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中西方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建筑观念的简要阐述和比较,以期从中发现中国建筑设计观念演变过程中的缺失。并通过对当下时代背景的分析,找寻到当代建筑设计的历史定位,以求对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任务进行战略思考。
在当代语境中,何谓现代?何谓传统?在当代一片民族复兴的呼声下,更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寻找到当下的历史定位,才能正确的阐释它们。对西方现当代建筑观念的演变过程的研究,包括在建筑理论方面的学习,并要与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探索和实践总结联系起来考虑,以求对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任务进行战略思考。
中西方建筑的简要发展历程及比较
1.西方建筑设计观念的简要历程
沿着科技发展的脉络,西方建筑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渐进、演变、更替、转换的自我完善过程。工业时代初期,人们也同样陷入了理性与情感的矛盾之中,工艺美术运动因挽回宁静的田园生活而产生,但毕竟违背了历史的潮流而昙花一现。其后,又经历了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等,以建筑艺术为先导的艺术运动,使西方设计观念逐步的与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相融合。20世纪20-30年代,许多独立设计师,在“拯救众生”的价值取向下,提出了自己的设计观念,进行了多样的探索。例如:由格罗皮乌斯创立的“包豪斯”学派就是旨在让设计为社会服务,坚持现代材料运用,现代技术的运用,强调通过建筑外表能够立即了解到建筑结构的必要性,坚持设计上诚实,坦率的原则。他的代表作之一:法古斯工厂大楼,采用玻璃幕墙,突出内部建造结构,消除所有装饰细节。
当时另一位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他丰富多变的作品和充满激情建筑哲学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城市面貌和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从早年的白色系列的别墅建筑、马塞公寓到朗香教堂,从巴黎改建规划到加尔新城,从《走向新建筑》到《模度》,他不断变化的建筑与城市思想始终将他的追随者远远的抛在身后。当然,还有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少就是多”。在他设计的建筑中, 你绝对见不到任何一件附加于建筑之上的多余的东西,没有杂乱的装饰,没有无中生有的变化。没有奇形怪状的摆设品。有的只是轻灵通透的建筑本身和它里外连续流通的空间。“流通空间”在二十世纪初这应该是个很前卫的名词,毫无疑问,这在当时属于创造性的突破。开创了完全与以往的封闭或开敞空间不同的———流动的、贯通的、隔而不离的空间开创了另一种概念。密斯·范·德·罗的贡献在于通过对钢框架结构和玻璃在建筑中应用的探索,发展了一种具有古典式的均衡和极端简洁的风格从而将建筑设计与现代科技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有机建筑“学派的代表赖特,又为我们阐释了人与自然、建筑空间与自然的关系,打破了过去着眼于屋顶、墙和门窗等实体进行设计的观念,为建筑学开辟了新的境界。总之,勇于创新和探索的精神,使得西方建筑观念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这种精神又催生出更为多样丰富的创造。
中国建筑设计观念的简要历程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安定和文化的延续性使建筑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中国古建筑因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而成为世界四大建筑体系之一。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从商周萌芽至盛清成熟,一共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不断的充实和总结,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成就。而当代中国建筑,历经战争、政治运动、西方建筑思想的冲击再到高速变化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历史似乎太过破碎,回顾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建筑在形式上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从建国初期梁思成与华揽洪之争;到80年代城市化进程迅猛袭来,85思潮的反思;再到当代,现代主义、国际主义的风格已经塑造了中国绝大部分追求现代化的城市的面貌,设计师又陷入了“现代”与“传统”的两极对立之争,但这种争论并没有更深层次的推进建筑设计观念的进步。
中西建筑观念历程的比较
对比中西方建筑观念发展历程,西方现当代建筑艺术是在延续的文化背景下,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有其渐进、演变、更替、转换的自我完善过程。有完善的建筑理论体系和实践、探索经验;中国建筑观念的发展,除古代建筑外,现当代建筑艺术由于没有统一的文化价值观,缺乏文化延续性,建筑设计观念始终没有创造性的发展。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建筑理论体系。
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的历史定位及应持有的设计观念
多元文化背景下,在两极化的思维上,很自然的会产生所谓的“第三条路”想法——能不能把两极“结合”起来?中国的近现代化与西方不大一样,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建筑的现代化更是建立在传统建筑的废墟之上,我们的历史文化太过破碎,这就更加剧了情感与现实的矛盾。
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遗产,可惜基于历史原因,对历史传承与理论总结、开拓明显不足。上世纪50年代以来直至文革,中国建筑设计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频繁的批判之后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与理论真空,至今仍然存在有后遗症;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一度与西方建筑在学术沟通上的中断,中国建筑界的许多人,对西方现代建筑的理论与实践,都缺乏全盘而贯通的了解,忽然又面对了所谓“现代建筑已经死亡”的尴尬局面,以及蜂拥而至的20世纪最后20年西方建筑理论领域中虽然驳杂却并不成熟的学派纷呈、莫衷一是的表面繁闹现象,使得中国建筑师,包括有才华的青年一代,一时间变得无所适从。近年来在建筑史学、建设实践方面虽然有可喜的发展,但还不能说对我们的理论建设起到了足够的影响。
当代许多建筑设计师,脱离历史背景,断章取义的复古,只能带来建筑设计观念的倒退,和文化价值取向的衰退。例如:近几年的房地产泡沫,大量楼盘套用概念,模仿形式,这些只是销售策略的一部分,没能真正给大众创造有价值的生存空间,反而造成了及其恶劣的的负面影响。
从经济和科技水平的现状看,中国经济虽位居世界第二,但科技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既无重大基础理论创立、也少有前沿科技的开拓、尖端科技极少,人民生活水准较低。
从当代艺术现状来看,中国传统艺术倍受冲击;文化认同产生困境;传统文化后继乏人;
而大批艺术家转而投入到,当代艺术中,例如: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观念艺术等。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变化、浮躁的时代背景下,“重视传统文化、回归民族主义”这句口号光靠我们曾经对形式风格的追随,就变得太空泛。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融合,并不是民族主义。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不会由个人意志转移,而是由在历史进程中是否有其真正的价值(创造性、先进性)决定。
