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理财通论文范文

个人理财通论文范文第1篇

学校“班班通”开通和应用，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回顾“班班通”的简短的使用经历，将我们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班班通管理和应用情况

1、领导重视、健全制度

多媒体教学是全新的课题，网络资源应用于教学也是全新的课题。新生事物的出现和成长，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措施给予辅佐，是难以成功的。为了更好地利用远程资源，充分发挥“班班通”的作用，把现代化的信息教育技术与学校教育、及学科教学有机的整合，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效用，最大限度的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却是学校的工作立足点。为此，皮校长组织学校“班班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共同研究制定了《班班通设备的使用与保管制度》、《教师班班通技术培训制度》等，为更加有效地利用好“班班通”设备，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优质教育资源起到了很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

2、技术引领、交流协作

“任何一种行为或措施，没有先期的探索和铺垫是难以铺开的。”我们认识到教师个人的计算机水平及远程资源使用水平，直接制约着学校远程资源的使用水准。为此，我们一方面在提高教师个人计算机水平的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加大培训和考核的力度，促使教师的计算机水平上新台阶。在县统一培训的基础上，学校在开学初及教研活动中多次对教师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及交流活动如集体培训、分散练习、年轻技术熟练的教师带老教师等。通过学习培训、相互交流，使全体教师认识了班班通’设备系统;知晓了电子白板的使用;让每位教师熟练掌握、会独立操作基于班班通’建构下各资源如何使用。扫除了教师用“班班通”设备运用远教资源的技术障碍。

3、适度的要求、及时引导

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是新生事物，限于教师的技术水平和传统的教学手段的影响，开始教师觉得不习惯、麻烦。为了真正发挥“班班通“实效，学校要求所有教师在教学中使用“班班通”，对应用情况定期进行检查，鼓励教师多用、用好“班班通”。经过近一段时间的运行，如今，通过引导和尝试使用，教师逐渐认识到使用的好处，尝到应用的甜头，从而从强迫使用到自觉使用，从不习惯到离不了。语文课上，学生可以在舒缓的音乐声中欣赏到老师搜集的课文背景材料、图片、课文朗读、解说及疑难解析等内容;数学课上，抽象的理论已变成形象的画面，枯燥的知识已转化为丰富多彩、赏心而悦目的立体动态图象，带给学生全新的感受和不同的体验。现在教师均能自觉使用课件或网络资源备课、上课，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教师的自觉学习和自我发展意识明显增强，人人会和堂堂用的比例有了较大提升，课堂教学面貌有了很大改变，整个学校教学呈现出一种新气象。

4、初尝甜头，竞相使用

网络资源量大而丰富，涵盖了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对教师帮助很大;电子白板的应用学生最为喜欢。资源的调用顺畅，使用便捷，可以使资源真正走进课堂，面向全体学生。目前，我校教师利用“班班通”使用网络资源已斐然成风，许多教师的信息技术方面的才能得到了施展，技术娴熟、脱颖而出，就是五十多岁老师也不甘落后，经常虚心向年轻教师问这问那，甚至让年轻教师手把手的教她们如何使用。课堂教学也基本上告别了“粉尘”，增添了色彩，增大了容量;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增浓，学习效果得以提高。同时，也有力地推进了我校教研工作的攀升，我们深信：“班班通”工程的实施，必将使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再上台阶。

二、存在的困难和建议

目前，我们学校教师对多媒体基本操作技能能够掌握，但还有待加强训练;教师配备的电脑不到位，学校可供教师备课、制作课件的电脑太少;缺乏专业的计算机教师及网络管理人员，“班班通”设备管理兼职人员有时既要上课，又要帮其他老师调试机器无法应对。这些都是班班通工程实施的瓶颈，也是下一阶段应该解决的问题。

实施“班班通”是促进我校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将围绕“班班通”校园信息化平台，不断推进信息化应用水平，努力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用教育的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真正使后下牛小学成为一颗璀灿耀眼的明珠。

个人理财通论文范文第2篇

2.顺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敢担当，更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人想干事、能干事、干大事、干不成事不罢休的精神品质。

3.总书记说，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

4.现实中，如果都抱着“猴子叠罗汉”的态度，碰到难题畏畏缩缩，承担责任互相扯皮，遭遇失败彼此指责，那问题谁来管，工作谁来抓，责任谁来负?

5.或是不能正视问题，找借口、寻托辞，击鼓传花，把现实问题拖成“历史问题”;或是信奉“不干事就没事”，“职能不对口”、“条件不具备”、“问题很复杂”等等，张口就来;或是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当“开明绅士”，遇到矛盾绕着走，态度暧昧，“独善其身”。

6.面对任务勇挑大梁，面对矛盾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挺身而出，面对邪气坚决斗争。有勇气，才能肩负起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才能应对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风险考验。

7.“打铁还需自身硬”，肩膀硬、腰杆直，不仅要一身正气，还要与时俱进，善于学习、才有新招。有底气，才能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在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更好地掌权执政。

8.改作风，必须讲担当，贵在有担当。有勇气、能大气、增底气，我们就一定能不辱使命，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

9.“特权”与“腐败”是阻挡社会进步的毒瘤。在茫茫历史烟尘中，多少伟大民族与伟大国家的沉浮，都与这颗毒瘤相关。

10. 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是特权思想和腐败的一个缩影。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紧密相关，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与腐败密切相联，而特权思想又是腐败的根源和条件。

11. 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才能求真务实做事，摈弃形式主义的做法。有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方式，才能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杜绝想当然、拍脑袋等官僚主义习气。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才会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筑牢思想上的防护墙，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袭。有不断开拓的创新能力，才能激发改革活力，避免守摊吃老本等现象。有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才能立信于人，防止光说不做、言行不

一、说一套做一套等行为。认识路线、决策方式、宗旨意识、创新能力、示范作用，这五个方面既是作为“责任主体”的完整实践结构，同时，又是有效衡量与评价“责任主体”的基本坐标。

12.按照“治治病”要求，对滥用权力、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纠正，对违反党纪政纪的予以组织处理，对违法犯罪者绳之以法，通过严格问责激发反“四风”、树新风的正能量。

13.权力的规范运行，需要厘清“责任主体”的定位与社会责任的重托，需要权力规则与有效约束的制衡，只有在这样的轨道上，权力列车才能沿着为民、务实、清廉的方向，驶向政治文明的新境界。

14.人们热衷“拼假”，“爱拼’才会赢”，就是为了错峰出游，有一个高质量的假期。然而，硬性的假期设置，让假期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不少尴尬与无奈，合理化的休假安排距离百姓有多远?

