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范文

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2009年以来，广东专业镇在全省地区经济發展中的增长极作用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削弱。却有12个地市的专业镇占地区经济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60％的地市专业镇经济对本地经济贡献超过30％。专业镇对地区经济發展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为2009年以来广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广东专业镇为什么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依然保持较快發展?答案在于广东专业镇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升级。在我国体制转轨和转变经济發展方式背景下，广东专业镇的转型升级發展有其特有的动力机制——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机制的协同和实现路径，即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制造业环节上的垂直升级、提升和延伸产业链、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实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GVC)治理下的集群升级并借助于集体效率而共同發生作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当与GVC的联系减弱或断裂时。集体效率的加强發挥了更主要的作用。融入GVC对于广东不同形成机制的专业镇升级發展的作用各异，并可能使专业镇锁定在低端道路上。如何突破这种锁定是专业镇升级的关键。

[关键词]专业镇　转型升级　机制　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对發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以中小企业集聚發展起来的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發展成为相关文献的关注点。围绕集群企业如何从全球价值链(简称GVC)的“低端”转向“高端”参与竞争，学者们阐释了集群企业升级能力的来源及产业集群升级模式。关于集群企业升级能力的形成机制，一类文献从分析集群竞争力的来源——通过纵向、横向内部联系的加强而形成的集体效率(Schmitz，1995)加以解释；另外一些文献则从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展开分析，引起了人们对集群企业与外部联系效应的关注，认为价值链的内部治理对本地企业的升级会产生重要影响，GVC不仅为集群企业提供了产品销售市场，而且在为企业获取知识并增强其学习和创新能力方面發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关键作用：对拉美国家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發现，集群内部联系和GVC对企业升级的影响都很重要，在产业集群融入GVC过程中集群的行业特性影响到集群升级的模式和水平。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广东由一个农业大省转型發展为工业强省。期间，专业镇——以乡镇行政边界为区域的产业集群，对广东的经济成功转型發挥了重要作用。截止2010年，广东省省级专业镇总数为309个，分布在除深圳市以外的20个地市中。其中，主要集聚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如纺织、轻工业、电气装备、电子信息技术、建材等，而传统产业占到一半以上。2010年广东专业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万亿元，占全省GDP的28％，占20个地市GDP的34.2％。GDP超过20亿元的专业镇超过130个，集聚了6万多家企业，直接带动500多万人就业。2005－2008年，10个创新示范专业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63.8％，年均增长达13.1％，工业总量稳步增长；特色产业总产值在4年间增长了83.6％，特色产业在专业镇工业中的比重从47.0％上升至52.7％，产业集聚水平稳步上升。

总体上看，2009年以来，专业镇在全省地区经济發展中的增长极作用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削弱，而且有12个地市的专业镇占地区经济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佛山作为全省专业镇最为集中的地区，2009年专业镇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贡献提高了3.7个百分点，达到82.42％。分地区来看，专业镇对汕头、佛山、中山、江门、潮州、揭阳、云浮等7个地市区域经济贡献率均超过50％；60％的地市专业镇经济对本地经济贡献超过30％。专业镇对地区经济發展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为2009年以来广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出了贡献。广东专业镇何以能够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研究表明，专业镇的转型升级發展是关键。那么，广东专业镇是如何实施转型升级的呢?

基于现有理论及对广东实践的观察，本文进一步發现，产业集群形成机制、面临的市场环境和国内宏观经济發展阶段都影响到产业集群的升级机制。在我国体制转轨和转变经济發展方式的背景下，广东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發展有其特有的机制和路径。

二、相关概念和理论

1、产业集群升级机制。

经济發展模式的转变是产业转型升级结果的集中体现。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区域的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它不但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高端化，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层次提升。目前世界产业转型升级呈现出“一转四化”的主要特征，即产业梯度性转移、产业集聚化、产业园区化、产业融合化和产业生态化。产业“一转四化”的發展特征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指导原则和發展方向。

产业集群升级长期来看遵循着产业升级的路径，但二者又有一定差异。作为一种地方化的网络式生产组织方式，产业集群升级取决于其企业的升级能力，即企业通过创新增加其产业和工艺附加值的能力。产业集群升级是指企业生产更好的产品、生产效率更高，或者进入技能性更强的领域，以获得销售增长、收益提高。由此可见，产业集群升级的出發点和落脚点是产业集群整体附加值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其本质特征在于创新，通过创新获取更多附加值，通过创新提升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这里的创新，依据熊彼特创新学派的定义，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前者是指产品、原材料、工艺和市场创新。集群创新机制决定着集群升级机制。

