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论文范文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论文范文第1篇

在不完全或者转型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严重的水污染形势是污染者基于遵循“收益>成本”的市场法则，利用我国制裁制度设计上存在的“违法收益>违法成本”的致命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故意实施水污染违法行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加拿大、巴西、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针对水事违法行为制定并实施按日制裁机制，以“违法收益<违法成本”为制裁机制的设计核心，通过娴熟运用立法技术来遏制水事违法行为，效果良好。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按期间制裁规定，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按日制裁机制的设计核心，在法的实质内容上确保“违法收益<违法成本”，在法的形式上将按期间制裁机制上升到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层次，在立法程序上尽快启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程序，从而形成完善之机制。

[关键词]水污染防治；制裁机制；按日制裁；按期间制裁

胡德胜（1965-），男，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丝绸之路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和比较法、环境资源能源法律与政策。（陕西西安 71004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水资源可再生能力的我国生态系统保护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0YJAZH027）的阶段性成果。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适当质量的水是人类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健康的保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011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根据确立的排污总量而倒推分配各单位和个人的排污指标，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优化方案。然而，并不是每个单位和个人都能够自觉遵纪守法，水污染违法行为依然大量存在。国务院《关于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显示，尽管在2008年就对1.5万家企业的水污染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现实却是七大水系中劣V类水质的断面超过五分之一、国家重点监控28个湖库中的部分湖库和河流水华频繁发生、主要污染物减排面临巨大压力、水环境安全和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依然面临威胁以及突发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近些年来，重大或者突发的水污染事件不断发生。2007年全国有178起水污染事件。对2010年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的罚款数额与事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生态破坏之间的极大反差，更是让人质疑我国水污染违法行为制裁机制的有效性。

综合分析水污染违法行为的动机和原因，污染者追求经济利益居于主导地位。这是由资本的贪婪性所决定的。为此，马克思赞同下述分析：“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违法行为带来的经济效益大于该违法行为招致的经济制裁时，不少市场主体都极可能选择实施该违法行为。这是由功利主义经济思想把经济利益视为唯一价值目标和动力、忽视和贬抑社会美德以及个人经济利益难以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相统一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不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不发展市场经济，而是应当反向利用市场主体追求“收益>成本”这一市场法则的命门和死穴，遏制资本的贪婪性，发挥市场对资本和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不少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现行法律与政策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的按日制裁机制，对于我国有效防治水污染违法行为，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一、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的按日制裁机制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关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或者规定，我国近代法学大家沈家本先生主张“择善而从”。他指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寄籍文存》六，《监狱访问录序》）本文下面选择四个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即水资源极其富裕的加拿大、巴西和马来西亚三个国家以及水资源中等富足的澳大利亚之塔斯马尼亚州一个地区，介绍和分析它们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按日制裁规定，总结其共性。

（一）加拿大

尽管是世界上水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十分注重对水资源及相关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水污染防治是其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联邦体制下，加拿大涉水环境保护和水质管理事项主要由联邦政府负责。联邦法律注重利用市场价值规律防治包括水污染在内的水事违法行为，注重效果和效率。加拿大联邦《1970年水法》第9条规定，除非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政府许可并交纳排污费用，任何人都不得自己或者许可他人违法向水体中排放废物、污染水体。对于违者，加拿大将依第30条的下列规定按日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1）构成犯罪，对每项犯罪处以不超过5000加拿大元的罚款；（2）在一日以上日期实施的，或者连续实施超过一日的，对于实施的不同日期或者连续日期，将每日认定为一项单独的犯罪。

加拿大这种按一日一罪的定罪和经济处罚方式，利用心理机制和经济手段，不仅有利于双重打击水污染违法行为，而且按日轻重有别，凸显科学合理内涵。

（二）巴西

虽然也属于世界上水资源十分富足的少数国家之一，巴西非常注重从法律与政策上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巴西联邦《1997年国家水资源政策法》第50条对于包括水污染违法行为在内的水事违法行为规定了书面训诫、罚金、临时禁止令和永久禁止令四种制裁方式。关于罚金，该条要求对违法者处以“与违反的严重性相当的一次性罚金或者按日罚金，幅度从100霍亚尔到10000霍亚尔”（霍亚尔是巴西货币单位）；而且，如果违法行为导致任何公共供水服务受损、危害健康和生命、货物或者动物损失或者其他有关第三人的损失的，罚款不得少于理论上所认可的最高额的1.5倍；对于再次违法行为，科以双倍罚金。

巴西这种将一次性罚金与按日罚金相结合、基于第三人的损失来计算理论罚金以及对再次违法行为科以双倍罚金的规定，区别了不同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让违法者得不偿失，从而基本上充分体现了价值规律和公正价值。

（三）马来西亚

作为既是世界上又是亚洲中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在对违法行为或者活动的处罚方面，马来西亚水资源政策与法律规定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按日制裁机制。马来西亚联邦《1974年环境质量法》第25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违法向任何内水水域中释放、排放或者倾倒任何环境上有害的物质、污染物或者废弃物的，“构成犯罪，应当被处以不超过10万林吉特的罚款，或者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者并处。在总监通知并要求其停止已经实施的上述规定的行为之后，对于其继续的犯罪行为，应当进一步处以每日不超过1000林吉特的罚款”（林吉特是马来西亚货币单位）。经过多次修改且至今仍然有效的马来西亚联邦《1920年水法》第15条和第16条则规定，对于违法者处以500林吉特的罚款并另基于违法期间按日处以10林吉特罚款。

马来西亚的上述规定将自由刑和经济罚结合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对违法行为的按日制裁，并区分恶性大小，特别是严惩顶风作案的水污染违法行为，体现了科学和合理精神。

（四）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

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但是其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州却属于水资源虽不富足却也不缺乏的地区，是澳大利亚水资源最丰富的州（区）。基于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和原则，该州对水资源实施一体化管理，十分注重防治水污染和保护水质，强化对包括水污染在内的水事违法行为的救济和处罚。它在《1999年水管理法》第123条中规定：对于违反许可证设定条件的违法行为，处以不超过2500罚款单位的罚款；在连续违法的情形下，对连续违法期间的每一日，再处以不超过50罚款单位的罚款。

塔斯马尼亚州的这种按日处罚制度在规定较重罚款基数的同时，另加上合理的按日罚款数额，不仅可操作性比较强，又不让违法者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相当合理和科学。

总结上述四个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目前实施的按日制裁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反向利用“收益>成本”这一市场法则，以确保“违法收益<违法成本”作为对水事行为进行制裁的设计核心，通过娴熟运用立法技术形成完善的机制，从而遏制水事违法行为。

二、我国按期间制裁规定的不足之处

认真分析我国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关于制裁水污染违法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没有合理考量水污染违法行为期间日数，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大缺憾。令人欣慰的是，环境保护部、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2月22日联合发布了环函[2011]32号文件《关于（水污染防治法）第73条和第74条“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具体应用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三部委2011年通知》）这一法律解释，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按日制裁的性质。