15.中国自古有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休息休假权的落地，既是人作为生产要素的调整，也是公民意义上权益与福利的彰显。

16.去年以来，“拼假”成为中国式流行语，各种“拼假攻略”甚嚣尘上，创意的背后，是民众对假日安排的焦虑与怨尤。

17.“拼假”盛行，细究动因，无非有三：一是勃兴的休闲需要与捉襟见肘的假日供应之间的矛盾。二是呆板的休假安排与个性多元的假日需求之间的矛盾。三是不变的制度设计与多变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

18.传承中国的假日文化，需要有稳定而众望所归的预期。但愿中国的民众休假不要总是“爱拼’才会赢”;更但愿假日制度调整，能真正躬身听听劳动者的声音。

19.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打造透明政府、回应政府和公信政府，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保障

20.依法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转变政风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和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举措

21.要采取配套措施，加强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让政府政策透明，让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信得过;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把人民群众的期待融入政府的决策和工作之中，努力增强提升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的软实力。

22.走群众路线关键在于具体的制度安排。群众路线是党和政府的生命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不仅需要进行思想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与思想作风相比，组织制度更重要、更关键。

23.“透明”和“回应”是现代政府的基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的科技和经济，而且需要现代的政府和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现代政府和政党的任务更为艰巨。现代政府的要件和基准，就是透明、法治、回应、责任、服务和公信。近年来，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理念得到一定的关注，这是重大进步。问题是，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构建离不开透明政府和回应政府。实际上，透明是法治的前提，回应是责任的基础。在联合国对于“善治”界定的框架中，参与、法治、透明、回应责任等都是基本要件。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有效的信息为前提。所谓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首先是知情权，没有必要的信息获得就无从参与、表达和监督。因此信息公开至关重要。

24.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制度软实力。只有信息公开了，才能构建透明政府;只有政府透明了，才能保障公民参与;只有公民参与了，政府才能有的放矢地回应社会关切;只有政府回应及时有效，公共政策才能显示民意;只有公共政策显示民意，政府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才能具有公信力。这是环环相扣的过程，如果说信息公开是其逻辑起点，那么政府公信力则是其必然归宿。

25.用制度管人，管权，管钱，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一个共识。

26.制度不给力，好人就会吃亏，甚至还可能变坏。

27.在许多人眼里，不仅是作风问题，包括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突发事故之类的问题，也一律归因制度弊端，解决措施也全寄望于制度。

28.如果人人为制度鼓与呼，执行时却耍花样，“不把制度当依据，只把制度当工具”，“制度归制度，工作归工作”，那么制度的生命力在设计完成时就耗竭了。

29.文化构成了制度运行的基础，没有文化内核，空有制度一堆，到头来制度也只是在文件中落实、在实际中落空。

30.用制度治疗作风痼疾，更需要人与制度的良性互动。

31.自成立至今，我们党从来都十分重视理想信念，精神钙质等精神文化的塑造，为良好作风的形成和维续提供了强大内驱力。

32.当人人把制度从手头嘴边铭刻到心中脑中，当好作风从案头文件落实为行为习惯，制度的优势才能被发挥出来，而制度的弱项也会因精神力量得到补强。

33.“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

34.协同好制度与人的互动关系，作风建设才不会因为落入“制度陷阱”而做无用功。35.“两高”的司法解释，既是“授权”，也是“限权”，目的是告别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将“依法治网”进一步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

36.没有政府的法治化，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古人说得好，“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对于执法者而言，要求别人守法，自己先要守法;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试想一下，如果执法者心无敬畏、目无法律，人们的法治信仰如何建立?如果执法者刻意曲解法律、甚至以法律名义践踏法律，执法者的权威公信又从何谈起?在这个意义上，依法行政是执法者自身守法、公正审慎的必然要求，这是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一步，也才是真正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负责。本身也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表现。

37.难道应试教育真的让孩子反感到在最恋家的年龄也想逃离?对绝大多数中国孩子来说，热土难离，仍然要咬着牙拼命学习，在千军万马中挤上高考那道独木桥。这是中国教育的中坚力量，也是最不能辜负的下一代中国脊梁。是否中国教育改革的相对滞后，应试教育对下一代的压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使得今天的教育满足不了国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渴望?越来越多普遍家庭的孩子踏上留学路，本身也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表现。

38.一是改革教育模式，让下一代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拥有基本生存能力和感知幸福的能力：二是推进公立教育均等化建设，让中国任何地方的孩子，都有相差无几的教育环境和录取标准：三是创造公平取士的教育环境，鼓励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合理调节社会阶层有序流动，为国家民族补充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39.在经济持续发展、科技日益进步的今天，政务微博、领导信箱、市长热线、亲情电话、阳光问政、热点社区等新平台新方式应运而生，为沟通交流创造了新条件，拓展了新空间。

40.朱德同志曾说过，只要比一般群众高过一个指头就行，不要高得太多，跑得太远。这番话谈的是方法，其实更是领导作风。

41.必须建立并不断维护常态化的干群沟通渠道，收集群众意见、汇聚群众智慧、激发群众力量。

42.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问题的沟通态度深受欢迎，把群众当家人、把群众事情当家事、常回家看看的沟通意识广受赞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的沟通方式最得民心。群众意见是风向标。坚决改正群众反感的，始终坚持群众欢迎的，以诚为先消除隔阂、以信为基交心谈心、以实为要拉近距离，方能使干群沟通更富实效、交流更加亲和，在干群之间架起一座座连心桥。

43.常态化的干群沟通是赢得民心、赢得支持、赢得未来的基础性工程。因此，围绕民意表达，构建双向多维的沟通网络，势在必行。党员干部把群众请进来听心声，请群众坐下来谈心事，也应主动走出去晒阳光，沉下去接地气，更要延伸党委政府的工作触角，多层次、广角度、全方位收集社情民意。

44.和则通、通则顺、顺则达，同群众沟通，务必用真心、付真情、使真劲，唱不得“空城计”、演不得“样板戏”、来不得“凌波微步”。群众看得见交流的诚意，我们就能摸得着发展的变化。

45.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着缺乏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能无靠等突出问题。

46.出门一把锁，归来一盏灯，这是许多农村留守老人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

47.《礼记》中对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之一，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48.现代文明社会，让留守老人“老有所依”，亦应当成为现代国家的价值取向。

49.相关部门在大力倡导、弘扬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社会风气的同时，也要逐步探索城乡互助以及跨区域帮扶机制，鼓励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和合作关系。

50.“养老问题”早已被先贤列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

51.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说过：“在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宇宙本身只不过是一条原因和结果的无穷的锁链”。

52.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有一些文化陋习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残存了下来。这些文化陋习经过“社会化”成为国民素质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对国民心态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些不良影响下，国民表现出了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举止。

53.当你走出国门，你就是一张中国“名片”，你在看世界的同时，世界也通过你在看中国。为此，我们必须要努力、用心去打造好“中国名片”：首先，提高国民整体道德素质。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的礼仪之邦，有着许多的优良的传统和美好品德取其精华，弃之糟粕，加强国民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其次，主动了解西方文化。我们既然知道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生活习惯有所不同，为什么不能够主动的去在出游前做好功课而入乡随俗，却非要等到这种不文明行为曝光在世人面前才“知耻而后勇”?游客在出国旅游前要做好功课，对目的地的文化习俗有一定了解，到达目的地后也要先观察当地居民怎样做，加以效仿即可，尽量做到入乡随俗。

54.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肩负起游客文明旅游的宣传教育责任，如拍摄倡导文明出游的公益宣传短片在各类媒体中播出，印制各类倡导文明出游的资料在游客密集的交通枢纽平台上派发等，为文明出游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55.这些网络成语为何会出现?干扰了汉语的纯洁吗?对语言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56.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网络成语，仍有可能忽略当前青少年所承受的文化冲击、他们的自觉探索和存在的不足，我们应该从中更多地看到汉语言的生机、今天一代人的成长，长远地说，还要看到文化传承和民族复兴的契机。