关于产业集群升级机制，现有文献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集体效率视角的解释。Schmitz(1995)基于马歇尔(1890)的外部经济分析，认为集群中偶然的、无意识的外部经济与集群中各行动者有意识追求的联合行动——纵向、横向的联系可以产生“集体效率”，该效率高低决定着集群的升级潜力：另外一类文献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加以分析，认为集群企业通过加强与集群外部的联系——融入GVC，而实现集群升级。其中，国际买家、生产商等在促进集群升级方面發挥了作用。㈣第三类文献融合了集体效率和GVC理论，认为二者均对集群升级發挥重要作用。基于集群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对产业集群创新动力和能力形成的影响，王珺等(2008)将集群创新机制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总结了广东专业镇式产业集群4种创新机制和路径，指出在广东专业镇升级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2、产业集群升级模式。

Humphrey和Sehmitz(2002)在全球化背景下，把产业集群升级置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上，提出了四种升级模式：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部门间升级。集群经济活动协调类型，即与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集群治理类型，影响到产业集群升级模式。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包括政府机构、商业协会、服务中心、银行系统、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织以及关键／龙头企业等，这些组织在地方和全球不同层面上影响集群企业的经济活动(Bianchi等，1997)。

上述基于欧洲和拉丁美洲产业集群升级实践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一般性意义，对广东省专业镇升级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认真探究会發现，现有理论将集群企业个体的升级等同于集群整体的升级。比如功能和部门间升级应该是集群中部分企业的升级模式，而不是集群整个群体的升级模式。因为集群中成百上千家企业不可能都从制造业环节升级到研發、设计或销售环节。而且集群中企业能够实现部门间升级的企业并不可能都进入同一个新的行业领域。观察發现，较之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發展于改革开放转轨背景下的广东专业镇升级，既有与国外集群升级路径一致之处，也有其特有的机制与路径。

三、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机制

1、市场机制的推动。

广东专业镇多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之后的發展过程中专业镇转型升级一直在进行中。专业镇形成的同时也是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国内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档次和水平也不断提升，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升级；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后，大量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高额的贸易顺差在为我国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引發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随着国内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增长路径难以为继，迫使更多的企业谋划转型升级。之后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减弱，东部地区土地、原材料、能源等价格的上升，以及“民工荒”的出现，加上2007年以来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国家节能减排等规制，珠三角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高污染企业已经自發向周边地区和邻近省份转移。还有一些企业选择内部提升，加大研發创新投入、更新改造工艺设备、加强管理，或转型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东莞华坚集团公司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典型事例。成立于1996年的华坚企业是制鞋贴牌加工生产的典型，在东莞和江西赣州拥有4万多名员工，其产品97％出口。这样一家典型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企业却能够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归因为：(1)观念的转型。企业發展战略需要不断随市场环境变化而变化。(2)2002年向江西赣州的产业转移，即投资策略转型。(3)同时建立了完善的产业配套链条，即产品结构转型；从2001年开始，华坚开始进行转型升级，由单纯的成品鞋加工制造，全面转型为打造集研發、贸易、皮革制造、鞋材制造、鞋机配套、成品加工、物流配送、高端论坛、总部基地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这个看起来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越专业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模式，却成为华坚另一个增加利润、抵御风险的“法宝”。通过产品结构转型，把制造环节和服务当产品来开發，通过内部竞争和循环，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率。自2008年起，华坚集团在上海成立了研發公司，开始研制生产动力锂电池，实现了产业部门间的升级。目前，华坚正在建设世界鞋业(亚洲)总部基地。该基地集产业价值链为一体，为全球鞋业新材料应用、新技术研究、新产品發布、新工艺培训提供全方位服务。

企业不断寻求产品、工艺升级，甚至功能或部门间升级，是企业生存發展、不断提升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和路径。集聚在一个镇区的同类企业，一家企业的升级行为，更易于形成示范、联动效应。在市场机制的自發调节下，专业镇企业为提高效率主动升级。

2、政府引导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协同。

以科技推动经济發展，2000年广东省科技厅实施专业镇创新示范点以及其他多项政策措施，截止201 1年，已在324个专业镇中建立了近200个产业创新服务平台，比如产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以扶持专业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抓手的多项政策措施推动专业镇的转型升级。2005年广东省经贸委实施产业集群升级政策，出台了鼓励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的政府合作共建产业转移园的政策，以促进珠三角企业向粤东西北转移，促进欠發达地区经济發展。南海西樵纺织专业镇的技术创新中心带动产业升级的实践经验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自2008年起在全国133个纺织集群中推广。对一大批专业镇产业集群升级示范点的建立及其创新升级经验的推广，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2005年广东省政府就已实施了产业转移、产业集群升级政策，但由于当时外部市场环境较好，产业转移、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小，只有部分企业主动转型升级。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及国内市场不振，凸显专业镇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促使专业镇加快转型升级。自2008年广东决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落实《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以来，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纷纷出台，同时，在政府领导的考核办法中，将结构调整指标作为重要因子纳入考核体系，形成了广东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的基本政策框架。2009年一系列“三促进一保持”的工作措施在全省各地展开，有力地推动了专业镇的转型升级，各地市也相继跟进。东莞于2009年制定了“1+26”政策体系，实施“六个10亿元工程”帮扶企业，取消和停征或减半征收有关费、税，并组建市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资助扶持创新创业型企业。专业镇最为集中的佛山南海区政府，2008年底就制定实施了“雄鹰计划”，以解决中小企业發展瓶颈问题为切入点，以“一企一策、过程参与、部门合力、上下联动”的工作方式，打造科技领先、品牌领先、市场领先、管理领先的产业集群，推动集群升级。

