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研究论文范文

中西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Philosophical Thinking 0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dscape Design

杜春兰 Du Chunlan

摘要 针对目前在景观设计理念上的多维和混乱，比较了中西园林设计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演变轨迹，分析了中西园林设计不同的审美文化和哲学理念，为当代的园林景观设计提供启迪。

关键词 中西园林设计 审美文化 哲学思辨

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dscape design both in aesthetic culture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by analyzing their synchronizing and evolving process Facing disordered statu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design,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landscape design for Chinese architect.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landscape design, aesthetic culture，philosophical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TU-8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959(2003)040004一03

纵观中西古典园林的发展历程，运用“时间类比法”不难发现，中西古典园林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但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思维模式、哲学理念、审美情趣及价值认同等又使中西古典园林存在种种差别。

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演变

陈志华先生指出：“在全世界。园林就是造在地上的天堂，是一处最理想的生活场所的模型。[1]这就是园林艺术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使得中西园林运用相同的构景造园要素，创造出了人们理想的生活场所和所追求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由于各自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空间思维模式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反差，使得中西园林又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是存在于共性之下的，在哲学意义上就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从中西古典园林的发展轨迹中(表1)，我们不难看出，中西古典园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1、自然崇拜和神话传说

中西古典园林在起源之初，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和根据神话传说构筑的园林景观。在中国园林起源之初和原始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三皇五帝的说法。至奴隶社会，为了祭祀祖先和神灵，需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于是出现了“灵囿、灵沼、灵台”等的园林类型。而这一时期(约1万年前)的西方，惊现了著名的LASCAUX岩洞壁画;到了公元前3500年，出现了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公元前1200年的直立巨石阵列成为千古之谜。这些最初的园林创作，使得人们不禁惊叹祖先们高超的技艺。相对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时期，在西方则产生了仰仗尼罗河文明的神秘的埃及园林和崇尚户外运动的希腊园林，这一时期，神话传说和神话人物被广泛运用于园林设计。

2、气势宏大与山水别庐

中国经历春秋战国的**到秦汉帝国的统一时期，西方正值古罗马帝国时期。在这一时间段，中国出现了阿房宫、上林苑等气势宏大之作，在园林设计中首次出现中国皇家园林必具特征的“三神山”设计。而古罗马的真正园林则是花园别墅：一类建于郊区乡间的水滨山麓，另一类则是附属于城市住宅的花园。它们精确的数理推导，规则的几何形状，引领西方园林设计特征的绿色雕刻，承接古希腊园林设计的雕刻(题材不仅包括神话而且出现英雄人物)等，均成为西方园林的重要景观特征，在西方园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归隐循世与神权至上

从古罗马灭亡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中间隔着一个将近1000年的中世纪，在欧洲，由于这一时期宗教势力强大和禁欲主义的潮流。没有留下关于大型观赏性花园的记录，这一时期园林设计的主流是修道院庭园与城堡庭园。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则经历了由于频繁战乱而导致许多人归隐循世、寄情山水的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期;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空前繁荣的隋唐文化;产生将摹写山水发展到顶峰的“艮岳”的宋朝，以及园林设计活动较为平静的元朝。

4、成熟风格与伟大作品

自公元1400年后，中西方园林设计均进入了成熟期，出现了许多成功的作品：但是两者的由来及发展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过程。

在西方，由于长时期的文化压抑。使得人们渴盼文艺复兴的春天，也正是由于这种极度的压抑，进发出了绚丽的园林艺术之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园林，代表西方园林设计进入了空前的阶段。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园林设计师勒•诺特尔凭借他的伟大作品维贡府邸(Vaux-le-vicomte)、尚蒂伊(Chantilly)和凡尔赛花园，被人们尊称为“国王们的园丁，园丁们的国王”。此外还有18世纪时英国的风景式造园运动，从而使得欧洲园林乃至整个西方园林步入辉煌的时期。

中国园林设计几千年遵循的原则不变，只是不断完善，逐步成熟。至这一时期(明、清时期)，园林设计已进入十分成熟的阶段。主要包括南方私家园林设计和北方皇家园林设计。而园林设计师则以计成为代表，出现了融诗情画意为一体的园林设计。追求意境成为中国园林独有的特征。

二、园林设计审美文化

1、自然的认知观

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世界则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为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的动力。意大利园林的典型代表朗特别墅(Villa Lante)的花园设计以水景为主，表现出泉水出自岩洞涌出，到形成急湍、瀑布、河、湖，一直泻入大海的全过程。“但这一切都是在纵贯整个花园的笔直的轴线上进行的，是在整整齐齐的花岗石工程里进行的，就像一个可控的模拟试验。他们不怕把喷泉、水笛等等技术性很强的东西装在花园里，而且着重炫耀它们。[1]而中国园林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是“出于自然而高于自然”。方东美先生在《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一文中分析说，“自然”即富有生命情调的宇宙万物，何以中国人较喜欢用“自然”二字而远胜过用“宇宙”一词呢?盖因有三：其一，《易经》日“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由“自然”可观“天人合一”;其二，中国人天生具有诗的气质，常把自然拟人化;其三，自然的境界使人与自然合成一个和谐的乐曲，谱唱宇宙造化这一美妙的华章。中国的园林讲究在意境中体现自然，如中国江南的私家园林，在造园中运用以少胜多、以小胜大等造园构景手法，加之中国园林所特别具有的借景、透景、漏景、补景将自然再现于园林中但又赋予高于自然的意趣。

