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音乐第一范文

百年音乐第一范文（精选4篇）

百年音乐第一 第1篇

新春伊始, 江南造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首次采用平地船台建造的7.6万载重吨散货船1月20日在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顺利下水, 创下了国内平地造船吨位最大的新纪录, 成为江南造船史上又一项“中国第一”。

据了解, 该船是江南造船 (集团) 公司为希腊阿伯丁国际贸易公司建造的首艘满足共同规范的7.6万吨散货船, 采用了全新的区域化技术设计, 不仅下水空重超过13000吨, 而且船长225米、型宽32米均超过船台和浮箱的原有设计极限, 是该公司搬迁长兴基地以来建造的最大吨位船舶。

为确保该船安全顺利下水, 江南造船 (集团) 公司技术中心邀请了中部九院工程公司、上海交通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对该船的小车移位、浮箱负荷等关键难点进行了多次研究论证, 制订了完备的技术方案, 并对浮箱导轨进行了技术改造。该公司生管部、设计部、工法部、搭载部和涂装部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突破传统建造模式, 首次采用了两岛式搭载方法, 并在艉部分段提前开展拉线照光, 从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明显缩短造船周期, 节约了上百万元入坞费用。船检、船东对该船的下水状态均表示满意。

顾西林：百年民族音乐之路 第2篇

长期执教于杭州师范学校，被誉为“音乐妈妈”的南派二胡名家、音乐教育家顾西林正是在“学堂乐歌”兴盛时期，于1906年进上海启明女校，接受音乐教育的。

顾西林（1892—1968），原籍浙江嘉善，出生于上海一个雅好音乐的富足封建家庭。她5岁学箫，6岁学扬琴，9岁入私塾，同时学习二胡。幼年的传统音乐教育给顾西林打下扎实的基础，长达6年的教会学校学习生涯，又给了她系统正规的西方音乐训练。启明女校毕业后，顾西林离开上海，从此开始了她在江浙闽地区的音乐教育生涯。她在苏州江苏省立一师附小担任音乐教师期间，喜爱上了昆曲。她认识到昆曲是一种中国歌剧，专心学习，小有成就。20世纪60年代，七旬的顾西林在杭州曾分别与昆曲名师王传淞、周传瑛同台表演《尼姑思凡》《游园惊梦》，传为一时佳话。

顾西林对昆曲的发现，对其为一种中国歌剧的正确判断，实为当时在反思西乐与国乐关系过程中，一种自发的、来自民间的努力。从学堂乐歌时代欲尽毁国乐，以西乐代之，到试图在新式学校音乐教育的框架中，重新吸取、纳入国乐，对国乐认识的转变，恰恰是从对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的重新发现而开始。1926年，顾西林与王沛伦、王宪伦、王允功、张季让、胡逸民、陆修棠等人共同发起了丙寅音乐团，改编、创作了许多民乐作品。顾西林擅长演奏刘天华的二胡作品。丙寅音乐团是江南地区颇有影响的民乐乐团，其成立比1927年刘天华、张友鹤等在北京发起的国乐改进社还要早一年。

从研习昆曲到发起组建丙寅音乐团，顾西林开始主动地转向中国民族音乐与器乐。顾西林并非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但她在启明女校求学期间，受到过严格规范的中等程度的西式音乐训练，激活了她幼年时所受的民族音乐与器乐熏染。这充分说明，传统似断未断，民族音乐的基因终究会在西方音乐的刺激下获得重生。重兴国乐，使得创造中国新音乐成为一种可能。

