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桌面
添加盘古文库-分享文档发现价值到电脑桌面
安装后可以在桌面快捷访问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

来源:盘古文库作者:火烈鸟2025-11-191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编者按:

加法的资产经营和乘法的资本运作是企业迅适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而企业只有构建和完善了投资融资体系,才能在扎实的资产经营基础上,成功地进行资衣运作。

这里,我们将与读者分手丁继刚先生的关于资产经营与资本运营有趣的“车毂、陶壶、房子”理论,同时,分两期向读者详细介绍如何构建和完善企业的投融资体系,最终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完美目标。

“车毂、陶壶、房子”理论

在我的朋友圈中,有很多是从事资产经营,也就是做实业的老总,也有一些是国内资本运作的顶尖高手,我发现常常有这么一种现象:做实业的朋友往往有点看不起搞资本运作的朋友,他们认为资本运作比较虚,既不生产产品,又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贡献,纯粹是投机取巧。而搞资本运作的又瞧不起做实业的,认为做实业的人思想僵化,眼光狭隘。做资本运作的还举了一个看似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你看看香港李嘉诚忙了半辈子还不如他儿子李泽楷在资本市场忙半年。

那么资产经营与资本运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7让我们来看一看道教鼻祖——老子在《道德经》这本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据传老子骑着青牛出关时,被周朝的边境守关官员尹喜拦住,尹喜认定老子是他要等的圣人,便对他说:”您就要隐归了,请为我写一部书吧。”于是世上就留下了这部一句就有“三玄三经三妙义”的《道德经》。书上有这么几行简短的文字,用来说明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关系实在是恰当不过了,文字是这样的:卅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段文字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三十根辐条集汇于一个车轱辘中,轱辘中的隙,使车子得以运转,才成就了车子的作用。粘土烧成的陶壶,正因为壶中有虚的部分,才形成了壶的效能。建造房屋安门开窗,只因为房子是空的,所以才发挥了房子的作用。

如果把车毂、陶壶、房子看成“资产经营”,把他们空的部分看作“资本运作”,则没有“资产经营”就好比车子无车轱辘、陶壶无外壳、房子无屋顶无四壁,“资本运作”就是空的、无法实现的。而如果只有”资产经营”而无“资本运作”,则车毂是死的车子开不动,茶壶和房子是实心的,没法喝水,不能住人。因此“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是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资产经营”是基础,是必要条件;“资本运作”则是对“资产经营”的提升,能发挥出资产经营的最佳效果,是资产经营的高级形态。

加法的资产经传与乘法的资本运作

曾被《华尔街日报》头版赞为中国民营经济20年发展代表人物的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企业传统的投资和运作,对企业禁锢比较多,把资本投入资产,通过资产经营,考虑产值、利润,是传统的企业价值评估。这一块,是必须有的。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不管什么产业,就算技术附加值再高,还是”做加法”。一个企业要想迅速发展,长久地成为行业领袖,就必须有企业价值经营理念,即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有些企业虽然暂时经营亏损,但一样受到资本市场认同,因为投资者看的是你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是你的现在和过去。为了企业价值最大化,必须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推动产业资本的增值,而这种增值往往是成倍数的,这就是资本运作的“乘法”。

张宏伟本人就是这样一个资本运作的威功典范。2003年,东方集团作为大股东之一的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向瑞士苏黎世保险公司、国际金融公司、日本明治生命保险公司、荷兰投资银行四家外资机构私募了24,9%股份。私募成功后东方集团最初在新华人寿的原始投资增值5,25倍。这还只是账面上的收益,而上述国外战略投资者所带来的经营管理理念和与国际化市场对接的管理运作,这些方面的附加值更是无法用数字和金钱来衡量的。资本运营可以说是一个优秀企业迅速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

“做正确的事”之后才能“正确地做事”

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被潜在的投资人或贷款银行问到的最多的话是:你们公司的发展战略究竟是什么,你们能不能详细说明?这个战略是不是企业所有管理层的统一认识?你们融来的钱能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和利润增长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常常会令我们企业陷入深深的思考。因为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向未来的投资者或者银行来表述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

应该说我们多数企业的决策层在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以及发展目标方面有着很好的思路和美好的设想,但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能只存在于企业家自己的头脑中,或者只流于口头形式,而应该是经过管理层反复讨论的,是经过专家科学论证的,详尽的书面描述,并且是可以进行切实有效的目标分解和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的。我们企业的战略目标和方向不仅要细化、量化,而且要可行,适时,同时还要让每一个管理者和每一个员工都知道,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有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实施战略的关键是让人们理解战略,理解战略的前提则是描述战略。我认为,很多企业目前在这一点上是存在不足的,欠缺的恰恰是战略规划的明确阐述。

只有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发展战略问题,制定了科学可行的发展战略规划(即“做正确的事”)之后,才能围绕总体战略规划,确定企业的投资战略,并采取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两种手段来加以实施,才能“正确地做事”——执行。

企业的投资战略是企业总体战略在投资管理方面的分战略。它决定企业资金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并具体规定企业资金投入的方向,重点以及投入资金的多少。显然,企业的投资战略作为分战略,应该在发展方向、目标水平及主要对策等方面与总体战略相互协调一致,并保证总体战略的实现。同时,企业的投资战略还受到企业产品战略、竞争战略、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具体战略的制约和影响。

决策也必须讲成本控制

投资决策是企业投资战略的具体实施。哈佛商学院研究表明,企业经营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决策和管理两大因素,其中决策因素占80%、管理因素占20%。决策是管理方法三大内容中最重要的方面。管理方法的三大内容分别是计划、控制和决策,计划可以在执行中进行滚动修改,包括我们的预算也是可以在执行中进行修正与调整的,控制是一个过程,只有决策是在实施以后就难于更改甚至是不能更改的,因此决策管理必须慎之又慎,如果企业因决策失误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即使可以追究到相关人员的责任,但是损失已无法挽回。决策是有成本的,这一点容易被人忽视。我们常讲控制成本压缩费用,但是一个错误决策的成本更是巨大。例如一个正确的决策为企业盈利100万元,如果失去了机遇,没有做出及时的决策,这个决策成本就是100万元:再进一步分析,如果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不仅没有赚到100万元,反而亏损了100万元,那么,这个错误的决策成本就是200万元。因此,决策也必须讲成本控制。

从决策内容来看,主要是投资决策和经营决策,相对来说,投资决策的风险更大,更应重视。因此我们常说:投资决策失误是企业最大的失误,一个重要的投资决策失误往往会使一个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这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这方面有一个鲜活的案例:200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实达集团(代码600734)主营业务收入有30亿元,主营利润也有1.1亿元左右。其中三大主营业务计算机外设、PC产品和网络产品就贡献了9000多万的利润。但公司总的净利润却是巨亏2,52亿元,而被带上sT的帽子。究其亏损的主要原因,除去下属子公司不规范经营和机构调整的因素,投资VCD项目失败造成的近9000万元的损失,是其巨额亏损的重要根源。

从这层意义上讲,科学的投资决策可以说是决定公司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如何规范投资决策和管理体系组织机构建设——母公司级:在董事会成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全公司投资项目的总体管理,该机构应为常设。投资决策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公司投资战略、规划,计划并负责审手比。

总裁领导下的投资项目决策会议,定期或不定期对权限范围内的投资项目进行审批。该会议机构是非常设的。成立投资部负责整个企业的投资项目考察,开发、遴选、可行性论证、组织评估、报批等日常管理活动。

——子公司级:视情况可以设立投资部。但应限制子公司及孙公司的投资权限,以免投资失控、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分散投资,从而不能实现总体战略意图或打乱计划。投资管理流程构建投资项目开发,论证评估投资决策,监督实施,运作管理的五位一体的投资管理流程。

——投资项目开发:由母公司或子公司投资部对收集各类投资项目信息遴选之后,成立专门项目小组负责项目开发。收集的项目越多,项目源越丰富,可供投资决策选择的余地越大,投资成功的概率越大。项目开发工作包括:项目初选、项目立项、审慎调查,财务测算、预可行性研究等。

——论证评估:投资部门项目小组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设计优化项目方案:邀请企业内外部专家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

——投资决策:由投资决策会议对备选项目进行决策,决定对投资项目的审查批准意见。

——监督实施:成立项目实施筹备小组,实际操作投资项目:财务、审计等部门监督投资项目建设过程,提高投资质量,控制投资总额。

——运作管理:一般投资项目以项目责任制形态运营;项目建成后,划转其他部门进行正常运作状态下的管理。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各大企业均得到较好发展,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本文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实务处理进行分析,旨在为公司、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实务处理