2、思维方式表现

自古以来，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倾向于探究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喜欢用明确的方式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西方思维重实体，不可毁灭的“实体”在2000年中一直是其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神学的基本概念。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具有重关系的特色。美国的R•A•尤利坦说：“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2]西方的花园设计是西方哲学家思维美学的具体体现：用数和几何关系来确定花园的对称、均衡和秩序。例如在西方园林的设计中，修剪过的树木、砌筑的水池、台阶、植坛和道路等，它们的形状、大小、位置以及相互关系都推敲得很精到;就连道路节点上的喷泉、水池和被它们切断的道路段落的长短宽窄，都讲究良好的比例这说明西方园林设计中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式的，是理性的思维。而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承的思维方式具有不同于西方思维的特点，中国传统哲学是倾向于整体考察的辩证思维，这种辩证思维强调整体关照、系统把握、有机联系、动态平衡与天人合一。例如中国园林设计中随处可见的那种满足于模糊的混沌，在审美上不想触动原始地貌，体现一种“与世无争”的“归田退隐”生活。由于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园林设计的思维方式体现出一种对现象的直观体验，以及对“境界”的追寻。

3、园林美学意境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境是最引人注目的命题之一，而意境在中国园林、特别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得到了独特的体现。中国园林追求诗的意蕴，体现画的境界，处处表现出一种诗情画意。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做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中国园林中的诗文、楹联、题刻等拓宽了园林的意境，使人们产生了无尽的遐想。如苏州拙政园中的“与谁同坐轩”、“雪香云蔚亭”、“远香堂”等;而造园家又惯常使用画画的笔法，以有限的笔墨塑造无限的意境。如疏能跑马，密不藏针体现略成小筑，足征大观，虽由人作，宛白天开这样一种“境生于象外”的艺术境界，使人们在有限的园林中领略无限的空间，可谓“城市山林，壶中天地，人世之外别开幻境”。

而西方园林则是通过园林的大面积，加上透视，从而体现所要求的意境。如意大利园林是通过创造第三自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国17世纪规则式园林是运用平面上强烈的轴线、平静宽大的水面、对称的花坛、动人而富含寓意的雕塑等来完成它的“伟大风格”;英国18世纪风景式园林则是充分利用风景画理论，创造出适应当地自然气候和政治需要的作品。

4、造园构景手法

中西园林设计尽管运用相似的造园要素：山、水、植物、建筑等，但在造园构景中却有较大的相异之处。西方园林设计中，对山石的运用局限性较大，大部分用作雕塑的材料，也有岩石园、洞穴和假山的出现。在古罗马花园，还时常出现石块构成的水槽、台阶、花瓶、水池和喷泉等;对水的运用十分重视，意大利花园中流动的水，法国花园平静宽阔的水镜，英国花园中宛如溪流、湖泊的水体;植物也构成了西方园林设计的一个重大要素：古罗马的绿色雕刻，法国花园的各种花坛建筑在西方园林中从来都是构图的中心，花园是为建筑服务的，园林是建筑和自然之间的过渡，花园设计的原则要服从建筑设计的大局。

而在中国园林设计中，对山石的运用极为重视，三神山的设计是中国皇家园林一直沿用的传统，假山石的设计更是占有重要的地位，江南私家园林中，绝大多数有着脍炙人口的假山设计，如苏州网狮园、拙政园等，可谓“一石可代万重山”;中国园林中的理水，是一种以少胜多的典范，水在中国园林中绝不可没有，大部分情况下，还起着园林的构图中心的作用，如北京的颐和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等;中国园林中，也非常讲究植物设计，正所谓“一年四季皆有景，一天四时观景变”。不仅闻香、观花、听声等，同时赋予植物以生命，拟人化意境的设计随处可见;建筑在中国园林设计中起着画龙点睛、空间转换、供人小驻等作用，尽管中国园林中建筑的比例较大，但是始终不占主导地位，这是由于中国自古就有前宅后院的习俗，园林只是人们休息、娱乐、读书、吟诗的场所，它不是建筑与自然之间的过渡，而是自然的缩影和提炼，是出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直接展现。

面对今天的景观设计，我们应冷静地思考，采取什么样的园林风格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每一种园林风格，都有自己的设计原则和构景手法，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要审时度势，要因地制宜。不论采用的是什么方法，设计的作品都应是适于人们生活的人居环境，是一处造在人间的天堂。口

参考文献

[1]陈志华，外国造园艺术 台北：明文书局，1990

[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收稿日期2003-07-13

中西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游记》 《格列佛游记》 讽刺艺术

《西游记》是中国明代作家吴承恩创作的长篇小说，题材、形象塑造及审美情趣等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格列佛游记》是18世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代表作，小说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的种种腐败事迹。两部作品在时代背景、文化风俗和地理位置都不相同，但在一些写作手法和艺术构造上却有着相似之处，代表着中西方文学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中西文化的一致性。

一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的艺术特征

1 《西游记》的艺术特征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西游记》中的人物都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既有魔气仙气又有人气，这些都是一体的。其次，故事情节的巧妙性，小说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都通过一个个尖锐的矛盾构成，同时又彰显人物性格，尤其在故事情节中，作者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故事情节对当时封建社会中人人敬畏的天庭、地府及庞大的官僚机构予以了讽刺幽默，让读者在欣赏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时，也会反思当时的社会。

2 《格列佛游记》的艺术特征

《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国王虽然只比他的臣民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自命为头顶天的宇宙统治者，以自身无常的喜怒决定老百姓的命运;而大臣们只要凭借高超的跳绳技巧就可获得国王的宠爱或重要官职，作者借用这种愚蠢的选拔官员方式讽刺了英国统治者的昏庸、朝廷官员的无德无才和英国教会的虚伪，以及当时由教会因无谓的冲突而发生的种种无谓的战争。可以说，小人国实质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二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的比较

