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模型研究分析
教育经济模型研究分析（精选12篇）
教育经济模型研究分析 第1篇
一直以来, 经济学家们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包括在过去超过200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 (Ross Levine、David Renelt, 1992) , 其中的一个解释是, 一个国家是繁荣还是贫穷, 取决于它在长期中的发展情况 (Robert J.Barro, 2013) 。而这又引起随后的问题:引起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各国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会最终形成收敛、某些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能否保持下去等各种衍生出来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了解以往学者积累的经验。
当前, 世界经济的基本状况依然是高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收获, 远高于其他收入水平的国家。其中, 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 OECD国家占据了极高的份额;而中上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上升, 其中, 我国起着重要的作用 (见图1)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划分参照自世界银行)
高收入、中上收入和中下收入水平国家的国家数相近, 但是其生产力的差距依然是明显的, 其GDP量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 分别为65.35%、24.63%、6.92% (2013) , 并且从进入21世纪以来, 高收入国家的GDP占比明显下降, 而中上收入国家的占比则有显著增加 (见表1)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划分参照自世界银行)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和问题, 经济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理论和模型, 并选择不同的变量, 以实证数据的形式, 证明其提出理论的正确性。当然, 其中必然不断地伴随着旧的理论或模型的修改和抛弃、新理论和模型的建立以及“扬弃”的过程。
回归经济增长模型归纳
1.线性回归模型
在Solow之间的经济学者认为, 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并未系统地建立经济增长的结构 (Martin L.Weitzman, 1996) 。这时, 主要使用的模型是常见的回归模型, 其中, 线性回归是最频繁出现的模型形式。
线性回归的假设前提, 是自变量的边际效果是一致的, 但是需要注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变量, 甚至不同的时间段, 某一变量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 这里产生的矛盾就需要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的不断改进。
2.线性回归模型归纳
(1) Ross Levine等 (1992) 采用的线性回归模型, 是经济增长研究中最早和在实证分析中运用较多的模型。其模型中出现的因变量, 往往是GDP的增长率, 或者人均GDP的增长率;自变量则包括条件变量和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变量。但是线性回归的结果的稳固性是受到质疑的, 因此, 学者们尝试用一些检验方法去检验结果的稳固性。其中, 一种常见的检验方法是EBA (extreme bounds analysis) 。这种检验方法是通过改变条件变量, 观察我们所要研究的变量的稳定性。
(2) Jenny Minier (2007) 认为, 线性回归模型的一个漏洞在于其线性的形式, 即变量边际效率的不变性。他提出, 变量的边际效率是可变的。根据这个假设, 他提出了3种回归模型的形式, 包括平方、互动和多样的增长。这些模型在诸多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尤其是互动和多样性增长的形式。
(3) Craig Burnside (2000) 的模型, 是研究国际援助对接受援助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模型的特点, 是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是有相互影响的, 因此, 需要两个等式以估计相互影响的程度。这个方法常见于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且研究因果关系的变量个数也提升到3个甚至更多。
(4) Valerie Cerra (2008) 模型的特征是涉及滞后项。一般常见的分析中往往只有一阶之后, 但该模型则涉及了4阶滞后的情况。滞后项的考虑, 是因为经济理论中均衡理论的提出, 即一国基期的经济状况和未来可能实现的经济状况都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滞后项涉及的是一国在以前的发展结果。
线性回归模型的归纳情况见表2。
随着数据统计的完善和数据量的增加, 面板数据的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近期大多数的研究中往往都会使用面板数据的方式。面板数据的优势是其涵盖更多的数据, 使得统计结果中能包含更多的实际情况, 以致最后的结果更贴近于现实的情形。因此, 最新的模型中使用的均是面板数据。
回归经济增长模型主要通过回归等方式, 来确定经济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方向、大小和显著程度。大量跨国回归的文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财政、货币、贸易、汇率和财政政策的变量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的 (Ross Levine、Sara J.Zervos, 1993) 。可见, 回归的方法由于其形式和过程的简单而被广泛使用。
(资料来源:文献详情请查阅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归纳
1.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 外生 (exogenous) 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 (endogenous) 经济增长理论。外生和内生之分, 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原因和过程能否在模型中加以解释, 而回归模型只是单纯从经济变量的回归中得到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模型的差异一部分是体现在假设条件的不同上。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 最核心的假设条件是关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问题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 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 从而得出条件收敛的结论。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 Romer (1986) 认为, 由于知识的边际回报率是上升的, 引起投资和资本的回报率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这就会导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均收入不会趋于均衡。
2.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归纳
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归纳情况加见表3。
(资料来源:文献详情请查阅参考文献)
(1) 外生经济增长模型, 也称为新古典模型。它的主要观点是, 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但是技术进步是外生, 也就是尚且仍不能解决技术进步的起因。新古典模型的变化包括, 将投资质量的变化 (资本与技术进步相结合) 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Charles R.Hulten, 1992) 。
(2) 内生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构筑了一个严密的微观基础 (Derek Laing, Theodore、Ping Wang, 1995) , 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Romer。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技术进步的理论, 填补了新古典模型技术外生的空白。结合知识的外部性、知识的边际报酬递增和知识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能够产生一个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型 (Paul M.Romer, 1986) 。Romer (1987) 还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R&D和不完全竞争。在这个新模型中, 技术进步主要指来自于有目的研发活动, 而且这些研发活动是有奖励的。如果研发活动可以持续, 进而技术进步也可延续, 那么, 经济的持续的进步也是可行的。
建立在经济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模型往往更具有事理性, 可使人更加清晰地了解整个模型一步一步建立的过程。但是, 由于世界的复杂性, 学者们需要从其中抽选出最关键的事实, 而去除其中参杂的不重要的沙粒。因此, 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会伴随着许多不同的假设, 以构建一个经过筛选的更加简单的世界, 所以这些假设是这个简化世界的基础。由于每个人对世界理解角度的不同, 因此这些假设的并不完全的一致性, 使得经济理论模型更加丰富多彩, 而且随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入和完整, 整个经济理论模型也会愈加贴近于现实。
经济研究中涉及的变量
在分析经济模型的基础上, 笔者将进一步分析在这些经济模型中使用的变量。鉴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分为三大类:资本方面、人的方面、政府方面, 因此, 可通过这三个方面将研究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类 (见图2) 。
1.资本方面
在资本方面, 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工业革命时就已展现。在最近的文献中, 都比较关注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密切和积极的联系 (Ross Levine、Sara Zervos, 1998) 。如汇率、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等因素, 都被考虑进经济增长的过程 (Robert J.Barro, 2013;Alberto Martin、Jaume Ventura, 2012;Valerie Cerra、Sweta Chaman Saxena, 2008) 。因此, 资本流通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显得愈加重要。
2.人的方面
关于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受关注的角度则更多。
(1) 人的数量, 主要体现为劳动力, 作为生产过程中有思维和自我控制部分的量的大小受到关注。其中, 受到关注的问题有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增加 (Arnold C.Harberger, 1998) , 也就是总的劳动人口上升, 还有具体研究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情况。发现虽然人口和劳动力的下降, 可能意味着更低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经济自身会刺激效率提升的技术, 来解除劳动和资本资源的约束 (Yutaka Kosai Jun Saito、Naohiro Yashiro, 1998) 。国家人数的多寡, 也会影响制度变化的难易和快慢 (Paul M.Romer, 2010) 。
(2) 在人力资本中, 人的健康和寿命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死亡率的下降也就意味着寿命的延长, 这引起了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是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 (Rodrigo R.Soares, 2005) 。寿命的延长会增加个人及其后代受教育的机会和时间, 从而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一般来说, 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 往往会有助于寿命的延长 (Matteo Cerbellati、Uwe Sunde, 2005) 。在人力资本中, 教育问题也受到特别的注意 (Robert J.Barro, 1998) 。
