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管理现状研究论文范文

区域金融管理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地区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必然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进行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稳定增长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从金融与经济的区域协调角度，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金融；区域差异；经济增长

从全国范围来看，CREDIT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5，PRIVATE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2，这两个指标的全国变异系数小于东部，大于西部、中部及东北。相比CTEDIT指标，PRIVATE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西藏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 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西藏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 521.31元/人和4 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西藏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 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著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 。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 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 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西藏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 198元，中部13 204元，西部12 839元、东北13 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

第二，优化和调整现有的金融结构，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金融发展量的规定性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而质的规定性则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尽管在金融发展史上，总量率先增长已经具有规律性，但若结构调整跟不上将拖累金融发展。随着实体经济的变化，金融结构所发生的相应变化就构成了不同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构的演变路径。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走数量增长的路径已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从金融运行状况出发，对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将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从行政手段转移到市场本身，从调整增量资金入手，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具体的建议有：培育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第三，重新布局产业结构，在解除金融约束的同时解除实体经济约束。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处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这就为地区之间的产业承接与转移提供可能。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产业的区域转移已孕育在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中。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东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历史机遇，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同样是产业结构升级，同样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科学布局产业结构，使金融发展内生于经济增长，在金融和经济之间保持互动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张杰.经济的区域差异与金融成长［J］.金融与经济，1994，（6）：16-19.

［2］ 陆文喜，李国平.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125-128.

［3］ 赵伟，马瑞永.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成因及政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06，（2）：94-101.

［4］ 崔光庆，王景武.中国区域差异的政府行为：理论与经验解释［J］.金融研究，2006，（6）：79-89.

［5］ 李敬，冉光和，万广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shapley值分解方法［J］.经济研究，2007，（5）：43-54.

［6］ 沈坤荣，张成.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7）：15-21.

［7］ 杨胜刚，朱红.中部塌陷、金融弱化与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J］.经济研究，2007，（5）：55-67.

（责任编辑：杨全山）

区域金融管理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互联网+”金融管理专业发展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十三五”时期是内蒙古自治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金融业作为支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必须相应发展。自治区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金融业。在新兴技术影响下第三方支付、P2P网货、众筹、大数据征信、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电商供应链金融、区块链等, 一些互联网金融创新商业模式正蓬勃发展也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金融产业格局。金融业正面临一波前所未有的跨界型、创新型变革, 竞争对手市场格局、金融产品服务流程都正在被重新更迭。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充分把握产业结构调整动向, 充分了解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区域经济大发展的新背景下, 扎实做好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二) 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 》对于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高职院校要加强专业建设, 凝练专业方向、改善实训条件、深化教学改革, 整体提升专业发展水平。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 促进泛在、移动、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形成。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时互动的远程教学。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三) “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需要

自2013年腾讯CEO马化腾在演讲中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后, 互联网就如火如荼的与各行各业相加起来, 形成p2p、众筹、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消费金融等业态, 并形成了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 尤其在商业领域, 逐步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形态。

二、金融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定位

从“互联网金融”元年开始, 5年来, 互联网金融逐渐由一个跨界的行业成为了主流金融中的一大类, 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将资金实现线上线下融通, 互联网金融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当前, 经过大量的网络调研、校企合作企业调研, 通过对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 我们将金融管理的人才培养定位于内蒙古中西部区域内的村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主要从事客户服务、理财规划、信用卡等具体业务咨询与受理等工作, 以及互联网金融产品运营师、金融产品风控师、投资、理财顾问等岗位工作。除此以外还面向上海、北京、江苏及内蒙地区的金融外包服务机构, 提供可以胜任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卡服务、催收、账单分期、电话营销等工作的人才培养。

三、金融管理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具体思路

(一) 课程设置方面的互联网+

在课程设置方面, 我们在金融领域三大传统支柱产业基础之上, 增加了互联网金融系列课程, 《互联网思维》、《新媒体营销》、《第三方支付》、《Axure原型设计》、《互联网金融产品运营与推广实践》等, 进而培养熟悉金融基础知识, 具备互联网金融思维、能够运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理财、运营、营销咨询等的复合型人才。

(二) 教学内容的互联网+

通过每学期教师深入的下厂实践、外出培训等, 形成对于当前金融岗位的深度认知以及互联网金融前沿知识、技能的理解和领会, 进而反复推演各课程内容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推进教师基于成果导向进行课程内容的甄选,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设计, 如按照业务操作类、产品营销类、产品运营类等金融业中岗位特征来设计课程模块和内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将各大金融机构的线上产品业务, 作为案例引入课堂, 进行体验式教学, 让学生感受实际工作内容, 保证技能培养与实际需求不脱节。同时做好校企合作课程的开发, 如面向区域经济中的金融外包服务机构, 合作开发《电销话术》、《催收话术》等沟通交流类的课程内容, 在课上让学生反复训练、演习, 以掌握实际工作中的技巧。