1 相同之处

两部小说都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都对宗教进行了嘲弄与讽刺，都是通过描述荒诞的异族异国讽刺社会现实。例如，在《西游记》中，作者尽情地嘲弄和讽刺了当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唐太宗明明已经到了知人事听天命的年龄了，可魏征为了让帝王多活数年，就利用和当时地府判官“八拜之交”的交情私自篡改了生死薄，从而使唐太宗回到阳世并延年二十余载。此外，《西游记》中的人间帝王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几乎都沉迷女色或者崇信道教，找不到一个称职的皇帝。再如，在第九十八回，唐僧四人一路降妖除魔、历经种种苦难，终于抵达西天看见佛祖，他们一心希望能早日求得真经回去交付唐太宗，却因阿傩、伽叶想要获得报酬而遭到了阻碍：阿傩、伽叶一再强调如果不给他们报酬，就不将经文传授给唐僧师徒。唐僧虽觉得二人无理，却想着师徒四人已经历了多种磨难，没必要因为这等小事而功亏一篑，最终忍痛将紫金钵盂送给二人，才得到经文。从阿傩、伽叶二人的行为可以看出，这正是当时私自受贿的典型反映，由此折射了封建社会帝王和官僚贪婪昏庸的姿态他们运用自身势力迫害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师徒四人在取经路途中遇到的种种事迹都是对当时封建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说，《西游记》中所描绘的天上人间，对现实的揭露和对统治者的讽刺十分生动有力。在小说中，没有一片干净的乐土。作为封建社会庄重和威严的代表，天庭和阴曹地府本应被民间百姓和达官贵人所敬畏，但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却只有官官相护的腐败，和贪赃行贿等典型黑暗现实。

在《格列佛游记》中，作者所描述的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马国，象征的是18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社会，其中充满着各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通过国王和下属臣民之间的互动可看出当时的人类本性：小人国国王只比他的臣民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把自己称为宇宙的统治者;一些无才无德的大臣们想在朝廷内获得一席之位，主要是通过高超的跳绳技巧获得国王的宠爱。小说中的财务部长选任极其讽刺搞笑，国王举办了一个跳绳比赛，如果想担任财务部长，只需在跳绳过程中翻跟斗谁能让国王开怀大笑，谁就能胜任此职位。从这种荒诞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想通过这个可笑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英国社会乱象。又如，格列佛在向大人国国王介绍英国历史和制度时，大人国所表现的态度是英国到处充满了贪婪、黑暗以及残暴。作者利用国王的话语，全面讽刺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此外，作者还在小说的第三个部分将讽刺之箭射向了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作者认为，这些所谓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沉迷于幻想，脱离现实生活，他们研究出的事物稀奇古怪，没有一点意义可言;他们只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通过欺骗人民而牟取暴利。主人公格列佛在慧驷国的遭遇是小说最为突出的一部分。在慧驷国，人们被马统治着，“耶胡”是慧驷国人名的称呼，“耶胡”的仇恨胜过他们仇恨任何别的动物。在这里，作者把矛头转向整个人类，意图说明，人类为了食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改变自身性格、变得懦弱下贱。小说最后，也是作者对人类的反省和重新审视，他悲观于不断堕落的人类道德情感，内心散发出深切的失望和悲观，也正是因为这种消极心理，让作者深深厌恶同类。

在《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两部作品中，都对当时的宗教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其中，宗教色彩在《西游记》中更为浓重，文中处处可见对宗教的讽刺。例如，小说中的很多章节，如五庄观偷吃人参果遇难、车迟国斗法，斥责的是道教和妖术的可笑，作者把道士描写成尖酸狡诈、小肚鸡肠、贼眉鼠眼的反面形象。在“车迟国斗法”一章中，鹿力、虎力和羊力来到车迟国后，不但被国王尊称为国师，还允许他们在全国传播道教，把众佛教徒驱赶至道家做苦力。大部分佛教徒被残害致死，唐僧师徒抵达车迟国后亲眼看见佛教教徒被官兵暴力虐打，悟空在了解了事情详细之后，立刻和唐僧三人前往车迟国降妖，最终妖怪现出原形，被打的落荒而逃。作者之所以会以车迟国为例，是因为在小说的社会背景下，即明朝时明世宗十分痴迷道教，给予朝廷内的道士高官俸禄，这些描写都具有当时真实社会的影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一定程度上，控诉了当时无情的黑暗社会现实。而在《格列佛游记》中，作品的主要矛盾点则在于教会、新教和天主教这两个当时分歧最大的教派，这也是当时英国教会频发矛盾的两个组织。在作者看来，当时英国社会内斗外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意义的争论导致的。可以说，当时英国的现象和小人国的争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通过对《格列佛游记》和《西游记》对比可知，中国文学艺术特征注重描绘自然现象及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愿望，整个故事的核心为事件，而人物的刻画会跟随故事的实际发展。西方文学特征则为善于折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神的形象和性格日趋人格化，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如果说，中国文学是历史化的变形而成为后人世代敬仰的道德楷模，那么西方文学则是人所向往的美之理想。此外，中国因传统文化影响造成了轻个体自我、重群体关系的文化心态，个人在中国文学中不可避免地承担着由社会界定的具体功能角色，只有在他人的整体背景下，个人才是相对完整的个体。反之，西方文化恰好是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存在价值，基本以个人为中心，尤其在文学艺术形式上，惯性地用个人英雄为主的叙事模式。此外，中国文学在叙事方面还惯用类型化，能夸张渲染突出人物思想性格，促使人物形成一种鲜明的性格倾向，有利于在作品中作为矛盾冲突推动故事进程。而西方除了塑造人物之外，还善于通过人物类比当时社会真实境况，反映出作品强烈的写实性，进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2 不同之处

从叙事角度及善恶观念分析，《格利佛游记》为第一人称，而《西游记》是第三人称，《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是作者大力歌颂的正面人物，其形象在不断地和妖魔鬼怪的斗争中逐渐成熟、充实、完善。作品着重通过描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如何降妖伏怪，展示悟空的性格，突出悟空的智慧。而《格列佛游记》中的情节虽然离奇，但作品的主人公格列佛主要扮演的是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的角色，他不是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叙述者在整个大的反讽语境中不仅仅是反讽的工具，自己也往往难免成为反讽的对象。此外，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抑恶扬善”、“彰善瘅恶”，“善”被放在非常重要、非常崇高的地位，而“恶”则完全不能与善相提并论，“恶”是需要完全否定和抛弃的，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恶”在西方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西方文化讲的是善恶二元论，一个克服不了一个，而且善和恶是辩证的，不仅对立还能转化。