(3) 人的品质, 如诚信 (Yann Algan、Pierre Cahuc, 2010)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受到了关注。人的品质其实是受国家、地区和民族特性的影响。文化, 如宗教、种族制度, 对经济也会产生影响 (Robert J.Barro, 2003;Ernst Fehr等, 2008) 。
3.政府方面
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对本国的经济是有长久影响的, 特别是对本国种种制度的建设,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制度的差异会导致技术引进速度的快慢和对引进何种制度进行选择 (Paul M.Romer, 2010) 。国际援助对于有健全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积极影响的, 但是对制度较差国家的影响很小 (Craig Burnside、David Dollar, 2004) 。
政府支出中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作公共教育支出的。公共教育支出, 能够增快经济增长 (但是公共教育支出的来源是税收, 税收对经济增长是有影响的) , 但是, 税收对经济增长一般是有负面影响, 使最后的结果是未知的 (William F.Blankenau等, 2007) 。
资本、人与政府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在逐渐紧密的过程中。例如, 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对发展的影响;研发, 集合了资本、人、政府三者的作用, 更多的研发将会导致更高水平的生产力 (Bruce Greenwald、Joseph E.Stiglitz, 2006) 。因此, 在经济增长研究的过程中,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变量的选择, 这个问题会影响最后得出结论的准确性。
结论
笔者分析了经济增长模型的变化过程, 将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分为两大类:回归模型和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模型, 并分析了两大类模型的理论基础和特点、发展趋势。因此, 根据需要研究的问题, 选择适合的模型, 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其次是选择在模型中所需要的变量。经济研究中涉及的变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资本、人、政府。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 选择需要的变量, 是确保实证研究结果可信赖的一个重要保障。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并且普遍得出了技术和知识的扩散, 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原因 (Nancy L.Stokey, 1988;Ines Linder、Holger Strulik, 2014) 。J.M Clark曾说, 知识是唯一不会导致边际效率递减的因素。因此, 研究知识的产生、扩散等行为, 也是研究经济增长根源的一个方面。但是, 关于知识生产、扩散的具体过程, 现在的研究依然不够深入。因此, 以后的研究可通过深层次的探讨经济增长的根源———知识, 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
摘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挖掘能解释经济过去运行的轨迹、预测经济未来发展的模型和方法, 基于各种假设的模型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继承和推翻。随着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经济学家们不断从各个角度, 对资本、劳动力、资源这三个经济发展中最基础的三大要素, 估计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开始的线性回归, 到现在被频繁使用的面板数据;从外生经济理论, 到内生经济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成果, 但是仍存在许多亟待弥补的缺陷。
信息需求经济模型定量分析 第2篇
信息需求经济模型定量分析
在分析了影响信息需求经济因素及国内外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信息需求增长的.经济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我国信息需求进行了预测。该模型对信息资源的投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 者：谢雪梅 王珏辉 岳春华 XIE Xue-mei WANG Jue-hui YUE Chun-hua 作者单位：长春邮电学院管理工程系，吉林长春 130012 刊 名：长春邮电学院学报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 18(2) 分类号：F201 关键词：经济 模型 预测 信息需求 Economy Model Prediction Information demand教育经济模型研究分析 第3篇
【关键词】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环境重心；综述
重心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弗·沃尔克1874年在分析美国人口空间分布特点中提出。其后，国外学者利用重心模型所研究的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中国的重心研究同样最早也主要集中在人口重心上。由于重心方法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与重心发展方向的对称性，直观反映所研究问题的动态转移，因此，该方法被大家广泛认可和接受，国内不少学者也逐渐将重心模型运用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问题研究上，方法运用领域不断扩大延伸。
一、人口重心问题研究
人口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国际民生的大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定时期的人口重心反映出该时期人口分布及其演变的动态过程。应用重心概念研究人口重心的文献颇多，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和省区层面。李义俊（1983）较早利用了1912年-1978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70年间来人口重心及其移动轨迹，描绘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分布特点。随后，张善余（1991）和刘德钦（2002）都对我国人口重心的情况展开了研究。其中，刘德钦采用三维模型、罗伦斯曲线、人口重心、人口潜力等方法分析人口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人口分布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口空间分布的内在联系。温军等（1994）和赵军等（2005）均利用重心模型分析了甘肃省人口分布状况，指出其人口都有向经济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前者主要分析甘肃民族人口重心的移动及原因，表明受经济等因素影响甘肃省民族人口“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态势正在弱化，且不断中心城市聚集。后者则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甘肃省人口重心移动的方向和路径，表明甘肃省人口重心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在今后一段时期，人口重心稳中趋缓的继续靠向中心城市。郑连斌（1995）和刘娟（2007）等都利用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别探讨了内蒙和福建人口重心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表明析表明内蒙古人口重心移动速度逐渐减慢，移动方向偏向东北。福建省人口分布一直处在不平衡状态，人口密度东南地区高于西北地区，先西南移动再东南移动。此外，袁祖亮（1999）研究了河南省近两千年来的人口重心变化情况，得出历史上河南共有5次较大的人口移动。学者大都选取人口普查数据作为人口重心的计算指标，侧重于人口重心的测算和分析，这些人口分析数据多以户籍为统计口径，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利用户籍人口不能准确的反映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了统一口径减小误差，有学者在选取数据上进行了改进，选取流动人口数据为指标如王桂新、徐丽（2010）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级人口迁移变化情况，发现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李文训和孙希华（2007）同样利用流动人口数据，研究了山东省人口重心迁移情况。
以上文献让我们大致了解我国不同时期全国和部分省市人口的演变轨迹，加深了我们对人口空间布局的直观认识，对后续的深入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然而，以上文献存在明显不足，即对人口重心移动的原因和规律缺乏进行深一步的研究和解释，还存在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二.经济重心问题研究
除了以上利用重心模型分析人口分布状况以外，该方法还被广泛运用到经济布局以及人口与经济的关联研究中。从经济布局来看，主要从产业、就业和消费来评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均衡以及评估空间发展政策的效果等问题。
樊杰是最早研究经济重心的学者，他利用农村工业产值详细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工业重心的变动，使我们对改革初期的农村工业化水平的地域差异有了形象的了解（樊杰，1996）。周民良（2000）则主要利用经济重心，分析我国经济重心与区域差距之间的关系，表明我国东西差距远远大于南北差距，且南北差距在不断扩大。此外，樊杰和陶岸军（2010）运用区域重心模型并结合其他统计方法探讨了1952-2005年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他们在利用重心模型的同时构建了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将重心方法运用到极致。
国内学者除了将重心模型对全国的经济和人口分布展开研究以外，还从区域层面分析了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包玉海（1998）和关伟等（2014）在分别研究内蒙古和沈阳经济空间演变的同时，还对其驱动因素做了分析；前者指出影响内蒙古耕地重心变动的驱动因素有经济、自然、政策、历史等；后者则发现1992年以来沈阳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化主要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及政策的影响。此外，刘雅轩（2009）和慕晓飞等（2011）等研究了新疆和东北的经济重心和几何重心的演变轨迹，均指出区域的经济重心和几何重心并不重合，存在时空偏离的现象。秦振霞等（2009）和林思宇等（2014）分别分析了河南省和湖南省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得出河南省的人口、经济分布不均衡，人口分布表现在东西不平衡，经济发展南北不平衡的问题；湖南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在空间上高度相关性。此外，王言峰等（2008）则不仅利用区域重心模型探讨了陕西省1989-2006年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差异，并结合泰勒系数法分解了经济差距的原因。