我想当下中国设计师应该从西方20世纪20—30年代的设计实践中吸取经验,去学习西方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建立人文精神。在他们勇于创新的实践案例中去学习建筑空间的语汇、建筑技术、建筑对人的关怀。回到建筑的本质,立足当下社会的科学、经济、政治、文化现状,融入人文精神,建立自己的设计思想,深入的、具体的做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95年后在国营设计院体系之外开始出现一些个人化、独立的建筑实践。以张永和、刘家琨、董豫赣为代表的一组青年建筑师,通过一系列工作,包括通过媒体积极传播建筑理念,形成了一种新文化气候。
张永和出生在北京,对于四合院、胡同、老北京的城市空间有着自然的亲近感。张永和曾说起,当时设计公社时,正值北京房地产起飞之际,建筑风格紧跟欧美脚步,缺乏自己的语言,他要将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从其拥挤的城市空间移植到古朴的大自然中来。然而,把四合院搬到山林间,面对着大自然,建筑再采取一种闭合的姿态显然就不那么合适了,于是土宅索性和山壁合抱,形成半自然半人工的庭院围合。围塑起来的中庭,柔和地淡化了自然与人造建筑间的分际。
土宅位于长城脚下公社12个别墅的制高点,墙体为中国西部常见的夯土墙,在中国是相传已久的建筑形式之一,力图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而且隔热隔音的功效使房屋冬暖夏凉。粗糙的墙面不加任何修饰,在室内陈设和装饰上也尽量做到简单和自然:凹凸不平的青砖,原木的横梁,甚至不得不用到的混凝土的材料也未加任何处理。在这里,张永和对传统的理解表露无疑,他从另一个层面上给我们阐释了建筑和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契合。
刘家琨出生在成都,他设计的胡慧姗纪念馆以灾区最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为原型,面积,体量,形态均近似于帐篷,外部红砖铺地,墙面采用民间最常用的抹灰砂浆,内部为女孩生前喜欢的粉红色,墙上布满女孩短促一生的遗物:照片,书包,笔记本,乳牙,脐带……,她的一生没来得及给社会留下多少痕迹,她不是名人,只是个普通女孩,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里的纪念内容没有悲壮热烈和宏大喧嚣,只是关于一个花季少女的追忆。从一个圆形天窗撒进的光线,使这个小小空间纯洁而娇艳——这个纪念馆,是为一个普通的女孩,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刘家琨提出的建筑策略是“处理现实”。相对于在发达国家已成为经典语言的“高技”手法,“低技”的理念面对现实。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的历史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扬长避短,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足的智慧含量,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质量,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由此探寻一条适用于经济落后但文明深厚的国家或地区的建筑策略。
董豫赣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他的理论著作多过建筑实践,在他的清水会馆设计用中融入了对中国园林的确情有独钟,从此中汲取的养分,最朴实的材料和形式,追求丰富而有意境。
他们按照“常规”直接设计建筑,而不是宏大空洞的意识形态象征主义。踏实的去探寻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和建筑语言。这些尝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建筑的希望。
总结
勒.柯布西耶说:“建筑被传统的桎梏束缚着,风格只是一种谎言”。传统不是抽象的概念和固定的形象模式,而是需要很多人花大力气去深入、具体地阐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定位:从古代传统建筑到当代建筑,中间存在近一个世纪的断裂,而对传统的阐释,如果脱离历史性分析,往往会导致建筑师纯个人喜好的形式游戏。空洞的口号和一味的形式化追求,都无法帮我们实现,具有本土文化的创造性理念。只有找到历史定位、回归建筑本质,才能既借鉴西方建筑师勇于创新、注重人文化的精神,又关照到了本土文化。建筑基本上是人类文献中最伟大的记录,也是时代,地域和人的最忠实的记录。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师肩负着时代的重任。
(作者单位: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
中西方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论述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质和价值取向,剖析中西方体育文化融合下现代大学体育呈现出的体育文化异化、博弈与融汇互补、中国传统体育项目面临生存焦虑等现象,提出基于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国大学体育发展的思路.指出革新武术教学注重武德教育、武术技击性和攻防自卫的实用性;将太极拳同质异构新形态运动项目柔力球引入大学体育;大学体育倡导红色体育文化,忆苦思甜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增进文化自信等弘扬中国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现代大学体育;中西方体育文化;博弈与融汇互补;发展思路
体育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特殊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文化的最典范代表,它与西方体育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发展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虽然两者发源同宗,但因其文化思想、表现形式、价值观念、追求目标等差别,成为世界體育文化的两朵奇葩.体育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缩影,其运动表征的背后凸显着特定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伦理道德和以人为本,追求养心健体和道德培养的价值观,漠视争夺淡化竞争.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个体本位思想,追求挑战人类极限,好身体外在表现,少内心修炼,注重竞争与夺标.两种文化都是人类优秀文化,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博弈与融汇互补.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体育文化强势流入中国,中国本土传统体育项目受到冲击,大学体育基本被西方体育项目压倒性占据,本土传统体育项目被挤为边缘角色,随着中国步入新时代,如何客观的认识和理解中西方体育文化,如何对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传承和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
1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
中西方体育都具有以身体活动为载体的共性,但在其运动形态的发展流变中,却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主导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相和谐,注重身心合一、内外合一、人心一统的整体观,讲求内外双修的道德修为.在中国古代甚是崇尚情感伦理和道德修为,这一思想在体育运动范畴也获得了充分的体现,潜在规约着人们的体育行动和价值观念,调和着体育运动的氛围.儒家“中庸”思想,要求人们在处事上谦逊持重,办事适中圆融,不提倡固执与极端,道家的“处下、无为、不争”思想和孟子的“大丈夫论”对人们的文化养成和处事方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1].所有这些思想观念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体现出以道德伦理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养心健体和道德培养的价值取向和内敛性品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伦理与教化,少竞争意识,注重节奏与神韵,偏倾于含蓄美和体态美,满足于身心愉悦,不刻意追求身体局部的过度发达而损害人体健康,不刻意求取单纯的指标量化以评优劣,注重自然法道,注重人际和谐,倡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从而淡化了体育的竞技性和竞争性[2].