从事国乐教学与研究，成为顾西林主动的选择。在福建音专，她潜心国乐，编选了《二胡练习曲》共计30首，从弓法练习到简短小曲，循序渐进；又修订了她在任教镇江中学时编写的《二胡曲集》（上下册），收入了《瑞雪》《散步》等10首顾西林的创作曲目，并举办多场民乐演奏会。这一时期，顾西林的南派二胡风格基本形成。她采用呢料垫于琴马下琴皮与琴弦之间，这就是后来使用的控制垫。将小提琴的指法、弓法运用于二胡演奏中，同时将戏曲中的声韵特点变通地运用于二胡演奏中，善用滑音、装饰音顿弓、断弓，演奏风格清新典雅，细腻委婉，极富江南特色。她与学生顾宗鹏同被尊为南派二胡名师。1947年，福建音专国乐系取消，顾西林回到杭州师范学校任教。

对国乐如何进行教学，顾西林在教学方法上也做了中西交融的努力。1918年8月至1927年7月，顾西林在江苏省立一师附小任教。江苏省立一师附小是近现代中国最早进行小学实用主义教学法研究的试验地。自1920年秋起，在俞子夷的指导下，沈百英、顾西林在一年级开始实施设计教学法。其后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教育杂志》“小学各科教学法专号”发表《小学音乐教学法》，对设计教学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运用做了系统总结。《小学音乐教学法》是最早的小学音乐教学法研究著作之一。顾西林从“生活”本身的意义来理解音乐教学的目的。她采用体态律动法等教学方法，在欣赏、体验与游戏中，潜移默化，提升小学生的音乐素养。看似自由散漫、杂乱无章的设计教学课堂，想唱什么唱什么，或唱歌，或表演，反而养成儿童学习音乐的主动性。设计教学法在音乐教学领域恰恰打破了班级授课制的弊端，使因材施教、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等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可以内嵌入新式学校教学体系中，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其后，在师范、音专的教学中，顾西林也在班级授课之余，传授学生二胡、小提琴、昆曲等，这都是为学生开小课，单独辅导，沿用传统师徒相授的教学方法，手把手，一句句口耳相传。

从小学到师范，再到音专，顾西林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如民族音乐学家何芸，二胡家吴逸亭，作曲家寄明，声乐教育家张权，音乐理论家周大风，戏曲家陈乃铨、方观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汪培元等。顾西林的主修国乐，也对学生们起到相当的影响，有的研究民族音乐，还有的投身传统戏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存在两个音乐运动：一个是以陈洪、萧友梅等学院派为代表，其目标是创建俄罗斯民族乐派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乐派；另一个则以聂耳、吕骥等左翼非学院派为主力，主张革命的大众音乐的创作。顾西林的音乐教育成就却在两者之外。

顾西林在西方音乐的严格训练基础上，潜心于国乐的改良与创新，在50余年的音乐教育生涯中，更多地融合了两个派别的优点，如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范期间她所编写的《小学歌曲选》《联师之音》可以看出，兼顾了宣传和艺术两方面的需求。她立足师范音乐教育，成为从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到专业音乐教育的联结点，对于近现代音乐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毕竟，相对于少数音乐天才的脱颖而出，普通大众的音乐素养的提升对音乐教育而言，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顾西林对民族乐器二胡演奏艺术的提升，对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的倡导，事实上对传统民族音乐的雅化与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都是两个新音乐派别所忽视的部分。而革命派所重视的民间音乐，顾西林要到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土改时才得以接触。可惜那时顾西林已经年老体弱，未能对此深入研究。

由顾西林所开启的诸多问题，如戏曲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独特地位，国乐的雅化、提升与普及，非遗民间音乐的雅俗定位等，其本质都指向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后，音乐领域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问题。在顾西林所开辟的百年民族音乐道路上继续前进，在中西交融的视野下延续、重谱浙江音乐之梦，回顾、总结顾西林音乐教育道路的贡献与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达飞欴、杨小亥提供）