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财务资产管理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而在企业整体资产中,长期投资性资产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企业开展相关财务管理工作、会计核算等的主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前法律法规逐渐发生变化,有关会计方面的内容也得到有效完善,这就为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提供了有力参考依据。其中,会计准则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资产部分管理提出了较高要求,要求子公司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成本核算方式,结合当前国家《权益法》中的相关规定,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资产核算管理进行及时调整,为子公司今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本文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实务处理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相关工作提供宝贵经验。

1 职业判断控制

在子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被投资企业控制,其中的“控制”主要是指子公司在进行经营决策、政策、财务等方面需要由投资企业决定,而子公司需要结合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按照母公司业务要求,开展相应经营活动,并且可以从投资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取经济效益,而投资公司则被称之为母公司。母公司在对子公司进行控制的过程中,需要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后续计量,主要是采用成本法、权益法,同时还关系到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方面的确认工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要求,对子公司的“控制”标准赋予相关工作过人员较大的职业判断空间,部分企业的会计人员在进行实务工作处理的过程中,通常会存在实质控制权界定、掌握困难等方面问题,使企业财务方面呈现出较为混乱的状态,而这些问题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常情况下,母公司可以直接或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50%以上的股权,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享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第二,在合资协议或章程规定中规定,母公司可以控制子公司派出的董事会成员超过全部董事的半数以上,事实上却对子公司的财务与经营政策、决策进行实时控制。虽然在实务中,相关章程协议通常无法由单一方面董事进行统一布置、规划,多数情况下采用否决权进行子公司重要事件的决策与调整,但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主要是由大股东掌握子公司的资金调用、生产、管理、职位任免等方面内容,且部分管理人员、领导坚持以“实质”作为主要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司章程中的具体内容,并认为这些只是“形式”上的内容,同时存在着只注重母公司对子公司资金调度、生产调度、高管任免等方面掌握情况这一弊端,这种主观思想不利于母公司今后的长期发展,会对子公司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长此下去子公司的财务、经营、管理方面的实际权力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为子公司发展带来阻碍[1]。

2 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中的主要内容

2.1 成本确认

成本确认是投资企业在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实务处理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将直接关系到投资企业今后的发展状况,而对于子公司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环节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指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管理中有关企业初始投资数额成本的确认工作,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要求,合理确认初始投资数额。初始投资主要是指在子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应将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成本除去,然后将利用其他有效手段、途径获取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结合当前现行法律条文或相关法规、章程中的具体要求进行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工作。在这一过程,企业应遵循以下原则开展相关工作:首先,投资企业应依照相关法律,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来合法获取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在成功获取有效资产后应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内容,合理合法对相关成本进行确认,将实际支付购买价格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开展对初始投资成本准确计算工作,充分保证初始投资成本的准确性、合理性、合法性,而这一过程主要是涵盖获取长期股权投资资产时,投资企业需要依法缴纳的相关费用、税金、企业财务支出资金等部分内容,同时将相关数据信息、往来文件进行详细确认并保存,做好记录,以防止在进行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问题纠纷;其次,在确认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初始投资成本的过程中,投资企业应将权益性证券发行方式作为主要方式,依托當前权益性证券发行的公允价值进行成本确认,以保证初始资金成本确认的合理性、准确性、安全性,为企业今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再次,投资企业在长期股权投资资产中开展初始资金成本确认工作过程中,应注意严格按照投资合同、协议等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对长期股权投资资产价值进行确认;最后,若是企业通过非货币方式获取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应严格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中的相关规定,对企业初始投资成本进行有效确认,为今后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有力参考依据[2]。

2.2 权益变动

投资企业在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资产进行实务处理的过程中,应针对长期股权投资资产中,除去收购、回收长期股权投资资产部分以外,应充分保证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账面价值处于稳定、不变状态。然而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投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子公司的基本权益,为母公司与子公司在今后发展过程中进行的经营管理创造有利条件。第一,当投资企业在确定投资收益时,会将超出子公司在结构投资企业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部分的现金股利、利润,作为投资企业初始投资成本会回收到投资公司财务,而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则会利用应用成本核算法取代权益法,进行相关长期股权投资资产的计算。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企业所进行的管理方式与相关规程中的具体要求存在较大差异。相关工作人员在对财务报表进行编制的过程中,主要是财通成本核算管理方式进行计算,而这一方法可以充分反映出投资股利分配方面的相关信息资料,而在这一过程中采用的公允价值相关法则,则会作为有力的参考依据真实反映投资企业这一投资活动的实际经济价值,而在核算管理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资产的过程中,成本核算方式还可以将投资企业投资收益质量在企业日常管理中进行有效确认,为财务报表编制奠定有力基础。

2.3 信息分析

信息分析是企业在对子公司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处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充分掌握并了解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因此,在开展信息分析这一工作过程中,企业领导、管理人员应将相关协议及附件文件及相关资料进行披露,主要包括子公司企业名称、注册地点、商业性质、投资企业所持股份比例等多方面信息内容,保证资料信息的全面性、客观性,使投资企业可以充分掌握子公司基本状况、生产经营管理实时状态以及子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明确企业所持子公司股利,为今后各项决策、政策、人事任免等提供良好条件,同时投资企业应及时掌握子公司资金流动状态,对子公司财务方面管理进行严格检查与控制,及时掌握子公司的负债、信誉等,被投资企业应在信息披露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向投资企业汇报有关本企业资金转移能力所受到严格限制的具体情况、在长期经营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让投资损失金额、子公司生产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情况,使投资企业可以充分掌握子公司的实际情况,以保证投资企业与子公司在今后合作过程中,有效解决有关资金、财务等方面的问题,以防止企业管理中出现资金流动不明、企业管理漏洞等问题的出现。

2.4 财务报表合并工作

投资企业在进行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的过程中,主要是采用成本核算法进行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完成财务报表合并等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中的具体要求进行操作[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关财务方面的法律条文日益完善,在此基础上,国家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做进一步完善,使新《会计准则》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因此,企业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应结合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内容,对工作人员进行的财务报表合并工作进行有效管理,以保证企业可以获取准确的财务数据,为企业今后的决策、发展提供有力参考依据。投资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在开展合并财务报表编制这一工作时,应将购买日公允价值实时情况作为工作参考依据,对子公司财务报表的核算进行适时、适当、适度的调整与管理,针对报表中不同财务内容,严格按照相关规程中的具体要求完成编制核算工作。在此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应在企业合并的基础上,将因这一变化所取得的被购买方的各项可辨认资产以及负债、负债等情况进行如实汇报,同时通过公允价值方法标准清晰、准确的核算列示,以保证财务报表内容的准确性、安全性、实效性;会计人员在进行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时,应严格按照新《会计准则》中的要求,采用权益法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投资收益情况进行调整转换后,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充分显示,同时将这一文件资料作为有效的参考资料,进行合并财务报表的編制。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公司管理方式逐渐发生变化,为了更加迎合母公司发展需求,子公司也需要针对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变革,以保证子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通过有效分析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资产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事务处理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提高其管理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前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企业朝着规范化、科学合理化方向发展,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 宋建波,文雯.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权益法的会计处理探讨——基于大富科技的案例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15(8).

[2] 宋乐.浅议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实务处理[J].商场现代化, 2013(22).

[3] 吴保忠,顾子昭.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转换探讨[J].商业会计,2017(10).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信息透明度;投资效率

一、引言

在公司治理理论中, 股权分散导致的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权集中产生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分别构成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1] , 而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 在解决第二类代理问题时被寄予厚望。 由于具备资金规模和信息收集及处理优势, 机构投资者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动机和专业能力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 作为中小股东的代表, 通过向公司谏言来积极履行监督责任[2] , 对公司信息披露、投融资决策、社会责任履行等问题发出积极的外部治理声音, 还可以对董事会决策产生影响[3] 。 同时, 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引领者, 在各国倡导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创新背景下也被赋予重任。 鉴于此, 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重新审视机构投资者的外部治理行为显得尤为必要。

近年来, 我国机构投资者蓬勃发展, 数量不断攀升, 总持股比例持续增加[4] , 规模不断壮大的机构投资者能否发挥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仍备受关注。 现有研究多将机构投资者视为独立同质的个体, 分析其持股比例和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作用[5] 。 而社会学家Granovetter[6] 的研究表明, 大多数行为都镶嵌在社会网络当中, 社会网络蕴涵着潜在的信息和资源。 机构投资者个体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离的, 他们同样镶嵌在自身所处的网络当中, 并在资本市场上沟通和合作, 从而共同影响其持股公司的决策[7] 。 基于此, 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重新审视机构投资者的外部治理效应。

目前, 社会网络与机构投资者相结合的研究包括: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公司治理作用[8] 、机构投资者网络和企业价值[9] 、机构投资者網络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10] 等。 另外, 还有学者研究了分析师通过其社交网络获得比较信息优势[11] 、同城或同社区的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具有一致性[12] 等。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及资本市场反映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 但现有研究多考察基金网络的公司治理行为[13] , 缺乏从机构投资者网络整体进行研究的范例, 因此, 本文以前十大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构建机构投资者网络, 研究网络中心性的公司治理效应及机制。