在西方其文明源于古希腊,希腊多山地且不够肥沃,希腊人为了生存与发展靠航海业经营起家,这种受海上凶恶环境影响,发展起来的充满自信与竞争精神的海洋文化,表现出对利益的积极向往.西方文化提倡个人自由,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宰,只有个人得到充分发展时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本位思想影响下,西方人从事体育活动纯属个人爱好,讲究在平等基础上开展竞争,追求开发最大潜能,争夺锦标是其竞技性特质.西方传统哲学讲究天人相对,强调人类征服与超越自然的能力,勇于开拓争做第一,形成了以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为价值取向的体育文化[3].西方人注重体格,盛赞力量,以肌肉健壮为美,强调身体的外部运动,其比赛项目多是以展示体能为主的角力、拳击、摔跤、投掷、跳跃、赛跑等体育项目,同时西方人提倡科学与规范,注重知行分析,体育运动项目均有明确的比赛规则和量化标准,这些都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
2 中西方体育文化融合下的现代大学体育
2.1 呈现出体育文化异化现象
由于形态各异的体育文化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中国大学体育具有张力的同时又不乏保守性和惰性,最终还滋生出重智育轻体育的境况,归因是突出表现大学体育的竞赛成绩和体育活动的集群性参与,看重体育的政治功能,忽视了体育的育人功能,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德育教育并未得到实质性发展.当前中国大学体育从内容、形式、组织体系等方面普遍效仿西方,在形式上披上了西方体育的衣裳,却并未把握其神.如大学运动会当前在中国高校中基本成为传统,但真正理解校运动会的功能和价值的大学生占极少数,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对校运会的重视度和参与激情,具体表现在运动会开幕式体育场全场满员,若非违背学生意愿施行纪律约束,接下来的比赛看台上将是寥无几人,凸显出校运会仅是设置给极少数人的体育赛事,并未激发起全员参与体育运动的后期效应.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大学运动会在政治功能上虽然实现了大学管理阶层的意志,培养了大学生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意识,但是透过现象究其本质,对于大学体育教育工作者来讲,运动会并未达到唤起全员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并未解决体育教育工作者所期望的大学生人人付诸行动进行体育运动的窘境.当前中国大学体育未能像西方国家大学那样,西方国家大学生基本都是积极主动的投身于体育运动大潮且乐此不疲.如英国牛津大学有89个体育俱乐部,牛津大学44个学院的学生都有自己一个或若干个体育俱乐部,学生在业余时间去参与运动,这在牛津大学成为学生每天生活的重要内容.剑桥大学有54个体育俱乐部,每个俱乐部保守估计人数2500人,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参与不同的俱乐部,其中划桨项目是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必然参加的运动项目,31个学院均有划艇俱乐部,每个年级学生分别参加着10个级别的划桨运动[4],这也许就是当前中西方大学体育精神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中国大学体育将中国传统思想人心一统的整体观思维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个人本位主义混淆了,将西方人人富有激情的参与体育实践活动,移植为中国大学生集群性参与围观成看客,并未从根本上激发起学生投身到体育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学生体育参与率低,学生体质明显下滑的原因所在,这一现实问题甚是值得广大教育者深思.
再如中国大学组队参加校外体育比赛,诸多体育项目存在选材困难,通过大海捞针式的选拔挑选出学校“稀有”人才,经过1-3个月短期培训后,成为所谓学校的“精英”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获得成绩校方对参赛学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借力体育竞赛促使在校学生积极投身体育运动中来.反观西方国家大学生体育选材,从优秀的学生群体中选拔更优秀,从更优秀中选出一定数量的精英代表学校参加比赛,目标是在比赛中夺取锦标为校争光,如耶鲁大学有48个体育俱乐部、35个校级运动队,耶鲁大学未开设体育必修课,但85%以上的学生都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和比赛.牛津85个运动队、剑桥有52个运动队、哈佛大学40个运动队,这些学校每年都会开展一系列校内外体育赛事,学生在比赛中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培养顽强拼搏、团队协作精神以及鉴赏力,通过参加比赛丰富自身的课余生活[4],这一现象也是中国大学照抄照搬西方体育文化绘形误神的结果.
2.2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博弈与融汇互补
中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人类体育文化中的两朵奇葩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但具有各自的文化个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注重运动技术的内部结构,更强调身心并育的整体功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如儒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体育不但看重动作技术和注重征服与超越自然的能力,更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西方体育文化在世界名片奥运会的强力推动下,体现出全球性和开放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各民族、不同地域体育文化交汇的结果,尽管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内敛性和排他性,但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开放性的,体现在通过国内外群众体育活动的交流,推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5].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阵地,是文化传播与交流、文化育人的主力军,是中西方体育文化碰撞融合的最佳平台,中西方体育文化在大学得以融汇与互补,可以促使中西方体育文化彼此吸取营养,弥补彼此不足.
2.3 中国传统体育项目面临生存焦虑
鸦片战争后落后的清王朝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尚武重军以力御敌,在此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形态逐步被军事和奥运竞技所主导,出现一路向西的局面,时至今日中国大学体育基本被西方体育项目所占据,中国本土体育项目面临生存焦虑.大学体育课程以球类、健美操、体育舞蹈、游泳、瑜伽等项目备受学生欢迎,本土体育项目武术基本游走于大学体育的边缘.尽管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现今的教育部都曾试图将武术列入学校体育必修课,但事与愿违还是出现了赶鸭式的教者发令学者强应的不尽人意境况.为了引起学生重视,教育专家和武术学者开始强行修剪武术动作,在学校体育推行简化式武术套路教学,除传统武术在学校体育中被简化外,在其申奥的道路上为了迎合西方主导的奥林匹克审美观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武术也被不断地分割和肢解着,突出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武术形态进行竞技化改变,不断修改武术比赛规则,使中国传统武术形态朝着体操式的“高、新、难”方向演变[6],折射出人类严重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危机.
3 基于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国大学体育发展的思路
体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其中分支,具有同传统文化一样的性质,事物的优胜劣汰规律表明,强势文化的壮大和弱势文化的消退是不可避免的.近百年来,西方体育文化以其体育运动的竞技性、规范性、观赏性、组织性、娱乐性等特点取得了强势文化优势,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和影响,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点从中国的学校体育便可直接得到反映,当前中国大学体育基本被西方体育项目所占据,本土传统体育项目面临生存焦虑,如何对本土体育项目加以保护,对其文化进行弘扬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3.1 革新武术教学,注重武德教育,重视武术技击性和攻防自卫的实用性
传统武术要得以发展,首先要让学生明确武术精神和武术文化,没有文化精神充饥的社会是空感的,没有文化思想充实的人类是空洞的,要一改过去武术教学只注重动作传授的授课样态,不但有动作要求更重视武德教育,不再是花拳绣腿,而是重视技击性和攻防自卫的实用性,技术上突出技击实用攻防有用[7],动作简单易学易推广,激发和调动学生上课学、下课练、贯穿于实际应用的积极性,逐步树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武术教学应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公平正义、诚信友善、见义勇为和社会爱心等道德教育.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与和谐社会构建不相吻合的现象,如老人摔倒无人敢扶,遇有社会不良现象却少有正义之人挺身而出.传统武术学习可以改变人的心态,大学生学习武术不仅仅是掌握攻防自卫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武德,武德教化着大学生应具有的责任感和社会公德,学习武术不是为了争强斗狠,武德教育将促使现代大学生如何更好地立身处世和做人做事,实现更好的约束自我和发展自我,体现健身修心和文武俱修,这些正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道德培养的思想.
3.2 将太极拳同质异构新形态运动项目柔力球引入大学体育
中西方体育文化有其个性,同时又具有人类的共性,人类共性使中西方体育文化进行着交流与涵摄.根植于中华民族土壤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獨特的运行轨迹,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受母体文化的影响,同质性异构出新的运动形态,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近年来中国新兴的一项运动——柔力球,柔力球是一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运动项目,其运动以太极思想为精髓,借鉴了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及武术的技术特点,运动中以其太极哲理之奥妙、音乐之韵律、舞美之造型、诗歌之意境影响着练习者的情操与体魄,其人、球、拍三位一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给人以无穷的联想和享受,堪称体育文化创新之典范.柔力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太极文化,同时又融合了西方现代体育元素,该运动已在中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深受国内中老年群体、中年群体的喜爱,现已在德国、俄罗斯、日本、匈牙利等近30个国家得到传播和发展,当前已被北京体育大学、西安体育学院等体育类专业院校列入专修或普修课程,2017年柔力球被正式列为中国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当前柔力球正逐步被引入大、中、小学体育课堂,吸引着广大学生们的眼球.柔力球舞出了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展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大学体育课程引入柔力球项目,对于传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与自信具有积极意义.