话剧百年：永恒的第一秒 第3篇

中国话剧穿越过繁花似锦的年代，走过战火喧嚣的岁月，如今，正伫立在话剧百年的界碑前，带着些许落寞回首那历历在目的光辉历程，也无比期待地遥望那悠远而未知的天涯路。

人人都看话剧的年代

中国话剧满载风尘一路走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作为西方文明的舶来品之一，中国话剧从最初的生涩逐渐走向成熟，在大革命时期，新文化人创作的话剧把话剧艺术的生长推进到一个根深叶茂的阶段。话剧演出逐步由大都市舞台深入到民间、农村，加入到大革命和抗战的舆论洪流中去。不断涌现的优秀剧作家犹如明星一般照亮了旧中国黑暗的夜空。田汉在留日回国时说：“我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1924年洪深根据王尔德的四幕剧《温德米特夫人的扇子》改编导演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公演，确立了话剧的专职导演和正规排演制度。而曹禺则让中国话剧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舞台艺术样式。

上个世纪30年代，是一个人人都看话剧的时代。当年，《雷雨》和《茶花女》在上海卡尔登剧院演出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短短的20天演出后，观众“欲罢不能”，为了让演出能够继续，老板甚至愿意自降提成，从原来和剧团“三七”分账改为“七三”分帐。当时的上海几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话剧人才，也形成了一批专业的话剧迷。在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看话剧是很“洋气”的事。原来还是放电影为主的剧场，到后来已经一年到头都在演话剧了。上海沦陷后，据《申报》记载，1941年由李健吾改编、洪谟执导的《家》“突破一百场，观众已逾八万”；1942年费穆第一次让乐队进入话剧演出的《杨贵妃》“连满100余场，观众数十万人”，同年，曹禺的《北京人》上演，“极度拥挤、空前狂热”；1944年《文天祥》再次上演，日夜两场持续近一年，“无场不满”……

位于当时上海法租界的兰心大戏院曾是当时最豪华的剧院之一，也是最早的专业话剧剧场。它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舞台、音响、灯光设备，和扇面状的座位区。如今，卡尔登大戏院和其他几十家古老剧院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幸存的兰心依旧华丽漂亮，它那独特的金黄色幕布后更多出现的是儿童剧和杂技的表演，现在的兰心大戏院，由于经营面临困境，已经很少再上演话剧了。

繁华之下难掩萧索

2007年伊始，人们便把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话剧舞台，各个年龄阶段的表演艺术家纷纷参加话剧演出，以自己的方式向中国话剧百年致敬。刘晓庆载歌载舞出演《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陈佩斯连唱带跳百场《托儿》和《阳台》，赵本山把《刘老根》、《马大帅》原班人马带到了北展剧场开唱“二人转”,袁泉则带着音乐剧《电影之歌》的热情又开始了《暗恋桃花源》的表演……

2007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演出的话剧《吁天》，更是聚集了众多话剧表演艺术家，堪称中国新老话剧人一次空前的大聚会。近40位话剧明星扮演了李叔同、曹禺、郭沫若等10余位历史名人。张国立、濮存昕、凯丽、吕凉、肖雄、韩童生、张璐、张页川、宋国峰等“梅花奖”演员同台演出。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朱琳和身居上海的老艺术家秦怡两位80多岁的老演员也不辞辛苦，登台表演。整个舞台上用了600多只灯具，67次视频变化，50只话筒和10台投影仪，这在话剧舞台上也是最大的一次手笔。这些舞台装置营造更加完美的舞台效果，《吁天》无论是在灯光使用的数量，还是现场视频的变化上都创下了话剧演出之最。这一切，将话剧百年的盛况推向了极致。

然而话剧真正的魅力并非高科技声光电技术可以打造，话剧艺术的传承和繁荣不能仅仅依赖众星云集的华丽阵容。

近年来中国话剧的低迷与徘徊，让人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凝重的思考。

这个曾经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血肉相连的艺术形式，离观众渐行渐远：远离生活，贵族化，曲高和寡、演出票价过高；特别是目前的话剧界一直为优秀原创剧目的匮乏而发愁。

上海艺术创作中心研究员毛时安认为，当代话剧中戏剧文学的“缺席”，实际上已经成了影响和制约中国当代话剧发展的巨大“瓶颈”和“软肋”。剧界对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生境遇和异常丰富的当代人内心生活的关注力下降。话剧正在失去它犀利的洞察和贴切的关怀。

