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

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精选4篇）

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 第1篇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基本观点

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 但它们在维护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干预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具体来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基本观点包括:

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先性。自利理性的个人被视为社会的唯一来源, 社会只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的产物, 它本身并没有构成与个人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新自由主义坚信, 主要被阐释为消极而非积极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能以功利为借口牺牲个人自由, 权力也不能侵犯权利。正如哈耶克指出的, “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 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唯此, 个体才会自主实现利益最大化, 经济活动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社会公共利益才会自发实现。个人优先于社会、自由优先于功利、权利优先于权力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逻辑起点与归宿。

推崇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 个体包括企业集团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 可以自由交易、消费和就业, 自由选择的程度越高, 经济、政治活动的效率越高。它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 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实现自发秩序。

尽力限制政府作用。它认为国家干预首先会破坏经济自由, 抑制“经济人”的积极性;而且会带来经济的低效率。弗里德曼指出:“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 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其次, 国家干预必然会带来国家职能的扩大与权力的集中, 后者会进一步威胁到个人自由。再者, 国家的再分配非但不能实现社会公平, 也变相地侵犯了某些有才华的人权利。

强权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通过在里根与撒切尔的政治实践, 在“华盛顿共识”中表述的新自由主义力图把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理念推向全球, 鼓吹资本流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 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 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 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二、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自然结果

从表面来看, 金融危机是由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混乱、美元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导致的。但根本上来说, 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自然结果。

1. 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监管, 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日益脱钩, 造成金融市场混乱。

解除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 但没有国家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 1980年~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法案, 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1999年, 美国政府正式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废除了1933年的金融管制法, 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 出现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此后, 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 投机性业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 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所谓“创新”不断增加。

而信息技术的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得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 但虚拟资本市场更是缺乏有效监管。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也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一度转化为纳斯达克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2002年网络泡沫破灭, 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联储于是降息至二战以后最低水平1%, 造成了超级低廉的信贷成本。逃离的网络资本重新开始投机, 随即制造了房地产泡沫, 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也开始泛滥。根据美国财政部对美国次贷担保债务凭证市场的统计:2005年次贷市场总值为1510亿美元, 2006年为3100亿美元, 2007年仅第一季度就达20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 华尔街的精英们甚至发明出了次贷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产品。金融衍生品的极度膨胀, 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以致面对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 连布什总统都自嘲华尔街喝醉了, 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

由于缺乏对宏观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监管,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实现自由市场的秩序与稳定, 反而是在利欲投机下导致的混乱与动荡。

2. 对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倡导, 使得国家日益减少了公共服务职能, 加剧了消费需求不足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

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 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2005年, 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 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相当。从1980年到2005年, 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翻。其所以如此, 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 工人和工会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社会缺乏为工人提供援助的相应政策和计划, 导致利润不断上涨, 工资不升反降。进入21世纪以来, 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停滞或者下降, 他们不得不把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保持超前消费的生活水平。到2006年, 美国家庭部门的欠债越来越多, 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美国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这种脆弱的经济状况给这次危机的爆发和急剧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全球化, 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混乱与不均衡发展。

长期以来以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致力于在全球领域强制推行自由化政策, 即要求世界各国不论发展阶段与国情都要解除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制,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外汇自由兑换, 要求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完全对国外资本开放。但是, 这种全球化首先就成了垄断资本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并搅乱其金融体系的重要手段, 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与俄罗斯的危机都是这种证明。其次, 在新自由主义不断构筑的全球性自由化金融市场当中, 缺乏有效监管的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更热衷于以股票和外汇为对象的获利丰厚的短期投机和炒作。这就使得国际资本对外汇的投机行为经常引发货币体系的混乱, 而这无疑成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与经济的全面衰退的诱因。而在此次危机中受损的美国金融机构和资本利用自由化的金融体系迅速转嫁风险和损失, 更是加剧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危机与混乱。

三、金融危机标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破产

新自由主义虽然是微观经济行为的有效论证, 但它试图把微观经济逻辑无限制地推广到宏观层面与全球层面, 它的这种核心理念在这次危机中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这次危机也标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破产:

1. 个人并不是社会的惟一逻辑起点。

个人主义的个人自由并不是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的充分条件:人是有限理性的;个人选择并不能自发实现社会集体抉择的最优化;个人也不能是社会唯一的价值关怀, 社群、国家的利益在不同时刻都具备超越个人的重要性。这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主张并不是带来稳定、秩序与繁荣的最佳保障。

2. 自由竞争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 市场和竞争就像上帝一样, “看不见的手”会带来美好生活而不是罪恶。不幸的是, 近30年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 所有的国家都看到了不平等的增长:贫富差距拉大, 个人生存选择权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3. 其经济全球化实际内含着垄断资本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权逻辑与双重标准。

英美等国向来标榜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楷模, 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就戳穿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神话的虚伪性:“在历史上, 自由贸易属于例外, 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国家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 但它们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 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它国。它们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在向其他国家推广后出现的历次危机早已被人怀疑:它不过是垄断资本与国家资本为更自由地扰乱其他国家经济与社会秩序、更广阔控制世界经济活动、更大程度上攫取超额利润的意识形态, 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强权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下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它反映的只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 而这种理念不是普世的, 也不是合理发展的唯一选择。

四、启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效应对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危机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稳定发展再次证明了,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效地处理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把政府宏观调节与市场微观配置功能有机结合起来, 实践证明, 这种体制能有效地处理好中国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当前, 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体系, 才能更有效地处理好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政府通过计划、协调、货币、税收等手段有力地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领导经济体制的改革, 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目前的国家干预的理论基础、调控方法和组织机构等方面的机制比较有效。当然, 我国也存在干预水平有待提高、干预会失误等问题, 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总结而不断提高。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与货币的虚拟化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钩就会在加剧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同时, 阻碍经济发展。因此, 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金融创新中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全球化中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新自由主义已经成功地作为资本的阶级工具, 发达国家今天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门户, 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实行政府非调控化, 解除金融管制, 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 正是为了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要求要求别国自由化。因此, 必须对比分析新自由主义公开宣称的目的和它实际所做的一切, 识破它的真正目的;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 设置适当的“防火墙”, 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维持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确保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

摘要：从表面来看, 金融危机是由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因素导致的。但根本上来说, 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自然结果, 金融危机标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破产。我们应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采取有效措施抵御新自由主义诱发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破产

参考文献

[1][英]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2][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 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年

[3]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 2008, (13)

[4]朱安东:长波理论视野中的美国金融危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8, (4)

[5]刘勇智:新自由主义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J].当代世界, 2008, (10)

[6]许宝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美国金融危机的会计监管问题研究 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监管衍生金融工具

一、美国会计监管

会计监管是会计监督管理的简称,是指通过会计检查、督促、控制等手段,对特定主体经济活动过程及其引起的资金运动进行综合地、全面地、连续地、及时地监督管理,以确保各项经济活动的合规性、合理性,保障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的目的。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美国的会计监管制度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从原来的行业自律监管制度发展到现在的准政府监管模式。然而,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的会计监管制度又将遭遇到新的挑战。

(一)美国会计监管的发展概况

1.萨班斯法案前的美国会计监管

1934年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成立之前,美国会计传统上就是一个靠市场的力量约束其自律的行业。

1929-1934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会计舞弊、监管不力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于1934年率先制定了世界会计史上体现监管者意志的会计准则。与此同时,为了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和达到监管的目的,美国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作为政府专门负责的监管机构。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审计失败案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向国会提出实行自律性监管的请求,其主要的目的是避免政府部门对行业监管的全面和过度介入。请求被通过后,建立了一整套的自律监管机制,特别是成立了公共监管委员会(POB),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实施监管,美国国会和SEC也认同了这种行业自律制度中的标志性的组织。POB的成立无疑是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制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实践证明, 美国的POB在会计监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萨班斯法案后的美国新会计监管

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迅猛, 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翻新和日益复杂化,尤其是安然事件的突发,更加暴露出美国自律监管制度的严重缺陷和漏洞。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萨班斯法案要求设立新的独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取代原隶属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作为会计监管的准政府机构,接受SEC 的监管,全面负责监管会计师行业,享有监管、调查和处罚的权力。这标志着美国会计监管模式由行业自律监管向准政府监管模式转变,增强了政府部门对行业监管的介入。由于政府独立的会计监管制不同于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它拥有独立的调查权,并且通过司法介入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和震慑力度。

