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精选7篇）

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第1篇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土地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结束。

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叛变了革命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替了北洋军阀，企图扑灭革命，消灭共产党，残酷地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国民党的屠刀所吓倒，继续英勇地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为了挽救革命，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27年7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作出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等决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阶段。1927年8月7日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批判和揭露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毛泽东进行了 “三湾改编”，10月井冈山红军会师，红军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红军所到之处，燃起了阶级斗争的熊熊大火，到处呈现出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土地革命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12.9”运动，中国革命又走向了新的高潮。1935年12月 “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党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了一项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土地革命战争阶段胜利结束。

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问题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一)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思想理论教育实践之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中国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实践之路的发展过程。这条道路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核心内容，综合运用整风运动等多种方法，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广泛动员、不懈奋斗的思想理论教育之路。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迂回奋进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风貌，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改变命运、敢于胜利的顽强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建党前后的艰辛探索和大革命的实践锻炼，使思想理论教育在土地革命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并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不断完善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得到进

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个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思想理论教育的实践之路。因此研究土地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成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思想理论教育实践之路，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在土地革命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教育领域的建树，堪与中国革命及其成就相媲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方法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思想理论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在思想理论教育的队伍方面不断有新的提高。

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根本原则，整风运动的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创新方法，阵前敌后相统一、公开隐蔽相结合、高端与底层并举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思想理论教育理念，无不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思想宝库增添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并发展党的最可宝贵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精神财富，对于在当下继续发挥它的优势，增强思想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历史可使我们获取重要教益。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去吸收和汲取。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成功经验对当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理论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这些成功经验，如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理论教育的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思想理论教育的核心内容，把培养高素质的领导队伍和革命群众作为思想理论教育的根本目标，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思想理论教育的致胜法宝等，对于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思想理论教育的任务和要求，探索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发挥思想理论教育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培养高素质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队伍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过程中，也曾有过失误和教训，教条主义的教育模式曾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挫折，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二、研究对象

研究范围和对象的界定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本文研究对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主要就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以及干部教育问题，就是要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胜利而进行的贯穿整个革命过程之中的思想理论教育做出一个系统全面的科学总结和梳理，以便借鉴历史，启迪后来。

三、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党的思想理论本身的研究远远多于对其教育的研究。近年来，党中央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与措施，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等，由此推动国内学术界对思想理论教育的研究进一步升温。近些年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研究

近年来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做通史性考察。肖东波的《中央苏区党的理论教育》一文专门就土地革命战时期中央苏区党的理论教育状况进行了研究，提

出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教育的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为苏区思想理论教育提供了思路、确定了原则;中央苏区创办了干部学校对党员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思想理论教育;创办了多种报刊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并取得巨大成绩。三是就民主革命时期的具体阶段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做具体性考察。

李小三的新书《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从历史学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干部教育的内容、特点、机制等，并总结了历史经验，为当前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二是革命根据地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做典型性考察。

粟洪武的《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延安开展干部教育所形成的稳定的、新型的、能够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延安干部教育模式”，并提出了对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所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

赵耀宏的《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对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进行研究后认为，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经验是:实行在职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目标;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加强组织领导，形成科学的教育学习运行机制;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学习方法。四是对毛泽东关于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教育进行专题研究。

双传学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以提高主体性为目的，以坚定的政治方向为根本宗旨，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加强作风建设为载体和以普及方法论为手段”。

李庚靖的博士论文《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新论》对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的前提、原则、目标、内容、重点、方法等作了深入研究和概括。

卢文峰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与当前干部理论教育的思考》研究认为，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基本内容、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是核心内容、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是重要内容，加强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教育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点。

四、研究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壮大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所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取得了最可宝贵的历史经验。

深入研究和科学考察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当下我们开展思想理论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总结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建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的完整体系从下面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中将可以看到，有关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对建国后的研究，对建党后头28年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至今还没有一个对这28年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相对完整的研究成果出现。

本研究试图以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为研究对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求使得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研究系统化完整化，从而与建国后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研究相衔接，形成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研究的系统成果。

(二)考察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成功实践，增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由薄弱走向发展成熟，并且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教育之路，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理论成果，进而实现了全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前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非马反马思潮时隐时现的形势下，如何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优势和功能，整合各种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成功经验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深化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实践过程的考察和经验教训的归纳与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战略策略，推动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的教育创新和理论创新在民主革命时期尽管面对的是艰难而复杂的残酷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却能够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策略和措施克服各种困难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这都得益于党的富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创新精神。江泽民曾经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秉承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坚持追求真理永不懈怠的精神，综合运用文献法、实践调查法、案例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关注对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以民主革命战争历史发展为背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为主线，努力做到以论为主、史论结合，史料与论点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本研究拟具体采取以下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必须占有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散见在党的文件与各种文献之中，因此，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归纳梳理，就必须对这些文献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这些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选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党的重要中央领导人的著作选集、文集、书信集、回忆录以及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回忆录、著作和传一记等。通过认真细致的梳理，从中整理和概括出民主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状况，并进一步提炼出具有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成果。