57.因为无论传统成语还是西方缩略语在表达上都有自己的逻辑和策略，并非单纯组词游戏。

58.传统成语如此复杂但又易懂，如此深奥但又明了的传播效果，显然不是网路成语能所企及的。反过来，这恰恰说明，今天的青年在传承文化上迫切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和自己努力。

59.引导他们从掌握成语开始，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和运行逻辑，那最后收获的肯定不止几个成语，更有年轻一代对民族传统的熟悉、认同、继承和创新，这肯定要比追求汉语言的“纯洁性”更应该为整个社会所关注吧。

60.按照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观点，发展的途径与最终目的，应该是人的自由权利的发展。在这里，发展不仅仅是GDP、工资水平和生产效益，还包含了政治参与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实现、透明性制度体制的建立以及对人身财产安全的有效保护。

61.长久以来，我们推行的往往是集体利益至上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政策一般都是“大处着眼”、“高瞻远瞩”，由集体至个人，先集体后个人。逻辑是：只有整体好了，社会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推动人民生活的提升。如此，我们忽略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忽略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对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而不可估量的作用。

62.发展的含义长期以来被我们单一化、扭曲化。很多人视GDP或者人均收入的增长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这有情可原，因为中国正在用几十年的时间经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变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重视GDP，重视工资增长，重视企业利润。但走到现在，好比是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要么选择继续沿着老路走，要么选择一条艰辛但是回报更多的路。 63.中国是时候仔细地思考一下国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了。因为这不仅仅关乎一个社会的进步，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未来。

64.这种预测能否部分成为现实，是区别科学预测与信口开河的重要条件。黄维与汤森路透公司都根据发表论文后的引用数来预测，但后者还有更重要的依据：确认哪些研究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和发现，然后再确定该研究和发现的最重要贡献者。

65.中国的科研当然有接近甚至超过国际水平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是什么，数量有多少，还难以确认。而且，它们也未必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因为这个奖项选择的是开创性或奠基性的研究。

66.有人批评诺贝尔奖有倾向性以及它表现出的某种不公正，但从诺贝尔奖的统计学分析来看，无论对于哪个国家而言，它都是大餐，而非家常便饭，就连获奖最多的美国也不例外。

67.所以，即便10年后中国人的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也需要时间来验证它们到底是真还是假，是重大还是一般。要在那时就能把获得诺贝尔奖当作常态，实在有难度。黄维先生预测的准确性能否高于汤森路透公司，我们不妨耐心等待。

68.这些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和时代楷模，在平凡中见伟大，在朴实中见崇高，生动地诠释了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人的共同价值观，成为群众热议、追捧、学习的草根明星、平民英雄。在这个百花盛开的时代，所有奋发向上、创新发明、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积极奉献、廉洁奉公的人，都是“中国最美的人”。

69.时代需要弘扬正义，颂扬真善美，鞭打假丑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滑坡，讲奉献，勤节俭的少了。各地出现表现正面、积极、优良的人性、道德、良心、品质的时候，各级媒体应该大力宣扬，并且是长期坚持下去。他们美在平凡、美在善良、美在奉献、美在责任、美在瞬间，用“最美”生动诠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境界;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立足平凡、追求高尚的美好情怀;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职业精神，在他们身上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每个人都争做时代“最美”的人。

70.谁是“中国最美的人” ?我想应该没有“最美”，只有“更美”;没有“完美”，只有“更美”。

71.我们的大城市可以让摩天高楼接踵而建，我们的中小城市可以在短时间内弃老城建新城，世界上也早有地下排水系统是“城市良心”的共识，国外一些城市，或许楼没有我们高，路没有我们阔，但排水设施，却比我们遥遥领先。对应于城市安全等基本功能的基础设施，严格说来也与城市大小无关。问题只在于城市发展建设的思路，思路背后，是对城市发展目的的认识。

72.说明白了，其实就是发展与人、政绩与民生，谁是核心和根本的问题。城市是现代人的主要生活场所，人们选择城市，从主动性上来说，无非是城市能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这也应该是城市建设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而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政绩观和资本的共同驱动，城市成了一个逐利和展示炫耀的场所，城市居民失去主体性，也失去发言权，对应于居民安全、舒适等要求的城市功能，在发展建设排序上落在后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可以建那么多高楼，却建不好排水系统，为什么有的城市忽略土壤、绿地的排洪蓄水功能，不切实际地搞“无土城市”建设。

73.在这些令人侧目的中国新时代土豪中，富豪质量问题再度令人深思。姑且不论其致富的渠道、方式是不是经得起良知和法治的拷问，但如此炫富，迷恋奢华，讲求面子，让人直接想起美国知名作家理查德康尼夫对美国土豪的绝妙讽刺：无论在世界何处，当一个人成为“大狗”，他们便开始不再像“人”，而与孔雀、老虎、狮子或非洲豹的脾气秉性更为接近。

74.这令人遗憾的退化说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不少人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但却尚不能拥有驾驭金钱的能力和真正懂得财富的意义，最终沦为引领社会价值倒退的负能量。按照全球致富的规律，富人的进化需要完成从富到贵再到雅的艰难跨越，这需要时间，但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形成的中国，他们必须提速，完成财富之上的责任、信仰的建立，否则只会为全社会仇富情绪火上浇油。美国钢铁大亨卡耐基有句忠告值得在这里重复：带着巨富死去是一种耻辱。

个人理财通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铁路电务施工是铁路安全运营的基础，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工程施工质量，为信号传输提供可靠保障。本文将对铁路电务施工及信号技术发展进行相关讨论。

关键词：铁路;电务施工;信号;发展

电务施工时铁路信号系统建设的关键，也是确保铁路运营安全的基础保障，因此需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保证工程施工质量。铁路电务施工的质量保证是对其进行规范管理，使整个工程处于安全可控的环境下进行，本文将对电务施工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1 铁路电务施工分析

1.1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铁路电务工程施工前，相关人员及组织应做好预介入的准备工作，积极主动的与设备接管运营单位进行沟通交流，深入了解设备的性能，针对设备性能制定相应的额关了办法;细化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对施工现场的实况进行严格把控;施工过程中如需用到大型設备，应尽快与设备提供单位进行联系。

1.2 施工现场管理 定期巡视施工现场，及时发现不规范操作，及时解决，杜绝安全隐患;设备使用过程中，及时发放安全通知书，提高各单位之间的协调性，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技术人员应对施工现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确保信号设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电务施工过程中遇到电缆外漏的情况，应对其进行谨慎处理;为确保铁路信号质量及顺畅性，通电前应对电化区域进行安全检查，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对电缆屏蔽地线与设备地线进行质量检测，仔细排查各项问题。