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2008年广东GDP增长10.1％，与上年同期相比回落4.6个百分点，远大于全国的下降幅度。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5.8％，首次低于全国的均值6.1％。在实施“三促进一保持”战略措施下，广东当年GDP实现了全年平均9.5％的增速。虽然专业镇经济对全省经济的贡献较上一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但仍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30％。政府推动专业镇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例子是东莞石龙信息技术专业镇的形成。石龙镇由于临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集聚了大量与服装生产相关联的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世界信息技术(IT)产业的發展，针对各地区间發展经济的激烈竞争挑战及土地有限等问题，镇政府决定主动转型發展信息技术产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IT企业的招商引资政策，并主动前往台湾、日本等地吸引IT产业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上的关键企业。面对镇政府偏好IT产业的政策措施，一些服装企业选择逐步向内陆的虎门镇及周边地区转移。石龙镇因而逐步从服装产业集聚区转变成为著名的IT专业镇。

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企业自我發展的内生需求推动企业不断追求升级。同时，企业根据政府政策的激励或限制性质，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生产要素向现代产业集聚。政策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广东的专业镇转型升级。

四、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1、集合利用内外部资源，实现制造业环节上的升级。

通过提高专业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的产品、工艺升级，由传统产业集群升级为创

新型集群。一是省科技厅连同市(县)、镇政府共建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这些创新服务平台成为中小企业形成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外部资源，成为官产学研合作的载体，成为产业链延伸、产业做强的引力池。佛山各专业镇构建了包括产品研發、质量检测认证、职业教育培训、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五大体系在内的产业创新平台，涌现了西樵镇的“广东南方技术创新中心”、南庄的华夏陶瓷研究开發中心等一批创新研發平台，带动并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是推动产学研合作，帮助企业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政府鼓励企业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开展研發合作。东莞市政府报销企业的研發创新费用；行业协会及政府有关部门联动，对于展销会上涉及侵权的参展企业取消其参展资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由此，企业增强了创新动力，纷纷加大研發创新投入。创新能力的增强使中山、佛山等地的专业镇能够从容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些企业抓住金融危机倒逼带来的调整机遇，反而感觉是在“享受金融危机”。中山、佛山、东莞等地市的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措施，牵线搭桥，提供贷款贴息、担保资金等，促成银企合作，帮助企业获取银行贷款购买国内外先进设备。

2、大力發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延伸产业链、实现升级。

一是基于本地产业实际，扬长补短，延伸产业链。广东专业镇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环节，产业结构存在服务业滞后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内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严重滞后等不协调问题，为此，各地大力發展包括物流、金融、创意设计、会展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专业镇从生产基地延伸至商贸专业市场，东莞大朗镇——“中国羊毛衫名镇”，已经从“全球毛织业最集中的地方”，变成了“全球数控织机最集中的地方”，带动数控织机制造业在大朗镇的升级發展。2009年从这里销售出去的数控机达2.89万台。大朗镇目前企业使用数控织机达6200多台，可节省劳动力5万多人，2010年底达到1万台。一场以数控机生产逐步取代手摇机、通过设备升级从而带动产品设计研發升级的生产与科技革命，也正在大朗镇悄然进行，并向珠三角其他地方扩展。东莞最大的毛纺织企业之一——大朗颖祺实业有限公司，非常重视研發设计，2009年底拥有30多名设计研發人员，到2010年8月时已经超过120名。公司还建立了设计部、产品开發部、信息中心(也即数控中心)以及一个材料检验室。但颖祺的快速升级是通过设备更新实现的。从2007年到现在，颖祺共投入3亿元购买了1000台数控织机，其中一大半是2009年底以来新引进的。一台先进的电脑织机，工作效率等于传统手摇织机的2.5倍，相当于20个熟练工人。设备升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能解决“招工难”问题。颖祺把雇工节省的费用聘请更多的设计研發人员，由此带来更多的利润，效益更好，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东莞大朗镇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着力加快毛纺织业从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从生产基地向现代毛纺商贸城转变，这“两大转变”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2010年上半年，大朗规模以上毛织业的总产值达到33.8亿元，同比增长71.4％；规模以上毛织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5％。