从小说体裁上来看，《格列佛游记》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里面却构造了像教科书一般的世界，历史、地理和文明都存在的世界，整部小说作品都是站在英国现实社会情况的基础上加以构造的，小说中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里会触碰到的领域，如医药、数学、物理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物形象，使其更具有真切感，以至于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会自我代入联想，以为作者所构造的人物都是真实鲜活的个体。由此体现出作者高水平的艺术手法。而吴承恩《西游记》中各种牛鬼蛇神的出现则是小说中最特别的主体，为小说增添了奇幻感。《西游记》虽然是一部古典神魔小说，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在艺术上，《西游记》始终坚持真与幻之间的统一，作者将自己对现实世界所想全部幻化成一个个人物，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刻画人物，缩短了传统人类、神灵和物质之间的距离。比如，小说塑造的孙悟空，他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不屈不挠、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代表了作者对这个社会的理想，即手持金箍棒横扫一众恶势力和妖魔。虽然这是一种极度的个人英雄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英雄是当时人民心中的保卫者;而英雄在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在，则是社会中恶势力的象征，他们凶残贪婪的特点也是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象征。

三 结语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西方文学史上都有极其高的地位，吴承恩和斯威特都以讽刺的艺术手法来抨击当时封建社会的现状，里面塑造的人物和场景也是作者的理想。虽然这两部作品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经历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是相同的;作品语言风格婉而多讽，威而能谐;艺术构造，虚实结合，恰到好处;都把当时的社会场景用讽刺夸张象征等手法展现了出来。中西方的文学特征在这两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D046，课题名称：新媒体视野中的西方网络文学生态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艳娥：《〈西游记〉与〈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之比较》，《文教资料》，2009年第11期。

[2] 朱岚：《中西方文学艺术美之比较》，《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3] 罗志祥、陈吕芳：《中西方文学意象刍议》，《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4] 李乐平：《闻一多的诗学追求：中西艺术结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 吴家荣：《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贡献之我见兼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学术界》，2013年第4期。

(邹晓伟，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讲师)

中西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差异

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都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源自于先秦音乐，而西方音乐源自于古希腊音乐。因为两者在地域、审美以及政治等方面存在区别，导致其发展轨迹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并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的美学思想。基于此，文章对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

这种分析将有利于中西方音乐的持续发展。

一、 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文化背景差异

音乐美学思想不是单一的形式下形成的，而是受到了一定因素的影响，如哲学、时代背景以及政治等。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思想而言，时代背景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看作一个整体的影响因素，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其主流思想便以当时朝代的思想、统治者的思想为主，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思想比较注重音乐和政治之间的关联，统治者擅长用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来统治、愚弄人民。之所以孔子推崇的封建礼乐思想能够以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主流思想存在并持续发展，是因为这种思想从本质上实现了封建统治者利益的维护。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是在西方宗教、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自然科学，对西方音乐美学思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对音乐有着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数”是音乐的根本，能够将音乐的基本法则体现出来，从而使人们感受到音乐的和谐美。而且，他还能通过铁匠打铁的声音分辨出各种和谐的音程，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了和谐音程与弦长之间的联系。毕达哥拉斯从数学的角度对音乐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所阐述的单弦乐音与弦长之间的关系为后世音乐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更对西方音乐美学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1]。

二、 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审美追求差异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来说，主要是通过儒家思想中的“和”来进行情感的表达。最先提出“和”思想的人物是孔子，随后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中和”，而道家老子、庄子却认为应该推崇自然、注重平淡，正好与儒家的礼乐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三国时期，阮籍将道家、儒家的音乐思想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在道家所推崇的自然基础上为儒家的礼乐思想进行辩护，并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源自于古希腊的音乐思想，抽象和思辨在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重点强调主客体的对立和矛盾。自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格外注重音乐实践，音乐美学家在进行美学理论的阐述时，会在指定的音乐作品基础上进行分析，对其中存在的音乐审美问题能够进行很好的解决。直到西方现代时期，其音乐美学理论格外注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能够将美学中存在的问题落实到实际的审美和艺术现象中。

三、 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审美心理差异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对音乐的情感比较重视，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在《乐论》中提到“乐出于人情”，说明中国传统音乐实现了理性与感性的融合，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核心，即意境。所谓意境，就是音与意的集合，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突出了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审美心理[2]。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对情理比较重视，即注重情与理的融合，强调模仿与现实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在理性的基础上着重突出现实。对于音乐的美及意义而言，西方大多数的音乐美学理论家都认为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人们能够理性了解和掌握的东西，因此，西方各音乐时期的审美活动基本上都遵循逻辑法则，

都是以理性认识为根本目的而开展的。虽然个别的音乐美学理论家认识到了音乐的特点，也体会到了音乐审美活动与其他活动存在的区别，但是他们却没有明确音乐艺术的体质，缺乏对感性的认知。而且，西方音乐美学理论家还重点强调感性是在理性的基礎上而存在、发展的。由此可见，西方哲学思想给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西方所有音乐的美学思想都推崇理性、忽略感性，这种理论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音乐美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和范围造成了限制，不利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

四、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东西方文化上面的差异。但是，在目前社会中，不管是中国传统音乐，还是西方音乐，在美学思想方面都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并开始互相借鉴，两者已经具备了很多的相似之处，促进了中西方音乐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洁茹.略论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之差异[J].江西社会科学，2013(03)：221-223.

[2]王玲.从和谐谈中西方早期音乐的美学思想[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40-41+46.