提高投资效率、提升公司价值是每个公司追求的目标。 机构投资者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 其较高的持股比例和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势必使其通过积极的外部治理作用影响公司的投资效率。 因此, 本文结合社会网络理论, 将不同机构投资者通过共同持有同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而形成的网络连接界定为机构投资者网络, 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构建网络, 研究其网络中心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通过信息共享机制, 将交易行为传递到资本市场, 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异质性信息, 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公司投资效率, 且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主要发生在过度投资情形下和非国有企业中,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二者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但投资者保护水平未能起到调节作用。 机制检验显示, 信息透明度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从机构投资者持股网络整体角度研究其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于以往以基金网络分析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影响[14] 的研究, 本文以前十大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构建机构投资者网络, 避免以基金代替机构投资者整体的局限, 从社会网络视角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的外部治理角色, 研究结果为机构投资者的“积极监督假说”[2]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 第二, 本文检验了产权性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以及信息透明度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 揭示了机构投资者网络的治理“黑箱”。 第三, 本文从绿色金融视角重新审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作用, 从理论上阐述参与公司治理、提高公司投资效率是其支持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研究结果还为我国政府完善机构投资者相关制度、引导机构投资者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参考, 丰富了机构投资者和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内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网络理论分析

1. 社会网络的信息效应。 社会网络的镶嵌理论认为, 个体处在社会网络关系中, 其行为会受到所处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个体在做决策时, 会参照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决策行为, 以获取网络中的资源和信息, 以此作为自身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6] 。

社会网络能够为网络成员带来信息与资源等社会资本, 这种社会资本又与网络成员所处的网络位置有关:首先, 网络成员获取网络中的信息与资源后, 通过沟通交流和社会学习促使信息和资源在网络中流动; 其次, 网络成员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 拥有的信息越广、资源越多, 表明其在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 网络位置很好地度量了社会网络中网络成员的信息传播和资源获取能力[15] ; 最后, 由于网络成员之间的连接程度不同, 在社会网络中会产生很多异质性群组, 群组内的连接者之间形成密切关系, 群组间的连接者之间形成松散关系, 而将群组与群组连接起来的网络成员则处于结构洞位置, 社会网络中处于结构洞位置的网络成员能够同时获得信息优势与控制优势[16] 。 其信息优势在于, 处于结构洞位置的成员能够获取异质群组之间的异质性信息, 提高获取信息的质量; 而控制优势在于, 处于结构洞位置的成员成为连接异质性群组的唯一通道, 从而可以控制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换。

2. 机构投资者持股网络。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 个人和组织都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在网络中嵌入的信息、知识、声望等社会资本[17] 。 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 机构投资者需要对资本市场上的信息进行搜集、处理、提炼, 并据此进行投资决策与治理行为选择, 除了财务报告、分析师报告等公开信息, 机构投资者所嵌入的网络中的私有信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机构投资者通过共同持股或交易相同公司股票建立的连接能够反映其彼此间存在的潜在社会网络关系[18] , 这种网络关系为机构投资者之间交流信息、获取知识、提高声望奠定了基础。

机构投资者的经济行为及对公司的治理作用不仅受到持股比例、持股时间、持股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 还会受到自身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影响[6,13] , 机构投资者之间也会进行交流与合作, 可能合作对其共同持股公司的决策施加影响[7] 。 另外, 区域产业发展政策也会对机构投资者行为产生影响, Lin等[5] 研究了政府政策是否能够充分指导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结果表明企业特征和区域产业发展政策都可能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由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没有正式的制度约束, 因而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弱连接网络关系[17] 。 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这种弱连接网络关系能带来更有价值的异质性信息。 相对于大部分学者认为的社会网络能够提供资源与信息而言, 机构投资者之间是一种弱连带关系网络, 其对公司治理的效应更多的是信息优势, 而非资源优势[19] 。

(二)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

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是非效率投资产生的根源[20] 。 代理人管理公司时, 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 为保障自身利益进行盲目投资, 或由于其过度自信、经验不足而对投资前景过度乐观, 从而造成公司投资过度; 代理人为规避风险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以及对外部市场投资信息获取不足则会导致公司投资不足。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 网络位置是衡量个体在网络结构中的影响力、个体声誉的重要指标[21] 。 网络中心性能够很好地衡量个体在网络位置中的特征, 衡量个体获取信息及影响、控制网络中其他个体经济行为的能力[22] 。 机构投资者的网络中心性能够直接反映成员在网络中信息传递、信息捕捉, 及对其他机构投资者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控制能力, 因此, 机构投资者的网络中心性对由代理问题产生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具体来说, 机构投资者的网络中心性越高, 其监督管理层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

1. 机构投资者的网络中心性越高, 越有动机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机构投资者作为关注公司长期稳定收益的价值投资者[23] , 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是其追求的目标。 现有研究認为, 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越靠近中心, 越能获得较多的收益和利润。 Ozsoylev等[18] 研究得出, 位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投资者接受信息及进行交易的速度比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的投资者更快, 即更早的交易、更多的投资利润与其网络中心性正相关。 也有学者以内幕交易网络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研究得出内幕交易者的网络中心性越高, 获得的投资利润和投资收益越高[24] 。 因此, 网络中心性高的机构投资者, 为避免由于非效率投资造成公司价值损失而丧失获取高收益的机会, 就有动机去监督管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以保证自身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2. 机构投资者的网络中心性越高, 越有能力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已有研究指出,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成员更有能力向网络中的其他个体传递信息[15] 。 因此, 机构投资者的网络中心性越高, 能够获取关于公司治理行为的信息资源、知识经验的能力也越强。 在此过程中,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也积累了其他成员对自身的关系认同感和社会声誉, 对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力也由此更大。 为保证凭借自身网络位置优势获取更多收益和利润的机会得以实现,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会利用其掌握的信息资源、自身的声誉和影响力来监督管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网络中心性高的机构投资者此时扮演着有效监督和利益获取的双重角色。

3. 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受其所在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5] 。 《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中提出的机构投资者绿色化建议, 从国家政策层面赋予机构投资者在金融发展与创新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资本市场的引领者, 机构投资者也积极参与、执行国家各项政策, 如机构投资者自发组成的投资者网络(气候变化机构投资团体), 通过合作制定绿色投资规范、推动绿色投资实施来引导投资者进行绿色投资活动。 机构投资者的这些积极联合行动说明其对各国倡导绿色金融的支持, 对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的支持。 由此可以相信, 在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机构投资者必然也会对其所持股公司履行积极的外部治理职责, 监督管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处在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影响范围更广, 对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力更大, 更会借助自身在公司治理领域积累的关系认同和社会声誉积极响应国家的各项政策, 引领机构投资者群体发挥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 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1: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越高, 越有能力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三)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的调节效应

1.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从产权性质上看, 我国存在国有和非国有两种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 不同产权性质公司对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价值实现的影响不同。 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能够行使监督与控制公司的权力, 但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其具有行政干预特征, 制约了机构投资者治理能力的发挥。 另外, 国有企业存在产权界定不清以及较为严重的“内部人管理”和“内部监管缺失”问题, 代理人能够运用其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和力量干涉公司的运营和投资决策, 还可能对其他股东违背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予以制止。 我国的机构投资者起步较晚, 对公司的持股比例有限, 力量相对薄弱, 无法与具有优厚政治资源的国有大股东抗衡。 因此, 国有企业的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受到抑制; 而在非国有企业中,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能利用其专业技能和资源优势发挥外部监督作用, 使其对公司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国有企业,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

2. 投资者保护水平的调节效应。 机构投资者对所持股公司的治理作用还受其持股公司所在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影响[25] 。 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市场监管水平不够成熟[26]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不高, 信息搜集成本较高, 机构投资者可能不愿意花较多的時间、精力、成本搜集上市公司信息, 从而丧失信息优势, 在此情形下, 机构投资者的外部治理作用就难以发挥。 但随着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市场监管的不断完善, 机构投资者的违规成本增加, 其信息搜集、监督意愿相应提升, 外部治理水平随之提高。 因此, 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 机构投资者的外部治理作用尤为重要。 本文用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 具体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法治化水平, 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的发育程度。 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会减少“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 避免机构投资者等中小股东利益受损, 机构投资者监督公司的积极性提高, 网络内个体间交流公司信息及治理经验的频率随之提高, 网络中心性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就能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发挥较大的影响力; 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法律法规执行力较强, 管理层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便能得到有效遏制; 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展较好的地区, 其公司所处环境的竞争就更激烈, 投资者便能获取更充分的信息, 从而有利于降低机构投资者利用网络关系搜集信息的成本, 网络中心性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利用自身的声誉和影响力联合网络中其他机构投资者去共同监督管理层的渎职行为。 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的地区, 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更大。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 意味着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风险越大[27] 。 经济政策的变化还会影响公司投资效率[28] 。 机构投资者通过专业优势及网络中的信息效应对公司发挥外部治理作用, 提升公司投资效率。 而当出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统性风险时, 市场中所有的行业和公司未来不确定性都会增大, 这种整体的不确定性并不能用某个行业或领域内的信息来准确预测, 因此, 机构投资者利用信息优势对所持股公司发挥的外部治理作用会减弱,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影响和控制其他网络成员的优势不能凸显,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则会受到抑制。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减弱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构建

