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供养范文

财政供养范文（精选4篇）

财政供养 第1篇

任何一级政府, 要想有效治理当地的经济、社会并向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 就必须用自身的财政资金供养一定数量的公务员、警察、老师、医务人员等, 所以财政供养人员是政府行政的基础。但是, 财政供养人员维持在何种水平才是合理的和适度的, 是一直困扰政府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难题。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从纵向上进行了古今比较, 认为中国当前的财政供养率同历史各个时期相比都显得过高, 并以此认为政府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已经非常严重, 必须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另一些学者则借助于财政供养率等指标将中国与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不是偏大而是偏小, 财政供养的主要问题是供养结构不合理, 从而导致结构性过剩和运行性过剩。但是, 这些文献研究都是基于公开的统计资料, 这些财政供养人员基本限定于行政事业编制内人员,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在行政事业编制外存在大量的聘用人员, 这些人员的工资福利、办公经费也由财政支付, 本质上说也应算财政供养人员。所以, 如果把编制以外的政府聘用人员排除在外来研究我国的财政供养, 其结论都不能完整地反映我国财政供养的真实情况。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拟把政府聘用人员统计在内来分析财政供养结构, 并重点分析政府聘用人员的功能结构, 是对财政供养研究的有益探索和补充。

目前, 研究财政供养最常用的指标是财政供养率 (又称财政供养系数) ,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与其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之比。这个比率既是衡量财政供养规模的基本尺度, 也是进行相关的国际比较和古今比较的有效工具。但是, 这一指标不适合乡镇政府财政供养的绝对衡量, 因为有许多公共产品是由上级政府提供的, 相应的财政供养人员也在上级政府, 因此本文不用这一指标来分析乡镇政府财政供养规模的适度性, 而只对乡镇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员结构和功能结构进行分析。

二、乡镇政府财政供养结构分析

由于政府聘用人员的相关数据没有公开的资料, 全部依赖于实地调查, 因此本文以JX市本级全部10个乡镇的调查数据来分析财政供养结构。

1、乡镇政府财政供养人员身份结构分析。2012年JX市本级10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身份如表1。 (表1) 从表1中看出, JX市本级10个乡镇共有财政供养人员3, 835人, 其中行政事业编制人员1, 054人, 占27.5%, 聘用人员2, 781人, 占72.5%, 这说明乡镇政府聘用人员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编制人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我国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大量的事权下移, 使乡镇政府对财政供养人员需要增加, 而我国一直采取严格的编制管理, 乡镇政府只得在编制外大量使用聘用人员;二是聘用人员的使用成本由公共财政负担, 而使用聘用人员的直接收益是减轻了编制内人员的工作负担, 收益和成本分别由不同主体承担, 理性的政府部门必然有增加聘用人员的冲动, 以获得本部门 (个人) 的利益最大化, 从而导致聘用人员的不断增加;三是增加财政供养可以建立更广泛的政治支持网络, 同时目前乡镇的聘用人员能获得上级政府一定的财政支持, 而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具有很强的“粘纸效应”, 即相对于本级财政, 转移支付更容易引起财政供养规模的扩张。在三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 乡镇政府聘用人员不断膨胀, 事实上在乡镇有编制人员成为脱离一线的管理干部, 做事主要是聘用人员。

2、乡镇政府聘用人员类型结构分析。目前, 乡镇政府的聘用人员类型较为复杂, 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岗位合同工, 即在行政事业核定编制数内因缺编而形成的聘用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 这类人员聘用需经上级人事部门批准;二是合同工, 即乡镇自主聘用的人员, 包括正式聘用的人员、退休返聘人员以及派出所的协警和城市综合执法局在镇 (街道) 执法中队的协管员等;三是劳务派遣工;四是临时工。其中, 劳务派遣工和派出所协警、城管协管员的聘用主体虽不是乡镇政府 (劳务派遣工、协警、协管的聘用主体分别是劳务公司、区公安局和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 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和办公费用是由乡镇财政负担, 所以本质上讲仍属于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聘用人员的类型结构如表2所示。从表1中可计算出, 聘用人员中, 岗位合同工和合同工两者占全部聘用人员的92%, 这两类人员一般是长期聘用, 较为稳定, 说明绝大部分聘用人员并不只是政府的临时需要。 (表2)