《水污染防治法》第73条针对违法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行为，或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违法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行为，规定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第74条针对违法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为，或者违法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行为，规定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关于“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确定，《三部委2011年通知》分两种情形对污水排放量予以认定：一是排污者实施违法行为不超过30日的，按照30日的污水排放量进行认定；二是超过30日的，按照实际违法行为期间污水排放量进行认定。无疑，针对第73、74条涉及的水污染违法行为，它规定了考虑水污染违法行为期间日数的处罚措施，可以视为我国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按期间制裁规定。《三部委2011年通知》这种按期间制裁规定与上述四个法域按日制裁措施在制裁期间设定上的不同是：它将30日违法期间设定为最低制裁期间，不足30日违法期间的，按30日制裁期间予以认定，以30日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作为基数确定罚款的金额；对违法期间为30日或者超过30日的，则对违法者按实际违法期间认定制裁期间，以实际违法期间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作为基数确定罚款的金额。这一将30日违法期间设定为最低制裁期间的做法，看似因“一刀切”而不合理，但是基本上可以使违法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震慑意图违法者，有利于预防水污染违法行为。

然而，我国的这种按日制裁规定存在三点不足。

（一）适用范围狭窄

它只适用于第73条和第74条涉及的两类水污染违法行为，即：一是违法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违法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由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的；二是违法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违法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由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的。

然而，由于其他一些水污染违法行为同上述两类水污染违法行为存在竞合，这样，如果适用其他处罚规定，就会大大减轻对违法者的处罚。例如，第71条规定的违法“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情形就是如此，而依法仅会被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制度不完善，违法者有漏洞可钻。

（二）在适用第73条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对违法者仅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或者稍大于1倍的罚款，则实际上就等于对水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不予控制

因为在申请不到排污指标的情形下，需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可能利用这一规定，基于正常排污成本同违法排污成本基本相当的成本-效益分析，实施违法排污行为。这样一来，入河湖排污总量就会形同虚设，所谓的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核定的水域纳污容量也就丧失了实际存在的价值。

（三）对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责令限期治理、责令停止生产或者等同类似措施后，违法者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没有规定加重的处罚措施，显得不甚科学或合理

一者，违法者如果在计算后发现缴纳罚款后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形下，会继续违法；二者，没有考虑这种违法行为因属于顶风作案，而具有更大恶性。

三、关于完善我国按期间制裁机制的建议

我国水资源在数量上十分紧张、于质量上水体基本污染的形势下，完善我国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制裁机制，对于确保水质保护红线不被突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水资源极其富裕国家加拿大、巴西和马来西亚以及水资源中等富足地区澳大利亚之塔斯马尼亚州这四个市场经济国家/地区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考量其期间日数的按日制裁规定中，我们不仅可以从宏观上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水污染防治必须采取最严格的管理制度，而且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应当注意利用市场条件下的价值规律，使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考察和分析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地区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按日制裁规定，笔者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律中的按期间制裁机制。

（一）反向利用“收益>成本”法则

在法的内容上，我国可以反向利用“收益>成本”这一市场法则，以确保“违法收益<违法成本”作为对水污染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的机制设计核心，从以下三处对我国的按期间制裁机制进行完善：第一，扩大按期间制裁规定的适用范围，消除漏洞，使违法者无机可乘；第二，对第73条规定的情形，对违法者所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底数应当提高到至少1.5倍；第三，对于在主管部门做出制裁处理后仍然继续实施水污染违法行为的，应当加大按期间制裁的处罚力度，不仅使违法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且体现对更大恶意者的严惩。

（二）在法的形式上，将按期间制裁机制规定于《水污染防治法》之中

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按期间制裁规范的法律效力层次，使其作用、价值和功效更加得到彰显；另一方面，更符合立法的法律程序，因为通过行政机关的解释而将不足30日的违法期间认定为30日的制裁期间，实有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嫌疑。《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第14条还规定：“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而《三部委2011年通知》最多算是一项规范性文件。

（三）尽快启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程序

在立法程序上，我国应尽快启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程序，将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按期间制裁机制在《水污染防治法》中予以规定。尽管《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于2008年2月28日、自同年6月1日起施行，但就我国的立法实践而言，从时间上来看似乎尚不足以修改，否则可能损害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诚然，就法律思想而言，“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但是，对于实在法来说，“它的精髓就在于它不能保持一成不变，而应当处于不断地前进和发展之中”。因此，“人们必须根据法律应予调整的实际生活的各种变化，不断地对法律进行检查和修正”。何况，法的稳定性的核心在于法律或者法律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如果一项已有的法律规定或因存在漏洞可钻，或因规定不科学，或因缺乏合理性，或因没有制裁或救济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遵守和执行，法律规定的目标和目的也无法得到实现，那么，不仅该项法律规定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而且还会严重损害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威，从而破坏整个法治的权威。在这种情形下，维护该项法律规定的所谓稳定性就没有了任何正当的法的价值。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告诉我们：“法律只有不断地适时适度修订，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才具有生命力、适用价值和容易执行，法治的权威才能得到维护和保障。”

[责任编辑：叶萍]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人民币已经悄然走出国门，“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作为迅速发展的经济大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利益需要。本文立足国际国内客观实际，结合个人平时学习的理论，运用财经、金融界专家观点，对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人民币 国际化 研究

0 引言

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是中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国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货币自然国际化还是以政策推进的国际化发展过程，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机。

纵观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和欧元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及学者开始深度反思目前以美元为主、欧元为辅的具有寡头垄断性质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唯我独大的局面会给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造成越来越多的经济危害，国际金融秩序也会遭到不断的破坏，如何在不损害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国际经济和货币金融秩序，使得各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往来中获得更多收益而非损失，是每个国际经济主体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也是各国都需要努力共同促成的国际经济新局面。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前中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今年第二届于家堡论坛年会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到底应该怎么走？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要防止哪些风险？这些都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需要研究的问题。

1 中国的创新发展使人民币必然走向国际化之路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创新，是中国的创新发展。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们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或贸易，那么，全球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就会增强。随着中国的金融能力、金融力量越来越强大，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必然会加快。

对于人民币来说，他不能复制IMF模型，对IMF模型来说，他有自己的定义，但是有很多的金融衍生品在某种经济体制中也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一些动荡，而且这些动荡对于一些交易人员来说是可以获利的，但是，没有办法满足世界经济的需求。如果市场经济不考虑这样的金融工具，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进行改变，西方的态度是需要改变的。

我国一直以来都在逐步地进行规划，并且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金融国、交易国之一。历史表明，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过程可能会取决于交易、贸易，比如说中国的贸易量非常高，和全球各国都进行很多的贸易，这个贸易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会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国际化的进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想看到金融与货币的不稳定，我们希望有一个和谐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创新发展。我们看到美元、英镑全面可兑换化的过程，但中国不一定要和西方走同样的路程，从贸易的角度讲，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们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或贸易，那么全球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就会增强。如果说货币的可兑换性对货币的国际化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过程不会太长，因为中国的金融能力、金融力量是越来越大，这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2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实践性

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是人的认识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该以局部区域作为重点突破口，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实现人民币周边化，可以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更加稳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就如同中国加入世贸谈判一样，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什么坏处。说到提高了我们金融货币政策的风险度，提高了外来因素的影响，我们中国人不就是希望通过影响世界的能力来造就我们的执政能力吗？当年很多人认为一旦加入世贸，我们的国有企业会破产，民营企业也要毁于一旦，十年下来，让人大跌眼镜的正是中国贸易的发展。以前外界认为加入世贸后中国出口会滑坡，外资储备会下降，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势不可挡。

