用一系列的调节方式, 对存款准备金以及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等等做出调节, 通过此, 来对商业银行的行为产生制约。第三, 两者在政策的工具上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对于财政政策来讲, 它所使用的政策工具是税收, 是政府一系列的支出和补贴, 是公债以及贴息等等。而对于货币政策来讲, 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以及中央银行付贷款利率等等则是它所使用的工具。

2 制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融合的因素

2.1 国债的制约

对于国债来讲, 它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契合点所在, 从其性质上面来看, 它不仅仅只是进行财政资金筹集过程当中的有效方法, 同时也还是货币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对象的供给者。从最初我国国债的发行开始, 一直发展到现在, 可以说我国的国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是, 即便如此, 还是存在着种种的不足,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期商品和短期商品的品种过少, 流通性极差, 同时, 在购买的主体上, 还比较单一。那么, 具体来讲, 在国债的制约这一点上,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一年期的国债是目前央行所公开透明的, 也是市场业务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但是, 在我国, 中期国债和短期国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正是因为此, 才促使我国央行在这一业务操作的过程中, 没有行之有效的工具来进行保证。这样一来, 必然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整合是有着不利的影响的。

第二, 从国债市场的构成上面来看, 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银行之间的市场;第二是交易所的市场;第三是柜台的市场。但是, 在我国, 能够流通的国债, 仅仅只是在两个交易所当中存在。这两个交易所分别是沪和深, 而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市场当中, 债权都是无法得到自由流转的。换句话来讲, 对于投资者来讲, 是无法跨越这一市场, 来实现交易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使得国债的流动性得到限制。

2.2 财政投融资的制约

从财政投融资的定义上面来看, 其所指的是财政部门通过对国家信用的充分利用, 来将社会上所闲置和分散的资金进行集中处理, 在本着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原则之下, 通过直接贷款的方式, 或者是间接贷款的方式, 来对企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的生产提供资金。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一过程当中, 始终都不会把盈利作为根本目的。它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协调配合过程中的另一个最基本的契合点所在, 从其根本作用上面来看, 能够有效地促使经济得到增长, 能够有效使得经济的结构得到完善, 能够有效地促使宏观调控能力得到强化。但是, 即便如此,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往往会因为财政投融资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投融资的界定不明确, 会因为没有相关法律和法规的约束而产生诸多的不利影响。

2.3 经济目标主体的制约

从财政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最终经济目标主体上面来看, 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商业银行;第二个是企业;第三个是居民。所以, 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 起到根本性作用的不仅仅是宏观政策的市场化取向, 同时也还需要考察的就是这三个方面所能够对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进行反映的敏感度以及具体的配合程度。而如果我们对我国的经济目标主体进行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 仍然有很多限制性的因素存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从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上面来看, 实际上还是不够完善的, 存在着诸多的欠缺之处, 正是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 使得金融的效率极低, 而在应对货币政策的变化的时候, 其反应速度也是十分缓慢的, 在一般情况之下, 都会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被延迟。第二, 对于我国的每一个企业来讲, 虽然它的性质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是独立的法人。但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企业都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来使得自身得以正常运作和经营的, 基本上很少会有企业能够自主的进行资金的筹集。所以, 在这一点上, 它按照市场来做出反应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十分低的。

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对策

3.1 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

3.1.1 把财政投融资和银行投融资的界限分清楚

上述也提到了, 在我们国家的财政投融资这一体系当中, 一直有着界定不清晰的问题, 往往都会把财政投融资和银行的投融资混为一谈。所以, 我们必须要更加深入地对这两者之间在原则上, 在范围上, 在界限上加以明确化。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 财政资金最根本的用途就是要在那些具有公共性、具有基础性以及具备外溢性等特点的项目的融资上面得到应用。在这一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尽可能多地对那些私人资本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资本的进入给予不断地鼓励。通过此, 来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 来促使投融资效率的有效提升。

3.1.2 大力扩展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

对于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讲, 其来源途径相对来讲比较小, 这是由其本身所具备的公共性和基础性的特点来决定的。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想促使每一项投融资项目都能够得到开展和实施, 就必须要在资金来源上面入手, 尽可能促使这一资源来源的渠道得到拓宽。在此基础上, 我们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对每一项财政的收入, 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以及对国家金融机构的借款等等进行充分的利用, 这样一来,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通过信托以及租赁的方式, 来把社会上的资金吸收进来。所以, 对于政府来讲, 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每一个地方的各自特点, 来探索性地对地方财政债券等一系列其他方法进行利用, 最大限度地把财政投资的资金来源予以扩大。