3、乡镇政府聘用人员功能结构分析。乡镇政府聘用人员所从事的工作范围非常广, 几乎涵盖了乡镇工作的方方面面。根据服务的性质可将其分为三类:城乡社区工作、综合服务和综合执法, 2012年JX市本级乡镇按功能分各类聘用人员人数和占比如表3所示。 (表3) 从表3看出:在乡镇政府聘用人员中, 城乡社区工作人员、综合服务类聘用人员和综合执法类聘用人员分别占聘用人员总数的33.6%、17.4%和49.0%。

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委会虽然从法律上讲都是自治组织, 但由于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 这一最基层的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政府为加强对这一级组织的控制和强化这一级组织对上级政策的执行, 采取的办法是把这一级组织的工作人员纳入到财政供养范围。对于城乡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 目前仍有较大的争议, 一种观点是为了有利于政府对其控制, 让其成为政府行政的末梢, 即把城乡社区成为政府的一级机构, 其工作人员变为准公务员, 由财政来供养;另一种观点是让社区和村委会回归自治的本质, 从而减轻财政供养负担。但从实践的趋势看, 政府部门的许多事务性工作越来越下压到社区, 政府对其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大, 这样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将不断增加, 社区机构也不断膨胀, 已经成为乡镇财政的一大负担。

综合执法人员在聘用人员中占比最大, 它主要功能有:一是市容和城市建设执法;二是综合治安执法;三是新居民 (外来人口) 协管;四是交通协管;除此以外, 还有环境执法、禁毒、矫正等。综合执法按岗位分布如表4所示。综合执法类聘用人员最主要的岗位是新居民协管和派出所协警, 两者占综合执法类聘用人员的75.6%;其次是城管协管和交通协警, 分别占13.2%和7.7%。这说明非户籍人口的增加是乡镇政府聘用人员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综合执法类聘用人员的聘用主体和人事管理是上级政府的职能部门, 但人头费用由乡镇财政支出。虽然乡镇在一些大的临时性任务中由于人手不够, 会调用这部分人员, 乡镇的财政负担为这种调用提供了保障, 但从职能上说应属于上级政府, 乡镇为偶尔一次的使用而承担全部费用。所以, 综合执法类聘用人员最大的问题是事权与财权不一致, 同时由于各条线是独立运行的, 所聘用的协管人员不能进行统筹使用, 这样就会增加聘用人员的数量, 从而增加财政负担。 (表4)

综合服务类聘用人员包括经济服务类 (镇街道经济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招商人员、企业管理办、农业服务站的聘用人员) 、社会事业类 (图书馆、文化站、计生办、民政办、敬老院、合作医疗等机构聘用人员) 和行政机构服务类。教育类、卫生类已由县级政府统筹, 乡镇街道不再承担人头费用, 因此教育卫生类聘用人员不再属乡镇政府的聘用人员。综合服务类聘用人员的岗位分布如表5。 (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 服务类聘用人员中最多的是经济服务类人员, 占全部服务类聘用人员的59.2%, 因此这类聘用人员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区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问题, 哪些服务必须由政府来提供, 哪些则可以由社会或市场来提供, 从而分离出社会和市场的功能, 来缩小政府现有的功能, 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然而调查发现, 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政府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发展是官员政绩的最主要考核指标, 加上政府计划经济大包大揽的思维惯性, 大量聘用这类人员增加对经济部门的服务。

三、基本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可得出如下基本判断:目前乡镇政府财政供养结构失衡, 聘用人员规模远大于编制人员规模;聘用人员主要是长期聘用的岗位合同工和合同工;聘用人员的岗位主要分布在城乡社区工作、综合服务和综合执法领域, 综合服务又以经济服务为主, 执法领域以外来人口 (新居民) 协管和派出所协管为主。从乡镇政府聘用人员的岗位分布看, 只有准确界定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边界, 给城乡社区更多的自治, 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合理划分乡镇与上级政府的职责, 才能减少乡镇政府的聘用人员。

