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三家分晋

历史典故：三家分晋（精选7篇）

历史典故：三家分晋 第1篇

历史典故：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的故事

经过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被大国并吞了。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几个大夫手里。这些大夫原来也是奴隶主贵族，后来他们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式，转变为地主阶级。有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还用减轻赋税的办法，来笼络人心，这样，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一向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到了那个时候，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六家大夫把持。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可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

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上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历史典故：三家分晋 第2篇

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

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

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

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

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

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

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

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

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

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下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

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

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

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

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

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

“三家分晋”的历史玄机 第3篇

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 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有一个著名的祠堂——晋祠。抚去历史烟云，远离金戈铁马，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今天，作为一个鲜活的陈年物证， 还有无数中外游客簇拥至此，感受历史尘埃透露出的萬般信息。

晋祠就是一个中国历史传承的活化石。《史记·晋世家》载，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于唐，称唐叔虞。叔虞死后，其子夑继位，因有晋水，改国号为晋。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这个“唐叔虞祠”，就是我们今天的著名景点——晋祠。

此间称谓的唐国，乃是古帝尧陶唐封地，在

今山西翼城。《史记·晋世家》载，周成王与弟弟叔虞在院子里做游戏，成王随手从地上拾起一片梧桐树叶，剪成玉圭的形状，对叔虞说，给你这个玉圭，封你去做唐国的诸侯吧。站在一边的史官听了，就请成王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分封大典。成王说：“我是和叔虞做游戏呢。”史官却说： “天子无戏言，既然说了，就要用史书记载，用音乐歌舞庆贺，用典礼成全。”为了对历史负责， 成王就把唐国分封给叔虞。

却说叔虞治下的唐国，可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派兴旺景象。这一景象竟延续了600 余年。这也算是后人为何修造一处晋祠，专门祭祀他的最大理由。《晋祠志卷第七·祭赛》曾绘声绘色描述晋祠祭祀盛况：“晋祠神庙虽多，而列入祀典奉常有司岁时飨者，惟圣母庙、唐叔虞祠、水母庙、王恭襄公祠而已。”

三家分晋

晋祠的名气不仅仅缘于晋祠本身，它背后承载着极其厚重的历史，让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 就是2000 多年前那场意义非凡的“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乃周王朝分崩离析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早期的历史事件中，“三家分晋”无疑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个，它直接改变了其后中国历史的走向。

在三晋大地上，一个存在六百多年的晋国， 最终被瓜分，历史从此进入了战国时代，山西至今也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三晋”。

晋，原本强悍的春秋五霸之一。拥有60 个世家大族，但至春秋末年，因王室与卿大夫们连年的争权内斗，王室权威耗损严重，终至孱弱不堪， 这就使得远亲公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利用旧君刚死、新君幼弱之机，呈现出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专政之态。公元前376 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自此，世家传位35 代，历时670 年的晋国，其国家意义上的名字和

版图彻底被抹去。

晋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周公灭掉唐国以后，将土地分封给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晋。作为全国最大老板的周天子，不但没帮晋侯平乱，还正式宣布韩、赵、魏升格为诸侯国。可见周王朝式微至何种地步。

这样一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霸权政治结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正式揭开。

公元前241 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春申君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函谷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诸侯合纵攻秦之战，尽管庞暖富于智谋，又善于纵横之术，但最终无功而返。从此，六国更加无法抵御秦国的兼并，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建立秦朝。

自文王建周以来，周王名义上一直是天下共主。春秋以来到秦统一六国，诸侯经常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壮大自己的实力，周王朝仅具象征意义。等到秦统一六国，周王的旗帜已经连象征意义都没有了。中国由诸侯征战走向统一。

长存的晋祠

晋祠作为晋国的驱壳和载体，成为历朝君王警示的活道具，历代均有修建和扩建——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对当时晋祠描述到：“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 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南北朝天保年间（550-559 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唐贞观二十年（646 年）又一次扩建，太宗李世民游晋祠撰《晋祠之铭并序》碑文。太平兴国九年（984 年）依山建正殿，专门供奉唐叔虞。至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 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其母邑姜亦供奉于正殿之中。熙宁年间（1068-1077 年）封邑姜为“顕灵昭济圣母”， 遂有圣母殿之称……祠内至今藏有宋、元、明、清各式建筑100 余座。

