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与道教文化旅游

论道家与道教文化旅游（精选3篇）

论道家与道教文化旅游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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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家与道教文化旅游

作者：孔令宏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06期

[摘 要]旅游的本质是文化，以文化为旅游的内核这一观点正在成为旅游行业的共识。道家、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理应成为我国休闲旅游业的重要内核。道家及道教对旅游文化有着深刻的思考，其中诸多思想对现代旅游有重要的启发。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的文学、艺术、洞天福地、宫观、园林、庙会等民俗以及养生与特色饮食等丰富资源，都能够与现代休闲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道家；道教；传统文化；现代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论道家与道教文化旅游 第2篇

1 英国贵族庄园里的餐桌景象

2010年推出的英国古典时代电视剧《唐顿庄园》, 以英王乔治五世时代的英国社会为大背景, 讲述了发生在约克郡一个贵族庄园内, 上至贵族下至仆人身上的一系列故事。剧中人物衣饰华丽, 餐桌用具更是精美, 展现了20世纪初英国田园风情。

剧中对餐食的描述可以说是该剧风靡五年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英国贵族的传统, 餐桌服务包括了两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在开餐之前, 管家及一众男仆需要确保餐具摆放精准, 餐巾按场合或座次折叠, 鲜花摆放在适合的位置, 蜡烛调整到恰如其分的亮度。第二个时间段在开餐之后, 主人及客人上桌后, 仆人对每一位用餐者提供从酒水到餐食到调味料的细致的服务, 以保证用餐的顺利进行。

在英国贵族家庭中, 饮食是体现家族和个人社会地位及品位的重要途径;而餐具, 是最直接的展现;因此, 他们每日所用的四顿饭, 餐食和餐具是有所区别。用餐时的各种仪态, 直接体现了以严谨优雅著称的英国文化。

2 中国家庭的餐桌风情

李安导演的电影《饮食男女》讲述了90年代台北都会中, 一朱姓人家的故事。因为老父亲是退休的厨师, 所以他家以吃饭来维系感情, 每件重要的家事都是发生在餐桌之上。片中演员表现自然, 剧情连贯, 菜肴制作精美, 曾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的三次提名, 深受中外电影界的好评。

剧中对于饮食的描述也是该片自上映以来一直饱受关注的理由之一。从原材料的选用, 到烹调方法的选择, 到吃饭时的规矩, 都真实再现了饮食在中国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根据中国人的习惯, 晚餐是一日三顿中最重要的一餐, 体现在两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是在于晚餐的准备时间, 由于需要满足全家人的胃口, 剧中老爸在午餐过后就开始着手准备晚餐所需, 历时3-4小时, 不可谓不精心。第二个时间段在于吃饭的过程, 全家人聚在一起, 由小及大, 一一打招呼, 开始享用晚餐, 边吃边聊, 直接展现了中国的文化特点。

3 中英餐桌礼仪的文化差异

本文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感性与理性以及个体本位与群体性三个方面来分析中英餐桌礼仪的文化差异。

3.1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持有三种观点, 即征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者臣服于自然。中英两国对于食材选择的差异, 恰好正面回答了两国在对待人与自然问题的不同。

电影《饮食男女》的重头戏是宴请梁伯母的一场, 在全家人的见证下, 老朱与锦荣公布恋情。作为全片的高潮所在, 一共呈现了九道菜, 分别是风味拼盘、凉拌蜇皮、炸响铃、干贝芥菜心、火爆双脆、松鼠鱼、冰糖元宝、菊花锅、鸡包翅, 分别采用了卤、拌、炸、煨煮、爆炒、炖、涮烫、蒸等烹调方法。在中式厨房中, 厨师利用以上高温烹调方法, 让生冷的食物变得热气腾腾, 使食物得到消毒杀菌、口感变好。这九道菜中, “两冷七热, 四干三汤, ”选用的食材以植物性为主, 以陆生动物为主, 充分利用食材, 以不浪费为原则。中式菜肴的食材选用考虑季节, 自然食材的选择呈现出多样化, 多以植物性食料为主, 特别是对黄豆的利用, 豆浆、豆皮、豆腐等, 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中国人对于食材的选择和利用, 表达了朴素的世界观, 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才得以长久, 世代相传。