舞台上的许多问题，解决的关键却在舞台之外。在所有人都在追逐着快餐式的娱乐方式的时候，当国内的话剧演艺市场以一种片面追求短期利益的方式运作，要让中国话剧形成真正的话剧产业的梦想也只能先寄身于一片茫茫风雨中。

小剧场话剧的艰难摸索

于2003年、2004年兴起的小剧场话剧，终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小话剧创作和表演的周期较短，需要的资金也相对较少，一般来说几十万就可以搞出一个，需要的人手也较少，这使它成为了许多缺乏资金实力的话剧创作者的首选。

2007年5月，“一百年戏剧工坊”推出了他们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我不是李白》。话剧从5月21日起共上演43场，平均上座率85%。这对于一部没有大牌明星、没有经典光环的话剧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该剧讲述了精神病医院里几个“疯子”的故事，通过塑造三种病人的“疯态”，叙述了在钱、权、名的诱惑和压力下三种扭曲的人性。其中，自诩“李白”的男主人公在“疯”与“不疯”之间挣扎，最终在女主人公的鼓励下，得到解脱而回归正常，真正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人生。这部话剧的风头甚至盖过了两部同时上演的莎翁剧。

人们看到的了小剧场兴旺的人气，但隐藏于背后的却是一群小剧场话剧创作者的孤独的奋斗。《我不是李白》的制作人王剑多少有些无奈地对《小康》记者说：“戏剧想要赚钱太难了，但是没有人来帮助这些有戏剧梦想的人。”

摆在小剧场话剧制作者面前的，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话剧市场。由于所有的剧场都属于国家，这给很多没有背景的私人话剧创作团体制造了一个瓶颈，话剧创作者往往无法在最需要的时间获得剧场档期。而高昂的场租费用，迫使小型创作团体增加票价和宣传费用，更提高了小话剧创作的门槛。话剧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真正有制作话剧能力的导演和演员、编剧，都在做电视剧和情景剧等，目前从事话剧制作的人，水平却良莠不齐。他们有着对话剧的热情，却不一定有制作优秀话剧的能力。

王剑说，真正喜爱话剧、懂得话剧的观众不多，这是话剧市场的不稳定因素。真正要培养出话剧观众，则很需要国家政策的帮助。王剑希望有一天，我国“能像美国一样，把话剧课像音乐、体育课一样，引入学校教育”，让孩子从小领略话剧的魅力，成为最忠实的话剧参与者和观众。

美国第一夫人，百年中国缘 第4篇

米歇尔“访华首秀”

事实上，米歇尔提前两周就开始为此次出访中国进行预热。

3月3日，米歇尔在白宫官方网站上发表博文：“作为第一夫人，在过去5年中，我在世界各地旅行，而中国是这一旅程中的重要一站。中国有着超过13亿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和我的丈夫访问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因为我们知道，较之以往，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生活更紧密地与世界各地人民相联。仅过去一年，就有28.3万美国高中生、大学生在190多个国家学习。中国是美国学生留学的第五大热门目的地，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她还承诺，此次到访中国期间，会每天发表博文、视频和照片，并回答美国孩子们的各种提问。

为了让自己的“中国首秀”顺顺利利，米歇尔还不忘提前做功课。3月4日，她专门走进华盛顿育英学校的中文课堂，向一批已学习中文6年、曾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小学生“借招”。

“兵马俑现在保护得怎么样？”西安是米歇尔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对于那里的兵马俑，她显然十分好奇。“它们还在那儿，7英尺（约合2米）高，比一个人都高！”“哇哦！”听完一个孩子的抢答，她一脸赞叹。

