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

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精选6篇）

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 第1篇

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出现许多新气象。对此加以总结十分有意义。《教育研究》杂志作为国内教育理论的权威期刊，所刊发的论文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我们以《教育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为例，并对之作一些描述性分析。一、重大理论突破与新的学术观点的《教育研究》充分展现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理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无论是从研究的领域、视角和方法还是从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结论看，都有较重要的突破，给人以清新之感，反映了教育理论界创新、进取的新景象。就理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如下：1.“三个代表”和教育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20的《教育研究》充分反映了学者们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在研究者对“三个代表”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所作的深入探讨。如学者们在研究中谈到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正确处理好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指导教育改革和发展(张健，第8期)，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毕诚等，第12期)，使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与时俱进。还有研究者对教育创新的时代意义及其核心内容作了探讨，提出教育研究要全面创新，与时俱进，为教育创新作出切实贡献(朱小蔓，第10期)。2.社会转型中的教育定位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整体深入，教育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全新的背景下，教育面临着新的定位和挑战。如何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以科学合理的定性和定位，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工作的前提。关于教育的定位，研究者提出教育是介于市场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第三部门，学校及其教育机构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教育产品是非垄断性的公共物品，可以通过政府和非营利性机构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来向社会提供。为此，应当鼓励市场有限介入，并保持适当的政府调节功能(劳凯声，第2期)。3.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教育政策研究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走向教育政策研究”、“走向教育政策分析”已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20度的《教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集中在教育政策的理论和方法论等相关问题。有学者提出决策者应该成为研究型决策者，而研究者应该成为政策型研究者(袁振国，第11期)。也有学者从政策价值的角度出发，试图构建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三维模式，即从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等三个价值向度的视角具体研究教育政策的价值关系和价值问题(刘复兴，第4期)。4.教育主体间性年度《教育研究》学者们在对教育主体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吸纳了后现代主义和哲学解释学对教育的理解，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对教育和德育予以了新的诠释和解析，并开始关注教育与交往、教育与理解、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在主体间性问题上，研究者开始关注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体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等问题，有关教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进一步深化为不同主体间的共识，以及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等新的领域。有学者从主体间性来重新理解教育，认为教育是主体间的指导学习(郝文武，第3期)。在道德教育中，强调道德教育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共生性存在”是德育教育中的人学理念(鲁洁，第1期)。在教育与交往方面，主要是对现代教育在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强调师生交往的意义，并试图从交往视角重建现代教育交往模式。有的论文提出要用交往理论，用“对话”式教育对传统的教育实践形态――“独白”式教育进行改革(蔡春等，第2期)。有的论文提出师生交往对学校教育中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交往中的学习，使人成为人，使人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蒲蕊，第2期)。有的论文提出要通过对教育价值和教育交往语言环境的重建来改善和增进教育中的交往(吴全华，第9期)。在教育与理解方面，通过对道德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反思，提出德育的理解应回归生活世界、促进主体间彼此理解，一起走进教育中“理解的王国”(王海燕，第5期)。二、具体研究领域1.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及教学改革在素质教育的理论方面有两个明显的突破。一是提出了素质教育对生命发展的意义。认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旨趣的教育(郭思乐，第3期);二是探讨了人作为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认为这是当代教育突出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要求的前提性问题。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可以看作是由倾向性素质、控制性素质、效果性素质、身体素质等几个方面匹配而成的有机整体。由于创新活动是主体活动的一种基本特征，实践是主体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创新素质和实践素质可以从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得到合理的说明(陈佑清，第6期)。在课程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原则，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一是从课程实施的角度提出“综合实践活动”的独特价值是智慧统整与知识统整(钟启泉，第6期)。二是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和意义进行了研究，提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可为新型教学结构的设计提供理想的教学环境(何克抗，第4期)。三是探讨了“学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关系，提出二者由截然分开开始走向相互融合和趋向统一，从而形成了以建构主义课程观为基础的“学生本位课程”(丁邦平等，第10期)。四是提出了“课程共有”的理念(胡东芳，第8期)。在教学论和教学改革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教学论体系在新的教改和课改形势下所遭遇的冲击和挑战及未来走向，教学转型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系，课堂教学价值观、过程观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提出教学论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走向是建立开放的现代教学论体系，实现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论研究模式的转换，加强网络时代的教和学的研究的观点(魏新民等，第6期)。有的学者研究了教学改革和新课程改革的关系，提出要走出已经或正在步入的“新制度课程”的误区(杨启亮，第6期)。有的论文提出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和过程观，培养能在当代社会主动、健康发展的一代新人(叶澜，第5期)，提出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内在联系是教学过程创造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合作、沟通)关系(叶澜，第10期)。2.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对于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人们对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也集中反映在2002年度《教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学者们突破了以往一般意义上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层面来进行探讨。具体包括从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和公平机制到义务教育领域的均衡发展再到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的研究。从教育政策的层面探讨教育平等和公平问题，是一个新的视角。论文提出追求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是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基本的价值选择。教育政策仅仅具备教育平等与公平的理念远远不够，研究和建立教育政策运行的公平机制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和保障，教育政策和制度创新是教育领域实现公平的基本途径(刘复兴，第10期)。关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有的.学者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策略，认为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是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程方平，第2期)。有的学者提出了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策略，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政府的财政拨款力度，强化教育督导评估，优化学校布局(周峰，第8期)。关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平等和公平问题，研究者认为高考制度存在着妨碍公平因素，应通过高考制度的改革，推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刘晓瑜，第2期)。有的论文提出由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制度问题而导致现实中的不公平，因此，高等教育公平有赖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张应强等，第12期)。3.“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研究对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市场化有关问题的研究是2002年度《教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办学体制的变革，社会资金开始流入到高教领域，改变了大学原有的地位和性质，迫使人们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的属性。学者们主要从观念、政策、制度、体制等层面进行了探讨。在观念层面，指出教育的事业性抑或产业性，并不是教育的固有属性，而是对教育活动在某一历史阶段运行特征的规定，取决于人们对它是作为事业来运行有利还是作为产业来运行有利的主观判断(袁振国，第4期)。在制度层面，认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加入WTO的过程中，我国公办高等学校作为第一部门组织在政府体制中运作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丧失。解决公办学校存在的问题，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是深刻的转型，比较可行的方向选择是转向第三部门领域(高新发，第10期)。在体制层面，关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则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未来的改革将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刘亚荣，第8期)。在高等教育的拨款机制方面，提出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产出型拨款机制的观点(王雪峰，第12期)。4.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转型对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的研究以前大多是局限在理论层面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探讨，2002年的《教育研究》则开始转向从实践层面对如何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和怎样实施教师教育的问题的研究。在教师专业化方面，主要就隐性知识、文化传统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在隐性知识与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有学者提出了通过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观点(张民选，第1期)。关于文化传统对教师专业化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在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方面，必须以我国文化传统中注重生命的独特品格为视角，挖掘文化传统中有助于当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合理因素，为阐释教师专业化的境界、动力与途径提供理论基础(舒志定，第12期)。此外，学者还对教师专业的内在改变和外在支持方面问题进行了研究(卢乃桂等，第12期)。在教师教育方面，有论文认为校本教师培训在教师教育中具有重要及独特作用，进而对校本教师培训模式进行了研究(万福，第1期)。三、研究方法的新进展对《教育研究》2002年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2002年《教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增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具体研究方法有新的发展。1.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增强在2002年《教育研究》中，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正逐渐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研究者对真假问题的判断标准进行了探讨，反对过去乃至现在依然存在于教育研究领域中“假问题”的出现。有学者就以“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吴康宁，第11期)为题对之展开了研究;同时，教育学应以浓郁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根基跻身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林(刘铁芳，第6期)。二是问题研究已成为重要的教育研究范式。这在2002年度《教育研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教育创新问题、教育与交往问题、教师培训问题、教育公平问题、义务教育经费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教育理论建设或教育实践中确确实实存在的“真问题”。而且，该年度有62.96%的论文属于应用性和发展性研究论文。对“教育问题”的真切把握，使教育研究充满生机与活力。三是研究主体问题意识的增强进一步体现为政策意识的增强。研究者力求通过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来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在教育研究中，部分研究者已经或正努力成为“政策型研究者”(袁振国，第11期);而且，他们积极参与论证、决策，从而使出台的教育政策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在2002年《教育研究》中，较为直接讨论有关教育政策问题的文章就有11篇，而只有7篇，7篇中还有2篇分别是从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问题的。教育研究者政策意识的增强，其实质是增强了教育研究的实践性与服务性，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服务。2.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多元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教育研究也遵循了这个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他们从多角度、多学科出发来研究教育问题，使教育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理论论证更加全面、有力。具体表现为：一是从其他学科出发来论证教育问题。从这方面来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比较多，可以鲁洁教授从人学角度透视道德教育问题(第1期)为代表。二是借用某一理论来阐述教育问题，如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问题(刘亚荣，第8期)就可作为其代表。三是从不同的方法论去认识教育问题，如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研究高等教育转型问题(王华峰等，第9期);从本体论出发来研究教学发展史(张广君，第11期);或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教学解释方式问题(胡潇，第11期);等等。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这将使教育科学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也是使教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重要途径、手段与方法。3.具体研究方法有新的发展教育研究工作者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文献法、历史法、测验法等类似方法常被人们所采用。从2002年《教育研究》所载论文来看，这些传统研究方法的使用也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传统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发展。统计表明，在具体研究方法上，2002年度的《教育研究》还是有较大发展的。一是实验法与调查法为广大教育研究者所采用。据不完全统计，有近10篇左右的论文采用了实验法。实验法的运用可以程序探索教学的实验研究(毕晓白等，第3期)为代表;而使用调查法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有7篇，比如对初中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状况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肖文娥等，第10期);杭州市民工子弟学校调查报告(侯靖方等，第1期)等。实验法与调查法较多地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有助于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定性方法的不足。二是有部分研究者采用个案法进行案例分析，使研究更有针对性。例如以珠海市第一职业中学为个案开展的题为“以科研为先导，做大做强职业学校”(詹红红，第4期)的研究。三是新的研究方法开始逐步被研究者所采用，如行动研究法、质的研究方法等。行动研究法的运用，以“中小学科研兴校中的教师校本培训”(刘尧，第7期)一文为典型代表;而有学者做的题为“主体间理解：道德教育方法论的一种思考”(王海燕，第5期)的研究则是运用质的研究方法的代表作。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预示着教育研究将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教育报》3月22日第4版