1.3 施工质量管理 首先，电缆辐射对信号的传输影响较大，电缆不仅可通过内部的信号电流回路产生辐射，还会由电缆导线上的共模电流产生辐射。近年来，免维护性地下电缆连续装置应用较为普遍，其密封性强，使用寿命长，不仅能有效避免外界因素对电缆结构的破坏，还能降低其对信号传输的影响，保障铁路信号传输顺利进行。其次，数字电缆的出现和应用也提高了移频信号的传输质量，尤其是内屏蔽式数字信号，更是能提高信号传输质量;但存在的不足是电缆通道的始末端处理技术要求较高。若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因此，在施工时应对电缆末端电缆箱盒接地设置和盒内屏蔽层进行有效处理。再次，铁路建设过程中，轨道旁信号设备以及钢轨的连接工艺是常备忽略的细节，该环节的工艺质量将对轨道电路的运行造成直接影响。轨道电路是铁路信号的基础设备，该设备利用钢轨为导体，与连接的送电设备和耗电设备共同构成了电路，钢轨两端附有机械绝缘体或电气绝缘，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钢轨是电路中的导体，钢轨交接处用连接线进行连接，以减少钢轨与钢轨夹板之间的电阻。常用的连接方法是用冷挤压塞钉法，在长期运行荷载下容易松动，影响信号的传输。因此在施工时应用精准的打孔设备，采用传统塞钉法进行施工，确保信号的顺利传输，同时为后期的维护和更换提供方便。另一种措施是采用更为先进、稳定的焊接式连接工艺，将钢绞线焊接在钢轨端侧即可。最后，电务施工中的补偿电容设备的安装，不仅会影响与钢轨的连接质量，还会产生固定效果不佳或难以防护等问题，应对其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2 信号技术的应用及其发展

2.1 信号技术的应用 传统的铁路信号技术准确性和时效性较差，因此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信号失误，影响列车的行车安全和调度指挥。以M次列车行车事故为例，该列车自A市发往B市，在靠近某中转站时收到的信号为：M次列车由Ⅱ道通过，此道口进、出站信号和机车信号都显示绿灯;但当列车靠近Ⅱ道口时却发现存在障碍物，只能采取紧急制动的措施，由此引发了严重的事故。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列车到达中转站前，中转站下行无岔区显示为红灯，电务工人在接收到信号后赶往该地区进行处理，维修人员到达故障点前，信号灯熄灭。维修人员分析后认为故障原因是绝缘不良，因此在没有得到上级允许的情况下，将轨道显示器和线圈与轨道继电器的线圈进行连接，导致M次列车通过时电务信号系统联锁失效，由此引发行车事故。可见，信号技术对于铁路运输的安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信号技术的发展 ①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发展状况。传统的铁路信号设备相对落后，无法满足现代铁路列车安全运行的需求，发展新型、高效的信号设备成为时代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加大了对数字信号的研发力度，在充分借鉴计算机高速分析和计算功能的基础上，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突破，无论是在信号处理的准确度方面，还是信号处理的时效性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信号处理结果更加可靠，基本实现了实时化接收和传输，满足了现代铁路运输的需求。②信号可靠性研究发展状况。信号系统的可靠性研究主要是对信号系统各个组成元件运行性能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是先对铁路信号系统进行安装，然后通过调式试验，对其运行性能进行评价。这种研究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得到各元件性能是否合格的初步结论，而无法对其不合格部分的原因、产生环节进行合理解释。现代铁路信号可靠性研究涉及多个环节，自信号系统设计开始，在生产、使用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可靠性论证。设计阶段需要对设计方案进行可靠性论证，生产过程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精确生产，应用阶段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调式和试验。通过多个环节的可靠性论证，提高信号系统的可靠性。③信号一体化技术发展状况。信号一体化是现代铁路信号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其主要特点可总结为信号处理数字化、信号传播网络化、信号处理智能化以及信号应用综合化，为实现以上目标，铁路信号技术逐渐与计算机技术、云计算技术、通信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相融合，基本实现了铁路信号技术一体化，极大的提升了信号工程的运行效率，满足了现代铁路安全、高速运行的需求。

3 结语

铁路运输事业的不断发展对铁路电务工程和信号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确保列车行驶的安全性和高速性，铁路部门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铁路电务工程的施工质量，为铁路部门的安全运输提供基础保障;加大信号系统的研发力度，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定位技术以及监测技术与信号技术进行融合，以实现信号一体化，满足现代铁路提速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孟祥军.铁路电务工程项目施工质量控制的研究[D].山东大学，2006.

[2]姚占书.铁路电务信号停用的施工控制探讨[J].中国新通信，2015，14：11.

[3]云忽兔.铁路电务施工及信号技术长远发展[J].价值工程，2015，26：114-115.

[4]宋坚.探讨铁路电务施工及信号技术长远发展[J].信息通信，2014，10：212-213.

个人理财通论文范文第4篇

汶川地震发生后，贵州人民心系灾区，以多种方式全力支援灾区抗震救灾。

抢险救援

从5月13日凌晨到28日，我省公安机关共派遣6批424人的抗震救援队伍和两批后勤支援保障队伍及救援车辆34台，以及价值25万元的药品和物资参与抢险救灾。武警贵州省总队先后派出378台次车辆及时将灾区急需的438吨救灾物资运送到四川灾区。

5月14日，共青团贵州省委招募的首批120名志愿者奔赴灾区。

5月13日下午开始，省卫生厅组织派遣8支医疗队奔赴灾区，他们携带药品到达四川后立即在眉山市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截至5月28日，已收治伤员1082人。

贵州公路部门抢险队伍受命承担抢通茂县至汶川的“生命线”。

交通保障

驻贵州的民航、铁路和交通运输部门对救灾物资的运输给予大力支持。民航免费紧急空运救灾物资，交通部门免收过桥过路费，铁路优先运送救灾物资。公安交警部门对途经贵州前往灾区的医疗队、部队车辆实行全程接力护送。

收治伤病员

贵州省内各级医院根据部署，积极收治从灾区转入的伤病员。遵义市安排接收550名伤病员；贵阳市安排接收1710名伤病员；沿贵新高速公路的黔南州、黔东南州，安排收治630名伤病员。

入学

5月22日，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为灾区学生开通入学绿色通道，截至26日，已有28名学生分别被免除学杂费安置就读，并免费提供书包、校服、课本及其他学习用品。在黔南州，福泉市接纳的灾区学生已超过20名。

“贵阳妈妈”

5月15日，贵阳日报联合贵阳市民政局发起招募“贵阳妈妈”温暖震灾孤儿的爱心活动，2600余人成功报名。5月23日上午，首批赴灾区开展爱心行动的40名“贵阳妈妈”代表们(他们中既有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又有经验丰富的医生、护理人员，还有充满爱心的企业家、个人经营者，以及心系灾区的普通市民。)冒雨启程赶往四川绵阳，为灾区“帐篷学校”送去文具、衣物、食品等各种礼物和心灵的关爱。

捐献

截至5月20日12时，贵州省社会各界向地震灾区捐款和物资折款金额累计已超过2亿元，目前还在继续增加。地震发生后，贵州各地血库库存，在短短几天内就已爆满。

5月22日，团省委、省青年民营企业家协会、省学生联合会、贵州省春晖行动发展中心与贵州省四川商会共同发起“抗震救灾·春晖行动”，倡议广大川籍在黔各界人士与家乡人民为灾区捐赠急需药品、物资和灾后重建资金。