萨班斯法案及相关配套监管规则的出台,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准政府监管模式、强化会计责任追究、确认新COSO 框架、实施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等,是美国新会计监管框架的基本要素。

(二)金融危机下的美国会计监管的挑战——衍生金融工具

以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是引致、放大和扩散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金融衍生品作为金融创新的核心,在给交易者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巨大的投机风险与完善的风险披露防御机制之间的脱节,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这次金融危机更深刻的暴露出了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的漏洞,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体系,但这些监管多偏重于金融监管方面,相比之下,其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工作则显得要滞后许多。美国的会计监管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问题

会计监管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资本市场的健康运作所能起到的影响,和它在控制风险的积聚和传播方面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证明了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目标

会计监管作为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其目标应当是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规范制度,以建立并维持使各相关利益者准确、及时且全面获知衍生业务信用及收益信息的机制,进而实现如下目的:

一是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当局等提供评价企业运用衍生工具套期保值或投机的业绩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风险影响的信息;二是保证有关监管机构能及时获得、正确分析衍生工具产生风险在单个企业的分布情况以及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的积聚情况。

(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特点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核心在于通过对衍生业务信息生成和报告的控制,保证企业当局能够正确反映、相关利益者能够及时获得衍生业务对企业业绩和风险状况的影响。这样一种监管方法与衍生工具的其他金融监管方法有着重要区别,从而也使会计监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

1.监管的原则

会计监管应当以经济中性和充分披露为原则。所谓经济中性是指不应当通过会计监管方法追求某种特定的经济目标,如限制或禁止某类衍生工具在国内市场发展、鼓励或禁止特定主体参与某类衍生业务交易等,这些目标应当通过其他监管途径实现。所谓充分披露是会计监管要保证在业务发生之后,相关利益者能准确、及时获知有关衍生业务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只有坚持上述原则,才能保证会计监管能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又防止会计监管与其他监管措施相冲突或者使会计监管本身丧失合法、合理性。

2.监管的对象

会计监管的对象主要是衍生工具的市场参与者及有关信息生成和披露,而其他金融监管(如市场准入制度、准备金制度等)的对象为包括所有交易者、交易所、交易中介等在内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全过程。这一特点决定了会计监管是其他监管的基础环节。会计监管主要是对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内容进行规范,并通过投资者、债权人、税务部门、监管部门(如财政部门、银行监督部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等对披露信息的反馈来发挥作用。

3.监管的缺陷

会计监管侧重于对衍生业务的事后监管,具有非实时性的特点,而其他金融监管还包括事前的制度监管、过程的现场监管。会计监管只有置身于更广泛的监管体系之中,与其他监管措施相配合,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会计监管正在通过风险控制制度的要求,逐步从事后监管向过程监管方向迈进,从而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中发挥领导作用。

(三)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内容

一是建立与本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金融监管发展状况相适应并与国际衍生工具会计规范体系相协调的衍生工具会计模式。

二是建立和完善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原则及具体操作标准,发布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三是颁布衍生工具审计准则,明确审计师在审计客户单位衍生金融产品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措施、步骤,保证审计师能对企业衍生业务产生的风险给予合理关注和独立、客观评价企业财务报告是否公允反映衍生业务给企业业绩和财务状况带来的影响。

四是制定和推行与衍生工具相关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确立一致详细的有关内部控制、监督及管理层职责的标准。

五是鉴于衍生工具的复杂性使得传统会计监管中的人工阅读和分析财务信息的方法无法适应其高流动性和高风险性的情况,作为监管机关就必须充分应用信息技术, 实时收集、分析有关会计信息,克服传统会计监管的事后性缺陷,增强会计的事前和事中监管职能。

三、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启示

(一)完善衍生产品会计监管体系基础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监管当局对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采取了相当严厉的限制措施,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金融风险积累而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但却使我国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并直接导致了有关衍生工具法律法规的欠缺。衍生工具会计监管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需要依托的基础法律制度不完善,将影响会计监管的效果和效率。

(二)规范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专门的衍生工具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中也鲜有相关规范。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企业以及某些跨国经营的国内企业在实务中常常发生衍生业务,一些监管部门已经在其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对衍生业务的披露进行了零星的规范。这些规定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行业或特殊的时期背景,比较分散,相互之间联系不大。所以在会计监管制度构建过程中必须考虑规范衍生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