正如泛亚金融合作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光溪所讲，人民币是否具有可兑换性是结果，能否通过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达到目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重要。1995年的人民币法规定，谁在境外交易人民币是非法的，现在看来是荒唐的，这是对自己的人民币没有充分信心的表现。如果说谁在境外交易货币还非法，全世界人民都违法。现在终于允许个人境外投资了，这是了不起的举动，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领导的市场经济有信心了，我们是靠实力、靠经济的发展保证人民的安康。

3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广泛与复杂性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非常广泛而复杂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或者说什么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分析影响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下这几个因素十分重要：

一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加入WTO后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已经全部融入到全球经济化进程，所以，外贸以及关联国际化贸易需求结算的扩大，使得人民币对外汇的交易量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多，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也就是作为结算货币的成长。

二是逐步地开放资本账户，推动跨境资金的流动。如果跨境资金流动受到阻碍或人民币流到境外，不能有效回流，就会为人民币持有者带来很大影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三是外汇市场的深化。中国现在的外汇市场是依托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每天都进行人民币与美元的交易，实际上，现在中国国内外汇市场和国际外汇市场拉得越来越近，如果我们不提供价格一致的外汇市场交易产品，使得人民币汇率的价值不能够真正反映市场价格，那么，人民币汇率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上出现的差异可能会对未来的投资、投机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外汇市场要有充分的发展。

四是更基础的汇率利率的市场。随着改革的推进，现在人民币的改革市场化已经有较大进展，在境内境外的市场价格上基本趋于一致。

五是国际市场的认可程度。

上述这些因素都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从长期来看，要消除一些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障碍，除了上述说的因素外，确实还包括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如何对金融体系实施审慎监管，如何使国家的经济再保持20年的基本稳定等因素，这些大环境都会给货币当局提供国际市场上可使用货币的坚实基础。所以，从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迈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伐。目前人民币是第二大货币，什么时候我们的结算货币在国际市场上能成为重要的交易货币、储备货币，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金融经济强国。

4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曲折与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非常曲折的、长期艰苦的过程，中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所以，一定要积极务实，把各种风险、各种应对方案想清楚，把大方向的问题搞明白，我们的道路是曲折，必须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如，日本和欧元区危机的例子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反思。

联邦德国马克国际化的问题上非常谨慎，非常务实，采取了跟日元相反的政策。采取了很多拖延政策，防止联邦西德马克过早成为国际货币，因为担心西德马克过快地变成国际货币后实际汇率会升值，因此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英国不仅在货币问题上，而且在整个经济政策问题上，比较聪明。英国看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推进人民币在英国伦敦金融中心的使用，当然这是对英国金融中心发展非常利好的事情。

对中国而言，走得快也有问题。以离岸市场的发展为例子，如果离岸市场的发展非常迅猛，可以想象一下离岸市场的货币交易。应该逐步务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对这个问题不能过于浪漫，需要头脑冷静，实事求是。我们应该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作为中国大国复兴过程的一部分来理解，这是中国经济的复兴，要充满信心，但它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会遇到挫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也同样要做好准备。我们必须牢记，人民币国际化中有陷阱、有诅咒，不是一片光明的。现在香港已经出现了问题，香港人民币的汇率开始变质，产生了两种汇率。如果贸易平衡了，人民币升值步伐放缓。我们大量在海外发行的人民币现在却是以升值为前提的。

5 结语

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哪种货币要想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乃至主导国际货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特定的历史机遇，更需要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作为基础，以及自身经济结构和各经济领域的协调与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步调应该是沉稳而坚定的，将人民币不断渗透到国际金融市场，成为国际货币格局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角，从而真正的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作者简介：刘淑文，（1983-），女，河北邢台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金融学。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论文范文第3篇

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变化，给学者和政府官员带来了一定的困惑。一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急速增长，从2010年第2季度的500亿左右增加到2011年第2季度的6000亿美元。二是出现人民币贸易结算90%为进口结算的“跛足”现象，导致美元储备及其贬值风险的更多积累。三是央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干预政策使香港与内地间套利空间持续存在，从而客观上助长了套利活动。四是伴随国际投行对中国经济的负面预测，第4季度市场出现反向套利和热钱撤出，香港人民币存款出现下降，12月份人民币汇率更是出现罕见的持续贬值。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似乎停顿或逆转。如何认识上述变化，学界和市场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资本跨境流动的自由化，应暂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总结前期经验教训。而央行、香港和市场的部分研究者则认为，人民币“跛足”现象等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前期不可避免的，不足为虑。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我们的对策”已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本文期望能够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清晰描述出体现国家核心利益的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线。为此我们将重点讨论以下问题：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成熟了吗？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标志？不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下是否适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把握合适的推进路线和着力点？

一、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时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或“原罪”是本国在国际市场买卖的商品和服务、本国持有的海外资产或负债都用美元等国际货币计价而不是用本国货币计价，因而国际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使本国经济遭受巨大伤害。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原罪”。上世纪90年代美日之间大打汽车贸易战，前半期美元对日元不断贬值，后半期美元对日元则从1995年的79日元升值到1998年的147日元。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泰国，当时实行25泰铢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持续升值背景下出现严重的贸易逆差，并在外汇储备接近枯竭的1997年7月初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泰铢急剧贬值为52泰铢兑1美元。泰国商业银行在货币危机前大规模借入美元短期外债，并在国内发放本币的长期贷款。他们以本币计的美元债务负担因泰铢贬值增长了1倍多，并先后陷入破产。韩国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都陷入类似的混合型金融危机之中。这场席卷众多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以非本币举借外债从而遭受巨大伤害的典型案例。与90年代不同，本世纪以来美元出现持续贬值趋势，中国借此赢得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难以幸免的是大规模积累的美元储备资产遭遇了重大的购买力损失（美元针对16种大宗商品的购买力本世纪以来已贬值75.6%）。为防范危机而大规模积累美元储备的亚洲国家则再次受到了不小的伤害。弱小国家本国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因此这些国家的利益需要通过国际社会推进国际汇率管理来维护。相比较，中国是全球第二的大国，并且可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因此完全可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主动而彻底地摆脱“原罪”问题。

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利益就在于摆脱“原罪”，即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的商品和资产的人民币计价，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绝大部分的汇率波动风险，赢得全面的国际竞争优势和主动权。与此相比较，一国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铸币税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利益。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国际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对应的是发行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义务或责任。比如今天美国如果只想从美元发行中获得好处而不想承担国际责任，那么美元本位制离其崩溃之日也就不远了。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本身是中国金融强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战略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已从纯粹的GDP大国转变为全球的经济金融强国。它也是中国为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或创设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所做的大国贡献。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无疑是正确的。

二、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决定因素有哪些？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是否已成熟了？

我们近期得到的一项研究成果，“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与潜能：来自全球8种主要储备货币历史的实证证据”（吴君、潘英丽、朱祁，2011）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假设一种储备货币占全球中央银行储备货币的比例是衡量该货币国际化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对1965-2010年全球中央银行8种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欧元、英镑、马克、日元、法国法郎、瑞士法郎，荷兰盾）的比例，以及相应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与贸易规模、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币值稳定以及储备货币的使用惯性等宏观经济金融变量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用以探寻影响一种货币国际化程度的一般因素，回答目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具备基本条件，以及未来15年（即到2025年）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多大潜能。