美食，也是谈到中国时必不可少的话题。孩子们围坐在米歇尔身边，争先恐后地列舉自己在中国发现的新奇美味——小笼包、拌海蜇、凤爪、鱼头……

“（鱼头）怎么个吃法？”米歇尔对中国饮食文化的浓厚兴趣被勾了起来。立即有“小吃货”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中国朋友是怎么教自己吃鱼头、鱼脑的。“这个听起来还不错，我可是一个爱冒险的食客，也很愿意品尝从没吃过的特色中国菜。”米歇尔不忘幽默地强调一句，“但这消息还是别告诉我的两个女儿为妙。”

米歇尔还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你好”“谢谢”“再见”“我爱你”等中文词汇和短语。听到一个男孩提出“要会说‘厕所在哪儿’”时，她忍不住笑起来。

从向往中国美食，到学习汉语，米歇尔对中国文化的亲切之情溢于言表。

3月21日，米歇尔对北京的访问正式拉开帷幕。彭丽媛陪同米歇尔在北师大二附中观摩了乒乓球课和机器人课，参观过程中，彭丽媛还写书法“厚德载物”赠给米歇尔，米歇尔也用毛笔写下个“永”字回赠。随后，她们参观了故宫，还共进私人晚餐并观看演出。而据白宫方面公布的行程，22日，米歇尔还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与中美留学生见面。24日，她将转赴西安，参观兵马俑和古城墙；25至26日，她将在成都再度走进一所中学，发表在华的第二场演讲，并参观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国宝”进行亲密互动。

事实上，虽然米歇尔此前从未来过中国，但她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有媒体报道，米歇尔对中国风首饰情有独钟。2011年5月25日，奥巴马在美国驻英国大使官邸举行宴会，以答谢前一天用国宴款待他们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夫妇。宴会开始前，米歇尔就佩戴着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翡翠钻石戒指，和奥巴马一起到大门外迎接女王和亲王。

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也有不少“中国元素”。2011年1月5日擢升总统助理兼第一夫人办公厅主任的华裔女律师陈远美，就是其中一个。陈远美的父母都来自上海，她自己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她在芝加哥担任过23年律师，2009年进入白宫，担任白宫联络办公室主任及白宫妇女和女童事务委员会执行长。在与米歇尔相识20年后，陈远美成为外界眼中的“第一夫人军师”，主要负责统筹内部事务，设定第一夫人该从事哪些重大议题等。

源远流长的中国故事

米歇尔之前的多位第一夫人，也和她一样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用“源远流长”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在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展区——史密森尼学会第一夫人藏品展，主要收集展览美国历任总统夫人的服饰。到访的中国游客往往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珍藏着一件中国满族风格的外套：羊毛的内衬，绿色的缎面上绣着金鱼、莲花等图案。这是美国前总统塔夫脱的夫人海伦捐赠的。1900年，菲律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塔夫脱被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任命为菲律宾总督，常驻菲首都马尼拉。在此期间，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的海伦曾带着孩子到中国、日本等地旅行，这件礼服就是中国之旅的纪念品。塔夫脱1909年任美国总统。史密森尼学会提出收藏历任第一夫人服饰的想法后，海伦率先将这件中国外套捐了出来。

美国前总统胡佛和妻子的“中国缘”也很深。胡佛从政前，曾是一家采矿公司的工程师。1898年，接到公司要派遣他到中国工作的通知后，胡佛向大学同学露·亨利求婚，希望她能与自己同行。1899年2月10日，两人在加利福尼亚成婚，第二天，他们就带着一箱子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启程了。

一个月的海上旅途，被两人用来“恶补”中国知识。定居天津后，胡佛夫人请了一位中文教师，每天学中文。胡佛的语言天赋不及夫人，一辈子学会的汉字没超过100个，夫人却进步很快。两人还分别取了中文名字“胡华”和“胡璐”。1902年，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胡佛夫妇离开动乱中的中国。