二是以城市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城市具有产业集聚功能，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够促进高端产业要素资源的集聚。高端的产业形态需要高端的城市空间来承载。广东各专业镇非常注重通过城市升级推动产业升级，近年来不断加快推进城市空间的再造，增强城市对各种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和配置能力。比如，大朗镇政府为了發挥产业集群优势，正在努力打造以毛织贸易中心为龙头的毛织商贸区，促进毛织高端资源要素向这个片区集聚。

三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当前，省、市政府已经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东莞常平物流专业镇在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吸引力度的同时，加大了知识产业保护力度，2008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广东省知识产权试点镇和东莞市知识产权示范镇，目前，该镇已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8家，2009年该镇获得26件發明专利授权证书，这在东莞市32个镇街中是名列前茅的。

3、产业转移与升级并进，發展总部经济，实现功能升级。

通过产业转移与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發展总部经济，实现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南庄陶瓷专业镇的转型升级之路，就是通过产业异地转移、就地转型升级实现的。按照“扶持壮大一批、提升改造一批、淘汰迁移一批”的策略，自2007年起，政府引导陶瓷企业向高档化、集团化、专业化方向發展，并把南庄从单一的建陶产品生产基地转化成陶瓷研發基地、展贸基地、配套服务基地和企业总部基地。他们计划在三年内通过节能减排等环保规制引导陶瓷企业实现清洁生产，促使南庄陶瓷产业进入清洁生产的新發展阶段，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改变南庄的环境质量。当前，南庄的78家陶瓷企业只留13家，该镇还在市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合作建立了陶瓷研究院，扶持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發展陶瓷机械装备；向价值链两端升级，扶持创新型企业，發展包括会展、商贸物流、研發设计、企业总部经济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發展高端产品、精品陶瓷。2009年工业总值中，陶瓷生产环节产值从2002年的60％降至目前的49％，陶瓷服务业产值在2008年占三产的比重超过30％。通过一系列优化改造措施，南庄陶瓷专业镇初步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4、吸引、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专业镇發展方式的转变。

2010年以来，广东省大力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珠三角地区已进入成熟期的专业镇正在经历着产业新旧交替的变革。随着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更多知识密集型、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也在兴起中。南海罗村，2007年开始了大规模整治关停污染企业，腾出2000多亩旧厂房。“腾笼”后如何“换鸟”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佛山地区的产业基础——传统照明光源生产与研發基地，集聚着400多家关联企业，产业链相对完整，2009年南海区灯饰电光源产业的产值约为60亿元，其中罗村占了近一半；基于本地的交通区位优势，加上新光源广阔的發展前景，罗村选择了新光源产业，并选择与古镇等家居照明相差异的商用照明为主导产业，力争用8－10年时间，将产业基地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光源照明产业集群。随着2010年9月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一期的正式启用，，以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發及产业联盟华南分中心揭牌、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融资服务中心成立、华南(国际)电光源灯饰城开业为标志，罗村开始从“玻璃之乡”——以玻璃、陶瓷、皮革等传统产业为支柱产业，向“新光源之都”转型升级。“市场+基地”、金融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相结合，同时，新兴产业基地将带动城市转型升级，成为罗村發展新兴产业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李慧君等，2010)。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發展成熟的专业镇已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转型升级是在市场“拉力”和政府“推力”协同作用机制下發生，是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政策协调机制在一定时期具有催化作用，比如节能减排、环保规制等作用下的产业转移，以及大力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

推动等。这体现了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引导、推力作用的重要性特点。2005年和2008年以来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政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表明，忽视市场协调机制而进行的政府推动并不能奏效，只有当政府协调机制与市场意愿相一致时，专业镇的转型升级才能得以推动。

不同类型的专业镇升级路径也不同。广东专业镇升级的实现路径有四种：(1)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环节上的垂直升级。集群企业仍然从事制造业，但通过自主研發设计和品牌打造而从AM、OEM向ODM、OBM转变，提高了产品附加值而实现升级。这将是广东专业镇的中长期升级路径和方向。(2)延伸产业链实现升级。除大朗镇之外，东莞的制鞋、家具等传统产业专业镇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3)發展总部经济实现功能升级。上述的南庄陶瓷专业镇是目前發现的例子。(4)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大力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推动下，个别专业镇正努力向高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融入全球价值链不利于外生型的专业镇实现功能升级，比如加工贸易型专业镇，易于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环节，其升级路径和方向是向高附加值制造业环节升级，一些企业在尝试出口转内销；以出口为主的内生型专业镇可能实现功能升级，向自主研發设计、品牌营销是升级方向。

