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化法学论文范文

资本化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这是变革者的淘金时代。创新潮涌、商业颠覆、资本狂热、估值高企，“互联网+”风头正劲，各种机遇层出不穷。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无形资产资本化或将是支撑“互联网+”时代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众创时代基于创新、品牌和内容的大IP（知识产权）投资并购的主要推动力。笔者不揣浅陋，试以小米、乐视等新兴生态链级公司的天价估值为切入点，管窥“互联网+”时代的估值迷局与IP进路。

MI：一个狂热的估值样本

在智能手机王国里，苹果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以2015年6月份市值高点计（以下市值基准同），其7500亿美元的市值相当于50个中兴通讯。而按照2015年初最新一轮融资后450亿美金的小米估值，在小米与苹果之间，则隔了47个中兴通讯。小米创立五年来，在智能手机这片专利厮杀原本异常惨烈的战场上，以横空出世的黑马之姿，秉持“专注、极致、口碑、快”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硬是在红海市场里彪悍地实现了手机出货量的指数级增长，成为继BAT之后，又一个有望进化为千亿美元级大生态链公司的中国商业传奇。

成立五年多来，小米的几轮融资在估值上反映了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明星企业的狂热追捧。2010年4月，小米创立。2011年8月，小米融资4100万美元，公司估值2.5亿美元。2011年12月，小米融资9000万美元，估值升至10亿美元。2012年6月，小米宣布融资2.16亿美元，估值达到40亿美元。2013年8月，小米完成第四轮融资，金额未公开，估值据称达100亿美元。2015年1月，小米宣布融资11亿美元，估值达450亿美元。从2011年底小米发布第一款手机至2015年初的三年时间里，小米的估值飙升了45倍，堪称同期全球独角兽公司中的估值成长之王。

如果以中国手机厂商中最具技术底蕴和品牌积累的上市公司中兴通讯为对标企业，小米（MI）的估值已达中兴通讯（ZTE）当前市值的三倍左右。而从公开的财务报表来看，2014年小米的销售额743亿元人民币，落后于中兴通讯的814.7亿元人民币。同为以智能手机为重点产品的中国科技企业，销售额略低的小米估值却数倍于中兴通讯的市值，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参考全球通讯产业近年来的大宗并购金额，则对比更为强烈：2011年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及其全部专利的价格是125亿美元；2013年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加上专利许可，价格约72亿美元；2014年联想收购摩托罗拉加上部分专利的价格是29.1亿美元。这些拥有海量优质专利储备的传统手机巨头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估值每况愈下，而专利根基尚显薄弱的新锐——小米，却凭借其倾力打造的手机+MIUI+智能硬件的以手机为中心，连接一切智能设备的小米生态链，支撑起高达450亿美元的估值并在资本市场中继续看涨。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小米目前的核心业务所属的智能手机产业无疑是全球商业市场中专利布局最密集、专利讼战最激烈的领域。苹果三星遍及北美、欧洲、东亚的多年缠讼战火未熄，国内通讯巨头中华之战明争暗斗正酣，众多NPE手握基本专利或重要功能专利环伺全球主要市场寻觅收费良机。从小米近期在印度被爱立信诉讼、在国内被努比亚发函、以及对欧美市场仍按兵不动的局面来看，目前其专利储备显然不足以正面抗衡以爱中华为代表的通讯业专利列强，面对NPE们防不胜防的攻击更是万分凶险。而从其选择的国际化布局路线来看，其经营团队对此态势也是心知肚明。那么，在小米生态链这个看起来商业前景惊人的大杀器里，IP对其商业价值和企业估值的支撑力度究竟如何呢？

小米奉为圭臬的经营宗旨也揭示了其在IP方面的关联战略。七字诀中“专注、极致、快”固然反映了其创始人的极客基因和互联网公司通行的迭代思维，以及成本领先的公司战略，但这几个字同时也必然是技术创新的推动器，据称小米在自产专利和并购专利两方面近年投入甚多，目前其公开的2300多项中国发明专利虽然在规模上与拥有数万项专利的中兴通讯相距甚远，但考虑到其公司成立仅5年，这样的专利布局节奏和力度已算得上颇为给力了。在技术创新和品牌运营两项IP强相关的战略能力方面，小米的品牌运营能力显然是中国科技公司中的翘楚，七字诀中的“口碑”以及其被业界奉为经典的粉丝营销，均体现了小米对于品牌的极度重视及其紧扣互联网时代脉搏的高超品牌运营能力。而其目前已经在各品类上注册的上千枚商标和对顶级域名www.MI.com的成功购入，也显示了其品牌运营背后IP法务的强大支撑力。

若对比中兴通讯，并以专利和商标两项硬指标来粗略度量小米的技术创新实力和品牌运营能力，小米的技术创新实力明显弱于中兴通讯，而品牌运营能力似乎稳胜一筹。综合比较，小米现有的IP资产价值和IP杠杆能力应弱于中兴通讯，且上年度销售额也略低，但目前小米估值却三倍于中兴通讯的市值，究其原因只能说资本市场对于小米生态链商业前景的价值期待非常高。而未来该期待是梦想照进现实，还是泡沫终将破裂，面对波诡云谲的市场，此时此刻暂且问候一句“Are you OK”？

LeTV：生态系统价值几何？

相较于其他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乐视算得上是出道甚早的赢家，成立于2004年11月的乐视网于2010年8月在中国创业板上市，号称是唯一一家在中国大陆境内上市的视频网站，也是全球第一家IPO上市的视频网站。乐视的市值在上市之初约为30亿人民币，而彼时小米刚刚成立，还在探索商业模式。五年之后，小米与乐视已各自成长为商业江湖里扛鼎一方的带头大哥，二者均不再满足于已有的地盘。小米由手机而始，发动了对智能设备生态圈的布局与整合；乐视由视频而始，号称要打造“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垂直整合的完整生态系统。移动互联生态链，成为二者的关键交集和必争之地。

做手机起家的小米和做内容起家的乐视在生态链扩张的道路上终于狭路相逢，这两家千亿级中国新兴科技企业在移动互联的蓝海里为争夺主导权展开互撕。乐视超级手机动了小米手机的奶酪，小米电视也试图抢乐视超级电视的饭碗，移动互联生态链争霸战在所难免。无论是小米的450亿美金估值和小米生态5000亿美金梦想，还是乐视网的千亿人民币市值和乐视生态万亿人民币愿景，其所能掌控的生态系统价值无疑是其在资本市场高估值的承载根基，争霸成功者或将在移动互联生态链的顶层畅谈星辰大海、享受超额红利。

有趣的是，乐视声称自己做的才是移动互联生态系统，依托科技和文化两轮驱动，是用互联网生活方式贯通横向生态圈和纵向生态链。面对小米的步步紧逼，乐视表示小米所谋略的不过是智能硬件堆砌的横向生态圈，谈不上生态系统的营造。暂且不论这两家友商的商业模式和价值前景之争，单从当期财务角度来粗略比较，2014年乐视全生态业务总收入官方号称约1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上市公司乐视网贡献68亿，而同期小米年收入约为全乐视7.5倍。但受益于沪深股市二级市场上半年的牛市，乐视网的市值一度高达1400亿人民币，成为创业板市值之王。小米450亿美金的估值相当于乐视网两倍市值，但若考虑加入乐视全生态业务中众多尚未上市的板块估值，乐视全生态的估值很有可能不低于小米。也即，从财务角度看，乐视以不到小米七分之一的年度收入，获得了与小米几乎旗鼓相当的天价估值，可见资本市场对于乐视生态前景商业价值的期待超级乐观。