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一个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首要决定因素是以GDP和进出口总量表示的经济与贸易规模。1980-2010年全球GDP排名前6位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货币，除人民币无一例外都是国际化货币。2、汇率波动性与货币国际化具有明显的负相关，也即汇率稳定对货币国际化致关重要。我们认为，国际货币最重要的功能是国际商品和国际金融资产的计价功能；它是结算、支付、财富贮藏功能的基础；而作为计价货币，其自身价值的稳定是首要条件。3、进口对货币国际化有显著正相关的影响。进口应该是除资本输出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本币海外供给渠道。4、货币升值、实际正利率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对提升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都有积极意义。因为开放和深度发展的金融市场不仅存在大量低成本的投资和借款机会，而且有利于官方和非官方国际投资者从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角度实施高效的资产组合管理和货币风险管理。5、货币惯性十分重要。货币的国际化有网络外部性效应：使用的人越多，就越便利；越便利，使用的人就越多。因此制定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时需要重视如何打破美元的网络外部性，并迅速扩大人民币的网络外部性。

中国GDP和贸易规模在全球已经数一数二，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实际有效汇率稳中有升，以真实利率表示的高成长性等都表明中国已具备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欠缺的条件是进口需求的增长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进口需求的增长有待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中的内部市场开发；资本账户的开放则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利率市场化以及银行体系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本土金融市场的深度发展特别是国内债券市场的深度发展；以及人民币汇率进入适度区间。

我们假设：1、主要国际货币经济环境和货币稳定程度不变（这使我们的结论可能相对保守）；2、2011-2025年全球GDP每年平均增长3.5%；3、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至目前日本和英国的水平；4、在不考虑惯性或考虑惯性的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得出的货币国际化与其主要影响因素间相关系数的基础上，设定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两阶段（2011-2015、2016-2025）变化的三个情境，进行模拟分析。以GDP变量的一个情境为例，我们假定2011-2015年间GDP平均增长8%，2016-2025年为7%，然后计算每年变化着的中国GDP全球占比，再以实证分析估算的相关系数计算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我们模拟分析的结果是：在不考虑货币国际化惯性场合，2025年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权重可以接近目前的欧元水平；考虑货币国际化惯性场合，2025年仍可达到日元曾经达到的最高水平。

三、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标志？

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标志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计量指标不是一回事。货币的国际化程度通常可由三种指标计量：一是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二是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结算和支付中的占比；三是在商品贸易与金融交易中计价的占比。由于市场经济活动中一种货币的运用不太好统计和测算，因此学者通常都拿IMF公布数据的官方外汇储备权重作为一种货币国际化程度的代理变量。但是，货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核心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计价功能的发挥。因为商品和服务的计价功能派生出结算和支付功能；而金融资产的计价功能才派生出财富贮存功能和外汇储备资产的权重。从历史经验来看，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给美元带来三大秘而不宣的好处：通过输出美元这一虚拟符号即可换回石油这一战略资源；通过美元汇率操纵世界石油市场（比如通过压低世界石油价格打击前苏联等石油出口国家）；与黄金脱钩后通过与石油挂钩维护了美元作为计价尺度和交易媒介的国际货币功能，进而延续了美国作为关键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在全球中央银行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不降反升，从1970年的71%提高到1975年的78.9%（详见图表1），其背后的重要解释因素就是石油美元计价带来的石油美元积累，以及石油美元推动的伦敦欧洲美元市场（以美元计价的海外金融市场）的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最重要指标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交易中人民币计价的份额。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标志则是石油等战略资源和资产的人民币计价。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在于通过将中国金融市场转变为国际金融市场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金融资产池得到极大的扩张。在国际货币环境极不稳定、国际短期资本投机盛行的背景下，开放资本账户极易引发本土的资产泡沫和泡沫破灭的金融危机，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首先从资本输出、培育海外商业存在和稳健发展人民币计价的海外商品与资产市场起步，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在此笔者顺便对日本央行将持有100亿美元人民币国债的事件做出评价。日本央行持有人民币国债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如果将此事作为两国政府政治上的示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将此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进展则是十分荒谬的。其实只要看看国际机构对未来20-40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长期预测结果，我们就会明白世界各国央行的最大愿望是中国政府发行大规模国债让他们置换美元资产。因此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听到，“你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那么资本项目就得全面开放！”“你们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好发行人民币国债让各国央行持有！”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缺钱吗？中国政府缺外汇吗？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过持有长期升值的人民币负债去换取更多不断贬值的美元资产？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中国经济金融强国战略中的一项战略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本身需要遵从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需要明确的是：官方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权重不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追求的指标；相反这一指标只应是全球资源和资产人民币计价权重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此笔者也评价一下国际学者差不多已达成共识的全球互换网方案。他们主张（包括部分国内学者有类似意见），未来国际社会可以在自愿原则上推进全球货币互换联盟，相互拥有对方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资产，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或避免给美元施加更大压力。这个方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无疑是有利的，但对中国是否有利，需要分析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货币互换网是什么关系。如果全球货币互换网是人民币国际化网络的替代品，那么我们支持或加入这样的联盟，就是以中国未来的战略空间交换眼前的战术利益！这也许是得不偿失的。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更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对这些国家有利的包括对中国短期有利的方案并非一定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因此中国学者在开展国际交流时需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四、当前不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否适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笔者在此引用两个长期预测成果讨论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是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部2010年10月发表的《超级周期》报告。它假定2010-2030年美欧日分别以2.5%、2.5%和1%的趋势增长率增长，中国以6.9%的平均增长率增长。2030年中国的名义GDP全球占比为24%，美国是12%。美、欧、日经济总量的全球比重将从2010年的60%下降到2030年的29%（详见图表2）。二是欧洲国际经济学智库和法国国际经济学智库的联合报告（CEPII﹠Bruegel，2011）中提供了1870-205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趋势图。该图最重要的两段趋势线是美国从两战期间的46%下降到2050年的11%左右，中国从1980年的不到3%上升到2050年的34%。由2005年不变汇率计量的这两条曲线将在2016-2018年间相交，自此，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并急剧扩大两者间的差距（详见图表3）。虽然此项对中国的预测不排除有乐观因素，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只要不为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所中断，这一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其次，笔者引用IMF（2011）《金融稳定报告》提供的数据讨论全球金融环境的未来演变态势。2010年世界GDP总量达到62.9万亿美元，全球由银行资产、股票市值和未清偿债券余额加总的传统金融总资产达到2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4倍，其中欧盟与新兴工业国家约为5.5倍（详见图表4）。另外全球金融衍生品账面市值达600万亿美元，接近世界GDP的10倍，其中最大部分应该集中在美国。由此可见，全球金融总市值大致为GDP的14倍，金融泡沫已膨胀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全球金融经济的历史性转折点，从泡沫生成到去泡沫和去杠杆化；后一过程已经开始但远未结束，估计未来10年都会以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表现和延续。因此未来10年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风险并存。机遇在于美国财政状况的不可持续对美元产生持续贬值压力，而各国央行和投资者都在寻求更为安全的投资场所和美元替代品，这种资产转换需求又对美元的稳定性构成威胁，由此很可能形成长期的恶性循环。中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效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基础制度建设和资本市场体系的深度发展方面如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有可能成为长期安全的国际投资场所，人民币国际化也可顺势而为取得成功。反之，在中国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放开资本账户，允许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则很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在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不稳定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应放在积蓄能量，也即稳健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上面，而不是急于推出人民币的海外供给。