贵州省医院积极救护灾区伤员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救助，感谢贵州人民给我们的帮助!”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外科大楼进行治疗的伤员龙世华对贵州人民为他提供的关怀充满了感激，他是5月22日入住贵州省人民医院的，来自地震灾区绵竹市，是绵竹市九龙中学的校长，这次地震造成了他腰椎体骨折。

龙世华是贵州省首批收治的四川地震灾区伤员之一，与他一起来的还有287名伤员，他们被迅速转移至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医附院、解放军四十四医院等医院接受治疗，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7个月，大部分是脑损伤和骨伤病人，其中重伤161人，轻伤127人。

为保证地震伤员在我省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省人民医院将刚启用的新外科大楼进行了全面装备，病房均配备了中央空调及先进医疗设备，24小时热水供应，此外，每个病房还准备了鲜花和一部无绳电话。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解放军四十四医院和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也为收治伤员做了充分准备，保证用最好的专家、最好的病房、最先进的设备医治伤员。

为使地震伤员走出心理创伤，收治医院还向社会招募了1000多名志愿者，经过心理专家进行正规培训后，他们会对地震伤员进行心理护理，帮助伤员早日走出灾难阴影。据悉，贵阳市已有5000名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报名护理伤员。

本刊向灾区人民献爱心

四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本刊全体工作人员向灾区人民捐款1万元，并委托四川晚霞杂志社转送灾区。

5月26日，本刊工作人员又响应号召，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缴纳“特殊党费”等形式，向灾区人民献上一份爱心。

5月31日，本刊工作人员前往贵州省人民医院，看望慰问在此接受治疗的灾区伤员，并向他们赠送了《晚晴》杂志。

个人理财通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地方高校培养人才已经成为当今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为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培养出更多适合社会要求的人才，高校在设置必修学分课的同时，通识教育选修课也应运而生。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课程，其在地方本科师范院校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为更好地培养人才，需要对地方本科师范院校教育选修课课程的建设途径进行必要分析。基于此，首先简要对通识教育的概念进行介绍，随后对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三个方面对建设途径提出策略建议。

[关    键   词]  通识教育选修课;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课程建设

时代的发展为高校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本科师范院校作为培养教师的地方，社会对其人才培养要求也越来越高。基于这种背景，地方本科师范院校在设置专业选修课的同时，还设置了相应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为人才培养开辟了新方法。但是，目前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在课程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实现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设置的目的，对其课程建设途径进行分析十分必要。

一、通识教育的含义

通识教育是一种在欧洲起源，在美国得到形成和发展的新型教育模式，在中国大陆一般被称为“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这个名称来源于中国台湾。此外，通识教育在中国香港也存在，被译为“博雅教育”[1]。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的内涵认识并不统一，不同专家对通识教育的内涵理解也不同。但是，目前国内统一认为，通識教育是一种值得推崇的人才培养模式，相较于我国传统的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在注重人才知识和技能培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才的全面发展。通识教育更加擅长的是从人才的人格、情趣和人性等诸多方面，在提高其专业素养的基础上，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新时代人才。通识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尤其是本科院校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地方本科师范院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建设现状

通识教育的实施对优化现代国家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使通识教育能够发挥作用，应该明确实施通识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同时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构建完整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目前，通识教育在中国大陆上的课程体系较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一些先进国家相比还略显稚嫩，在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更是严重不足，在其应用过程中，许多问题开始暴露了出来。为优化其课程体系，需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未明确定位教学目标，课程设置伪合理化

为推进本科院校学分制的改革，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设置是重要环节。基于通识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地方本科师范院校正在积极探索其发展道路，但当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高校并未对教学目标做出明确定位，也间接导致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不完善现象。构建科学合理的通识教育体系，是以明确的教学目标的提出为前提的。当前存在的教学目标不明确的现象，使得地方本科师范院校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设置缺乏一个明确的指导，进一步导致了选修课程体系散乱的局面。这种局面在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表现明显：教师在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上的注重点往往是理论知识的讲授，忽略了对学生开发思维和动手能力的指导。此外，教师往往更加注重课堂教学，对学生实践活动的开展缺乏关注和引导;对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的重视程度也远比不上对政治素质的培养的重视程度。这种教育局面与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设置的教学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缺乏必要规范，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由于当前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内容选择没有明确原则规范，教学内容缺乏教学大纲的引导，这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以更具自己的专业立场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导致课程的教学内容较为杂乱。此外，还存在教学内容与教学理念背道而驰的现象。有些教师对课程内容的讲授过于浅显，无法对专业课程内容进行深入延伸，使其在向专业能力的升华过程中缺乏推动力。同时，有些教师的课程内容过于专业，不符合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程的接受程度。

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的通识教育除了课程教学内容规范不足外，还存在教育方法方面的不足。在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习惯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中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对课堂教学方式创新性不足。此外，课程教学用书陈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无法达到预期的课堂教学效果。基于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内容的时效性，要求课程教材和教师知识体系不断更新。但是由于一般教材的编写难度较大，从编写到出版所用的时间较长[2]，导致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教学所用的教材缺乏时效性，教材知识的更换无法赶上社会需要的变更速度，进一步导致适用教材的缺乏，影响课程的教学效果。

（三）课程结构缺乏合理性

课程结构的构成成分主要包括课程的类别结构和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结构。地方本科师范院校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教学目标的不明确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其课程结构缺乏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选修、必修结构中选修课时占比较低;课程缺乏规范的基本结构。

当前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通识教育中必修课的课时远多于选修课的课时。我国大陆地区选修课程的学分与必修课的学分之比大概为1∶4.3，而在日本，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课程大概占总学分的2/3，我国台湾大学中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大概占总学分的2/5[3]。有数据比较不难看出，我国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设置在本科高校教育中处于劣势。

由于缺乏明確教学目标的设置，课程结构构成不科学，导致不同类型选修课程设置的比例缺乏合理性。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大部分地方本科师范院校在开设自然科学类选修课程时受到了一定限制，导致选修课程数量不能满足学生需要的局面。

（四）缺乏完善的课程管理体系

通识教育课程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成熟课程管理体系的管理约束。就目前我国大陆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状况来看，其管理体系还相对稚嫩，缺乏一定的规范性。

通识教育的课程管理是一个复杂繁琐的工作，需要较高的科学性，因此也需要专门的人员和机构对其进行管理。课程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要求相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以通识教育的理念作为基本理念指导，合理对课程设立的目标和课程教学结构及改革进行规划。但是目前我国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通识教育相关人员和机构的设立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大部分院校只是由教务处的一个科室进行管理。此外，目前我国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管理体系尚不完善，课程的教师资质水平参差不齐，导致课程的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同时，教师团队的缺乏使很多课程出现断层现象。

三、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建设途径

（一）明确课程设置目标

为促进通识教育在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的发展，必须对课程目标进行明确。明确的教学目标是课程发展的重要基础。课程目标的明确，思想的转变是其基础和前提[4]。需要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明确其功能、性质。要抛弃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是必修课程的一个辅助课程的思想，必须认识到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在明确通识教育课程的课程教育目标后，还应该根据教育目标，进一步完善选修课程目标，让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设置能够真正在人才培养上发挥作用。通识教育的设置目标，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二是使学生具有完善的人格以及探索精神和较高的学习能力。