除了研究全国层面和省区层面的人口和经济重心以外，还有学者从产业重心出发探讨与经济空间布局的关系。孙希华（2001）研究了山东省的产业重心，指出产业重心的转移主要受政策、人口素质和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的影响，为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政策依据。还有学者将产业重心和经济重心结合探讨研究。冯宗宪等（2006）对比分析了1978-2003年中国经济重心、产业重心的动态演变轨迹。王欣等（2006）同样探讨了中国的经济和产业重心，认为产业的兴起及空间拓展在经济重心转移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将重心模型运用到就业分布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大致看出我国的经济空间布局。廉莹（2007）和廉晓梅（2007）都研究了我国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就业重心的演变轨迹，表明人口重心、就业重心、经济重心偏离较大，演变轨迹明显不同，这也是地域差距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心模型除了在经济和产业上的运用外，不少学者从消费层面展开了分析。张平、文启湘（2009）从重心均值和方差两个角度，表明我国消费重心呈现了“向西-向东北一向西南-向西北一向东南”的移动轨迹，揭示了全国各省市消费的均值和方差显著影响了消费重心移动。还有学者将消费重心与经济重心、产业重心、人口重心结合探讨，如许月卿等（2005）分析了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的演变路径与消费重心演变路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重心和社会经济重心空间发展不均衡，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地区差异显著。李在军等（2014）将消费重心和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相结合，利用1952—2011年60年间我国分省的统计数据，揭示了我国省区消费重心的演变路径及与经济、人口重心相互作用关系的驱动机制。另外还有学者利用多种指标与消费重心相结合展开研究，如徐建华（2001）等采用近20年来中国各省的人口、GDP、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及消费额数据，对我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进行的对比分析。
综上，研究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文献颇多，学者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展开分析。从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产业重心、就业重心及消费重心的演变轨迹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一个地区人口重心轨迹所表达的方向大体上也是该地区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具有吸引人口的能力，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相比之下不具有的吸引力。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存在一定差异，说明经济、人口重心的转移方向都与我国的区域发展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三.环境污染重心问题的研究
学者们对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分析使我们大体掌握了我国人口和经济布局，比较而言，将重心模型运用到环境污染领域并不多见。赵海霞等（2014）分析了泛长三角地区工业污染重心演变路径及其驱动机制，表明泛长三角地区的工业污染重心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偏移，其中固体废弃物偏移距离最大，而工业废水、废气偏移的方向最大。研究环境污染重心的文献凤毛麟角，这也为环境污染重心的进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启发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黄建山（2006）等选取工业三废数据作为环境污染指标，描绘了陕西省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的演变路径，指出社会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联系。杜改芳等（2014）也许选取了相同的环境污染指标，分析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与污染重心演变特征。指出该城市群的环境污染、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均不平衡，城市群西南应为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首发。赵小凤、黄贤金等（2007）采用1996-2006年江苏省的COD、SO2、TSP为环境污染重心指标，分析表明江苏省经济重心、COD、SO2和TSP排放重心偏向东南，但环境污染排放重心总体偏移程度大于经济重心偏移程度，且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胡琳、苏静等（2009）采用陕西省近10年（1999～2008年）的统计数据，经济指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等，环境污染指标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SO2、烟尘排放量等，分析了陕西省经济重心与大气污染物排放重心的动态演变路径。李想等（2013）选取的环境指标是江苏省1998-2008年间的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揭示了经济重心和人均碳排放重心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黄建山，冯宗宪（2006）对比分析了陕西省社会经济重心和环境污染重心的演变路径，通过分析阐明了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空间演变的宏观动态格局，这是利用重心概念来探讨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动态演变过程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经济重心和环境污染重心大体上移动方向相似，即经济发展势必会造成环境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但是环境污染重心和经济重心迁移轨迹存在脱钩现象，也就是说，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各个指标的重心并不是完全一致，说明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主要环境污染是有所不同的，这种现象是受多种驱动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但不足的是并未进一步探讨环境污染排放重心移动的驱动因素。
四、未来深入研究的问题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利用重心法的研究已经运用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很多方面，让我们形象的了解到我国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的分布情况，由于重心方法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与重心发展方向的对称性，直观反映所研究问题的动态转移，因此，该方法被大家广泛认可和接受。但在研究内容的深化和研究范围的广泛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从研究领域上来说，对于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及二者关系的研究、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的对比分析关注较多，而对环境污染重心的研究较少，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的综合研究则更少。然而，人口、经济和环境三者的关系是值得大家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这就为探讨人口、经济和环境三者关系的探讨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启发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此外，利用重心模型大体反映了人口、经济和污染的空间分布情况，但重心转移的驱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却利用重心模型很难得出。为此，这需要在重心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统计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在理论层面使我们对重心移动的特征、原因及影响因素有深入理解，对于治理我国环境污染、合理调控人口、提升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实证分析阐述经济重心、环境污染重心与人口重心移动的驱动机制，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这都是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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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经济动员的投资模型研究 第4篇
国民经济动员是指，国家将经济部门及其相应的体制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平时经济转为战时经济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经济动员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在短时间内需要取得较大的动员效果，国家必须一方面采取指令性计划干预生产，另一方面以经济统制的形式将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重点产业控制起来。以指令性计划方式为主的经济动员方式适合持续时间短的动员。
但是，很多国家战前动员的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例如，德国在二战前实行了两个“四年计划”(19331936年、19371940年)，动员时间长达8年;海湾战争虽然只打了42天，但开战准备时间有7个月，动员了国家机关的80多个部门、全国1/3的企业;伊拉克战争于2003年3月20日打响，但研究者指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就已经有指导国防部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计划，潜在的战争准备和经济动员至少有一年以上。如果战前的动员时期较长，政府就要求经济动员不能破坏市场的自由发展。所以，长期经济动员准备要和短期的敏捷动员及战时动员区别开来，政府应致力于利用市场工具，把资本引入动员行业，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动员需求。因此，如何适应市场规律并利用经济杠杆，吸引国民经济微观主体的投资，已成为国防动员领域的一项重要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政府和私人厂商的行为动机，从而对长期动员的投资问题进行研究。
二、相关函数与政府的选择
（一）关于私人厂商和政府
假设有两大投资主体：私人厂商和政府 (1) 。私人厂商追求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而政府则是社会利益的代言人，追求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动员投资的社会利益主要归于两方面，第一是私人厂商的利益，第二是投资带来的外部效用 (2) 。其中，外部效用是指国防行业投资带来的外部性的安全效用，这种效用越大，战争受到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就越小，所以可以把安全效用折算成经济收益，从而社会收益可看作私人厂商收益和外部安全效用所折算的经济收益的加和。这一点是将问题模型化的基础。
（二）双方投资收益函数的确立
当私人厂商投资时，按照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新增投资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小，所以随着投资总量增加，投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在投资收益率的图上，私人收益函数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另一方面，投资的社会收益是私人收益和外部效用(即安全效用)之和，随着投资量的增大，新增投资带来的私人收益是越来越少的，而从理论上说，带来的外部效用也是递减的。这是因为，第一份投资生产出的第一批装备往往应对最迫切的安全需求，造成的外部效用即安全效用最大，而随着装备的增多，安全需求逐渐满足，新增投资带来的外部效用必然小于以往的，如果国防投资已经达到极大数额，已生产的装备足以满足任何动员需求，那么，再增加额外的投资，生产更多地装备，增加的安全效用只趋近于零 (1) (见下页)。这样，新增投资带来的私人收益和外部安全效用都递减，所以随着投资总量的增多，社会收益率也呈下降趋势，社会收益函数也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但由于存在正的外部效用，它比私人投资收益函数位置要高。