五、如何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合适推进路线和着力点？

笔者将未来15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定义为“积蓄能量、伺机出击”。具体而言就是前期稳健创造国际需求，后期激进释放海外供给。稳健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的着力点在：资本账户管制条件下快速推进和强化海外商业存在；加快经济和金融转型；同时为后期激进释放人民币供给创造合适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即从亚洲着手推进国际社会加强对国际汇率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

首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培育强大的海外商业存在。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核心是人民币国际计价功能的形成。其前提是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贸易、投资、生产和金融活动中能够逐步取得主导权！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微观基础。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外国投资者出于升值预期持有中国可交易或具有流动性的人民币资产，极易导致中国本土资产泡沫的急剧膨胀，一旦外资撤离就可能引发泡沫破灭型金融危机和货币国际化进程的逆转。

培育强大的海外商业存在，已经进入战略机遇期。3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和人民币的直接输出可以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海外投资提供雄厚的资本供给；西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海外收缩将会为中国腾出了空间；金融危机还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多个底部的买入时机。中央政府需要制定鼓励民间对外投资的国家政策，加快推进以强国战略为导向的外汇储备资产的战略配置。其未来投资的领域需要重点关注能为中国增加市场主导权的（如购买跨国企业和各类交易所的股权）、促进产业输出的（如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设立国家产业园区等）、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价值链延伸的（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各个领域。

其次，需要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经济转型在两个方面可以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首先，从国际经验和我们的实证分析得到结论来看，进口与货币国际化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将是人民币长期输出的主要渠道；进口的持续增长有待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其次，只有经济的成功转型才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需求和供给的持续动力。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已属全球第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出口靠美欧不具有可持续性的过度消费支撑。随着美欧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和财政的收缩，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已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只有内部市场的开发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来自需求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中国高投入低效益的传统增长模式已面临资源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只有体制变革带来的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来自供给的持续动力。这样的经济成功转型才能支撑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长期信心，从而为人民币创造持续稳定的国际需求。

再次，需要积极推进行政垄断型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行政垄断型金融体制是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是帮助工业化战略解决廉价资本的供给问题。这些制度安排便利金融业和特定产业获得廉价资本，却长期损害了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等中产阶级的利益。目前中国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高速公路建设都已出现过剩，而内部消费市场的开发和服务业的发展有待培育一个队伍庞大的中产阶级。另外，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也已成为居民储蓄转化为高成长新型产业投资的瓶颈。金融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政府的立场需要从支持企业低成本融资转向切实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实施富民政策和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拓宽投融资渠道，使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各类高新产业和服务业得到持续的资金融通，使本国居民更便利地分享这些产业成长的丰硕成果。

金融改革的主要领域在于：（1）放松各类金融服务业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安全网的情况下，促进金融服务业市场的有序竞争。笔者建议，通过国有控股银行向民间资本出售部分支行，形成一批不设不分支机构的民营社区银行和乡镇银行，以满足服务业、小型与微型企业、农户和个人家庭的金融服务需求。大银行与出售后的社区银行具有天然的母子关系，可实现差异化发展，并发展分工协作的代理行关系。政府可采取相应政策（比如减免营业税、允许提取更高比例的海外经营风险拨备等）鼓励大银行拓展海外市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出售支行的“内退外拓”战略可以实现“一石数鸟”之功效：通过回笼货币，可缓解我国通货膨胀压力，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减少再融资对股票市场的压力；实现银行业差异化发展的有序市场结构；转投海外分支机构网络建设，既可分散美元资产贬值风险，又可加快推进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2）改革股票市场发行审批制度和询价承销制度，强化证券监管和金融司法威慑力，提高市场的“三公”性和有效性。（3）分步缩小存贷款基准利差，给出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节点，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转换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加快政府债券市场和公司债券市场的深度发展，探索通过人民币QFII间接开放国内债券市场，形成有效的海外人民币回流机制。（4）实现与美元脱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重点是建设参考一揽子货币的爬行钉住制度，调低篮子中美元与欧元的权重，增加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大国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权重。在人民币对美元做出（有利于减缓贸易摩擦和促进资本输出的）较大幅度升值调整后，政府宜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合理区间作为基本政策。当前全球外汇市场年交易额已高达800-1000万亿美元，其中出于投机目的的交易接近97%。为了避免投机资本推动升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政府应避免激进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把握人民币定价的主导权。另外，美元与黄金脱钩后，1976年的牙麦加会议承认了的浮动汇率的合法性，但此后的双边汇率波动幅度高达50-100%，远远超出布雷顿体系规定的上下1%和凯恩斯设计的国际清算联盟中规定的上下5%的适度波动幅度，国际浮动汇率制度早已失去了事实上的合法性。国际社会需要探讨并将国际浮动汇率管理问题提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不是压部分国家实施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另外，现有国际货币基金章程中并无条款规定会员国有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义务。在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投机盛行的国际背景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投机资本单边汇率预期的“自我实现”，而外汇管制在投机资本的冲击下通常是不堪一击的。相比较，参考一揽子货币的爬行钉住制度可以凭借大国意志引导国际资本的市场预期，它与外汇行政管制以及短期资本交易税等经济杠杆一起将可应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给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更多的是中间道路，而自由浮动与硬钉住的端点论也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放弃。（5）从新审视资本账户开放的项目和次序，清理利用外资政策，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和战略产业外商投资的管理。即使在完全放开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场合仍可自主或与亚洲国家联合引入短期资本交易税政策。

未来10年可以看作是积蓄能量、稳健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的第一阶段。之后，在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网络建成、中国经济和金融成功转型、在人民币国际定价方面达成多个双边协定、国际货币环境相对稳定（或者美元爆发危机）时期，人民币国际化可进入激进释放海外供给的阶段。我国政府可在某一时点宣布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并通过商品进口、对外投资、和对外发行债券等各种渠道急剧扩大海外人民币供给，以此打破美元本位制造就的美元网络外部性，迅速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模效益和地域覆盖面。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杨春升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对于石化企业而言，面对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压力，以及同行企业的相互追赶。企业想要稳定自己的发展根基、获得更多的收益以及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就必须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如何改革自身管理上面。本文从标准成本管理的定义阐释入手，结合石化企业当前的管理及生存现状，谈谈如何以定额成本为基础实现企业的标准成本管理，并提出若干可供参考的改革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石化企业;企业管理;定额成本;标准成本管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9.04.004

0     引 言

我国石油化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从只有国有石化企业，到20世纪初民营石化企业涌现，到今天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干预下，市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序的发展阶段。但国内市场秩序不断规范与稳定，不代表国内石化企业就能够享有一个比较稳定和安逸的生存环境。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石化企业不仅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还必须迎接来自国际市场和其他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石化企业的挑战与冲击。在对抗冲击与竞争的过程中，一些企业也不免陷入了价格战的旋涡以及同质化竞争的泥淖，让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陷于被动。想要打破这一僵局，同时让企业获得更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改革管理手段与方法，尤其是加强成本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力度，才是企业获得新生的不二法门。