(三)减少公允价值计量中主观性因素的影响

监管机构应加大对公允价值监管的力度,要求各金融企业对所使用的公允价值提供充分的依据,并逐一进行审批。公允价值的真实度与该企业的资信度相结合,对公允价值出现问题的金融企业定期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布,并进行处罚。金融监管机构应逐步建立一套报、审、批、罚相结合制度,逐步降低金融企业收入和损失真实性判断的难度,保证公允价值的真实度。

(四)加强企业内控制度执行力度。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存货管理研究 第3篇

关键词：资金链的畅通金融危机存货管理

0引言

存货是企业日常活动中持有的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它是企业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流动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存货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顺利与否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存货管理在整个流动资产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到企业竞争力的强弱”。

企业为了生产或销售的经营需要和降低进货成本而必须储备一定的存货，但存货占用资金是有成本的，进行存货管理，就是要尽力在各种存货成本与存货效益之间作出权衡。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以最低的存货成本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美国LLC协会组织就是通过在供应链管理活动中利用RFID技术以改善资产管理，库存管理，订单调节，货品计价和付款来节约RFID的成本创造企业价值的。

本次由次贷危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在全球经济危机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日益显现，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市场萎缩，出口贸易减少，再加上中国银行业在本次金融风暴中所受到的冲击，企业所需的资金更是紧张。在金融危机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运转，保障正常的经营首先得保证资金链的畅通，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就将面临破产的危险。鉴于资金链断裂的可怕结局及存赞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要更好地接受全球金融风暴的挑战，接受全球竞争的挑战，就要重新审视企业的存货管理并为此寻找出路。

1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企业存货管理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李惠(2007)介绍了Excel2007软件在存货ABC管理法中的应用。利用Excel2007软件建立存货的ABC管理模型Ⅷ。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加强存货的内部控制，做好岗位分工控制，加强对存货的取得、验收与入库的控制，存储与保管控制，确保存货资产的安全完整(孙丽，2008)。此外，鉴于目前管理信息化系统、电子商务等手段可以使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实现信息共享，为此要整合供应链，应运供应链信息化来降低存货成本(徐瑛，2003)“。外国学者也认为应运用Raining Data RFID技术将物质世界的产品、库存、托盘、容器等和数字世界的企业信息系统连接起来，建立高效的业务运作，以降低成本，创造利润。同时进行存货的优化管理，确定经济订货批量。控制存货水平，平衡存货采购成本与存储成本。以形成最低存货成本(李春献，2008)。外国学者Amsterdam则阐述了一个从仓库到展示区的有序转移库存模型，以确定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和转让量。在加快存货周转问题上，孙建国(2005)认为，我们应将物流及资金流同位考虑，运用存货资金周转率指标来加以分析。在存货销售后应收款项的收回方面，竺紊娥(2007)认为应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加快售出存货应收款项的收回。

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整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存货管理体系。

2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存货管理方法说明

企业运营需要一定的资金，并通过销售货物获得一定的收入。若企业的现金流入无法满足现金流出，要维持正常的生产。企业必须借助一定的渠道融通资金。其中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但在金融危机下，市场萎缩，资金紧缺，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减少，这就增加了企业贷款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盘活资金，维持正常的生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存货管理，加速存货周转，同时加快收回应收账款，尽量拖延应付账款。

基于经济危机这个大背景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针对存货运转的整个流程提出了加强存货管理的四大法宝：

具体说明如下：

2.1为保证适时适量进货，可利用已经研究成熟的经济订货量(EOQ)基本模型求出最佳订货点。

2.2管理要科学有效存货的管理涉及方方面面，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实践的需要，现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2.2.1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由于存货占用企业的资金量大，品种繁多，实物量也较大，因而容易产生隐患损失、计价混乱、账实不符等问题，所以必须加大对存货的监控，建立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性强的控制机制。

2.2.2 ABC分类控制法指根据需用数量的多少及需要量总成本金额的大小对各类存货分为A、B、C三类，根据其重要性对不同类别物资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在现代计算机的基础上，我们将一改传统的手工分类登记方法，利用Excel 2007软件建立存货的ABC管理模型，以简化相关运算，有效提高存货管理的工作效率。