(三) 实训基地的互联网+

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资源, 为学生提供各类最新的实训环境、条件和机会。在校内, 甄选具有系统性、实战性的整体、分类实训项目, 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反复的实训模拟演练, 使其具备金融管理思维和互联网金融工作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在校外, 通过校企合作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引企入校, 建立校中企, 将实践的课堂搬到校中企中, 实现学生足不出校即可完成企业实习的工作任务。学生在企业中服从企业管理要求, 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管理, 直接从事金融服务管理工作。工作中运用的知识和技能, 一方面来自学校教师的讲授, 来自学哥学姐的传授, 也来自于企业管理者的引导, 逐步储备知识、技能与经验。

(四) 教学手段的互联网+

充分利用当前的线上线下混合课程模式, 将理论知识通过精品的在线课程呈现给学生, 将大量的线下课堂教学时间留给学生的技能提升、拓展训练, 如, 通过课上引导学生熟练使用、操作当前各类金融理财、银行、证券、保险以及第三方支付等金融App工具, 并通过这些工具与客户进行良好的业务沟通与交流。在掌握知识的同时, 将技能的培养和提升贯穿于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综上所述, “互联网+”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服务内蒙古中西部区域经济, 更好地围绕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的应用, 更好地培养高职金融人才, 我们需要从人才培养工作的方方面面上进行教学改革, 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摘要：新的时代背景下, 区域经济发展、教育形势的发展等都要求人才培养工作紧跟时代步伐, 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训建设、教学方法等各环节实现互联网+, 培养出高素质的金融专业技能型人才。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高职,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 柯戈, “互联网+金融”高职校企合作课程开发研究, 现代经济信息, 2017.1

区域金融管理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现代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之下，经济也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为了缩小不同地区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应当采用各种方式解决配置不均衡这一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快不同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并且制定相应的政策，大力开发中西部地区，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文章就我国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与金融深化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金融深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5.015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之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而西北地区的经济由于受到自然因素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发展缓慢且差异十分明显，这也严重制约了不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不均衡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当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

1 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现状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导致我国的经济社会以及科技发展状况十分不均衡，因此不同区域由于发展情况的差异，交通运输以及科教文卫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也有所不同。我国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对外开放的程度将区域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个经济区。我国这三个经济区域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自然条件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从地域这一角度来看，西北地区面积较大，东部地区面积较小。从人口上来看，西南地区的人口较少，而西北地区的人口是最少的，沿岸地区的人口比较密集，因此西北地区往往地大物博、人烟稀少，而东南地区的人口十分密集，东部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较好，可以依靠航运进行运输，西北地区的铁路密集度较小，交通设施较差。西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情况较好，进出口贸易十分频繁，而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较强，西部地区较弱。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区需要加大经济的投资，才能够走出低水平的区域。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背景之下，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在于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原因是金融的不均衡发展[1]。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不健全、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投资的渠道十分狭窄，这也导致回报利率较低，因此中西部的金融发展状况存在一定差距。

2 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与金融深化策略

2.1 调整组织体系

通过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经济金融出现的差距，调整相对应的组织体系，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从而避免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为了竞争而出现的秩序紊乱的情况，对于一些中西部地区具有发展能力的县城可以保留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从而适应金融对外开放的需求。通过鼓励银行到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在保证资金不断引进的前提之下，创新金融模式累积经验，通过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加强农村信用社之间的竞争，避免一些贷款业务的盲目投资导致资产质量下降，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因此应当对农村信用社等机构进行合理的布局，从而有效解决农村存在的金融问题，通过对信用社的相关业务开展创新并且增加相应的管理程度，使得信用社成为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保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培养中西部的金融市场。通过引进投资资金，并且加强投资者对于地区发展的信心，提高资金的流转力度，从而确保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适应金融发展多元化的实际需求。

2.2 找准自身定位

在对金融机构业务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找准业务的定位，同时结合金融机构的经营定位以及相对应的流动性管理策略进行探讨，通过弱化以利益为中心的原始定位，提高资金调配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并且开展流动性的管理。在当前形势下，在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全面发力，通过结合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优势以及所具备的资源逐渐转变经营方式，优化产品结构，从不同领域出发进行着力突破，最终使得企业发展走向特色化经营这一道路[2]。首先，通过强化对于客户的综合营销以及管理能力，从而对业务开展集约化经营及专业化操作，提高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过程中不同部门的业务协调能力以及工作效率，从而为获得收益打好坚实的基础，同时应当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通过不断调整产品原有的结构，提高资产业务的占比，加快资金的运转速度以及流动性，提高资产收入贡献。其次，应当加快对于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通过运用货币、市场、资金等一系列产品，不断优化企业的金融工具使用，提高资产投资的收益率。

2.3 完善法律体系

首先，作为政府应当构建企业的金融平台并且完善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通过搭建金融平台，更多的依靠互联网吸收社会成本，不断拓宽互联网背景之下企业的金融渠道，使得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金融，通过搭建企业互联网金融平台也能够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金融担保体系以及综合化的服务体系。除此之外，想要针对互联网背景之下企业金融活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能够有效约束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并且明确责任和权利，使得金融机构在运用互联网开展金融模式创新的过程中能够有法可依[3]。