从IP角度观察，以专利、商标、版权三项关键权利指标所反映的技术创新、品牌运营、内容运作三项战略能力来度量，乐视看起来确实拥有营造移动互联生态系统的基本实力。乐视已经公开的500多件中国发明专利，在数量上逊于小米，但对于一家视频业务为主的公司而言似乎也算说得过去。并且，对于以品牌运营和内容运作为核心的乐视生态来说，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项可以外包的能力。而在品牌运营方面，与小米相仿，乐视也非常重视并善于利用粉丝经济营销其乐视生态品牌，其通过数个法律主体所部署的上千项商标注册也为其在各个领域开展品牌运营提供了法律支撑。而乐视生态目前在IP强相关能力上实力最雄厚的无疑还是其拥有的丰富的版权资源，其号称拥有70%以上国内热门影视剧的独家网络版权。而其旗下的乐视网、乐视影业、花儿影视、乐视体育等内容公司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内容造血能力，在内容为王的视频领域这无疑是竞争的大杀器。马化腾曾表示未来移动互联网争霸的关键是大IP，也即以版权为法律基础的内容运作，若未来果如其预测，乐视似乎在这激烈的移动互联生态系统争霸战中已稳占一丝先机。

在广义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军团中，除了第一方阵的BAT坐拥千亿美元以上市值，依托各自的优势领域不断兼并合作开疆辟土外，小米与乐视无疑算是第二方阵中的佼佼者，其目前各自倾力打造的移动互联生态链看起来也具有非常可观的商业前景，胜出者很可能成长为中国互联网第四极。从估值来看，小米作为全球估值最高的未上市科技企业之一，其在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貌似大于俨然已成为中国创业板龙头的乐视。而从IP实力及IP强相关战略能力来看，小米的专利实力及技术创新能力显然强于乐视，商标布局及品牌运营能力似与乐视相当，版权储备及内容运作能力则弱于乐视。综合实力对比，二者似乎各有擅长，不相伯仲，其各自的估值与市值对比也大致如此。两强争霸对于市场和消费者来说终究是件好事，二者究竟谁能在这场移动互联生态链大战中胜出，是否终将祭出IP杀器在市场竞争中展开法律大战，时间终会给出答案。

IP：企业价值评估的进阶之门

据全球知名的权威IP交易平台OceanTomo统计，自1975年以来的40年里，无形资产在美国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市值中的占比已从1975年的17%大幅度提升至2015年初的84%。在标普500成分股公司中，既有微软、苹果、GE、Facebook这样的老牌明星科技企业和新兴互联网公司，也有可口可乐、美国银行、福特汽车这样来自消费行业、金融行业、汽车工业的传统巨头，因此该统计具有非常广泛的行业覆盖度。该统计表明，在当今全球领先的大企业中，无形资产对样本企业市值平均贡献度高达有形资产的5.25倍。考虑到标普500成分股公司总市值已近20万亿美元，可估算无形资产对这些公司的市值总贡献约为16.8亿美元，而对比中国2014年的GDP总额约10万亿美元，可见无形资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力。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无形资产的独特性、边际报酬递增效应导致其具有长久持续的价值创造潜力，对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巨大作用的肯定，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而不是企业的财务报表。囿于现行会计准则中对无形资产的分类方式和报表统计规则的局限性，目前从财务角度尚难以量化知识产权在各类无形资产中的具体价值权重占比。但理论界和实务界不争的共识是，相较于资金、土地、设备等典型的有形资产，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经营理念、管理制度、创新能力、品牌资源等无形资产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而IP不仅是创新能力和品牌资源的直接法律载体，亦是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元素。

企业价值源于企业产生的现金流量和基于现金流量的投资回报能力。企业价值在财务上表现为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资本化现值，即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入量的折现值加总。而企业估值则是综合价值分析，不仅涉及公司资产、盈利水平、经营能力等内部因素，还与产业政策导向、资本市场热度、行业增长预期等外部因素高度相关。估值过程既要考虑客观公允价值，也要考虑主观价值判断，还需考虑不可预计的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估值谈判还与双方风险偏好、预期收益、权利让渡等博弈环节有关。企业估值需从战略分析入手，从行业竞争分析、竞争优势分析以及公司战略分析三个层面对企业经营环境进行剖析，为后续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和前景分析打下基础。各分析模块环环相扣，力求对企业风险状况和价值创造能力作出公允判断，并最终借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企业价值作出合理评估。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IP资产与企业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IP资产具有的超额盈利能力源自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技术性权利和能够产生品牌优势的标示性权利，具有合法垄断性的IP权利保护有助于提高拥有这类IP资产企业的竞争壁垒，随着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和品牌含金量的提高，优势企业的合法垄断地位愈发稳固。IP作为能够贯通企业全业务管理的重要无形资产，其形成、利用、价值萃取各阶段可与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各业务环节深度结合，以其独特性和可持续性帮助企业提升投资价值和市场价值。随着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处理方式的逐渐完善，以及无形资产资本化进程的深化，相信IP与企业市场价值的相关性可以从财务角度得到更深刻更准确的体现。

继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发布七年之后，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师们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转型战略，并指出“互联网+”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契机，目前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从产业界到资本界，已从政策、实业、投资各方面对该重大战略做出了积极热烈的响应。在这互联网+众创的黄金时代里，如何善用IP构建并持续优化IP强相关营运能力，对于企业拓展商业利益、改善财务绩效、提升市值表现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正如无形资产学专家蔡吉祥教授所言，21世纪得无形资产者得天下。笔者在IP界从业十五年，见证了全球经济历经互联网泡沫破灭、复苏、繁荣并开始向“互联网+”升级的漫漫征途，中国资本市场在此期间也历经数轮牛熊。无论始于去年此时的本轮牛市是中场调整还是行情终结，“互联网+”时代的产业升级都将奋勇前行。

具备卓越的IP资产布局和运营能力，并能转换为独特的可持续IP强相关战略能力的优秀企业仍将在红海或蓝海中脱颖而出，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赢得令人艳羡的估值，进而支撑企业的指数型增长。祝愿IPer们在互联网+众创时代里发挥所长，有更多的机会努力攀登人生巅峰。

资本化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测量方法主要运用于实证研究当中，虽然研究的方法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间接研究法和直接研究法。文章就间接和直接研究法测量方法进行了分析。间接研究法最明显的优点就是研究数据不需要各个分部的具体数据，大大降低了数据获取难度，反之，由于使用的数据并非是与企业分部直接相关的数据，也使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降低。直接研究法的使用需要企业各个分部的具体财务数据，因此它对企业财务报告中分部数据的披露有着更高的要求。不足的是会计准则披露数据有人为质量模糊因素存在，直接法测度模型中的许多重要数据无法获取。这为学者应用直接研究法对我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研究增加了困难。之后学者为了弥补其不足，融入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法、价值增加值法、q敏感性法等方法，使其发展了直接研究方法。