1     国内石化行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早已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石化行业的努力与奋进也贡献了巨大成就。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石化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以及企业管理与制度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在历数成绩的同时，未来的发展与出路也应当成为关心的重要问题。2017年，我国石化行业总营收近14万亿元人民币，近20种化工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除中石化、中石油等传统国有企业之外，更有为数众多的新兴企业和特色企业不断涌现。可以说，我国的石化行业发展前景一片向好。但是在发展前景看好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目前企业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如竞争日趋白热化，争相发起的价格战让许多企业陷入同质化竞争旋涡，外国企业对中国石化市场虎视眈眈。这一切都需要依靠国内企业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品质的同时努力加强自身管理，從而才能不断打开局面，避免陷入经营危机。

2     石化企业成本管控问题

石化企业具有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等突出特点，财务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比其他一般生产经营性企业更多的管理风险。成本管理一直以来都是石化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成本管理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营效益以及未来发展。随着企业管理对于企业综合实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成本管理也在财务管理的各项工作中不断显现出自身的重要性，但从实际管理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许多企业虽然明白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清晰掌握企业自身的成本管理问题，从而在管理工作中没有方向性与目的性，不仅耗费了管理成本，甚至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与业务开展。其次，许多企业虽然就成本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但却显得比较粗糙和表面化，由于管理者并没有真正了解企业真实的成本状况，因而制定的制度也失去了应有的管理价值。最后，许多企业的成本管理精细化程度严重不足，具体管理工作也多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的成本管控标准，从而在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过多的“弹性”与漏洞，难以发挥成本管控的实际作用。面对这些问题，企业不仅需要加强成本管理理论学习，还需要将成本管理提升到体系化建设和标准化管理的高度上加以思考。

3     标准成本管理概述

所谓标准成本，不是指企业实际生产产品所消耗的成本，而是指生产设备以及其他相关环境都处于正常与高效运转的情况下制造产品可能消耗的成本。也就是说，标准成本是一种理想成本，是经过规范和测量后得到一个理想的成本消耗目标。标准成本通常受材料成本、制造成本以及人工成本三项因素的影响。推行标准成本管理对于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推行标准成本有利成本核算的高效性与有效性。其次，标准成本管理能够有效划分成本责任，能够有效避免成本管理失控之后的问责无人现象。再次，标准成本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实现成本管控的具体化，能够实现直接与生产流程的每一个具体操作挂钩，从而真正实现成本有效且积极的管控和约束。最后，随着现代财务管理职能转型与升级，财务管理肩负的管理职责不只是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及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对财务会计数据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为企业决策者制定发展决策时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支持与帮助，在此过程中如果积极推行标准成本管理，则能够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的总体水平，从而切实提升企业决策的有效性、及时性以及准确性。

4     以定额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

定额成本法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通过将定额成本和实际生产成本进行比较来实现成本管控。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无法在费用发生的时候对成本是否产生偏差及时进行对比分析，而定额成本法则能够很好地弥补这一不足。企业在选择成本管理方法时不仅需要进行方法优选，同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管理方法，以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4.1   定额成本与标准成本管理相结合

以定额成本为基础进行标准成本管理，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对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一切资源耗费进行综合考量，进而计算出最佳的定额成本值。企业要将定额成本与实际生产产生的成本耗费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成本差异，再经过科学分析与有效论证，将理论定额与有效差异相结合，最终计算得出标准成本消耗。以定额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不仅能够充分实现成本管理的经济性与合理性，同时还能在成本管理过程中实现生产工艺、生产技术、制造过程以及财务管理控制相互结合，避免成本管理出现偏差与疏漏。

4.2   以额定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步骤

4.2.1   科学分析各项因素

石化企业标准成本管理不仅需要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生产制造条件，还需要综合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原材料价格及波动情况，以及市场需求变化情况，从而确保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

4.2.2   确立标准成本管理体系

企业需要全面分析标准成本管理所需的实施条件，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及企业战略发展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正，为标准成本管理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同时，企业需要针对所有产品建立基本参照物模型，以标准成本管理模型为基础构建生产制造的全过程管理网络，最终搭建标准成本管理体系。

4.2.3  确定与修正额定成本

为了使定额成本更加精确与有效，企业在确定定额成本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消耗定额与标准成本相乘，而是需要将数据匹配进一步拓展到生产流程、加工流程以及制造流程中，同时对现有的生产工艺及材料消耗的消耗定额进行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最终获得更具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定额成本数值。在获得定额成本数值之后，还需充分考虑生产工艺的进步与发展、历史生产成本、企业年度预算、规模变动、产能变动等多方面影响因素，最终得出标准成本。

4.2.4   完善标准成本管理

在完善标准成本管理的工作中，企业应该充分融入作业成本法思想，在标准成本法的每一道工序中都按照作业成本思想进行分析，寻找开展各项作业的直接动因，并对制造费用进行精确分配，以进一步提高标准成本工具的实施效果。

4.3   完善成本管理绩效考评体系

成本管控不仅需要依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同时也离不开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因此，针对以定额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体系，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也应进行不断创新与完善，同时积极引入平衡记分卡机制，实现财务指标与管理流程、人员成长、社会效益等非财务指标在考核过程中的均衡性。

5     结 语

目前，石化企业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竞争压力，同时由于消费市场在不断变化，在对产品品质要求不断增加的同时，对企业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石化企业想要实现进一步发展与突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自己的再发展与再提升，不仅需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产品品质，更重要的是需要从自身经营管理入手，通过加强管理，尤其是通过积极有效的成本管理，来实现企业效益持续增长。标准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积极发展方向，而如何将标准成本管理的理念切实应用于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成为企业经营者与管理者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而研究以定额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可以成为石化企业成本管理实现突破的一个窗口。改革的脚步不能停歇，管理改革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企业只有立足实际，立足实实在在的管理需求以及企业的整体发展与长远规划，才能在研究与探索中不断

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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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雁，狄龙，安岳.石化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8）.

[3]傅伟兵.标准成本法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融合实践分析[J].财会学习，2018（8）.

[4]唐定碧.标准成本法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应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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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房树武.如何运用定额法控制企业成本[J].会计师，2015（2）.

[7]吴利容.定额成本管理在轴承制造业中的应用[J].中外企业家，2017（12）.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论文范文第5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17年全球最重磅的经济事件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将展开一轮大规模的减税潮。

12月2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左右，美国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两点，特朗普税改方案以51：49获得参议院通过。从通过票数比例可以看出，该方案的通过经历了长时间且激烈的辩论。

这是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税改还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在为中产阶级减负方面，个税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分别为12%、25%、35%和39.6%。预计特朗普会在2017年底之前正式签署批准税改立法。

该税改方案的通过尽管会给美国财政带来负担，但无论对国家还是特朗普本人应该说是利好。那么，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将如何应对？《财会信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

意义

巩固特朗普执政地位 重振美国经济

在2017年圣诞节到来之际，特朗普减税法案终获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从2018年开始实施，这既是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重大改革成果，也是给美国和全世界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反应。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张广通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首先，特朗普击败威望甚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其“商人总统”的执政背景、“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特立独行”的执政风格一直倍受质疑，而且在否定前总统奥巴马改革成果基础上推出的系列改革计划也是一波三折、争议不断。在执政即将一周年之际，特朗普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这对巩固其执政地位、消除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种种怀疑具有强烈的“镇定剂”作用，对共和党再赢得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和特朗普争取下届总统连任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通过，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将终结，积极财政政策正式走向前台，成为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角。