1. 机构投资者网络的构建。 借鉴已有公募基金网络[14] 、基金网络[13] 的研究, 本文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筛选出机构投资者, 以任意两个机构投资者是否共同持有同一家上市公司股份为标准建立联结关系, 网络内所有的联结关系构成机构投资者持股网络。 根据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据建立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的联结关系, 据此转换成机构投资者为节点的整体机构持股网络Mf,t, 具体表达式如下:

Mf,t=[0                              0                              0]        (1)

其中, 当机构投资者i与机构投资者j在t年末同时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票时, mi,j,t取1, 否则取0。 先根据机构投资者持股网络Mf,t计算每个机构投资者的网络中心性指标, 得到每年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所有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 再取其均值作为公司层面网络中心性指标, 得到模型的解释变量。 稳健性检验中以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的最大值及中位数作为公司层面的中心性指标的度量。

2.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 本文参照Bajo等[15] 的研究, 选用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程度中心性(Degree)和接近中心性(Closeness)三个指标来衡量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 反映其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及获取信息资源的优势大小。 三个指标的具体定义及衡量方法如下:

(1)中介中心性。 网络中节点i对其不相连的两个节点的媒介影响为中介中心性, 它是反映节点i控制信息流和资源流的指标。 具体计算如式(2)所示, 其中, gjk(i)表示所有经过机构i的任意两个机构投资者的测地距路径数量, gjk是整个网络中任意两个机构投资者之间的测地距路径数量, g是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数量, 用(g-1)(g-2)/2消除不同年份公司机构投资者网络的规模差异, 得到标准化的中介中心性。

(2)

(2)程度中心性。 程度中心性表示某节点与周围其他节点建立连接的数量之和, 反映节点i在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的关联性与活跃程度, 同样以(g-1)进行标准化。 程度中心性越高的机构投资者, 与相邻个体进行信息交换的机会就越多, 有助于其获取更多的信息。 另外, 程度中心性高的机构投资者也方便将自身掌握的私有信息通过网络传递给其他成员, 并联合网络内的成员共同发挥公司治理作用。 程度中心性的计算如式(3)所示, 其中, i为某机构投资者, j为当年除i之外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xji表示机构i和j共同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 共同持有一家公司股份时xji为1, 共同持有两家公司股份则xji为2, 以此类推。

(3)接近中心性。 接近中心性是衡量网络中某一节点i与其他节点之间接近程度的变量, 反映节点之间能否直接交流或者通过极少的环节交流。 机构投资者i的接近中心性越高, 则其与网络中其他成员的连接路径越短, 交流越便捷, 其信息交流与传播速度越快, 越有利于其外部治理效应的发挥。 具体计算如式(4)所示, 其中, d(i,j)表示节点i到节点j的最短距离, 接近中心性指标等于机构投资者與其他所有机构投资者之间距离之和的倒数, 并乘以(g-1)进行标准化。

[                            -1]

3. 投资效率。 本文采用Richardson[29] 的投资效率模型来估计公司的投资效率。 具体如式(5)所示, 其中主要变量的含义及计算如表1所示。 式(5)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 公司投资效率指标用式(5)估计结果的残差绝对值表示, 该值越大, 表示公司投资效率越低。 式(5)估计结果的正残差即为过度投资, 负残差即为投资不足。

Investt=a0+a1Growtht-1+a2Levt-1+a3Casht-1+a4Aget-1+a5Sizet-1+a6Returnt-1+a7Investt-1+ε (5)

(二)研究模型

为检验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构建模型(6)对H1进行检验。 考虑到公司治理特征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将机构持股比例、管理费用率、大股东占款、净资产收益率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具体控制变量名称及计算方法见表1。 公司的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由其前十大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的均值而得, 由于投资信息资源本身具有滞后效应, 因此,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采用当期指标计算。 模型(6)如下所示:

absinv\overinv\underinv=β0+β1CentralXt+

Controlsi+Ind+Year+ε   (6)

其中:CentralX为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相关指标。

(三)数据来源与筛选

主要数据来自Wind和CSMAR数据库,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及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发生重大变化, 本文选取2007 ~ 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构建机构投资者网络后, 以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均值作为该公司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 ②剔除ST和?ST公司样本、金融行业样本、所有者权益为负及财务数据缺失样本; ③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的winsorize处理。 最终得到11758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数据处理采用pajek、stata软件。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所选样本中, 投资过度样本为4843个, 投资不足样本为6915个, 投资效率绝对值(absinv)的均值为0.032, 中位数为0.022, 标准差为0.033。 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中, 程度中心性(deg_m)的均值为96.854, 中位数为6.25, 标准差为272.773, 说明不同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持股网络程度中心性差别较大。 接近中心性(clo_m)的均值为0.131, 中位数为0.133, 两者较接近。 中介中心性(bet_m)的均值为0.016, 中位数为0.001, 两者差别较大, 标准差为0.042。

(二)基本回归分析

1. 整体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析。 表3为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为节省篇幅, 未汇报控制变量结果, 已存备索, 其余表同)。 表3第(1)列显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程度中心性(deg_m)与公司投资效率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 表3第(2)列显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接近中心性(clo_m)与公司投资效率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 表3第(3)列显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介中心性(bet_m)与公司投资效率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 表3回归结果表明,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越高, 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越低, 投资效率越高。 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 网络中心性高的机构投资者, 可以利用其网络位置优势获取优质信息, 还可以利用自身影响力联合其他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 最终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 H1得证。

2. 分组回归结果分析。 表4列示了投资过度组[表4第(1) ~ (3)列]和投资不足组[表4第(4) ~ (6)列]的回归结果。 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在投资过度组得到验证, 而在投资不足组中,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投资不足无显著相关关系。 本文认为, 出现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为:①从稳健性角度出发, 当公司出现过度投资行为时, 机构投资者为了避免公司价值受损, 会利用自身在网络中的信息资源和公司治理经验对管理层施加影响, 减轻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并对公司的重大投资决策提出建设性意见, 以减少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 ②机构投资者出于对项目投资过程中不确定性风险的厌恶, 会偏向于保持公司目前的经营状态稳定, 在公司投资不足时, 机构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动机参与到公司治理中。

3. 稳健性检验。

(1)替换网络中心性衡量指标。 本文采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的中位数[表5第(1) ~ (3)列]进行稳健性检验。 同时, 网络中心性高的机构投资者往往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 本文又选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的最大值[表5第(4) ~ (6)列]进行回归。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无论是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中位数, 还是其最大值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都与投资效率指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表明结果稳健。

(2)处理内生性问题。 上文检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但是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从而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①互为因果问题, 即不是因为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提高了公司投资效率, 而是投资效率高的公司吸引的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更高; ②遗漏变量问题, 尽管通过尽可能全面地加入控制变量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 但是可能仍然无法避免变量遗漏。 为此,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进行检验:

第一, 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为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对投资效率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如表6第(1) ~ (3)列所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的滞后项(deg_m_l、clo_m_1、bet_m_1)与投资效率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第二, 倾向得分匹配(PSM)检验。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投资效率的关系重新进行检验。 参照相关研究[30] , 将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按照中位数分年度转换为“0-1”虚拟变量:1表示该公司的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均值大于中位数, 并将其作为处理组, 反之则为0, 表示控制组。 在此基础上进行匹配检验:首先, 使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虚拟变量对全部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得到每个观测值的倾向值评分; 然后, 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对控制组样本进行匹配, 若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虚拟变量的两组样本在所有控制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则说明匹配成功; 最后, 得到PSM方法匹配成功的样本。 对基于PSM方法匹配成功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6第(4) ~ (6)列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虚拟变量(deg_m_psm、bet_m_psm)与投资效率指标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接近中心性虚拟变量(clo_m_psm)与投资效率指标的回归系数也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 这表明使用PSM方法进行回归检验后, 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4. 调节效应分析。