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 第2篇

杨建华 姜方炳 尹鸽 发布时间： 2009-02-22 08:00 光明日报

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领域：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和谐社会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建设与社会质量研究。

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

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研究历来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新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也逐步形成。社会变迁及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会不会导致社会不同群体的对立和冲突，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总体上说，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分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研究

一般社会学的理论从古典学者那里开始，一直研究有限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变迁是如何实现的？社会成员如何为其生存和人类再生产获取资源？社会变迁理论就试图研究并确定社会的内部与外部变迁，社会变迁的实体、动力、规律、单元、层面，社会变迁的初始动因、基本前提、一般形式、实际过程、具体途径等。社会变迁理论还试图研究、确定社会变迁的维度，如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制性，以及能够改变原有制度的外部和内部的变革力量，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近几年，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国家和区域发展、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增长收益的分享、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等。一些中青年学者还从新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如从社会分化与整合的角度、非常规行动视域、社会化小生产理论框架建构等研究分析了社会变迁及中国现代化问题。

2、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的特有机制

对这一论题的探讨，相关研究在理论取向和解释逻辑上呈现出基于不同学术范式背景的差异。学者李强引入国家政策变量分析它对分层机制的作用，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依次是“基调理论”、“大的政策原则”、落实具体的政策。李路路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由“决定性”转向“交易性”。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断裂”，同时，他还认为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成为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他学者则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规模、速度和流动机制等方面，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阶层分化机制并非如此简单。

3、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特征与社会功能

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部分即中间阶层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围绕中间阶层的理论界定、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存在与发展及其构成特征等问题展开的。学者李培林、张翼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规模以及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客观中产”和“认同中产”在社会态度一致性上的差异。但这个所谓中产阶级，学界目前认为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一些学者认为分层研究在对当前中国的现实进行解释时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例如，学者冯仕政就从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两种范式的内在逻辑出发，结合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回答了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的问题。

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目前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阶段。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在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

自觉”思想的引导下，有关建构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愈益明显。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坐标里如何挖掘、总结“中国经验”，推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当前社会学研究涉及的重要论题。

1、社会学理论上“中国经验”的挖掘与总结

在学界，“中国经验”最初只是一些文化学者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提出来的。真正把“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则是社会学者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结果。李培林教授先后发表的《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现代性与中国经验》等多篇重要论文，对这个概念的理论特性做了明确界定，对其历史内涵也做了系统阐释，并且通过分析中国经验与东亚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与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他社会学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特定领域出发，注重挖掘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知识元素。

2、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倡导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学术科学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的价值取向，其实质就是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通过这种研究，能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能检验、修改、补充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丰富国际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学者大都坚持认为，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要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必须创立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必须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为根本目的。这种价值取向保证了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在服务于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它通过对社会现实迫切问题的思考或解决，结合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并围绕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实际需要而向前推进。

3、社会学研究方法上的反思与推进

社会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现阶段中国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还是通过译介的方式从西方引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往往落入西方理论的窠臼，比附现象较为普遍。但综观近几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的前沿已经推进到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社会事实”的认知问题、在认识论层面如何正确把握社会学研究实质的问题，以及方法论立场反思等领域。这种推进实际上是通过对目前社会学研究普遍采用的一些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反思来实现的。归纳起来，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上存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目前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仿效，忽略了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的本质差异，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在具体开展这种研究的过程中，确实不能把社会现象研究化约为自然现象研究。第二，深度访谈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在收集研究资料的同时展开对访谈对象的言语及其在访谈语境中有意无意地表露的行为的真实意义进行理解的过程。为此，研究者需要暂时搁置自己的知识与立场，通过交谈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力，以便能够发现并追问与被访谈者相关的问题与事件的真相。第三，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用西方的理论尺度裁剪中国的具体经验事实，这容易使研究陷入情景误置的陷阱，跳出陷阱的途径之一是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和谐社会研究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我国社会学界对和谐社会研究便给予了极大关注，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进行了认真探讨，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社会学者陈光金、吴忠民、周全德等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围绕着和谐社会的界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及和谐社会研究的生长点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研究。

1、对和谐社会内涵及特征的理论界定

学者们认为，社会学界主要是从其内涵和特征两种角度对和谐社会进行理论界定。在内涵界定方面，如今社会学界已达成共识，即社会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其中人自身关系的和谐是其他两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在特征方面，学者们有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公正有序、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完善、生活方式文明化、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等多种提法。从精神实质上看，所有这些提法与中央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相吻合的。

2、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必要性来说，学者们认为，我国社会达到初步小康水平后已进入一个矛盾凸显的高风险期，如何防止拉美陷阱及杜绝苏东危机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可能性而论，陆学艺强调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政府与公共社会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加强，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价值理念已逐步被融入社会决策主流，和谐社会将逐步从一个理论上的蓝图演变为生活中的现实。

3、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方略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社会制度改革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滞后、社会失范和社会价值迷失这三者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对此，李强、陆学艺、周晓虹等学者主张以构造合理社会结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作为手段，去化解和消除那些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负面因素。具体地讲，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调节好收入分配、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升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机会，等等。

4、和谐社会研究的生长点

学者们认为，由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战略任务和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可以肯定，和谐社会研究将会在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一门“显学”。就目前来看，和谐社会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包括这样一些方面：社会整合机制研究，社会公正研究，社会管理研究，社会阶层研究，社会流动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利益协调机制研究，社会组织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政策研究，民意表达机制研究，社会基本价值观研究，等等。