第三，特朗普减税法案的影响力可与1986年里根总统的减税法案相媲美。当时里根税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浪潮，使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保持了20年的繁荣稳定，并将前苏联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挤出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但也以持续十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疗伤而宣告终结。特朗普减税法案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开启了新一轮全面减税的序幕，标志着美国和全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

第四，美国联邦税法体系以所得税和社保税为主体，特朗普减税法案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改革重点，并兼顾遗产税等财产税，其减税范围和减税力度都是空前的，对吸引海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向美国回流，振兴美国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强化美国的传统优势、实现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特朗普减税法案是美国政府对冷战结束后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深度调整或再平衡的重大举措之一，将对重构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影响

短期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 长期影响减弱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张广通认为，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顺利出炉，既给美国一个重振雄风的机会，也给其他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特朗普减税法案在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产生积极刺激作用的同时，也给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所有国家将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在深度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站位；普遍减税无疑将成为潮流，列入各国发展与改革计划的优先选项，但税收收入短期大幅减少也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债务规模的扩张，有可能把刚刚走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政局危机的国家再次拖入危机的泥潭。

二是当今国际局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改革时期明显不同，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基本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让位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美国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中，综合国力下降，“一强独大”的局面受到严峻挑战，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因此对特朗普减税法案的短期效果不能低估，但对其长远影响也不能评价过高。

三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执政理念，美国政治趋向保守化，这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产生了明显背离，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第一大国形象，恶化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仅让世界变得不稳定、不安全，也让美国自身变得不稳定、不安全。这种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偏颇做法必将使特朗普重振美国雄风的努力遭受各种挫折，也给其通过大幅减税吸引人、财、物回流美国的美好愿望蒙上陰影。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足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而长久的支撑。特朗普希望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吸引产业资本回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从之前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减税周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均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长期效果不及预期，“中性减税”的情况在前两次税收改革中也没有出现。

王有鑫认为，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跨境资本流入带来一定刺激作用，但也会加剧贫富分化、引发全球竞争性减税、增加美国财政负担。因此，特朗普税改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长期或将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上升的困扰，经济增长可能短升长降。相应地，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也集中在短期，长期影响将逐渐收敛。

近几年中国在直接投资领域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王有鑫指出，如果特朗普税改付诸实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内资外流、外资撤回等危机，伤害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王有鑫具体分析，首先，短期将面临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先进的科技和人才优势，近年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据商务部统计，2014～2016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分别为76亿美元、80.3亿美元和169.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6.1%、5.7%和111.5%。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投资605.8亿美元。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统计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数据则更高，2014～2016年，我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为725亿美元，比商务部数据多一倍以上；2016年，中国所拥有的美国机构也由2015年的1 900个上升到2016年的3 200个。可见，近几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高涨。

美国税改付诸实施后，企业成本大幅降低，部分中国企业可能将加速在美投资，短期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将加剧。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数据，2000年～2017年二季度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1 348亿美元，流入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不动产和饭店、交通和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以及娱乐业，占比超过70%。交通、电信、银行等行业将在减税过程中明显受益，因此，中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业的直接投资，强者愈强。尽管美国消费零售、媒体娱乐业也是减税重要利好行业，但考虑到国务院于8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列入境外限制类投资，预计这类投资将大幅减少。此消彼长之下，预计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不会急剧飙升，利好更多是在短期，表现在股权和债权等间接投资和热钱流动上，长期直接投资不会出现剧烈变化。

其次，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增加，但“通俄门”抵消了税改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更容易受市场预期和突发事件冲击，因此，在特朗普税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正式公布前后，市场会对税改效果寄予较高期望，投机性的跨境资本会先于长期产业资本行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短期压力。然而，此次参议院税改通过当天正好曝出美国“通俄门”最新进展，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向FBI认罪，对特朗普执政和美元走势带来冲击。因此，税改通过后美元指数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且减税后如果美国政府长期面临财政赤字，美元的货币信用会有所下降，美元可能会受到削弱。1986年里根和2001年小布什减税期间，巨额财政赤字造成美元指数大跌。随着市场逐渐消化减税利好，国内跨境资本流动也会更加理智。同时，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坐视不理，会出台相应减税降负措施吸引资本留在境内。因此，中长期看，特朗普减税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将递减直至消退。

第三，中国税制将面临指责，改革压力增大。从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减税，再到税改每一次出现重大进展，我国媒体都进行密集报道，反映国内企业和居民对美国税改的关注，换个角度看也说明市场主体希望国内也能跟随减税。去年底，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对中美经济进行了对比，加之其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开办玻璃工厂，对国内产业资本外流的担忧将国内减税讨论引向高潮。背后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还存在改进空间，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较美国高，在特朗普减税背景下，可能会伤害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因此，特朗普税改引发了国内广泛关注，将对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和制度设计产生一定的紧迫感和压力。

第四，对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体系影响相对间接，需要视美联储和全球其他央行加息速度和节奏而定。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与美国经济复苏程度相关。减税若最终付诸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提振作用，将刺激投资和生产，因此，美联储货币正常化将继续推进。在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之际，未来我国货币政策也将跟随趋紧，未来可能采取“加息+降准”的政策组合，一方面，价格工具趋紧，使中美无风险利率保持在安全边界上，确保资本流動和汇率稳定；另一方面，数量工具放松，确保国内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不至于大幅上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重庆睿捷税务师事务所技术总监王敏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特朗普税改法案虽然可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的口号就是让海外制造业重回美国）， 但鉴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现在预测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还为时过早，需要观察一定时间后再来判断。

应对

当前减税非最优选择 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质量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跃升，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和快速结果，使中国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能力大大增强。

但对于特朗普减税带来的冲击，张广通认为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乐观，应采取以下策略加以积极应对。一是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制定科学、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支持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进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加大税制改革力度，着力弥补地方税改革的短板，优化税制结构，不断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

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多、市场大、朋友遍天下的优势，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由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被动顺从者逐步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

四是调整完善各行各业应对特朗普减税及其他政策出台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预案，有效防范在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同时化挑战为机遇，积极找寻发展机会。

五是与美国政府保持良好沟通，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加强合作，尽最大努力挫败其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特朗普稅改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唯有客观正视，积极应对，才能在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和产业资本配置中把握主动权。”王有鑫建议，第一，加快推动税制改革，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我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征收对象主要是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税制改革基本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营改增，我国税制结构已有明显改善，间接税数量已从三个下降到两个，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比也由过去的65%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57%。未来，可通过继续降低间接税比重，逐步搭建直接税框架，为企业减负。对于已开征多年的个人所得税，应以强化征管为重点，推动其向“综合与分项结合”方向转变。对于房产税，应通过扩大试点，挑选成熟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对于遗产税，应加强研究，逐渐积累社会共识，探索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

第二，整合企业所得税优惠条款，降低名义税率。虽然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企业总税率（68%）远高于美国（44%），但其中所得税部分（10.8%）明显低于美国（28.1%）。这样的结论看上去矛盾，是因为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出台了形形色色的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优惠是其中重要一项。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决定了企业可将其缴纳的大部分税收，通过价格渠道等方式转嫁出去，企业真正承担的税负并没有直观感受那么重。我国应全面、深入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适用某类行业、地区甚至产业园区的税收抵扣内容，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既可以缩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也可以收敛我国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缺口，优化税收结构。