(1)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投资效率。 为检验产权性质对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将样本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7所示。 表7第(1)、(3)、(5)列分别是非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结果, 机构投资者持股网络中心性三个指标至少在5%的水平上与投资效率指标负相关, 说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发挥了治理效应, 提升投资效率; 第(2)、(4)、(6)列是国有企业样本, 机构投资者持股网络中心性三个指标与公司投资效率指标无显著相关关系, 在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网络的信息治理效应受到抑制。 本文使用suest检验方法进行组间差异检验,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三个指标分组检验差异均显著, 表明产权性质调节了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治理作用, H2得证。

(2)投资者保护水平的调节效应。 采用地区市场化水平作为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代理变量, 将地区市场化水平按照中位数分组产生投资者保护水平哑变量(大于中位数取1, 否则为0), 结果如表8所示。 将投资者保护水平和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的交互项(Deg_mar、Clo_mar、Bet_mar)与投资效率指标进行回归, 结果不显著, 说明投资者保护水平不影响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投资效率的治理效应, H3未能得到验证。 原因可能为, 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不够成熟[26] , 整体的投资者保护水平差别不大, 投资者保护水平这一因素未能起到调节作用。

(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使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公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31] , 选取其中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 将月度的EPU数据分别取算术平均数和几何平均数得到每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EPU1和EPU2, 并将其中心化后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交乘。 具体结果如表9所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交乘项(EPU1_deg、EPU2_deg、EPU1_clo、EPU2_clo、EPU1_bet、EPU2_bet)与投資效率指标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调节作用, 当面对整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会减弱, H4得到验证。

五、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 Bushman等[32] 从外部投资者是否可以及时获得企业相关消息(包括财务报告披露、私有信息等)来定义公司信息透明度。 网络位置优劣对信息提取、传播的影响会使机构投资者网络中个体间的投资决策行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33] ,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依据信息搜集、传递优势及声誉影响力带动机构投资者网络内的个体将交易行为传递到资本市场, 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除财务报告之外的异质性信息, 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 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具体表现为:具有更高网络中心性的机构投资者通过交易行为将异质性信息传递至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更大, 使资本市场上资本和信息的流动更加顺畅, 较低的信息披露与交易成本促进公司信息透明度提升, 资本所有者与使用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得以缓解, 这会吸引更多的潜在投资者, 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另外, 所持股公司资本吸引力的增强意味着公司股票流动性的提高, 公司的资本成本也随之降低[34] , 从而带来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利用网络位置优势带来的异质性信息更多, 并将这些信息传递至公司管理层, 有利于管理层对投资机会先知先觉, 获取项目的超额收益, 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因此, 信息透明度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本文接下来对此进行检验。

参考Hutton等[35] 的研究, 本文采用Jones模型的操控性盈余作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标。 该值越大, 说明公司信息透明度越差, 信息传递越不顺畅。

参考温忠麟等[36] 的研究, 在模型(6)的基础上, 构建模型(7)和模型(8)来检验信息透明度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

aDA_base=a0+a1CentralXt+

Controlsi+Ind+Year+ε  (7)

absinv=δ0+δ1CentralXt+δ2aDA_base+

Controlsi+Ind+Year+ε (8)

在模型(6)中的系数β1显著的基础上, 用模型(7)检验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CentralXt)对公司信息透明度(aDA_base)的影响。 如果模型(7)中的系数a1显著, 就把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CentralXt)与公司信息透明度(aDA_base)同时纳入模型(8)中进行检验。 根据模型(8)中的回归结果进行中介效应判断:如果模型(8)中的系数δ2显著为负且系数δ1不显著, 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如果模型(8)中的系数δ1和δ2都显著, 则为部分中介效应, 如果模型(8)中的系数δ2不显著, 则不存在中介效应。

表10列示了公司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从表10第(1)列、第(3)列可以看出, 机构投资者网络程度中心性(deg_m)、中介中心性(bet_m)与公司信息透明度(aDA_base)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越高, 公司信息透明度代理变量值(aDA_base)越小, 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 第(4)~(6)列是将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CentralXt)与公司信息透明度(aDA_base)同时纳入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知, 机构投资者网络程度中心性(deg_m)、中介中心性(bet_m)、公司信息透明度(aDA_base)与公司投资效率指标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 Sobel检验结果显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程度中心性的Z统计量为3.4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介中心性的Z统计量为3.2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是通过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来提高投资效率、缓解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 结果表明, 公司信息透明度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社会网络理论, 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具体而言, 机构投资者的网络中心性越高, 所发挥的信息效应越强, 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越大。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体现在投资过度组, 在投资不足组中不成立, 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与解释。 另外,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 在国有企业中受到抑制; 投资者保护水平未能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治理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通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公司投资效率发挥治理作用。

本文关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的研究具有以下启示意义:

第一, 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 使其能够为资本市场带来异质性的信息, 并为这些机构投资者创造知识经验与信息交流的良好制度环境, 促使机构投资者提升专业能力。 另外, 政府可以从法律规范上引导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积极的外部监督者, 引导机构投资者充分发挥其对公司的积极治理作用。

第二, 后期关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 学者们可以进一步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和检验机构投资者的“有效监督”假说, 尝试从其他角度分析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网络结构关系。

第三, 政府可以考虑如何调动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的积极作用。 在各国倡导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我国也把机构投资者作为国家推动绿色金融的重要力量, 并制定各项政策积极引导机构投资者。 国家在引领机构投资者积极响应国家绿色金融政策时, 应重点关注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機构投资者, 使其利用自身广泛的影响力、较高的声誉和信息优势带动其他机构投资者群体参与绿色金融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二)局限与展望

本文研究得出一些新发现, 但也存在以下不足:①在构建机构投资者网络关系时, 只是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为构建标准, 没有考虑十大股东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机构投资者网络关系范围。 ②本文主要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指标研究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治理作用, 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社会网络中的其他指标(如网络密度)、复杂网络等引入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之中。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1):3 ~ 27.

[2] Chen X., Harford J., Li K.. Monitoring: Which institutions matter?[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2):279 ~ 305.

[3] Park J., Chung C.. CEO overconfidence, leadership ethics,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J].Sustainability,2017(1):14 ~ 20.

[4] Helong L., Haifei L., Weiguo Z.. Institutional investor ownership,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ompany value[ J].Securities Market Herald,2018(3):41 ~ 47.

[5] Lin S., Lu J., Su J., et al.. Sustainable returns: The effec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y o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behavior in China[ J].Sustainability,2018(8):2769 ~ 2797.

[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3):481 ~ 510.

[7] Edmans A., Holderness C. G.. Blockholders: A survey of theory and evidence[ J].The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2017(1):541 ~ 636.

[8] Crane A. D., Koch A., Michenaud 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cliques and governa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9(1):175 ~ 197.

[9] Bajo E., Croci E., Marinelli 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networks and firm value[ 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0(112):65 ~ 80.

[10] 吳晓晖,郭晓冬,乔政.机构投资者抱团与股价崩盘风险[ J].中国工业经济,2019(2):117 ~ 135.

[11] Cohen L., Frazzini A., Malloy C.. Sell-side school tie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0(4):1409 ~ 1437.

[12] Pool V. K., Stoffman N., Yonker S. E.. The people in your neighborhoo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fund portfolio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5(6):2679 ~ 2731.

[13] 李维安,齐鲁骏,丁振松.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基金网络对公司投资效率的信息效应[ J].经济管理,2017(10):44 ~ 61.

[14] Pareek A.. Information networks: Implications for mutual fund trading behavior and stock returns[Z].AFA 2010 Atlanta,2012.

[15] Bajo E., Chemmanur T. J., Simonyan K., et al.. Underwriter networks, investor attention, and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6(2):376 ~ 408.

[16]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1 ~ 541.

[17]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3(6):1423 ~ 1424.

[18] Ozsoylev H., Walden J., Yavuz M. D., et al.. Investor networks in the stock market[ 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4(5):1323 ~ 1366.

[19] 黄灿,李善民.股东关系网络、信息优势与企业绩效[ J].南开管理评论,2019(2):75 ~ 88.

[20] Jensen M. C..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2):323 ~ 329.

[21] Krackhardt D..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M].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2:216 ~ 239.

[22] El-Khatib R., Fogel K., Jandik T.. CEO network centrality and merger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2):349 ~ 382.

[23] Black B. S., Coffee J. C.. Hail britannia: Institutional investor behavior under limited regulation[ J].Michigan Law Review,1994(7):1997 ~ 2087.

[24] Ahern K. R.. Informa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illegal insider trading tip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1):26 ~ 47.

[25] Giannetti M., Koskinen Y.. Investor protection, equity returns,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J].The Journal of Fiancial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0(1):135 ~ 168.

[26] Zou H., Wong S., Shum C., et al.. Controlling- minority shareholder incentive conflicts and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Evidence from China[ 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8(12):2636 ~ 2645.