社会组织与社会政策研究

1、社会组织研究

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政权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而言的，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重要依托；对其进行恰当的社会定位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诞生了各类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理论和实务研究异常活跃。相关学者除了继续探讨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等问题之外，还针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定位和功能展开具体研究。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是对国家社会管理的参与，起着在国家与公民之间传承社会政策、反映公民意见和需要的传导机制作用，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各种专业协会，一直是社会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

2、社会政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政策的概念和应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经过多年的探索，社会政策“摆脱了被动应付矛盾和问题的阶段，步入了在矛盾凸显的发展阶段而能引致和谐的佳境”，创造了在矛盾凸显中引致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包括应用社会政策研究与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两大领域。

应用社会政策研究是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应用社会政策研究关注面更为开阔，分析视角也渐趋多维化。传统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向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多领域拓展；政策过程、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经济发展等都成为社会政策分析的重要视角。另外，就业、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事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也是近两年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核心问题是这些领域是否应当市场化，应当如何理解近年来这些领域出现的种种弊端。目前学界还未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但总体说来，中国社会事业改革的总体方向应当是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确保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

社会政策理论研究聚焦于社会政策范式与社会政策性质解释两个方面。关于社会政策的范式，资产建设成为主要的思考方向。关于这一点学界总体说来有两种观点：一是应将社会政策看成一种社会投资行为，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精髓；二是中国需要借鉴国际上资产建设型社会政策理论，以公共援助促进人们尤其是农民及其组织和社区形成并扩大其资产。关于社会政策性质的理论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取向：或者从文化和阶层视角进行社会性探讨，或者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进行功能性研究，等等。这些探讨丰富和拓宽了社会政策的理论思考和理论研究的方向。

社会建设与社会质量研究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并把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把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其中“一位”，这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目前学界对社会建设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1、社会建设的理论思想

学界在对社会建设的内涵与内容、原则与目的探讨上，普遍认为社会建设是从社会所处的现实发展阶段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其主体由政府、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及公民构成，其原则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目标是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其内容包含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建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9个方面。

2、社会建设的实践进程

社会建设实践包括多个方面，其中，近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机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中央政府先后实施的一系列支农惠农举措不仅对农村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界对与新时期农村建设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社会资本、文化传统、乡村治理、村民自治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三大关系上，即城乡关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社会质量虽然与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的研究紧密相关，甚至只是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质量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有所涉足。但是，从研究成果和学界的关注度来说，2004年以前有关社会质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低迷状态，有所涉及的也大都是经济学界的学者。但是，从2004年开始，社会质量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社会质量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

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 第3篇

关键词：情境学习,热点主题,前沿问题,科学知识图谱

情境学习指在所学知识应用的场景中进行学习的方式,并且强调学习者的角色、认知融入真实的情境中。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知识与实践应用的结合;社会互动性和协作性。情境学习理论是当代西方学习理论领域研究的热点,也是继心理学领域“刺激反应”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后的又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我国对情境学习的研究始于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法实验,并在情境教学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这种情境性更注重根据教育目标而优化的学习环境,与国际情境学习对“情境”的解释有所区别,其侧重点在教学层面。国内目前对于国际情境学习的元研究尚显不足,缺乏对国际情境学习当前形势的研究。在利用信息可视化手段对国际情境学习进行定量分析方面的匮乏显得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对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主题结构与前沿问题的分析,试图准确把握国际情境学习的最新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成果,为我国教育者的教育教学活动及相关领域研究者和专家提供客观的研究依据和决策支持。

一、国际情境学习理论研究文献的基本分布

美国科学技术信息情报所(ISI)的Web of Sci-ence是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入口网站,包含SSCI、SSI等重要引文数据库,拥有8,000 多种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本文研究的所有数据均来自该检索平台。文章选取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作为数据分析工具。具体分析的文献数据来源于SSCI数据库中国际情境学习领域的权威期刊,检索时间范围是1991~2013年,利用关键词检索法在web of Science中检索了与国际情境学习相关的数据,共获得用于分析的数据763 条(截至2013 年3 月)。

通过对权威文献情况的研究,可以得出某一学术研究课题基本发展态势。本文对检索结果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数据基础,统计和分析学术论文产出年份分布和高产作者文献量的情况。

通过对1991~2013 年的国际情境学习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际情境学习文献的出版量基本呈增长趋势,尤其是2006 年以后,情境学习的文献量均较高。国际情境学习研究有许多高产作者,而他们的发文情况并不相同。本文选取了其中5 位高产作者金书柯(KINSHUK)、安德鲁(SENSE. A.J)、加藤(KATO. H)、赫琳顿(HERRINGTON. J)、尼尔斯佩雷斯(PINKWART. N),对其发文量进行分析。排在第一位的是金书柯。金书柯教授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计算机和信息系统学院的院长,他曾从人机互动的角度研究过受保护的学习环境对于良好学习系统的重要性。这也是金书柯教授在情境学习方向研究的重大贡献。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的安德鲁排在第二位,他在《构建项目的学习环境》(Structuring the Project Environment forLearning)中强调通过建立项目内的学习环境来促进从业者等的反思能力并培养他们的技能及学会如何学习,这也是安德鲁在情境学习领域的重要研究。[1]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的加藤则从协作学习角度阐述了情境学习。赫琳顿是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教育学系的教授,情境学习是她的研究方向之一,她曾经在相关文献中对高等教育中的真实的学习环境做过研究,讨论真实的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强调了情境学习在高等教育中发挥的积极影响。排在第五位的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尼尔斯佩雷斯教授,他曾在文献中研究了个人数字助理(PDA)对教育方案的合作具有的有益作用。该理论也是对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情境学习的阐述,对情境学习的推广有积极影响。

二、情境学习研究热点主题的可视化分析

通过信息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表现出来的文献共被引聚类,可揭示科学知识领域中主流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其知识结构。由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的分时、多元、动态网络图谱可以揭示科学知识领域研究前沿及其知识基础之间的互动演进规律。[2]

文献共被引概念于1973 年由前苏联情报学家依林娜马沙科娃(Elina M. Eva)和美国情报学家亨利斯莫(Henry Small)分别提出。[3]此后,作为引文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共被引分析(同被引分析)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献共被引聚类是由多篇文献间的共被引关系形成的,它体现了聚类文献中共同的热点问题和研究主题,通过信息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表现出来的文献共被引聚类,揭示了科学知识领域中主流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其知识结构。[4]

本文运用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前文确定的文献数据进行文献共被引网络分析。选取2003~2012 年的文献数据为样本数据,得到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在标识词(标识词来源施引文献关键词)的列表中,权值最大的标识词代表了具体聚类的主要的研究热点主题,本文利用Cite Space软件中的TF*IDF算法分析了聚类节点排名前4 项的聚类,从中选取权值最大的标识词再结合施引文献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国际情境学习文献主要的研究主题。

从聚类结果的情况来看,排名首位的是关于实践共同体问题的研究。“实践共同体”这一概念,它强调共同体和实践的重要性,并使得个体实践更加有效。也可以理解成多个有着共同关注点的个体,他们有着相同的理解和兴趣,而且在实践活动中,他们相互尊重、相互鼓励、相互学习,从而使问题解决的效率更高。在网络协作环境下,实践共同体的学习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使得实践活动更顺利高效地进行。199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让莱夫(Jean Lave)和研究者埃蒂纳温格(EtienneWenger)的著作《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参与》(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一书,两位作者在这本书里面首次提出“实践共同体”这一概念。[5]而在2006 年,伦敦帝国大学田中商学院的卡伦汉德利(Karen Handley)的《通过参与、认同和实践发挥学习在实践共同体内外的意义》(Within and Beyo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Making Sense of Learn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I-dentity and Practice)一文也主要探讨了实践共同体的概念。[6]通过二次文献可以看出,21 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莱夫提出的“实践共同体”概念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丰富探讨研究。

第二个研究热点问题是排名第二位的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cross situational learning)。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琳达史密斯(Smith,L. B.)在2008 年出版的《从交互情境统计学分析婴儿的快速习得词语指示图式》(Infants Rapidy Learn Word-Reference Mappings Via Cross-Situational Statistics)一文中,研究展示了12~14 个月大的婴儿可以通过特定词语与情景快速获得信息。[7]交互式情境下的词汇语言学习使学习者的积极性得以提高,主体地位得到体现,进而提高了学习效果。同时,学生在操作、思考过程中既获得知识又锻炼了思维能力。

