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精选6篇）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第1篇

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而言, 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 从汉代开始, 海上贸易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 通过进出口贸易, 实现了商品传播与文化传播。海上丝绸之路文创纪念品设计, 可以从海上贸易的交通工具、贸易物品特色、文化交融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而在具体设计过程中, 以港口为单位, 逐一分析港口贸易特点, 寻找设计突破口, 并结合港口独特的地域文化, 展开设计。

一、以宁波港口为例, 详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特色

历史上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从东汉开通, 宋元达到繁荣鼎盛时期, 明清海禁后, 贸易衰减。在交通工具方面的突出代表是, 宋神宗元丰元年 (1078) 命安熹、陈睦两学士出使高丽国, 当时明州造万解船两只, 赐号为“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第二次在宋徽宗宣和时, 派使者路允迪等出使高丽国, 又诏明州打造两只神舟, 即“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

宁波不但进行了贸易交往, 同时也有科技输出, 宗教交流也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贸易活动的物品有陶瓷、佛像画、典籍、茶叶、丝绸等。考古学研究表明, 韩国康津等地区的窑场, 在窑炉结构、装烧工艺、产品造型乃至装饰纹样等都受到以上林湖为代表的越窑的深刻影响。而建筑方面, 南宋时期, 日本多位高僧曾来保国寺学习建筑, 明州名家陈和卿曾受邀为日本建筑东大寺。随着佛教东传, 宋元明州 (庆元) 车桥街、石板巷一带职业画师陆信忠、金大受、陆仲渊等创作绘制的佛画作品, 通过僧侣与商人大量携入日本, 很大一部分成为当时日本佛画作品的样本。在文化交融方面, 来宁波的日本人雪舟、策彦均由宁波港登陆, 与宁波人交情深厚。余姚人朱舜水在日本则有“孔夫子”之称。

二、借助符号学原理, 分析海上丝绸之路文创纪念品造型语意生成

皮尔斯是现代符号学的先驱, 建立了全面意义上的符号学体系。皮尔斯把符号普遍地理解为代表或表现其他事物的对象, 即符号可以被他人理解。符号的3种关联要素分别为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作为符号的纪念品同样也具有这三个层面, 并表现为以下一种对应关系:符号的“媒介关联物”层面—纪念品外在形态 (承载信息的载体) 。符号的“对象关联物”层面—纪念品内在内容 (要传递的信息) 。符号的“解释关联物”层面—设计师、纪念品、使用者之间的场 (信息交流的过程) 。

1. 媒介关联物层面的海丝文创纪念品设计

媒介关联层面的文创纪念品设计包括产品的形态和CMF (色彩、材料肌理整合) 两部分, 关于产品形态问题, 分为具象形态和抽象形态两部分, 具象形态重点考虑仿古造型的一些文化产品, 如海丝船队、海丝贸易货物 (陶瓷) 、名人雕像、建筑仿真模型、场景模拟等几个方面, 文创纪念品与事件关联度高, 表达一目了然, 通过逼真的制作和考究的工艺赢得消费者的关注, 观众的接受度较高。抽象形态部分, 重点结合现代工艺的一些设计特点, 传递设计作品的时尚品味, 作品源自宁波海丝文化, 但对其中的某种元素符号进行现代化手段应用, 使其脱离海丝历史语境, 如利用海浪纹样设计现代台灯、利用贝壳形态, 内置海丝路线中港口方言、戏曲的装置摆件。在色彩、材料使用中, 充分调动设计元素的心理效应, 使纪念品能够体现当下文创纪念品设计的最新工艺水准。

2. 对象关联物层面的海丝文创纪念品设计

对象关联物层面的海丝文创纪念品讨论的是设计符号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宁波是国内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三大最古老港口之一。因此, 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文化传播与融合的力量不容小觑。宁波港口临海, 海洋文化的开阔、进取、冒险成为宁波人与生俱来的特质。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主的浙东学派倡导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成为宁波文化的核心, 同时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核心内涵。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朱之瑜就曾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育才观点带到日本, 并深深影响了日本学界。以上这些可以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创纪念品设计的内涵指向。

3. 解释关联物层面的海丝文创纪念品设计

发信人 (设计师) 为了使抽象的内容 (纪念品要传递的信息) , 即信息传达给收信人 (使用者) , 就必须借助于可感知的符号 (纪念品) , 根据规则编制成可感的信文, 这一过程称为编码或构成 (设计纪念品) ;通过适宜的信道传送至收信人处, 收信人则在感知信文后根据符号规则即可重构信息, 这一过程称为译码。传达中, 在发信人则是编码过程, 将抽象的信息, 借助于符号, 根据符号规则编制成可感的信文;在收信人则是译码过程, 根据相同的符号规则由可感的信文重建信息。

首先, 分析博物馆参观者 (收信人) 的心理需求与特征。2012年宁波博物馆举办了“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八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 因此海丝文化在宁波已经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而在参观人群分布的抽样调查中, 发现70%以上为宁波本地人, 其中年龄构成30岁—45岁是参观主力人群。其次, 发现参观者对海丝文化兴趣点集中在贸易船只、海丝地图、进出口货物代表、商贸交易场景这几个方面, 且对于文创纪念品的实用性有较高的心理期待。因此设计师在进行“编码”过程中多采用具象符号手段如船、鱼、贝壳、陶瓷、人物、货币等。为此, 可以考虑将地图元素与毛毯结合, 贝壳元素与置物盒结合, 船和鱼符号与“勇往直前、完事如意”等良好祝福进行结合等, 大众对这类的文创纪念品接受度、满意度较高。与此同时也尝试利用抽象符号, 如对“羽人竞渡”图案进行抽象变成平面装饰符号, 因“羽人竞渡”的符号寓意大家有一定的文化共识, 因此这类符号的转换也同样获得了受众的好评。

从发掘海丝文化内涵到组织“编码”、展开设计, 并通过特有渠道去展示, 以及通过大众的“解码”反馈调研, 完成了纪念品造型语意的生成设计。而其中最难的环节是对文化内涵的提炼与总结。这是整个设计的核心内涵, 决定着设计师的作品深度与定位。

摘要：博物馆文创纪念品设计要能够打动人心、饱含意义、收藏回忆。因此, 文创纪念品更为讲求地域性、事件性。抓住文创纪念品的“内涵”就是抓住博物馆文创纪念品设计的关键, 而文创纪念品造型作为一种设计符号, 如何承载海丝文化内涵,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关键词：宁波海丝文化,皮尔斯符号学,符号编码,文创纪念品设计

参考文献

[1]林浩.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各个时期特点的探讨[D].东方博物, 2005.2.