(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抽象的依据，理论的逻辑推演应当服从于历史事实的真相。本研究注重于理论的探讨和生成，并非简单地还原历史，因此，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去探寻隐藏于其后的理论精华是本研究的追求目标。历史分析的方法本身就是要遵循逻辑推演的基本原则，逻辑和历史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实践是进行历史经验研究的厚重基础，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起点正是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经验研究的逻辑起点。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灌输到全党和各民族人民中去，使其贯彻到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从而完成党的奋斗目标，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胜利。

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就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思想理论教育研究与思想理论教育实践相统一，在归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其当代价值和当代意义。

六、论文大纲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二、研究对象

三、研究现状

四、研究意义

五、研究方法

第一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形成和确立

一、党的理论教育和干部教育政策在革命危机中调整转变

二、革命军队思想理论教育基本制度的确立

三、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制度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第二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主体和客体

一、土地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体

二、土地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客体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模式和内容.一、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模式.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第四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一、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方法

第五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经验和规律.一、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经验.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规律

第六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当代价值

一、对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二、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深刻启示.三、对掌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提供宝贵经验

四、对提升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实效性提供方法指导

七、参考文献

[l]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沦教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人学出版社，2002.[3]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5]人民教育社.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6]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8]杨成武.忆长征，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82.[9]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10]黄正夏.湖北老区教育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卜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1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上，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3]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J、学教育部分):上，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5]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6]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7]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上，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8]王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19]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20]张耀纶等.鄂豫皖苏区教育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第2篇

一、研究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向城市。然而，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问题，这些农村父母在进城落脚的同时，却无法让孩子在城市里有读书的机会。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并托付给家里的老人或亲戚朋友照看，最后造成了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在两地的局面。由此，在农民工成为一个社会的大现象的同时，一个新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也应运而生了。农村留守儿童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的家乡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6 ——16 岁)。

留守儿童是近几年来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从调查的情况看，民乐县南丰乡16个村长年在外务工人员有5600人，父亲在外务工人员有3000余人，母亲在外务工人员有2000余人。全乡共有6——16岁儿童4560人，留守儿童3120人，占全乡儿童总数的70%。学校留守儿童2200人，占留守儿童总数的71%。这些数字，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些祖国的未来引起极大的重视和关注。留守儿童作为农村的未来，其素质的高低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一代代新型农民的培育，也关

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农村可持续发展, 影响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近年来，中国各主要媒体都大规模地报道了留守儿童在学业、生活及性格培养等方面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教育部专门召开了研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座谈会。指出：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教育部将加大研究力度，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共同努力做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调查情况看，父母外出打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状况，为留守儿童教育成长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利于留守儿童自立自强性的锻炼。但同时，也使留守儿童教育生活面临以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1、教育情况令人堪忧。据统计，80%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于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护，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监护人基本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学习。农村学校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理念的局限与制约，针对留守儿童的需求提供特殊有效的教育和关爱力不从心，学校与家庭之间缺乏沟通。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及初中教育的在学率都低于正常家庭儿童。

2、性格行为令人堪忧。由于正常的家庭心理环境的缺失、农村教育环境的不理想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和渗透，使得留守儿童形成了典型的个性特征和行为缺陷。集中表现为：任性、自卑、郁闷、失望、敏感、孤独、不安、胆

怯等。祖辈的溺爱，造成留守儿童我行我素、不尊敬老人、固执倔强、情绪波动大、爱发脾气等不良性格。在学校常常表现的不合群、易嫉妒、叛逆心理严重，不能与老师和同学和平共处。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一部分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

3、疏于照顾，安全方面得不到保障。面临拐骗、打架、斗殴、交通等方面的安全隐患。由于学校与家庭之间安全纽带衔接不上，学校不可能面面俱到，留守儿童年幼无知，监护人又普遍缺乏安全保护意识和防范防护能力，导致留守儿童伤人或被伤害等安全隐患无处不在，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儿童自身防护能力弱，甚至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如：何庄村一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由上年纪的爷爷奶奶照看，8岁上一年级时，放学回家无人接送，遭遇车祸。后又因被不法分子拐卖，到11岁才上一年级。