2.4 拓展金融渠道

作为金融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生产要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应当选择相对应的金融方式，不仅可以选择科學合理的金融模式，同时也可以选用多种金融模式，使其相互补充，最终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作为金融机构想要获得可持续发展，不能够仅仅依赖政策的扶持以及银行信贷，而应当打破传统的借款模式，通过了解互联网背景之下金融领域的动态以及发展模式，并且根据自身的阶段性特点，探索当下阶段符合金融机构发展的金融方式以及渠道，克服在发展过程中盲目被动的方式[4]。与此同时，需要金融机构注意的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注重创意的重要性，一个缺乏创意的产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即使具备充足的资金保障也很难获得可持续发展。

2.5 完善互联网金融体系

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之下，发展的同时也应当逐渐改变自身的金融生态，从而推动企业金融模式的创新，给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有利于破解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融资难这一困境。然而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之下给金融机构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通过运用互联网开展金融模式创新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对应的政策保障机制，同时金融机构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互联网金融模式创新的规范化以及法治化，使得企业在金融模式之下能够有效甄别信息，并且加强相对应的风险管理，健全信用体系建设，最终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5]。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金融机构在拓宽金融渠道的过程中，也应当完善互联网金融体系，实现金融体系的规范化以及法制化。在企业金融的运用过程中如何进行风险管理以及信息识别，并且加强与金融渠道的深度融合是产业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金融行业的发展仍然处于野蛮生长这一状态，只有积极探索适合企业金融的机制以及模式，并且培养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才能够推动互联网背景之下企业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6 加强风险管控

在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回归流动性管理的根本作用，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以及资金调剂的作用，同时通过加强金融机构质量管理以及风险关口也能够避免出现资金风险。首先，作为工作人员应当健全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机制，从制度、业务流程以及管理架构等各个方面出发，构建科学有效的业务管理体系，并且深化业务治理，避免出现交叉性的金融业务，最终推动金融机构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应当强化业务治理管控风险。在业务推进的过程中，应当始终执行穿透原则，根据资产以及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对风险进行分门别类，并且准确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通过规范金融机构业务的投资，严格禁止资金绕通道不符合产业政策的情况，从而把控实质性的风险。最后，应当全面掌控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最终推动业务发展，通过抓住关键性的风险领域并且做好风险管控作用，严格交易对手的名单准入机制，监管投资范围，对于项目的选择以及合作机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管控，從而提高项目质量。做好投资后的管理工作，提高投资的准入门槛，最终把控投资风险在流动性风险管理这一方面，应当运用理财产品以及同业存单等工具，提高金融机构的负债能力，确保资金流动性的安全，在市场风险管控这一层面加大对于项目流程以及行业机构的管控，避免出现金融风险。同时，应当加强对于企业的信用管理，通过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的信用程度，为企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形象，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违背信用的情况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3 结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出现了不均衡的状况。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扶持，经济差异也在不断地缩小。然而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状况，需要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从而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存在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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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志红，周婷，琚望静.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J].武汉金融，2019（11）：3-11.

区域金融管理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昆明的金融业已有了长足发展，目前昆明地区已有许多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其数量在省内名列首位，特别是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昆明建立区域性泛亚金融中心成为可能。区域性金融中心不仅是昆明的、更是云南的。立足泛亚，面向三亚；连通两湾，联结三大市场，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来构筑金融桥头堡，建设强化区域性金融中心，将积极发挥昆明中心城市的龙头和枢纽作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金融 桥头堡 战略

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昆明的金融业已有了长足发展，目前昆明地区已有许多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其数量在省内名列首位，特别是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昆明建立区域性泛亚金融中心成为可能。

国家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明确云南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并有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在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发展热潮下，通过研究并加快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挖掘资金洼地，实现资金汇集，“构筑金融桥头堡”，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一、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积极作用

区域性金融中心不仅是昆明的、更是云南的。立足泛亚，面向三亚；连通两湾，联结三大市场，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来构筑金融桥头堡，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将积极发挥昆明中心城市的龙头和枢纽作用，促进云南金融开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利于中国与泛亚区域经济相互依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与东盟双方虽然互有投资但并不多，贸易额仍落后于东盟同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国，东盟的主要外国投资来源主要是日本、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与日本、美国及亚洲“四小龙”在该地区的投资相比，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建立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将在经贸交往、币种互换，投资便利上相互依存，将积极发挥催化剂和跳板作用。

（二）利于中国与泛亚各国间金融合作

构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可及时交流金融信息，探讨合作金融前景和路径，协商解决金融合作中的技术问题以及在现有基础上研究建立一些具有实质性的处理金融危机的干预机制，以便最大限度地预防金融和外汇风险。