为简化模型起见，把社会收益函数和私人收益函数设为线性函数，分别为r=A1-k1Q和r=A2-k2Q，其中r为投资的收益率：在私人函数中，代表私人投资利润率;在社会函数中，代表社会投资收益率。Q为投资规模。另外，设社会各行业平均的投资收益率为外生变量r0。对私人厂商来讲，如果r
图1中，私人收益率曲线r=A2-k2Q与r=r0相交，交点的横坐标Q*p是私人在利益最大化时的投资规模，深灰色区域为私人投资收益。社会收益曲线r=A1-k1Q与r=r0交点的横坐标为Q*，即社会投资规模达到Q*时，社会收益状况最佳，灰色(包括深灰色与浅灰色)区域为社会收益。社会需要Q*的投资量，而私人仅仅愿意投资Qp*，所以会产生一个投资缺口：Qp**到Q*。政府作为另一个投资主体，其财政部门具有一定的投资能力，如果能利用政府的投资能力来填补这个缺口，使总投资量达到Q*，可使社会收益达到最大化。
但是，政府部门的投资能力是有限的，很多情况下，政府进行了投资，但无法完全弥补Qp*到Q*的缺口。尤其是在长期的和平经济动员时期，经济需要保持平稳发展，政府要兼顾各项产业，不可能将大量财政收入孤注一掷的投入动员行业 (2) 。所以，政府希望私人厂商在投资规模已经达到Qp*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投资规模，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这也是政府进行动员的原因。
（三）政府的选择
如果政府绕过市场，仅利用与市场无关的行政手段动员，则社会与私人的投资收益曲线都不会发生变化。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动员来倡导、鼓动甚至迫使私人厂商加大投资，使投资规模由Qp*增加到Qp**，然后政府只需弥补Qp**到Q*的投资缺口。图2是政府希望通过行政手段动员达到的状态。
在市场机制下，行政手段很难起到效果，因为这种“倡导”“鼓动”和私人厂商的自身利益是相违背的。如图2，当私人投资规模达到Qp*时，私人收益已达到最大化，如果继续在动员行业投资，只会降低私人收益 (3) ，所以私人厂商不会积极响应政府，增大投资。即使政府设置法规和契约，强制性的迫使私人投资从Qp*增加到Qp**，这种状态也是不稳定的，尤其是长期来看，私人厂商只要有机会，总会想方设法降低投资，退回到收益状况最佳的稳定值Qp*，规避动员状态 (4) 。
所以，要想得到满意的动员效果，必须利用经济手段，借助市场力量。政府可以采取一些优惠策略，例如对动员行业减免一定的税收，对投资者在债券、融资方面进行政策倾斜，对投资导致的经济损失承诺相应的补贴，等等，这实质上是降低投资成本，改变了私人厂商的收益函数。如图3所示，虚线为私人厂商原先的投资收益曲线，由于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政策优惠，私人收益曲线上移和r=r0形成了新的交点，私人投资均衡点向右移，这时，私人厂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自发的增大投资到Q**p。政府只需补充Q**p到Q*的投资，就可满足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三、小结
本文分析长期经济动员的特点，认为长期动员中利用经济杠杆调控资本是可行和必要的，并建立了一个长期经济动员的投资模型，阐述了政府和私人厂商的行为动机，将国防动员下投资机制的利益关系模型化。
本文模型尤其强调在市场的基础上运用优惠策略，但并不代表完全否定政府的行政作用，不仅要尽量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但也为行政手段留取一定伸缩空间，才能在不游离宏观动员目标的前提下达到最好的投资效果。另外，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对现实问题的抽象反映，有很多方面都与现实情况有一定出入，有待在下一步研究中针对实际问题具体化。例如，外部安全效用的现实度量，利益均衡信息的获取，投资的地区分布，等等。
摘要：国民经济动员需要把资本引入相关军工行业, 从而扩大生产, 提高国防实力。对长期经济动员而言, 如果用直接支配、行政干预的方式强行引入资本, 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活力, 且使私人利益主体缺乏积极性。所以, 要使用市场工具来解决长期经济动员的问题。市场基础下的动员投资模型从政府与私人厂商的角度探讨动员的资本需求, 从而论证了利用市场进行动员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经济动员,投资,模型,政府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争动员分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教学信息共享问题的经济模型分析 第5篇
教学信息共享问题的经济模型分析
当前教学信息共享问题突出表现在教学信息共享的范围小、层次低、效益不高等方面,同时很多教师在共享自己教学资源的.时候存在着许多顾虑,尤其是教学信息的知识产权问题.
作 者：杨涛 孙军伟 李力 作者单位：军事经济学院襄樊分院基础部刊 名：中国集体经济英文刊名：ZHONGGUO JITI JINGJI年，卷(期)：“”(13)分类号：关键词：教学信息 信息共享 知识产权 经济模型 博弈论
教育经济模型研究分析 第6篇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赶超;美国;经济增长模型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在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盛行。“金砖四国(BRICs)”之父、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吉姆-奥尼尔说:“未来10年对全世界GDP贡献最大的将是中国。过去10年来,中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震惊了全世界,而今后会让人更加惊讶。”他预测,10年后中国的GDP将达到13万亿美元,相当于再多出一个半中国。他还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然而,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想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没有可能,因为中国的体制局限了它的发展。还有观点认为,这种敏感问题要辩证分析:
(1)理论上,落后国家能否赶上先进者、或差距能否消除,这取决于发展决定因素的性质。如果是可以人为改变或争取控制的,就可能;如果是因为落后者的什么特殊性质,导致不能通过人的努力能具备的,就不可能。只要能充分找到这些决定因素,并准确把握其性质,就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2)现实中,过去有过的成功发展的实例,也能给出了很有启发性的答案。因为易于想到,既然这些国家都能够从贫穷国家转变成富裕国家,其他国家仿照他们的方法不是也可以进行这种转变吗?
比如二战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已经有成功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方面的证据,尤其是其中的韩国仅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就从一个真正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近的准发达国家。这些成功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似乎应该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
评量一个国家,首先要看它的经济实力。那么中国能否赶超美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深度分析。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又称为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试图说明现实的经济增长是由什么并如何决定。
哈罗德-多马模型为:G=s/k
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k为资本产出率(假定资本产出率不变),表示每得到一单位产出需要投入多少单位资本。
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知道,若s越大,则G就越大;反之,则反。那么,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就可以知道中美经济增长率的大小。易知中国一直都是高储蓄率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大于美国。换言之,在较高的经济增长前提下,中国具有赶超美国的可能。
然而,这一增长模型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这一模型虽然首次明确地将增长决定因素归结为资本,但这一认定依靠对资本产出率不变等一些简化假定,体现为一种简单的经验感觉,而不是来自对发展性质的深入研究;,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投资也全部形成现实生产力;假定资本产出率不变等,显然这些前提条件不符合实际,具有局限性。
所以,它对这一问题的考究结论也不能说明全部,也只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具有可能。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又称第二代增长模型。它试图说明在市场均衡机制充分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如何进行的,最终会达到什么状况。
Y为国民收入,L为劳动量,K为资本量,r为由技术等因素决定的参数,a>0,β>0,并且,a+β=1。新古典增长模型:Y'/Y=aL'/L+βK'/K+r1,其中,Y'/Y为国民收入增长率。同样,L'/L为劳动增长率,K'/K为资本增长率,r1=r'/r为由技术等因素决定的变量或残值。
由此模型可知,可通过调整资本劳动比等,实现保持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表明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源于外生技术进步;人均经济增长率在长期中不仅是逐步递减的,最终还会停止等。那么,中国通过调整劳动资本比,发展先进技术,在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时期,就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就有赶超美国的可能。然而,这一模型也具有很多不足,例如,人均经济增长率在长期中不仅是逐步递减的,最终还会停止,这一结论与现实明显不符。麦迪逊运用每人时GDP作为度量指标,测定了自1700年以来曾居于领先地位的三个国家,荷兰(1700-1785)、英国(1785-1820、1820-1890)和美国(1890-1979)在领先期间的生产增长率分别为-0.7、0.5、1.4和2.2,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
所以,这一模型对这一问题的预测是片面的,但是具有参考价值。
三、新增长模型
假定生产函数为:y=kalβ,y是人均收入,k是人均物质资本存量,l是人均人力资本存量,a>0,β>0,并且,a+β=1。新增长模型:y′/y=saqβ(s为物质资本的储蓄倾向,q为人力资本的储蓄倾向,经证明,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在长期中是相等的)。
根据这一模型,资本不一定流向穷国;经济增长不一定趋同。除此之外可知,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看,从统计及感觉上看,低收入国家不仅物质与人力资本存量少,储蓄率一般也较低,至少没有理由比发达国家高。发达国家不仅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存量比发展中国家多,而且其储蓄率也可以更高,因此意味着发达国家会有比发展中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如上所述,即使增长率相同,也会因为初始人均收入水平不同,使得差距始终会保持或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
所以,根据之一模型,中国不具有赶超美国的可能。然而,这一模型还是不够完美。因为,①从现实看,其“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含义明显与现实不符;②从其能够提供的启示看,这些模型也并无积极意义。因为其可能打击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发展中国家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而危害极大。故而,这一问题的答案还需再深入探讨。
从以上三个模型对“中国能否赶超美国”的分析可知,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能准确得知,因为就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看,每个都存在较大局限,不能较全面准确地阐述该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用更精确的模型来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袁葵荪.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迈耶.发展经济学前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2003.