2.2.3适时制(JIT)该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是“只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也就是追求一种无库存。其物料采购与供应的方式为：将采购与物流供应视为生产链的延伸部分，即为看板管理向企业外传递需求的部分。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采用了“拉动式”系统，整个生产过程以销售为导向，以满足顾客的需求为起点，后续生产工序处于主动地位，这样的柔性生产系统结合全面质量控制体系(TQC)和适时采购系统，减少了从原材料到产成品各阶段的存货数量。Patrington将适时制称为管理哲学就是建立在JIT消除浪费和完整利用资源这两大原则上的”。

2.2.4约束理论(TOC)它是一种在能力管理和现场作业管理方面的理念，即把重点放在瓶颈工序上，保证瓶颈工序不发生停工待料，提高瓶颈工作中心的利用率。通过合理设置“时间缓冲”和“库存缓冲”来进行存货管理，以防止随机波动。

2.2.5 ERP中的存赁管理：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将制造企业的制造流程看作一个密切相关的“供应链”。从供应商、制造工厂、分销网络到客户，其目标就是将“供应链”有效运转，并运用计算机硬、软件手段尽力缩短这个“供应链”，提高其运转效率。

我们希望通过上述方法来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存货管理，降低存货成本，为企业赢得更得更多的资金。

2.3周转要迅速快捷：加快存货的周转

根据存货周转率的计算公式：

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 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歧视性措施；贸易战；WT0；反倾销；关税；中国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2－0083－06

一、引言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显示，贸易保护措施的增加使用与经济危机有正向相关关系。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是政府救助国内工业和减少失业率的一种重要途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国的工业产出、消费需求、贷款和投资都在缩水，失业率在不断增长。多数国家的政府都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金融系统，通过援助和国有化使银行恢复在实体经济中提供流动性和支持投资的能力。同时，经济不景气也增加了各国使用贸易保护政策帮助国内产品制造商和服务提供者的几率，各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虽然人们都在担心各国可能以提高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来保护国内市场，各种以邻为壑措施的实施会引发一场新的贸易战，但多数研究都表明这种担心没有成为现实(Kee，2010；Bown，2009；McKibbin，2009；Wolfe，2010)。世界银行(2010)的一项研究显示，贸易保护政策没有导致世界贸易急剧下降，同样世界贸易量减少也没有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复活。该研究通过比较一系列国家2008年和2009年的关税表，构建了总体贸易限制指数(Overall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ices)，得出仅仅少数国家显著提高了关税水平(包括俄罗斯、马拉维、阿根廷、土耳其和中国)，其他国家(如美国和欧盟)在危机期间的政策措施多数是反倾销税而非关税。尽管如此，即使将反倾销税考虑在内，危机期间的贸易政策变化对贸易的影响也是微小的，仅能解释世界贸易额下降的不到2％。

可见，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与发展趋势的变化，不但金融危机的产生和演变本身具有新的特点，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与措施及其影响也有了新变化。在此期间，许多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进行了研究，梳理这些文献对于我们把握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及发展趋势，采取适当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为什么没有引发贸易战

很多文献探讨了各国政府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那样广泛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进而引发全面的贸易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前各国被一系列协定和自由贸易条约所束缚，限制了贸易保护的范围。很多进口保护方案被国际规则体系所禁止，并且很多国家危机前的关税率已经接近WTO的法定水平。

第二，各国政府吸取历史教训，认识到贸易保护并非是应对危机和加快复苏进程的最好战略。政策制定者从几十年来对保护政策效果的研究中得到的第一个经验就是再等一等(Bown，2009)。在20世纪30年代，以牙还牙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刚开始的经济不景气变为大萧条，由1930年的史慕特郝雷关税法案引发的贸易战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使世界进出口总额下降了30％(McKibbin，2009；Ripinsky，2009)。Tambunan(2009)认为印尼政府吸取了1997和199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没有把贸易保护作为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

第三，正在崛起的经济体从全球化当中获得了许多收益，他们不会去逆转这种趋势(Bussi~re，2009)。当企业是全球供应链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国界不再受关注，则限制进口的措施也会限制一个国家的出口，认识到了这些，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也会减弱(Rios，2009)。