[2]林士民, 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M].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2.

[3]马克斯·本泽, 伊丽莎白·瓦尔特.广义符号学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4]丁满.符号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 2004.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第2篇

摘要：校园文化创意产品蕴含着一个高校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一个学校的魂。通过对校园文化产品的开发、传播，可以为展示一个学校的建校历史，弘扬校园文化内涵，树立校园品牌形象做出实质性贡献。包头师范学院校园文创产品现在仍处于未被开发状态，希望通过此文，为包头师范学院等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产品的开发研究、提高高校文化影响力、带动大学生创业就业、培育高校文化创新创意人才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关键词：包头师范学院;文创产品;产业开发

一、包头师范学院校园文创产品开发现状

校园文化创意产品是展现校园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表现形式，人们通过购买文创产品感受一个学校的文化内涵、当地的民俗习惯、地域风情，让远在他乡的游子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情。北京奥运会后，文化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以文化为基础的创意产品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在内蒙古地区，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校园文化服务中心、内蒙古文化创意研究中心，设计并制作了样式精美的校园文创产品，价格低廉，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在我国传统节日到来之时，会制作月饼、粽子等美食产品，更是别具韵味。通过调查走访了解，目前，包头师范学院校园文化创新创意产品仍然处于一种未被开发的状态，校园内及校园周边地区未有一家制作、生产、销售校园文化产品的个人和企业，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带动下，只是生产了少批的文化产品，如校园文化衫、U盘、抱枕、手提袋等文化产品，作为校园里各项活动、比赛的奖品或纪念品免费发放给学生或教职工，而未向全社会公开销售从而创造收益。

二、打造以VI视觉识别系统为基础的校园品牌形象

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信息的传播需要依靠视觉识别作为其一种传播的`媒介，把有效的信息通过视觉符号传播给受众。学校是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的公共事业组织，把独具特色的学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内涵传播给受众、扩大学校知名度、提高学校品牌形象尤为重要。包头师范学院现已拥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的视觉识别系统，分为两个部：(1)视觉识别系统的基本要素系统。包括校徽规范、标准字规范、标准色规范、标准组合规范、辅助图形规范、吉祥物规范。(2)视觉识别系统在基本要素基础上展开的应用系统。包括办公系统、环境系统、宣传系统、员工识别及奖励系统、旗帜系统、服饰系统、礼品及其他。开发者可以经过学校的授权，通过对校徽、校训、吉祥物、校园经典建筑等元素的使用，开发设计出新颖、独特、独具校园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创产品。如，服饰、文具、礼品等。

三、融入浓郁的民族文化元素，突出校园文化传播地域优势

包头师范学院坐落于享有“世界稀土之都”美誉的“草原钢城”―内蒙古包头市，已经有60年的发展历史。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包头师范学院在校或已经毕业的学生主要以汉族、蒙古族为主。以包头师范学院本科生招生人数为例，包头师范学院录取人数3332人(不包括级少数民族预科生转入和专升本学生)，其中汉族2747人，蒙古族474人，回族32人，满族51人，其他民族29人。由此可以看出蒙古族人数占比达到总人数14%。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开发者可以利用蒙古族地域特色结合校园文化，使用蒙文语言文字、蒙古包、哈达等元素，打造以蒙古族学生群体的文化产品，为宣传地域特色，弘扬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良好平台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大学生创业的动力不足，创业意识淡薄，这为校园文化产品的开发带来一定的障碍。而包头师范学院的创业学院可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良好的平台。包头师范学院大学生创业园于4月创建，是包头地区目前面积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大学生创业园，可以为大学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销售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有意创业的在校大学生，可以在学校的引导支持帮助下入住大学生创业园，设立自己的校园文化文创工作室，设计、制作、生产校园文化产品。但大学生融资难、经验不足、文化产品市场需求低等问题，会使在其创业当中遇到阻碍甚至无法进行下去。因此，通过SWOT分析法，对大学生在校园文创产品进行合理分析(见下页表1)。因此，大学生在文化产品开发创业过程中，应该充分分析当前市场形势，抓住机遇，积极面对风险和挑战，根据学校、自身情况量力而行。由于文创产品销售对象主要为在校大学生、校友、教职工，因此在产品定价方面要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合理定价。

五、培育校园文创产品开发管理创新型综合性人才

优秀的文创产品，在其新、在其奇，在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文化产品在开发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培育创新人才，可以将校园文创产品设计融入本科生教育课程当中，如视觉传达艺术、新闻学、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课程。学校作为社会性服务组织，应当扮演好主要角色，学校在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应当监管好学校的视觉形象，防止其滥使滥用，保护被授权者合法权益。创业者们应当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断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文化市场相关的知识，不断思考，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不怕失败，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创新、管理能力。在努力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参考文献：

[1]易丹.我国高校文化创意产品营销传播研究[D].湘潭大学，2017.

[2]张.Ⅵ视觉识别系统在高校校庆中的应用研究[D].东华大学，.