如果要举办一次《唐顿庄园》式的晚宴, 常常以一款汤开始, 汤中配以蔬菜和奶酪;头盘以海鲜菜肴为佳, 因为超低的蛋白质含量;之后上场的是主菜, 一道畜肉, 一道禽肉, 第三道是小型禽肉用以搭配甜品, 最后便是甜点和冰淇淋。这样的进餐顺序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英国人在厨艺方面并非如传说得那么腹黑。在食材的选择上, 他们比较偏好海鲜, 如贝类海鲜, 如鱼。英国人对于鱼的喜爱, 从风靡全球的小食“炸鱼条和土豆条”就可以看出端倪, 不但英国人爱吃, 甚至英联邦国家纷纷点赞这一小吃。因为海岛, 蔬菜品种相对偏少, 香草类食料取代了传统的植物性食料, 被大量使用。这种不惧自然, 为生存而抗争, 恰如其分地坦露了英国人性格中的野性, 为了能够活下去, 要征服自然。

3.2 感性与理性

感性是生而具有的判别外界事物的一种能力, 它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对待外界事物的一种态度。相对而言, 理性是后天养成的能力, 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处理会经过全面的思考和评判, 是基于正常的思维结果的行为。

筷子与刀叉是剧中人物在餐桌上最明显也是最基本的差异。据史实考证研究, 筷子的发明和使用始于新石器时代, 大约距今一万年以前, 它的出现, 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 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 往往将肉烧熟, 割下来就吃。刀叉作为餐具传入欧洲要追溯到10世纪, 而英国人普遍使用刀叉的时间更晚, 一直要到18世纪才开始。刀叉和筷子, 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 还影响了两国人民的生活观念。筷子运用的原则是中正, 和谐, 几千年来就形成了“无过无不及”的“致中和”的中华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特征。左手叉右手刀的用餐习惯, 衍生出西方人独立思考的思维习惯和独立生活的生活习惯。餐具的合并简化, 说明中国文化发展中抽象性与实用性的对立协调发展, 而英国人至今恪守欧洲的餐具使用原则, 庞杂繁复, 显示他国饮食文化在理性和精确中探索。

《饮食男女》中的老朱因为味觉的丧失, 必须找人试对味后才有勇气上菜, 所做菜肴秉承了中菜的一贯特色, 追求“色香味形”, 是中华民族对“和”的内涵的追求在饮食上体现。《吕氏春秋·本味》记载:“调和之事, 必以甘、酸、苦、辛、咸, 先后多少, 其齐甚微, 皆有自起。”可见调味一事的重要, 此外还要调香、色、形, 把日常饮食活动提高到审美的境界。在《唐顿庄园》的下层世界中, 厨房空间显得特别令人过目难忘, 因为众多的器皿和烹饪器具。英国人对待饮食属于理性的观念, 注重保持菜肴本身的自然属性和营养价值, 食材的量必须精确, 用准确无误的量词来准确地表述。食物分开烹制, 调味料也是分开调制, 在餐桌现吃现加, 郑重体现了“分”的特点。

3.3 个体本位与群体性

游修龄教授在《筷子与刀叉》一书中提到, 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 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文化表现的千万种形式体现的却是文化的思想内核。

以“和”为中心的中国社会, 家庭是基本单元, 血缘关系成为了维系家庭和宗族的纽带, 然后延伸为国、延伸为社稷。在中国, 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的统一, 强调“有国才有家”的国家利益为重。用餐时, 聚而食之, 如同《饮食男女》中朱家的餐厅, 多用大圆桌, 食物成为了一桌子的中心所在, 采用“共享”的模式, 这样一桌人既可以共同享用美食, 也能相互敬酒、劝菜, 高声谈笑, 互相交流情感。这样的餐桌文化说明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在于群体性。

位于英伦三岛的大英帝国, 从十九世纪完成了工业革命, 形成了以工业为主, 农业、商业并重的经济格局。进行平等交换作为商业原则促进了个体为核心的文化精神, 突出了个人价值。分餐制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 吃饭时闭嘴咀嚼, 不要发出声音。进餐过程中可与左右客人轻声交谈, 出于不打扰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打扰的目的, 音量保持在双方可以听见的程度。餐桌上的表现实在地展现了个体本位的思想核心。

在正式的宴席中座次的安排, 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核。《饮食男女》中宴请梁伯母时, 使用了八仙桌, 主宾及年长者坐上座, 正对着门, 主人家或陪客坐下座, 其他人按顺序坐偏座。按照中国传统, 以左为尊。而唐顿家中, 选用马蹄形桌子宴客, 女主人是主角, 与男主人分坐两端, 男女穿插安排座位, 以右为尊。

4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冲出亚洲, 前往西方社会, 也有很多西方人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 学习与经商。文化的差异会导致价值观的差异, 面对不同的文化, 学习并适应, 总好过抗拒并歧视。世界正是因为各色不同的文化文明的并存才格外的美丽耀眼。

参考文献

[1]丁萍.大学生礼仪教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0.