【关键词】 内部资本市场； 间接研究法； 直接研究法

企业的全部资金能否通过内部资本市场合理地分配到每一个分部或者投资项目，使得企业总部与各个分部的边际投资收益相等是检验内部资本市场有效与否的标准。理论上讲，可以利用不同分部中资本的投资边际收益是否相等来衡量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是否有效。但是这种方法实际操作起来简直难以实现。因此许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往往通过构建实证测度模型的方法构造出衡量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具体方法。卢建新（2006）根据测度模型中数据的来源不同，把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测度方法分为间接研究法和直接研究法。间接研究法指的是首先假设企业价值与内部资本市场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构建模型并选取影响企业价值变化的控制变量，通过比较企业价值变化来推断内部资本市场是否有效率；直接研究法指的是通过查找企业中各个分部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具体财务信息，然后比较企业分部与可比性单分部企业的投资效率来判断内部资本市场是否有效率，或者通过检验资源是否流入到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分部来判断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在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测量方法分析中采用哪种方法更有效，我们看看它的演变过程。

一、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测量方法评价

（一）间接研究法及其评价

间接研究法在早期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我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起步较晚，再加上我国企业集团中分部数据难以获得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多是采用了间接研究法测量内部资本市场是否有效。间接研究法的间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方法中构建实证测度模型是使用企业价值的变化来间接地推断内部资本市场是否有效；其次，研究中所需的数据并不是直接来源于企业的各个分部。间接研究法假设内部资本市场只存在于多元化企业集团中，一般通过观察托宾q、资本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等能够代表企业价值指标的变化来反映内部资本市场是否有效。邵军和刘志远（2007）、许奇挺（2008）、卢建新（2006）分别以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存在的系族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由于系族企业是由多个上市公司所组成的，这样就避免了企业分部数据难以获得给研究带来的麻烦。在研究中，他们把整个系族企业当成一个企业集团，把组成系族企业的多个上市公司当成企业集团的各个分部。

间接研究法最明显的优点就是研究时不需要各个分部的具体数据，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数据获取难度。但与此同时，由于使用的数据并非是与企业分部直接相关的数据，也使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降低；模型中使用了多个影响企业价值的控制变量，所以也不能说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对企业价值的单独影响程度。另外，间接研究法需要假设内部资本市场只存在于多元化企业集团中，这种假设显然不能成立，学者们已经充分肯定了内部资本市场的普遍存在性，就算在单一经营的企业中，只要企业中存在多种投资项目，并且各个项目之间存在的资源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认为存在内部资本市场。可见间接研究法只能粗略地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性进行描述。

（二）直接研究法及其评价

直接研究法的使用需要企业各个分部的具体财务数据，因此它对企业财务报告中分部数据的披露有着更高的要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虽然对分部披露有相关的规定，但是相关要求还很不完善，企业的执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企业分部的披露有着更高的要求。

1.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

2006年1月19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为了进一步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31号——企业分部及相关信息的披露》趋同，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征求意见稿第8号——经营分部》。2006年11月30日，IASB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8号——经营分部》（IFRS 8），该准则取代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4号——分部报告》（IAS 14）并对报告期始于2009年1月1日或以后日期的年度财务报表生效，准则也被允许提前采用。

IFRS 8要求基于有关主体组成部分的内部报告来识别经营分部，并且该内部报告由主要经营决策者定期评估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和评估绩效。企业必须在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其经营分部财务及相关信息。

IAS 14使用“类似法”来划分企业分部，具体地讲，按照产品、劳务或者地区（包括生产地和销售地）为基础，如果其组成部分拥有相似的风险和收益，那么就可以组成一个“业务分部”或者“地区分部”。

IFRS使用“管理法”来划分不同分部，即以企业内部管理当局进行经营决策、分配资源和评价业绩而组织的分部为基础，确定对外报告的分部。这种方法使企业对内对外的报告分部相一致，因此又称“重合法”。IFRS按企业管理层为了作出经营决策和评估业绩而对内部各部门进行组织的方式，以产品或劳务、地区、法律主体或顾客的种类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确定分部，称作“经营分部”。

在此方法下确定的分部称为“经营分部”。IFRS认为，一个经营分部应具有如下特点：

（1）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能够赚取收入和发生支出（包括与同一企业内的其他分部进行交易所发生的收入和费用）；（2）其经营成果可被企业的主要经营决策制定者定期检查，以评价每个分部的业绩，并作出资源向其分配的决策；（3）编制的或基于内部报告系统形成的分散财务信息是有用的。

2.我国会计准则对企业分部的规定

2006年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分部报告》中规定了企业分部的划分标准、披露要求等内容。

该准则第四条规定：企业披露分部信息，应当区分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

第五条规定：业务分部，是指企业内可区分的、能够提供单项或一组相关产品或劳务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承担了不同于其他组成部分的风险和报酬。

第六条规定：地区分部，是指企业内可区分的、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内提供产品或劳务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承担了不同于在其他经济环境内提供产品或劳务的组成部分的风险和报酬。

第十三条规定：企业应当区分主要报告形式和次要报告形式披露分部信息。

第十四条规定：对于主要报告形式，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分部收入、分部费用、分部利润（亏损）、分部资产总额和分部负债总额等。

虽然我国企业准则对企业分部的披露做了详细规定，但大多数企业在实际执行时候仅就营业收入、利润等做了粗略的报告，直接法测度模型中的许多重要数据无法获取。这为学者应用直接研究法对我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研究增加了困难，为了弥补直接研究法的不足，又增加了以下佐证研究方法。

二、直接研究法测度模型的发展

（一）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法

Shin and Stulz（1998）最早提出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法。他们认为如果企业的投资面临着资金的压力，并且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表现为有效的话，那么企业总部会将资金首先分配给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项目。Shin and Stulz认为，第一，在企业中最好的投资项目会最先得到投资机会；第二，分部的投资主要受投资机会的影响，而与分部自身现金流和其他分部的现金流不相关；第三，当其他分部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时，分配给当前分部的资金将下降，这使得企业整体在资金使用方面始终保持高效率。因此，他们把分部投资分别与本分部的投资机会、本分部的现金流、其他分部的现金进行回归，从而判断内部资本市场（ICM）的效率。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法是最早运用直接法测度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模型，这种方法通过计算投资支出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来测量内部资本市场有效或者无效，数据选取相对简单，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考虑了时间滞后因子的影响，说明企业的投资是基于过去经营成果的。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因素很多，不可能在模型中一一加以表述；以收入增长率来表示投资机会具有一定的风险，相比于收入的回报能力可能会误导资源配置，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价值增加值法

Rajan and Zingales（2000）提出了价值增加值法。价值增加值法用相对价值增加（RVA）和绝对价值增加（AVA）两个指标来测度ICM效率。

RVA=■■（q■-q）[■-■-■ω■（■-■）] （1）

式（1）中，BA表示资产账面价值；BAj表示第j个分部的资产账面价值；qj表示与多元化企业的第j个分部拥有相同投资机会的单分部企业的加权托宾q；q表示企业分部托宾q的均值。Ij表示企业第j个分部的资本性支出；I■■BA■■表示与多元化企业的分部处在同一产业中的单分部企业的资产加权平均资本支出与资产的比率；ωj表示企业第j个分部的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率。Rajan et al.（2000）认为，如果RVA为正，表示企业把资本转移到高于平均投资机会的分部，这时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表现为有效。

价值增加法使用托宾q表示投资机会，托宾q数值上等于企业的市场价值除以资本重置成本，可以全面地对企业进行估值，用托宾q表示投资机会更加稳定。根据分部的经营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的发展潜力来衡量投资机会与投资项目具有合理性。