博物馆“文创蓝海” 第3篇

岁末年初，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日历》、《雍正行乐图周历》等与新年相关的产品，在网店一经推出，很快卖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说，2014年故宫文创产品收入约为9亿元人民币。

文创产品由文物、艺术品发展而来，经过再创造，从几元、十几元的钥匙扣、折扇、鼠标，到几百、上千元的耳机、茶具、丝巾，再到几万元的雕塑、书画复制品，满足着不同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以“可承受的”价格消费，把博物馆的心仪文物和文化创意“带回家”，使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场景化和艺术化。

1月11日，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接受《光明日报》专访时说，要努力挖掘文物的活力，让它们更好地服务社会，让文物活起来。

过去，躺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是静态的、没有人气的，只有注入创意，开发出颇具文化价值、实用价值和时尚价值的文创产品，满足公众的需求，文物才能真正地“复活”，从肃穆的博物馆里走出来，重见天日，深入人心。

博物馆文创产品成消费亮点

近几年，全国各大博物馆引入多元化发展思路，开始重视文创产品的开发，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加大了博物馆文化产品的研发力度，研发出一系列具有故宫文化内涵、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产品，受到各年龄段观众的欢迎。截至2014年8月，故宫博物院研发文创产品共计17个系列6746种，其中包含丝绸系列、陶器系列、瓷器系列、书画系列、木制系列、笔系列、钥匙扣系列、领带系列、T恤衫系列、首饰系列、箱包系列等。

特别是推出了一批让人“脑洞大开”、充满“萌萌哒”的文化创意产品，譬如朝珠耳机，“奉旨旅行”、“如朕亲临”的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顶戴花翎官帽防晒伞、龙袍手机壳等，引发消费者的追捧，一度在网店卖断货。

粉丝们认为，北京故宫纪念品设计师在“脑洞大开”的路上越走越远，产品接地气，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故宫方面称，故宫一直在努力尝试，希望“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活起来”。未来几年，故宫纪念品将从单纯的追求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支撑。同时，配合每年举办的陈列展览，故宫将研发具有宫廷文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文化产品。

今年，在奥林匹克公园天穹塔的展厅内还将专门为纪念品办特展。“在这里既可以登高观北京，也可以买到故宫礼物。”单霁翔说：“故宫神武门外广场两侧也将变身为文化街，专门销售文创产品和图书。观众不进宫也能买‘宫礼’。”

上海博物馆也推出了杯垫、项链、耳环、T恤、帆布包、手镯、纸艺、手机壳、扇面等几十款产品，最近为迎接羊年的到来，上海博物馆还根据馆藏珍贵文物青釉褐彩羊创意设计了变形颈枕。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介绍说，上海博物馆这些年开发的各类文化创意产品近2万种，比如以怀素《苦笋帖》为装饰的领带、以宋徽宗《瑞鹤图》局部为图案的丝巾都广受欢迎。近些年上海博物馆还在机场等公共场所开辟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品专营柜台。尤其是配合每次策展而出版的图书销售也非常好，观众看完展览后非常愿意买一本图书回去再品味。

湖北省博物馆也积极开发文创产品，2013年销售额为390万元，2014年预计基本持平，在该博物馆文物商店，在售的文创商品包括钥匙扣、笔记本、书签、丝巾、扑克、漆器摆件等，售价从10元到几千元不等。多数产品采用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元青花四爱梅瓶等“镇馆之宝”为装饰图案或蓝本。据了解，中低价位的生活实用类小物件销量大大超过礼品类文创产品。

商店营业员介绍说，印有曾侯乙墓展厅的展品图案的“文物扑克”，是湖北博物馆文创产品中卖得最好的一款。“扑克卖10元，多数人消费得起；不少游客买回去送给家里的小孩，能够寓教于乐。”

此外其他博物馆还推出了五花八门的文创产品，例如南京科举博物馆的盐水鸭别针、六朝博物馆的六朝魔方、苏州博物馆的国宝饼干等。

若论口碑高、销售热的艺术衍生品，不得不提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发的以康熙亲笔“朕知道了”胶带纸、“翠玉白菜”伞、“冰山一脚袜”为代表的文创产品。其中，“朕知道了”是台北故宫首次推出皇帝硃批纸胶带，一组有黄、白、红三款颜色。推出后，引发网友疯狂转贴，有人直呼“超想收藏”、“霸气十足”，大陆网友也在微博热烈转发讨论，使得来台观光的大陆游客，将这款纸胶带作为必买纪念品，并一度脱销。根据台北故宫统计，从2013年7月开始售卖至2014年3月，总计售出139000组，共计2660万元。

在博物馆文创产业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据不完全统计，台北故宫近些年推出了2400多种文化创意产品，仅2013年的销售收入就接近9亿元新台币，这一数字直逼10亿元新台币的门票收入，文化创意产品已成为台北故宫重要收入来源。

曾经冷冷清清的博物馆因小小的文创物件骤然升温，预示着博物馆的文创之路前景广阔，而从市场的反应来看，“不差钱”行情也是令人振奋的。但要让老百姓主动掏钱，还真得拿出点文化“干货”打动他们。

博物馆文创潜力亟需释放

当前，博物馆文创产品正日渐成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博物馆获取社会资源的一条重要渠道。与国外博物馆动辄千万美元的“商店收入”相比，目前我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经营还处于起步、探索和培育的初级阶段。

由于大多数博物馆的运行经费仍然主要依赖政府拨款，而面对这样一项庞大的社会事业，政府拨款显得杯水车薪。据调查，我国目前约有2/3的博物馆还面临生存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最现实的意义就是能够从中获取经济收益，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尽管北京故宫2014年文创产品收入达到9亿。“不过，纯收入比较少，因为再研发需要很大资金。”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今年（2014年）的文创收入预计将继续投入到研发经费中，可能还不够。故宫目前文创产品研发方面正在“爬坡”，经费投入力度比以往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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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产生的经济价值，应该成为博物馆发展的有力支撑。据了解，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馆，近年的文创产品年均销售收入均超过1亿美元。文化部发布的《2013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总额为2003亿元，艺术授权品、艺术复制品、艺术衍生品的交易额为200亿元，仅占1/10，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市场潜力亟需释放。