[2]徐兴海.食品文化概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家与年：解读中国文化的深层密码 第3篇

每年到了农历年根底，一个个身在异乡工作的人，学习的人，生活的人，会忽然像候鸟一样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开始有意无意间准备面向故乡的飞翔。很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口中，开始频繁地出现“春运”的字眼。而一群又一群的中国人离开公司、离开工作的城市，乘坐上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摩托车，乘坐上所有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开始了奔向故乡的旅途。这时节，仿佛挣钱变得不重要了，工作变得不重要，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只有故乡，在一年中被发酵得如浓酒的思乡之情无限放大的故乡，变得那么重，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故乡在新年到来之际开始在冥冥中频频向远处的游子们招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卖火车票的窗口，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张小小的车票，会给很多衣上沾满一年灰尘的人无尽的踏实感。

中国的春运，是人类历史上罕有其匹的大规模群体规律性迁徙。

我们这里使用的“迁徙”这个词，在动物学中是一个重要的名词。我们知道，地球上有很多动物保持着迁徙的习性。比如非洲的角马，比如燕子，比如鲑鱼。

角马迁徙是为了水草，燕子迁徙是为了追逐季节食物，鲑鱼的迁徙是为了下一代的繁殖。所有的迁徙都有自身的理由。而每年一度中国人如此大规模的群体迁徙，为的是什么？

答案简单而明确：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家与年，这两个普通的字，连在一起就有了一份魔力。回家过年，就是让成千上万个中国人在寒风中排着队列等车的理由，就是让那些无数人因为拿到一张车票满脸流露出惊喜的理由。是家的文化，让无数人的心在年根底发生归乡躁动；是年的文化，让以亿次计数的中国人走上旅途。

故乡是家，是温暖的生命的目标

为什么我们在春节奔向故乡？

首先是因为故乡有亲人和家。因为中国人注重家庭，中国是个孝亲的国度。

在世界上，中国人可以说是家庭观念最强的。中国人注重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家永远是中国人情感汇聚之所在。家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在人们头脑里。这与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中孝的观念直接相关。

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梁漱溟先生曾经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给出一个答案，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

日本学者桑原步骘藏在其《孝道》中曾写道，两百年前，一位法国传教士对于他在中国所看到的孝道的普及程度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自三千五百年前之古代以迄今日，中国人对于孝道之尊重，正如斯巴达人之爱自由，罗马人之爱祖国如出一辙。……孝道于今犹为（与中国古代相同，是中国国内的）一切地位、一切阶级、任何性别、任何年龄之人的最高道德，亦对各方面具有关系，对各方面具有影响，且对各方面具有最大的势力。因之，王位亦处于孝道之下，……法庭之审判亦由孝道所引导，学问之殿堂亦由孝道所支配，无论宫廷与家庭，孝道均为中心……一切事物均屈服于孝道之前。……孝道实为中国人的国民道德。如有一言攻击非难孝道，那即将成为（对中国全体国民的）战斗口号。中国国民将举国一致为复仇而奋起，手执干戈，虽妇孺亦为此项战斗而牺牲其生命。”尽管这位法国人所描述的中国社会在19至20世纪发生了许许多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孝的思想仍然是社会上普遍为大家所公认的道德观念。一定意义上，孝依旧是中国老百姓社会生活的原点之一，是中国文化伦理精神的本质。

孝，就是对父母要有仁爱之心。儒家文化讲究仁。仁者是爱人，也是亲其亲，因为“亲亲仁也”。孝是亲亲之中对父母的仁爱的部分，是“仁之本”。因为父精母血，一个人从受生之际到成长为一个社会上独立的人，一直都接受父母的养育之恩。人皆有仁爱之心，得父母生养之恩，产生回报之意并付诸行动，这是一个人自然天性中的应有之义。而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父母都不爱敬孝顺，怎么想象他会爱别人呢？而一个能够做到孝敬父母的人，当他将自己的仁爱之心外推，就可以把自己的仁爱施及于同胞兄弟，家人族属，乃至于国家社会。也就是说，孝是仁爱之心产生的根源，而仁爱之心是一切道德产生的根源。所以说，孝是中国文化伦理精神的本质，儒家的仁爱精神，实质上内含于孝的文化精神之中。