（三）利于提高泛亚区域边贸交易效率

由于中国云南在周边国家如越南、缅甸、老挝没有设立分支机构，与对方银行间也没有建立直接代理行关系，不能直接通汇，资金划转一般委托美国、香港、欧洲等第三地大银行作为收、付款银行，时间周期长，资金流动慢。通过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建立银行间货币结算体系，双方互设分支机构、建立代理行关系，或者进行人民币试点结算，探索人民币与美元的双结算单位和逐渐以人民币为主的支付结算体系，可以减少资金的周转环节，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四）利于打造金融桥头堡

云南桥头堡是建设“桥”的资金大通道；“头”的发展大前沿；“堡”的金融大基地。区域性金融中心将集中大量国内外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开放合作，促进币种结算，有效聚集生产要素，发挥资金是经济发展的平衡器和温度计作用，最佳配置资源，实现资金的高效流动，挖掘资金洼地，构筑金融桥头堡，为云南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二、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西部大开发和沿边大开放战略深入推进，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云南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是，就外部环境和金融发展状况看，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充分，短时间内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有一定的难度。

（一）内外多边区域合作机制为云南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云南是中国、东盟、南亚三大市场的结合部，也是泛珠三角区域、大湄公河次区域、南亚经济合作次区域三大经济区域的结合部。云南有具有依托泛珠三角区域，面向三亚、连通两湾两洋，连接三大区域、联结三大市场的综合区位优势。近年来，云南省与西南地区、东部省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西南六省区市七方合作、滇沪合作、滇港合作、滇粤合作以及南贵昆经济区等多边和双边合作都在积极开展。西部内陆省份和东部省区可以把昆明作为其产品打入东盟、南亚市场的一个重要基地，可以利用云南与东部、西部省区市产业互补条件，面向东盟、南亚合作发展优势产业，形成外向型的优势产业发展基地。

从金融发展资源量来看，南亚、东南亚集聚了华商总数的70%，华商资本的90%，再加之西亚的发展前景，三大经济次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广阔。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强化，相信经过十几年努力，云南省以昆明为经贸合作的平台和基地，积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以及多边、双边合作，将向更高层次、更具整体性的方向发展，将逐步形成同时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多边外向区域合作的新格局。

（二）国家战略部署和政策倾斜为昆明构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契机

1.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国家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文件中，有16处提及云南发展。从国家发展区域格局来看，云南将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省份之一，这为昆明金融产业布局、构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机遇。

2.国家桥头堡战略实施。国家正式出台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相关政策，桥头堡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云南的沿边开放发展，将建成以人民币（RMB）为中心的外汇交易中心、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沿边开放实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的先行区、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桥头堡建设将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拉动云南金融快速发展。

3.支持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昆明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是构筑“金融桥头堡”的突破口，中国人民银行已同意昆明建设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支持昆明市遵循市场规律，在国家政策的统一部署下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在区域金融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人民币相关政策。人民币结算退税政策已在云南试点。云南金融开放度明显增强，可望成为人民币周边、区域、泛亚国际化向南战略的先行基地。

三、构建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工作方向

（一）加快全面开放，广泛富集发展要素，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

第一，全面参与并推动提升沿边开放水平，促进单一边境贸易向多边贸易发展，实现大区域资源整合和利益共享；着力打开对外通道，建设区域交通、通讯和资源互联互通网络，推动昆明至河内、皎漂、曼谷、密支那四条经济走廊建设。

第二，积极推进区域性国际合作，深度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孟中印缅区域合作，加快与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泛北部湾经济圈以及西南五省区市的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孟中印缅区域合作，争取国家支持在昆明设立中印、中越经济合作试验区，争创引领“10+1”区域合作示范城市。

第三，密切对外交往，建立更多友好城际关系，推进教育、科技、旅游、文化和体育等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建立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培养更多的外向型人才，为扩大开放提供制度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加快发展与现代金融业相配套、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快速推动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

第一，全面发展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担保等行业，构建完善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第二，大力发展会计、咨询、设计、创意、律师、评估、知识产权、信用管理等商务服务业，发挥商务金融中介在配置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三，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培育构建昆明泛亚金融产业中心园区，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功能完善、设备齐全、信息发达的载体。

（三）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推进金融中心建设

积极支持金融机构总部入驻昆明，吸引企业总部向昆明集聚、来昆发展，应该要围绕支柱产业的壮大、重点产业的培育以及产业链的延伸，提升支柱产业集群竞争力，培育扶持一批总部企业做大做强。制定适合总部经济发展的相应政策和经济主体行为规则，规范准入条件，让总部经济助推昆明金融中心建设。

（四）放宽市场准入，拓宽资金渠道，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第一，放宽社会资本准入门槛，推行投资便利化政策，尽可能多地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城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以及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

第二，加强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的有效配合，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以资金补助、财政贴息和以奖代补等方式，放大政府投资效应，撬动社会投资。

第三，鼓励金融创新，加强银政、银企合作，完善融资担保体系，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第四，争取金融机构支持，加大信贷规模。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争取银行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交通、城市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