4、政府、社会关注不够。留守儿童在成长期需要家庭、社会的关爱和引导。目前他们尚处于心智未完全成熟的阶段，缺乏对社会生活事物的准确判断，没有父母在身边交流、教育和疏导，让他们面临了更多的疑惑和不安，目前社会上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不够，未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调研发现，教育、民政、团县委、妇联等部门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开展了一些关爱工作，但覆盖面还是很小。如：学校尚未建立留守儿童档案，村委会也没设立外出务工人员花名册，相关

部门对留守儿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尚未进行政策性的思考等。

5、发展走向： 农村孩子中留守儿童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因而留守儿童问题给学校教育带来的压力将会不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队伍只会扩大，不会缩小。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必将是曲折而艰辛的，农民工及其家庭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都能实现在城镇的定居。所以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与孩子长期分居两地的情形在中国社会将会长期存在。相应地，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不仅是个现实的问题，而且在将来也将越来越成为问题。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势在必行，具有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相近课题研究情况

由于国外国情的差异，留守儿童比例较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所以相关的课题研究基本没有。国内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研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但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探讨。几年来，由于社会领域提出“关注弱势群体”和教育领域提出教育公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等重要命题，于是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问题。中央教科所和部分市县教育部门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三、研究目标

1、课题研究、实施的主要目标是将留守儿童的这一特殊群体的问题与社会转型期少年儿童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共

性问题区别开来，真实、全面地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学习、生活状态。

2、进一步了解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

3、分析留守儿童长远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趋势，探索有效推进留守儿童教育、发展的方法和手段，为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背景资料和学术支持。

四、研究的内容

1、民乐县南丰乡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调查研究

2、民乐县南丰乡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分析。

3、民乐县南丰乡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4、民乐县南丰乡小学留守儿童个案研究。

5、民乐县南丰乡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对比研究。

6、民乐县南丰乡留守儿童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五、研究的方法

1、文献资料法：搜集、整理与课题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为课题研究提供充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2、问卷调查法：对民乐县南丰乡的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了解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3、教育实验法：对民乐县南丰乡在校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实验研究，以便发现、验证因果规律。

4、经验总结法：收集的资料和实验研究结果主要运用经验总结法，探求留守儿童的教育方法和手段。

六、研究的预期成果

1、南丰乡留守儿童现状的第一手调查研究资料一套。

2、有关留守儿童教育的实验论文、案例研究成果。

3、给学校的有关教育教学建议。

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第3篇

土地革命时期, 我们党就开始意识到要想建立革命根据地, 进行工农武装割据, 发展壮大人民的军队, 就必须要有大批的干部前往根据地开展工作, 但是当时干部队伍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都有待提高, 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求。所以要加强党的干部的无产阶级意识和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就必须加强党员群众的教育, 增强他们的政治程度, 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建立起一支具有高水平干部队伍, 对我们当代党的干部教育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内容

1. 马克思主义教育

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中, 中国党的干部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党内存在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再加上红军长期是处于流动的状态, 所以怎样培养出有思想, 有才能的党的干部是干部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干部教育的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强调的始终是思想政治工作, 以马克思列宁注意理论为核心来进行党的干部教育的培训[2]。1929年, 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要加强和改进红军和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 方法和原则, 并且在这些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同年, 中央组织局也强调必须把加强全党理论的武装当作党的基本任务, 必须采取一些可行的办法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2.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 它对于一个军队, 一个政党乃至一个民族都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土地革命时期, 党用革命的理想信念教育广大干部, 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邓小平曾经说过, 在土地革命中,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无论党的力量有多弱小,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一直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所以说在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 革命干部没有灰心丧气, 保持高昂的战斗姿态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离不开理想信念的教育。

3. 进行阶级教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各级干部学校注重对学员的阶级教育, 让广大干部了解阶级, 阶级斗争, 阶级剥削和压迫, 了解中国劳动人民生活的状态, 懂得革命的意义所在, 懂得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意义, 这对于党的干部的阶级教育有着重要的提高作用, 强化了党的干部教育成果, 让党的干部明确了自己肩上的历史使命[3]。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现代意义

1. 为中国现代党的干部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党内的干部教育工作完善, 党内的干部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的同时指导土地革命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将所接受的教育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很多的革命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心理根深蒂固, 在人们日常的行为又都有所表现, 所以对于新时期的中国党的干部教育来说, 教育的内容已经在人们的心理, 只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引导, 然后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适当的做出细节上的调整就能够开展干部教育的工作。这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比较完善的结果, 为我国现代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为我国现代党的干部教育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土地革命时期虽然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时期, 但是中国从发展到现在, 国情在变, 但是整个大的方针并没有变化, 我们始终是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在发展, 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 党的干部教育的方向仍然可以对照土地建设时期的方向, 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以马列主义为核心, 不断完善内容, 提高党内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 提高党内的工作效率。