[4]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企业存货的经济订货基本模型分析 第7篇
通常情况下, 企业存货的成本包括取得成本、储存成本、缺货成本。其中:取得成本又可分为订货成本和购置成本;储存成本又可分为固定储存成本和变动储存成本;缺货成本则是指材料中断供应造成的停工损失、产成品库存不足造成的拖欠发货损失和丧失销售机会的损失等。一般用以下式子来计算存货的相关成本:TC=TCa+TCc+TCs。其中:TC是存货的总成本;TCa是取得成本;TCc是储存成本;TCs是缺货成本。
对取得成本继续细分, 可以分为订货成本和购置成本。订货成本还可继续分为固定订货成本和变动订货成本, 即:TCa=F1+ (D/Q) K+DU。其中:F1是固定订货成本; (D/Q) K是变动订货成本;DU是购置成本。
对储存成本进行细分, 可分为固定储存成本和变动储存成本, 即:TCc=F2+ (Q/2) Kc。其中:F2是固定储存成本; (Q/2) Kc是变动储存成本。
在经济订货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下: (1) 企业能够及时补充存货, 即需要订货时便可立即取得存货; (2) 能集中到货, 而不是陆续入库; (3) 不允许缺货, 即无缺货成本; (4) 需要量稳定, 并且能预测, 即D为已知常量; (5) 存货单价不变, 即U为已知常量; (6) 企业现金充足, 不会因现金短缺而影响进货; (7) 所需存货市场供应充足, 不会因买不到存货而影响其他方面。
存货总成本表达式可以简化为:TC=F1+ (D/Q) K+DU+F2+ (Q/2) Kc。
当F1、K、D、U、F2、Kc为已知常量时, TC的大小取决于Q。为了求出TC的极小值, 对该公式进行求导得:
将Q的表达式代入TC的表达式, 并简化得 (与批量相关的总成本) :
以上的存货模型中未单独考虑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 而是将机会成本并入变动储存成本。然而储存成本中除了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外, 都是即将发生的成本, 唯独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是一种潜在的成本, 两类成本的性质不同, 测算的方法也不一样。为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存货成本模型中单独考虑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事实上, 在现金及应收账款的成本分析过程中, 人们都已经将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成本项目。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存货成本模型进行改进。
二、企业存货经济订货基本模型的改进
对存货经济订货基本模型的改进, 主要是将存货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单独作为一项成本来反映。改进后的模型如下:TC=TCa+TCc+TCs+TCj=F1+ (D/Q) K+DU+F2+ (Q/2) Kc+TCs+TCj。其中, TCj为存货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 可用如下公式表示:TCj= (Q/2) R。式中:R为企业可接受的最低投资报酬率。那么Q与R的大小就决定了TCj的大小了。
将TCj的表达式代入TC的表达式得:TC=F1+ (D/Q) K+DU+F2+ (Q/2) Kc+TCs+ (Q/2) R。
根据存货经济订货基本模型的假设, TCs为零, 而当F1、D、U、F2、K、Kc、R为已知常量时, 总成本的大小则由Q来决定。
对上式进行求导得:
将Q的表达式代入TC得: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第8篇
宏观经济模型在宏观总量水平上把握和反映经济运动的全面特征, 研究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描述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之间的联系, 并可以用与进行宏观经济的结构分析、政策评价、宏观研究与发展预测。
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工作程序包括宏观经济理论与运行分析;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总体设定;模型整体框架的设计;确定主要内生变量;确定主要先决变量, 逐个模块设计主要方程的理论形式,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模型的估计, 模型的检验。
Klein模型是Klein于1950年第一个建立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模型的规模虽小, 但在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之后的美国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大都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扩充、改进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常青树PaulSamuelson认为:“美国的许多模型, 拨到当中, 发现都有一个小的Klein。”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宏观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发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个转型阶段, 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是很有必要的, 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当今社会各个指标之间的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相互作用程度, 还可以对宏观经济调控, 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起到建议作用。
二、模型的设立和变量经济含义
1、模型的设定
2、变量经济含义。
Y:收入;Co:消费;Wp:私人工资;R:利润;K:年末的资本;G:政府非工资开支;Wg:政府工资;Ta:企业税收;t:时间。
3、方程中新出现变量的解释。
R1为R的滞后一期变量, 在联立方程中属于先决变量;Κ1为K的滞后一期变量, 在联立方程中属于先决变量;Wg1为Wg的滞后一期变量, 在联立方程中属于先决变量。
4、联立方程中的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7年的各个指标的统计数据或者是统计数据的直接推导所得的数据。其中:Y为GDP;Co为全国居民消费;Wp为工资总量减去国有单位工资;R为GDP减去工资总量;K为1978年的量为国有单位的资产量, 以后各值为前一期值加上固定资产投资;G为财政支出;Wg为国有单位开支;Ta为税收总额。
5、联立方程的识别。
从联立方程的结构看, 联立方程有内生变量g有7个, 先决变量k有9个;对与消费方程有内生变量g1有3个, 先决变量k1有3个, 则有40%, 所以消费模型为过度识别;对于投资模型有内生变量g2有2个, 先决变量k2有3个, 则有k-k2>g2-1, 所以投资模型为过度识别;同理, 私人工资模型有内生变量g3有2个, 先决变量k3有7个, 则有k-k3为过度识别。方程4、5、6为平衡模型, 不存在识别问题。
三、联立方程的建立
1、由于联立方程模型中存在过度识别的方程, 运用2OLS方法进行估计。
第一阶段用模型中的先决变量为自变量, 内生变量为因变量作回归模型, 估计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在第二阶段用内生变量的估计值和先决变量为自变量, 分别以各方程中的因变量为因变量作回归模型。
首先, 对与本文内生变量R、Wp、Y的估计是选取所有的先决变量Y1、R1、K1、Wg、G、Ta、T、Wg1、C, 得到模型回归方程为:
和R的一组预测值RF
同样, 得到:
和Wp的一组预测值为WpF
得到:
和Y的一组预测值为YF
现在, 作实现2LOS的第二阶段, 即用Co为因变量, RF、R1、WpF+Wg为自变量作回归模型。得到消费方程:
同理, 其他的联立方程的简化式为:
投资方程:
私人工资的方程是:
联立方程的系数为:
2、联立方程模型的不足
(1) 从数据上来看, 由于无法得到国家的年末资本存量的数据, 因此, 只能用每年国有企业的资产额对应国家的年末资本总额, 这一点在1978年以前是可以说通的。自1956年中国完成社会资产完成公有化改造以来, 国家的年末资本就等同于国企的资产总额, 但是1978年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 上述两者不再相等了, 但这样的假设是否成立有待商榷。
(2) 模型中主要是考虑前一期与当期之间的相互影响, 对于其他各期的影响这里就不再深入探讨。
(3) 对年末资本作单位根检验时发现其是不平稳数据, 发现它单积 (整) 的阶数大于2, 这与其他几个变量的单积 (整) 为2不同, 把年末资本与其他的变量作回归, 势必使回归模型的效果存在误差, 但由于模型经济意义的存在, 这就使模型存在建立上的弊端。
(4) 模型在2OLS的第二阶段估计时出现了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但为了保持联立方程的完整性, 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以予考虑。
四、模型的经济意义
从消费模型看, 表明我国当期的利润增加一元消费减少0.075元, 而前一期的利润增加一元消费增加0.069元, 说明我国现在的利润总是要用于以后的消费的, 当期的利润增加必然引起这一期消费的减少, 增加的利润或用于投资等, 同时前一期利润的增加最终转为这一期的消费, 具体的数值模型也是根据前面的数据进行的量化, 工资增加1元消费增加0.41元, 说明当前工资中有41%的收入用于消费, 说明我国消费的观念较之改革开放以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从投资的模型看, 我国当期的利润每增加1元投资增加0.908元, 前期的利润增加1元投资减少1.031元, 年末资本存量每增加1元, 投资增加0.189元。这说明国家整体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当期有90.8%用于当期的投资, 而前一期的利润很少用于本期投资, 而是前一期的用于投资和消费给消化掉了, 模型还反映出前一期利润的增加反倒会抑止这一期的投资, 但并不是说明前一期利润对以后投资不利, 由于模型仅考虑前一期与本期的作用, 所以前一期的利润很可能是作用到以后其他各期中,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很大一部分用于本期投资, 还有一部分会留下来, 为以后的投资作准备, 这也是快速发展经济体的特征相符合的。
从私人工资的模型看, 当期的私人产出每增加一元, 私人工资增加0.096元, 前期的私人产出增加一元, 私人工资减少0.058元, 随着时间的增加, 每增加一年时间, 私人工资减少69.993元。由于私人产出是由国内生产总值加上税收收入减去政府工资收入得到, 国家当期创造的财富加上税收用于生产中作用在工资上的占到9.6%, 而前一期的这项指标反倒抑止私人工资;同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本期的私人工资将逐渐用于消费和投资中而减少。
参考文献
[1]李子奈, 潘问卿.计量经济学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中国统计年鉴 (1985～2007) .