[27] Pástor, Veronesi P..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risk premia[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3):520 ~ 545.

[28] 袁振超,饶品贵.会计信息可比性与投资效率[ J].会计研究,2018(6):39 ~ 46.

[29]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2-3):159 ~ 189.

[30] 黃灿,年荣伟,蒋青嬗等.“文人下海”会促进企业创新吗?[ J].财经研究,2019(5):111 ~ 124.

[31] 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6(4):1593 ~ 1636.

[32] Bushman R. M., Piotroski J. D., Smith A. J.. What determines corporate transparency[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4(2):207 ~ 252.

[33] 肖欣荣,刘健,赵海健.机构投资者行为的传染基于投资者网络视角[ J].管理世界,2012(12):35 ~ 45.

[34] Botosan C. A., Stanford M.. Managers' motives to withhold segment disclosures and the effect of SFAS No. 131 on analyst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5(3):751 ~ 771.

[35] Hutton A. P., Marcus A. J., Tehranian H.. Opaque financial reports, R2, and crash risk[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1):67 ~ 86.

[36]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J].心理学报,2004(5):614 ~ 620.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本文从市场位置、人力资源、政府的态度及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分析北京开发区跨国公司投资成因。进而提出北京开发区利用外资的相应对策即协调双方利益,实现“双赢”,引进技术,促进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积极组建战略联盟,造就一批高科技的产业集团,进一步完善政策激励机制,吸引跨国公司来京发展,积极引导跨国公司投向重点行业和区城。

[关键词] 跨国公司 投资成因 对策

一、 北京开发区跨国公司投资情况

落户北京的跨国公司主要来源于日本、美国和欧洲, 国际著名的大公司较多,如日本的三菱、日立、住友、松下、伊藤忠、夏普;美国的杜邦、微软、百事、福特、朗讯;德国的西门子、大众;芬兰诺基亚;瑞士ABB、雀巢;瑞典爱立信等。这些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投资北京,不仅扩大了北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也带动了其他跨国公司来北京投资。跨国公司投资领域相对集中于制造业,占总数的44%,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机电设备、交通设备、生物医药等行业;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商业、物流等服务业也是跨国公司在京投资的主要行业。

北京市开发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投产企业不断增多,经济效益十分突出,已形成了城乡结合、互相依托、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截止到2006年末,开发区32669个企业累计项目总投资达6129.6亿元,是1992年的314.3倍,是“八五”时期末的12.2倍,是“九五”时期末的5.3倍;注册资本4411.1亿元,是1992年的459.5倍,是“八五”时期末的17.9倍,是“九五”时期末的6.2倍。

外资企业质量不断提高。截止到2006年末,开发区三资企业3705个,合同外资金额134.5亿美元,是1992年的168.1倍,是“八五”时期末的5.4倍,是“九五”时期末的1.3倍;外商实际投资94.9亿美元,是1992年的189.8倍,是“八五”时期末的6.6倍,是“九五”时期末的2.5倍。2006年外商企业平均投资额为8230.2万元,比1995年的3890.9万元增加4339.3万元。外商投资企业呈现规模大、世界著名企业和跨国公司多的特点,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60多家已进入开发区。

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在北京开发区中占主导地位,并逐渐成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基地和产业聚集区。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实现总收入7141亿元,比上年增长39.1%;利润总额454亿元,比上年增长36.5%;应缴税金303.6亿元,比上年增长45.6%。从速度上看,上述指标分别高于全市开发区5.3、0.6和11个百分点;从比重上看,上述指标两大开发区合计分别占全市开发区的比重为81.2%、88%和78%。

二、北京开发区跨国公司投资成因分析

1.市场位置:在决定设厂址时,现有的市场同发展中的市场以及有发展潜力的市场,都是其考虑的因素。

中关村科技园区从海淀区的“电子一条街”发展成为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亦庄科技园、德胜园和健翔园在内的一区多园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海淀园的主要功能是高新技术成果的研发、辐射、孵化和商贸中心,其他六园主要功能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基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面积为46.8平方公里,由科学规划的产业区、高配置的商务区及高品质的生活区构成。开发区一期规划用地15.8平方公里已经基本开发完成,将以此为基础向京津塘高速公路以东和凉水河以西方向发展。其中,京津塘高速公路以东规划面积约14平方公里,凉水河以西约10平方公里。

2.人力资源:包括在投资地获得高素质、高水准的员工,也是外商十分重视的因素。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个教育与商业陛的环境,在该环境中,要有大量的人才,他们勤奋工作,在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深造。

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覆盖了北京市科技、智力、人才和信息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园区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科院校39所,在校大学生约40万人,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的科研机构213家,其中国家工程中心41个,重点实验室4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势头也非常良好,直接或间接为开发区服务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24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40余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23人,省(直辖市、自治区)部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上获得者43人,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等项目或课题组负责人28人,具有正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272人。

3.政府的态度: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地政府的服务态度、政府人员的办事效率是投资者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决定到何处投资办厂时,能否与当地政府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是投资者重点考察的问题。

中关村科技园区在机制体制创新取得新的突破。实施了以“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为基本原则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并在法制环境、投融资体制、人才开发、信用制度、知识产权、市场化服务体系、政府服务体系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发挥了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作用。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交易的试点工作、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创业投资等投融资改革一系列重要措施率先在中关村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市政府共建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在园区开展了全国信用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协会商会工作成效显著。市政府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园区自主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

4.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北京开发区为入区企业提供了完备的“九通一平”基础设施和海关、商检、外汇管理、保税仓库、污水处理厂、商务中心、邮局、银行等系列配套功能,不断优化区域的工作、生活和人才环境,同时努力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目前,北京开发区已基本形成了配套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基地的雏形。

三、北京开发区利用外资的相应对策

1.协调双方利益,实现“双赢”。加入WTO使得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同时也是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投资的好机会。利用外资的理念也要变革,用“双赢”作为吸引外资和应对跨国公司进入的基本战略。赢利、得益、实现既定目标、保全自己、发展自己的目标往往是通过“双赢”的过程来实现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在一些部门赢了:在一些地区赢了,从形式上看我们的某些部门和行业的被淘汰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倒了一批无优势的企业,但却崛起了一批有优势或潜在优势的企业,使得整个国家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获得更大的效益,整个国家是进步了。

2.引进技术,促进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获得技术许可或转让,通过建立研发机构,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发展中国家新世纪利用外资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引进技术的适用性,对进口技术的性质采取一种有选择的态度,从这种技术对国内技术发展的影响来检验它们的适合性,将跨国公司的技术引导到选定增长的行业。即使是在外商直接投资被排除在外的部门,为了获得必不可少的专门知识,也可以寻求外商的技术参与。使引进的技术不断被本国消化吸收,以形成自己的开发创新能力。最终产生本国的技术创新。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技术出口的良性循环,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这就是所谓的“引进型创新”。

3.积极组建战略联盟,造就一批高科技的产业集团。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可以设想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与企业集团实施特定的优惠政策,既能吸收外国跨国公司进入,又能支持这些国内企业集团研究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国外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在实施这一步骤时应注意科研等生产要素的运用效果。二是国内企业,尤其是国内同一生产领域的知名企业之间建立策略性联盟,从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三方面入手,并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形成全方位的合作。

4.进一步完善政策激励机制,吸引跨国公司来京发展。一方面积极向国家争取给予承担地区总部职能的投资性公司进出口贸易和资金调配功能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完善北京市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政策,制订一些灵活措施,在金融服务、人员雇佣、外籍人士出人境及其在京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研究关于促进跨国公司在京设立采购中心、分销中心和结算中心的措施。

5.积极引导跨国公司投向重点行业和区城。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现代服务业是北京市吸引外资的重点,包括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来改造、提升北京传统制造业。北京应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引导跨国公司投向汽车及配件、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四大产业”,加快北方微电子产业、顺义汽车城、通州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产业等“四大基地”的建设。充分运用跨国公司龙头产品及配套体系的聚合效应,大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配套产业,延伸主要产业链条,提高北京市制造业配套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各特色区的资源和优势,加强城市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功能区建设,积极引导跨国公司投资,逐渐形成以北京商务中心区(CBD)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聚集地、中关村科技园区为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聚集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跨国公司制造中心、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为出口贸易中心的相互配套、协调发展的格局。

参考文献:

[1]王洛林 江小涓: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00,(4)

[2]崔新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9)

[3]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评价与发展战略研究[R].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2004,(7)

[4]陈文敬:中国利用外资现状及走向[J].中国外资,2005,(11)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为了进一步发挥和提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宏观调控职能,客服地方政府直接配置国家资源带来的弊端,促进地方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稳健康持续发展,有必要在地方政府一级组建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财政投资有限公司既是投资主体同时也是资产的运营主体,它的工作职能与经营范围为企业股权管理、金融资产管理、项目投融资、资产重组与并购、资信调查及其他地方政府批准的业务。公司实行自主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程序化操作、专业化管理。