第五，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争取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给予更多的项目资金支持和中长期贷款。

（五）积极推广人民币出口退税范围，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云南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市场需求愈发强烈，主要体现在：第一，由于缺乏便捷实用、有利多方交易的贸易结算体系，结算方式单一，限制了跨境贸易的发展。第二，国内银行与周边国家在开展边贸方面基本没有结算协议，加之人民币出入境受额度控制，企业贷款回收困难。第三，虽然人民币在云南面对的周边国家属信誉很高的币种，在实际的边贸经营中大量使用，但人民币不能普遍作为出口退税结算货币，影响了边贸出口扩大及巩固周边国家市场。

（六）针对云南与次区域国家在跨国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特点，调整云南与泛亚区域国家在外经结算、收汇核销、金融管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建立和完善边境地区银行结算体制，引导云南与这些国家的跨国经营与跨国投资结算纳入银行结算的渠道。

第二，对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外经业务，采取灵活的收汇核销政策，放开以人民币或外币现钞进行核销的限额控制。

第三，要求商业银行增加对周边国家的结售汇网点，方便个人办理结售汇业务、商业业务。

第四，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例如为适应云南外经核算币种多元化的状况，允许各银行在边境地区加挂人民币兑周边国家的货币汇价，买卖价差可自行确定，收兑的外汇自行消化。

第五，探索实施面向泛亚国家境外投资的相关金融政策。在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不能完全兑换的情况下，应适当放宽外汇管制，即允许投资项目的外汇自由出入；为便于企业用实物资产、专利技术进行投资对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非贸易性跨国投资项目的实物、技术投资部分实行免收保证金的鼓励性政策；对于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项目和重点扶植的跨国经营企业，在国家境外投资年度用汇额度内，保证其境外所需的外汇。

（七）构筑以昆明为中心，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金融信息平台

围绕信息大通道建设，建立中国-东盟中小企业电子交易市场，中国-东盟国际商务CA认证中心、中国-东盟旅游信息服务系统和中国-东盟综合信息库及信息服务系统，以及与商务部的政府网站协调，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网站”；规划云南-老挝-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尼国际光缆传输干线，完善出境和出省信息通道；启动云南IP宽带网工程，加强云南区域内的信息传输干线和支线建设；在昆明市和河口、磨憨、瑞丽三个主要边境口岸城市分别建立技术先进、信息全面、内外相通、便捷交流的信息枢纽。

（八）务实推进泛亚区域内国际金融合作，建立长期协调机制

应倡导举办泛亚金融发展论坛，由中国倡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共同协商签署“GMS金融合作与发展备忘录”，共同打造高规格、高层次的次区域金融合作与同业交流平台；正式建立GMS金融合作机制、金融信息交换与共享机制、货币互换机制、主权国之间的货币记账交易机制以及次区域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协作机制和经济金融重大课题调研协作机制。积极推进次区域金融服务的方便、快捷化建设，加快次区域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次区域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及联手打击金融犯罪等方面加强研究与合作。

四、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国和地区泛亚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在具体实施中，应树立目标、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一）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到2030年，基本确立在国内辐射面宽、辐射力强、在泛亚区域有重大影响力，信用制度发达、资金交易活跃、金融组织机构健全、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工具齐全、金融设施先进、金融信息灵通、具有强大的金融凝聚力和辐射力，连接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印度洋沿岸各国与地区的泛亚国际金融中心。

2.分期目标。（1）5年短期目标定位：加快泛亚金融产业中心园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建设，夯实构建金融中心的经济基础，建立健全区域性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及区域性融资金融中心，特别是人民币供应与回流中心，满足跨境贸易结算需要，推进贸投资便利化，满足区域经济发展资金需求。（2）10年中期目标定位：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提高金融创新能力，争取把昆明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创新中心和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到2025年左右，建立一个以昆明为金融集聚中心的泛亚区域金融中心，服务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基金、产权与商品交易等多个金融门类，完善监管、调控、经营各类机构的职能，形成相当规模的、服务功能基本完备的区域性资金融通中心、金融产业中心、金融市场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监管中心。（3）2030年远期目标定位：至2030年，建成依托云南，立足西南，服务泛亚，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印度洋沿岸各国与地区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二）策略选择

1.总体策略。围绕金融桥头堡构筑，按照人民币周边、区域和泛亚国际化、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发展路径，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地域、地缘优势，争取金融政策倾斜、优惠，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结合对我国和云南省的对外开放和金融政策，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使昆明具备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加快金融桥头堡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2.短期目标策略。第一，用好用足人民币贸易结算先行先试试点政策，建立健全以人民币为中心的结算体系，在边境地区实行主要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的结算方式，建立覆盖全省25个边境县市的电子化边贸与投资结算网。第二，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货币流通和清算协议”，构建区域性人民币结算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增加人民币在该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区域的地位与作用。第三，加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的主要银行合作，在昆明、河口、景洪、瑞丽等国内城市和周边国家（特别是湄公河流域国家）主要城市设立跨国中心结算银行，便利资金流转。第四，放宽境外直接投资购汇，疏通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渠道，促进双向人民币投资增长。第五，扩大直接融资，创新金融产品，发展中间业务，努力筹集中长期人民币信贷资金。第六，积极引进和培养金融高级专门人才，培育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建立金融人才培训基地。