摘要：该文通过对JX市本级乡镇财政供养人员调查分析, 认为乡镇政府财政供养除了行政事业编制人员外还存在大量的聘用人员, 聘用人员岗位主要分布在城乡社区工作、经济服务、外来人口协管和派出所协警等领域。

关键词：乡镇政府,财政供养,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含琳, 魏奋子, 李印峰.中国西部财政供养人口适度比例研究:经验模型及实证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2]程文浩, 卢大鹏.中国财政供养的规模及影响变量——基于十年机构改革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 2010.2.

[3]陈广桂.中国财政供养率问题的初步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 2003.7.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第2篇

□记者 熊剑锋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愿意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财政供养规模的话题再次成为公众议题，5400万体制内人员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

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２９１．５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７．４％，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和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口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在此问题往往出现官方和学界各说各话的境地，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一千余万人，而学界最多宣城中国有七千多万的吃皇粮者，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现在在见于公开媒体讨论上的关于此问题常见的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口等。

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注你和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根据记者的搜索和查询，关于公务员数量数据都很多，不过大多是过时的数据。根据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止到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为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是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两千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这些由财政供养的“官”总数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的财政供养人口的的提法实际上为此争论盖棺定论，采用第二中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无疑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 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 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根据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的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为5392.6万人。

这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

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提高后的待遇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为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

年增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地方《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在财政部统计的接近5400万财政供养人口中，其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图一）

在财政供养的人员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在5392.6万财政供养人口中，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这一类即为财政补助开支的事业单位，财政承担该单位工资的60%~80%，其余由该单位自行筹集。

公务员和参公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所谓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单位，就是公务员所在的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所谓的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这类事业单位的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这类单位的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这类事业单位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这类单位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图二）

从各省来看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供养人员的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的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之间，只有8个省份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而这8个省份中北京和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图三）

问题不仅仅是其现存规模巨大，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图四）

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的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2009年的5393万人，11年间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口规模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增加了1.5倍多，累计增加了94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接近90万人。离退休人员增加的数量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

为了计算简单，假设现存的公务员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推测，未来每年新增的离退休公职人员将增加一百万以上，而事实上是中国正面临老龄化的趋势，现存人口的年龄结构是老年人较多，年轻人较少，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年均百万以上，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期间所占的比例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企业职工则是参加养老保险体系，自己缴纳养老金，退休之后领取养老金。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财政资金和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中国公职人员养老金制度的特点包括，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这一点有制度保障，2006年人事部、财政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办法》，工作满20年以上的公务员，退休后收入至少按照退休前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的80%计发。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有学者曾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快速增加辩解称，主要是由于离退长休人员增加，在职人员增量有限。

但实际上在职人员的增量也很惊人，1998年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在职人员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增加了接近百分之二十。

在职人员的增加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6年之前，2006年在职人员仅为3366人，8年间在职人员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从2006年到2009年间，三年增加了450万在职人员。

从总人数的增长也可以看到，2007年是一个拐点，在此前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已经稳定在2%左右，而2007年一年间突然增加了300多万财政供养人口，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的增速飙升到7.7%，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见另文《》。

臃肿？

加上超过270万的准财政供养的居委会和村委会人员，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从绝对数额来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起来并不高，甚至还略低，那么这一规模的财政供养人口是否正常呢？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江苏的常驻人口在时约为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人口大省河南的财政供养率就更低一些，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而广东这一数据为33人供养1人，广东的财政供养比几乎只有江苏的二分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 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从绝对数值来看，这一数据和国际横向对比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的公共部门雇员的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一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一人；8172.6万人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一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的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也有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人口绝对数额并不多，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的问题在于其结构。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于中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计算人均GDP，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中国人均GDP达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