排名第三位的是关于病人参与(Patient Par-ticipation)相关问题的研究。病人参与,是指病人和医生共同决定医疗决策的一个过程;在此操作系统下,医生在为患者提供相关卫生保健资源的基础上结合患者的意愿来选择最佳治疗方案。[8]《患者参与:有关患者安全的当前知识及适用性》(Pa-tient Participation:Current Knowledge and Applica-bility to Patient Safety)一文中强调病人参与不仅在医疗保健新流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为提高患者安全的手段也在逐步受到重视。[9]同时,病人参与组织也受到人们的众多关注。全国患者参与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atient Participation)是英国致力于改善和促进医疗环境和质量而建立的重要组织机构,该组织的建立同时促进和支持了初级护理的病人参与进程。治疗必须强调患者的积极参与配合治疗,这也要求在医生培训过程中注重实践,使培训活动在将要用到的情境中进行。而这也反映了情境学习在医学领域的重要性。

排名第四位的是关于数字游戏化学习的研究。数字游戏化学习活动中,教学者的信念、意向、欲望必须基于对实际教育活动的考虑,在此基础上充分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以此来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学习效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唐塔普斯科特(DonTapscott) 研究了网络数字化技术环境对个人与社会互动模式甚至是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媒等领域。[10]数字化教学通过改变学生的学习和思维方式,推动了教育改革。

三、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前沿问题分析

研究前沿的概念由普赖斯(Price D.)于1965年引入,从文献计量学视角看,一个研究前沿大概由40~50 篇最近发表的文章组成。[11]因此研究前沿就可以理解成在某断时间内,以突现文献(Burst Article)为知识基础的一系列文献所研究的科学专题。研究前沿必须在分析突现文献和突现词(Burst Terms)的基础上,结合对施引文献(CitingArticles)的分析,进行综合判断和探测。[12]本文根据文献共被引网络中突现率大小的排名,选取了1991~2013 年的9 篇文献进行了分析,绘制出国际情境学习文献共被引网络中突现节点文献信息列表。从这9 篇文章的的突现率变化可以看出其中有5 篇文献1在2007 年以来被引用突现率很高,基本可以反映近五到六年来的热点主题即本文所分析的国际情境学习的前沿主题,而其余4 篇被较多引用的时间较早。通过总结突现文献相关信息发现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前沿问题有情境学习理论、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实践共同体概念及视频游戏情境下的学习活动四个方面。

(一)情境学习理论的研究

1991 年让莱夫(Jean Lave) 和埃蒂纳温格(Etienne Wenger)的著作《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参与》问世,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情境学习”这一新的学习方式,即要求学习者在知识需要应用的情境中学习。作者还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强调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参与的重要性。作者在书中对“学徒制”的解读中提到隐型知识对学习新手很重要,认为学习活动必须在情境中进行。[13]从共被引突现节点信息表来看,该专著从2010 年至2012年被引频次突增,是近些年来国际情境学习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

(二)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陈郁阐释过一种交互情境习得策略,这种策略是基于对词语、对指代物,以及两者同时出现的情况进行估算并统计相应的分布数据,同时论证了学习者的学习在变化习得条件下,会产生显著绩效的问题。[14]交互情境统计学既能充分发挥交互情境中学生的主动性和教师的引导作用,又能利用统计学对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作用,提高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效率。琳达史密斯(Smith,L. B.)在2008 年出版的《从交互情境统计学分析婴儿的快速习得词语指示图式》一文中,研究展示了12~14 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利用特定词语与情景来快速获得信息。[15]这两篇文献均强调了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行为,而且近几年的被引频次明显增长,说明交互情境下的词汇习得也是近年来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问题。

(三)实践共同体概念

实践共同体最早是莱夫(Jean Lave)和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的,是情境学习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由多个有共同意向的个体组成,而此群体之外的学习新手则想进入这个群体学习。卡伦汉德利(Karen Handley)等学者在《通过参与、认同和实践发挥学习在实践共同体内外的意义》一文中,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实践共同体这一概念。首先,作者从个别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情境学习”的构成过程;其次,作者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考虑实践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更广泛的背景下能产生更为丰富的文化社区之内和之外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最后,作者建议通过一个细化的定义来使实践共同体概念更加清晰。[16]突现节点信息表中显示卡伦汉德利(Karen Handley)等学者的这篇文献自2008 年至2012 年的被引频次出现突增,说明21 世纪以来国际情境学习的一个重要研究前沿就是实践共同体概念问题。

(四)视频游戏中的学习行为

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视频游戏已不仅仅是娱乐项目,更多的专家学者注意到了其在学习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视频游戏在情境学习活动中也逐步受到关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曾就视频游戏教给学习者学习能力做过研究,最后得出,学习者在视频游戏中也会有情境学习的体验。视频游戏的过程中,不仅用户能获得相关的科学知识,而且游戏设计者为了吸引更多玩家而做出的努力工作也会使自己的学习能力得以提升。[17]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电子技术飞速提高。电子信息技术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活动,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引起一系列变革。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的这篇文献近些年被引频次较高,说明视频游戏中的学习活动也成为国际情境学习研究的重要前沿。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 第4篇

【关键词】民族舞蹈；热点；教育研究；传承

前言

民族舞蹈是一种起源于人民生活中的肢体动作语言，以日常活动抽象化为表现形式。亦可称为土风舞、民俗舞蹈或国际民俗舞蹈。不同于着重表演的芭蕾舞或是制式化的运动舞蹈，土风舞源自于各国不同环境、生活及风俗，与各国的特色音乐服装也有相互的搭配，表现形式十分丰富。

一、民族舞蹈

1.民族民间舞。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民间舞蹈必须要与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相适应。而要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形式多样、风格特色突出并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精神、浓郁生活气息、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现代意识的高文化品格、高立意、高水平的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就必须充分学习、挖掘和继承优秀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中国传统体育和民族舞蹈作为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是经过历史淘洗沉淀下来的两块文化瑰宝，虽然它们现在有着明显区别的不同的社会活动模式，但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呈交缚、分化、吸纳、共生的关系向前推进，通过对它们的历史渊源研究，从而为民族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传统体育和民族舞蹈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民族民间舞蹈是高职院校形体训练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教师把培养学生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质，发展形象思维，增强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作为是教学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体会到民族民间舞蹈的课堂教学不仅是一种形体动态的传授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授过程，课堂上不仅是一种肢体动作的学习，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非语言文字的人体动态文化的学习。

2.地域民族舞蹈的发展。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保护、发展与开发一直都是各国舞蹈艺术家密切关注的热门话题和焦点。近年来联合国及各国政府先后以立法的形式制定并发布了一些保护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政策法规，加强了继承和保护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工作。由于研究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具有国际意义、学术地位、艺术价值，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显得突出和紧迫。社会效益和经济动力不仅驱使更多的人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竞相开发，也激励了更多的人去研习、传承和开发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国内外部分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舞蹈家们面临的观念陈旧、理论滞后、资金短缺、人才不济、设备落后等诸多困扰及云南民族舞蹈文化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联系当前的实际现状、机遇条件及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民间舞蹈的丰富性、旅游资源的多元化和民族舞蹈文化实践的多层面取向等资源优势条件、开发前景及其机遇条件。在尊重民族、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深入发掘、抢救、保护和在新形势下，以研究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为龙头的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对云南在地区提升文化保护、文化产业方式和旅游发展中所导致的民族文化重构机制和影响的研究和与之相关的文化政策进行深入持久地、系统科学地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系统工程的设想、对策与思路。

二、小结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每个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不尽相同的传统文化形态。民族传统舞蹈是民族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充分展现了各民族的独特魅力，有着极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然而，民族舞蹈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受到许多因素制约。首先，其自身理论研究尚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缺乏对实践环节的指导，不利于其宣传和被认可；其次，民族舞蹈价值体系缺乏更深层的剖析，难以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不利于吸引社会与健身爱好者支持。根据民族舞蹈的民族元素进行研究，研究的民族元素包括音乐、动作、服装、器械和文化，以更好地推广民族舞蹈为目的，从民族舞蹈健身特点、价值、促进民族舞蹈发展的相关民族元素的探索及民族舞蹈的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方面展开分析。