这个方法的也有一定的缺点：

（1）用托宾q来表示投资机会一般只适合于发达资本市场，而对于新兴的资本市场或者发展不规范的资本市场，股票价值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价值，托宾q的使用就会受到局限性。

（2）企业总部在对投资项目进行投资的时候，外部市场机会是一种考虑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会考虑到企业各分部间的比较优势，对于企业的核心产业会增加投资，价值增加值法模型中忽略了这一因素。

（3）卢建新（2008）认为，价值增加值法是假设多个分部组成的企业与单一分部组成的企业拥有相同的投资机会与组织能力，但事实上这种假设并不成立，企业集团中的一个分部与单分部组成的企业的价值构成是有区别的，因此利用价值增加值法测算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可能会出现取数与估计的偏差。

（三）q敏感性法

Peyer and Shivdasani（2001）提出了q敏感性法。他们研究了在22家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中公司总部如何对各个分部进行资本配置，结果显示当投资对分部的托宾q敏感性提高时，企业价值也随之提高；当投资对分部现金流的敏感性提高时，企业价值反而降低。内部资本市场将资本投入给托宾q较高的分部后，分部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降低，分部现金流的敏感性反而提高。q敏感法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QS=■■*（q■-q）*[（■）j-（■）] （2）

式（2）中，FS表示企业总体销售收入；Sj表示企业第j个分部的销售收入；qj表示分部j的托宾q值，q表示以销售收入为权重的加权平均q值；FCE表示企业整体的资本支出；CE表示分部的资本支出。他们认为，q敏感性法能够显示总部对分部进行投资时是否使更多的资源流入到了托宾q值较高的分部。

q敏感性法是运用直接法度量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又一次进步，首先，这种方法直接利用企业分部的数据，无需考虑单分部企业与组成企业集团的分部之间的区别；其次，模型中利用资本支出来表示投资机会，并将分部资本支出与企业资本支出总额进行了对比。

这种方法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

（1）企业的投资包括资本性支出，也包括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营运资本投入、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等方面，模型中仅利用资本支出表示企业投资并不全面；

（2）公式中q表示以销售收入为权重的加权平均托宾q，但是使用销售收入作为权数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3）与价值增加值法相似，托宾q的使用一般适用于发达的资本市场，而q敏感性法也会面临托宾q使用的局限性问题。

（四）现金流敏感法

Maksinovicr Phillips and Shcoar（2002）对q敏感性法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发明了现金流敏感性法。他们使用销售收入的现金流回报率（cf/sale）来衡量投资机会，用销售收入现金流回报率代替了托宾q，从而解决了托宾q使用中的局限性问题。

但是，这种方法同样有缺陷，一方面，销售现金流回报率用来衡量资源配置并不可取；另一方面，当期的销售现金流是由前期的资本性支出形成的，但是该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到时间滞后因子的作用，其结果必然存在着误差。

（五）基于上期资产回报率的现金流敏感法

我国学者王峰娟、谢志华（2010）以现金流敏感性法为基础，针对该方法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改进，提出了新的模型并进行了验证。他们认为不管是在内部资本市场还是外部资本市场，公司总部的投资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资本回报。据此，他们使用分部资产回报率代替销售收入现金流回报率，同时引入时间滞后因子，使得模型更加合理。

其模型可以表示为：

CFSa=■[（■-■）（■-■）■] （3）

公式3中，cfj （t-1）表示第j个分部t-1期的现金流，BAj（t-1）表示第j个分部t-1期的账面资产，cfj （t-1）/

BAj （t-1）表示第j个分部t-1期的资产回报率；cft-1表示全部分部t-1期的现金流，BAt-1表示全部分部t-1期的账面资产，cft-1/BAt-1表示全部分部资产t-1期的资产回报率；Capexjt表示分部j在t期的资本支出，BAjt表示分部j在t期的账面资产，Capexjt/BAjt，表示公司总部对分部j的投资比例；Capext，/BAt表示全部分部t期获得的平均资本。BAjt/BA表示计算现金流敏感系数的权重。

运用此公式获得的结果，如果CFSa大于零，表示公司总部将企业资源更多的分配到了资产回报率高的分部，内部资本市场表现为有效；如果CFSa小于零，表示公司总部没有将企业大部分资源投入到资产回报率高的分部，内部资本市场表现为无效。

总而言之，在我国，企业经营分部的财务数据不容易取得，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测算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国内许多学者利用构建实证测度模型的方法间接验证企业价值与内部资本市场的关系，企业价值只是作为模型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影响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企业多元化水平、代理问题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能明确地说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少数几个运用直接法研究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企业价值关系的文献其实证结论也有所差别，既有显著相关结论也有不显著相关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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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断变化，由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重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加之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了挑战。本文通过构建Markov Switching-VAR模型，运用2005年7月-2018年3月数据实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汇率预期、货币市场、国际收支、相对通货膨胀与相对利率差等传导渠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影响，并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非对称性;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反向作用。因此，中国应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协调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以保障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稳健运行。

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传导渠道; MS-VAR模型;影响

作者简介：路妍（1964-），女，辽宁丹东人，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张寒漪（1993-），女，辽宁锦州人，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货币政策的新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8BJL029。

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保持短期国际资本平稳流动是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短期资本流动的比重逐步上升。同时，随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本与金融账户资金收付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资金流动规模日趋扩大[1]。更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后我国国际资本从单边净流入转为大规模净流出，直至2017年形势逆转进入双向流动状态[2]。而自2015年8月11日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以及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纳入SDR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步入双边浮动时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也更加频繁[3]。根据Hau和Rey[4]的研究，短期资本流动是造成一国汇率波动的重要原因。有学者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除了受全球经济基本面影响之外，还受到短期资本流动不稳定性的影响[5];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资本的流入与货币的升值有关[6]。还有学者研究认为，短期国际资本与汇率波动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7-8]。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会对一国包括汇率问题在内的金融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9]，因此关注和研究短期资本流动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迫切要求。本文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和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导渠道和影响，探索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对加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监管，防范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设计与研究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的选取与变量处理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改革，为了反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本文选择2005年7月-2018年3月为研究区间，使用153个月度数据进行分析;为了使各变量的数值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别，便于不同维度的数据进行比较，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美联储网站，具体的变量指标选择如下：

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EX）。以直接标价法下1美元兑人民币的月度平均数作为汇率变量，用EX表示，并将人民币汇率数据进行一阶差分。

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以间接法通过公式SCF=Δr - FDI - ΔCA来计算[10]，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变量用SCF表示，Δr 表示外汇储备增量，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CA表示经常账户顺差。

3.广义货币供给量（M2）。由于短期国际资本具有流动性强的特征，货币政策变量选取广义货币供给量，用M2表示。

4.相对利率（IR）。以中美利率差来表示，中国利率选取无风险利率，美国利率选用美国联邦基准利率。

5.相对通货膨胀（CPI）。选取中美通货膨胀差表示，相对通货膨胀=中国通货膨胀-美国通货膨胀。

6.国际收支差额（BOP）。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余额加资本与金融账户余额（扣除储备资产余额）来表示，正数表示国际收支顺差，反之则为逆差。因国际收支原本为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而其他变量均为月度数据，本文将国际收支季度数据通过Quadratic-match Average （二次匹配平均）方法，将季度数据转换为月度数据。