3.2 深化体制改革, 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融合效果

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上面来看, 它不仅仅受到这两种政策的合理与否的限制, 同时, 还会被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国有企业制度等等而限制。那么, 从财政的体制这一点上来看, 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是在逐步朝着企业的方向偏重的, 所以, 也就很容易使得财政收入在我国的国民总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 在中央财政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使得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得异常的缓慢, 这时候, 国家的财力也会随之呈现出严重的不足问题。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必须要促使财政在中央资金当中所占据的比重得到有效提升, 通过此, 来促使宏观调控能力的有效提升。而要想把这一比重提升, 最根本的就是要对经济政治体制做出改革;就是要把企业的经济效益予以不断改善;就是要促使社会经济和科技两者实现同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必须要把两个方面的工作做好。第一个方面, 要继续强化税制改革的力度, 尽可能地保证依法治税, 尽可能地保证税收的有效征管。第二个方面, 就是要对政府的分配行为做出规范, 在我国, 始终存在着财政权过于分散的现象, 同时在政府进行分配的时候, 也出现了极其不规范的问题, 所以, 必须要通过规范政府的分配行为, 来把重点放在财政的集中性分配上面, 最终促使政府在这一过程当中的收费所占的比重大大降低。

3.3 对国债持有者结构做出调整

从这一点上面来看, 就是要把三个方面的工作做好:第一点, 就是要从国债产品的品种出发, 尽可能地使其变得多元化,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使得短期国债朝着更大的发行规模扩大。第二点, 就是要逐渐把对商业银行国脉国债的限制予以取消, 转而对商业银行能够直接进入到这一国债市场当中给予允许。通过这样的措施, 来促使国债市场上存在的那些分割的问题消失。相反要把一个具有统一性, 并且相互之间彼此联系的国债市场打造出来。第三点, 就是要逐渐地把原本国债存在的利率结构加以完善, 通过此, 来使得长时间以来存在的利率过高的问题得到改善, 促使国债利率更富弹性。最终使得利率市场化目标逐渐实现。

3.4 促进两大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

对于这一点, 主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完善:从第一个方面来看, 就是要更深层次地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得到改善, 在此基础上促使每一家金融企业都能够得到共同发展。当然, 还要把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予以强化;要把金融领域中和企业相关的资产的质量予以提升, 把服务的能力予以提升。从第二个方面来看, 对于那些具有比较高的信用等级的大型企业来讲, 要对其给予鼓励, 鼓励其通过金融市场来直接进行资金的筹集, 逐步让其由原本的间接融资方式朝着直接融资转变。在此基础上, 商业银行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把风险定价的机制加以完善, 通过此, 来为中小企而言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当然, 还要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微观传导机制加以不断地完善, 通过此, 来为两者之间的有效整合做好铺垫, 最终就能够促进两者制度的协调整合。

4 结语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相互影响的, 两者缺一不可, 相辅相成。国家只有对两者做出正确的、适当的调整, 使两者政策协调发展, 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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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柳希.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D].西南财经大学, 2011.

[3]姚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 2012.

[4]李颖.基于我国内需结构失衡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 2009.

[5]张毅!.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

财政投资项目协调 第10篇

一、在支农资金建设中存在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不畅问题

在我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在基本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协调不畅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

1. 目标上的差异。

从理论上讲，财政支农资金以提高社会效益为最大目标，绝大部分资金是无偿投入;信贷资金则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资金是有偿使用的，需要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两者的目标不一致。由于目标存在着差异，影响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一方面，财政支农主要以各类补贴和直接无偿投资项目为主，较少考虑用信贷资金作为财政投资不足的补充，项目建设单位宁可多花功夫争取财政投资，也不愿向银行申请贷款。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调整进度不一致。新农村建设启动后，国家随即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加大了对涉农项目的投资力度，财政资金明显向新农村建设倾斜。尽管国家也就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信贷政策尚未随之进行调整。

2. 体制运行的不畅。

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项目众多，财政支农资金共有15个大类和几百个专项，形成了多部门管理、多渠道支付、分级次负担及条块结合的财政支农体制，表现在：一是管理部门众多。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由发改委系统单独管理或发改委与农口主管部门共同管理;农业科研费用主要由财政部门和科技部门或者科技部门与农口主管部门共同管理;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由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与农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农产品补贴由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与流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不同渠道的财政投资既有重复交叉，又有过于分散的现象，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难以形成支农合力。二是财政资金支付渠道多。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一部分由上级财政下拨后通过县级财政列支;另一部分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主办部门，再由主办部门逐级下拨。三是分级负担体制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农业税费减免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减少，可用财力缩小，导致地方财政应配套支付的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而农村金融体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无法与财政条块结合的支农体制相衔接，并且财政支农体制不顺也对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形成了障碍。同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不能到位，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信贷支农功能缺位，很难保证国家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如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信贷功能不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后全面实行商业化经营等等。