[3]易丹辉.数据分析与应用,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教育经济模型研究分析 第9篇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 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对象, 应用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 分析探讨1978-2005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进而由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居民消费与社会投资, 因而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起到直接的影响而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则起到间接的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 就2005年而言,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9.9%, 属于“高增长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 当国民收入增长时, 政府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 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 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因此, 本文想探讨一下在未来的时间里, 政府支出的变化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的影响。
2 模型设计
2.1 模型结构
建立一个能反映农村政府消费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共选取了3个内生变量, 2个滞后内生变量和1个外生变量。
2.2 模型的变量说明
(1) 内生变量
Ct-居民消费;单位:亿元
I-社会投资支出;单位:亿元
Y-国内生产总值
(2) 外生变量
G-政府消费支出;单位:亿元
(3 ) 滞后内生变量
Y (-1) 国内生产总值上一年的值;单位:亿元
Y (-2) 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的值;单位:亿元
2.3 模型结构方程式
Ct=a+b* Y (-1) + U1 (1)
I=c+d* Y (-1) +e* Y (-2) +U2 (2)
Y=Ct+I+G (3)
方程 (1)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 与上年度的国内生产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 (2) 反映了社会投资与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 (3) 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社会投资、政府消费相关。
3 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
3.1 数据来源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 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样本区间为1991～2005年。数据处理与模型计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软件。
3.2 参数估计
利用Eviews3.1软件对模型采用二阶段最小平方法 (2SLS) 进行参数估计, 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Ct=4367.062+0.454*Y (-1)
I=-1758.959+0.716*Y (-1) -0.259*Y (-2)
Y=Ct+I+G
3.3 模型检验
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与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符;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过F检验, 所以模型具有显著性;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4, 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估计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够通过t检验, 参数具有显著性。上述结论表明, 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 历史模拟和事后预测
4.1 历史模拟
为了检验模型用于模拟分析的可靠性, 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对样本期数据进行模拟, 并进行事后预测, 通过计算内生变量1991～2005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来考察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 本模型变量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绝大部分均小于5%, 其中Ct的模拟效果最好, 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全部小于3%;Y的模拟效果也较好, 除了2004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为14.935%外, 其余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几乎全部小于5%;I的模拟效果其中几个年份稍微差了一点, 如获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相对偏高了一点, 但是最近几年它的模拟效果还不错。这表明由随机方程式解释的内生变量的相对误差较低, 该模型对历史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用于外推模拟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 事后预测
以下预测未来10年, 政府支出以5%的增长率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子奈, 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2]赵卫亚.计量经济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3]张保法.计量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信用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研究 第10篇
一、信用内涵和作用
1、传统信用的内涵
传统的信用内涵是指“在经济学与经济活动中, 在社会成员之间为了某种经济生活的需要, 建立在相互信任、诚实守信基础上的一种承诺。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以及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展而出现的”。信用一定是伴随着清晰的产权、明确的交易对象以及买卖行为的时间间隔而同时出现。在现实经济层面, 信用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是商品信用比如赊销赊购, 也可能是货币信用比如借款和信贷。这种信用工具的使用加快了市场的流动性, 提高了企业资本周转的速度, 增加企业利润。同时信用消费工具优化了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关系, 提高了消费者的总福利水平。在信用工具方便市场交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违约风险, 并且技术条件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制约着信用工具的进一步发展。
2、现代信用的作用
在以上概念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信用作为非货币形式的金融工具在经济交易中起着重要的流通作用, 信用的增加能够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对信用和经济增长进行早期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 (Benjamin M.Friedman, 1981) , 他选取国内非金融债务总额、非联邦债务、私人非金融债务、总债务和银行信贷作为负债类指标考察了美国在19461980年间这10个变量与GDP之间的变化。最后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美国所有非金融借款人的信用活动与美国非金融经济活动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非金融负债与经济的相关性显示出很强的稳定性;提供给私人和公众的两种负债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国内陈淮 (2002) ;倪凤琴 (2005) ;晏艳阳 (2006) 从理论上论证了信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而定量研究始于吴晶妹 (2002) 。这些研究的出的基本结论都是一致的, 即信用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一个新货币经济学的视角
因为信用工具在实践中确实成为了交易手段,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具备了货币的交易特性。我们也能看到随着技术的发展展, , 各各种种支支票票账账户户、、银银行行汇汇票票以以及及电电子子货货币币的出现极大的扩展了货币的范畴, 在人们进行交易时使用的往往不是狭义上的货币。这一现象在理论界由费希尔.布莱克 (Fisher Black, 1970) 、尤金.法马 (Eugene Fama, 1980) 和罗伯特.霍尔 (Robert Hall) 创立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新货币经济学体系” (New Monetary Economics) , 简称为BFH体系。这一理论认为“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体系虽然解释了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的两分法问题, 但是哈恩 (Frank H.Hahn) 提出:“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与商品和劳务相交换的过程中会具有正的价值?”后来的货币理论研究者都是从各个方面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但都不是非常圆满, 直到BFH体系的出现才对此问题有了实质性进展。他们认为现有的用货币进行支付的体系并不是自然演进的, 而是在国家和政府的强制力下实现的。在最早的交易体系中完全存在非货币性的交易手段。比如直接用商品进行交易以及通过信用进行交易, 同时也存在记账媒介和交易媒介分离的情况。所以, 在技术发达的今天, 交易通过非货币的方式进行广泛存在。于是按照这个观点现在度量经济绩效的“货币”可能并非一个完整的指标, 其中应该包括准货币手段进行支付的交易量, 尤其是信用总量。所以, 从新货币经济学的视角看待信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论就比较明确, 即信用起到了“准货币”的作用, 在经济生活中通过其特有的流动性润滑商品交换活动。
二、数据分析和模型构造
本文将选取1985年到2007年的信用数据, 以及GDP数据, 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计量研究。其中信用数据采用总信用予以表达。
1、基本数据分析
从这个比较图形中能够看出信用总量的增加要快于GDP的增速。所以, 以上简单图形基本能够定性的说明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计量检验和基本结论
现在将选用“信用总量”AC作为自变量, “GDP”作为因变量, 进一步通过计量研究量化二者的关系。通过Eviews6.0计算得到下面的结果:
所以, 回归后的方程为:GDP=13991.60+0.606831AC。其中GDP和AC的相关程度很高, 同时和也能够说明模型对两者关系的解释还是非常充分的。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前面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 我们基本上能够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1、信用的增长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经济增长也促进信用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我国应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 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数据库, 通过第三方信息征询的方式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增强市场交易主体进行交易的信心, 同时也能够促进非现金的信用交易的发展。
2、信用交易较先进交易最大的风险来自信用违约。所以, 应该鼓励具有公信力的企业积极开展私人信用评估工作, 并通过公开信息达到监督的目的, 减少违约风险。
3、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创新和发展新的信用工具, 丰富可供选择的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交易手段, 这样能够给不同要求的客户提供更广泛的选择, 同样能能促进市场的流动性, 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摘要：本文从对信用的讨论入手, 用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对信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剖析, 给传统信用以新的定位。同时运用中国1985年到2007年各年的信用数据和GDP数据对文中所论述的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最后验证了本文的观点。
关键词：信用,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参考文献
[1]、吴晶妹《现代信用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一版