（二）对课程教学资源进行补充，对课程结构进行优化

地方本科师范教育的对象始终是最有活力和创造力、拥有多元认知需求的大学生。这也要求大学教育需要不断发掘课程教育资源，对课程设置进行合理的规划，提高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在大学教育课程中的占比，使课程结构能够得到优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设置的增加，能够满足大学生对多元知识的追求，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使大学生能够切实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基于此，地方高校应该设置合适的课程建设方案，合理对教学资源进行扩充。同时，还应该就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类别、学时和内容等展开探讨，优化课程结构。

（三）完善课程教学内容，优化管理体系

基于通识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目标，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通识教育的内容必须得到完善，要强化其顶层设计，规划出合理的教学方案。教学方案必须满足知识全面、主次分明的要求，课程在设置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生为本”，根据学生特点及需求，对课程内容进行完善。

管理体系的完善是通识教育在本科院校中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面对当前通识教育的发展现状，应该对其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专门负责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设置、课时安排、课程内容安排等工作。第二方面，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定时对教师队伍进行培训，并且设置奖励机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解决当前师资不足问题。

四、结语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在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中的设置，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优质人才具有积极意义，需要大力发展。为此，应该积极解决其在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使其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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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蕊.贵州新建本科院校通识课程现状、反思及变革[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7.

编辑 常超波

个人理财通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近年来，大学通识教育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重要性逐渐在国内高等教育界形成共识。日本的现代大学教育在亚洲仍处于领先地位，也是最早借鉴美国大学经验，开始大学通识教育探索的东亚国家。战后的日本大学废除了偏重专业教育的旧体制，以《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为蓝本，采取了两年通识教育加两年专业教育的“二·二分段制”教育模式，使通识教育在日本大学内普及。1991年“大纲化”改革后，课程设置的裁量权下放，日本各高校纷纷对大学通识教育进行了反思与改革，二十多年来取得了大量宝贵经验。包括建立了负责大学通识教育的组织和管理，并在全校范围内对教育资源进行统合的机构，实践了“四年一贯制”等新的课程模式等。从这些经验中可以获得有益于我国大学通识教育探索的启示。

关键词：通识教育；教养教育；日本高校

一、通識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日本高校的一般教育、教养教育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并倡导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译作博雅教育。其中“自由”的含义可以被归纳为两点。其一，它是“适合于自由人，而非奴隶的教育”[1]。在当时奴隶制社会的体制下，拥有接受教育权利的只有身为统治阶级的“自由人”。其二，它是“培养通达智能，而非专门技术的教育”[1]。不同于从事生产劳动所需的专门技术，自由教育所教授的是关于原因与原理的知识，即“自由的知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人的自我修养，使人摆脱愚昧，获取智慧。

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在西方社会步入中世纪之后，而自其诞生至今，基于自由教育的所谓“七艺”包括文法、修辞、逻辑和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等就已成为了彼时大学教育的基础。当时所有来大学求学的学生在进入神学、法学、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前，首先都要接受“七艺”的教育。普遍认为直至十八世纪，西方以培养绅士、贵族等社会精英阶层为目的的大学教育仍沿袭了自由教育的传统。

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重要性也逐渐被人们认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纷纷成立了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等。大学里出现大量新的专业，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专业还在不断细分化。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专业化、实用化教育逐步取代了古典学术教育，成为了现代大学教育的主体。而古典自由教育也逐步完成了向现代通识教育转变的过程，其主要内容包括作为技术科学基础的自然科学教育和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人文科学教育两个方面。

1829年，美国学者帕卡德（A.S. Packard）最早将通识教育这一概念引入大学教育中。此后它的含义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发展演变，直至1945年由时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 Conant）所带领的委员会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的学术报告，即《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这一概念才正式得以确立。该报告将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义为“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的人和公民”[2]，使其具备有效思考、沟通思想、准确判断和明辨价值的能力。并将其与“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能力”[2]的专业教育加以区分，且认为大学教育应由这两部分共同构成。

虽然通识教育这一概念源自西方，但培养通达智能，以人的自我修养为目的的教育思想在我国却是古来有之。可以说中西方正统的古典教育在这一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偏重对古代经典的研读，而轻视专门技能的培养。又如，西方古代教育旨在培养绅士、贵族，而我国古代教育则以培養君子、士大夫为目标，两者的培养对象均为社会精英阶层。甚至，正如源自古希腊自由教育的“七艺”，我国古代贵族教育体系中亦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杨叔子指出：“严格来说，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在其历史发展中，将西欧的自由教育与美国本土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它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之举。”[3]虽然通识教育这一概念在我国被提及的时间尚短，但关于它的问题却不应该是单纯地借鉴他国的问题，而是如何将承载并推动了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古典教育，与我国当今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可以说如何实现这一创新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995年，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在全国五十二所高等院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并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虽然王义遒、曹莉、杨叔子等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均辨析了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之间的差异性，但二者的相似性仍受到普遍的认可，这一年也往往被看作中国式大学通识教育探索之路的起点。[4]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目标的提出，如何借鉴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经验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由于美国大学在通识教育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核心位置，以及迄今为止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我们通常把借鉴的对象集中在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上。而在本文中，笔者则想把目光的焦点放到日本大学的通识教育上。

对日本而言，通识教育可谓“舶来品”，通常被译作一般教育或教养教育。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相互交往的历史，两国文化更是在此过程中不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古代，日本积极地从我国引入并学习大陆文化，参与华夏文明演进已久，相较于西方，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在文化传统上无疑和我国具有更多共通之处。而步入近代，日本又是最早引进西方文明成功实现近代化的东亚国家，近代化教育的实施无疑在这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GHQ）的管制，民族思想文化导向再度西化，而大学的通识教育又成为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出于客观的历史原因，日本的大学对于通识教育的引入与探索远早于我国，再加上相较于西方而言中日两国在文化传统上的共通性，可以说对于急需借鉴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经验的我国而言，研究日本的大学通识教育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二、日本的大学通识教育史

（一）二战前作为大学预科的通识教育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颁布了《学制》（1872年）、《教育令》（1879年）、《学校令》（1886年）等一系列教育法令，逐步建立了日本的近代教育体制，形成了普通民众教育和社会精英教育两种模式。普通民众教育模式即从小学或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专门学校，学习专业技能为主，学制较短，教师为日本人，使用日文教材。学生毕业后利用所学技能参加工作。而社会精英教育模式是指，中学毕业生参加严格的升学考试，少数成绩优异且家境良好者能升入高等学校修读大学预科，毕业后即可免试升入相应的帝国大学。在帝国大学里通常由西洋教授用外语授课，教材亦使用原文教材，教授西方先进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的学制通常均为三年。[5]