文化的另一面是慈与亲。亲慈子孝本是一体。在孝文化框架下的家，是温暖，是亲情，是精神的寄托所在。西方人，子女成人后独立性非常强。但中国人，哪怕孩子们已经成家立业自立门户，父母子女也永远是一家人。《论语·为政》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父慈子孝，兄弟友于，三世同堂乃至四世同堂，其乐也融融。家，从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情感最根本的归宿。

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这样一家团圆的大家庭，对于多数人已經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现代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从家庭结构看，传统意义的大家庭早已解体，社会上更多的是由父母与孩子三人组成的核心家庭。而从社会发展看，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已经占到46%，大量的农村人口走进城市，成为都市生活的新主人。加之中国经济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平衡，造成大量农民工跨省跨地区从事劳动工作。很多农村里只剩下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这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

但传统的家庭观念依旧活在人们心中，孝的观念依旧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尽管它在形式上已经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了不少转化。对于那些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对于那些背井离乡在城市奔波劳作的人，故乡是家，是老人，是孩子，是妻子，是温暖的生命的目标。是一份眷恋，是一份乡愁，是在城市生活的乡村人最终幸福的寄托。

家与年：解读中国文化的深层密码

一年365天，我们为什么要把归乡的日子选择在春节？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时间的秘密。

你了解中国人的时间么？你了解中国传统的节日是按照怎样的秩序排列的么？

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的排列。最后我发现了中国古代人时间生活的秘密：原来中国古人按照阴阳观念思考问题，依照阴静阳动的原则，他们给自己的时间生活划分出了鲜明的节奏。这节奏就体现在节日安排上：一年之中，前半年为重；半年之中，前三个月为重；12月份之中，奇数月份为重；一月之间，前半月为重。这个排列有两个变例：一是8月份，宋代开始，中秋节成长为大节。另一个变例就是12月，12月是偶数月，但节日分量很重，并且集中在后半月，这和1月的前半月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时间生活最大的一个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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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规则具体展开于一年的农业生活中时，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节日的排列具有怎样鲜明的内在节奏！一月之中，当人们为前半月的节日忙碌过后，后半月的平静生活显得非常可贵。当后半月的生活显得过于平静，下一个月新的节日期已经来临。当一个节日较多的月份结束后，到来的是一个相对节日较少的月份。然后到来的又是一个节日相对较多的月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年之中，当万物萌生的春季这样一个节日繁多的季节结束后，是稳定的成长，是夏季这样一个节日排列相对减少的季节。而当收获的金秋来临，同时到来的是又一个节日的盛季。而那之后是冬季，是一个特殊的过渡的时期，节日排列由相对减少到伴隨着新年即将来临而转入迎新的准备期。一年中节日的最高潮将在这之后如期到来。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节日生活的内在节奏。它俨然自在。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这一内在节奏，与大自然的四季迁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与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日传说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先民的时间轨迹雕上了美丽的刻度。这一内在节奏，有如万象喧然与处子般宁静的契合，有如一曲美丽的乐曲。一个个月份如一节节平稳流畅的乐章，八月中秋则是中间华美的变奏，而12月后半的节日集中期与正月前半月合而为一，构成一年中澎湃激扬如唱大风的节日高潮。

这就是中国时间的乐章，它既葆有摇曳多姿的变化又谨然成序，既内容丰富多彩又快慢张驰有度，它是我们先民的时间生活的内在的旋律。而年是我们一年时间生活的顶点和高潮，在中国人时间生活中，它占有绝对性的地位。而这个地位，是千百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国人文化积累的结果。早在殷商代，已经有了近似于年的观念。人们在年终会展开大型祭祀活动，祭祀天地山川和祖先神灵。到了周代，尽管年的日期和今天有所不同，但过法已经有很多相似之处。从那个时代起，年已经是一家人、一族人欢聚一起共度良辰的日子。两千年多少朝代兴替，两千年多少世事沧桑。年却一直留下来，并且不断生长，成为民族的传统被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节日传统。它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血液里。年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传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人最缺乏自信心的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传统都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特别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中国后，学习日本成了一时风气。而日本明治政府1872年决定改历法使用西方的太阳历，并规定从此诸祭典等旧历月日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从此每年的元旦就成了日本人的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开始进入新的时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同样学习日本改历法使用西方的太阳历，并发布了《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一时新旧二历并存，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并删除旧历书上的具注内容。民国初年采用阳历而不废阴历，形成了历法上“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诸如政府机关、学校、团体主要使用阳历；下层民众诸如商人、一般市民，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农民则主要用阴历，对于他们，阴历才是生活主流的历法，阳历仅为点缀。此后很多显要的大人物都曾致力于把每年的年归一到元旦。1930年，民国政府还发布文书强调：“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尽管如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的老百姓依旧坚守着过自己的年。