[2] 、Friedman, Benjamin M,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Money and Credit’Velo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Evidence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981
[3] 、高波、钱蓁:《信息不对称、信用制度与经济增长》, 《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
教育经济模型研究分析 第11篇
【关键词】 商品住房价格；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住宅是房地产的一种类型，属于居住类房地产，包括普通住宅、高级公寓和别墅等。目前我国住房供应体系主要有三个：一个是针对于为数众多的低收入家庭，实行“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政策；另一个是针对于数量庞大的中等收入家庭，实行“经济租用房和限价商品房”为主的住房供应政策；而对于数量相对较少的高收入家庭，仍然实行现金的住房供应政策，即为本文所要研究的商品住宅供应体系。
2008年新春伊始，建设部推出了三项重要措施：一是要抓紧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二是在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同时，要把帮助中等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三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宏观调控的各项部署，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自从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商品化后，国内各大城市住宅价格连年攀升，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增长，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再者，房价的攀升还影响其它第三产业行业的经营状况，提高了他们的固定成本，使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房价的增长？到底房价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才是合理的？我国的房地产应该如何走向规范的道路呢？本文将通过建立模型，一一探究这些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理论分析
同其他商品一样，商品住房价格是由其价值决定的，其价值既包括所占用土地的价值，也包括土地上建筑物的价值。除此之外，还受到供求状况、竞争程度、消费者偏好、市场预期、房地产企业经营策略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其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另外，商品住宅还具有建设周期长、价值量大、空间固定性等特点，这就使其价格有了一般商品价格所没有的特点。首先，由于住宅的建设周期长，在短期内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导致其价格由需求决定，即使从长期来看，由于土地的供给缺乏弹性也会导致住宅的供给缺乏弹性；其次，从需求方来看，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影响需求者对房价的认可程度。事实上，需求者除了考虑自己的购房需求和购房能力外，还要对未来房价的走向作出判断，形成对未来的心理预期。也就是说，在需求意愿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当前购买比未来购买更有利，需求者就会倾向于选择当前购买。如果大多数人对未来房价走势的预期大致相同，则会使得选择也趋同。当大部分人做出买和暂时不买的行动时，就会对市场价格起到很大的影响，会显著地放大或缩小当前需求，从而影响房价。最后，住宅的区位是影响其价格的重要因素，区位自然环境的好坏、交通通达度等将影响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影响其价格。
二、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2006年我国各地区商品住房的有关数据进行横截面回归分析，以各地区的商品住房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Y。影响商品住房价格的因素很多，考虑到实证研究的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以下几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代表上述影响因素：
1．地区生产总值。代表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商品住房价格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理论上，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商品住房的价格越高，因而两者之间应该呈正相关。
2．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经济实力，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提高生活质量和进行投资的欲望和能力就越强。住宅相对于其他资本品来说，具有保值性和增值性，这种特点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促使住宅价格上升。理论上该变量和房价存在正相关性。
3．竣工房屋造价。工程造价、土地价格再加上其他经营销售成本等构成了房屋的造价，竣工房屋的造价直接影响了商品住房的成本，因此理论上该变量和商品住房的价格呈正相关。
4．土地购置费。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土地购置费不断上涨，而土地购置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商品房的售价。随着开发的商品房不断增加，土地越来越稀缺，商品房的价格也会随着上涨，两者存在正相关性。
5．地区变量。本文以地区数据为样本，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房价的因素，所以该指标代表的是宏观区位因素。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在经济、社会观念和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前者房价应明显高于后者，在模型中以中西部为基本组。
本文将其他影响房价的因素纳入随机误差项u。
根据以上分析，设定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Yi=β1+β2X2i+β3X3i+β4X4i+β5X5i+β6X6i+ui
其中，Yi为各地区的商品住房平均价格（元/平方米）；
X2为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X3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X4为竣工房屋造价（元/平方米）；
X5为土地购置费（元/平方米；
X6为虚拟变量，中西部取0，东部取1。
三、数据收集
文章获取了我国31个地区的数据如表1所示。
四、模型估计、检验与调整
文本采取实证分析方法，对被解释变量与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一）经济意义检验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X2的系数值为负，即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商品房价格越低，不符合一般经济意义，考虑存在多重共线性。其余解释变量X3、X4、X5、X6的系数估计结果均表明各变量与商品房价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符合经济意义。
（二）统计推断检验
从回归结果看，可决系数R2=0.932105，拟合优度较高；给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5=26时得临界值2.056，其中只有X5的t值小于临界值，其他各解释变量均对商品住房价格有显著性影响，考虑由于多重共线性引起的。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做多重共线性检验，得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证实确实存在多重共线性。
修正多重共线性：
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所估计模型：Y=－2150.715+0.281956X3+1.168693X4(317.4584)(0.314473)(0.314473)
t=(－6.774792)(6.045202)(3.716354)
R2=0.903811，AdjustedR2=0.896940，DW=1.996983，F=131.5469
2．自相关检验
对所估计的模型做残差图，如表2所示。
DW检验：对应样本数为31、2个解释变量的模型、0.05显著水平，查DW统计表可知，dL=1.297，dU=1.570，模型中DW=1.9969，dU 3．异方差检验 检验知nR2=0.710727，在α=0.05下，查χ2分布表，得临界值χ20.05（2）=5.9915，nR2=0.710727<χ20.05（2）=5.9915，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所以，本研究模型的最终估计结果为： Y=－2150.715+0.281956X3+1.168693X4(317.4584)(0.314473)(0.314473)
t=(－6.774792)(6.045202)(3.716354)
R2=0.903811，AdjustedR2=0.896940，DW=1.996983，F=131.5469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模型估计过程中，虚拟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的商品房价格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这是由于：经济方面，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在经济上有了较大的跨越式发展，与东部的差距逐渐缩小；在社会观念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西部人民逐渐树立起了较强的商品意识、金融意识和竞争意识；在政策方面，由于国家近年来的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给予了中西部很大扶持。基于以上三个原因，中西部和东部的商品房价格差距在逐渐缩小。
（2）X3的系数为0.281956，符号为正，与理论分析相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多少代表居民购买能力的大小，居民对住宅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住，二是投资。在我国需要购买住宅用于居住的人群非常庞大，主要由于一下几个原因：一是城镇房屋制度的改革。1998年停止福利性实物分房后，人们主动接受了自主购房解决居住问题的住房消费新模式，而住宅价值量大的特点表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其购买能力大小的表现。二是城市拆迁改造。在经营城市理念的指导下，全国各大城市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拆迁规模在短时间内增大，被动型需求持续增长。三是七八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群进入婚育期，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父母往往给他们购买住宅提供经济支持。在投资方面，在我国居民缺少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商品住宅以其保值增值的功能受到不少高收入家庭的青睐，前几年席卷全国的温州炒房团就是一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将呈不断上升趋势。
（3）X4的系数为1.168693，符号为正，与理论分析相符。表明工程造价、土地价格再和其他经营销售成本对商品住房的销售价格有很显著的影响。随着建筑材料费的不断上升商品房的造价必然也呈上升趋势，又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的购置费越来越高，而为获得土地开发权的前期成本也大幅度抬高了商品住房的销售价格。
五、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模型估计结果，文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下政策建议。
（一）拓宽居民的投资渠道
在当前负利率的情况下，居民都不愿意将钱存在银行，而投资渠道的缺少，迫使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整个中国的房价。以此，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和保险市场，促使居民投资多元化，减少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是控制房价的有效手段。
（二）央行出台限制房地产贷款的相关政策
中央银行应出台政策限制对地产商的贷款，不得超过某个最大限额，并且详细了解其要投资的房地产所在地区，该地区的房价状况等，对于一些房地产业发达，商品房住宅较充足的地区，不给予其贷款，从而影响房地产商投资商品房的资金流量。
（三）限制豪宅，减少对土地的浪费
在不能改变商品房投资量的情况下，保证每个楼盘的小型住户的比例，比如，如果要建一个楼盘的话，要求90平米左右的房子要达到一定比例才行。通过这种政策，可以节约住宅的土地用地，减少一些富豪的奢侈购买行为，给一些普通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四）对不同类型住宅差额征税
国家对高级住宅区征收较高的税，对普通住宅区征收较低的税，以此来鼓励开发中小户型住房，满足更多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高级住宅的开发。
（五）稳定土地的供应量
房价的过快上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如何使人们对房价有稳定的心理预期，避免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出现，是政府调控市场的目标之一。政府应该通过控制土地的供应量使市场上房屋的供应量在长期内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使得房价的增长幅度与国民经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相适应，这样就可以将房价的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柴强.房地产估价.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2]催生明.城市住宅价格的动力因素及实证分析.浙江大学，2003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杭州市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研究 第12篇