我们大体可以从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晋祠之铭并序》中，找到晋祠为后世尊崇的原因。“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化”，不是亲属就不能巩固社稷，不施仁政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认为，“兴邦建国”必须亲信贵族，以作辅弼；“分圭锡社”也要给予采邑，从而把握军政要点。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历时年代最久的王朝，历经37 帝，统治了800 多年。李世民眼里，周朝实行的分封世袭禄位制，就是国家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

周人不愧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黄仁宇把这种制度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易中天更形象地把“周”比喻为“我们民族的青春期”， 正因为年轻有活力，因而出现了很多令后世膜拜的“朦胧的偶像”——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英武自重的战士，忠于职守的人臣， 不卑不亢的使节……无不表现出千古流芳的中华精神。

《三家分晋》读后感 第4篇

这篇故事讲的是古代晋国国君智宣子想让他的大儿子智瑶继承王位，旁人建议说：“您的大儿虽然聪明过人，但为人残暴，还是让您的小儿子继承吧!”晋王视而不见，仍固执的让位给他的大儿子智瑶。智瑶即位后果然残暴无情，人民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国家也日益衰退，最后被赵、韩、魏三国吞并。

我真为他们惨痛的教训惋惜。就因晋国国君不听别人意见，选择刚愎残暴的智瑶，以致自己的国家被吞并了。假如他听取他人意见，智瑶为人习惯又可以改，那么，一个好好的国家就不会灭亡，国家也就可以一直昌盛下去。

其实，在当面临选择的时候，要积极听取别人意见、建议，听人家解释。不要总是不听人家的建议，以为自己的选择才是好的.。否则，一旦选择错误，后悔是来不及的。这不只对自己不好，还会祸及他人，甚至死路一条。正如古人所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兼听，使人明智，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自己得益，他人受益，真是一举两得。

不仅是那样，做人也要善良，多为他人着想。这样他人会受益，更会帮助你，你也会受益。同时，不能霸道、自私。对别人不好，别人会排斥你，对自己也不好。莎士比亚曾说：“善良的心地是黄金。”就是同样的道理。

《三家分晋》读后感 第5篇

不得不说，一个人的成功必然是有他的理由的。首先是，在智瑶带兵讨伐赵襄子的时候，他第一选择就是按照父亲的叮嘱跑到晋阳死守;其次，他在晋阳死守长达两年之久;最后在大水淹没城池以后，他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在困难、在绝境面前他选择的努力尝试拜托困境。而事实证明，看似强大的敌人都是会给对手留下机会的，甚至有彻底翻盘的机会。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故事太多了，比如：斯巴达三百勇士、官渡之战、淝水之战等。尤其是，波希战争中，希腊在面对强大数倍，甚至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波斯帝国面前他们从没选择过放弃，最终由希腊人――亚历山大消灭了波斯帝国，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希腊帝国。

这让我想到：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与其抱怨、找托词、推脱责任、想退路，不如沉静下来仔细的想对策，而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有解决方法的。

三家分晋　分出了什么？ 第6篇

这件事在中国古代国家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影响如何？

我们今人可以思考的是什么？

事情发生在春秋晚期，当时的诸侯国晋国中最有实力的卿大夫韩、赵、魏三家收拾了境内的一个个贵族集团，掌控了晋国的实际权力，反而晋国国君要朝拜他们三家，仰为“君王”。数十年后，当朝天子周威烈王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于公元前403年赐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再后来，三家彻底瓜分了晋国土地，晋国国君完全沦为平民。

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家分晋。《资治通鉴》把这件事作为了开篇案例。司马光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件事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源头