3.中长期目标发展策略。第一，加强包括金融信息、法律信息、经济信息的交流，重视次区域金融公共设施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各国在法律、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协调等。第二，建立发达的金融体系。这具体包括：提升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商业化水平及抗风险能力，提高重点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培育富有活力的金融创新体系；完善健全金融监管，丰富发展包括股票、债券、期货、股指、基金及衍生金融工具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组织体系，逐步构筑起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地方性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证券机构、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为重要内容，外资银行为辅助的金融组织架构。第三，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同东盟、欧美、日本等金融机构的联系，争取数量众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昆明设立分支机构，扩大引进外资的渠道和规模，为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服务平台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加强区域内国家在金融体改革、金融监管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放宽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的限制，推动双方银行的深层次金融合作。向中央申请优惠政策，建议央行和银监会适度放宽外资银行在昆明设立分支机构的审批条件，逐步取消试点地域和数量限制，制定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和鼓励外资金融机构依法、公平竞争。加强云南省金融机构同区域内金融机构的联系与交往，通过报批，争取云南省金融机构也到周边国家设立分支金融机构。第五，建立泛亚区域金融合作的长效机制。目前，可以考虑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金融合作官方对话机制，并积极促进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金融合作论坛和投资合作论坛，加强各国间的信息交流，并逐渐培育成为区域内各国的一个谈判筹商场所。着力培养和打造滇池金融合作（DCOA/PAFC）机制和平台，提升昆明在泛亚区域金融合作的承载力、向心力、凝聚力。

区域金融管理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1978—2009年数据为样本，以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指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实证研究。Moran’s指数的测算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在大部分年份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相关性；Moran散点图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空间辐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且存在空间异质性。

关键词：金融发展；收敛性；空间相关性；空间计量模型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与枢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发展迅速，但是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这种不平衡和差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认真研究和充分掌握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从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金融发展战略、协调区域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已有的关于金融发展地区差距的文献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金融发展差异的收敛性分析。其中，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区域金融发展存在收敛性。从国外研究进展看，国外学者对金融收敛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的收敛性上（比安科，1997；穆连德，2004；布鲁诺和博尼斯，2008）。从国内研究进展看，自1994年开始大量学者借鉴收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张杰（1994）最早阐释了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的内涵。他通过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区域差异状况及其特征的分析，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地区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步缩小。同时，他从理论上描述了金融结构的区域趋同、金融集聚必然呈现出类似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型”过程。陆文喜、李国平（2004）主要采用β收敛法检验了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收敛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和区域性的收敛特征，而且这种特征与金融发展政策有关。陈恩、黄桂良（2010）基于经济收敛理论，运用δ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对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没有出现差距自动缩小的趋势，总体上不存在δ收敛和绝对β收敛格局，但存在条件β收敛趋势，而且山区各地市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的特征。黄砚玲、龙志和、林光平（2010）采用空间统计与空间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了浙江省金融发展的收敛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市区金融发展在1997—2008年间存在显著的β绝对收敛，且收敛速度较采用传统方法所得的收敛速度有明显的下降。

另外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的结论，即认为区域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存在发散性。周立、胡鞍钢（2002），金雪军、田霖（2004）都利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及特征，研究发现，中国31个省的金融发展在全国和地区间的分布是非均衡的，而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距。赵伟、马瑞永（2006）和郑长德（2008）都利用泰尔指数方法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测算，得出了区域金融差距扩大的结论。李敬、徐鲲和杜晓（2008）从决定金融发展的生产者受教育程度、社会福利水平、商品交易效率、金融交易效率和地域固有因素出发，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省际金融发展差异呈现加速扩张的态势。龙超、张金昌（2010）基于面板单位根检验及验证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随机收敛性，得出我国区域金融存在全局性的随机发散，不存在俱乐部式随机收敛。这说明我国各省金融发展相对于全国金融发展没有保持同步，这种差距随时间发生变化，并且各省金融发展相对于东、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也没有保持同步。

虽然已有文献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收敛性进行了不少探索，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现实中，由于地理距离等条件使得金融发展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已经越来越明显。如果忽视了金融发展的地理空间效应，可能导致错误的模型设定，从而得出有偏的分析结论。空间计量方法打破了原有经典计量模型中的空间独立分布的假设，在经典计量方法中纳入空间因素来探索区域之间的空间交互作用，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影响因素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以及已有的文献，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试图寻找中国金融发展在长期中的演进特征。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与已有的采用经典计量模型的文献不同，本文将空间因素纳入到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中，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将采用空间经济计量方法，研究1978—2009年中国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这对于制定缩小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距的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二、方法、数据与指标