与蓬勃发展的台湾博物馆文创产业相比，大陆的绝大多数博物馆产业发展模式比较单一，至今仍过度依赖门票收入，因此动辄门票一涨再涨，最终把民众“吓”得不敢前去参观；有些博物馆即使有纪念品售卖，也都普遍存在千篇一律的现象，不但缺乏富有文化价值的创意，而且很多还都是粗制滥造的“三无产品”。

北京文博交流馆馆员孙淼说，“文化产品缺乏新意，很难让旅客产生购买兴趣。此外，文创产品需要能够传承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然而，目前不少文创产品只满足于简单地将文物图案‘复制粘贴’到器具上，没有‘创造’与‘再提炼’的过程，文创产品实用性较差。”

北京、江苏、山东等地一些公立博物馆负责人认为，在博物馆文创开发过程中还存在产业链不明晰的问题。“当前博物馆文创产品多集中在纪念品开发上，还没有从产业角度开发，市场机制运作不够，更谈不上产业规模化。”产品开发缺乏创意性，缺乏对本馆藏品和观众需求的调查分析，“有纪念品，而无创意产业，有经济效益，而缺乏艺术性和原创性的长效投入机制”现象凸显，制约着相关博物馆文创事业的持续发展。

现行博物馆管理机制也是阻碍文创产业发展的原因之一。例如，许多博物馆还停留在“保管部、陈列部、群工部、办公室”的传统管理模式上，而很少考虑如何利用博物馆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研发新商品；有些博物馆缺乏有效的企业化运作机制等。

一些博物馆负责人指出，目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还表现出区域性和层次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成熟度表现出从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其中，中、东部博物馆的文化产业已在开展，一些产品开发较为成熟，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从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而西部地区博物馆受制于人力、资金与观念等因素，文创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综合来看，缺乏文化产品设计、开发、营销的复合型人才，文化产业发展与博物馆整体运行机制问题，产业链条不完善，营销机制等问题共同制约着我国博物馆文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打造完整文创产业链

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也“高高在上”，只注重典藏功能，轻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一度被台湾民众称为“太庙”。早期台北故宫的文创产品比较简单，基本都是原尺寸复制典藏文物。但在2000年以后，他们开始强调对文物价值进行开发和利用，文创产业逐渐起步。目前，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综合能力在世界博物馆中已名列前茅。

在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认为，博物馆不能远离观众，要做到与人亲近，要靠能与人们亲近的活动连接，而衍生品正是博物馆知识消费的延伸。他们从典藏珍品的特质中寻找文化创意的设计灵感，既让博物馆摆脱了单一的门票经济模式，又以一种时尚的方式在文化消费中弘扬了博物馆的文化底蕴。

台北故宫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建立一套成熟而完整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机制，尤其善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创产品设计。台北故宫通过开展文创商品设计竞赛，广泛向社会征集创意作品，还给参赛者举办特展和美学解析讲座，方便他们更好地理解院藏文物的内涵，激发创意潜力。“朕知道了”胶带纸和“翠玉白菜”伞的创意，就是在2010年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的。

第二，注重品牌建设，通过品牌授权与知名厂商联合生产优质文创商品。截至目前，台北故宫已与90余家台湾本土以及国际知名厂商合作，合力“让文物再生与重生”。比如“宫乐美人胡椒瓶”就是与某意大利知名厨具商家合作的。据媒体报道，台北故宫如今还在酝酿与更多世界大牌商家合作，推出一系列高档手表、珠宝、酒类文创商品。

第三，专业化运作，以现代经营管理运作文化创意产品。台北故宫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文化、创意和产业结合在一起，对院藏文物和文化进行深耕；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经常以暗访的方式，与消费者攀谈，获知他们对文创商品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台北故宫在广告宣传、产品包装、商品陈列等方面也很讲究。

还有一点，那就是保持对文化的敬畏，不为经济利益而胡编乱造。比如，胶带纸采用了“朕知道了”，而“臣妾做不到啊”等字样却不被采纳，因为前者确实出自康熙皇帝的朱批，而后者仅是《甄嬛传》中的台词。

台北故宫文创行销处副处长王耀锋说，台湾博物馆文创在藏品数字化、设计人才培养与文创产品营销方面拥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希望能有更多同大陆同行交流的机会。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主任吴东风说，两岸博物馆文创设计可以在理念、机制、行销等各方面进行深度对接，共同打造“坚持用母语表达，中华文化识别度强”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目前我国博物馆产品开发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由本博物馆的文化产业开发部门自行开发设计、委托外加工生产；全权委托、授权合作企业设计并制作生产；博物馆与企业合作开发，并委托生产。无论哪种开发生产模式，文化产品都必须体现博物馆的特色与相关文物艺术和文化特征。

单霁翔提出，文创产品研发应遵循三个理念，即应以社会公众需求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他认为，文创产品的研发不仅要注重知识性，也要讲究实用性和趣味性，使文创产品接地气。

基于人们对文创产品的需求向着更高层次与个性化的需求发展，我国博物馆文创发展需从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的完整产业链的打造。

首先，树立市场化理念。现代博物馆应当在保持自身非营利性的基础上，立足于市场经济，通过大量引进市场化理念、方法，建立起符合其外部环境的管理经营体系和运作模式，例如，通过组建博物馆商店联盟的形式，将博物馆文创商品以更加符合市场规律、更加多元的营销方式推出，避免因公立博物馆本身的事业单位性质阻碍文创产业发展。

其次，提升研发营销水平。博物馆应引入创意、设计、营销等多元化人才，组建独立的文创产品研发生产部门，提高自主开发水平，确保开发产品贯彻博物馆特殊文化底蕴的需求，使艺术衍生品更具独特性和收藏价值。此外，要以开放的思维借力打力，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文创企业开展合作，扩大创意来源，增强研发实力。