7.人民币汇率预期（NDF）。使用外汇市场上美元兑人民币无本金交割一年期远期汇率。

上述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

（二） MS-VAR模型的建立

由于现实经济环境较为复杂，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呈现非线性状态，MS-VAR 模型可识别模型变量状态的转变，并刻画各变量在不同状态间的动态转变特征[11]，本文选取MS-VAR的非线性模型分析短期国际资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使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来分析不同区制下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滞后阶数为P阶的MS-VAR（P）表达式如下：

其中，St是不可观测的区制变量，由马尔可夫随机过程中的离散时间和离散状态决定，区制发生转换的概率如下：

其中，M表示区制的个数，在M个区制下相对应的转换概率矩阵为公式（3）：

二、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往往会出现非平稳性，在对变量进行回归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均為平稳序列，其中国际收支、中美利差以及人民币汇率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货币供给量M2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见表2）。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此来判断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导机制作用。综合考虑LogL、LR、FPE、AIC、SC、HQ统计量，本文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1，对7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检验4个间接传导渠道的作用。从表3中可以看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人民币汇率也是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两者存在互相影响关系，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会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在间接传导渠道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货币供给量的格兰杰原因，货币供给量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国际收支的格兰杰原因，而国际收支也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汇率预期的格兰杰原因，汇率预期也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在相对利差传导渠道中，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相对利差的格兰杰原因，但相对利差不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该传导渠道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因素日益复杂，而中美利差对汇率的反应能力不足。由此可以得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其中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汇率预期与相对通货膨胀机制成立，后文将通过MS-VAR模型进一步检验。

（三）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结果如表4所示。

（四） 区制的确定

区制数的选择大多根据实际经济环境而定，汇率分别有升值与贬值之分，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也存在净流入和净流出两种状况。此外，相对通过膨胀、货币供给量、国际收支差额均有增加或减小两种状况且中美利差同样有扩大和缩小两种情况等。因此，本文将区制数确定为2，研究两区制下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模型。

（五） 模型的具体选择

确定了区制的个数为2后，构建含有汇率、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中美利差、相对通货膨胀的MS-VAR模型，由于MS-VAR又包含模型方差、均值、截距是否随区制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子模型，如分别建立线性VAR模型、MSM（2）-VAR（2）、MSMH（2）-VAR（2）、MSI（2）-VAR（2）、MSIH（2）-VAR（2）、MSIAH（2）-VAR（2）模型[12]，使用AIC、HQ、SC规则以及LL值来确定最佳模型。对比表5中的线性模型与MS-VAR模型，模型MSIAH（2）-VAR（2）的对数从LL值来看似然值最大;模型MSIH（2）-VAR（2）的两个值从 AIC、 HQ 信息准则看均最小且模型的 LR线性检验值为244.9305，卡方统计量的P值为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系统为线性系统的原假设。因此，模型MSIH（2）-VAR（2）有着最优的拟合效果，即区分两个区制、滞后2阶且方差和截距随区制变化的模型为最佳模型。

（六）区制状态分析

从两区制的划分来看，图1为MSIH（2）-VAR（2）模型的区制概率图。从中可以看出两区制下的样本分布概率，上部分为区制1样本分布，下部分为区制2样本分布，较多部分样本处于区制1中，主要集中在2011—2018年，该区制样本中大多表现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流出，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状态;其余样本处于区制2中，主要集中在2005—2010年，样本期间大多表现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或处于升值趋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增加，国际资本处于净流入状态。表6显示了不同区制间的转换概率，可知所选数据中维持在区制1点经济系统的概率为0.9413，从区制1转换到区制2点概率为0.1086。经济系统维持在区制2的概率为0.8914，从区制2转换到区制1的概率为0.0587。

三、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Krolzig的OX-MSVAR Pack在Givewin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从模型的估计结果①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方程（EX方程）表明：滞后1至2期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在1%水平下对当期人民币汇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惯性。滞后2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1%水平下对当期人民币汇率有着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反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出会伴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方程（SCF方程）表明：滞后1期与滞后2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当期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的影响方向不同，滞后1期的短期国际资本对当期短期国际资本的变化存在10%显著性水平下负向影响，即滞后1期的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入，则存在0.323787的动量对当期短期国际资本存在负向流出影响。滞后2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当期有着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影响较微弱。至于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滞后2期的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将使得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相反，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将促使短期国际资本流出。

（二）MS-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是通过给短期国际资本、人民币汇率以及五个中间传导变量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来观察两种区制下其他变量的反应情况。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比较不同市场状态下变量受到冲击的短期动态关系，可以进一步检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关系。

1.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冲击的响应。给定短期国际资本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即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增加，观察两区制下人民币汇率的响应。从长期来看，无论在区制1还是区制2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人民币升值（EX>0），在区制1中在大约第3期影响达到最大值-0.004，之后开始收敛，在区制2中大约于第2期负响应达到最大值-0.0015后逐渐恢复平稳。而短期内，两区制下有不同的影响，区制1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断增强，而在区制2中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造成了人民币汇率在前两个月份出現与区制1下相反的情况，即短期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增加将引起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随后逐渐回归长期均衡水平（见图2）。

2.短期国际资本对人民币汇率冲击的响应。给定人民币汇率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即人民币汇率贬值，两个区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反应基本一致，且回归均衡水平的速度几乎相同，不同的是两个区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响应程度。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在区制1下将导致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出（SCF<0），且在第0期就达到最大值-0.3，随后由第10期起逐渐回归均衡水平。短期国际资本变动的响应程度在区制2下小于区制1，在第0期达到最大值为-0.06，也从第10期开始回归至均衡水平。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在两区制下造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减少，这种影响在10个月后收敛至长期均衡水平（见图3）。

3.传导渠道的动态影响分析。图4显示了在给定短期国际资本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后，各中间传导变量的脉冲响应图。总体来看，不同区制下各中间变量的响应总体上趋于一致，响应方向均一致，个别变量在不同区制下的响应程度与速度略有差别。具体来说，相对利差变量对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响应在两不同区制下几乎一致，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增加时，对相对利差有正向影响，即中美利差扩大，且影响均持续10期后趋于平稳。两区制下的响应程度略有不同，区制1下相对利差变量约在第3期达到最大响应值0.004，而在区制2下达到的最大响应值约为0.0025。同样，国际收支变量在受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时，在两区制下国际收支差额均受到正向影响即国际收支差额扩大，且两区制下最大响应程度不同，区制1下最大响应值为0.1，区制2下为0.04，正向影响在持续5期后趋于均衡水平。对于汇率预期变量，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其造成负向影响，从长期结果来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将带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性增值，图4中可见至30期响应仍未收敛。从短期来看，汇率预期变量在两区制下的响应略有不同，区制1下第3期时汇率预期曾有正向响应，与区制2下的响应不同。相对通货膨胀变量的响应在长期与短期下不同，且响应程度不同。区制1与区制2下在响应的初始阶段的趋势略有差异，区制1下在响应初期的响应程度为-0.06，而后在第2期达到最大响应值-0.11，随后收敛，反应逐渐平稳;区制2下在响应初始即达到最大响应值-0.3，随后响应趋于平稳。对于货币政策变量，两区制下的反应基本一致，且响应程度也几乎相同，均在第1期表现为负响应，但第2期又变为正响应，随后震荡波动至20期后趋于稳定，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有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同时存在，这可能与短期国际资本自身特点与我国逐渐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监管有关。