政策建议：(1)专业镇转型升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面临很多难题和挑战，不可能一蹴而就。升级發展需要各级政府的引导、扶持。只靠市场机制也可能因为缺乏宏观调控、引导与激励而使集群效率降低，或在国际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可能因错失机遇而导致集群衰落，比如英美等国的一些产业集群由盛而衰到消失的例子。因此，升级政策应切实符合企业升级需求，帮助企业突破低端路径的锁定是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关键。政府应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依靠政府投入项目驱动。比如，發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应鼓励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研發，政府应进行基础性科研投入，加大科研成果的中试阶段的投入，而不是当前这样一哄而上地上项目。这只能使一些新兴产业在还未投产就已经产能过剩，各地重复投资可能使新兴产业再次重蹈产业同构化高的覆辙。因此，省级政府应加强宏观统筹规划和引导。

(2)深化经济、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专业镇转型升级、转变發展方式是产业经济發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规律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靠一个专业镇或一个职能部门努力就能达成的。政府应从体制机制上给予相应的改革创新，建立适宜产业升级發展的环境，以配合并满足产业、经济社会转型發展的需求。“与技术更新换代相比，人的思想转换更为重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社会，健全信用制度，规范和维护市场机制，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鼓励创新；把握好政府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坚持以市场机制为重，提倡市场理性，让市场决定如何转型、如何升级；深化金融、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交易费用，为企业升级發展解决融资难等瓶颈问题。切实打好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加强国内外合作，提高产学研合作效率，利用好外部创新资源；充分發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加强各专业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环保治理、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等方面。努力建设宜居、宜业的环境，促进专业镇的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升级。

责任编辑：雷比璐

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招商银行行长

朱敏：当国内经济转型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难度可想而知，进退两难。

马蔚华：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高速度，2000年以来，银行贷款的年均增长率接近20%。但要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下来。大家开车走弯路的时候要踩刹车降一下速度，否则就要出去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变，保证转型的顺利推进，就要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尽管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可能出现一些波动，甚至出现一个速度的延缓下降，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朱敏：彭博社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在对1097名投资者进行的季度调查中，61%的受访者预计：到2016年底，中国金融业会发生崩溃。您对类似唱空中国的论调如何看？

马蔚华：在别人说好、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清醒，要看到自身的差距；在别人唱空的时候，我们也要理性对待自己。危机就是信心的崩溃，面对严冬，我们首先要有信心。

因此，对于未来，第一是要乐观，悲观会影响市场；对于眼前，则要审慎地推动，积极地推进变革，不转型就没出路了。转型过程中可能有新旧思想和做法的摩擦，无论从个人企业还是国家角度，不与时俱进都没有好处，传统的办法难以为继了。

朱敏：改革与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过去三十年的进步动力，今后依然如此。在此过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究竟产生多大影响？

马蔚华：中国由于国际化程度低，持有的国外债券要少，参与的国外交易要少，所以侥幸在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小。我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出口；另外欧美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们的货币有影响，特别是主权债务会导致市场的信心受损，这些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能妄自尊大，要吸取教训。等我们国际化以后，这种市场的动荡、危机的周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我们就能应对。

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总结教训，减小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内有那么大的内需市场，又是发展中国家，未来二三十年还是有非常广阔的增长空间。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是70%，中国还不到50%，又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还有市场。特别是消费观的变化，一方面会减少储蓄率，另一方面会增加市场的内需力量。我觉得，消费观的改变对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尤其是年轻人。

朱敏：包括消费观在内的现代观念普及，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性变量，而这无疑又得益于国际化。可否谈谈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理解？

马蔚华：国际化是一个趋势。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子越来越大，包括金融危机时，走出去步伐也没有停滞，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投资年均增长都在60%以上。你的客户走出去了，银行的金融服务也要跟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再加上中国开放后，别人进来了，你也要走出去。

国际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即使你不走出去，你的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开放以后，中国也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很多游戏规则是国际化的。什么叫走出去？你本身已经走出来了，离开了原有的约束条件。国际化是一个大概念，能跻身国际、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在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中运营，这就是国际化。所以，一个是客户走出去，一个是中国市场本身的国际化。

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是大势所趋，如何防范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风险，是资本账户开放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1985—1999年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季度数据，选取几个重要指标，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从货币危机的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与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关系密切，因此，为了避免和缓解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应在实现内外均衡和深化金融改革的前提下开放资本账户。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度；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货币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经常账户开放，使得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开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能否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界还存在着众多争议，但是资本账户开放的确在资本流动、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资本账户开放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本账户的有效开放，就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研究采用何种形式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本文试图从亚洲货币危机的视角，选取1985—1999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六国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一、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1货币危机及其指标体系

对于如何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关于货币危机指标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关注单个国家危机期间的指标变化，另一类同时关注多个国家的指标变化。

大部分对单个国家的研究是为了解释特定国家货币危机的成因。这些研究包括Blanco和Garber对1976—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1］；Cumby和VanWijnbergen对阿根廷危机的研究^［2］；Goldberg对80年代墨西哥危机的研究^［3］；Pazarasioglu和Otker对1994—1997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等等。^［4］这些研究通常都以国内宏观经济指标来解释货币危机，如低的外汇储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较高的利差等。