（一）空间计量方法

三、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相关性⑤

帕兰克（Paelinck）最早提出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概念，后来经过安瑟兰等学者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框架体系。为了验证我国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特征，而不是随机发生的。本文运用空间统计学技术对金融发展进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其中包括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根据Moran’s I以及LISA计算公式，我们以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为空间权重矩阵，以金融相关比率为中国金融发展指标，测算了中国金融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并绘制了中国金融发展的Moran’s I散点图。

（一）中国金融发展的全局空间相关性

（二）中国金融发展的局域空间相关性

尽管Moran’s I指数表明，大部分年份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条件下中国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但是Moran’s I指数不能显示出不同省份聚类的具体状况。因此，我们使用Moran散点图来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的局部空间特征。鉴于篇幅，我们仅给出了1978年和2009年邻接权重矩阵下的Moran散点图，如图2、图3所示。

通过Moran散点图可知，可以将各省份金融发展分为4种空间相关模式：如果分布在第一象限，表示高集聚增长的省份被其他高集聚增长的省份所包围（HH），代表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聚；如果分布在第二象限，表示低集聚增长的省份被其他高集聚增长的省份所包围（LH），代表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聚；如果分布在第三象限，表示低集聚增长的省份被其他低集聚增长的省份所包围（LL），代表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聚；如果分布在第四象限，表示高集聚增长的省份被其他低集聚增长的省份所包围（HL），代表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聚。图2显示，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条件下，位于第二、四象限的省份不多（只有10个，其中6个位于第二象限，4个位于第四象限），多数省份位于第一、第三象限，其中位于第一象限的有9个省份，这些省份的金融发展表现出HH集聚模式；位于第三象限的有12个省份，这些省份的金融发展表现出LL集聚模式。图3显示，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条件下，位于第二、四象限的省份有12个，多数省份位于第一、第三象限，其中位于第一象限的有8个省份，这些省份的金融发展表现出HH集聚模式；位于第三象限的有11个省份，这些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表现出LL集聚模式。从图2和图3的Moran’s I散点图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而且1978年的空间相关性要强于2009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的空间辐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存在空间异质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1978—2009年中国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以金融相关比率为指标，利用空间经济计量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收敛性及其演变态势进行了实证研究。Moran’s指数的测算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在大部分年份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相关性；Moran散点图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空间辐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存在空间异质性。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几点促进我国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1）发挥我国政府在金融战略布局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金融中心（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对邻近省区的辐射带动功能，构建区域金融发展的协调机制，实现各区域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2）发挥邻近省区的协同效应，积极实现金融联合与金融合作。建立有序协调互补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互惠共赢和金融资源的高效运作。（3）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对中西部地区实施金融发展倾斜政策，缩小东部与中西部金融发展的差距，实现金融落后地区向金融发达地区的追赶。

注：

①所谓邻接标准指的是，如果两个空间单元之间相邻，则认为二者存在空间相关；反之则不相关。

②由于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方式简单，计算也相对简便，因此在空间计量的研究文献中使用最为广泛。

③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若大于0，表示所考察的经济变量（本文是金融相关比率）空间正相关；若小于0，表示空间负相关；若等于0，表示经济变量之间的空间属性分布独立。Moran’s I指数绝对值表示空间相关程度的大小。绝对值越大表明空间相关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④如周立和胡鞍钢（2002）、金雪军和田霖（2004）、赵伟和马瑞永（2006）、陈恩和黄桂良（2010）等均采用了金融相关比率这一指标。

⑤空间相关性分析（也称聚类检验）是认识空间分布特征、选择适宜的空间尺度来完成空间分析的最常用方法。空间数据分析主要使用两类工具：第一类用来分析空间数据在整个系统内表现出的分布特征，通常将这种整体分布特征称为全局空间相关性，一般用Moran指数I（莫兰，1950）、Geary指数（吉尔里，1954）来测度；第二类用来分析局部子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分布特征，又称为局部空间相关性，具体表现形式包括空间集聚区、非典型的局域区域、异常值或空间政区（Spatial Regimes）等，一般用G统计量、Moran散点图和LISA来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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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 李 云；校对 XQ，SJ）

区域金融管理现状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依然存在。本文以金融发展的核心(金融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实质(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在动态的比较分析基础上，选取浙江省省内样本地区、样本城市的区域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分析。并就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金融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金融　产业结构　浙江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成果令世人瞩目，但大部分产业的发展水平却仍然很低。要保持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持续性，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此，相对应的金融体系也要适应这种要求，实现金融结构的转型(尹洪霞等，2004)。因此，关于金融结构变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其核心是各个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区域金融提供新的服务，这是区域金融结构调整的动力；反过来，不断优化的区域金融结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其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省内各区域之间金融和经济发展状况却很不平衡，尤其是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本文针对这个现象，以金融发展的核心(金融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实质(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做了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应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浙江省区域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现状