由此可见日本战前的旧制大学（帝国大学）借鉴了当时西欧（尤其是德国）大学的教育思想与办学模式，偏重专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由于教授内容专业性强、难度大，且授课、教材均使用外语，要求学生在入学前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因此，日本的旧制高等学校便承担起了大学预科教育的功能，且每所大学都有与之相匹配的预科高中，如第一高等学校对口东京帝国大学、第三高等学校对口京都帝国大学等。而作为大学预科的旧制高等学校实际上也同时承担了通识教育的功能，对战后日本大学的一般教育、修养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可见通识教育真正进入日本大学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二）二战后日本大学“二·二分段制”的一般教育

1945年，日本败战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GHQ）的强力介入下，日本开始构建战后新的教育体系。1946年，美国向日本派出教育使节团。在《美国教育使节团第一次报告书》中指出当时的日本大学教育过于偏重专业教育而忽视一般教育（通识教育）的问题。[6]1947年，《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相继公布，将学制整合为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学。至此作为大学预科教育的旧制高等学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同年，《大学设立基准》开始起草。草案中要求所有新制大学需设立“教养学部”，学生入学后前两年在“教养学部”接受一般教育（通识教育），称为前期课程；后两年分专业接受专业教育，称为后期课程。其中一般教育包括自然、人文、社会三大类科目。学生需在三大类科目中分别修满三门科目。并规定，文科系一般教育科目数不得少于15门，理科系一般教育科目数不得少于12门。[7]1950年，美国再次向日本派出教育使节团，并提交《美国教育使节团第二次报告书》。1956年，《大学设立基准》在经过多次修改后正式颁布，修改的内容包括将一般教育每门科目的学分规定为4学分，学生需在三大类科目中分别修满12学分，共计36学分，大约占当时本科阶段毕业必修学分的三分之一。并将外语从一般教育科目中独立出来，要求学生需修满两门以上外语科目，每门外语科目的学分为8学分。另规定文科系、理科系一般教育科目数均不得少于15门。[7]至此，在当时的日本大学里通识教育体系基本建立完成。

教育改革是战后日本社会转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在来自占领军的行政力量强压之下迅速形成了统一的规范，并以惊人的速度在日本全国推行，使日本大学教育完成了由战前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精英教育到战后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众教育的转型。此时的《大学设立基准》几乎照搬了《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日本各高校开始重视哈佛模式的通识教育，但脱离了日本大学教育的实际，随着时间推移，潜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虽然中途也做过一些调整，如1970年《大学设立基准》的“弹性化”，一般教育科目的36学分中有12学分可被外语科目、基础教育科目、专业教育科目取代。但在经过了约四十年后，它仍难逃被颠覆的命运，并最终走到了尽头。

（三）1991年的“大纲化”改革

1987年，作为文部省咨询机构的大学审议会成立。它标志着日本政府对提高本国大学教育质量的关注，高等教育改革已被提上日程。1991年，该审議会提交了题为《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的报告。同年，文部省依据报告对《大学设立基准》进行了大幅修改。此次修改也成为战后新制大学自确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史称“大纲化”，其核心内容是取消了一般教育科目和专业教育科目的划分。《大学设立基准》还废除了教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二·二分段制”，同时还废止了各类科目必须的最低学分，对文科系、理科系一般教育科目设置数量的要求等规定。承担一般教育的教养学部的设立也不再是强制要求，“大纲化”将课程设置的裁量权下放到各大学，使大学自主构建个性化课程体系成为可能。

关于此次政策修订，日本文部省曾自我评价到：“本次修正并非轻视一般教育，而是希望不拘泥于教学科目的框架局限，制定出四年一贯化的课程体系。”[8]然而此后的发展似乎完全出乎了文部省的预料。“大纲化”改革后短短五年的时间里，除东京大学外的几乎所有国立大学都废除了承担一般教育的教养学部的建制。原本属于一般教育科目的学分不断被专业教育科目蚕食，在毕业必修学分中所占比率一再缩减，出现“瘦身化”现象。这一趋势直至1999年后才趋于平缓。[9]在高等教育界一般教育这一概念也逐步被教养教育等取代，继而退出历史舞台。在积极倡导通识教育的国际环境下，“大纲化”改革后的日本大学却形成了偏重专业教育而轻视通识教育的逆流。虽然大学审议会在1998年的报告《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形象与今后的改革方案》和2000年的报告《符合全球化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中反复强调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却并未给出关于如何发展的具体意见。新世纪大学通识教育将何去何从成为日本各大学、日本高等教育界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三、日本大学通识教育的现状

如上所述，“大纲化”改革后除东京大学外的几乎所有日本国立大学都废除了教养学部的建制，同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方案，不断尝试新的通识教育组织形式与课程模式。同时，这也使得东京大学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日本大学的通识教育探索之路。

（一）教养学部的解体

教养学部的废除意味着用以承担大学通识教育的专属学部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负责通识教育的组织和管理的全校机构。以前通识教育科目由隶属于教养学部的专职教师负责教授。教养学部解体后这些教师通常依所教授科目被分配到相应的专业学部。而各大学新成立的负责通识教育的机构虽名称各不相同，但其主要功能皆为组织和协调全校各专业学部实施通识教育相关科目的教学，实现教学资源的统一配置。相较于作为独立学部存在的教养学部而言，它们的规模要小得多。在新机制下，通识教育不再由单一学部承担，而是全校各专业学部均参与到通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

但是，由于与隶属于各专业学部教师进行协调的人员通常是负责该学部通识教育的委员，且多为短期轮换制，这常会造成管理混乱、责任不清的局面，给通识教育的实施带来困难。[9]于是，各大学纷纷出台改革方案，对原有机构进行重组与扩充。如2001年名古屋大学成立了“教养教育院”，2010年北海道大学成立了“高等教育推进机构”，2012年大阪大学成立了“全校教育推进机构”，2013年京都大学成立了“国际高等教育院”，2014年九州大学成立了“基干教育院”，同年东北大学成立了“高等教养教育·学生支援机构”等。新成立的部门，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责任更明晰，在继承了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往往还负责本校通识教育的质量评估与探索创新。其中一些还兼具了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健康等各方面进行支援的功能，如九州大学的基干教育院和东北大学的高等教养教育·学生支援机构等。

（二）从“二·二分段制”到“四年一贯制”

“大纲化”改革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大学本科阶段的分布模式由“二·二分段制”逐步向“四年一贯制”转变。所谓“二·二分段制”是指本科阶段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前期课程），后两年接受“专业教育”（后期课程）。而所谓“四年一贯制”是指通识教育贯穿整个大学四年。例如，在京都大学，学生在四个学年中均同时接受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只是随着学年递增，通识教育所占比率逐年减小，而专业教育所占比率逐年增大，两者成“楔形”分布。[10]

在前一模式下，通识教育是作为专业教育的基础而存在，两者间有着至下而上的关系，且被明确地区分。这其实和战前学生在作为大学预科的旧制高中里接受三年通识教育后，进入大学再接受三年专业教育的模式有些许相似。而在后一模式下，并非仅仅改变了实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时间，两者的同时性使得通识教育作为专业教育基础的至下而上的关系不复存在。它们相互融合构成了一个互补的整体。而这一关系的转变，也必然要求通识教育在内容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大纲化”改革后，随着各高校自主改革的不断深入，曾经的一般教育逐渐被新的、多样化的名称取代，如教养教育、全校教育、共通教育、基干教育等，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与扩充。从所包含的科目来看，“大纲化”改革前的一般教育主要包括自然、人文、社会三大类科目，有时还会加上外语科目和保健体育科目。而现今的通识教育，为了满足高年级课程的需求，以及真正实现与专业教育的互补，除了保留以上科目外，往往还增加了如综合科目、专业基础科目、高年级教养科目、拓展科目等内容。在每个大类中也更加注重课程体系的建立，使课程不再孤立，并强调课程难度实现由浅至深的递进。如京都大学，还精心制作了帮助学生了解课程体系，为学生选课提供建议的辅佐材料。[11]