3. 资金管理上协调不畅。

由于财政支农资金具有无偿性特征，投资时不需要考虑资金的收回问题，财政支农工作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管理，项目管理存在诸多漏洞，项目资金结构不合理现象较多，部分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果差，与信贷资金严格的风险控制不匹配。如土地整理项目投资由国土部门负责，而排灌系统等配套设施建设投资由其他部门管理，导致部分项目完工后因配套设施落后无法产生效益。但是，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是信贷投放的前提条件，而目前农村政策性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绝大多数财政支农项目的资金管理无法满足信贷风险控制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金融机构难以提供配套资金支持。

4. 沟通不畅。

目前，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上协调机制较完善，但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等领域，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一是决策层面协调机制不健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支农政策磋商机制，导致各自出台的政策关联性不强，使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难以融合。二是项目信息缺乏交流。基层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没有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在申报支农项目时各自为政，财政部门没有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的渠道，金融机构也缺乏获取财政性资金支持项目相关信息的手段，使金融机构无法向财政支农项目提供信贷资金。

5. 观念上的差异。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是会计、银行是出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上相互混淆。金融机构在计划经济时期按照财政计划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过大量的信贷资金，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损失严重，特别是农业银行至今仍背负着较沉重的负担。因此，金融机构至今仍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较重的思想障碍，认为新农村建设应以财政政策性投资为主，银行信贷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潜在风险巨大，应当避免进入。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必须建立一个以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金融信贷资金为支撑，各类社会资本为补充的多元化农业投融资体系和完善的农业担保、保险体系，从而真正构建起国家财政与社会投融资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互动机制。

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联动

1. 建立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

建立财政与金融支农协调机制，研究、制定新农村建设资金支持政策及措施，编制全国性新农村建设预算并监督落实。建立县级涉农投资项目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项目规划、预算、申报及项目实施等工作进行科学调度，做好财政资金与信贷投入的衔接工作，监督项目预算的执行，促进项目资金的落实。同时，明确财政、金融的支持重点。财政资金实行全额无偿投资，以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方面建设为主，逐步退出农业经营性项目。商业性信贷资金主要支持农业经营性项目，政策性信贷资金应实行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主要对商业性信贷资金无法涉及的领域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进行支持。

2. 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

一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对现有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高的专项支出，对资金用途和扶持对象基本相同或相近的专项支出予以合并。除救灾性和具有特殊用途的财政支农资金外，对各级政府安排的所有支农资金进行整合，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发挥资金最大效益。

二是整合涉农信贷资金。设立新农村建设信贷资金专项金融统计项目，对县域地区涉农信贷资金实行统筹规划、合理摆布。对较大项目实行银团贷款、政策性与商业性混合贷款等模式，增强信贷支农实力。

3. 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质量。

以防止截流挪用为重点，切实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支农资金不流失。一是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将各级财政的支农资金全部纳入专项基金管理范围，并吸收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捐助，实行集中管理、统一拨付。二是加强项目管理。推行“阳光工程”，提高项目透明度，完善涉农投资项目公示制、项目法人负责制、重点项目招投标制、项目建设监理制，杜绝暗箱操作，确保涉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三是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建立财政、信贷支农资金支持项目从立项、执行到完成的全过程审查监督机制，对每项支农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支农资金使用绩效进行监测评价。

4. 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财政补偿金融、金融扶植农业的良性循环机制。

所谓财政补偿金融、金融扶植农村，就是国家把扶植农村经济发展的部分资金，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扶植和补贴，改善金融业的融资环境增强农村金融抵抗风险的能力，把对金融的补贴，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增加信贷额度、扩大贷款范围等方式，转移输导给需要扶植的农民和农村经济部门，从而达到反哺农业的目的。在具体操作上，就需要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如通过建立支农风险基金，或通过国家财政向从事农村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资金等方法来调动金融机构的投资热情，以达到以少量财政投入拉动大量信贷资金的目的。

5. 改革和完善农村担保、保险体系，营建稳定和谐的农村投融资环境。

一是政府出资或出政策建立农业担保机构，并积极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业务，以缓解农民贷款担保难问题。二是由财政、农村企业、农户等方面共同出资，建立农业担保基金。三是对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给以财政扶持。四是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五是强化县乡信用的综合治理，提高农民信用意识，共同维护金融债权。六是采取财政扶持、农民互助合作、多方投资入股等方式，建立多类型、多层次的农村保险体系，或者赋予农业发展银行以国家农业保险机构的职能等。

参考文献

[1]金人庆: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宏观经济研究, 2006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