对多国货币危机的研究运用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信息。例如，Edwards（1989）运用1962—1982年间1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升值和较弱的外国资产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Frankel和Rose（1996）运用1971—1992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较低的外国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外汇储备、高的国内增长率、高的国外利率以及实际汇率的高估增加了货币危机爆发的几率；Sachs等（1995）检验了1994—1995年间20个新兴经济体，发现M2/外汇储备、实际汇率的升值、私人部门银行信用的扩张对货币危机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简要介绍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刘遵义（1995）以墨西哥为参照国，观察了1985—1995年东亚9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情况，分析该地区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他的主观概率法中，选用了10项经济和金融指标：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平衡、经常账户平衡以及外国证券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

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5）利用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横截面数据，运用线形回归法建立了考察货币危机的STV横截面回归模型。在该模型中，货币危机指数被定义为储备减少的百分比与汇率贬值百分比的加权和。

Frankel和Rose（1996）在假设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前提下，提出了投机性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是有多个因素综合引起的FR概率模型。在该模型中，10多个变量都得到考察，其中包括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GDP、国际储备/进口、GDP增长率、经常账户/GDP、实际汇率高估程度等。

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对货币危机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建立了预警货币危机的KLR信号法，成为当今预测货币危机最受重视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阀值（使干扰信号比率最小化的取值），当某个指标的阀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几率越大。具体指标包括：国际储备、进口、出口、贸易条件、实际汇率对一般趋势的偏离、国际国内实际存款利率差、过剩的实际M1差额、M2乘数、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比、商业银行存款、广义货币与国际储备的比率、产出指数和股票指数等15个指标。

付江涛和王方华（2004）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全面性、针对性、优越性、互补性和操作性的原则，构建了一套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并对东南亚和墨西哥货币危机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指标包括：经常账户/GDP、短期外债/外债、外债/GDP、短期外债/外汇储备、相对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总贷款、国内信贷增长率/GDP、国际国内利率差、实际汇率上升率。

随着研究的深入，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的指标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无疑增加了测度和预警货币危机的难度，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非常重视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将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看作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最重要的指标。

2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1999年的巴西危机。与这些危机相伴的是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对于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以资本账户开放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及其进程中的资本流动的理论备受瞩目。

世界银行（1997）以及Calvo提出了资本流动导致货币危机的模型。这些模型分析了大规模资本流动对一国宏观经济状况、银行业的影响，指出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使得经济稳定性变弱，出现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账户恶化、资产泡沫化等问题，导致银行业过度贷款，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在外部投机冲击作用下，容易引发货币危机。^［5］Stiglitz也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增加，也增加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6］

Mckinnon认为，亚洲危机中所体现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缺乏管制。^［7］而且，受部分金融自由化以及隐含的汇率稳定保证的驱使，大量资本流向亚洲，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8］

Mishkin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探讨了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的问题：由于政府对银行机构的监管不力，导致资本过度流入，造成借贷高潮，而借贷高潮恰恰是危机的前兆。^［9］

姜波克在讨论人民币自由兑换时提出，如果资本账户结构中短期资本的数额很大，当基本因素或预期因素发生大的变化引起短期资本大量流出时，一国的国际收支就会变得不可维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种不可维持性会直接表现为货币危机。^［10］

Sarno和Taylor运用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得出亚洲货币危机是由强大的资金流入所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引起的，并且被道德风险、资产价格紧缩和实际资本外逃所加强和放大的结论。^［11］

由此可见，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与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选取亚洲六国1985—199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二、指标选择

1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Girton和Roper提出了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的超额需求，这种超额需求迫使汇率和外汇储备做出调整，只有通过汇率的价格调整，或者外汇储备的数量调整，才能消除外汇市场中的超额需求。^［12］

Eichengreen，Andrew和Wyplos在Girton和Roper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国内国际的利差会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进而影响各国汇率变动。因此，他们将利率视为内生变量，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看作汇率变动、外汇储备变动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作为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13］

Sachs等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率资料不完整，所以将其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无法适用，因此，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修改为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之和，以样本期间的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值的标准差为倒数，避免短期汇率和外汇储备变动过于激烈，从而避免极端值影响实证结果。^［14］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受到政府干预，而不由市场所决定，因此应该用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作为衡量外汇市场压力的指标，权数是两个变量的标准差的倒数。^［15］Giancarlo，Pesenti和Roubini也认为不应该将利率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之内，因为当一国因货币危机而遭受攻击时，该国会立刻面临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减少的问题，但是利率上升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货币贬值，这两者之间相关性很大，在一个模型中不需要有两个相关性很高的变量。^［16］