关键词:投资主体 政企分开 政资分离

一、成立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目的

成立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重要目的不仅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宏观调控能力,为企业转变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有利于促进财政投资资产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有利于克服企业向国家争投资、争项目,造成基建规模盲目扩大以及在资金使用上的积压浪费。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地方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企业,它虽属于企业性质,但它又必须接较多的受政府的干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是企业法人,又非同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法人。正由于如此,按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属于一种特殊的企业法人。它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隔离带”,一方面对的是政府,另一方面又面对企业,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公法约束,与企业的关系则受“公司法”“企业法”等类私法调节。通过实施这种体制,可促进企业之间在同一市场,同样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平等竞争创造条件。以实现财政投资整体效益最大化之目的。因之,首先要明确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支持的对象:一是具有一定收入能力或潜力的各类性质的工商农企业是投资公司参股控股的重点。二是关乎国计民生发展的各类性质单位的借款,包括对中小型企业的投融资以及临时性周转借款和地方政府确定的水利、交通、能源、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等重点建设项目借款;在城市建设领域主要是城市道路、管线、城市供水供热供气和城市信息化网络、地铁、轻轨等项目建设方面的投融资。三是围绕节约财政支出,尽最大努力地从克服目前存在的财政债务负担愈来愈重的问题上做文章。

二、明确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方向

为了理顺各种关系,尽快开展工作,应规范公司三个方面的运作事项:

1、关于公司组织架构:一是财政投资控股公司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明析权责、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注重效益”的原则: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二是财政部门代表地方政府对投资公司行使股东会职权,行使国有资产投资监督管理的职责。公司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由经理层组成的公司领导体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由财政部门主要领导兼任,公司组建初期设立股权管理部、投资运营部、综合财务部等职能部门。

2、关于公司管理人员:公司实行全员聘任制,除董事会、监事会,其他所有管理及工作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司财务主管由财政部门委派。

3、关于财政投资管理平台的职能定位和运作:一是财政投资控股公司受政府授权或财政委托实现股权管理。将过去政府直接持有的地方金融和财政投资的股权进行清理,统一归口公司管理,公司作为政府委托授权的投资暨运营主体,对参控股企业按持股比例依法行使出资者职能,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与此同时,对所持控股的企业资产进行出租、出让、重组与购并等方式以实现财政投资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二是搞好财政性投资渠道的对接。每财年度财政安排的扶持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项目安排由业务主管部门及财政负责,委托公司开展尽职调查,投资项目经“三堂会审”确立后,资金划拨方式和渠道由公司分别与各方签订投资协议,并实施资金使用监督、跟踪问效和权益分享等具体工作。三是搞好与国家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对接工作。四是搞好公司营业执照许可的理财、财务咨询、投资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五是办理好地方政府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来源

在起步阶段:除依法收取股利分红收入外,地方财政在每年财政预算安排上应给予适当倾斜。同时,还可考虑将行政单位清理出的多余房产的出租收入、财政收缴的超标车辆拍卖收入等划归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通过以上办法为公司筹集一定数量的起步资金,便于公司的起步运作。

在运行阶段:多管齐下,想方设法筹集建设资金支持政府所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一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真细致地抓好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要研究国家政策的取向,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做好项目的概算和可行性分析。同时,比照银行利率期限和规定,确定所支持项目投借款的额度及利率。确保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其次,抓好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选择好合作伙伴,以各方合伙投资的方式为重点项目建设筹措资金。以更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聚集效应和整体效益。三是广泛招商引资,以项目外包形式,落实项目建设任务。

在融资方面:要充分利用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融资平台作用,不仅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而且还要积极吸纳信托、担保、社会资金的加入。在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上,不能只靠政府掏钱,必须将财政资源与民间资本相结合,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民间资本的引入要让更多的项目、企业获得资金血液,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同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融资管理。应在调控投资规模的同时注重调整投资结构,将更多地资金投入到新兴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上,通过政府财政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加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四、应高度重视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发展

大力培育地方政府财政投融资平台的市场功能和信用,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投融资资金筹措、使用、管理、偿还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要通过健全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规范投融资决策和管理,建立内部约束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末位淘汰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业绩考核,推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加强外部管理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高效发展。

其具体对策如下:

1、强化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融资责任追究制度

对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的项目建设投资,应从立项、可行性研究、招投标、资金筹集等多个方面加强监督,对建设失败引发巨额债务负担的,切实追究相关决策人的责任。特别是对于公司担保举债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只讲政绩不讲责任,只谈资产不谈债务,对不具备财务可持续的项目不得举债建设。督促公司从实际出发,依据自身财力和现实需要,合理制定城市基础性设施建设规划,防止透支公司未来收入及超前建设的现象。

2、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债务管理体系,将公司债务风险约束在可控范围之内

目前普遍存在的地方财政担保融资的不当行为已形成地方政府现实的隐性债务,应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统一管理,应谨慎预期公司收入的增长幅度,科学测算公司债务合理规模,控制包括公司担保融资在内的债务额度,避免多头过度举债造成公司债务陷入不可掌控的境地。

3、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市场机制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而且往往具有极强的公益性,在明确投融资主体地位后,政府还应该在诸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如改变投入方式,放大投资规模。可把部分纯公益性项目直接拨款或用财政贴息、投入资本金等形式,以较少的公共财政支出带动较大的社会投入。又如探索基础设施有偿使用方式,对非经营性项目可采用政府按照影子价格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刺激社会投资,增强政府建设资金对基础设施投资市场的引导和保障作用。再如政府拨款设立长期稳定的偿债基金,逐步形成以盈利性项目为载体、以城建项目偿债基金为还款保障、与城建投融资相适应的城建项目债务偿还机制,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偿债问题。

4、建立持续资源注入机制,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融资运作和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资产规模、现金流和利润的支撑。过去,政府拥有的土地房产等优质资产以及股权、收费权、水务、地热资源、广告等有效资产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公司及政府职能部门,使得优势资源难以有效集中发挥融资基础性资产的作用,切断了投融资平台滚动经营、良性循环的链条。加强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必须要整合地方政府拥有的优质资源,通过股权划转或增资扩股等方式将分散的城市优质资产归集到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经营性资源、优质资产以及未来需要资金推动的投资项目全部划拨进入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财政资金补充、城建资产注入、土地增值收益返还等形式,建立持续的城建资产与资源注入机制,不断扩大地方政府财政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拥有质量良好的资产和稳定的现金流及利润来源,财务形象和未来预期良好,具备资金筹集和正常运营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候文铿.《财务会计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

[2]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企业改革与产权管理实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 琛 (1985- )男,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助理工程师,2008年毕业于徐州空军学院,现供职于咸阳市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股权管理专员工作。

(作者单位:咸阳市财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咸阳市 712000)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财务风险管理在我国企业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何才能够规避风险,甚至是利用风险来增加企业价值,将风险转化为企业利润来源,这是每一个企业管理者关注的话题。国有投资公司作为政府投资主体,其财务风险防范与其他企业相比更加具备挑战性。文章主要对国有投资公司财务管理当中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希望能够使企业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国有投资公司;财务风险;问题;措施

1、前言

国有投资公司是我国国有产权的代表,以国有资本为营运对象,通过对于生产经营企业的参股、控股及其适时退出等,发挥着非常大的杠杆作用,能够很好的提高国有资本控制力和资产运营的效率,为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服务。

从国有投资公司承担的目标来看,其存在的财务风险管理比其他企业更具有挑战性。假如国有投资企业管理不到位,那么将使各级政府承担风险,企业经营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及其收益性将对于国家战略调控目标的实现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2、对国有投资实施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2.1、对企业风险管理是国有投资企业适应经济竞争力的需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和经济体制的不断改进,各项改革正在不断的深入,投资公司的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公司参与市场程度的逐步强化,国有投资公司正在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各种风险也逐步加大,对于企业依法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假如企业自身的各项规章制度和风险防范制度没有完善起来,决策程序不正确,这些将会导致企业职工工作效率低下,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投资公司是否能够有效规避风险,这是对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考验。

2.2、对企业风险管理是国有投资企业改革的需要

从目前情况来看,现代市场竞争的实质,已经不再单纯的是竞争技术、资金和人才,同时还有法律、资源、规则上的竞争。国有投资公司要想真正做大做强,就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快公司战略性改组,培养出新的利润增长点等,在落实以上这些任务的同时,也必然会涉及到一些体制的建设,其中就包括了风险防范的机制。

2.3、对企业风险管理是国有投资企业的外部要求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风险管理逐渐引起了企业的关注。特别是我国近几年来颁发了一些与企业管理风险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极大的推动了企业实施风险管理的脚步。