作者简介：陈峰(1995)，男，汉，湖南益阳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音乐学。

中西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利玛窦;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影响

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一个歌唱的宗教。在漫长的两千年人类文明史中，音乐与基督教互为载体，相互促进。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又是音乐性极强的宗教，基督教在传道的时候，常常通过赞美诗的形式，将许多深奥、抽象的教义和宗教思想转化为能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方式来传播。西洋音乐传入中国有300多年历史，和明清时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有很大关系。传教士从明朝到清朝在中国发展了教会，同样也把西方文化带入了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冲击。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同时也传入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回的译本。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国史》。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因病卒于北京，终年59岁。1611年，万历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启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1 基督教士于中国的活动

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天津出发来到北京城。次日，他就带领多位神父，带着贡品进入皇宫拜见了明神宗皇帝。当朱翊钧第一次看到那架庞大的击弦古钢琴时，惊叹不已，新奇之余旁迪我神父①演奏古钢琴。神宗皇帝接受这份礼物，并传旨由宫内教坊司派演奏弦乐器的4名太监，他们献给皇帝的礼品有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单上开列的贡品共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对那些宗教圣物，万历皇帝既觉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与母亲慈圣太后。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至此，利玛窦将一直接受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自此以后直至明亡，在宫内的后妃及宗室中，即有不少人入教，并在内廷中设堂礼拜。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带动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1582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立中国内地的第一座教堂。在这所教堂里陈列有西洋乐器，利氏曾写道，当地人“也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1]1673年，葡萄牙籍天主教徐日升传教士任康熙帝的宫廷音乐教师，他撰写的《律吕纂要》第一次以中国文字系统地向中国介绍欧洲音乐的五线谱、音节、节拍、和声等乐理知识。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徐日升②主编的《律吕正义》、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③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④《几何原本》等书籍不仅带给中国先进的科学知识、哲学思想和许多专用词汇。这与康熙帝玄烨的好学是分不开的，之前基督教只允许宫廷贵族人成为教徒，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连下两道谕旨明确表示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百姓中传播教义，中国老百姓也可以成为教徒。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建立教堂成为首要任务。教堂为宣传基督教义提供了便利。无论是礼拜仪式还是弥撒活动，基督教精神贯穿始终。他们对基督教徒进行基督精神的灌输，使他们从精神上对基督教产生崇拜。在基督教教堂活动中，圣歌的集体歌唱形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赞美诗的编创便成为重要环节，因此，建立基督教堂是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的途径。1605年，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听觉习惯，采用传统曲调，配上赞美诗歌，在管风琴的伴奏下请教徒们进行演唱。他们建立了许多教堂，其中有的大教堂还配置了管风琴，更是加强了自身的吸引力。

2 利玛窦对西乐东传的影响

传教士是这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利玛窦是这些传教士的代表。利玛窦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来华传教，1601年到北京觐见明朝万历皇帝，得以在北京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利玛窦以其博学与智慧赢得官僚与文人的欢迎，敲开了明清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大门。

利玛窦不但向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科技，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人文和社会状况，他翻译过《四书》，撰写过《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氏记录了许多中国音乐的情况。比如：“人们(中国人)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的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季节的举行，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2]1605年，利玛窦给罗马马赛利神父记下了初期的传教情况：“有的教友是从南京来的，还唱了三四台弥撒，用大键琴伴奏。”[2]1606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宣武门内购买了地改造成教堂，北京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中心，自他以后，不断有传教士从西方带来西洋乐器，中国人开始有机会接触、了解西方音乐。利玛窦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学;二是传教。他可能主要是带着传教的目的，一方面基督教依赖音乐传教的特殊性，以此来求得传播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那时候有了世界地图，海上航行开始，西方开始进行四处侵略，为传教带来了方便。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东西汇通，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传入是西方文化的强权，同时又推动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那时候我国音乐方面还不成熟，只能是一味地接受，进而慢慢学习，然后再发展新的音乐，那个时候清王朝还处于稳定的时期，国家强大，虽然统治阶级内部也曾发生过满汉之间较大的所谓“三藩之乱”。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又出现过以准噶尔汗噶尔丹勾结俄罗斯企图分裂清帝国的战争。此外，还有在东北边境反对沙俄南侵的边境战争为了扭转这种四海靡靡，等威无辨，奢僭不可止的局面，音乐便成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3]任何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都要考虑到它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总而言之，利玛窦等几位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利玛窦在音乐方面只能说是粗晓音律而已，因为与其有关的书籍中，没有利玛窦讲解音乐和亲自弹奏古钢琴的事情，为宫廷4个太监教授音乐的是庞迪我神父，而且他在大学虽然后来进入艺术系，但当时艺术系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艺术系，学的是逻辑学、数学、物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而且他对朱载育的十二平均律熟视无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不精通音乐理论。不过作为神父，每天处在宗教音乐的氛围中，肯定知晓一些音乐，熟悉乐器。因为他本人不是音乐内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音乐视野，也就不能像在其他学科作出的贡献那么大。但是总而言之，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音乐只是作为一种传教手段而已。但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使者，他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还是作出了他人不及的巨大贡献，在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把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宗教音乐传入中国，把西方最流行的键盘乐器古钢琴传入中国，这些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它们的传入使明代的音乐更加丰富多彩，也使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并认识西方音乐。利玛窦开通的中西方交流的道路上，使他的后来者更便利地传播音乐文化，他功不可没。

3 结语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除了通过“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曾多次传入我国，但是基督教正式在我国传布并产生较大影响是在清末。基督教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的一种文化侵略，但客观上又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中国的文化之窗，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新鲜图景，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新鲜空气与活力。因此，在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背景下，我们应该以開放的姿态、容纳百川的胸怀去审视基督教音乐。尽管基督教音乐是西方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手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客观上它对中国人的积极影响为我们带来了不同于自身文化的西方音乐，又因传教士将中国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起到了中西音乐文化双向交流的媒介作用。自基督教音乐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为中国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对于这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主流而言，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影响是微弱的;相对于中国人民大众来说，基督教音乐的传播和影响仍然局限在少数人的视野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基督教音乐对近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又是音乐性极强的宗教。经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基督教音乐文化以它特殊的形态和内容冲击着我国数千年的传统音乐文化，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东西会通，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传入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强权，一方面又推动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基督教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启了中国的文化之窗，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新鲜图景，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新鲜空气与活力。西方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是中外音乐交流史的一部分，只要有传播就有交流，传教士为我们带来了不同于自身文化的西方音乐，又将中国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起到了中西音乐文化双向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中国音乐文化加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西方音乐的优点、特色，并运用到中国音乐里，注入新鲜的血液，只有中西方音乐相互交融，音乐才能进一步发展。