1929年，胡佛当选美国总统。任内他政绩平平，美国经济甚至走向大萧条。但他和妻子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大量文物、资料、古玩等捐给他们的母校斯坦福大学，并建立了胡佛研究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在天津生活期间的实物和文件。直到现在，这个研究所还是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亚洲的基地，也是白宫研究亚洲及中国问题的重要咨询机构。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从未来过中国，却同样对中国抱有很大的热情与善意。二战期间，中美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国。1942年11月，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从重庆飞往美国。抵达华盛顿的第二天上午，她就与埃莉诺见了面。赴美之前，宋美龄了解到罗斯福是个集邮迷，埃莉诺也常细心地帮他搜罗，便特意派人从上海搜罗了一套从清朝到民国各个时期的邮票。双手接过这样一份极具中国特色的礼物，埃莉诺别提多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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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很同情中国的抗战，也很欣赏宋美龄为抗战所写的很多文章，第一次见面，两人就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后来，宋美龄因为长途旅行皮肤病加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埃莉诺还多次到医院看望她，并积极帮助她准备即将在美国国会进行的演讲。事后证明，正是宋美龄那次成功的演讲，让美国社会对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有了更多了解。

鲜活生动的精彩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美国第一夫人们与中国的缘分似乎也淡了很多。这种情况，直到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才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第一夫人的访华时代，也由此真正拉开序幕。

提到那次访问，尼克松的女儿朱莉曾回忆：“当时，父亲与周恩来关在屋里进行秘密会谈，母亲则在外面进行外交活动。她与中国老百姓见面，参观十三陵、走访医院、在北京饭店品尝佳肴，真正看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美国人则通过我母亲的眼睛看到了中国。”在北京饭店，尼克松夫人帕特甚至来到后厨，看厨师们表演掂锅、蒸小笼包等一系列绝活，并连连表示“太精彩了！”

在上海，帕特去了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当年为她表演的乐队指挥伦毅杰回忆说，2月27日下午3点左右，身着白大衣的帕特走进演出现场。一曲终了，她正准备离开，伦毅杰赶紧报幕：“下面演奏一首美国少年儿童乐曲《小伙子比雷》。”听了工作人员的翻译，帕特饶有兴趣地停住脚步，似乎有点惊讶，又有几分期待。音乐响起，她一边和着节奏轻轻拍手、哼唱，一边挪动脚步好似想要起舞。看着场内的气氛活跃起来，乐队一鼓作气将这首曲子连续演奏了十多遍。最后，伦毅杰在众人的掌声中和帕特握手，向她问好，并认真地说：“向美国少年儿童问好。”帕特也高兴地俯下身，轻轻吻了伦毅杰。

离开中国的那个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晚宴。席间，周恩来称赞尼克松夫妇都能熟练地使用筷子，帕特笑着回答：“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呢。”周恩来又指了指桌上画着可爱熊猫的烟盒说：“我想送给你这个。”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吗？”“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喜出望外的帕特扭过头对丈夫说：“太好了！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回传给美国晨间新闻节目，立刻成为当天全美国的热门话题。

福特总统的夫人贝蒂曾在1975年12月随丈夫访华。在参观北京舞蹈学校时，从小就喜爱跳舞的她忍不住脱下鞋子，加入到翩翩起舞的老师行列中。福特卸任后，夫妻俩于1981年再次来到中国。乘船游览三峡时，贝蒂对导游说的每个民间传说都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1984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偕夫人南希访华。这是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后美国总统首次访华。

得知南希对中国旗袍很感兴趣，负责礼宾工作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叙提早通知红都服装厂的师傅做好准备。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很多服装都是由红都量身定做。

里根夫妇抵达北京的当晚，红都的师傅们就把面料送来供他们选择，并为南希量好尺寸。第二天一早，做好的旗袍就送到南希面前。她深感意外：“你們中国做衣服真是又快又好！在美国，这得半个月才行！”后来，里根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南希正是穿着这件华丽的红色旗袍亮相，为晚宴添色不少。