还有一点，博物馆要加强文物数字化和智慧化。不论是北京故宫的吉祥物“壮壮”和“美美”，还是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系列产品、“朕知道了”胶带纸等，都是在文物数字化的前提下通过融入色彩、审美的现代理念设计而成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创行销处副处长王耀锋表示，文物数字化是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的必然需要，数字化是文物信息再次利用过程中一种减少损耗的手段，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也是对文物的再认识，更能够明确文化资产的所有权，加强文物保护与利用。

在数字化的基础上，各博物馆还要依托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3D打印、增强现实等技术，结合自身特色文物资源，构建信息共享、资源共享的文创资源云平台，推动制造业与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未来，民众通过互联网不仅可以向博物馆提供创意、参与设计、定制纪念品，而且可以通过3D打印机自行打印心仪的文创产品，而博物馆可以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创意产品的电子数据，客户从互联网下载后自己打印。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计，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国，这对博物馆文创产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大陆博物馆不妨借鉴台北故宫和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在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链方面廓清思路，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相互促进，让中国文化、中国元素更好地走向世界。

文创产品设计师岗位职责优秀 第4篇

2、负责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三维造型和外观渲染;

3、设计理念活跃，灵感丰富，对工业产品的审美观符合大众性、行业性、国际性及时代感的要求，能较敏锐的洞察及吸收新的流行元素，对文创行业有所了解，对造型、色彩、工艺有充分的感知把握能力;

4、参与对老产品进行外观改良，提升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

5、负责产品设计，包括产品主体及部件结构设计、材料选型、设计图纸输出;

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大有可为 第5篇

一、组织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的必要性分析

（一）顺应趋势探索博物馆文创设计新路径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凡有活力、有影响的博物馆，都把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开发和经营，摆到了博物馆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提供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文化产品，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早已成为所有优秀博物馆奉行的一个重要的运营理念和发展趋势。太多的事实表明，成功的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和开发经营，不仅对博物馆弥补经费不足，更对增强博物馆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亲和力，延伸其教育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根据权威部门和人士评估，我国博物馆特别是大陆地区的博物馆，其文化产品的创意、开发、经营，总体上来讲尚处于起步、探索、培育的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基于上述原因，2010年召开的“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工作座谈会”分析形势后发出倡议，力争到2015年，我国的每个博物馆根据自身藏品和展览研发的文化产品达到5种以上，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达到10种以上；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达到30种以上；全国知名博物馆文化产品达到50种以上。逐步形成品种齐全、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富有竞争力的博物馆文化产品体系。

由此可见，顺应趋势，大力加强博物馆文化产品工作，快速提高其在博物馆运营链条中的比重，刻不容缓。然而，除了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滞后严重影响这项工作的发展外，对博物馆特色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重视不够、渠道不多、水准不高、成果不丰，无疑是操作层面最大的一个制约因素。而组织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并将其“届化”或固化，纳入长效机制，正是旨在拓宽文化产品创意设计路径、破解发展难题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二）配合有关节庆和展览传播博物馆文化

前两届大赛是为了配合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宣传活动。如其中第一届大赛于2011年五一节前启动，于同年6月份的全国文化遗产日落幕。本次大赛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当年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的总体要求，围绕着当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即“博物馆与记忆”，重点组织几所高校的艺术设计院系师生，同时面向社会各有关方面，展开了宣传造势和作品征集活动。又如第二届大赛启幕于2012年1月份，落幕于当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

第三届大赛是为了配合“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展”教育推广活动的深入开展。该展览是河南博物院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共同发起，联合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全国18家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一个重要的大型原创展览。该展览于2013年9月28日起在河南博物院首展三个月。为了使该展览的宣传、推广和教育活动更加立体和多元化，创新原创性展览的运作模式，河南博物院策划组织了“第三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鼎盛中华主题设计大赛”，重点组织高校艺术设计院系和相关企业，同时面向社会各有关方面，集中以“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华展”的展品为设计元素的来源，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独特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宣传造势和作品征集活动。

（三）担当使命发挥央地共建国家级博物馆示范与带动作用

河南博物院是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根据2010年召开的“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工作座谈会”倡议，到2015年文化产品创意开发应该达到30种以上。事实是，仅2011年一年，河南博物院就开发了9大类32种原创性博物馆特色文化产品，提前4年实现了倡议的目标。尽管如此，无论与国内外先进大馆相比，还是与当代公众日益增长的博物馆文化产品需求相比，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至于河南全省的其他近200家中、小型博物馆，其文化产品工作就更是微不足道，亟待提升乃至实现“零”的突破。

所以，无论是从国家级博物馆自身高标准发展的要求出发，还是从带动辐射全省博物馆共同发展的使命出发，河南博物院均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而组织全省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正是从整体上推动河南博物院自身及全省博物馆文化产品工作提升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二、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方式方法的探索

（一）首届大赛重在探索运作模式

由于策划首届大赛时全国文博界尚无先例可循，缺乏经验，加之大赛启动仓促，时间有限，只有一个多月，策划方河南博物院把运作重点放在了对大赛模式的探索而非大赛的规模和声势上。为此，一是，事先特邀省会4个高校艺术设计院系师生代表召开了两次恳谈会，通报大赛设想，充分听取意见和建议。鉴于高校师生便于组织，思想解放，其创意不易落入俗套，故定位首届大赛以到会的4所高校艺术设计院系师生为参赛主体，在确保参赛基础的同时，欢迎社会各有关方面机构或人士参加。二是，为提高大赛的规格、权威性、公信力和吸引力，大赛的组织机构策划请河南省文物局作为主办单位，河南博物院作为独家承办单位。三是，筹集8万元企业赞助作为大赛经费，并尽可能合理设置奖项和奖金。共设置个人一等奖1名，奖金10000元；二等奖3名奖金各5000万元；三等奖5名，奖金2000元；优秀奖20名，奖金各1000元；组织奖2名，奖金各5000元。共计设置31个奖项。四是，明确了征稿要求、大赛公告、采风配合与评奖、颁奖、证书等一系列大赛事项。五是，大赛期间认真组织参赛者开展了到省内各博物馆的深入采风活动。仅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河南博物院就针对参赛者发放门票1500张，并在此前后，为前来采风、写生的参赛者提供了免费深度讲解和考察之便。