注释：①旁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字顺阳，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1589年入耶稣会，1600年随利玛窦到北京，旁迪我善音乐，曾为明神宗绘有四大洲地图。著作有《七克大全》《人类原始》《天神魔鬼说》等。

②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葡萄牙人，来华天主教基督会传教士，1673年入北京，宫廷西洋乐师，著有《律吕纂要》。

③徐光启：15621633，明松江(今属上海)人，字子先，号玄扈。万历进士，选庶吉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入天主教，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研讨学问。万历四十年(1612年)充历书纂修官，与传教士熊三拔共同制作天、地盘等观象仪。奉命修正历法，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等推算历法。五年，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卒于任。

④欧几里得：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希腊文：Ευκλειδη?，约公元前330年前275年)，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他活跃于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23年前283年)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他最著名的著作《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的基础，提出五大公设，发展欧几里得几何，被广泛地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欧几里得也写了一些关于透视、圆锥曲线、球面几何学及数论的作品，是几何学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

[1] 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0.

[2] 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M].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523，20.

[3] 王柔.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J].音乐研究，1982(2)：93.

中西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西文化;互文性;外国文学

近年来，诸多研究者及教师试图打破传统阅读教学单篇、零散、孤立的文本教学模式，改变以往知识单向度和碎片化的传递，以形成学习者对知识的整合建构。当前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互文性理论认为，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转化中和，使得文本成为了联系、动态、转变、交叉关系。由此，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文本互读，寻找其中的共性与个性，助力学生建构多层面的知识、获得能力的提升。

文学反映着作者的创作个性、写作意图及隐于背后的文化传统。然而多层面的隔阂使得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于许多高中生具有较大难度，而引入易于把握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中西方文本的比较阅读，则有助于学生穿越历史的隔阂、国家的界限与作者对谈，从而实现对文本及其背后文化的深度把握，获得审美体验与思维能力的提升。本文试以《老人与海》和《愚公移山》的对比阅读为例，谈中西文本比较如何推进高中语文外国文学作品深度阅读。

一、寻找中西文本的共通性理解普世的精神追求、学习有效的写作方法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小说节选入选我国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第一单元及部编版新教材选择性必修课本。《老人与海》在两本教材中对学生解读文本均提出较高要求，期待学生在前面学习的基础上发挥能动性，实践小说阅读的方法，进行自主的深度鉴赏。《愚公移山》来自《列子汤问》，理解难度不大且初中已学，二者比较不仅能让学生更易于读懂《老人与海》，也可能获得对《愚公移山》全新的阅读体验。

《老人与海》和《愚公移山》文本上的共通性较为显著。两部作品都通过高度集中的故事情节，刻画出一位充满勇气且百折不挠的老人形象。他们都勇于对生活中的困难发起挑战，在挑战中不言放弃、拼尽全力，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愚公信念强大，直面困难，无所畏惧;桑迪亚哥身上体现着硬汉的精神：力量、勇气、坚强、达观，即使面对着无法避免的厄运，他始终保持精神的强大，活出生命的尊严。两个形象的相似性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共同价值追求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努力反抗恶劣的自然条件。这展现了人类顽强的毅力、执着的精神，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外国文学作品的时代与生活背景， 学生缺少深入的了解与真切的体验， 但通過中西文本对读，便可能发掘中外相通的情感与价值观。

两篇文章在表现主要人物形象、表达思想主题的手法上亦有相似之处，都采用了衬托的写作手法。反衬的手法运用的效果显著，巨大的困难与弱小的老者对比强烈。桑迪亚哥在这一次出海前已经84天毫无收获，生活困顿不堪;捕鱼中更是不断面临艰巨挑战：巨大的马林鱼、浩瀚的海洋、嗜血的鲨鱼群、贫乏的工具、强烈的疲惫与伤痛。《愚公移山》在开头便以“方七百里，高万仞”尽道王屋、太行两山之大，与愚公这渺小的老者形成巨大反差。两位老人也都面对着人们的不理解。《老人与海》以简短的叙述勾勒出老人的孤独，周遭充满冷嘲热讽，唯一与他亲近的小男孩也受父母限制，不愿老人糟糕的捕鱼运气影响了孩子;《愚公移山》中智叟的反对与嘲笑更衬托愚公精神之难能可贵。困难之巨大、境遇之孤独，更显人物勇者本色。两篇文章也使用了正面衬托手法，相似的次要人物小男孩。《老人与海》中的小男孩曼诺林是唯一对桑迪亚哥不离不弃的人，他崇拜桑迪亚哥，愿跟随老人学习捕鱼的本领，在老人出海时真切地担心他，归来后用心地照顾他;《愚公移山》中有一邻家遗男，“始龀，跳往助之”。两个男孩在文本中的意义是极为相似的，男孩之于老人，意味着老人所代表的精神的感召力量和作者对他们所代表的精神的认同与赞美;而儿童形象也代表着希望与传承，体现着作者的理想与希冀。

《老人与海》与《愚公移山》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写作手法上均有相似之处，体现着中西文化对勇气与信念的共同追求，展示了优秀作品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实用技法。二者的比较阅读促进学生准确而深入地理解文本主旨，也为写作打开思路、奠定基础。

二、探究文本之异把握文本个性、理解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实现深度阅读，还可对读探究文本之异，从而把握文章的个性，进而挖掘文章背后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深植的文化传统。这两部作品在人物动机、故事结局等方面有较大不同，反映着不同文体的特点，也体现着中西方价值观和审美的差异。