3. 为我国现代党的干部教育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

在我国土地革命时期, 为了提高教育的质量, 我们党采取了很多的方法进行教学, 首先是从实际出发, 贯彻正确的教育原则, 因地制宜, 由于当时行军打仗条件非常艰苦, 所以我们要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进行教育;其次是因材施教, 参加培训的干部文化水平不同, 接受知识的能力也不相同, 所以在干部教育中要进行分类, 根据受教育者的水平进行适当的教学;第三项是因需施教, 革命教育就是为了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 所以当时为了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 建立起一系列的部队干部学校进行军事干部的培养[4]。另外在开展干部教育的过程中, 除了开展正规的课堂教育之外, 还会经常性的举办演讲, 唱戏等活动, 帮助革命干部提高工作的能力, 也在丰富他们的生活。总之, 这些灵活而又渗透到生活中的教学方式, 使得学院能够在教学中相互交流, 共同提高, 能够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接受知识。这些都是土地革命时期成功的教学范例, 对于现在新时期的中国来说, 虽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需要将党的干部教育放在科技的环境中, 利用科技进行干部教育的工作, 同时也要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党的干部教育的工作。

三、总结

在我国土地革命时期, 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艰苦, 但是我们党的干部却能够排除万难, 指导红四军出色的完成了我国土地革命的工作, 这离不开党的干部的教育【5】。虽然中国目前的发展形式非常好, 但是还是处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正在不断的朝着发达国家而奋斗, 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同样也需要党的干部成为指导的先锋, 为中国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所以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 加强党的干部教育仍然是一项重大的工作。由于革命前辈为我们的干部教育工作做出了有效的范例, 我们只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进行细节上的修改就能够出色的完成党的干部教育工作, 提高我党的干部水平, 促进中国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鸿林, 王文仓.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党的干部教育[J].人文科学, 2009 (06)

[2]王月, 薛占军.浅谈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J].历史纵横, 2011 (15)

[3]占佳林, 周长江.我国新时期的党的干部教育[J].历史信息.2009 (26)

[4]洪洋, 蒋志武.中国党的的干部教育的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 2012 (09)

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第4篇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研究

● 张东保

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学界关于干部交流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甚少涉及民主革命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梳理与探究，以揭示这项制度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

干部交流；制度；组织建设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然而此后学界关于干部交流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甚少涉及民主革命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梳理与探究，以揭示这项制度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开创与奠基

中共中央很早就认识到干部交流的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对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干部交流进行过探索。193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为使全国干部，有适当的调剂与分配，必须各地党部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能够互相供给干部，要随时准备一部分干部供上级党部的调动，现在各白区党部，应积极的进行征调工人，军事人材，及各种技术专门人材，输送到苏区去，苏区必须能派遣一些干部到苏区附近白区党部中去，以及各级党部，群众组织，对于上级机关，必须有人材的供给。”[1]这是我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探索干部交流制度的最早出处。此后干部交流逐渐成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镇压和迫害，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但是，这一时期苏区和白区的干部流动仍然较为频繁，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等一批党的干部带着各自的使命和任务，秘密往返于苏区与白区之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加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10日，项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4月14日，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7月20日，苏区中央局派秘书长欧阳钦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央革命根据地各方面情况，中共中央在听取汇报后，作出《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央局的成份以派去的伍豪同志（周恩来）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2]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指导根据地的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等工作。此后，陆续有一些干部到达苏区。1932年1月，刘伯承到达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5月，邓颖超到达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处境险恶在上海无法立足，决定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月底，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瑞金。此后，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负责领导白区地下党的工作。1934年，因上海中央局遭受多次破坏，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在天津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赴上海开展工作。1935年5月底，孔原抵达上海，召集刘仲华、浦化人，组成3人团，统一领导中央各系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十分关注上海地下党的处境，1935年5月底，洛甫（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派陈云、李维汉到白区开展工作，这是长征途中中央第一次提出要派领导干部加强白区工作。李维汉虽未能成行，但陈云、潘汉年于1935年下半年先后抵达上海，后因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陈云、潘汉年、孔原又接受其他任务，先后奉命去莫斯科工作。[3]1936年春，潘汉年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同年，中共中央委派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延安到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兼管文艺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9、10月间，中共中央设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领导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4]193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遣刘晓到上海负责地下党的工作。6月下旬，刘晓抵沪，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刘晓任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5]