3.3 大学体育倡导红色体育文化,忆苦思甜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增进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红色文化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充分传承、创新和发掘红色资源的体育特质,阐释其赋予的精神价值,提炼其教育功能,将红色体育文化作为高校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现途径.红色体育文化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以其充满激励和引领时代风尚的精神内核,很好的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取得胜利和砥砺前行最深刻的记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陈先达教授指出,文化自信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口号,而是基于中华民族苦难和奋斗史的文化自觉与自豪,是中华民族寻找伟大复兴之路的文化史展示,是一种热爱自身民族文化又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8].红色体育文化的发展,正是基于海纳百川的中西方文化包容精神而发展快速,它取材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和生活,吸纳了西方体育项目特点,创设出不仅具有时代印记又符合现代体育活动与比赛的独特模式,如抢收南瓜赛、抬担架比赛、独轮车比赛、单腿比赛、手雷掷远等红色体育项目.红色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和生活方式,充当着体育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目的在于传承文化、增进身心健康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体育文化以其传承产品的创新性,不同于一般载体的革命性、导向性、教育性、涌现性、凝聚性和激励性,展现出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优势.大学作为文化和人才资源争夺高地,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使命,大学体育传承创新红色体育文化,有利于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在中国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重塑“求真育人”大学精神,有利于忆苦思甜促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增进文化自信,推进高校素质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西方体育文化通过交流与融合,使得人类文化体现出全球共享性,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思辨,要善于处理好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文化的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同质化,我们务必要认同自身民族独特的体育文化价值.大学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阵地,大学体育要确保本民族文化特性不被西方主导的体育价值观所西化,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支撑,在不改变民族文化本色的情况下进行传承与创新,同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彰显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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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以对比的视角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促进学生英语实用能力的提高,需要结合高中公共英语目前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在英语教学中应用文化对比教学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策略,促进学生文化素养及英语综合能力的同步提高,为学生將来实现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高职公共英语;文化对比;实施策略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表现在思维与语言层面,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表征,而文化是语言的本质。因此任何语言无不打上其文化背景的烙印。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语言思维的不同,因此教师在进行英语学习时,关注中西方文化差异,掌握英语思维及其语言结构习惯,就成为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学生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明确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汉语语言思维与英语语言思维的差异有更深切的理解,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更好的理解英语语言结构,从而有效提高对文化认知。目前高职公共英语教学存在着“文化失语”现象,虽然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与国际经济一体化逐渐加深的大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认识,但依然问题很多,如只注重英语基础知识技能的传授,忽视文化比较,学生通常以汉语思维来审视与学习英语语言逻辑结构,导致中式英语问题。因此,高职教学应该瞄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方向,以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在对比中加深对英语思维的理解,在促进学生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的同时,增强学生通过英语窗口宣传中华文化传统的能力,为学生实现职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高职公共英语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1重英语文化、轻本国文化
在当前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着重英语文化输入而轻本国文化输入的情形。纵观英语教学课堂,学生所接触到的都是英语国家文化,而对于中国文化的接触相对偏少。例如学生学习的教材多是来自于英美出版物,内容几乎全是西方国家文化内容,而在这些内容学习中,中国文化却很少涉及。尽管获取中国文化的渠道较多,但是学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现象与英语教学的片面引导有密切关系,英语教学中充斥着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介绍,而中国学生很少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公共英语要发挥好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阵地作用,英语课堂教学不仅要了解西方文化,还要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让学生学会利用英语语言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1.2教师需提升自身文化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英语与汉语既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人文性社会背景的产物,因此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渠道也是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比较而实现价值引领的场所,这也对教师的文化素养,中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情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教师文化素质的不高严重影响了其对学生的引导,影响了中西方文化的渗透教育效果的提高。其主要原因是教师的文化知识不能胜任文化比较教学,对于中西方文化习俗及习惯了解甚少,其中的文化信息来自于零碎的道听途说,并且很大程度上会接受相关错误文化信息与偏见。此外,教师缺乏系统的文化学习与整合也是造成其文化素质较低的重要原因。
1.3文化渗透方式与评价单一
目前高职英语教学存在着教学模式相对滞后的问题,重知识技能培养而忽视文化渗透的高职英语教学很难使学生受到文化的熏染,文化失语也往往使英语教学单调乏味。教学中词汇的讲解、阅读的解析等知识技能方面内容充斥课堂,学生缺少文化学习的机会,文化素养难以提升。评价是高职英语教学的重要环节,目前的终结性评价形式成为英语教学重要评价手段,着重于对学生知识技能的评价,对文化比较教学的评价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方式,导致学生对文化比较的忽视,也必然阻碍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2.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应用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作用
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实施中西方文化对比的方式,可以促进学生以文化的视角了解二者的差异性。进而了解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性,了解中华文化传统产生的历史土壤及其传承的必要性,同时,对西方文化价值观进行客观思考与对待,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化价值的区别。通过二者的对比,使学生了解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性,以及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对处理事物的方法的差异。通过二者的对比,了解中西方语言结构的差异性,了解中式表达与英语表达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比较是一种寻找逻辑关系的过程,也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学生可以快捷地分析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加速知识的内化与应用,提高对文化的敏感度,促进学生对语言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学生掌握了比较的方法,才能形成英语思维模式,在学习过程中善于以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语言,对比语言,可以实现对语言知识的有效巩固与内化。