第四，对各国政府来说，当今的法律法规环境使得采取无限制的贸易保护主义比20世纪30年代困难很多。目前的国际经济法规环境有了很大变化：首先，GATT的缔结，后来转变为WTO，是一个主要的变化。WTO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通过几轮多边贸易谈判，WTO成员国一直努力削减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尽管一些壁垒仍然存在，特别在农产品贸易中，但WTO已经相对成功地显著降低(如关税)或甚至完全消除(如大量的限制)了大量的贸易壁垒。WTO框架的作用可以用非成员国与成员国对危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来说明：俄罗斯是WTO之外的主要经济体，面对金融危机迅速引入28种措施以提高进口关税，理由是为帮助俄罗斯企业渡过危机，这些措施是必需的。而根据WTO对关税提高的一般禁令，WTO成员国不被允许有类似举措(Ripinsky，2009)。其次，国际投资法规也有了巨大发展，目前有2600多项投资条约缔结，从总体上阻止了那些可能以损害国外企业为代价支持国内生产商的歧视性行为。此外，还有欧盟——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紧密经济体和政治体，内部有统一的市场和发达的法规体系。

虽然迄今没有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但贸易保护势力已经出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贸易保护的呼声自新金融危机以来愈演愈烈。Bown(2009)对最新的反倾销数据库进行了研究，发现从2008年到2009年第一季度，WTO成员国组合使用贸易保护工具显著增加。相比2007年，在制成品层面(product-level)2008年使用贸易救济高出34％，2009年第一季度比2008年同期高出22.3％。2009年采用的新贸易保护措施预计要比2008年高出18.5％。Dadush(2009)的研究表明，自从2008年11月金融危机加重以来，世界各国(77个中的55个)采取的贸易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这些措施中的一半是关税，另一半是补贴、许可证要求、限制准入、更严格的标准和直接的禁令。

三、新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与历次经济危机相比，此次金融危机在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下发生，危机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

1、贸易保护措施更加微妙

新金融危机期间的贸易保护形式与20世纪30年代大相径庭，政府与危机作战的政策大量更新，旨在歧视国外企业、工人和投资者的保护主义政策更加隐蔽，常常以比较微妙的方式出现。对wro允许的保护措施的使用也迅速增加，像反倾销措施

(Baldwin et aI，2009)。根据GAT(Global TradeAlert)的数据，以邻为壑的紧急援助和国家援助(主要由OECD国家实施)是最频繁使用的歧视性措施。从第一次20国集团峰会算起，30％以上的歧视性措施是紧急援助和国家援助的形式。与贸易防御调查相关的税收是第三个最常用的贸易保护形式(Evener，2009)。对各国政府来说，虽然当前的法律环境使得采取无限制的贸易保护主义比30年代困难很多，但对那些所谓“灵活”的贸易保护主义仍有机会，即利用国际规则中的漏洞，如修改移民法律以减少外国人的工作机会、在公共采购中支持国产产品、提高关税从“申请”的水平到“承诺”的水平，或者用较为不明显的工具像卫生和技术标准来操控贸易量(Ripinsky，2009)。

2、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采取不同的手段保护国内产业

发达国家倾向于利用补贴，自从2008年11月开始，发达国家所有立案的十二种贸易措施都涉及对国内企业的金融援助。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实施成本巨大的补贴的预算，也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发放大量债券募集资金，而倾向于依赖关税和其他不需要政府财政支出的保护措施，从2008年11月开始，43个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仅三分之一涉及补贴(Gamberoni etal，2009)。

3、保护向少数部门倾斜

为支持绿色产业、新发明和未来经济增长极的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大多数是在支持国内的污染、衰退和农业产业。Aggarwal和Evenea(2009)的研究证实，金融危机期间的干预向少数部门倾斜，并且这种倾斜会在近期内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国家干预指向那些传统上在国际竞争中得到充分保护的部门，如大烟囱部门、相对低生产率部门(像纺织服装和农业部门)，这很难与政府对外宣称的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更为绿色的经济相符。