孔原到上海后，为加强北方局工作，1935年6月，中共中央派彭真、李大章组成北方局工作组赴天津开展工作。12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委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工作。1936年3月底，刘少奇从延安抵达天津，4月，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通过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迅速纠正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北方局先后委派多位干部赴晋鲁豫等地区开展工作。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去山东重建中共山东省委；6月，派李宝森到太原整顿山西省工委，派沈平到河南恢复党组织；7月，派王益民到绥远主持工作，成立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形势十分艰危的情况下，对干部交流工作的一系列探索，是我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创造性实践，在保护、培养和锻炼干部的同时，有利于恢复和维护白区与苏区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促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干部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探索与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培养和锻炼干部，推出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干部交流方式进行探索，开创了“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等多种交流形式。1942年2月2日，中共中央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起草《关于有计划地培养和调剂各种干部的办法》，要求党政军各方面干部都要根据具体情形，实行必要的调剂，以增强干部各方面知识，提高干部掌握全部工作的才能，“要使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学习根据地工作，增强经验”，[6]开始了对干部交流方式、方法的探索。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延安干部培养和使用的决定》指出：“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但没有或很少有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在不妨碍该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应将一部分调去参加下层工作，同时吸收有下层工作经验的适当干部去代替之。”[7]尝试机关干部与基层干部的交流。

194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在《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为使新老干部更加互相融洽互相补助，提议：1、每个战略单位内，进行调剂各部队间的新老干部；2、尽可能作到同级的新老干部相互参杂（如营长是老的，营教导员是新的）以便相互帮助；3、与地方党进行交换干部，以便使军队与地方更能密切合作。”[8]探索军队与地方干部间的交流。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中，针对各根据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等现象，要求将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相类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有些可以合并的分区加以合并，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去，派到接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结合精兵简政工作开展干部交流。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立足长远，“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9]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抽调大批华北及华中各区的营级、县（级）以上干部以及部分技术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为争取战争胜利积蓄力量。

194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党的干部交流制度史上的重要文件——《军委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明确了干部交流的原因、目的、对象、方式、期限等。交流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上面与下面的交流：“长（常）在领导机关之干部，特别是新知识分子干部，应使之到部队里去做一个时期的下层实际工作。而在部队中做了相当时期工作之干部，则应吸收到领导机关参加一时期的工作”；二是前方与后方的交流：原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应吸收一部分由华北与华中抽调回延安的干部到部队里去，增强实际作战的能力，原在该部队的干部，则抽调一些到军校学习。前方各部队亦有自己的后方，应将在此种后方机关工作的干部（如参谋、宣传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工作人员），与经常处在战斗前线上的干部，酌量实行必要的交流；三是军队与地方的交流。总政治部与联防政治部率先将干部交流制度作为一种干部制度与工作制度执行，总政治部每次与一二○师及原留守兵团部队交流四人：团级二人，一老一新。营级二人，一新一老，[10]交流的期限为每半年或一年一次。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措施，对于培养和锻炼干部，密切上级与下级、前方与后方、军队与地方的联系，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和南方支援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1946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为培养党的技术干部抽调知识青年去东北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在东北所占有之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内，有许多铁路和轻重工业，须要大批培养自己的技术干部（工程师技师等），才能掌握和发展这些企业，同时中苏合办的长春路及其附属企业及举办之技术干部学校也可能打入许多人进去，为着应付上述需要，更重要的为着培养大批党的技术干部，以适合于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中央决定从华北、华中抽调一千个知识青年派送东北。”[11]此次抽调的一千名知识青年分配情况为：华中300人，山东200人，太行200人，晋察冀250人，晋西北50人，要求是20至30岁、身体健康的男性，文化程度为初中或高中毕业，“最好都是党员（如有懂俄文者更好）。”[12]

1946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派干部到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开展工作的指示》，指出：“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应抓紧目前时机（国民党立脚未稳，人民情绪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着手调集一批干部，给以短期训练后，分布到附近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中如有适于各该战略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城市工作干部，即报告中央，以便统筹调剂”，[13]为下阶段工作做好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日益增多的新解放区的接管和政权建设任务导致对干部的需求量激增，为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推进，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定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此五万三千个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14]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使之“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大、中城市的新解放区。”[15]