4.受中间传导变量冲击下的人民币汇率脉冲响应分析。图5显示了人民币汇率在分别受到五个传导渠道变量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图。给定国际收支一个正的标准差的冲击，即国际收支差额增加，人民币汇率在长期来看有较小的升值影响。不同区制下短期的响应略有不同，区制1下在冲击初期人民币汇率有负向响应，随后在第1期又产生正向响应，第2期有负向响应且响应值达到最大，第2期往后逐渐恢复正向影响，且影响自第10期后逐渐收敛，影响恢复平稳。区制2下与区制1不同的是冲击初期的响应为正向影响，且在初期达到最大正向响应值0.0025。人民币汇率对于汇率预期的正向冲击在不同区制下的响应大致相同，给定汇率预期以一标准差正向冲击，即预期人民币汇率贬值，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将贬值，而长期来看，汇率预期的贬值对人民币汇率有升值的影响，但响应较微弱。相对通货膨胀与相对利差在两区制下的响应基本一致，人民币汇率对相对通货膨胀扩大的响应为负向响应，至第8期开始收敛，说明相对通货膨胀的扩大对人民币有升值影响;相对利差扩大的冲击也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两区制下响应均为负值，响应于第10期开始收敛。最后，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冲击对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影响有负向影响也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持续波动，至20期左右逐渐平稳。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具有双向影响关系。通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及5个间接传导渠道变量等7个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MS-VAR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的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是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的格兰杰原因，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会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MSIH（2）-VAR（2）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1%水平下对当期人民币汇率有着显著负向影响，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将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贬值）;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贬值）将带来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

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之间通过传导渠道作用产生正向效应。 考察短期国际资本通过中间传导渠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动态影响表明，短期國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之间通过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汇率预期、相对通货膨胀以及相对利差等5个传导机制作用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将通过5个传导渠道增加人民币升值（贬值）压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5个中间传导渠道中，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汇率预期以及相对通货膨胀传导机制成立;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MSIH（2）-VAR（2）从不同区制下考察各中间传导渠道的作用，从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看，两个区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通过五个中间传导变量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影响。具体来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将带来国际收支差额的扩大，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也使得投资者增加对人民币的信心，造成汇率预期升值，汇率预期升值将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此外，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增加还将引起通货膨胀以及中美利差的扩大，中国与国外间相对通货膨胀和相对利差的扩张会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升值压力，汇率的升值进一步引起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形成正向反馈效应。相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减少也将通过五个传导渠道对人民币汇率造成贬值压力。

3.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间的相互影响存在非对称效应。通过MS-VAR模型的区制概率分布图将2005年7月-2018年3月中国的经济环境划分为两个区制，区制1中样本大多表现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减小，人民币汇率趋于贬值状态;在区制2下的样本期间大多表现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或处于升值趋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增加，国际资本处于净流入状态。从脉冲响应的结果来看，在不同的区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冲击，以及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响应各不相同，即存在非对称效应。

（二）政策建议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会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造成影响，汇率、通货膨胀和利率也关系着金融体系甚至是整个经济体系相对稳定。

1.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监管。首先，应完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统计与监测。目前中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短期国际资本在中国主要通过虚构贸易行为、名不副实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短期外债甚至是非法地下通道等方式流动，对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流量监测与统计较为困难。完善短期国际资本的数据统计可以通过与海关部门合作，及时甄别跨国贸易活动中的异常行为。其次，从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管理角度，推出税收政策提升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成本。短期国际投资者的目的是追求短时间内的高额利润，投机性强，如果对国际资本入境收取金融交易税，这会增加国际投资者的投机成本，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控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目的。最后，严查违规跨境资本流动行为，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2.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是一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全球发达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基本已实现完全自由兑换。我国现行的资本账户管制一方面使得部分国外资本通过违规跨境流入国内，另一方面需要巨额外汇储备，使得现行制度的执行成本较高。因此，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与管理机制不断完善，以及严厉打击违规跨境资本流动行为的同时，更应积极有序地推进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持续推出QFII和RQFII等，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扩大对本国的投资渠道，使得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渠道更加便捷，同时对减少违规跨境资本的流入的抑制也产生正面影响作用。

3.合理使用利率调控政策。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会通过中美利差渠道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由此决定了利率可以作为调控政策的重要工具，通过利用利率工具，达到稳定经济体系的效果。具体来说，当我国短期资本流动产生波动时，可以通过转化货币市场上短期利率的波动以此来减弱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减少央行被迫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干预外汇市场的压力，保持我国外汇储备稳定。在制定我国货币政策的同时，要考虑国外货币政策对我国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兼顾货币政策独立性。目前我国利率已基本市场化，已经具备进行利率调控政策的条件，在合理范围内应用利率调控政策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进一步稳定跨境资本的流动，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4.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可以防止由于境内、境外金融市场间出现较大的价格差异而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短期国际资本与人民币汇率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推动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的升值将进一步吸引短期资本的进入。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有必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在一定可控范围内有升有降、双向波动，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调控宏观经济的作用，维持经济体系的稳定[13]。

5.完善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危机的应急机制。由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动会对一国的经济稳定造成影响，因此完善应对跨境资本大量流动的应急机制非常必要。当短期国际资本监测机制显示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将严重威胁到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情况下，应采用非市场化非常规的应急措施，例如使用数量型管制工具限制资本流动的规模或禁止特定类型的国际资本交易，以此来抑制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可能，达到短期内有效稳定短期资本流动的目的。此外，在出现资本流动危机的情况下，应稳定市场信心，避免“羊群效应”的发生。应增加信息透明度使得投资者在市场中可以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政府及货币当局做出理性反应，从而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6.推动金融市场的结构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战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和挑战。2018年以来，我国集中出台了40多条对外扩大金融开放的措施，而金融开放与金融市场的改革正是增强我国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根本方法。解决金融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重点任务就是要调整金融市场体系结构。一方面，改善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更好提升金融供给效率。其次，还需努力化解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发展普惠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新金融、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和可获得性、促进金融监管提质增效。

注释：

① 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回归结果，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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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春江）

资本化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首先结合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特点提出该类公司的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定义和价值特征，确定其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技术型人力资本。然后以现代企业理论和C—D模型为基础，提出了管理型人力资本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博弈合作条件。最后阐明了现实中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选择评估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的六大指标。

【关键词】管理型人力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现代企业；C—D模型；博弈合作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公司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要素已经从有形资本转向无形资本。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合理配置和有效营运资源，最大化股东财富仍是其目标。然而现实中常会出现：一些财务报告资源十分有限的上市公司，能够创造数倍乃至数十倍于资源的产出；一些资不抵债（即属于股东的财务资源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依然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这些表明衡量公司的价值时，不单需要衡量物质资本，还需要考虑人力资本，二者共同决定公司价值。目前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比例过于集中，IT、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据了80%以上，很多行业高科技上市公司数量仍然为零，行业风险抵抗能力较弱。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高科技上市公司技术优势和技术专利虽然使得竞争中的市场偏向于领先者，但受到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的威胁也更大，使得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研发成本在其总成本中必然占据较大比例，再加上多数高科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高的现状，使得公司抵抗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同为高科技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源泉的管理型人力资本如何妥善选择技术性型人力资本，避免技术型人力资本流动性威胁，成为高科技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高科技上市公司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内涵