4、中国成为各国贸易保护措施最频繁的目标指向

Evenett(2009)的研究表明，自2008年11月20国集团第一次峰会起，56个国家或地区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了99种有害措施(见表1)；对中国采取损害措施最多的国家前五名中的三个是正在崛起的市场(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俄罗斯)，其他两个是德国和西班牙。六个欧盟成员国采取了5种以上措施损害中国贸易利益(见表2)。无数贸易措施在损害中国贸易利益，包括直接提高关税(通常是那些在WTO的关税日程表中有空间的发展中国家)、紧急国家援助(通常被南美和欧洲国家采用)、进口许可证(被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和其他非关税壁垒等(见表3)。

四、新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保护政策和行为的影响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贸易战会产生更大损失，甚至超过史慕特郝雷关税法案在当时的危害性，因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贸易对美国来讲相对不太重要，1929年进口只占美国GNP的4.2％，出口只占5％。而现在进口超过美国GDP的14％，出口超过11％，稍微提高关税就会对贸易流量产生巨大影响。鉴于此，国外学者较为注重对当前贸易保护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

1、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保护与全球贸易量下降同步进行，贸易不是引起危机的原因，却几乎成为最严重的受害者，2009年世界贸易量下降12.2％，创60年来之最。Ahearn(2009)研究了三种状态下全球经济下降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系：(1)在一个低影响状态之下，贸易保护局限于WTO规则和义务之内，全球经济体高水平的相互依赖阻止了贸易限制和贸易转移措施的采用。即使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也与WTO规则一致，对贸易量的影响有限。WTO和世界银行的近期报告都验证了这种状态。(2)在一个中等影响状态之下，由于经济危机的紧急状况和为金融和汽车部门提供财政援助计划的需要，WTO规则被违背或者被漠视。久而久之贸易和投资流量会被扭曲，或者落在WTO的监管之外，从而削弱了全球贸易体系。(3)在一个高影响的状态中，WTO规则被违反，主要贸易冲突发生，全球贸易体系遭到破坏。这主要由长久以来存在的全球消费和储蓄模式引发的大规模贸易失衡引起，这些模式是全球经济衰退的潜在原因。结合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失衡中的突出位置，能够确定贸易保护爆发的两个燃点：第一个源自美国，美国人担心在国际社会努力增加总消费和使全球经济恢复增长中，其他国家正在获得免费搭便车的机会；第二个源自中国这样的顺差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试图以贸易政策措施，如出口补贴和货币贬值将他们的过剩生产能力出口到美国和欧洲，以避免大量工厂关闭和失业，贸易保护也会爆发。

Bown(2009)的研究显示，进口限制措施的采用对南－南贸易的影响正在加剧，即发展中国家启动和实施的新贸易保护措施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制成品层面多数的举措密集针对中国产品。

而OECD(2010)的一项研究表明，2009年世界贸易急剧下降主要归因于对高度贸易产品(highlytraded products)的需求下降、贸易融资的枯竭和全球供应链垂直一体化的特点。与预期相反，贸易保护措施相对温和，没有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因为贸易下降的规模庞大，刺激性的措施也许比直接的贸易政策措施对贸易的影响更大。但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对增长和就业有最强烈的消极影响：关税收入增加1美元，世界出口降低2.16美元，世界收入减少0.73美元。

2、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的影响

尽管从理论上来看，小国采取关税措施的净福利效应为负，大国提高关税的净福利效应不确定。但大多数国家如此小，很难从提高关税中获益，尽管少数国家确实在关税提高初期经历了GDP的小幅度上升，但是总的说来当全球各国都提高关税时，这些地区的GDP也下降了。McKibbin(2009)运用G-Cubed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对15个国家(地区)的6个部门的潜在影响。假设关税率上升10％(比如原来关税是5％，现在变成15％)，对GDP的负面影响很显著。关税提高的国家2009年实际GDP都下降了，下降的范围从美国和英国的1.4％到德国的4.0％。对许多国家来说，单独提高关税会使本国的GDP降低，当所有国家一起提高关税则会进一步降低GDP，如果各国都将关税提高10％，各国实际GDP与基期相比下降的范围是1％～4.5％，而主要国家出口与基期比较下降的范围是5％-0％，所以，危机和贸易保护都在阻碍出口。虽然需求从进口品转移到国产品是有利的效应，但生产成本的增加超过了这种有利效应。因此，关税增加并非仅仅是以邻为壑的政策，而且也是害自己的政策。