横越千百年历史，年就这样顽强地存在下来。

年是中国老百姓一份自己的文化坚持。

年的记忆沉淀到我们内心深处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年都是和童年连在一起的。

没有谁比孩子更盼望过年。对于孩子，年是各种好吃的聚合到一起的日子。是可以放开心玩耍的日子，是年龄又大了一岁，是自己成长的标志。年还和家联系在一起。年是一家人相聚的日子。为了迎接过年，大人们扫房子、贴春联、准备年夜饭。到了除夕夜，当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每个家都充满了除旧布新的气氛，每个家族成员都能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年同故乡也永远联系在一起。在故乡生活那段时光，我们的生命历程刚刚进入准备期，那些日子漫长而难忘。故乡是你最开始熟悉的世界，在那里你有了最开始来往的伙伴，有了最初对于异性的爱恋，有了最开始对于年的记忆。写到这里，想起我的故乡——一个叫做红旗岭的矿山小镇。那里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立起拉上电线的高高的灯笼杆。小镇地处丘陵地带，矿工住宅随山而建，一片片起起伏伏。到了过年一家家红灯笼挂起来，衬着满地的白雪，漂亮至极。到了夜晚，一家家的灯笼亮起来，更是一片片依山起伏的红灯海。小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谁家过年都会挂一盏红灯笼。很多年后在国外过春节，我给孩子讲自己的童年，居然张口讲的就是那片灯笼的海。中国国土辽阔，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土和习惯，也有不同的年俗。多少个没有走出故乡的孩子，一开始可能把这些习俗错认为是大家共同的，但伴随着成长，伴随世界在他面前更大地展开，他会发现那一切其实是独特的，是他自己的故乡体验。

年就这样和故乡、童年和家的回忆结合到一起，成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最温暖的时刻。年的记忆沉淀到我们内心深处，一如一年又一年，大树会留下一圈圈的年轮。这记忆一轮一轮刻印到我们心中，成为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文化基因。你长大了，你张开了飞向远方的翅膀。外边的世界很精彩，远方对你充满无限的诱惑，那时故乡仿佛只是一片被遗忘的旧日风景。

可是某一天，某一刻，在你城市的生活中，故乡、亲人与家，这一切会命运般突然被唤起，那时你就只能整理行囊，命中注定你必然踏上走向故乡的旅程。

年与家，是十三亿中国人永远的乡愁

年还是团圆的梦。在一首《常回家看看》中，人们这样唱道：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这首歌，唱的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变化，唱的就是中国人对一家团圆的渴望。一家人团团圆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梦。

王国维曾谈到，中国人充满乐观主义色彩，和西方人执着于悲剧精神相反，他们更着意于团圆之趣。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红楼梦评论》）。主张天人合一的中国人，自古就把团圆看得非常重。团圆这个词，与中国特有的发展历史、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哲学观、美学观密不可分。对团圆、对完美的这种追求，是我们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我们学文学史的时候，讲到古希腊，特别强调古希腊的悲剧意识。学了古希腊学了悲剧的人，回头看中国戏剧时特别难过，因为我们很少像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那样特别强调悲剧情境，而我们追求的境界是大团圆，哪怕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传诵到了老百姓那里一定在口头文学里边努力给它加入一个团圆的味道。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这么渴望团圆。这跟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有关。这个根扎在农村，是从农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是和家族式的社会结构一体的，它在中国社会存在了数千年。然而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达到今天的程度。大家庭式的团圆生活已经不再可能。于是，年就成为我们的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一个团圆的日子，一个把梦想和现实连接到一起的日子。

一个社会的构成，一个族群的凝结，一定有那么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让人们有很强的向心力，有很强的凝聚力，有很大的共同力量。春节这个节日，从团聚一个一个小家起步，唤起人们对亲情，对故乡的思念，最后唤起的，是作为这个民族一分子的自觉。尽管很多人说，今天的年味越来越淡。从物质角度上说，以前过年才吃的鸡鸭鱼肉，今天成了日常的饭菜。以前过年才添新衣裳，今天很多人犯愁衣柜里的衣服太多。春晚也办得一年比一年不如人意，总而言之年味似乎越来越淡。但是，在春节前赶回家的人，依旧怀揣着一百种温暖的期盼。在寒风中奔向家乡的人，依旧有一千条回家的理由。

这是因为，年与家就是我们的文化，年与家就是我们的传统。

年与家，是十三亿中国人永远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