人力资本作为公司价值创造的根本性、能动的活资源，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体力、知识、技能，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公司效益。而依据人力资本的非同质性，可以将人力资本划分为：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性型人力资本，两者同为创造企业价值的根本性资源。本文的管理型人力资本指市场上处于稀缺状态，且具有不可替代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才能。其价值体现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创造性劳动。技术性型人力资本指特定的群体拥有的技术、专业技能、专业经验，具有着创新性、营利性、价值波动性、流动性和团队性的特点。其价值体现为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的创新能力。

对于高科技公司上市来说因其产品的特点使得较其他上市公司而言，高科技上市公司研发成本在其总成本占据较大比例，次等产品获得领先优势的可能性将威胁既得利益者的领先优势。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对于公司价值的评估不应过分看重目前的盈利状况，而应注重行业发展前景、以及由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成为行业领先者的潜力。在不考虑外部因素的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便成为了企业价值评估的关键。因此对于高科技上市公司来说，相比较管理型人力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对于企业价值成倍增长或快速下降起到更为重要的影响，即相比较管理型人力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

因此，考虑到技术型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特性，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了公司的持续发展，必然会依托于所处公司管理体系中的较高层次，依据自身能力和职位权利选择的他们认为适合的技术型人力资本，即两者之间存在博弈分析。

二、管理型人力资本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博弈分析

现代企业是指在既定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环境下，由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三方经过动态博弈签订一份特殊的市场契约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有机整体性、生产性与交易性的法人组织。高科技上市公司作为现代企业中的一部分，因其技术型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核心的特殊性，使得研究现代企业范畴下的人力资本成为了关键。

根据马克斯、恩格斯的剩余价值理论，人力资本即劳动力价值等于必要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合。其中，必要的劳动价值作为补偿劳动力消耗的部分，体现为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而剩余价值部分则体现为人力资源所创造的新增的价值部分，是企业新创造的价值。因此企业的新增价值是以物质资本所有者提供的资源为基础，由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运用自身的体力、知识、技能共同创造所得。再根据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划分：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则企业价值的创造者应扩展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

依据管理型人力资本的定义，知道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创造性劳动是以其管理地位和才能为基础。而创造性劳动的实现需要消耗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对于高科技上市公来说，管理型人力资本在实现其功能的过程中消耗的这些资源来一部分来自于物质资本所有者提供的物质资本；另一部分来自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创造的价值，目的是为公司创造新的价值。因此为实现最大化股东财富，无论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提供的物质资本，还是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创造的价值，在职权范围内这些资源都将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持续拥有。并且管理型人力资本以上述资源为基础选择技术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因此，本文认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持续拥有的、可以作为选择技术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依据的资源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物质资本M1，其创造性劳动为人力资本K1。同理，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持续拥有的、可以作为选择管理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依据的资源为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物质资本M2，其创新能力劳动为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K2

假定上市公司的生产函数为：

F=f（N，S）（M，K，L）=A（N，S，L）×Mα×Kβ=A×Mα×Kβ

式中，F表示总收益；f（N，S）表示在既定的自然资本N和社会资本S下的函数结构；M表示物质资本；K表示人力资本且经过适当调整使得一单位的人力资本等于一单位的物质资本；L表示劳动力；A（N，S，L）表示在劳动力固定的前提下，具体的C-D生产函数的系数函数，且为常数A，并且0≤α≤1，0≤β≤1。从而，C-D生产函数可简化为F=A×Mα×Kβ。

综上所述，假定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的物质资本M1和人力资本K1，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物质资本M2和人力资本K2。根据人力资本的达尔文性：现代企业的金字塔结决定了下级员工必须在上级员工的授权范围内进行活动。因此对于高科上市公司来说：管理型人力资本因为所处的层次较高，其所有拥有的物质资本必然大于专业性型人力资本；而作为价值创造核心的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必然大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人力资本：M1>M2，K2>K1，即K1∪K2=K2。从而，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单独收益为FMK=A×M1α×K1β，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单独收益为FPK=A×M2α×K2，两者合作收益为FMP=A×（M1+M2）α×（K1∪K2）β=A×（M1+M2）α×K2β。按要素公平分配可得：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收益FMP×（M1+K1）/（M1+M2+K2），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收益FMP×（M2+K2）/（M1+M2+K2）。根据博弈公平的收益分配方式：合作双方各自的单干收益就是各自的博弈力量，双方按照博弈力量的比例相对公平地进行合作收益分配，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收益FMP×FMK/（FMK+FPK）。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收益为FMP×FPK/（FMK+FPK）。

因此，管理型人力资本（MK）选择专业性型人力资本（PK）并且能为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接受的条件是合作收益大于双方单独收益之和，即FMP>FMK+FPK，显然合作方式亦要满足两个分配条件：FMP×FMK/（FMK+FPK）>FMK，FMP×FPK/（FMK+FPK）>FPK。

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此时假定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物质资本M2=0，即高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被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选择前不具有物质资本，此时他的人力资本价值因为没有资源而无法利用，只能寻找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并合理地规定α=β=1，FPK=K2，有FMP=A×（M1+M2）α×K2β=A×M1×K2，双方合作的基本条件变为：A×M1×K2>A×M1×K1+K2→K2>A×M1×K1/（A×M1-1）。

由双方合作条件为K2>A×M1×K1/（A×M1-1），求导得：dK2/dK1>A×M1/（A×M1-1）>0。此时，K2为K1的严格单调递增函数。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确定的生产函数和按照博弈公平分配收益的前提下，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技术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K2不但要大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K1，还必须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差额，且应随着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增加而严格增加。在满足合作的条件下，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会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而具有较少物质资本的专业性型人力资本会乐意接受选择；反之，上述情况则不会发生。

因此，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为减少企业风险，在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时，会先对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评估，判断其人力资本是否大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也会对物质资本经行评估，寻找最能发挥自己人力资本的职位。现实中，物质资本的大小较为容易判断，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因为其价值——创新能力需要在劳动过程中才能体现，无法在前期准确判断。因此本文引入依据其他信号指标对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评估。

三、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的评估依据

本文以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六大信号为基础，结合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特点认为选择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时，应考虑以下六点：

1.物质资本。对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而言，无论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物质资本是他过去所创造，还是今后能持续拥有这些物质资本，都说明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

2.文凭培训等相关证书。相关证书直接显示技术型人力

资本所有者在既有的天份下，正式接受教育培训或自学实践等劳动投资的成果，可以作为判断其拥有人力资本的重要标志。因为，虽然具有人力资本不等于能够使其人力资本大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人力资本。但依据平均概率，选择较高劳动投资成果的风险低于较低劳动投资成果。

3.过去的成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过去时间内取得的成绩，只要与现今的高科技上市上市公司所处的环境没有太大变化，且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生理与心理上也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过去的业绩显然证明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4.生态位人力资本，指个人位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位置与功能，以及由此导出的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由于现实社会的信息不对称性，首先进入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搜索范围的人选，必然是与他具有直接强关系的候选人。其次才可能是间接的弱关系的候选人，最后才是没有关系的人。显然，具有较高的生态位人力资本会成为影响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正确判断的影响因素。

5.道德水平。本文认为道德水平高的人相比较而言是负责任的人。如果个人不符合公司要求，没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出于道德束缚不会接受选择。

6.风险偏好。分享上市公司剩余收益领取薪金的情况下，风险规避型的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如果没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可能不会接受选择。

六点指标中前三点比较直观为显性指标，后三点较为隐秘为隐性指标。因此判断时，应有所侧重。综上所述，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时，应该在博弈合作的基础上，依据六点指标有所侧重的对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正确评估。

四、结语

本文依据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特点，论述了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的价值特征。同时依据现代企业概念以C—D函数为基础，论证了管理型人力资本选择专业性型力资本的博弈合作条件，并提出了评估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六大指标，为高科技上市公司减少企业风险提供了建议。但是本文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在进行博弈合作条件的分析时，没有考虑到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自我实现需求，同时也没有对六大指标进行进一步的量化等。对此，今后将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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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通过对19932006年中国29个省区的人力资本扣人力资本结构等相关指标进行测算，运用分住数回归方法考察二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及变动情况。结果表明：(1)在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低分位点处的负面影响最大，高分位点处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2)在不同地区和分位点，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以及变动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经济增长;分位数回归

作者：魏下海　李树培

资本化法学论文范文第6篇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ubject of traditional investment trouble analysis

GengSuoKui the Shanghai sports institute economic management academy，

Private， the enterprise and the government is the traditional subjec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practice， the three kinds of main body of investment are faced with investment dilemma， which affect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activities.