Kaminsky等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对货币危机进行事后确认，EMPI是汇率变动率与外汇储备变动率的加权平均，EMPI随着货币的贬值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增加，EMPI的大幅增加反映了本币的强大卖出压力，当EMPI高于平均值的三个标准差时，就认为处于货币危机时期。^［15］

本文的研究就是选取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衡量和测度货币的指标，具体如下：

其中，EMPI表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ΔE表示汇率的变动率；ΔR表示外汇储备的变动率；σE表示样本期间汇率变动率的标准差；σR表示样本期间外汇储备变动率的标准差。这里的汇率用本币/美元表示，当本币贬值时ΔE为正值，而外汇储备减少时ΔR为负值，所以此处用“-”表示ΔE与的ΔR加权和，共同构造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2资本账户开放度

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是指通过构建一套有效的指标体系对某一国家在一定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状况的综合估计。如何测算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学术界有不同的算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约束式测度方法，另一类是开放式测度方法。考虑到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所以选取了作为开放式测度方法之一的Volume法作为测度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具体为：

其中，OPENt表示第t期的资本账户开放度；FDIt表示第t期的直接投资的发生额；FPIt表示第t期的证券投资的发生额；GDPt表示第t期的国民生产总值。

3其他指标

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这两个指标的确定，可以用来分析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程度。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其他一些指标，用来说明一国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的。

（1）经常账户余额/GDP（CA）。本文采用样本期间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季度数据来反映该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状况。一国外部均衡的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用该指标可以比较有效地衡量一国的外部均衡状况。

（2）国际国内利率差（RD）。本文选用样本期间一国每季度末国际国内的利率差，用来反映该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程度，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国际国内的利率差应该呈不断缩小的态势。本文所采用的国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国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本币市场利率。

（3）通货膨胀率（CPI）。本文选择通货膨胀率指标用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一国实现内部均衡的目标是币值稳定，以及保持经济增长，若一国存在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反之，则表示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较好。因此，通货膨胀率指标可以较好地衡量一国内部均衡的状况。文中的通货膨胀率用样本期间一国季度末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表示。

（4）数据来源与转换。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除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外，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FS）。1985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美联储网站，1986—1999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BankersAssociation，BBA）公布的LIBOR利率。

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来源有限，少部分季度数据未能获得，只获得了年度数据。为了将这些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本文根据沈中华、李纪珠和李建兴提出的模糊距离权数法（fuzzydistanceweightingmethod）^［17］来推算估计季度数据，其主要转换原则为：以最接近的两个年度数据来推算欲计算的季度数据；以加权平均直线距离模糊归属函数（hamminglinearfizzymembershipfunction）来决定权数，即时间距离较近的给予较大的权数，但权数和为1；由于是从年度数据推算季度数据，故所推算的数据需除以4。计算公式如下：

三、模型设定、检验与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与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以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资本账户开放度、经常账户余额/GDP、国际国内利率差、通货膨胀率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考察样本期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下这种影响是如何变化的。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时期总数；参数αit表示模型的常数项；参数 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向量 的系数向量；随机误差项 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为σ2u的假设。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检验被解释变量yit的参数αi和βi是否对所有个体样本点和时间都是常数，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经常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检验，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不变系数模型，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要检验假设H1。如果拒绝假设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经计算，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在两个假设条件下的F统计量分别为：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

由于F2>153，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160，所以接受H1。因此，模型采用变截距形式。因为既要分析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情况，又要做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分析，因此，本文建立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影响情况的包含时期个体恒量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模型形式为：

其中，α为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平均水平；α*i为i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对平均水平的偏离，用来反映各国之间发生货币危机的差异；γt反映时期影响的时期个体恒量，反映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时期变化带来的发生货币危机的水平变化。模型（1）用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模型（2）用来考察在考虑一国经济基础条件之后，这种影响会发生何种变化。

2实证分析

由于各国发生货币危机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使用GLS法（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压力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资本账户开放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就增加009。图1给出了各国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关系，可以看出，从总体趋势来看，大部分国家在样本期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提高，表明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大，这在1997年爆发亚洲货币危机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中，反映样本期间各时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影响程度的的估计结果由表1给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平均水平最高的时期是1997年第4季度，其次是1997年第3季度，而平均水平最低的时期是1985年第2季度，其次是1985年第3季度。这与图1的显示结果基本吻合，样本国家在1985年前后刚刚开始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那时候各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几率也是最低的，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到1997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达到最高，货币危机的压力也相应最大，这时从泰国开始的货币危机蔓延到其他国家，危机之后，各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有所下降，相应地发生货币危机的几率也随之下降。

下面再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通过对比分析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不同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作用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最高的是印度和泰国，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自发水平最低的是马来西亚，其次是菲律宾和韩国。在考虑经济内外部均衡情况和国内金融基础条件后，从模型（2）的估计结果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明显提高，菲律宾略有提高，印度没有变化，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略有好转，而韩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大大降低，这充分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的影响下，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条件，实现内外部均衡，并且具备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的国家，可以大大避免因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这可以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中反映出来。