3.中西方文化比较视角下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途径
我国高职英语教育要是紧密结合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国际交流更趋频繁的实际,针对对跨文化交际人才需求量日趋提高的形势,实现对英语教学的改革与创新,这是时代对高职英语教学提出的更高要求,高职英语教育必须直面现实需求,致力公共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的完善与优化,探索中西方比较视角下的高职英语教学有效实施途径。
3.1确立比较目标,注重能力培养
英语教学中文化渗透的必要性是得到教师们认可的教学理念。在文化渗透理念下,高职英语教学形成了文化渗透教学模式与氛围。高职公共英语课程需要重视文化渗透,同时注重学生语言技能和中西方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公共英语课程作为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科,虽然他们接触英语十几年,但是由于长期学习成绩不优秀,有的学生屡受学习的挫折,有许多学生不善于开口说英语,这与他们英语基础薄弱而缺乏学习自信有关。假若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以灌输英语知识为主,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学生必然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学习动机得不到有效激发,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无从得以培养。作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不仅是考级,更重要的是为将来踏入职业岗位奠定坚定的英语基础,因为这是国际经济日益融合而对学生提出的重要素质要求。只有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才会在职业岗位上运用自如,才能熟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效实现沟通与交流,促进职业规划的实现与职业能力的发展。
3.2精选学习内容,中西文化并重
教师要根据社会岗位对学生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的要求,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对于现行的英语教材内容进行整合,根据需要对教材的顺序进行重新排列甚至编排,对部分教材内容进行补充或删减。在单元教学时间的安排上,可以根据需要采取机动课时方式,为学生提供探究交流的机会,引导学生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全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的英语教材多以西方文化的引入为主,教师要选择与之对应的中国文化内容,让学生进行比较学习,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对汉语文化的认知,接受中华文化传统教育,提高传承能力,为用英语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打好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与西方文化的对比,可以让学生了解英语语言产生的文化背景,提高学生文化敏感性与分析能力。
3.3优化教学过程,注重文化比较
传统讲解灌输式教学模式,把学生置入被动学习状态,教师忽视文化的渗透。如教师在教学时只注重某个英语单词在特定背景下的内涵,而没有引导学生了解其内在的文化背景,缺乏文化元素融入的高職英语教学学生很难对知识产生深刻印象,更关键是学生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而在应用时常常会出现各种错误,教师要通过文化的渗透让学生认识到,英语词汇如果按汉语思维去排列应用,可能会出现文化冲突。这就需要教师改革教学方式,强化文化渗透。如在教学时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学生在具体的情情境中可以设身处地地体验英语情境与语境,体味蕴含在英语中的文化内涵,体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譬如在词汇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查询相关文化背景下的各种用法与含义,并通过与汉语言的比较,形成英语思维能力,将词汇融入情境,加深学生理解。
3.4发挥评价引领作用,语言技能与文化渗透并重
教学评价对于学生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对于语言技能的评价可采取终结性评价方式,对学生语言技能的掌握情况进行测试量化,以促进学生对知识学习过程的完善与优化。但是对于文化的评价,很难利用终结性测试的方式进行量化,因为文化具有主观性及复杂性,给量化评价造成了一定困难,这也成为教师不乐于进行文化比较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教学中实施过程性评价可以很好的解决文化评价存在的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课前导入、教学过程、课后学生作业及日常观察,为学生评分,同时也参考学生小组及学生个人的评分,使评价更具客观公正性,通过评价对学生的学习发挥导向性作用,引导学生把语言技能的学习与文化对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3.5根据学生需求,编选相应教材
重语言技能的训练而轻文化比较教学,是传统公共英语教材的特点。教师在教学时只能以词汇及相应语法为文化对比教学的切入点,这样的文化对比教学相对零散,对于学生形成系统的文化对比知识体系不能发挥有力作用。因此,教师要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视角出发,根据学生需求编选文化比较英语教材。或者对现有教材进行重编或排序,突出文化对比内容,使学生通过基于文化比较的教材,拓展文化视野,增强用英语宣传中国文化的能力。
3.6强化英语教研,提高业务水平
高职公共英语文化对比教学,对于教师的文化素养与渗透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英语教师要通过各种教学教研活动,提高自身教学水平,通过专题讲座、网络平台、进修研修等活动,提升自身文化素养,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融入文化元素。教师在讲解与传输西方语言文化的基础上,还要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研究性学习与探讨,真正使自己“学贯中西”,才能在教学中左右逢源,有效进行文化比较教学。
4.结语
高职英语教学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渠道,也是学生认识中西文化与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高职英语教学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通过英语教学过程的文化比较,对学生实现正确的文化价值引领,促进学生对外宣传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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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夏春梅.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西部素质教育.2016(13)
作者简介
祁慰(1976.08-),湖南益阳人,汉族,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文化对比,高职英语研究
中西方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由于生活环境,历史背景,传统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社会规范的不同,中西方的酒文化呈现出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差异。本文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了解中西方之间酒文化的差异,有助于人们成功的进行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差异;中国;西方;酒文化
1.引言
酒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饮品之一,它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东方亚洲的中国和西方欧洲的希腊几乎同时产生了酒这种的饮品。只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酒,而不同的酒又渗透出不同的酒文化。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品酒的角度有所不同,也就延伸出中西方酒文化的种种不同。
2.酒文化的起源不同
关于中国酒文化的起源有着各种的传说,大致有以下几种:猿猴造酒说、仪狄造酒说、杜康造酒说,上天造酒说。但明间更多的是是倾向于“杜康造酒说”,相传杜康是个放牧人,于放牧时不小心丢失装有小米粥的竹筒,半月后失而复得,他意外发现小米粥发酵而成为醇香扑鼻的琼浆。于是杜康停止放牧,创酒坊,酿美酒,开酒肆,名扬天下,从此,杜康也成为酒的代名词。
西方关于酒的起源也有很多种说法,古埃及认为酒是由死者的庇护神奥里西斯发明的,希腊则认为酒是由酒神狄奥尼索斯带到人间来的。在这些传说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酒神造酒”说。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神,相传是众神之父宙斯与底比斯公主塞密莉所生,由女神伊诺及山林众仙女们抚养长大,流浪于小亚细亚色雷斯和希腊,到处传授种植葡萄和酿酒技术,酒便逐渐在欧洲大陆盛行起来。
3.酒的种类不同
在中国的诸多酒种中,白酒历史悠久、工艺成熟、至今为止仍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蒸馏酒。虽然历史最长的当属黄酒,但最能代表中国酒的莫过于白酒了,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中国的酒文化就是白酒文化。中国五谷类粮食产量大、品种多,粮食在满足了人们食用的功能,还有剩余,这为粮食酿酒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中国的酒大多都是由粮食制成。