（三）独树一帜的东京大学模式

“大纲化”改革后，既保留了教养学部的建制，又保留了“二·二分段制”的东京大学在探索大学通识教育的道路上可谓独树一帜。

和其他大学不同，通过入学考试进入东京大学的学生，并不会直接被分配到各专业学部，而是会先进入位于驹场校区的教养学部，接受通识教育。学生入校时无需选择专业，而只需在文、理各三类（共六类）方向中做出选择。每个方向不明确具体的专业，只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如文科一类更偏向于以法学和政治学为中心的社会学专业。[11]学生可中途转方向，且所选方向对于今后的专业选择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学生在完成两年的前期课程后需递交专业申请。各专业学部会依照申请组织面试，并根据前期课程成绩和面试情况决定是否入取。被录取的学生将进入位于本乡校区（本部）的各专业学部，接受专业教育，开始两年的后期课程学习。在前期课程中学校不提倡专业意识，而注重学生对知识全局和部分的理解，帮助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作出更理性的判断。专业学部与学生间的双向选择也有利于今后的专业培养。

属于通识教育的前期课程由基础科目、综合科目和主题讲义三部分构成。其中基础科目包括专业基础科目和外语、计算机、体育等公共科目。而综合科目则是东京大学通识教育的主体。不同于“大纲化”改革前《大学设立基准》将一般教育科目分为自然、人文、社会三大类，东京大学将综合科目分为思想·艺术、国际·地域、社会·制度、人类·环境、物质·生命、数理·信息六大类。[12]学校还规定了各方向的学生需在各类科目中修满的学分。所有方向前期教育学分均站本科阶段总学分的50%，超过了“大纲化”改革前《大学设立基准》对一般教育所占学分比率的规定，足见东京大学对通识教育之重视。

四、日本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大纲化”改革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高等教育界从未停止过对通识教育的反思与探索。日本国内各所顶尖高校不约而同地将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到了通识教育上，并逐步摸索出可以突出自我特色的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现将本文对日本大学通识教育历史的回顾及对现状的分析得出的经验与启示总结如下。

首先，大学的通识教育需要基于本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实践。回看二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在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强力介入下，日本重建了其教育体系，在短短十年间，日本大学便从战前旧制大学的专业教育导向，转变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改革推行之迅速，改革前后差异之大不禁令人惊叹。不得不说，这次改革使得通识教育在日本大学内真正得以确立与推广，对当时日本教育的重建，战后整个日本社会的重建，乃至战后日本的飞速发展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全盘照搬《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内容，将他国的先进经验当作“万灵药”，且依靠行政力量“一刀切”的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也必然使得这次改革留下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逐渐突显出来，并最终导致了改革的自我颠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基于本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实践。台湾学者沈君山指出：“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实践，不能只是理论。实践通识教育远比讨论通识教育困难。”[13]各国、各高校的育人目标、自我定位、教育资源等各不相同，对通识教育的探索也必须依照自身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展开。虽然近年来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已逐步形成共识，但一味地呼吁通识教育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大学的通识教育需要强有力的责任主体对其进行组织和管理。1991年的“大纲化”改革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教养学部的解体。改革前的教养学部为承担大学通识教育的专属学部，其下有相当人数负责通识教育课程授课的专职教师。在成立之初，这些教师很多来自战前作为大学预科存在的旧制高中。不同于其他专业学部的教师兼具教学与科研任务，教养学部的教师往往专司教学，这使得他们在其他专家学者面前地位较低，无职业发展前景，也直接影响了通识教育课程的授课质量。事实上，当时的教养学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战前旧制高中作为大学预科的功能，而并非标准的学术部门。东京大学作为“大纲化”改革后唯一保留了教养学部建制的日本国立大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1983年设置了可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综合文化研究科”，旨在回应通识教育对应的学术前沿究竟何在的课题。[14]这一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借鉴日本各名校于2000年后纷纷成立或重组负责通识教育的组织和管理的全校性职能性机构的做法，似乎更符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依照日本大学的经验，为了能够在全校范围内实现教学资源的统一配置，负责组织和管理通识教育的机构须得到学校领导层的支持与推动，并具备一定的规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和清晰的责任分工。

再次，需不断探究通识教育的内涵，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大纲化”改革前的一般教育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战前旧制高中的大学预科教育。仅将通识教育看作专业教育的基础直接导致课程难度偏低，甚至部分内容与高中课程重复，或沦为“兴趣课”。这显然严重偏离了通识教育“培养通达智能”和追求有效思考、沟通思想、准确判断和明辨价值能力的基本方向。实际上通识教育本身并非是一个已然确定的概念。曾有美国学者说道：“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概念像通识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也没有一个概念像通识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的歧义。”[15]“大纲化”改革后，一般教育逐渐被诸如教养教育、全校教育、共通教育、基干教育等，新的、多样化的名称所取代。这实际上标志着日本高等教育界在不断探究大学通识教育的内涵，使它能和专业教育一起形成一个互补的整体。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课程设置时注重课程的体系性和纵深。同时也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以更宏大的视野，更高的境界看待问题，并将教育的目标从传授知识转换到思维训练、开启心智上。

最后，面对我国大學生入校时普遍对所学专业缺乏了解的问题，东京大学的模式或值得借鉴。客观来讲，我国的高中教育还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这使得多数高中生在高考的巨大压力下，无心关注未来的专业选择。另外，选好专业不如上好学校的观念在社会上流传已久。这些因素均导致很多高中毕业生在选择专业时，因对自身、对社会，以及对大学所开设的各专业缺乏了解，而无法从自身实际出发进行理性判断，只能盲从社会舆论或他人意见。进入大学后，如需转专业也会面临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在东京大学模式下，学生能有充分的时间加深对以上问题的认识，最终做出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专业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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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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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一.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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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部科学省.「我が国の文教施策」（平成3年度）大学设置基准等の大纲化と自己评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ad199101/hpad199101_2_150.html.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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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陆一.21世纪日本大学通识教育再出发：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两种模式的比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1）：166-178.

[12]东京大学教 学部· 合文化研究科.开讲科目一览（カリキュラム）.http：//www.c.u-tokyo.ac.jp/info/academics/zenki/curriculum/index.html.2018（8）.

[13]金耀基.大學之理念[M].北京：三联书店，2010：150.

[14]东京大学 合文化研究科·教养学部の历史.http：//www.c.u-tokyo.ac.jp/info/about/history/development/index.html.2018（8）.

[15]Carnegie Foundation of Teaching Advancement， Missions of the College Curriculum： A Contemporary Re-view with Suggestions[J].San Francisco： Jossy- Bass，1977：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