【参考文献】

[1]石裕祖.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02：64-69

[2]肖灵.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民间舞蹈的教学[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01：32-36

[3]周雪.本科舞蹈教育专业民族民间舞教学法课教材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4]曲诗蒙.民族舞蹈技术技巧的课程设置及应用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5]孙诗幔.民族民间舞蹈表演人才的基本功训练探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6]刘莹.民族舞蹈在广场舞中运用的调查分析[D].湖南师范大学，2013

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 第5篇

——2012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报告

教育研究杂志社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教育事业全面推进，取得显著成绩；教育研究紧扣时代脉搏，加强理论创新，服务教育决策，回应百姓关切，着力破解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努力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智力支持。

一、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深化教育改革

教育规划纲要以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重点，部署了一系列改革试点。2012年这些改革试点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亟须进行顶层设计、深度推进。

（一）教育改革面临新形势，亟须新设计。

有学者指出，现阶段我国教育改革从满足生存型社会的需求转变为满足发展型社会的需求，教育公平已经成为改革的基本政策取向，制度设计、创新与供给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发展的场域格局要求对教育改革给予整体考虑、系统设计：一是更加注重解决好教育内部的系统性；二是更加注重解决好教育外部的关联性；三是更加注重解决好教育改革的整体性。因此，教育改革应分类指导、全面展开、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二）在改革中坚守教育的基本伦理价值。

教育活动是有基本伦理价值的，能否坚守这些基本伦理价值，关系到改革能否成功。学者普遍认为，对教育改革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就是看改革有没有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有学者以公立学校为分析单元，指出公立学校的基本伦理价值是公共性；如何坚守公立学校的公共性，维护学校的自主性，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学校的关系，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基层创造依然是教育改革的生长点。

基层创造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基层创造，教师是关键。学者从改革主体及其权利的视角提出，要把作为普通参与者的教师切实放到“教育改革的主人”位置上来，为他们发挥想象力与创造性提供广阔空间。还有学者强调，基层创造，文化是支撑，要着重研究如何帮助学校进行改进，创建相应的文化体系，提高改革和文化的吻合度。

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全面把握城乡教育一体化内涵特征。

学者们对城乡教育一体化内涵特征形成了初步共识，认为城乡教育一体化就是在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取向下，打破城乡教育二元格局，统筹发展城乡教育；通过教育资源的城乡共享以及教育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得城乡教育互相联结、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城乡教育一体化表现在，城乡教育目标上共识、观念上互通、地位上互认、资源上共享、责任上共担。

（二）科学规划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路径。

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要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城乡教育一体化财政和管理体制。为此，有学者指出要改革目前重心过高的财政体制，让基层政府有能力进行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建设；要建立与城乡教育一体化相适应的教育制度体系，实现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教育要素合理流动和城乡教育互动发展；要在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加强农村师资力量建设，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夯实农村教育发展基础。还有学者提出采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和多元统计分析等方法，建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

（三）充分考虑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两大要素。

满足“就近入学”和“接受高质量教育”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过程中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的两大基本要素。有学者提出立足农村实际，“整体规划”和“有序调整”农村中小学数量与规模的政策建议，呼吁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综合考虑；观照科学化、民主化和道义化的三重价值，以实现“效用最优”、“满意度最大”和“底线公平”。

三、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重点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核心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变革取向。

有学者指出，学有优教，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应该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以课程为切入点和落脚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成变革的首要取向。要积极推行小班化教学模式，实施个性化教育；以国际视野和标准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二）探究创新人才成长规律。

学者普遍认为，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建立对创新型人才应有素质的科学认识。有学者指出，创新型人才的核心素质是创新，表现为创新人格、创新行为与创新业绩。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由自我探索期、集中训练期、才华展露与领域定向期、创造期、创造后期等5个阶段构成；营造创造性环境、实施创造性教育、培养创造性能力、塑造创造性人格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课堂教学创新模式、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是3种有效的培养模式。

（三）创新人才培养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当前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着认识滞后、制度缺失、资源不足、环境失调等四大困境，走出这一困境，一要通过无缝衔接的方式，中学依托高校进行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二应充分利用和挖掘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和潜力，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技术驱动和支撑，营造文化氛围。

四、新时期德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社会急剧变化、价值取向多元，给德育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一）价值教育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价值教育的定位上，有学者指出培育良好的、积极的、负责任的公民是价值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也有学者认为价值教育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根本指向。在对价值教育的理解上，有学者认为价值教育是有关培养正直的、真的、有良好品格的人的教育；也有学者认为，价值教育还应肩负起传承人类基本价值、弘扬社会主流价值、整合优秀传统价值、注重职业价值观的养成以及提升人们的价值理性等使命。

（二）生活德育的论争依旧。

有学者认为，“德育生活化”模糊和倒置了德育与生活的关系，其基本主张也偏离了德育内容，淡化了德育目标，遮蔽了德育反映国家意志和社会理性的本质要求。也有学者在分析生活德育论存在不足的同时，对其在反思与建构一种新的德育模式的研究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还有学者指出，生活是德育的根基，而不仅是德育的手段。

（三）提出德育走向的新主张。

针对知性德育和生活德育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实践理性德育的主张，把道德意志的培养作为德育的关键，将意志的自律视为德育的根本指标。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渐趋成熟的公民社会决定了学校德育将会有新的走向：走向公民的德育目标，要求审慎处理公民生活的基本关系，培养独立人格；走向生活的德育课程，将改善德育的课程内容和教材风格；走向对话的德育方法论，将重构德育课堂乃至学校生活。

五、高中教育定位变化的现实需要与历史必然

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高中教育重新定位成为共识，但如何定位却有交锋。

（一）高中教育要与高等教育衔接。

加强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连续性及其衔接，将符合条件的高中教育定位于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有学者提出，高中教育应增加课程与教学的选择性、学术性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为高中学生的多元发展提供可能性，为能够上大学的高中学生做好接受高等教育的准备。

（二）高中教育要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普通高中教育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有学者以“全民终身教育”理念为立论的基点强调指出，讨论高中教育的定位问题，主要不是看大学希望准备什么，而是看学生在成人以前应该得到什么；高中教育不仅要为大学输送合格人才，更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如何实现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走向普及水平的高中教育是一种大众的、基础的教育，它的性质和功能与精英性质的高中教育有着本质区别。有学者指出，现有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都不应该把普职界线划得非常清楚，应该强化对学生开展普职融通教育。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研发“宽基础”、“按照个性潜质”分化规律展开的综合高中课程体系。

六、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随着教育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2012年1月1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正式实施，有力推进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程。

（一）合理设计大学内部组织结构。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关键是要设计好合理化的大学基层组织架构。有学者认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需要解决好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的矛盾：一要进一步降低管理重心，扩大院系自主权；二要充分发挥教授在学院学术事务中的作用，建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管理机制。

（二）厘清大学章程的制定原则与程序。

大学章程是大学的“宪法”。学者普遍认为，作为大学的“宪法”，大学章程的制定和实施应该基于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的原则，按照一定程序推进、规范和保障。为使大学章程真正落到实处,最根本的是要以法律的形式将学校章程的规定具体化、权威化。同时，章程制定应兼顾教育改革过程与改革成果规范的统一。

（三）去行政化是建立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先决条件。

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实质，是大学组织内部的行政权力“化”成了政府行政权力“链条”的末端。解构这种组织制度，必须依托政府，通过调整现有的对大学进行控制的组织制度设计及资源配置方式，给予解决。有学者认为，建立服务型行政是去行政化的突破口。

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动因和推进策略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未来十年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动因和现实意义。

学者们指出，教育规划纲要赋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的内涵，体现了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重要作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于回答三方面问题：一是为国家产业升级提供有力的技能型人才保证和人力资源支撑；二是为教育实现科学发展建立一个合理的结构；三是为解决高考的“独木桥”问题。