1948年10月27日“辽西会战”取得重大胜利，东北野战军准备乘胜进军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军管会人选，抽调四千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沈阳等几个大城市。“28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11月2日，即进沈阳城，顺利完成接收工作。”[16]陈云成功接收沈阳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沈阳接收的经验》，重点谈到由抽调干部组成的军管会在接收工作中发挥的突出作用。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同意组成专门班子接收大城市给陈云的复示》中同意陈云的“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的提议，并要求“东北局也准备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着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可能，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也很有必要。”[17]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以《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调派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鉴于“上次五万三千干部的抽调，各地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18]因此，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所有老干部一般着重从城市和地委以上高级机关中征调。194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继续要求华南分局及华中局，“应在东江、韩江及闽西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按照可能性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19]自1949年6月起，这些抽调的干部随军南下，以军管会的名义顺利接管了上海、浙江、福建、四川等大部分新解放省市，并在军队筹粮、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党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后来大多成为党的栋梁之材，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对于干部交流工作的一系列探索与实践，不仅培养和锻炼了大批优秀干部，激发了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对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开创和丰富了干部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为建国后干部交流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启示

（一）坚持艰苦奋斗，注重价值引导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一批党的干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畏艰险，不讲条件，在白色恐怖或战争威胁下，敢于献身，奔赴各地，勤奋工作，完成使命。这种在恶劣条件下仍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即是我党一直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一价值理念在新时期的干部交流工作中仍需大力提倡，以防止和纠正少数干部只愿去发达地区、工作条件好的岗位，而不愿去偏远、贫困地区、工作条件差的岗位交流的错误倾向，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干部交流观念，提高其参加交流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二）探索多种形式，创新交流载体

科学、合理、规范的交流形式，有助于实现干部交流的根本目的，提升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之，则会挫伤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主革命时期，我党积极探索“白区与苏区交流”、“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等多种交流形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前仍应进一步探索干部交流的多种实现形式，包括以培养锻炼为导向的“培养性”交流，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为导向的“互补性”交流，以反腐倡廉为导向的“规避性”交流，以择优选人为导向的“竞争性”交流等等，不断创新交流载体，提高交流的针对性、目的性和实效性，以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

（三）注重科学规划，实现科学发展

制定科学的干部交流计划与规划，有助于克服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无序、混乱状况，避免干部交流的盲目性，推进干部交流的科学发展。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注重规划引领，谋划长远，《中共中央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军委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等重要举措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从而为下阶段工作打好基础，明确方向。因此，开展干部交流工作，应在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拟交流干部的专业特长、任职经历、能力素质、成长特点、群众基础、工作生活环境等要素的综合考核，结合不同地区、部门、岗位的工作需要，科学地制定执行方案，以推动干部交流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44.

[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12.

[3]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0.188.

[4]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0.200.

[5]肃霜天晓——刘晓纪念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4.

[6]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43.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68.

[8][9][11][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8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613.616.640.640.[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1.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08.

[14][15][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28.428.573.

[16]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18][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26.339.

D231

A

1009-928X(2012)11-0008-04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第5篇

一、课题的提出

二、课题研究组织

(1)专家顾问指导组

何良仆(凉山州教科所理论室主任、中学高级教师)

谌业锋(凉山州教科所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吴大军(凉山州教科所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范文网

蒙佐德(西昌市教科培训中心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2)课题实验小组：

组 长：孙国祥(党支部书记、小学高级教师)

副组长：吴迎朝(校长、副书记、小学高级教师)

徐开祥(副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成 员：邓薇鸥(党支委员、班主任、小学高级教师)

虞艾萍(年级组长、班主任、小学高级教师)

马联福(班主任、小学高级教师)

冉章慧(年级组长、班主任、小学高级教师)

秦 红(班主任、小学高级教师)

李金莲(班主任、小学高级教师)

马永林(班主任、小学一级教师)

刘和姝(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教师、小学一级教师)

三、课题实验目标

1.以邓小平的教育理论、江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和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的后进生教育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为指针，有的放矢，加强调查研究，发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网络作用，转变学生的思想，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2.总结成功的经验并推广，促进后进生大面积提高。

四、实验的思路

1.以转变学生、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为主要目标。

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活动，转变学生，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劳动技能素质，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2.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家长为主力”的作用为动力。

要求课题组教师积极参予，发挥在实验中的主导作用。研究学生的需求，以激发学生内因作用。调动学生投入实验，解决家长认识和责任问题，采用正确的教育方法，联系社会力量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3.从单亲家庭典型学生到普遍的单亲家庭学生研究寻找教育规律。虽然都是单亲家庭学生，其表现也有好、中、差之分，要因材施教探究不同对象的最佳教育方法予以推广，达到实验成功的目的。

五、研究步骤

从“组、学、订、访、建、联”六字上狠抓。即组建课题小组、学习教育理论、拟订课题报告、调查访问，摸清情况、建立实验档案、联系家庭和社会，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网络。