在北京访问期间，南希还代表美国儿童，将1.3万美元的支票和2辆运送饲料的吉普车的钥匙，递交给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林业部，以救助那些因为竹子开花而受到生存威胁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她碰见了这笔捐款的第一位受益者—— 一只还在吃奶的大熊猫宝宝，这珍贵的瞬间被镜头捕捉下来，由美国一家公司制作成明信片，至今仍被两国收藏爱好者们视为珍宝。

1984年4月29日，里根夫妇来到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导游的陪同下走下木制楼梯，来到10米深的俑坑内。站在陶俑身旁，他们一面认真听取导游的介绍，一面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惊诧不已。

老布什、小布什两位总统的夫人与中国的缘分也是一脉相承。

上世纪70年代，老布什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就经常和他的夫人芭芭拉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大街小巷。这种独特的体验，让他们受益匪浅，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到周日，夫妻俩还会到崇文门教堂做礼拜。

1989年2月25日，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仅一个多月，就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当老布什乘坐的礼宾车队行至天安门广场，他突然要求司机停车，并和芭芭拉一起在天安门前合影，像久违的老朋友那样与市民们打招呼。在钓鱼台国宾馆，时任总理李鹏和夫人更是贴心地将两辆崭新的自行车当作见面礼送给他们。访问结束时，芭芭拉说，这次的最大遗憾是没机会再骑自行车。

芭芭拉和老布什最喜欢北京烤鸭，在1995年他们的金婚婚宴上，最抢眼的一道菜便是北京烤鸭。在这样的“中国通”父母的影响下，小布什夫妇也一直和中国保持接触。

2005年11月，劳拉随丈夫小布什对中国展开访问。虽然整个行程仅40个小时，各种安排已经非常紧凑，她还是忙里偷闲到天津百饺园北京西单店吃了顿饺子。第一盘水饺刚摆上餐桌，劳拉就急着想尝尝。筷子使得还不熟练，她就索性用汤匙盛了一个。“好吃！好吃！”劳拉对水饺的味道赞不绝口，并不住向服务员追问是什么馅的。

看劳拉吃得高兴，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的夫人也兴致高涨起来，神秘地告诉劳拉：“中国水饺还有更好的一种吃法！”果然，两盘香喷喷的煎饺一上桌，劳拉又是一阵惊叹。她仔细研究每个饺子的“内容”，猪肉、羊肉、西红柿鸡蛋等十种馅的饺子一一品尝下来，劳拉指着猪肉豆角馅的饺子说：“我最爱吃这个，没想到把蔬菜包在里面还真好吃。”原定40分钟的就餐时间，就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又延长了半个小时。

历任美国第一夫人中，最早就听到“中国故事”的或许是希拉里·克林顿。希拉里曾在自传里写道：“小时候的一个夏天，母亲鼓励小弟托尼将地洞一直挖到（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为了帮托尼圆梦，母亲找了些和中国有关的书念给他听，小弟也每天在房子边的空地上挖洞。”小弟的地洞最终当然没有挖成，希拉里此后却不断叩响中国的大门，从第一夫人到美国国务卿，她曾多次访华。

1995年，希拉里以第一夫人的身份率团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3年后，克林顿率1200人规模空前的团队来华访问，希拉里再次随行。在江泽民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一曲用唢呐演奏的美国乡村音乐《切尔西的早晨》，让希拉里眼睛一亮。这是他们夫妇最喜欢的曲子，而切尔西正是他们独生女的名字。这次访华，希拉里还带着切尔西来到潘家园古玩市场。她认真地流连于摊位之间，最终买下了晚清的冰梅粥罐、百寿青花盖罐、旧木制粮斗等器物。市场的一位老板还送给她一个青花印盒和高足杯留作纪念。

中国人的淳朴和热情，不仅给希拉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对历任第一夫人们来说，也同样是值得珍藏的回忆。百余年间，她们或来到中国，亲身感受这里的点滴精彩，或身处遥远的美国，释放友好的信号。和米歇尔此次访华一样，她们中的大部分虽然不谈政治，却在客观上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成为两国领导人大国外交的有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