桑迪亚哥与愚公有类似的挑战精神，但促使他们发起挑战的动机与向目标迈进的方式却并不相同，这体现着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与心理形态。中国传统重视群体，颂扬舍己为公，克制欲望，一切愿从群体利益出发，是以愚公“聚室而谋”，所谋者是群体的千秋大业;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愚公带领众人不懈努力，无穷匮的子子孙孙更是庞大，更充分体现了合作精神与集体的力量。西方人以个体为本位，重视个体的价值，桑迪亚哥在毫无收获后的第八十五天坚定出海，根本上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恢复往日的风采”，他认为捕鱼不单是为了“养活自己”， 而且是“为了光荣”;捕鱼的过程展现了桑迪亚哥作为个体坚不可摧的力量，他独自与大马林鱼周旋、在大海中漂流、与群鲨搏斗，他说“我非常老迈了，肩膀却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展现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两人皆是英雄，不同的动机与奋斗的方式体现着中西方不尽相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两个故事的结局也截然不同。二者一为神话、一为小说，然皆有寓言性质，作者欲借故事寄寓对人生的思考。借由两个不同的结局思考背后的原因，能让学生活跃思维、探究文化，读得更深。

故事结局的不同首先是文体特点与审美传统决定的。神话是民间文学，是古代人民对天地万物的朴素想象，中国神话在远古先民那里不仅有超现实理论的力量，而且具有礼仪规范和价值规范的效力。在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质朴的价值观中，善有善报，努力付出必将换来圆满結局，因而愚公为改善众人生活，召集人们移山，不惧艰难险阻，唯其胜利方能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当现实很难如愿时，神灵便发挥作用，神话故事以其惩恶扬善的美好结局使人们获得精神力量。《老人与海》则是小说，是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深刻的主旨藏于冰山之下，所叙并非一个劳有所得的简单故事。再者，悲剧美是西方美学的重要内容，西方传统认为悲剧更与崇高和壮美联系，能够给人带来深切的同情感和巨大的震撼力，如朱光潜所说“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因而小说悲剧性的结局更具艺术性，也给人更剧烈的情感体验，引发人们更深入的思索。

文学以感性的方式揭示人的本质与情态。结局的不同体现着海明威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作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对生活本质的理解是悲观的，他笔下的西方现代世界充满着暴力、绝望、失败、死亡，生命中挫折不断，人生的结局是不可抗拒的死亡。但桑迪亚哥徒然的努力不是叫人消沉，而是叫人鼓足勇气，“向死而生”，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在海明威看来，一个人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敌我悬殊的压力下保持风度，败要败得漂亮，而这正表现在这位古巴渔民和大鱼的斗争中。“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便是小说的精神内核。

探究中西文本之异，观其表现更要挖掘掩藏的意图和文化背景。对比《老人与海》与《愚公移山》的相异之处能让学生在文学体裁、审美传统、主题内涵等方面理解更深，也更加可能生发出个性化的认识和独特的观点，实现阅读能力的提升。

中西文本比较以学生较为丰富的中国文学阅读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为前提，从寻找异同点入手，探究同与异背后的内涵与渊源，由此推进对文本、文化、审美的理解，从而实现对外国文本的深度阅读。

参考文献

[1]梅培军，黄伟.互文性阅读的教学形态及其教学价值[J].课程教材教法，2018(11).

[2]何新.论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研究方法[J].学习与探索，1986(3).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4]海明威.永别了武器[M].林疑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附 注

课题：基于互文性理论的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策略(批准号：XMMS20200001)。

作者简介：吴婷莹，女，1992年生，福建宁德人，硕士，二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语文)。

中西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语言教育的水平与一个国家开放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可能远远超出了研究者可以观测的视野范围。这也是在中国探究英语语用水平持续升温的原因所在。“学习一门语言就是培养该门语言的语用能力的过程。”[1]特别是在新课改背景下，英语语用能力培养成为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事实也证明，语言能力强并不代表语用能力就强，二者也不完全成正比。因此，如何深入认识英语语用能力，探讨语用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学中存在的难点，对于研究和确立语用能力教学形态大有裨益。

一、英语语用能力的内涵分析

对于“语用能力”的内涵，学界已研究多年，由于不同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看法不同，对其认识也有所不同。交际能力理论的创始人Hymes认为，语用能力隶属于交际能力，而交际能力包括形式上的可能性、实施手段上的可行性、语境中的适宜性、现实中的实施情况等四部分。形式上的可行性等同于语法能力，体现为语言形式的准确性；其余三部分属于语用能力的范畴，体现为具体情境中语言运用的合适性。

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则把语用能力分为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前者以语法能力为根本，既包含在字词句章中正确使用语法的能力，也包括在科学使用语法的基础上开展英语交际的能力。可见，后者与前者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语用能力最终可以归结为运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

Bachman则认为，语用能力是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施为能力和社交语言能力。施为能力是指交际者了解交际行为并懂得如何实施交际行为的能力；而社交语言能力则是指根据语境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

综合而论，建立在英语语法和英语交际上的英语语用能力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笔者根据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认为：特别是在新课程改革的大环境下，英语语用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基本成为了核心点，应高度重视和研究。鉴于“外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对目标语的实际运用能力，尤其是语用能力”[2]，笔者探讨了语用能力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英语语用能力存在的问题

从英语教学的宏观和微观上看，在新课改指导下，语用能力教学主要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纲与考纲、教学相脱节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英语新课程改革则更加强调了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而在各类中学英语考试，特别是中考、高考的大考中，英语语用能力并未占大比重。这意味着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英语语用能力教学也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诸多中学依然处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困扰下，开展词汇、语法、阅读、写作、听力教学，学生听说读写的工具性应用能力与教纲和实际期待还相差甚远。

2.学习与应用相脱节

首先是语用语言方面存在失误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因说话者没有恰当使用正确的词语，给人产生歧义，常会引起误解。如：

A：Please tell me if we have classes tomorrow morning.

B：OK.I will call you then.