按“开、定、组、导、调、改、评、结”八字上下功夫。即召开开题会、定实验对象、组成互助组、诱导内因变化、调动家长积极性、改善教育环境、测定有关数据进行分析，评议、评价，进行阶段总结。

总结成果、大力表彰先进、完善管理制度、撰写课题实验报告、专家评审、召开结题会。

六、实施过程

2.建立课题研究制度。坚持每月开展集体课题研究一次，每半年对课题研究工作作总结，并按时填写上报《课题研究报表》，落实课题研究待遇。也要求全校班主任、辅导员支持和协助课题组开展活动。

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第6篇

金山镇小学课题组

向禄丰县课题规划办报告：

从2013年1月20日开始申报做《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报告课题组规划办：禄丰县金山镇南雄小学《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已立项，于2013年9月30日开题，特邀请县课题专家组给予督导、检查。

一、研究的背景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后，孩子留在了家中(主要在农村)，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

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村人地矛盾尖锐。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改变生存状况外出务工，其中大部分为夫妻一同外出，因经济等原因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由此引发“留守儿童”问题。由于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顾，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隔代教育”问题在“留守儿童”群体中最为突出。

据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后，与留守儿童聚少离多，沟通少，远远达不到其作为监护人的角色要求，而占绝对大比例的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尽人意处，这种状况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亲情饥渴”，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学习受到影响。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近2000万人。有专家推算和保守估计，近年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在4390万以上。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18-22%。父母双方都外出流动，儿童不能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在全部留守儿童中超过了半数，比例高达56.17%。因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是监护不力，九年义务教育难以保证。据统计，80%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护，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监护人基本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学习。农村学校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理念的局限与制约，针对留守儿童的需求提供特殊有效的教育和关爱力不从心，学校与家庭之间缺乏沟通。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及初中教育的在学率都低于正常家庭儿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进入初中阶段以后，留守儿童在校率大幅度下降，14周岁留守儿童的在校率仅为88%。

二是缺乏抚慰，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据西部某劳务输出大省在一县域内的调查显示：70%的父母年均回家不足3次，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1次；近30%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通信频率月均不足1次。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一部分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南方沿海某省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不如人，11.4%觉得自己受歧视，9.5%有过被遗弃的感觉。北方某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高达20%。

三是疏于照顾，人身安全不容忽视。监护责任不落实，监护人缺乏防范意识，儿童防护能力弱，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受到意外伤害，甚至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公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儿童群体中，第一位是流动儿童，第二位是留守儿童。女孩受到性侵害又不能及时得到父母帮助，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留守儿童问题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产生，并将长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关系到未来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的培育，关系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我校作为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寄宿制学校，接纳的留守儿童比例较大，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明显感觉到问题较多。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 见》，全面掌握我校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找准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措施，我们计划对龙山县兴隆街乡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作出专题研究。

二、国内外相近课题研究情况：

由于国外国情的差异，留守儿童比例较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所以相关的课题研究基本没有。

国内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主要是近几年才有的。中央教科所和部分市县教育部门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大多正在课题研究过程当中。

三、研究目的：

课题研究、实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将留守儿童的这一特殊群体的问题与社会转型期少年儿童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区别开来，真实、全面地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学习、生活状态，了解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分析留守儿童长远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趋势，探索有效推进留守儿童教育、发展的方法和手段，为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背景资料和学术支持。

四、研究的内容：

建立接受课题研究的农村留守儿童的详细档案；精心设计、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成长档案袋并研究档案袋的应用方法和途径；研究留守儿童心理辅导方法和相关资料收集。

通过实践、研究、探索，最终找到成长档案袋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带来的帮助以及农村留守儿童成长档案袋应用的最佳模式。

五、研究的方法、文献资料法：搜集、整理与课题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为课题研究提供充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2、问卷调查法：了解我校、周边部分学校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教育实验法：对我校留守儿童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实验研究，以便发现、验证因果规律。、经验总结法：对收集的资料和实验研究结果主要运用经验总结法，探求留守儿童的教育方法和手段。5、案例研究法：选择恰当的学生样本，通过跟踪调查、教育引导，摸索留守儿童教育的一般规律。

六、研究的组织实施

1、研究的组织

李庆明，课题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落实、开展和总结性评价； 李绍燕，项目主管，参与管理和研究； 王华协调关系、指导；