以上举措，赢得了不少社会有关团体和个人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最后，首届大赛共征集来自全省的参赛作品202件套，其中有效投稿167件套。经认真评议，本着对大赛标准高度负责的精神，除一等奖空缺外，其余所设奖项共计30个各有得主。这些获奖作品涵盖了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多个种类，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较好的突出了中原文化元素。大赛虽是面向社会征稿，但获奖主体是高校艺术设计院系的师生。为了更好的激励和宣传，2011年6月12日全国文化遗产日这一天，首届大赛组织方为获奖者举行了喜庆、热烈的颁奖仪式，并举办了网上和网下获奖作品展。

（二）第二届大赛重在改进效果实现规模与质量的超越

基于首届大赛的经验和遗憾，第二届大赛动手早，参照首届模式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因而运作的重点放在了改进效果实现规模与质量的超越上。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一是，加强了主办力量，由原来的河南省文物局一家主办变为与河南省博物馆学会两家共同主办，河南博物院依然做为独家承办单位，使大赛的组织动员工作更深入、更广泛。二是，拉长了大赛周期，从2012年1月9日至5月18日共四个多月，为征集更多、更好的作品保证了时间。三是，筹集了更充裕的经费，由首届的企业赞助8万元增加到预算20万元，是首届的3倍多。四是，加大了奖励的力度和广度，共设置个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以及组织奖41个，比首届多设10个；为吸引更多高水平专业人士参加，一等奖奖金上调至20000元，是首届的两倍。五是，加大宣传的力度和广度，首届大赛只在河南文化网、文物网及河南博物院网上做了宣传，第二届大赛则在此基础上，又在河南第一、全球百强发行大报《大河报》的头版及其他版面显著位置3次刊登了大赛公告。六是，重点邀请参赛的艺术设计类高校由首届的4家增至7家，另邀请参赛相关企业4家。不仅大赛前先后召开了策划协调会和大赛启动信息发布会，而且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两种方式，更加深入的为高校师生采风和创作服务。

以上措施收到了显著效果。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范围的应征作品601件套，且作品质量较之首届有明显提高。最后，全部41个奖项均有得主，其中一等奖桂冠为国家博物馆一位专业设计师摘取。2012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大赛组织方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并于随后对获奖作品进行了网上展示。

（三）第三届大赛开展了新的探索实现了新的突破

如前所述，第三届大赛冠名为“第三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鼎盛中华主题设计大赛”，旨在利用初步形成的大赛品牌影响，吸引社会有关方面关注和参与，聚焦、支持、配合在河南博物院推出的大型原创展览“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展”的宣传推广和教育服务工作，丰富展览形式，扩大展览影响，并另辟蹊径，探寻一条围绕一个重要展览进行文化产品创意、开发的全新路径。但由于本次主题大赛动议萌发较晚，展览及大赛创作周期较短（只有三个月），特别是设计针对的内容过于专业和单一，因而组织难度较大。

为了保证本次主题大赛的尝试获得成功，策划方河南博物院经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迅速筹集了21万多元的专项经费，为这次主题大赛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二是，特邀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加入主办单位行列，与河南省文物局及河南省博物馆学会共同作为主办单位，大大提升了本次大赛的专业权威性和对艺术设计界的感召力；三是，增强大赛宣传的针对性，在不低于往届大赛宣传力度和广度的基础上，重点新增了在河南省美协以及20多家高校网站相关专业栏目的公告宣传；四是，通过省美协高校设计艺委会电话通知、联络省内的20多个高校艺术设计院系领导，要求深入动员、组织有关师生积极参赛，鼎力扩大参赛队伍，夯实参赛基础；五是，发扬优良传统，于大赛期间实时邀请有关高校、企业等主要参赛群体，举行“大赛推进会”，并大力组织各类参赛群体先后分7批共上千人到展览现场参观、采风，还派出资深讲解员随时免费提供对展品的深度解读和交流。六是，大幅度改进奖励办法，在承袭第二届大赛奖项设置的基础上，另新设“入围作品”300名，不发奖金只发荣誉证书，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奖励覆盖面，调动高校师生参赛的积极性。

以上系列举措的相继推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据统计，本次主题设计大赛共面向全国，征集参赛作品达1469件套，事前两届大赛征集作品总和的近两倍。经专家组依据大赛规则严格评审，除一等奖空缺外，其余奖项各有得主。其中，主要参赛和获奖群体均为高校艺术设计院系师生，其次为文创产品设计生产相关企业。评审专家一致认为，本次主题设计大赛的尝试既是创新之举，又是成功之举，可喜可贺。

三、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大有可为

回顾连续三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可谓收获与启示良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大赛用实践很好的印证了“博物馆文创工作也是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有益延伸”这一先进的博物馆运营理念。

大赛无论是前两届围绕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展开，还是第三届围绕一个原创展览的主题展开，每届大赛本身就是一场指向鲜明、广泛深刻、多彩生动的博物馆文化传播与体验过程。从每一次通过媒体对公众的全过程、全方位宣传，到参赛者一批批、一个个地走进博物馆展厅聆听讲解、采风写生，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一次次走出博物馆，走进校园开展精品文物的宣讲服务，博物馆文化正能量对观众的冲击和侵润可谓是此伏彼起，犹如春风化雨。