如果选取国土面积都较大，人口也较多金砖四国进行对比，经常被拿来于中国作比较的印度的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的数据为1800万人，印度人口12.4亿人，其供养比为69人供养一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的供养比约为20人供养一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更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的每百万美元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的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百万美元、日本 0.95人/百万美元、德国1.33人/百万美元，英国2.8人/百万美元。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十倍多、美国的七倍、德国的八倍以及英国的四倍。

但由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为迅速，且GDP的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这一数据也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成本高昂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1993年高达15.68%，大部分年份都是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周文静提出，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指出的比重普遍远远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这些状况，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

张化桥在1986年到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是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

现在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二十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十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三十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9.7%的年均GDP增速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还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城镇化率为美国82%，日本66%和德国的74%。此外这些城市以外的居民也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和其他国家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国家从最早的失业救济逐步发展成为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而目前中国覆盖面最广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保证水平都很低。

结构过剩和功能短缺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也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的要求中透露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实际上该提法已经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官多兵少”，所以十八大报告才会明确要求“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的一篇名为《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各级公务员职务的规格数量》的文章对这种官多兵少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文章写道，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是：个别部门不按编制部门核定的职数设置领导职务，甚至擅自增加领导职务数，并以此为依据设置非领导职务职数；有的超规格配备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有的非领导职务设置超过了首次配备规定的比例限额，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有的县在公务员过渡中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

另外一方面，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何傅传在《山坳里的中国》中提到，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三分之一是后倾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林认为，中国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人员”不是多了，而是大大的少了，需要大大的增加，唐亚林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

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这个队伍的岗位配比不合理。主要是一线窗口人员少，而后台人员多了。应当借鉴管理经验成熟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增加做执行做服务的人员比例，这个比例最少也应当是**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一方面绝对数额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学者在政府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中国公职人员在公共管理和服务、社会保障、市政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人员还不足，这在抗击非典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南开大学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结构性过剩。中国各级政府大多设有相同的职能部门，存在重叠现象，即所谓职责同构，各级政府讲究上下对口，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

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本来只要中央负责的事情，硬要将地方政府也牵扯进来，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但地方没有外交权，什么都由中央决定，地方外事部门官员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明显存在人员浪费。还有一些明明没有畜牧业也不可能发展畜牧的市县也要设立畜牧局。

对比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

朱光磊发现，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存在“三多三少”，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用于管理“产品”的各种经济管理的部门多，政工干部比较多以及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图一

图二

财政供养人员费用的国际比较 第3篇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中直机关录用1名公务员成本超过2.6万元。而如果一位公务员从20多岁直到退休一直在中直机关工作, 包括工资、住房等所有收入、补贴在内, 加起来得有1000万元。

新浪网友: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20%, 美国为9%, 欧洲为5%, 日本为4%。从财政供养人员与GDP的比例来看, 中国是39人/百万美元, 美国是2.31人/百万美元, 日本是1.38人/百万美元, 我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倘若再加上公款开支、寻租贪贿以及低质服务、恃权压民等隐性成本, 这样的公务员我们真的养不起。

关于财政供养人员数据上报的说明 第4篇

用下发的以“街镇”命名的数据完成全部学校的修改――审核――确认后。执行以下操作：

1、点击“系统维护――数据库管理――数据库备份”，保存。

2、重新登录，建立一个新的空数据库（不要与以前建立的数据库重名），此步无需初始化，直至建立完成。

3、打开新建立的数据库，点击“系统维护――数据库管理――数据库恢复”，（用第1步备份的文件）保存。

4、编审处理――数据审核。

5、点击“数据传送――下发数据”（可以一起勾选学校），保存至一个文件夹内。

6、用本街镇学校名为每个学校建立一个数据库。进入每个学校的数据库后，无需初始化操作，点击“数据传送――接收系统初始化数据”。对接收的数据“编审处理――数据审核”。（对提示审核信息进行确认）

7、以学校为单位上报数据（数据传送――本单位数据上报）。

特别注意：

1、身份证号码必须是18位，否则不予接收数据。

2、审核信息需逐条写出说明。

3、上交时间：元月22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