Matthieu Bussiere(2009)的研究也表明贸易保护无助于纠正已经存在的经常账户失衡，实施贸易

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将削弱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长期来看会进一步影响实际GDP增长。尽管个别利益集团能从贸易保护中获取一些收益，但整个国家却成为贸易保护主要的牺牲者。

3、贸易保护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经济不景气使各国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增多，而贸易保护则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阻碍各国从危机中复苏的步伐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经济下降的深度和持续时间是实施哪种贸易保护方案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贸易保护措施的级别又会影响经济下降的进程。经济学家们总是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谴责贸易保护：他们确信以牙还牙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刚开始的经济不景气变为大萧条。不对称的财政扩张重新分配了全球贸易，这些措施起初在总体上影响很小，但是一年之后这些财政措施挤出了全球需求，放缓了经济复苏的步伐，从而对全球贸易产生中期负面影响(McKibbinetal，2009)。

五、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

迄今为止，新金融危机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并未产生过大的影响，但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的趋势，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仍然处于高位。各国政府应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铭刻于心：在困难时期，团结协作而非贸易保护是经济向前发展的最好途径(Cunningham，2009)。每个国家无论出于经济方面还是法律方面的考虑，都应在国家的长远利益上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2009)所言：“我们需要联合起来抵制经济孤立，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无论大国或小国，强国或弱国。维持开放的、公平的和透明的全球贸易环境对经济复苏是十分必要的。”

有时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拒绝所有贸易保护的请求不太可能，那么经济学家们有义务告诉政策制定者们如何实施扭曲和成本最小、持续时间尽量短的贸易壁垒。如果政策制定者迫于危机期间的政治压力必须诉诸贸易救济，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应尽量使贸易保护制度适用全球而非针对个别国家(Bown，2009)。OECD(2009)的报告指出，如果政府在一开始重新采取了那些歧视国外企业的政策和针对特定部门的政策，退出策略将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最为有效，可以转而采取总需求刺激措施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Dadush(2009)针对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的复苏，分析了其危害性，提出了以下几点应对建议：

第一，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危险性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必须采取财政和金融刺激，消除银行负债表中的不良资产，为最易受损害的国家和团体提供援助。刺激和金融救助政策应尽量以不干扰国内外的竞争为目标。支持措施应是暂时的，要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第二，20国集团应重申峰会上所达成的暂停实施新贸易限制措施的计划，直至2010年末，并付诸实施。要加强WTO在危机期间的监管作用，要求20国集团即刻向WTO秘书处提交关于关税变动和补贴的报告。

第三，应建立由20国集团支持的国际咨询小组以监控对敏感部门的援助，如银行和汽车企业，以使贸易扭曲效应降到最低，促使这些支持措施控制在WTO法定范围内。成立这些小组的目的是交换信息、提高透明度和就行动纲领达成一致意见。

第四，长期来看，要加强WTO作为一个有效的谈判机构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能够真正降低关税和补贴，对可能的保护主义(保障措施、反倾销等)施加更加严厉的惩罚。

六、结论及启示

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出现了大量研究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这些文献对于把握当前形势下全球贸易保护发展的态势、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这些文献发现，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的研究多数是从全球角度和措施实施国家的角度，而对于目标国的影响几乎没有文献涉及，这历来是国外对于贸易保护行为研究较少的一个领域。而且，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期，更多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指向中国，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当前和未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国内学术界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求应对策略，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AHEARN R J.2009，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andProtectionism[R]，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BOWN C P.2009，The Global Resort to0 Antidumping.

Safeguards，and other Trade Remedies amidst the EconomicCrisis[R]，The World Bank，Policy Research WorkingPaper No.5051.

Bussiere Matthieu，P6rez-Barreiro Emilia，ProtectionistResponses to the Crisis：Global Trends and Implications[R]，ECB Occasional Paper No.110.

CUNNINGHAM A.2009，Will an eye for an eye make thewhole world blind again?An analysi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crisis and protectionism[J]，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72：1：28-311.

DADUSH U，2009，Resurgent Protectionism：Risks andPossible Remedies[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VENETF S J，2009，Broken PrOmlSeS：A G-20 Summit Reportby Global Trade Alert[M]，London：Centre for EconomicPolicy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