（二）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与有效衔接。

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有效衔接是促进中高职协调发展的核心任务，有学者指出，应重点做好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开发、教学过程、招生制度、评价机制、教师培养、行业指导、集团化办学等10个方面的衔接。也有学者认为，课程衔接是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核心和落脚点，课程内容的一体化不仅要实现内容要素的横向贯通，也要形成职业教育不同学历层次的纵向衔接。

（三）职业教育体系的制度建设。

完善职业教育法制建设，促进职业教育依法办学、依法管理，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当前重点建设的国家制度应包括：《职业教育法》修订，校企合作制度，现代学校制度，教师培养培训制度，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经费投入保障和学生资助制度，集团化办学制度，招生考试制度，督导评估制度，就业准入制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制度等。

八、教师发展的实践取向

2011年10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该标准提出的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基本理念，引领了教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方向。

（一）强调教师实践性知识。

教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解教育的实践本性，对理解教师实践知识的性质及其构成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具体谈道，当今诸多国家以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为契机，将信息化成果运用于师范生实践性知识情境，促进师范生专业发展，其经验值得借鉴。

（二）培养教师专业实践能力。

在全球性教育变革浪潮中，培养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成为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路向。有学者结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实践中之理论”取向的教师职前实践教学项目，提出应以实践过程和实践性知识的获得为起点，让师范生在一定程度的实践基础上建构理论知识。

（三）转变教师学习方式。

有学者指出，教师必须建立新的教育观，包括学校观、学生观、教学观和发展观等，方能适应教育信息化变革趋势。有学者提出，以课堂教学优化为指向的教师学习，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程中的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而且还有助于为教师未来的学习指明方向，进而加速课程改革进程。

九、解读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教育信息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的颁布与实施，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从教育的边缘走向中心。

（一）现代信息技术引领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变革。

教育资源是教育活动的基础。有学者指出，教育信息资源配置模式正发生着从“校校建信息资源库”到“区域内共建共享、区域间共享互换”再到“公建共享”的转变。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变革将大大促进教育公平。

（二）现代信息技术触发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变革。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教学活动正在发生着由书本加黑板教学到多媒体资料教学再到网络教学以至泛在学习的转变。有学者指出，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了教学模式的再设计，从而形成开放高效的教学。云技术所促成的智能环境有利于以人为中心、感知人的需求、为人服务的新型管理、教学、服务体系的形成。移动设备也为移动学习、泛在学习、非正式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提供了契机。

（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课程体系变革。

学者普遍认为，立足于教育现代化的课程，需要真正体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有机整合，建立起新的适应信息经济社会需要的现代课程体系。在内容上既要反映信息技术对科学技术、社会、经济、人文、法律甚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又要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反映变化的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培养学生的现代科学思想与人文精神。

十、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发展思路

随着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日渐凸显与日益提升，对教育学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学科发展等这些本源性、基础性问题的探寻与追问业已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

（一）教育学学科属性之争。

有学者强调，教育乃人的教育，因此，教育本质上属人文科学。该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学界的热议。有学者指出，教育学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从人文科学到社会科学、进而到综合科学的发展趋势。教育学在今天更应该在观照自身人文价值的基础上归属于综合科学。也有学者提出，教育最终要实现的是心性的转化和提升，不能完全靠科学化来实现。

（二）教育学学科品性之问。

有学者认为，教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品性是生命品性、实践品性、历史品性与境界品性。还有学者认为，教育学大部分知识需要科学化，这是教育学得到信任、获得尊严的重要条件。

（三）教育学学科发展之道。

有学者指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命运启示我们，教育学要么做出“顶天”的创造性理论成果，要么到学校教育现场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指导，做出“立地”的实践成果。否则，大学的教育学院系也会走入困境。学者一致认为，教育学需要走向实践。现代教育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对人的重新且深刻的关注应该成为核心思路。

教育技术的领域拓展与前沿热点 第6篇

访谈者：Spector教授，你好。我们先谈谈本领域的几个关键问题。我们都知道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是两个关系特殊的共同体。有些学者认为，这两个共同体具有共同的关注点，但采用了不同的途径，它们相互间的独立性比任何人想到的还要强。当问到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况，很多学者都建议这两个共同体间应该有更多的协作交流，以便受益于双方。而您认为教育技术共同体并不独立于学习科学共同体而存在，教育技术研究者关注的是整个培训机构、学习环境和项目进展形势的循环及学习成果；而学习科学更狭隘地关注学习成果。您能详细解释一下两者对学习成果关注的区别吗？

Spector：这个话题很尖锐，也很重要。

我认为，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之间出现差异是不幸的。这两个共同体之间确实存在相互融合的可能。最近我和施普林格（Springer）学术出版社达成了协议，将与麦基尔大学的Susanne Lajoie共同撰写《探索学习科学、教学系统和绩效技术》（Explorationin the Learning Sciences,Instructional Systems and Performance Technologies）系列丛书，阐述学习科学、教学系统和绩效技术三个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以促进跨学科的对话和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本丛书的顾问委员会包含了来自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按照当前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义，多位作者从事跨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

我将自己定位为跨两个学科的研究者，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被邀请参与该丛书编写工作的原因。作为教育与心理咨询主席，Susanne Lajoie教授也是一位跨学科的研究者。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将她定位成一名学习科学研究者。这主要是由于她早期关于智能辅导系统的研究。很多智能辅导系统研究者都算是学习科学研究者。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学习科学杂志的创刊编辑Janet Kolodner是来自智能辅导系统研究团队的。我早年从事的有关教学开发的自动化支持领域的工作与智能辅导系统之间有着一些联系。同时，我也活跃在其他关注教学设计问题、开发过程、评估和评价模型的相关领域中。通过一些研究，我逐渐对理解人类如何从结构不良的问题领域获得经验产生了特殊的兴趣。这个研究兴趣点包括基于情境仿真的学习环境的建构和评价，并最终引向对在复杂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领域（如工程设计、环境计划、医疗诊断等）中专家前进发展评估的关注。我所期望的是找到一种切实可靠的方法，促进在这种复杂领域中的学习。由于我对学习和教学的生命周期方面（如计划、分析、评估和评价）的兴趣，我常常被我在美国的同事称为教学技术研究者，而非学习科学研究者。这个情况也并非那么让人讨厌。我认为我是一个希望帮助学习和教学发展的人，这也是我对Susanne La-joie的定位。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在欧洲的卑尔根大学工作了近四年，因此我也有很多欧洲的朋友和同事。我发现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这么明确地区分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那么为什么两者会有区别，而且偶尔双方还刻薄相对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心理学原因，即核心学者个性的显著差异。这也许是一些院系分裂成学习科学部分和教学系统部分的一个原因（比如，印第安那大学）。另一个造成分离的可能原因主要是经济因素。在过去的5到10年，美国曾努力资助联邦政府有关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传统实验研究。为了获得资助金，一些获得批准的申请人发现从事心理学研究比教学开发更有优势。在所属机构的名字上加上“科学”二字比加上“系统”二字更能在资金申请上获得有利位置。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断。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都采用了各种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但讽刺的是，有人发现学习科学研究领域实际上运用更多的是定性研究方法，而教育技术在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

我总结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间的差别除了给一部分人对归属哪个精英集团产生错觉外，没有实际的目的。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都为研究各种因素对学习的影响付出努力，都关心学习的结果，都对设计研究感兴趣，都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我相信总的来说，教育研究团体受到了过度孤立和傲慢态度的影响。如果我们都想成为一个科学家，那么我们必须乐于承认错误并包容他人的意见。