在西方,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境内遍布群山和岛屿,土壤相对贫瘠,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不利于粮食作物生长,谷类作物产量低,仅能满足食用,很难有富余的用来酿酒。而更喜欢沙砾土壤的葡萄,以其耐旱性和对地中海式气候的适应性而在希腊广泛种植,因此西方人们用葡萄制酒,葡萄酒满足了西方人对酒类的需求。西方的酒种主要是主要指的是以葡萄为原料酿造的香槟、白兰地等酒。
4.饮酒器具不同
中国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文明。中国酒器以外形优美,装饰华丽著称。而且中国酒器大多都是成套出现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器中的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礼器一应俱全,就像现在的茶具一样。后来的漆器、瓷器上面的花纹也是十分美丽动人。另外还有一些很奇特的酒器,如:夜光杯、倒流壶、鸳鸯转香壶、九龙公道壶、渎山大玉海等等。在现代,中国大多数家庭使用的酒具都是瓷器或者是西洋酒器。
西方的酒器大多数是玻璃制品,讲究透明,这样才能观察出酒的档次高低。西方酒器轻巧方便,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的家庭所使用。西方人注重喝什么酒用什么酒具。在欧洲,尤其是以美酒和浪漫著称的法国,饮用什么样品类的美酒,配用什么样相应的酒杯。一般一套完整的酒具应包括一直酒樽,一套水杯,一套香槟杯,一套白葡萄酒杯,一套烈性酒酒杯。至今最受欧洲人欢迎的酒杯还是纯净剔透的水晶杯。每一只不同杯口及杯身形状,不同杯壁厚度,不同花饰及不同设计家族的水晶杯,似乎都代表一份美丽的心情。
5.饮酒礼仪不同
从饮酒礼仪上来看,中西方的酒文化有很大差异。仔细琢磨,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中国人饮酒重视的是人,要看和谁喝,要的是饮酒的气氛;西方人饮酒重视的是酒,要看喝什么酒,享受的是酒的美味。
中国的饮酒礼仪体现了对饮酒人的尊重。谁是主人,谁是客人,都有固定的座位,都有固定的敬酒次序。敬酒时要从主人开始敬,主人不敬完,别人是没有资格敬的,如果乱了次序是要受罚的。而敬酒一定是从最尊贵的客人开始敬起,敬酒时酒杯要满,表示的也是对被敬酒人的尊重。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敬酒要主动敬酒,而且讲究的是先干为敬。而行酒令、划拳等饮酒礼仪,也是为了让饮酒人喝的更尽兴而应运而生的。显然,中国酒文化深深的受中国尊卑长幼传统文化的影响,在饮酒过程中把对饮酒人的尊重摆在首要位置。
而西方人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应出对酒的尊重。品鉴葡萄酒要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调动各种感官享受美酒。在品饮顺序上,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先饮年轻的酒再饮较长年份的酒,按照味觉规律的变化,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而对葡萄酒器的选择上,也是围绕着如何让品饮者充分享受葡萄酒的要求来选择的。让香气汇聚杯口的郁金香型高脚杯、让酒体充分舒展开的滗酒器、乃至为掌握葡萄酒温度而为品饮专门设计的温度计,无不体现出西方人对酒的尊重,他们的饮酒礼仪、饮酒文化都是为更好的欣赏美味而制定的。
6.饮酒习俗不同
中国人通常在节日里呼朋唤友,开怀畅饮,在一些地方,如江西民间,春季插完禾苗后,要欢聚饮酒,庆贺丰收时更要饮酒。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庆祝的节日,如春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婚嫁酒俗、丧葬酒俗、生育酒俗、寿辰酒俗等等饮酒习俗。还有好多少数民族的饮酒习惯,如女真族酒宴,幺佬族重阳酒,毛南族,傈僳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在西方,不同的国家又有不同的酒俗。在澳大地亚,只有在下午6时后,才准喝酒。如果在冬天,则要向后延迟一小时,至于新年及节日,饮酒的时间要到11时才能开始。在加拿大,则因地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如魁北克进餐时饮酒是被允许的,但在多伦多,则除却在鸡尾酒会之外,其它场合一律禁止进餐时饮酒。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与密西西比州,只准人们喝无甜味的酒。在瑞典,男子每月只准喝3公斤。保加利亚、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于选举时间,会有个短暂的酒禁,其所以有如此措施,乃为防止选民因酒醉而滋事。在法国,饮酒通常不受限制,所以在周末到深夜,你可以见到许多醉鬼,歪七倒八地躺在路边。饮酒的时间,每天长达19小时。阿拉伯国家在3000年前,就已获得酿酒之道,但是他们现在如要喝酒,除了到地下酒吧之外,别无它法可以过过酒瘾。在印度,喝酒只能在酒市时,始准一尝“杯中物”。在德国,有许多地方,只许居民喝啤酒,其它烈酒均在禁止之列。
7.小结
中国酒文化与西方酒文化各有特色。只有遵守中西方酒文化的异同,才能更好的了解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在与西方民族交往时充分发挥酒在交往中应起的作用,以更好、更快的达到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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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守国.酒文化与艺术精神[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陈藜月(1989—),女,陕西汉中人,现就读于西安外事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
中西方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学生在对西方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人们的生活方式、传统习惯、文学艺术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后,自然会对英语产生更深的理解。所以帮助学生增加对西方英语国家文化的认识,不仅有利于培养他们进行语言文化交流的能力,还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世界意识。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
人类既创造了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创造。文化的差异其实是来源于思维方式物化而产生的差异。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诸多不同,差异也会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中华文化注重抽象,中国人偏重于精神感受,运用到实际的交流当中,往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简单的语言也可以千变万化。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实用价值,表现在生活中态度就显得比较具体,体现在语言文化中常常呈现出以下特点:比如英语注重形合,而汉语更注重意合;西方文化重视逻辑性、偏重理性,而中华文化却以辩证思维为主、更注重悟性。在英语中,为求语法形式的完整,运用各种手法进行连接,使得句子层次分明、组织严密。而汉语则讲究随性而发,语言即使完全被打乱了逻辑,照样可以在经过编排后传达出多种不同的意思。
所以,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的文化差异,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学生了解这些差异,他们才能更好地在交际中转换思维方式。
二、日常交际的差异
在中西方的日常交际中,单从民族性格上来说,就存在着种种不同。我们中国人长期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性格含蓄内敛,秉性谦虚而谨慎,西方人的性格则是直率而张扬的。比如,在日常生活和交际中,西方人往往可以坦率而大方地接受别人的称赞,而我们中国人在对待别人的褒奖时,为了不让人感觉骄傲自大,往往表现得比较谦卑。同样,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跟西方人相处时,为了表现自己的谦让、随和,常常以朋友的意志为首选,在面临选择时把决定权交给对方,并对他们说“I don’t care.”(我随意)。而这样的话,与你相处的朋友会觉得你并不尊重他,你这个人不负责任。
在公共场合,交际的双方为了免生是非,如果说了冒犯对方的话,一般都会向对方说 “对不起”,意思是“我不是有意的,请原谅”。西方人经常把“Excuse me”挂在嘴边,常常是在有不得已的行为前,比如想上洗手间的时候、需要接听电话的时候,意思是告诉朋友:“不好意思,我有不得不去处理的事情,对不起,耽搁一会儿!” 而中国人则往往没有这个习惯,在某些情况下,觉得这都是些令人尴尬的小事,自己私底下做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交代。所以,在很多场合,为了避免这些差异引起误会,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日常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以及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
其实,中西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还有很多,我们也只有接触得越多,才能知道得越多,互相比较,才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
三、风俗习惯以及饮食文化差异
中西方文化除了思维习惯的差异、日常交际中的差异外,还存在着诸多差异。比如风俗习惯上的差异、饮食文化上的差异。
风俗习惯是由社会共同群体所创造的,同样来源于文化。每一个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都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这个地区人群生活中某些行为的群体惯例,这些特殊的组成部分所反映的民族风俗往往通过语言及行为传承。譬如中国的端午节,人们要吃粽子、赛龙舟,而西方的万圣节人们则会进行角色扮演、面具派对等活动。诸如此类的风俗习惯上的 差异还有很多。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还存在着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中国的饮食文化追求的是一种意境,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色、香、味俱全,就是中国饮食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而西方的饮食文化则表现出理性的特点,不追求食物的色、香、味,注重食物中的维生素、蛋白质、热量等。 这些饮食方面的差异,其实都是与人们各自的思维方式以及哲学体系相关的。了解风俗习惯及饮食文化的差异,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审美、思维方式、好恶情趣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互相影响的深入,中国人、西方人的观念都在悄悄地发生转变,两种文化也在不断地融合和创新。在进行初中英语教学时,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提高学生的文化交流的意识和知识水准,将是我们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中西方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船政学堂自创办之日起,就担负着为我国海军培养驾船和造船人才的使命。在办学过程中,其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制定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注重“西学为主、中西合璧”,同时采取“教、学、用”相统一的新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的灵魂是“工匠精神”,其人才培养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以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和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同时要鼓励“请进来、走出去”,培养与国际知识与技能接轨的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关键词 船政学堂;历史溯源;办学特色;因材施教