（二）大赛对于唤起社会对博物馆文创工作的持续关注和参与起到了重要作用。

博物馆文创工作不仅对博物馆自身的发展，而且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公众的学习、成长与快乐关系日益密切；博物馆文创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关注和参与。这些道理很前沿也很重要，但目前并不为更多的国人所知晓。而“固化”了的博物馆文创大赛一届接着一届的举行，每一届的全程宣传和动员，都是一轮对社会关注的锁定；每一个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参赛，都是对博物馆文创参与的播种；提交作品的人虽然只是数以千百计，但受到影响和波及者则一定是几何倍增的数字。

（三）大赛为博物馆征集和储备源源不断的原创性文创设计方案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除了政策法规、体制机制的影响之外，制约博物馆文化产品工作高水平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创意设计。这早已经是业界形成的共识，也早已被大量国内外先进博物馆文化产品运营的实践所证明。但是目前，我国博物馆特别是大陆地区的博物馆，除了极个别“国”字号大馆外，绝大部分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还存在着重视不够、力量薄弱、水平不高、途径不多等问题。那么，要想打破这一瓶颈实现跨越发展，使我们的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经营完成从“制造”到“智造”的华丽转身，究竟路在何方？连续三届的河南省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这三届大赛着力规避了博物馆创意设计的短板，转而求助于社会，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以专业化、社会化为原则，调动、整合全社会相关专业力量合力助推博物馆博物馆文创设计，取得了可喜成效。三届大赛共征集到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原创性特色文化产品创意设计方案2237件套，其中获奖作品累计105件套。目前大赛组织方河南博物院已从获奖作品中择优开发、生产30多件套；对其余获奖作品也做了分批分期深化设计与开发的计划。如果大赛继续，那么这种良性循环还将源源不断地演进。

（四）大赛以高校艺术设计院系师生为主要参赛群体并与其加强互动具有多重意义。

一是，能够确保大赛参与的主体与成效。三届大赛的事实一再证明，尽管大赛面向的是全社会，包括有关专业机构，但由于高校师生面临着评职称、就业等实际问题，所以对于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创意设计大赛中获奖动力最大、热情最高，因而参与最踊跃、提交作品最多、取得的成绩也就最好。同时，高校师生因群体意识和群体效应突出，也最容易组织。有他们的参与，大赛就一定不会寂寞。

二是，创意设计不容易落入俗套。高校师生由于身在文博领域之外，更多的拥有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切身感受，同时又在校园里站在艺术设计理论的前沿，所以脑子里没有那么多陈旧的条条框框；加之风华正茂富有想象力，思想最解放，因此最具创新潜质。这恰恰是创意设计最宝贵的优势所在。从三届大赛的比拼和结果看，高校师生们确实表现不俗。

三是，更有利于推动博物馆文创可持续发展。大赛对高校艺术设计院系师生的重视和自信心培养，必将激励高校在未来致力于参加更多的博物馆文创活动，培养更多的博物馆文创人才；而那些参赛尤其获奖的莘莘学子们，明天的就业选项或许就多了博物馆文创方向，即便不是直接在博物馆里工作，未来也必将会有源源不断的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眷顾、关注、支持、参与博物馆文创事业。而这些，对于未来博物馆文创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四是，能使博物馆更好的履行公益性社会教育机构的职责。博物馆是国民在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很多大中型博物馆更是各类大、中、小学的挂牌教育教学基地。配合国民在校教育，不仅是党和政府的要求，更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大赛为即将步入社会的相关专业大学生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绝佳的社会实践机会，使他们经受了知识转化的锻炼，享受到了转化成功的快乐，增强了走向社会干事创业的信心。为履行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社会教育机构的职责做出了一份积极的贡献。

（五）大赛由多家地厅级以上有关政府或群团机构联合主办更有利于调动社会有关各方的参与热情。

河南博物院对三届大赛的策划，均将自己做为独家承办单位。第一届请河南省文物局做独家主办，第二届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省博物馆学会两家共同主办，第三届请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河南省博物馆学会三家共同主办。有关主办单位一届比一届多，号召力、动员力也一届比一届强，效果也一届比一届好。因为各个主办单位影响的社会群体不尽相同，形成合力后，根据“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能量转换原理，其整体影响力又得到了提升和裂变。基于我国的国情，地厅级以上政府或群团组织颁发的获奖证书方具有实用价值，能解决职称、晋级等现实问题。从三届大赛与参赛对象的沟通和交流看，而如果没有上述主办单位的出面担当，单凭博物馆一方即便再努力，也很难收到目前这样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博物馆文创事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大赛，社会特别是高教美术事业的发展也需要这样的大赛。尽管三届大赛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遗憾，但是，把大赛更好的办下去，办成不仅在河南，而且在全国都卓有影响的博物馆文创设计赛事知名品牌，已经成为社会需求与我国博物馆文创事业自身大发展、大繁荣的双重呼唤。既然探索有益，皆大欢喜，那么大赛组织方顺应需求，在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也就成了不二选择。所以，在本文落稿的这一天，即2015年2月1日，“第四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化产品设计大赛”正式拉开了她令人期待的帷幕。博物馆文创大赛，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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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一年卖出10亿元， 第6篇

联手腾讯 故宫试水“互联网+”

7月6日，腾讯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

雍正三千佳丽的微信聊天截图，认真玩“天天爱消除”游戏的宫女，戴上VR眼镜与虚拟皇帝见面以解相思之苦的后宫娘娘萌化了网友的心。

这是故宫又一次与互联网公司发生亲密接触。此次合作中，故宫博物院和腾讯双方签订了三年的合作协议。故宫今年将率先向腾讯开放一系列经典IP，其中包括海错图、十二美人、《韩熙载夜宴图》等。腾讯方面称，未来“故宫IP可开发的方向将越来越多”。

在腾讯和故宫宣布合作的发布会上，较少露面的马化腾甚至亲自站台。“故宫，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IP。特别是这几年的变化很大、思路很新。通过各种周边创意产品，借助移动互联网，故宫已经迅速地吸引了新一代的年轻粉丝。”马化腾表示，社交平台可以来活化传统文化。