周光友、王少华、陈学明、杨 清、普学明、刘 璐、普天俊负责具体措施的落实，并参与研究及论文写作。

２、研究的实施阶段

本课题研究周期为1年半（2013年1月—2014年7月）

（一）准备阶段（2013.1-2013.8）

1、对课题研究的认识，成立课题研究小组。

2、对留守生进行调查、分析、建档。

（二）研究实施阶段（2013.9-2014.3）

1、组织课题开题，实施课题研究。

2、定期召开课题会，交流反馈信息，确保目标的达成。

3、邀请专家组来学校指导课题。

（三）总结结题阶段（2014.4-2014.7）

1、整理分析研究结果，形成研究报告。

2、申报评审结题。

七、研究的成果预期：

1、有关留守儿童教育的实验论文、案例研究成果

2、给学校的有关教育教学建议

3、我校留守儿童教育状况的明显好转

总之，课题开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特申请开题。

开题报告-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研究 第7篇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农村留守儿童：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涌入到城市务工，但是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他们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于是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他们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缺少父母的关爱和管教，大多数成绩下降，出入游戏厅、网吧，行为习惯差，有的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

1、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着眼于留守儿童的终身发展，反思学校教育工作，探究留守儿童教育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2、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形成的原因。改进教育工作，让教育工作服务于社会。

3、研究培养农村留守儿童良好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对策，提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方案。

三、课题研究的实践价值

得到父母关爱，享受家庭温暖，是每个小孩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权利。但农村留守儿童的大量存在，反映出其此项基本权利的部分缺失。随着离开父母的时间增加，留下来的孩子们也不可忽视地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牵扯到千家万户，上级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及远在千里之外的孩子的父母。做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有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有助于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有助于留守儿童良好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形成；有助于留守儿童掌握自立自护的本领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

本课题研究有助于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有助于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创建平安校园，和谐社会。

四、课题研究的目标：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找到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2、加强家校联系，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进行指导，培养留守儿童健全的个性心理品质及社会适应能力。

3、有计划地推行行之有效的措施与方法，狠抓落实，全面推广“留守儿童之家”工程，为留守儿童创建健康、安全、平等的成长环境。

五、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1、调查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的现状。了解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对留守学生教育的认识和方法；了解留守学生家长对留守学生当前教育现状的评价及期待。

2、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形成的原因。

（1）分析留守儿童不良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形成的原因。

（2）分析留守儿童良好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形成的原因。

（3）分析对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产生影响的若干因素。

（4）分析当前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对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教育的认识及所采用的方法。

（5）分析教师自身师德及业务水平对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教育产生的影响。

（6）分析家长及监护人自身文化素养对留守儿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教育产生的影响。

（7）分析社会环境对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教育产生的影响。

3、进行个案的分析研究。

4、探究如何关爱留守儿童，使他们拥有健康的心理。

5、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对策。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已有的经验，指出当前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记录实验中的各种情况及数据，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不断总结，提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方案。

六、课题实施过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1年6月――2011年12月）

计划开题，收集资料调查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确定研究子课题。搜集已有研究成果。组织研究人员学习理论。写出研究实验方案。

第二阶段：实验阶段（2012年1月――2012年12月）

坚持学习、实践、研究。边实施，边改进，边研究，积累收集资料，总结归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对策，撰写阶段研究报告、典型案例分析或论文。

第三阶段：结题阶段（2013年1月――2013年6月）

收集、整理实验原始资料，撰写实验课题研究报告和课题总结，进行结题验收和研究成果交流。

七、课题研究的主要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确立研究制度。落实研究职责，分工到位，保证日常研究工作正常开展。校领导重视课题的研究，重视课题研究中的硬件建设与软件开发。

2、加强课题组的理论学习。课题组建立固定的学习机制。经常性组织专家讲座，学习理论文章，了解与本课题相关的最新信息，加强课题组的理论学习。

3、加强研究中的合作与反思。加强实践探索，相互交流，合作研究，共同完善，撰写经验总结。在合作的同时开展反思研究。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途径。

八、预期主要成果

1、《课题研究方案》负责人：邹士萍

2、《留守儿童档案》负责人：徐小庆

3、《留守儿童家校联系卡》负责人：戴红玉

4、《留守儿童学习情况和行为习惯调查报告》负责人：王春梅

5、《阶段研究报告》负责人：赵小荣

6、《课题研究报告和课题总结》负责人：邹士萍

7、《案例分析集》负责人：张冬玲

8、《论文集》负责人：梁玉兰

九、本课题研究的组织

课题组负责人：钱存亚 邹士萍

课题组成员：梁玉兰、顾慧、赵小荣、张冬玲、袁小芬

戴红玉、王春梅、徐小庆、唐录芹、十、本课题研究的保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