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宗棠为实现中国海防自强,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船政以集造船、教育为一体的特殊机构承载起特殊的使命并呈现于世人,而船政学堂更是以其独有的办学模式,不仅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中国急需的专业技术优秀人才,也引领了一个时代发展。
一、船政学堂之释及发轫
(一)船政、船政学堂之释
作为一个机构,船政最早出现于明代,隶属于兵部。明代嘉靖年间兵部车驾司编有《船政》一书,记载了嘉靖年间船政典章制度沿革变化以及船的发展状况,是明代船务管理的第一手资料,證实当时官方就把官船的造船规范和监制视为军事管理范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船政隶属工部,机构级别低,与当时的学政、盐政、河政不是一个层次。
当前人们及文献中所论述的“船政文化”,其中的“船政”特指1866年清政府设在福州马尾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全称是“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从遗留的文物中可以看到,船政衙门上方竖匾写的是“总理船政”,刻的公章是“总理船政关防”,船政石制界碑刻的是“船政管界”。总理船政大臣由朝廷委派,官阶一品,有专折奏事权力,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些都说明当时设立的船政是个高规格的专门主理船舶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
但船政的含义远不止此。从左宗棠“设局监造轮船”的初始意图来看,船政机构不光是造船,还有办学和整理水师的任务。从船政实践的结果来看,他的社会影响也已远远超过这三方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船政的内涵深刻而丰富,不是一个简单的船厂、兵工厂或船务局,而是一个有独立处置权的政治经济实体,是一个军事工业和培养海军的基地,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产物,是一个专有名词。
船政衙门管理着船厂、艺局和轮船水师三大系统。其中,船厂又称为“船政厂”或“船局”,是专业的造船厂;“艺局”全称为“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是为培养造船人才而设立的专业学校。
(二)始于左宗棠、成于沈葆桢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了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苦难历程。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关心中国命运的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开始放眼看世界,试图了解并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寻找强国御侮之道,以解救中国于危难。作为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认为“器不良”“技不熟”是主要原因,提出了“师夷”的想法,但他仅停留在“师夷”阶段,而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在“师夷”的基础上,不仅提出“师夷制夷”的主张,还进一步提出“师夷制夷”应该是包括军事在内多方面的,同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培养新式的人才。
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惨败,民族灾难的加剧,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催生了一场由上而下的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臣,左宗棠深受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加之目睹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败于西洋水师,左宗棠意识到“东南大利,在水不在陆”[1]“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造船不可”,“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2]。基于上述背景,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向清政府奏请创办船政,主张在闽设局造船,引进外来科学技术,仿造新式轮船、训练新式水师。这一主张得到了清廷的支持。
正当左宗棠得到清廷设厂建校的授权踌躇满志抓紧筹备之时,新疆捻军与回民起义使得清廷再次感到了时局的危险。为了保住大清江山,收复失地、稳定新疆,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政府调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领湘军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这对于尚未诞生的船政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为了不使这非常之举半途而废,左宗棠一面令德克碑到沪约日意格及参与商订合同的福建补道胡光墉等一同来定约,一面紧锣密鼓地物色接班之人。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与推荐了当时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船政大臣。
1867年7月,沈葆桢正式出任总理船政大臣,开始了他为期9年的船政首任大臣事业。出任船政大臣之后,沈葆桢不仅很好地实施了左宗棠的船政布局和设想,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发扬光大。上任伊始,他就一方面委派日意格、德克碑回国购买设备,并聘请教员,为组建船政学堂的教师做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扩大船厂规模。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船政布局更具规模,1874年终于建成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工厂,其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制造了“万年清”号等15艘舰船。沈葆桢在任期间,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他秉承船政的“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海防之根本在于育人”,扼要地指出学校教育在近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为进一步实现“权操诸我”的目的,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他主张“精益求精、密益求密”,首创了中国近代的留学生教育制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科技人才和海军骨干,至此史学界才有了船政“始于左宗棠,成于沈葆桢”的定论。
二、船政学堂的诞生及使命
当然,左宗棠创办船政的最终目的是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从一开始左宗棠认识到创办近代工业必须培养科技人才,如果创办船政仅仅为了造几条船,则“自造不如雇买”,因此他一再强调,船政的设立“重在学造”,后来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得也十分明确,“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3]。因此,在奏请创办船政的计划中他就提出,“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请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4],于是创办“造就人才之地”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行为。左宗棠在其《船政事宜胪列十条膳具清单》明确提出了一项应办的重要事宜就是创办艺局,包括学习造船和驾驶,“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5]。
在给清廷的《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中,左宗棠再次重申,“夫习造轮船, 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为此,左宗棠还为艺局制订了章程,对船政学堂的学制、培养目标、学生待遇以及考试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
正因为意识到人才对于强国御侮的重要性,船政衙门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在1866年12月23日船政工程全面动工的同时,求是堂艺局(这是船政学堂的官方名称)也同时开局招生。1867年1月6日,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校址最初暂设在福州城内的定光寺、仙塔街,至此,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学堂诞生。随着马尾校舍教学楼与学生宿舍的建成,1867年6月求是堂艺局也迁至马尾,改名为船政学堂,最初学堂仅设前学堂和后学堂两所,后根据实际需要,增设绘事院、艺圃、管轮学堂、练船等。这样前学堂就由制造学堂、绘事院、艺圃三部分组成;后学堂由驾驶学堂、练船、管轮学堂三部分组成,到1897年艺圃分为匠首学堂和艺徒学堂之后,船政学堂一共开办8所学堂。