A是想请B告诉他明天是否有课，而B却理解为明天若有课就告诉他。这显然是因错误使用词语而产生的歧义。

（2）因有些词语在汉英两种语言中虽然字面意思相同，但存在细微差异，说话者没弄清差异而导致语用语言方面出现错误。如：

He was born into a doctor home.

Home虽然可以翻译为“家”，但与汉语中的“家”有所不同，home主要是指人们出生或居住的房屋，此处应使用family。

（3）因说话者难以掌握不同场合、对象应使用不同的语言，也会导致一些语用上的错误。如：

（to his close friend）Could you possibly lend ten yuan?

可以看出，说话者此处的语言非常不恰当。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那些不熟悉或德高望重的人，而对于自己的朋友、同学没有必要如此礼貌，容易产生疏远感。

其次是交际方面存在错误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因文化环境不同而产生交际语用错误。如：

一名中国人在他的英国朋友家中做客，英国朋友说“Would you like some tea?”这是英美人在接待客人时常用的客气用语，按照英国的文化语言习惯，如果要来杯茶，应回答“Yes，please.”而这名中国人却习惯于说“Please don’t goto any trouble.”或“Thank you very much.”

根据英国的文化，不管哪种回答都会使主人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交际障碍，也说明中国人在应用英语时还时常受到母语的困扰和影响，在英语交际的过程中应多了解对方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

（2）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交际语用错误。如：

Mrs.Smith，I think you are old，so let me help you with the luggage.

中国人历来具有尊老爱幼的良好品德，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一直认为“老”是“没用”的意思，并且也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这就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了交际上的障碍。

三、加强英语语用能力教学的难点

在面对上述问题时，教师必须认识到，提高英语语用能力是新课改的基本要求，需要全面改革英语语用教学形态。这又要求学界必须正视教学中的个体差异和教学认知造成的教学难点，从而为新课改创造条件。

难点一：个体差异容易造成语用能力不平衡

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差异：一是中学生之间的生理差异。他们由于处于特殊的年龄阶段，拥有相似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对英语的学用基本倾向于或直接模仿、或感性直观体会、或强化记忆语法规则和语言知识点，而对英语语用能力的宏观理解和综合把握缺乏深刻的认识。教师也很难让学生从本质上认识英语的工具性价值和全面学用的方法论体系，从而给英语教学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二是不同民族个体文化的差异。我国民族与西方民族之间的大文化不同，中西文化各有千秋，每名中学生接触的中西文化也各有不同，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学习与实践英语的困难。事实证明，中西文化差异越大，对西方英语文化了解的越少，越容易产生语用能力上的困难。

难点二：教学认知的不同容易造成语用能力悬殊

首先，不同地区、学校、教师对英语语用能力的认知难免有所不同，体现在教学中的教学质量和实际效果就存在明显差异。越是不重视语用能力培养的地区和学校，学生的语言知识水平和交际能力也就越难提高。而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英语教学总体质量难以提高、难以平衡发展。其次，教学计划和课程方案实施不同，学生对英语各层面的知识掌握和应用也就不同，同样会产生语用能力上的悬殊。而一些学校对自身英语教学计划和方案实施的薄弱环节尚处于认识不清中，难以查出问题，对阵下药，解决教学难点问题。

新课程的目标是发展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即要重点培养语言的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3]。而这些难点正阻碍了学生这种综合语言语用能力的全面发展。

四、英语语用能力教学的科学形态研究

在新课改的指导下，根据英语语用教学的内涵，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展教学形态研究，从而部分地解决英语语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1.创设文化教学形态

通过上述探讨可知，文化差异是影响英语交际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同时，在《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明确把“文化意识”作为五大教学目标之一，这充分证明了文化教学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要提高英语语用能力，必须在英语教学中高度重视文化教学形态创设。文化意识的形态主要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四个方面，其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学校应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为师生提供更多的文化交流、学习机会，增进对英语国家及其学生的了解；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读本、课外读物等文化资源，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拓展文化视野、丰富英语文化知识、提高英语语用水平；学生应充满信心，以研究性态度积极参与到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中，不断了解英语语言文化知识，提高识别和应用能力，从而摆脱文化困惑导致的语用问题。

2.创设逼真的语言环境

目前，不管在我国传统的教学形态中，还是在新课改的大环境下，课堂始终是英语教学的主要平台。而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除了在课堂上学好词汇、语法、英语文化等基础知识外，更应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这种实践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综合能力，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创设逼真的语言环境，丰富教学平台，培养学生英语语用的兴趣和能力。同时，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需要逼真的语言环境进行强化和巩固。在英语教学的范畴里，学校可以通过开设英语广播、英语角、英语语音室以及英语远程教育网络等方式创设语言环境，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教师可以通过开展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论坛、英语吧以及英语游戏等形式为学生营造逼真、轻松的语言环境和课堂情境，让学生在生活的形态下学习和应用英语，开展英语交际，提高语用能力；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英语游戏、欣赏英语原声电影等途径开展英语自学，拓宽语用学习途径。

3.创设语用教学评价形态

创设语用教学评价形态是英语教学体系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检验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手段。虽然我国已经处在多年的新课改发展历程中，但英语教学的系统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意味着英语语用教学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评价体系，教学的质量必然要大打折扣。同时，大纲的偏离使英语语用教学误入歧途，语用能力考查受到冷落。因此，必须创设系统的语用教学评价形态，用全面的、科学的、综合的考核与评价机制编织评价网络，规范语用教学的发展方向，创设新课改下英语教学的全新模式，打造英语教学的基础知识和交际能力双重发展的动态机制。

目前，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是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英语新课程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当前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应该大张旗鼓地倡导语用策略。”[4]上述语用平台的创设也只是笔者研究英语语用策略的点滴认识，只能作为抛砖引玉、投石问路的粗浅己见。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改善教学形态，还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致力于英语教学形态研究中，方能取得大突破。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用学和英语学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冉永平.语用学：现象与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高瑞阔.高中英语教师语用教学意识及语用知识现状调查.教学研究，2008（3）.

[4]鲁子问.英语教育动态原则与真实原则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郭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