那么，腾讯将用何种方式和故宫展开IP合作开发？马化腾认为，一方面需要借助社交平台，另一方面结合腾讯的泛娱乐平台，在包括游戏、影视、文学以及动漫领域，在技术层面，例如微店、虚拟现实等领域，双方同样存在合作空间。

这并非是故宫和腾讯的首次合作。双方此前基于腾讯旗下门户网站、腾讯地图，曾有过多次合作。事实上，马化腾另一个身份是故宫博物保护基金会创始理事。双方之前合作的另一个项目是“微故宫”，该项目由故宫和腾讯微信事业部合作，涉及开发活动、微信支付、微信售票入口等功能。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表示，2017年，故宫将和腾讯游戏推出基于故宫文化的大型游戏，从明年下半年开始，双方合作将会介入到动漫和文学的创作，也包括微电影的创作。

“在整个博物馆行业，可以说故宫博物院采取的是开放、自由的心态在运营。”故宫博物院新媒体负责人于壮指出，故宫在寻求“金字塔”化，保留“塔尖”的传统文化研究部分，尽可能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从神坛走向群众生活是博物馆运作的趋势。”

换言之，故宫希望扮演一个更加“温情”的角色。一方面，故宫寄望于通过尝试新形式的文物展览吸引观众，另一方面，故宫则希望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来传播文化。

在此之前，故宫围绕丰厚的IP资源开发了一系列产品，其中包括《韩熙载夜宴图》数字艺术巡展，以及iPad游戏《皇帝的一天》，均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故宫博物院新媒体负责人于壮如此总结自己的心得：吸引用户的诀窍在于，将“全新文化视角”加上“有趣的交互”。

据介绍，在2016年年底，数字故宫社区将完成。而在VR领域，故宫推出的第七部VR短片正在制作。

迈出商业化步伐 文创产品去年卖出10亿元

早在与腾讯合作前，故宫在淘宝开网店售卖的文创产品就已成为“爆款”。朝珠当耳机、顶戴花翎成了防晒伞、“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格格钓金龟婿”书签、“雍正御批”胶带等一系列“萌系”文创类产品迅速蹿红，成为年轻人喜欢的“潮物”。

去年8月，故宫淘宝在网上促销，第一个小时，1500个手机座宣布售罄，一天内成交1.6万单。中国博物馆文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经营管理处副处长刘松林表示，截至去年12月，故宫博物院共计研发文创产品8683种，包括服饰、陶器、瓷器、书画等系列，产品涉及首饰、钥匙扣、雨伞、箱包、领带等。

短短几年时间，故宫文创产品流水在2015年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故宫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但既然在做文创产品，不可能不谈到钱。短短几年时间，故宫整个文创产品的流水已经达到去年的10亿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表示，10亿元并非只是故宫的萌娃娃产品销售收益，故宫的文创产品还包含旅游纪念品，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码洋，通过授权的方式与众多企业合作的流水及数字故宫团队研发的产品等。

在“牵手”腾讯的同一周，故宫方面刚和阿里旅行达成合作。合作内容包括故宫博物院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开设官方旗舰店，涉及门票、文创、出版三大板块。

就近期和互联网巨头公司的两桩合作，冯乃恩回应称，故宫并非“刻意扎堆”，对外合作采取“成熟一个合作一个”的策略。他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故宫选择合作单位永远不会把经济效益摆在前面。“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机构，我们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冯乃恩称，故宫和腾讯目前阶段的合作不涉及经济利益。

冯乃恩表示，故宫选择合作伙伴的第一标准是“社会责任感”，而非企业规模，其次是要求企业对中国文化还有敬畏、关怀，但同时也要求“具体的合作项目在项目领域中拔尖，技术领域具有创新能力和影响力。”

在此基础上，故宫迈出商业化的步伐还有政策层面的原因。

据悉，国务院最新出台了关于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的工作指导意见。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鼓励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文物单位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冯乃恩认为该调整明确了博物馆的方向，将文创产品开发和博物馆传统业务结合。以往在文创产品开发这块，业内仅仅是数家博物馆零零星星地在做，且并不成熟。

而故宫此次与腾讯合作，一边是最丰富的传统文化宝库，另一边则拥有国内最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和资源。表情包和手游或许是双方在今年的“牛刀小试”，腾讯挖掘和开发故宫IP的成效如何，仍需时间来给出答案。

卖萌，故宫是认真的

对“卖萌”这事，故宫是相当认真的。刘松林透露，故宫的每款文创产品，研发周期都在8个月左右，从创意到产品，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故宫博物院新媒体负责人于壮表示：“故宫这两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心态更开放了，希望通过社交平台传递出一个有温度的紫禁城，给大家一个美得窒息的故宫，所以，故宫的官方微信、微博发布的大量内容都是带着感情和色彩的。”故宫淘宝的官方微信、微博的语言非常接地气，深受年轻人喜爱。例如，今年清明假期，故宫微博账号配合博物院日常工作向游客喊话：“游客，您好！故宫地区散发的长城一日游小广告都是骗人的！！！广播语声嘶力竭。”短短数十字无配图的一条微博，在短时间内获千人转发。

“有时观众开玩笑说，故宫越来越火了，像个网红。我觉得，这是我们和观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共同碰撞产生的一种新时代下传统文化的闪光。”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副主任苏怡表示，故宫团队这些年尝试通过最新的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来对古建筑和藏品进行诠释，希望能拉近和观众的距离，消除敬畏感和距离感。“我们觉得，博物馆不应该冷酷，不该把过去的文物冷冻在这里，把知识冷冻在这个时刻。否则，文化就会变得固化甚至僵化了。”

在于壮看来，故宫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人们传统意识中对博物馆的认识是仰望的，是飘浮在空中的象牙塔结构。这几年，我们是在做一个金字塔结构。首先要吸引更多人群来关注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情感，有了情感连接就可以顺着金字塔一路向上，最终到达顶尖，也就是对传统文化深入的解读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