访谈者：是的，学习科学研究者和教育技术研究者共享着一个目标，即促进学习和教学，以及为此而来的许多研究方法、途径、观点。教育技术研究者不是行为主义者或只是对定量研究方法感兴趣。同样，学习科学研究者也不是对设计和开发过程毫无兴趣。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这个兴趣点最近集中在设计研究方法上。来自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团体的研究者们都开发过很多有趣的、基于计算机的协作学习环境。他们都研究影响学习的因素，并希望通过一个宽阔的情景系统地促进学习。当然二者在关注点上会有所不同，但仍旧共享着大量的关注和兴趣领域。我们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关于整合的。当前，有很多关于技术整合的讨论，但却少有实质性的工作开展起来。我们需要对与教与学相关的技术整合有一个强有力的定义。如果支持学习的技术种类与方法持续增加的话，做好这个定义可能真是一个难题。那么，如何排除这些潜在的阻力，去为整合作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研究者需要哪些必须要注意或关注的、要重点聚焦的地方？除了对整合的定义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制约了现如今研究的发展？

Spector：我认为对技术集成下定义对教育技术研究而言是有一定用处的。我相信我们应该将技术集成理解为“将技术整合到学习和教学中”。我们知道教学就是支持、促进有目的的学习。这个定义对于教学研究———通常能包含关于起支持作用的资源和活动的效力与效率的问题———很有用处。教学研究很明显是一种应用研究。我们也知道有目的学习是目标定向的人的活动，它包括导致持续转变的一系列过程。人的学习就包含在这个持续转变的过程中。这个定义说明发生转变是重点，因此对研究有一定的启示，说明有必要先确定学习者的先前知识和能力水平，然后不断地检测学习者学习后的状态和持续时间。我将这些传统的定义视为最基本的定义。我们要在教育科学中开展研究就必须基于这些传统定义的基石。

大多数教育技术者所说的技术有广泛的含义。技术包含系统地或规律地应用科学知识的目的和实践过程。使用这样的定义，我们就既可以把技术看作是一个实际的人工制品，如计算机；又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过程和步骤，如在混合物中识别出化学元素的过程；抑或看作是一个有组织的框架或系统，如公历。这种技术的广义定义对于研究意图来说是有用的，原因有二。第一，这个定义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教育研究有一个理论或科学的基础。我们应当将我们的研究方法建立在一个已识别的科学基础上。第二，这个定义使我们发现更多能够影响预期的或目标定向的学习结果的因素。

接下来是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在整合技术以支持学习的情境中“整合”的定义。一种消除争议的方法是用“使用”技术支持学习代替“整合”技术支持学习。使用这种方法包含了一定的约定，如：研究员分辨各种类型的使用、关注主要的使用方法以及其对学习和教学的影响。当所有置身于学习和教学的人———如设计者、开发者、教学者、学生等———关注技术的使用，从而涌现出多种形式、规模的技术使用时，这种方法就变得尤为丰富。

正如你所认为的，我赞成放弃使用像“整合”这样有争议的词汇，而用“使用”这样简单的词汇取而代之。我相信这种策略能够让我们理解我们将要做什么和讨论什么。另一种解决的方法是使用类推的方法保留“整合”。在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国家曾系统地努力整合学校———让非洲籍美国人和英国籍美国人的孩子进入一样的学校学习，而不是继续在传统的分离学校中学习。问题便随之产生了：在美国，整合学校是否获得了成功？或者哪种程度上的整合学校获得了成功？我的建议很简单：当人们不再讨论这么多有关学校整合的问题、不再讨论在特殊学校中的不同种族群体，而更多地讨论学习和教学行为是学校环境的重要成分时，整合便起到了作用。当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转变（整合）而是教学时，这个转变（整合）就是成功的。当在教学情境中用于支持学习的技术的使用不再成为焦点，并且人们将关注点转移到学习的结果上，那么技术的整合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是成功有效的整合。

访谈者：第三个关键问题是技术与理论的关系。你说过，“教育技术成熟的标志就是我们现在要认真严肃地研究那些我们不知道的相关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提高学习和理解能力。”①教育技术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任何的事物都应该有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才能趋于全面。现在我们很多的教师，包括一些专家，都不能很好地理解如何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去看待和衡量一套理论，包括教育技术在内。由于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撑，使得许多很好的理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那么是否能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来改变这种局面呢？

Spector：这个问题是关于教育技术研究的科学基础的。假如进行适当的设想和实施，那么科学既是累积的又是渐进的，为了达到累积，必须具备可重复使用的、可验证的和可靠的仪器，学术研究必须是可复制的且事实上是可重复的，同时调查研究应该在可接受的框架或观点的背景下着手。当然多角度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研究方式和方法的选择应与研究者团体公认的符合。

我们在教育研究中面临的挑战在于我们容易淹没在潮流与幻想的诱惑下而忘记了既定的方法。许多研究人员希望能快速成名，因而开发了新的工具，而不是使用标准的已经核实和被证明是可靠的工具。如果每一个研究报告都是在新的工具、新的操作定义、新的方法等的引导下完成的，那么就很难对它们进行元分析（Meta-analyses），即通过若干研究综合调查结果和推动教学技术稳步前进。

还有一个强烈的倾向是过于注重定性研究方法和设计的需要，而忽略最终进入实验设计和因果关系的研究的需求。如果每一个研究都是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就很难发展理论、制定检验假设和进行能令人信服的反驳假设的有意义的因果关系研究。我认为，我们过于宣传不同的立场和方法，而实证研究却太少。当然两者都是必须的，但宣传不应该阻碍对其它解释和反驳假设的实证研究。

访谈者：下面我们进入对具体理论和技术的讨论。复杂文字是指在显示输出与编辑的时候，并不是按照一般语言字符(如拉丁语)那样从左到右按线性方式布局，而是要经过一些特殊处理的语言文字。用复杂文字书写的文章段落即为“复杂文本(ComplexText)”。对这些复杂文本的处理，需要用到一些特殊的处理机制。复杂文本布局引擎就是专门用来处理复杂文本布局和显示的一个部件。包括OpenType字体技术、ICU布局引擎等。

概念化思维是一种依据狭义的概念及其衍生族类(比如依据概念形成的判断和推理)而想问题的方式，被不少人认为是人类理性思维最重要的方式。那么在您看来，对于复杂文本，相比较于新手，专家的概念化思维、解决方案和专家地图是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使得两者之间产生差距？这种差距是否就是导致专家和新手在处理时使用的处理机制有本质不同的原因？这几个方面相互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又该如何来培养和发展呢？

Spector：迄今为止我在关于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解决域内的学习这方面工作已近10年了。使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在解决劣构问题的情境以及需要在信息不完整时作出合理决定的情境中，人们是如何发展专业知识的。这些劣构问题适合多种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和替代解决办法。简单的知识测试不一定能反映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即使是高水平的相关知识也可能只是专业知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简而言之，这一领域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评估学习的进展。研究表明，虽然专家们很可能会制定不同的解决方法，但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能识别出劣构问题解决情况中类似的关键因素，并找出这些关键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去研究专家是如何概念化一个复杂问题的关键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那么最终的概念能够表明，这种模式在评估学习进展的过程中可能是有用的。随着知识和能力的不断获得，原先经验不足的那些学生的问题概念化能力将变得越来越与那些确定相似关键因素及其关系的专家相似。附加说明的概念图或注明因果影响的图可以用来捕获和分析问题概念化，在弗赖堡大学，我已和同事开发了一套工具，用于评估与复杂问题相关的知识水平。这一领域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

访谈者：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和工程模型教学设计之间的差距与对抗大大缩小了。长时间以来，建构主义和系统方法被人们认为是互不相容的，在设计和实施学习支持方面经常是对立的两种观点。最近，全任务模式（Whole-task Models）、辅助模式学习的模式（Models for Model-facilitated Learning）越来越多地将教学设计中的系统方法与建构主义学习原则整合在一起。建构主义与系统思考的“关系解冻”部分地体现了人们为支持复杂、动态、劣构的学习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差距与对抗之间的缩小意味着什么呢？上述的两种模式是如何做到整合教学设计中的系统方法与建构主义学习原则、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的呢？这些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哪些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Spector：我认为建构主义被误解的时间太长了，教学设计和建构主义者之间从来都不存在重大的争端或分歧。正确的理解是，建构主义是一种描述了人们如何认识世界和发展知识及能力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其次，建构主义的核心是人构建内在交涉，以使他们了解他们所经历的观念。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一文中说：“我们自己描绘事实。”我们对我们经历的事情建立内在表征。在维特根斯坦另一篇题为《哲学调查》（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的文章中，他注意到，我们倾向于谈论这些内在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s）。人性的这两个基本方面———心智模式和话语———形成建构的基石。教学设计人员都接受这个基石。由于建构主义认识论是描述性的，任何人能否决的都不多。人无法阻止构建内在表征，没有一个人能避免一切对这些话语的表述。人所做的是：建立内在表征（构造意义）和交流（与他人分享经验和解释）。教学设计人员一直认为，在设计和开发时，需要对这些进行解释。