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可以看出，韩国的经济基础条件要好于其他国家，这样就有效地缓解了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产生的压力，而经济基础条件欠佳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则放大了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这与亚洲货币危机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当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泰国，而韩国相对遭受的影响则比较小。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印度是一个例外，90年代初印度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非常低，但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经历了几次大的动荡，这应该是其他因素影响的原因，随后随着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提高，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升高，但在亚洲货币危机当中，由于印度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而且非常注重资本账户开放前提条件的建设以及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货币危机的衡量有着十分庞大的指标体系，本文所采用的外汇压力指数只是一个简化了的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另外，对于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考察，本文也是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指标加以量化，这其中也存在有些数据获得比较困难的原因，因此在实践当中，还要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即便如此，本文通过对几个代表性指标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与各国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时的经济基础条件有关，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化解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反之，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对外汇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有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尤其是在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不稳固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会被放大。那是不是为了避免货币危机，要实行资本管制呢？Friedman认为，实行资本管制可能是最坏的选择，因为新兴经济体需要利用外部资本来发展经济。Mishkin也认为，如果用传统的、以外汇控制的方式实现资本控制，会阻止生产性投资资金流动，将会造成实际扭曲和资源的不适当配置，而且在当前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工具很容易绕过资本控制的大环境下，能否奏效还值得商榷。^［9］

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因国而异，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如果一国的内部和外部经济状况比较好，而且有着比较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此，要取得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收益，就需要在开放之初，具备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并且深化国内的金融改革，否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应当通过改进银行规制和监管来使资本流入不产生借贷高潮和银行机构的过度风险，这可以集中治理金融脆弱性的本源，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9］

由此可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资本账户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高海红提出，可持续的和可带来收益的资本账户开放，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前提，在缺乏相应的前提条件下，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李剑峰和蓝发钦通过对一些国家的比较研究也发现，资本账户开放要配以更有力的国内政策和金融体系、汇率与宏观政策的协调，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参考文献：

［1］Blanco，H;Garber，PMRecurrentDevaluationsandSpeculativeAttacksontheMexicanPeso［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6，94:148-166

［2］Cumby，RE;VanWijnbergen，SFinancialPolicyandSpeculativeRunswithaCrawlingPeg:Argentina1979-1981［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9，27:111-127

［3］Goldberg，LSPredictingExchangeRateCrises:MexicoRevisited［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4，36:413-130

［4］Pazarbasioglu，C;Otker，ILikelihoodVersusTimingofSpeculativeAttacks:ACaseStudyofMexico［J］Europe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1997，41:847-860

［5］Calvo，GBalanceofPaymentsCrisesinEmergingMarkets［M］UniversityofMaryland，1998

［6］Stiglitz，Joseph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N］FinancialTimes，03/25/98，1998

［7］McKinnon，RI;Pill，HExchangeRateRegimesforEmergingMarkets:MoralHazardandInternationalOverborrowing［J］OxfordReviewofEconomicPolicy，1999，15:19-38

［8］Fischer，StanleyOntheNeedforanInternationalLenderofLastResort［R］IMF，1999，(3)

［9］Mishkin，FredericSInflationTargeting:LessonsfromInternationalExperience［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

［10］姜波克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管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1］Sarno，L;Taylor，MPMoralHazard，AssetPriceBubbles，CapitalFlows，andtheEastAsianCrisis:TheFirstTes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1999，18

［12］Girton，L;Roper，DAMonetaryModelofExchangeMarketPressureAppliedtothePostwarCanadianExperience［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7，67:537-548

［13］Eichengreen，B;Andrew，K;Wypiosz，CExchangeMarketMayhem:TheAntecedentsandAftermathofSpeculativeAttacks［J］EconomicPolicy，1995，21(10):249-312

［14］Sachs，Jeffery;Tornel，Aaron;Velasco，AndresFinancialCrisesinEmergingMarkets:TheLessonsfrom1995［J］BrookingPaperonEconomicActivity，1995，(1):147-215

［15］Kaminsly，Graciela;Lizaondo，Saul;Reihart，CarmenMLeadingIndicatorsofCurrencyCrisis［Z］IMFWorkingPaper，WP/97/79，1997

［16］Giancarlo，Corsetti;Pesenti，Paolo;Roubini，NourieiWhatCausedtheAsianCurrencyandFinancialCrisis［Z］NBERWorkingPaper，No6834，1998

［17］沈中华，李纪珠，李建兴台湾货币需求函数结构改变的金融变量转折区间值之研究:变量模糊时间序列的应用［C］台湾经济学会年会论文，1999

(责任编辑：杨全山)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