中国的王朝统治始于夏代的“世袭制”，夏禹传帝位给儿子启。经夏、商两代上千年的发展，到了大约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建国时，完善的“宗法分封制”才最后确立下来。它是我国古代早期较为完备的治国管理模式，其基本原则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周在灭商的战争中获胜。第一任君王周武王说他这是承上天之命来革除商纣政权，惩办罪恶。周王从此称“天子”。同时规定：王位继承和祭祀周族祖先这两件大事要由嫡长子来承担，世代相传；其余的称庶子、庶兄弟，他们和那些异姓功臣一起被分封到全国各地去建立自己的诸侯国，爵位降一等。各国国君在自己的领地内，对于祭祀祖宗和君位传承这两件大事，也必须由他们的嫡长子来完成；其余的庶子、庶兄弟和臣僚也都由国君再分封给他们一块领地，为“卿大夫”，爵再降一等。卿大夫再往下分配为“士”，再降一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他们用血缘关系编织了一张大网，而异姓功臣、贵族又通过联姻成为甥舅，举国上下便形成了一个拱卫天子、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统治系统。

在此基础上，周代形成了一套“辨贵贱、别亲疏”的完备和严格的礼仪机制。可以这么说，“宗法分封制”形同国家的治理结构，而“礼”是依据这套组织架构确立的典章制度，是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它融入到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里就会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没有了这套规范的“礼”，“宗法分封制”就不能有效地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

这是系统管理。不要以为它是凭空捏造的。儒家解释，这是周文王通过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研究，演绎排列《易经》得出的结论。它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上下改变位置，改变了，社会就要动乱。因此，维护这一套系统就是神圣的。

裂缝

这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区别亲疏远近、以“礼制”规范上下秩序的国家管理模式，本来如此严丝合缝，可后来就渐渐出了问题。

从宗族关系看，周天子就是天下的“大宗”；从管理国家看，周天子就是最高统治者。宗法分封制本身赋予周天子的权力是崇高的。但同时，恐怕除了敬畏神灵，动辄占卜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周天子的了。虽说对分封也制定了规则，可还是挡不住周武王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姜太公吕尚身上。因为他辅佐文王、武王功勋赫赫，武王就将最富饶的齐地分给他做封国。更要命的是，武王同时还给予了他一项独有的特权：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代天子去征讨其它诸侯国的“罪行”。这可就非同一般了，这实际是在助推齐国走上政治大国的道路。事实上后来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或讨伐，或会盟，打的就是“尊王攘夷”的口号。接下来诸侯征战，争夺的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因为这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劳力。

武王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长袖一挥，竟为日后“春秋战国”拉开了序幕。

失控

“立长不立贤”本是为了维护国家各管理层的关系，使整个贵族系统有序运营。但它无形中又对长子提出了很高要求，即最高统治者是否贤明，是否能够捍卫神圣的“礼制”。否则，国家机器的良性运转就难以持续。

可是武王去世后，太子成王继位，此时有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朝政。成王逝世后，太子康王继位，他与顾命大臣尽心竭力，国家40年不用刑法。但可惜成、康之后，周王室就再也没能走出贤圣的君主，倒出了几个昏庸暴君：周厉王专利塞言、周幽王宠妇戏臣，人心尽失！待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为躲避犬戎侵扰而迁都洛阳时，王室已无力抗敌，也无威号令天下了。历史上就将这一年正式划成了西周、东周的分界线。

东周以后有这么一件事。一天，郑庄公去朝见天子，周桓王轻慢而没按礼节接待他，庄公回去后就把天子祭祀泰山的土地占为了己有。周桓王再去征讨郑国，反被郑人射伤肩膀，仓惶撤回。实际上，东周以后，王室所管辖的土地、人口、军队越来越少，天下共主的地位也日益丧失。各诸侯国全然在扩展自己的势力，他们相互攻杀，以图霸业。齐、楚、秦、晋以强并弱，一切政事都由他们裁决，天子不过成了摆设而已。而各种势力也都在培植自己的党羽，卿、士人、食客、游侠……中下层贵族与平民的影响反倒日益提升。到头来，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分晋