(一)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已成为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中国的主要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银行的最主要资产是存款和贷款：所以利用存贷款的数据，基本可以揭示金融发展的状况(周立等，2002)。若用S代表存款额，L代表贷款额，GDP为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则FIR的计算公式为FIR=(S+L)/GDP。本文将采用这个公式计算金融相关比率，数据来源于各年《浙江金融年鉴》和《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跨度为1990--2006年。在计算过程中，本文将浙江省分为两大区域研究，浙东北地区包括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舟山等6个城市，浙西南地区包括温州、金华、衢州、台州和丽水等5个城市。

从上图可以看出，1990--2006年浙江省的金融资产基本呈递增的状态，其中浙东北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从1990年的1.48上升到2006年的3.03，浙西南地区从1.11上升到2.40。从1994年开始，这种上升态势更加明显，并且浙东北地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从1996年开始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充分反映了浙东北地区蓬勃的民间金融发展态势，其区域金融的发展程度快于浙西南地区。

(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关于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国内学者杨琳、李建伟(2002)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提升方式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不断增加，同样，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不断提高。因此我们采用三次产业各自产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来说明浙江省区域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差异。按照浙江省的经济实际情况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比较样本，杭州代表浙东北地区，温州代表浙西南地区，丽水代表浙西南的山区。数据来源于各年《浙江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后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样本城市第一产业产业比重均下降明显，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

根据产业发展趋势理论，一般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而以食品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饮食、商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活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较小，因而，GDP三次产业比重呈现出“一、二、三”的格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变化为“二、一、三”。工业化中后期，产业比重又变化为“二、三、一”的格局。进入工业化后期，以金融、保险、医疗、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深化，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演化为“三、二、一”的格局。2004年杭州和温州已经是属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可见其以金融、保险、医疗、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深化，说明杭州和温州正在朝工业化后期发展，而杭州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差不多快要持平，说明已处在转化的边缘。然而丽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例与杭州和温州相比仍然较高，并且第二产业产值比例也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说明丽水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并在向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转化。

同时，从表1中的样本城市数据比较分析后可以得出结论：与杭州和温州相比，以丽水为代表的浙江省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效益较差；第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的特点十分明显。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西南部产业发展的进步，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都有明显的逐年增加的趋势，这也充分体现了浙江省不发达地区二三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渐具规模的一个过程。

我们从以上浙江省区域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现状差异比较可以发现，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其产业结构发展和金融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并且他们的互动程度是影响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们将对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关系做一个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成立。

三、浙江省区域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选取变量

在本文所做的计量模型中，首先将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被解释变量，用JR表示，定义FIR=(S+L)/GDP，S为各地区当年统计的金融机构存款总额，L为各地区当年统计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GDP为各地区当年的实际值；将各地区各年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加总除以各年实际GDP作为解释变量，用CY表示。由此来进行回归分析，探讨浙江省各地区域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样本数据来源

数据均来自《浙江统计年鉴》、《浙江金融年鉴》和《浙江经济年鉴》。数据取值的时间跨度为1992—2006年。

为了充分反映浙江省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

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我们从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共选取5个样本城市依据上述指标作回归分析。浙东北地区选取杭州和宁波两市，浙西南地区选取温州、衢州和丽水三个城市，各市数据来源均与上相同。

(三)建立回归方程

JR=α+βCY

我们用JR表示回归方程的斜率，α表示截距。β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产业结构升级程度)每变动1个百分点，可以影响金融相关比率变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动)的百分点。

(四)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以全省的整体数据，对JR和CY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结论，在5％显著水平下，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为因果的关系。结果显示，JR对CY没有因果影响的Probability只有0.30208，而F-statistic是1.46356。这说明，JR和CY变量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理论上我们也认为区域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明显的互动作用，可以简述为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储蓄投资，从而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再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可能引起金融需求的变化，从而影响区域金融的发展(伍海华等，2001)。样本城市的回归结果如下：

通过表2，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5个样本城市的回归方程均通过T检验和F检验，同时其拟合优度都比较高，说明5个样本城市的区域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二，回归方程的系数说明了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互相影响的程度，通过5个城市各自系数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把它们分成三类：杭州的系数接近30，影响程度最高，是第一类城市；温州和宁波的回归系数都在5—10之间，和杭州有着明显的差距，是第二类城市；衢州和丽水的系数在1—5之间，是第三类城市。实证分析得出来的分类与之前按照现状比较分析得出来的结论基本一致，说明从现状经验和实证角度都体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金融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紧密联系，这也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

四、政策建议

第一，依靠政府力量，强化对浙江省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政策支持。实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自由的利率政策，营造有利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金融环境，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第二，提高传统产业的装备水平，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在金融体系方面，我们应选择银行系统与金融市场均衡型的区域金融模式，以推动各地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共同发展，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加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互动。经济发达地区必须帮助欠发达地区，给予资金、技术上的支持，而欠发达地区也要主动加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合作，在发达地区的帮助下逐渐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