访谈者：在传统面对面学习环境之外的两种教学形式———在线形式与混合形式———中的教师能力标准，对于当前的教学改革和新型教学范式的创建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详细阐述和解释。因为教师能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重要的一环，决定着教学最后的效果。那么在线形式与混合形式相较于传统的面对面形式有哪些新的方面需要对教师能力标准进行一番改进？或者是哪些方面的变化促进了标准的改变？这些对于当前的教学改革和新型教学范式的建立起到了什么具体的推动作用？何以去适应这一转变？

Spector：我最近与David Merrill在编辑一本特殊的期刊———《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它侧重于e3-学习（e3-Learning），即有趣的、有效的和高效率的学习。编辑的动机来自悉尼的一个《澳大利亚教育技术学月刊》（ASCILITE）会议，在那次会议上，Pierre Dillenbourg和我是主发言人，事实上我们都表示，e-Learning中的e应该要么消失要么代表“有效”（Effective）。重要的是，学习环境或教学系统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学习，即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这与技术或方法无关，这是关于学习的。的确，在网络环境下，作为一个有效的讲师，也许和在课堂情境下的有效讲师是不同的。然而在某种层面上，关于标准这一问题，同样的标准是应用于国际标准委员会的。绩效和教学已开始争论。例如，一个在线的指导教师和一个面对面的指导教师都必须能够促进讨论或及时提供翔实的信息反馈。在线环境和面对面场景中的行为是有区别的。因此，应该改变的是标准如何表现和评估，而不是标准本身。

访谈者：教育研究与开发的重点已从“内容中心”（Content-centric）的视角转向了“使用者中心”(User-centric)———这种视角是关于“人是怎样处理内容”的，当然人对内容的处理通常是在与他人协商、合作或竞争中完成的。该视角已经成为很多开发者与研究者的兴趣焦点。那么这种视角的转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或者说研究思路的哪些重要转变？哪些方面的因素促使了这些转变的发生和发展？这一转变对于现阶段和将来的研究会有何影响？

Spector：关于计划和实施学习环境和教学系统中的内容中心、用户中心、教师中心这几种方式存在着讨论。在我看来，这三者是相关的，且问题不在于从何处开始。该系统必须具有有效的、有意义的、有适当顺序的内容；序列可能为学习者或系统所控制，是动态确定的或固定的；重要的是内容须是高品质的（事实上是有意义的并与确定的目标相关的）。教员必须知道如何利用内容来支持学习；这可能需要教员指导和训练。教学的目的是支持学习，因此学习者成为主要关注的问题；对于计划以及实施而言，这是对的。E3-教学（E3-instruction）很可能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内容为中心以和讲师(系统)为中心的。如果椭圆可以有两个中心，那么为什么有效教学不能有三个中心？

访谈者：技术的发展已使得为那些被时间、距离、文化和语言所隔离的学习者们提供教育资源和访问路径成为可能。尽管现在很多学校和大学都在正常使用在线学习管理系统，但创建有意义的学习环境与体验才是真正的挑战。那么您认为创建有意义的学习环境需要哪些必要的基础与知识准备呢？现阶段应用的系统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据您看来最主要的问题体现在何处？又需如何去克服以开发或生成新的更有效的系统呢？

Spector：正如我早些时候说的，重点绝不应该只在技术本身。这也同样适合于学习管理系统。不同的学习和教学环境有不同的功效和局限性。人们几乎不可能在任一学习或教学情况下完成应该完成的任何事。我们的学科基本上是实用的和最优化的。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专注于目标———改善学习。我们几乎必须总是接受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限制，但是这是学习和教学的本质。对于那些把时间花在惋惜最终以薄弱的学生为结尾或不得不使用自己喜欢的系统这一事实的人而言，我要说的是，克服它，并继续保持改进和支持学习的进取心。

访谈者：就您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心得，您曾经总结过美国教育技术四点教训：(1)利用技术促进教育是需要高投入的，但是效果不一定明显。(2)大规模地用一种传播方式代替另一种方式，证明是没有太大效果的。多种传播方式共同使用，不仅能很好地促进教学的发展，还能保持原有的已经证明有效的传播方式好的特点。(3)很多学习的目标不是确定的，或者是没有明确表述的。忽略这些就不可能引导我们的教学和学习得到全面的提高。(4)对于一些利用传统手段的、并且已经证明有很好的教学效果，我们没有必要去用新兴技术。①这些在美国教育技术发展道路上所出现的问题，在我国教育技术发展中同样也出现了，所以这个反思，对我们教育技术的发展也有所启示。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想要进一步发展教育技术，就会引伸出许多下一步的问题：如何权衡技术促进教育的高投入和效果之间的距离？或是怎样避免再一次陷入这种困境？多种传播方式之间共同使用，如何确保其中产生的相互影响朝着我们预计的方向或轨道实行？会不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而我们又怎样去预测和解决这种问题？怎样设计其运用方式？这种都是我们需要事先考虑的问题。

Spector：的确，我已经发现了我们已犯的一些大的错误。其一是采取了更换策略，这是一个由于人的偷懒倾向而导致的错误。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功效和限制，这是在计划和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我们应认识到，不同的学习者需要不同类型的支持。不是任何人都使用我学习的方式。我是通过认真倾听，静静思考，发展形成思想，并最终通过积极涉及一些课程中介绍的知识的方法来学习的，而其他的人则通过即时活跃于课程介绍的一个或多个知识来学习。有些人在看到其中一个演示后就即刻想要尝试，另外的人希望在进行一个新的程序前重复观看先前的演示。什么是重要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吗？不！重要的是学习是否发生以及在何种程度发生。访谈者：当前教育技术与学习科学之间存在着多种交流，如《技术、教育、认知和学习》（Technology,Education,Cognitive and Learning）杂志的创办、学者论文的发表、专业协会的成立。值得一提的一个例子就是“47rs俱乐部”，我们知道您也是该俱乐部的“荣誉会员”，而国内对这个俱乐部的情况可能需要更多的了解，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俱乐部的情况吗？这个俱乐部是怎样支撑教育技术与学习科学之间的交流的？

Spector：这就是我认为的又一种假的两分法（False Dichotomy）。学习科学和教学设计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及技术在美国之外不常存在。47rs俱乐部是一个由大多数生于1947年的教育研究人员组成的非正式组织。该组织包括一些可称为学习科学家的人和一些可称为教学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人在这一组织中，很少讨论学习科学或教学设计本身相反，当我们举行非正式会议时，我们更倾向于讨论具体问题，如如何评估劣构问题解决域内的学习，心理模型的发展和教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遗忘比获得新知识更难等。

访谈者：我们知道您目前正工作于学习与绩效支持实验室，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实验室的详细情况及你们的最新研究项目。您能为我们详细介绍实验室的情况以及目前最新的研究吗？

Spector：我目前仍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与我的合作伙伴们致力于东南亚农村K-8学校技术整合的研究，同时主要与雅加达的Terbuka大学继续进行印度尼西亚分布式基础教育项目的研究。我正计划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评估工具和技术以支持复杂学习的工作。佐治亚大学的学习和绩效支持实验室（The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Support Laboratory）由教育学院的院长直接主管，它涉及若干学科的研究人员，并由Michael J.Hannafin教授领导，他是我们长期的朋友和同事，刚刚被任命为“教育科技的研究和开发”的研究室主任。这意味着，《教育技术研究与开发》（ETR&D）杂志的两个编辑现处于同一机构，且办公室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