从1866年创办到1907年停止招生,前后40多年时间,船政学堂开创了中国近代教学先河,其培养出的人才活跃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各领域,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成就了“一部船政史,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辉煌,而这所有的辉煌无不得益于其独一无二的办学特色。
三、船政学堂的办学特色及启示
船政学堂的创办在开当时教育之先河。对于中国传统教育而言,船政学堂是个新鲜的事物,国内毫无可借鉴之法,所引进的西方办学理念及教育模式虽好,可也不能全盘照抄,为了能够更好地应用中国的国情,也为了能够实现“权操诸我”培养起中国自己的新式人才,一个全新而富有创意的教育就此展开,无论从它的办学思想、教育模式,还是其考核管理模式,都充满着传奇与创新魅力。
(一)“离经叛道”的办学理念
船政学堂的创办是为了自立自强,培养自己海军的驾船和造船人才。这点左宗棠在其奏请创办船政的奏折中就已指出“兹设之局,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稗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为此,船政学堂既秉承洋务运动推崇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又不拘泥于封建礼教教化与传统教学理念,冲破传统办学理念的束縛,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制定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人才培养战略,实施“借才异域”,高薪聘教,所有的专业、课程、实践、奖惩都紧紧围绕以培养“能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之人才”而设定,为了追求人才培养的精益求精,船政学堂还放眼世界开创了近代中国留学制度,留学生制度可以说是船政“离经叛道”办学理念的又一体现。在其鼎盛的40多年期间,船政学堂先后4次派遣了110名优秀学子前往欧洲留学,这些学成回国的优秀学子不仅成为了中国近代造船与驾管兵舰的骨干力量,还成为引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西学为主、中西合璧”的课程设置
在“离经叛道”的办学理念指引下,船政学堂既引进西方的先进教学模式,又根据中国自身实际,设置了“西学为主、中西合璧”专业课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式教育模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才培养。
学堂开办伊始,其创办者就大胆冲破传统旧学礼数,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注重“教学用”相统一,根据实际情况铺开了英法并重又互相制衡的教学格局。法国当时全球造船第一,船政衙门前方的校舍就由法国人教授船舰制造,设法文教学的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制造等课程,学习西洋机器和轮船的制造技术,培养适用于轮船设计制造人才,所以称为“前学堂”。船政衙门后面的校舍,就由英国人教授舰船驾驶,设英文教学的天文、地理、管轮、驾驶等课程,故称“后学堂”。这一专业设置,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历史上科举制度,章句小楷,都是传统教学,从来没有把自然科学或者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纳入到教学体系中。前后学堂各专业教学计划分为堂课、舰课或厂课。学堂堂课又分三类:内课、外课、中文课。内课就是在课堂里面上的数理化等,包括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外课就是体育、军训等。文化课主要有中文、法文还有英文。
学堂所有专业均使用外文教材,由外籍教师用外语授课。学习优异的毕业生分别到法国和英国深造。前后两个学堂虽然同属一家,却实行着非常奇特的教学体制,可以说是“一堂两制”。由此一来,实现英法两国相互牵制,以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没有一个外来国家可以独揽中国的船政事务,从而有效防止了日后受制于人的局面。新式课程体系为船政人才的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多元融合”的教育层次
由于办学条件和客观的需要,船政衙门在办学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教育层次。最初创办的前后学堂为了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引入西方教育模式,从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形式、教师教育水平以及学生要求上看,船政学堂实行的是普通高等教育;从其教育的分类来看,其又属于工程类高等教育;但从船政学堂厂校一体办学体制及各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来看,船政学堂的针对性、实操性、职业性极强,可归属于高等职业教育范畴,如船政设立绘事院培养测绘人才;从其某些学堂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来看,也包含中职教育,如为了帮助提高船政厂技术工人的专业技术,船政学堂后来设置的艺圃(后来分为艺徒学堂与匠首学堂)。不仅如此,船政还承担不少的培训教育,因此可以说,船政学堂是一所集高等普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中职教育、成人教育于一体,兼具多元教育层次的新式院校。
(四)“教、学、用”相统一的现代教育教学模式
与以往单纯的书本灌输教育不同,船政学堂开创了“教、学、用”相统一的新式教育教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尤其注重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产校合一”办学体制为这个新式教育模式提供了便利与可能。
船政衙门同时创办船厂与学堂,但既不是厂办学校,也不是校办工厂,更不是厂校联合或合作,那些外籍教员既是教学人员,也是工程师、技术人员,在教学安排上,船政十三厂的各个车间与学堂的专业课程是相互对应的,互为根本、相辅相成。学生既要参加学堂的学习也要参加工厂的劳作,承担相应的生产任务。这种“厂校合一”办学体制,便利了各专业根据各自需要和特点安排实训、实践,检验课堂所学的理论,如前学堂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到船政十三厂劳动,相当于实习;“每门实习课,每天都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学生熟悉车间工作,并逐步培养指挥工人的能力”[6]。设计专业学生毕业前有8个月的实习期,“每天花若干小时在工厂同工人打交道,熟悉细节”,后学堂的堂课在教室里上,舰课到练船学堂的练船上,学习“一个舰长所必须具备的理论和实际知识”的航海术和海战、射击术和指挥。
正是船政学堂这样一个“厂校合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办学体制,使得学生在短短的5年之内,不仅掌握了理论,还增强了职业技能,真正实现学以致用。前学堂的毕业生基本能够独立进行舰船的设计操作,后学堂的毕业生大都能胜任舰船大副、管轮、管驾等职务。1874年,随着洋教员的合约到期陆续回国,船政即“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1875年由船政学员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舰船问世——木壳兵船“艺新”号,“此为船政学堂放手自制之始”[7],“艺新”号轮船被沈葆桢誉为“实中华制船发轫之始”,艺新号建成后,标志着船政开始进入自主造船时期,此后船政建造的18艘船舶绝大多数为船政学生自行设计建造。
100多年前,船政学堂独特办学成就了“一部船政史,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辉煌;100多年后的今天,那闪耀着创办者们卓越战略眼光与胆识的办学特色,不仅依然熠熠生辉,而且对现代职业教育有着不可多得的借鉴与启示。职业教育的灵魂是“工匠精神”,必须强化学生匠人、匠心、匠艺的培养,以实现“德载人生、技行天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多层次教学,因材施教;要努力创新和打造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推进“教、学、用”相统一;实行开放与包容并举,鼓励多层次“请进来、走出去”,融入国际新知识、新技术、新标准,培养与国际知识与技能接轨的新时代工匠。
参 考 文 献
[1][2][4]左宗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C]//张作兴.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輯:卷1[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3-4.
[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38
[5]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C]//张作兴.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卷2[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13.
[6]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362.
[7]裴荫森.南洋监造快艇员生薪水 肯准照支并专案具报折折[C]//张作兴.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卷35[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351.
On Historical Origin of Chuanzheng School and Its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Jiang Bing
Key words Chuanzheng School; Historical Origin;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 student aptitude based teaching
Author Jiang B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ujian Chuanzheng Vocational College (Fuzhou 350007)
作者简介
江冰(1974- ),女,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船政文化(福州,350007)
基金项目
2015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党建课题“特色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研究——以船政文化为例”(DJ1608),主持人:江冰
中西方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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