第三，整顿和规范税外收费。我国收费体系庞大而复杂。按主体分，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中介组织收费、行业协会收费以及“准市场主体”收取的经营性收费。按名称分，包括费、基金、社保、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各类收费种类繁多，缺乏透明度和总体控制，增加了企业实际税负成本。对此，应加大正税清费力度，逐渐推进行政零收费。对已经存在的收费项目，要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将确有必要保留的项目归并到相应税收之中，正税清费。除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可以考虑借鉴广东、湖北等地经验，推广“行政零收费”。取消行政收费后形成的财政支出缺口，可以通过正常的预算安排予以解决，确保地方政府财源稳固。

第四，加强国际税收协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特朗普税改计划公布后，英法等发达国家已流露跟随减税迹象，全球范围减税大战一触即发。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伤害出口导向型和外资依赖型发展中国家，更会使业已形成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跟随减税不是最优选择，国际税收竞争应该是合作中的竞争，而不应以邻为壑，恶性竞争。一方面应立足本国国情，继续完善税收体制，规范税外收费，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税收协调，加强国际反避税合作，完善税收立法，加强反避税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国际反避税信息共享。

王敏则表示，不能将美国税改看成孤立的税改行为，而应视为美国包括缩表（资产负债表缩小）、加息在内的一系列组合拳动作，这是一场可能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全球大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制定出综合应对方案，保证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王敏建议，我国应继续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金可能出现的加速外流行为。对外投资方面，应严格加以控制，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比如有助于我国科技实力提升、能源安全等继续加以鼓励；对我国实体经济提升没有多大帮助的项目应严格限制。对金融领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重点在于严格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创新，应持谨慎的态度，以是否真正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为判断标准；继续花大力气清理整顺地方债务，防止地方盲目冲动的建设行为；对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比如REITS）等，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对真正的民生项目可予以支持，重点在于防止金融风险。

部分人士认为我国应马上大规模降税以应对，但王敏认为我国目前进行规模性减税并不现实，也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美国不一样，我国是大政府，参与了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地方的债务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发行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因此，我国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减税政策来应对，应该继续立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对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继续加以完善，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对新税种的推出应持慎重态度，应多征求各方意见，尽量完善制度。

此外，王敏表示，在税收征管方面，应该立足于为纳税人创造和谐宽松的税收环境。既要依靠金税三期等工具大力提高征管效率和强度，又要多考虑纳税人存在的客观情况，考虑其历史形成因素。创造和谐的税收环境，而不是激化矛盾，应给纳税人一定时间进行规范和完善。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论文范文第6篇

1.1 人民币离岸市场稳步发展

自2004年2月, 香港银行开始试办个人人民币业务以来, 人民币离岸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据中国银行发布数据显示, 2017年三季度离岸人民币指数 (ORI) 为1.22% (见图1) , 较上季上升了0.03个百分点, 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利差都保持较低水平, 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基本同步, 离岸人民币市场运行稳定。而境内资本市场投资吸引力的上升也带动了离岸人民币市场上人民币市值的上涨, 从而推动了离岸市场的发展。

1.2 人民币跨境使用活跃

据中国银行发布数据统计, 仅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超过11万亿元, 人民币继续保持全球第五大支付结算货币的地位, 仅次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而另一反映人民币在跨境及境外交易使用活跃程度的指示性指数中国银行跨境人民币指数 (CRI) , 自2013年9月首次发布以来, 虽然短期有小幅波动, 但总体仍称稳步增长趋势, 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发展, 如图2。

1.3 人民币互换协议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2017年7月底, 我国已与36个国家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 总金额达33437亿元人民币 (失效2927亿元人民币) 。一方面, 人民币互换协议规模扩大, 可使汇率风险降低;另一方面, 也促进了人民币的境外流通, 特别是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 人民币已经成为硬通货。

1.4 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迅速

2007年7月, 国家开发银行发行了第一只离岸人民币债券, 香港作为最早开展离岸人民币存款业务的金融市场, 也率先发展了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截至2016年底, 离岸人民币债券已发行1791只, 发行额达到9614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使得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不断提升, 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持有人民币资产。

1.5 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提高

2015年11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特别提款权 (SDR) , 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五种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 人民币所占权重为10.92%。人民币“入篮”推动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内成为结算货币, 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人民币占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比重已达到1.07%。

除此之外, 人民币汇率波动小、币值相对稳定, 有利于保值增值, 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稳步发展。

2“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据海关统计, 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7.37万亿元, 同比增长17.8%, 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6.5%。对俄罗斯、波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23.9%、23.4%和40.7%, 均高于总体增幅。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也在快速上升, 发展前景广阔,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断增长

截至2016年, 我国所有跨境贸易货币收付中, 25%左右是以人民币形式结算的, 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贸易人民币实际收付金额约占跨境贸易额的14%, 占比超过10%的有7个国家。虽然从短期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使用比例仍低于我国跨境收付平均水平, 但是从整体上看, 人民币计价结算势必将不断扩大, 在促进多边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2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促进人民币的境外流通

“一带一路”核心内容之一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将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的人民币专项贷款, 用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放使用, 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使用, 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3 金融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保障机制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 旨在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 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化流通进一步加快;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又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 预计规模是3000亿元人民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 沿线国家有大量资金需求, 而中国成了资本输出的一个主要来源地, 同时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又有大量的进口需求, 因此输出的人民币资金可直接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和服务, 从而使得我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保障机制。

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3.1 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框架

吸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经验, 比如欧元国际化的成功关键是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建立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欧洲联盟, 使得区域内各国间的要素流动性加强, 货币国际化就随之实现。因此, 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框架, 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的区域合作基础。

3.2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计价结算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了亚非欧地区65个国家, 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0%, 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 而且大多数国家都属于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 特别是大宗商品。2015年中俄两国之间已尝试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 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这一举措实现了原油期货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 在推动国内原油期货市场更加完善的同时, 也提高了人民币计价结算职能, 从而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3 积极引导跨境电商在沿线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整体交易规模 (含零售及B2B) 达7.6万亿元人民币, 2018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有望增至9.0万亿元。阿里研究院根据阿里跨境电商大数据, 编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ECI跨境电商连接指数, 其中排名前三的国家 (俄罗斯、以色列、泰国) ECI总指数都超过了10, 说明我国跨境电商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产业比较优势, “中国制造”产品认可度大、购买率高, 消费者在新的购物方式下会对人民币形成结算依赖性, 在跨境电商收获更为丰厚的政策红利同时,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3.4 积极完善和健全我国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

截至2017年5月, 我国已在全球设立23个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其中只有7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资金融通需要, 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是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因此, 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 加强各金融市场间的相互联系, 特别是加强我国银行的全球布局, 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国家设立人民币清算行, 在条件不具备的沿线国家推行代理行模式, 为人民币资金在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金融合作等领域提供更大的使用便利。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了国际化的初步条件, 本文以“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为对象, 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等,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以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 从而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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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雅光.“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思考[J].改革与战略, 2015 (11) .

[4] 耿明英.“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融合发展探析[J].对外经贸实务, 2015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