一、私人人力资本投资所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教育投资与医疗保保健为主要内容的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但以私人为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种种影响。

(一)私人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受到收入的限制

伴随着教育制度改革与个人对于教育、保健等人力资本投资重视程度的迅速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在我国居民个人支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渐受到了收入水平的制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城镇居民用于教育与医疗的人均支出从1990年的137.93元，上升到了2008年的2144.46元，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对应地由10.79%上升到了19.08%。如果考虑到个人收入不平衡、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时间上不一致时，部分家庭人力资本投入占收入的比例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甚至达到入不敷出的境况，最终制约了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保庆(2007)表示，中国各类学校的二点四亿在校生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在求学的道路上遇到经济困难。

个人财富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限制作用，不是我国独有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的研究表明，丰富的初始财富会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反之，初始财富的不足，会制约私人人力资本投资。

(二)富有家庭私人教育支出比例较低

从经济学上讲，每个家庭在各自的预算约束下进行选择，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在物质消费上是如此，在以教育支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支出上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与物质消费一样，教育支出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即教育支出的增长比例低于家庭收的增长比率，这种现象在富裕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有调查显示，富有的家庭并没有在人力资本上花费力所能及的支出，从而导致私人人力资本总投入没有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从总体上降低了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三)私人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存在认识盲区

充分认识个人自身条件及人力资本的成长与运用的社会环境，是高效率的人力投资的决策基础。但由于受到的时间与精力的约束，个人往往不能掌握进行决策所必需的足够的信息，导致在人力资本投资中采取不恰当的投资决策。

以个人教育投资为例。在个人教育投资中，个人不具有关于其能力和教育质量价值的完全知识，同时加之受到我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及投资者对市场认识的不足，投资观念落后于市场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个人在教育投资上盲目跟风，既不考虑实际情况，也无清晰的投资计划，投资效率低下。

(四)投资风险降低了私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愿望

个人由于受到生命、精力与个人财富的约束，对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与投资失败的承受能力较弱，因此，人力资本投资中所存在着的高风险性，降低了私人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愿望。

国外学者在风险对于人力资本的影响方面所做了研究工作证实了上面的观点。在1990年斯诺和瓦闰发表的《不确定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中指出，如果个体表现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偏好，那么作为对收益风险增大的反应，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赖武海瑞、韦斯所得出的结论相似。比如，不确定性增加对教育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亚历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努力和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

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的困境

(一)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受企业收入的限制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企业，无论其性质如何、规模大小，几乎都希望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其生产能力，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财力的限制等诸多原因，企业顾虑重重，不十分愿意进行这项投资，从而使由企业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较低。

即便是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性。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与特殊培训，前者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相比而言，后者因其外部性小，而成为企业的主要人力资本投资方向。

(二)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影响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企业投资人力资本时会形成的知识以及由此引起的创新、发明，这些知识具有一定的公共用品的性质。当这些新知识或新方法在单个企业或部门的运用会很快对其他企业或部门产生示范作用，从而形成外部经济效应。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正的外部效应存在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物品供给不足的现象。在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上也不例外。由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活动的正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企业在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时不能全部取得投资收益，甚至会导致投资成本不能得到补偿而出现亏损的现象，在此情况下，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受到抑制，最终造成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不能达到合理的水平。

(三)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不愿意承担的投资风险

对于企业在开发人力资本中所投入一定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存在着在未来时间内不能从企业所获收益得以补偿投资的可能，即企业投资于人力资本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会因环境变化、管理制度缺陷、人力资本外流、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而得到加强。

风险的存在，收益的不确定，要求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时需要谨慎从事，必要时放弃人力资本投资。

(四)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处于两难境界

企业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了员工的知识与专业技能，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力，并通过提高效率所创造的额外的财富来补偿企业在人力资本开发上的投资。这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与出发点。

由于个人是人力资本的天然载体，人力资本不能离开个人而游离地存在，人力资本的运用效果最终是由人力资本的载体，即个人，来决定的。当人力资本投资完成后，企业在与培训后雇员的谈判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企业必须将培训的部分收益给予雇员，减少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可得收益。可见，对于企业来讲，其较强的人力资本投资愿望与谨慎的态度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从而使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困境。

由于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企业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并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南京大学赵曙明教授调查研究就发现，我国国有企业中30%以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是象征性地拨一点教育、培训费，大多数亏损企业已基本停止了人力资本投资，部分有能力的企业已放弃或准备放弃岗前或中长期的教育培训。

三、政府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的困境

(一)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受到财政能力限制

政府进行人力资本开发与投资的强度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能力。以我国为例，近年来政府将人力资本开发工作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财政支出持续增长，但即便如此，我国教育经费短缺仍是不争的事实。

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在发展中国家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已达4%的情况下，我国在2008年这一比例也还没有达到4%。即使近期这一比例达到4%，由于我国人均生产率的低下，我国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强度也同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无法满足人力资本开发的需要。

在政府的各项人力资本投入中，农村教育投入受财政收入的制约最为显著。在目前情况下，要想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制，每个县须增加投入的足够的教育经费。现实情况是：据资料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限于财政能力所限，大部分乡村的中小学校因为严重的经费不足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这也就是义务教育虽然提出多年，但却在许多农村地区还不能做到的原因。

可见在财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片面强调加大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多少有些勉为其难。

(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方向不具有个人针对性

政府在投资于人力资本时首先考虑到的是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最为关注的是社会对于公平目标的要求以及实现教育的稳定的发展。因此政府投资人力资本的重点在于基础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与另外一些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现的社会环境、制度建设方面。换言之，这种投资是针对全社会而不是针对具体个人，只是从整体意义上去考虑社会的要求，而不太考虑个人需要的特殊性。

同时，政府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弥补与补充个人与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的不足，因而，其投资方向也仅限于存在社会需要，而私人及企业不愿意投资的或投资效率相对较低的投资领域。

我们知道，每个人生来就不一样，无论是他的体格、智力、性格，还是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政府这种公平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原则，将无法确保个人潜力被最大程度地发掘出来。

(三)政府人力资本投资选择需要回避风险

与个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一样，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投资结构不合理、产业政策的调整、人力资本流出风险都会影响政府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出于对投资风险进行控制与管理，政府需在加强对未来社会发展走向预测的科学性研究，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损失外，适当的回避风险，减少风险较大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也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