计量经济模型, 是现代经济科学中用于分析经济政策效果和预测未来的重要工具。众多国家及地方政府编制发展规划时, 均将计量经济模型作为重要的辅助决策手段。
研制杭州市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旨在通过模型反映杭州市各种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 描述杭州市区域经济的特点和经济发展规律。在宏观上, 通过利用模型确保能在自身的自然资源、地区优势、社会环境、技术水平、经济结构等条件下, 最有效地发挥杭州优势, 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微观上, 通过模型定量分析各种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 预测主要经济指标的水平和发展速度, 为政府决策者制订有效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模型设计的指导思想
杭州市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设计上要力求简单实用、重点突出, 以能正确反映杭州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能勾画出宏观经济运行脉络为基本目的。依据这一指导思想, 建立模型时, 首先根据研究目标建立一个应用型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它是一个结构性年度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具有需求和供给双向特征, 建立在严格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模型应具有以下特征:建模目标不仅以预测为目的, 同时兼顾政策模拟和评价。模型的规模适中, 不以追求大而全为目标, 而是从实际出发, 以分析模拟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建模的出发点;以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凯恩斯模型为基本框架, 又增加了供给方面的因素, 最终形成了一个非标准型的新凯恩斯模型;模型充分体现了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特点, 即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基础, 事先设定好了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然后以计量经济方法为工具, 去证实预先设定的结构方程。
三、模型的总体构架
基于上述想法, 紧密结合杭州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 以经济理论为依据, 杭州市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总体框架设计如下:生产由供给能力和需求共同决定, 供给能力由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存量决定。需求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产出经过初次分配形成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等。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形成居民消费, 一部分形成居民储蓄进入银行中介;企业收入一部分用于企业的自筹投资, 一部分形成企业存款进入银行中介;政府收入一部分用于政府购买 (即社会消费) , 一部分用于转移支出 (通常是放到消费支出上来处理) 。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构成总消费需求。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通过银行中介形成贷款投资。贷款投资、企业自筹投资、政府预算内投资以及外商投资构成总的投资需求。出口由国内供给能力和外部经济共同决定, 进口主要由国内需求决定, 出口与进口的差额构成净出口需求。
模型选择的样本期为1995年至2007年, 各种经济指标数据由杭州市经济信息中心提供, 利用Eviews软件作为建模工具。模型共分为六个主要板块, 分别是生产、收入消费、投资、金融、外贸、政府财政。整个模型有55个变量, 由6个外生变量和49个内生变量组成, 包括32个行为方程, 2个技术性方程。选择内生变量的时候, 我们的侧重点不同, 或偏重于经济意义或偏重于统计意义, 二者意义都不好的变量不考虑。如此处理, 保证了所有模型既有较好的经济意义, 又有较好的统计意义。外生变量的选择强调可预见性、易操作性和实用性。由于模型运行时, 要事先对外生变量赋值, 而对于外生变量赋值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模型最后的预测效果。因此在选取外生变量时, 我们尽可能遵循变量内生化, 外生变量尽可能少的原则。根据以上原则, 最终我们选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变量、农村政策变量、外商投资政策变量、WTO虚拟变量还有两个口径调整变量。
四、模型的设定
下面给出模型中主要方程的估计结果
(1) 生产模块
生产模块有4个方程, 分别是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不变价GDP增幅。四个方程都是以需求供给双导向构造的, 以二三产业增加值为例, 其形式如下:
方程中V2代表第二产业增加值, III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RQ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EX为出口总额。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工业生产中的供给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工业生产中的国内需求因素;出口反映国外需求对工业生产产出水平的影响。因此, 工业生产方程式一个供需混合导向的方程。
式中V3为第三产业增加值, IIS为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总量在全社会经济中比例的提高, 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社会经济在发展中提高稳定性的需要。杭州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三产业发展稳定。第三产业门类众多, 不同行业间发展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 因此很难用一两个解释变量来全面反映这种相关或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把前一年三产的增加值一个解释变量, 来综合体现杭州第三产业发展的轨迹, 用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从供给的角度来反映第三产业的增长。
(2) 投资模块
固定资产投资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和投资比例关系的综合性指标。本模块共有五个方程, 分别是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投资总额。
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 方程表达为:
II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LNT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 DII为虚拟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设定是根据有关理论结合杭州市的实际情况, 主要从资金来源上予以考虑, 政府预算内投资和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作为解释变量来反映投资的来源。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就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进行控制, 因此把DII放入方程中来反映这一因素的的影响。
(3) 收入、消费模块
该模块主要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方程组成。
在消费模块中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考虑。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另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商品的价格也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当然,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还受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的影响, 但由于这些因素的不可测性, 因此将这些因素归于随机扰动项中。
RQ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INCU为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 V2为二产增加值, V3为三产增加值, INCU (-1) 为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一阶滞后。
(4) 金融模块
金融模块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存款两大部分。金融机构年末存款总额主要取决于有关部门的经济规模, 一般来说, 经济规模扩大则存款数额也有增长的趋势, 因此, 主要用GDP来估计, 存贷款在统计口径上2003年前后也有变化, 因此还需要引入虚拟变量来反映这一事实。方程如下:
式中, SVT为金融机构存款总额, SVTZCBL为金融机构存款口径调整变量。
(5) 财政模块
模型的财政收入部分主要反映的是杭州市财政收支情况, 包含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大部分。
以财政支出模块为例, 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具有一致的相关性, 因此地方财政总收入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另外, 考虑到当年财政支出通常受到上年基数的制约, 基数上去了很难压下来, 因此, 也把财政支出的一期滞后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引入方程中。方程如下。
式中, BUDEXP为地方财政支出, BUDREVN为地方财政收入。
(6) 外贸模块
外贸模块包括出口和进口两部分。本模块涉及的主要经济变量包括出口商品总额, 进口商品总额。根据进出口需求理论和杭州市经济的特点, 考虑到近年来国家针对出口频繁出台政策如人民币升值, 出口退税调整, 因此加入WTO虚拟变量用于解释宏观政策对出口的影响。对于外向型经济, 进口一方面取决于国内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到国外需求的影响也很大。
式中, EX为出口总额, WTO为WTO虚拟变量。
五、模型的检验与预测
模型的检验就是对模型结构参数估计值加以评定, 确定它们在理论是上是否有意义;在统计上是否显著。对于一个联立方程模型, 其间模型检验包括单个结构方程的检验和总体检验。
对于单个方程, 应用OLS法估计出每个结构方程参数之后, 均进行了严格的经济含义的检验、统计检验和计量经济检验。对全部随机方程, 检验了每个方程参数的经济含义, 包括符号、大小范围以及参数之间的关系均符合相关经济理论的解释。在结构模型的随机方程中, t检验 (解释变量) 的绝对值大于2的系数估计占全部系数估计的90%以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值高于0.98的方程占全部随机方程的98.44%, DW检验值大于1小于3的占100%。从总体上看, 本模型的单个结构方程检验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基本上全部符合相关检验准则的要求, 估计性质良好。
总体模型检验是在单个结构方程检验之后进行的, 在单个结构方程通过所有检验后, 对于总体模型, 主要是用于样本期内模拟和样本期外预测, 以检验总体模型的模拟优度与预测精度。常用检验方法有样本期模拟检验和预测检验。
样本期模拟检验就是将样本期内的外生变量值输入模型, 计算各内生变量估计值, 将它们与实际观测值比较, 以检验模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优度。本模型的模拟检验, 采用的检验统计为“均方百分比误差”, 用RMS表示。以1995年至2007年为样本期来求解结构型联立方程组。所给出的8个主要内生变量的RMS值均低于5%, 说明模型具有相当高的总体历史有效性, 证明模型的总体设定以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定量估计比较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利用模型对2008年进行样本期外预测, 然后对照当时主要经济变量的实际数值进行比较。部分重要经济指标比较结果见下表。
单位:亿元 (出口单位为:亿美元)
六、总结
计量经济模型对历史数据要求较高, 而由于杭州的统计数据还不够全面, 使得我们建立的杭州市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不可能做到把杭州市宏观经济的每一个指标都包括在内。随着未来统计数据的完善, 可以通过增加宏观经济变量, 或者使一些外生变量内生化来逐步完善我们的模型。
参考文献
[1]Engle, R.F.and Granger, C.W.J (1987) ,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Econometrics, 55, 251-276.
[2]亨德里, 埃里克松.《理解经济预测》, 中信出版社, 2003年10月.
[3]胡仁端, 张文舟, 徐用武.《贵州宏观经济发展模型》,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89年8月.
[4]青岛宏观经济模型组.《青岛宏观经济模型研究》,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0年8月.
教育经济模型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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