晋国就是一步步陷入被瓜分的境遇的。

晋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虞。唐叔虞传位八代到晋穆侯，娶了齐女姜氏做夫人，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仇，次子叫成师。成师在仇的儿子晋昭侯即位后获得了封地曲沃。而曲沃恰恰是晋国最富庶的地区，拥有这片土地就等于拥有了抗拒朝廷的资本。成师的后代就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自身势力，或讨伐国都，或杀死国君，代代折腾。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终于灭掉了晋国，就把收缴来的宝器统统用来贿赂周天子周釐王，釐王见到利益眉开眼笑，马上任命武公为晋国国君。礼，在利面前就这样被贱卖了。

武公去世后，儿子献公即位。为了防止再发生父子兄弟的仇杀内乱，献公准备把所有公子都杀掉。事情未果，献公又打算立宠妃骊姬的儿子奚齐，而废掉太子申生。太子不得以自杀，他的弟弟重耳、夷吾也不堪骊姬的诬陷而出逃他国。晋献公这种对公族排斥打击的行为，说明诸侯国里也难推“宗法分封”，并无视“礼”的秩序，由此，晋国的远亲或异姓卿大夫便渐渐得势。

重耳在外颠沛19年，等他终于有机会返回晋国登位时，这位晋文公已经62岁，丰富的治国经验让他一举把晋国带上了继齐国之后的春秋霸主地位。而晋文公能在政治上波澜迭起，正与身边一个个出谋划策的陪臣不无密切关系。自然，追随晋文公的众卿士全都得到了嘉奖和发展。

晋文公之后，公室中再无一位有作为的国君，晋国便有六卿强盛起来。他们又互相攻战，历经180余年，最后杀得只剩下赵、魏、韩三家。前420年，形同虚设的晋幽公被暗杀，三家各自建立独立政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晋国国君沦为附庸；前376年，这三家最终废掉国君，瓜分土地，晋国灭亡。分晋后，三家各自的势力大大增强，很快成为了与齐、楚、燕、秦并驾驰骋的战国七雄。尔后出现的秦王朝，则以“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取代了“宗法分封制”，而“礼”更是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评议

三家分晋，不在于它怎么分，重要的是国家怎么会走到这一步？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强烈震撼，它是“宗法分封制”走到尽头的标志性事件。“呜呼！维系君臣大义的礼纪崩坏瓦解了，天下便开始以实力、武力争雄称霸。由此导致社稷民生也几乎都被屠灭殆尽，这不可悲吗？”司马光可谓痛心疾首。他认为一切祸根就是西周建立起来的“礼制”被打碎了，社会秩序被打乱了。他埋怨周天子为什么面对悖礼之事不派兵征讨，反加封进爵，使周王朝的最后一点名分也不能存守。

但是，这可能吗？

首先是这套体制存在缺憾，它给了“天子们”无限权力，使他们在不经意间就忘乎所以。然后就看人怎么用权，明君或许能用好这些权力，也或许任意发挥这些权力；暴君则只会滥用权力而玩弄于股掌之中；昏君也就只能坐视虎皮任人披挂。从周武王随意分权，历王、幽王失德，到恒王轻“礼”，釐王受贿卖爵，好端端的“礼制”首先就是在他们手里被一点点磨损掉的，那么谁还会去规矩自己该守的“名分”呢？再一二百年后的周威烈王早已顶不起“王室的尊严”，他又能怎么着？“陪臣执国命”现象在齐、鲁诸国都有发生，但天子认可三家分晋，则是因为闹腾得更凶，礼崩乐坏已无可挽回。这一年，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都震动了，“三家分晋”实际是分出了一个制度的“苦果”，中国上古管理模式到此终结。

我们要看到，1000年前的司马光不可能在先王“秩序井然”的“礼制”社会之外，找到任何其他的管理模式。但司马光恰恰看到了这种模式最关键的问题：四海之广，兆民之众，都在天子一人的管辖之下。即使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因此，天子的洁身自好与坚持原则需要非同一般的毅力。为此，司马光直指三家分晋之根本，“非三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纪啊！这也正是司马光把“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首篇的深刻寓意。

即使在今天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中，“领导力”的第一要义也是：首先管理好领导自己。同时，管理结构上必须要有制度监管和第三方监督。如此，管理原则才能有效实施。管理