国有投资公司在我国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风险管理越来越重要。国有投资企业的重要性决定了需要按照国家的宏观调控发挥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充分引导社会投资导向;第二,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度;第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第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前,虽然投资公司整体实力还不是很强,还没有充分发挥以上几个方面的作用。假如国有投资企业在风险防范上逐步提高,这将显著的提升国有投资公司的投资能力,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同时,对于进一步稳固自身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也有着很大作用。所以,在国有投资公司当中实施投资风险管理,对于稳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着积极的作用。

3、国有投资公司财务风险问题分析

3.1、现金流不畅风险

3.1.1、股权投资分红不均造成风险

投资分红不仅应该看投资企业实际的经营情况,还受到了企业管理层对于分红的态度等制约。分红有时多有时少,甚至有时没有,这就造成了企业本身利润不能够稳步上升,不可能使得现金流平稳,是非连续的。现金流发生波动,必然会使得财务资金板结风险加剧,加大了财务管理的风险。

3.1.2、股权不能够适时退出产生风险

因为国内产权市场不是很完善,产权流动性差,投资变现周期比较长,没有健全的投资公司退出制度,最终导致了投资公司成为了项目企业永远的股东,不能够在产权流动当中回笼货币资金。

3.1.3、债券不能按时收回产生风险

债券投资就好像是银行贷款业务一样,投资公司为了能够更好的扶持企业经营,一般会委托银行为企业发放贷款。除了受到企业偿债能力限制,企业对于政府投资公司的款项贷款意识不是很强等原因也对国有投资公司的流动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增加财务风险。

3.2、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

3.2.1、风险决策机制和流程不规范

一般来讲,国有投资公司都是半官方身份,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也就带着政府的影子,投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领导者个人意志,公司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部门,也没有确切的业务和管理流程,决策透明性比较差。

3.2.2、风险管理职能不完备

国有投资公司的管理文化针对于各项管理职能覆盖存在着非常大的缺口,使得部门管理职能没有明确的指导;存在现行文件内容不具体、不严谨、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这些是造成公司管理效率较低、管理活动随意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3.2.3、风险管理考核不到位

国有投资公司的检查、考核对象仅仅是对于公司各个部门和子公司负责人,并没有在管理职能和层次上进行,使得很多管理人员在有效管理的制度之外,无法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不能够有效促进风险管理工作质量的提高。

3.2.4、对风险信息管理不足

对于企业风险管理当中涉及到的工作数据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和改进,也没有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最终导致工作质量和目标考核不能够很好的保证,使得国有投资公司各类信息资料和数据基础得不到有效积累,使得持续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缺乏了基础。

3.3、财务制度不健全

国有投资公司最为核心的业务就是资本业务,很多的资本频繁进出,对于国有投资公司财务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国有投资企业诸多风险当中最为主要的是财务风险。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3.3.1、投资链条过于延伸

一般来讲,投资企业基本上是母子公司的管理机制,子公司经营权主要是由发起单位行使,但是因为子公司的融资能力不足,为了能够使得项目进展加快,投资公司一般都利用自身信用作为担保,这就形成了极大数额的担保。这些因为担保出现的问题,将会使得投资公司引发财务上的危机。

3.3.2、财务杠杆放大产生财务风险

一直以来,企业受到规模扩张的诱惑,往往更加关注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伴随着公司资产的不断扩大,也逐渐增加了贷款的规模。此外,随着企业资产不断扩张,这使得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子公司,在产权链条不断延伸的情况下,资金链条越来越紧。而且因为管理不是很完善,投资公司良好的数据遮住了子公司的潜在风险,假如此时某一个子公司出现了财务危机,那么将会引发连锁反应,使得资金链断裂,使企业陷入瘫痪当中。

3.4、预警和监督制度不完善

3.4.1、国有投资公司信息系统不全面

国有投资企业对于信息的整理没有形成有效机制,没有做到快速应对信息变化,即使很多信息都是提供给决策层,可是并没有取得决策层反应,也没有在投资决策上显现出来,这些都极大的影响了国有投资公司的财务管理能力。

3.4.2、预警制度不灵敏

因为国有投资公司没有全面的信息系统,最终使得预警制度不灵敏。国有投资公司假如不能够得到及时的信息,那么就不能够对于外界产生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判断和应对,也就不能够发现这些变化对于公司造成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是公司的潜在威胁。

3.4.3、监控制度不完善

由于企业组织结构不是很完善,公司的监督机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并且公司一些领导没有真正认识到监督控制的重要性,对于监督部门缺乏管理,这些都使得监控部门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子公司受到了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备的限制,最终致使企业风险监控制度不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4、国有投资公司财务风险管理措施

4.1、加强企业风险责任意识

一般来讲,除了无法抗拒的自然因素之外,导致企业出现风险都是人为造成的,主要是因为职工责任意识不是很强,不能够在自身职责范围之内做好风险防范导致的。所以,一定要将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大力开展风险管理文化建设。企业一定要将风险管理文化建设很好的渗透到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在投资公司内部营造出风险管理的文化,企业领导一定要起到带头作用,企业全体员工需要树立时时有风险、处处有风险的思想,大力控制风险,树立风险意识。

4.2、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4.2.1、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充分保证全面预算的实施,保证母子公司权利分配的有效实施。母公司需要对于子公司的财务预算按照年、季、月进行编制,充分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做好及时的补救工作,对于执行结果实施考核评价,从而将目标控制与过程、结果控制有机的结合起来,掌控财务风险。

4.2.2、对公司内部审计进行强化

对于投资企业子公司进行内部审计,除了应该对其进行年度决算审计之外,还需要经济责任审计等专项审计。在审计的过程中一定要与子公司做好沟通工作,注意介入的时机。

4.3、建立健全信息管理制度

国有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一定具备信息支持,其实,之所以会产生风险,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因此,企业一定要创造出便于沟通的企业文化。同时建立健全信息管理系统,不断提高信息分析的效率,更好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企业更好的发展提供支持。

公司需要建立贯穿于整个投资过程的风险管理流程,连接风险职能部门、母子公司和各个业务单位的风险信息渠道,真正保证信息沟通的正确,为风险管理奠定基础;公司需要定期对子公司风险管理情况进行细致的检查,对于风险管理措施给予评估,提出改进建议,作出合理化报告;审计部门应该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对各有关部门和子公司能否依照规定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评价。

4.4、应用现代化风险管理手段

随着当前我国国有投资公司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复杂,其风险管理手段也需要不断提高,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管理方式是定量分析方式,主要侧重风险计量模式的应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国有投资公司在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现代化管理手段进行关注,从而更好的提高风险管理质量。

4.4.1、综合使用多种风险管理工具

目前在国际上使用较多的工具主要有:风险图谱、情景分析法、蒙特卡罗模拟方法、VAR方法和压力测试法。在这些风险管理工具当中,前两种主要是进行定性分析,风险图谱是一种风险评估的方法,使用此种方法能够很好的分析出国有投资公司当中业务风险的影响。情景分析法是风险分析方法,它能够对于主题进行分析,并且建立风险数据,从而分析出未来的影响。而后三种是进行定量的分析,需要特别关注的是VAR方法,此方法对于企业预测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非常值得国有投资企业采用。

4.4.2、建立风险计量模型

对于当前国有投资公司来讲,还没有形成完善的风险管理计量模型,大多是对于部分的风险因素进行估计,没有现实数据的衡量,所以,对于面临的风险预测非常容易造成偏差,对于损失的估算也不是很准确。在当前经济发展现状下,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风险计量模型,选择出来对于国有投资公司盈利产生影响的指标,搜集出一些数据,通过对于这些数据的处理,对于公司运行模拟,从而找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且对于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部分建立动态观测系统,而国有投资公司的风险防范提供较为客观的数据支持。此种计量模型的定量分析,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提供准确的依据,对提高企业风险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

5、小结

国有投资公司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国有投资公司加强风险管理是保证公司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为了能够更加突出国有投资公司在市场竞争当中的地位,企业一定要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发展。(作者单位:重庆长寿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许大明.国有投资公司如何做好投资项目财务风险管理[J].天津经济,2006(4).

[2] 李杰.浅析国有投资集团的财务风险管控[J].中国总会计师,2009(12).

[3] 任宇,杨扬.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的应对措施研究[J].铁道工程学报,2009(1).

[4] 马晓冬.浅谈国有企业财务风险控制[J].现代商业,2006(12).

[5] 孙文平.关于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财务风险防范的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2009(4).

[6] 王素荣.集团公司财务风险防范及控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0).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

公司转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编者按:加法的资产经营和乘法的资本运作是企业迅适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而企业只有构建和完善了投资融资体系,...
点击下载文档文档内容为doc格式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确认删除?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