三家分晋：智伯的覆亡 第7篇

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司马光为此配发了一通长达千字的评论“臣光曰”。评论说，此事表明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导致政事日非。如果周天子屈服于压力，自己抛弃了礼仪名分的规矩，那天下的倾颓就无可救药了。

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司马光于是把它作为自己叙述历史故事的起点。为了交代事情的原委，司马光把镜头拉到了七十多年前，即春秋末战国初年。其时，晋国的六卿是赵、魏、韩、智、范、中行六大家族。其后，范氏、中行氏两大家族被消灭，掌控晋国大权的是智氏、魏氏、韩氏、赵氏四大家族。其中尤以智氏家族权势最煊赫。到了公元前453年，即赵魏韩三家卿大夫晋升为诸侯之前五十年，却发生了三家联合消灭智氏家族的事情。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一段历史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五贤”：美鬓高大，骑射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决，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笼络人心，谓之“不仁”。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自恃“五贤”强势治国，不可能获得心悦诚服的拥戴。智宣子根本听不进智果的劝告。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赵简子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究竟立谁为后？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诫之辞”（教导青年修身自敕之类的警句）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父亲问他们，还记得竹简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这就是赵襄子。

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世称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国政，处事强霸。在一次南台的酒宴上，智伯轻侮韩康子及其辅臣段规。别人怀恨在心，他却不以为意。

不久，智伯又以筹措军费的名义，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当然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说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啊。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果然胃口大开，再向魏桓子索地。开始魏桓子觉得智氏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却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何必让我们自己单独成为智氏的打击目标呢？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也痛痛快快地给智氏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的时候，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先祖留下的祖业，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人？智伯于是带上韩魏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氏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时，命尹铎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晋阳人心最可依赖！于是，赵襄子选择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果然，当赵襄子逃奔晋阳之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围城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一意孤行，轻视对手。

智瑶乘车巡视攻城。他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间驾车；韩康子“骖乘”，在右侧持兵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不平等！威风十足的智伯不无轻佻地说：“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啊！”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因为二子担心“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也！”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就被智伯身边聪明的谋士絺疵所察觉。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问，先生怎么知道呢？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不仅没有喜色，却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下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毫不怀疑。

事后，絺疵质问智伯，主公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二子了？智伯说，先生怎么知道呢？絺疵说，刚才他们出去的时候，迎面狠盯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读懂他们的心思了。智伯完全不理会絺疵的分析。

被围困在晋阳城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说以唇亡齿寒，赵亡，难必及于韩魏的道理。三家一拍即合，约定日期，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军队发动袭击，并掘开水坝，倒灌智氏驻军营地。智伯的军队因为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军趁机从侧翼进攻，赵军从正面猛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灭亡，三家尽分其田土。五十年后，就有了本文开头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事。

智伯的覆亡，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臣光曰”结合智伯之死，对领导人的德和才的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司马光认为领导人的德比才重要，甚至认为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这里不无激愤之词。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巨擘都争论不清。从今日角度言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炼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则更为根本。但是，在制度的约束前提下，选择什么人当接班人，其人品高下还是很重要的。

司马光对于领导者的修炼有过很系统的看法。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司马光上疏提到“人君修心治国之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仁”。仁就是要讲政治，并且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为社会的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利令智昏，贪得不厌，不仁之名，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是否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比智氏更“仁德”？恐怕也不尽然。可是，赵襄子懂得，与城池、物资等条件相比，人心拥戴才是最可靠的保障，说明赵襄子比智瑶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之时，就暴露出来了。智伯的“五贤”即五大优点，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看家本事。《荀子·王霸篇》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智伯的本事属于“自能”。唐人赵蕤的《反经》在引用荀卿这段话时，提升到人君“大体”的高度。智伯的五大优势，是“匹夫之能”。领导者关键的本事在于识大体（懂政治），善用人（“以官人为能”）。智伯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听谋士正确的谏言，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的粗疏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中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此外，智瑶外交上也犯了错误。言语不谨慎，行为太张扬，引起盟友韩魏两家的疑忌，临时的“统一战线”霎时解体，己方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与敌方一比三的劣势，焉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