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范文

女性主义视角范文（精选12篇）

女性主义视角 第1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爱伦·坡,《丽姬娅》

爱伦·坡既是19世纪美国作家、诗人、评论家, 又是恐怖小说大师、侦探小说之父, 是一位极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坛巨匠。他的文学作品原创性极高, 充满了实验精神, 极具现代文学色彩, 因此他在当时是颇受争议的另类作家。在他去世后, 其作品却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 被后人纷纷效仿、研究。他的短篇小说设计精妙, 内容晦涩又充满魅力, 只有读者耐心挖掘才能发现其深远的蕴含意义。

《丽姬娅》发表于1838年, 是爱伦·坡较早的一部杰出的短篇小说, 也是爱伦·坡本人最珍爱的一个作品, 它融合了超现实主义、哥特式情调等多种风格。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贵族青年娶了丽姬娅为妻, 妻子不仅端庄美丽, 气质非凡, 而且博学多识, 充满智慧。婚后两人恩爱有加, 不幸, 丽姬娅病逝, 给男主人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家产。为了摆脱触景生情的住处, 男主人公离开了旧址, 搬进了一个荒凉的修道院, 并奢华地布置了新居, 和一位拜金女罗汶娜再婚。再婚后, 男主人公却时常思念亡妻, 对罗汶娜态度冷淡。不久罗汶娜病倒了, 而后蹊跷死亡。半夜里, 男主人公守候着罗汶娜的尸体, 却痛苦地思念着丽姬娅。在经过一场艰难的死去和复活的反复斗争之后, 床上的女尸竟然复活了。原来是丽姬娅求生意志战胜了死神, 借尸还魂死而复生。故事就此戛然而止, 留给读者无尽的感受。

女性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在欧美最先诞生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涨, 女性主义研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解读, 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它极力探索女性文学传统, 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这一研究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许多学者曾经从叙事、美学、意识流等方面研究过短篇小说《丽姬娅》, 但很少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研究, 因此, 本文将从这个视角出发, 重新解读爱伦·坡的经典作品, 试图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女性主义观。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作品

1. 从女性形象分析

爱伦·坡仍然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 叙述者是男主人公本人。故事是从男主人公对亡妻的追忆开始讲述。作品描述了两个女人的形象, 一位是美丽神秘、博学多才的丽姬娅;一位是金发碧眼、温文尔雅的罗汶娜。丽姬娅虽不在场却对男主人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而罗汶娜虽在身边却遭到厌恶和冷落。叙述者从男性视野凝视女性, 女性是被审视被欣赏的对象, 反映出父权社会中女性的非主体地位。

丽姬娅听上去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壬海妖中的一位。叙述者从一个男性的角度运用大量笔墨完美地描绘出一位女神的形象。用大量的篇幅精雕细琢地展现出丽姬娅绝美的外貌, 从高挑的身材到芊芊玉手, 从浓密的发卷到轮廓优雅的鼻子, 从精致的双唇到瞪羚般的眼睛, [2]从所有男性对美女的审美标准出发塑造出一位纯洁高尚的美人的形象。爱伦·坡的思想里柔弱多情是美的化身, 也表现出他对美的追求。然而范吕兰姆男爵培根在论及美丽时说:“匀称若无异点, 则无绝色可言。”但叙述者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不规范之处, 也搜不出我心目中的“异点”, 高洁而苍白的额头———真是完美无瑕, 皮肤比象牙还要纯洁, 天庭饱满、恬静、柔美而令人赞叹, 还有满头浓密黝黑的天然发卷, 充分体现了荷马式修饰语“风信子般的”真义所在[1]。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虽然丽姬娅美得无与伦比, 但却缺乏真实感, 读者立刻会觉得丽姬娅就像幽灵一样虚无缥缈, 作者潜移默化地营造了恐怖气氛。

眼睛是爱伦·坡小说里经常关注的焦点。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通过观察人的眼睛就能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描述丽姬娅的眼睛时是这样的:“眸子黑得发亮, 上面遮着又黑又长的睫毛。眉毛稍显参差, 却又黛黛如墨。”[1]天使般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男主人公, 让男主人公爱她到无法自拔, 如此娇艳迷人但却令人捉摸不透, 他不禁感慨“丽姬娅的眼神啊!我是怎样长时间地把它冥思苦想!我又是怎样整整一个仲夏之夜想领悟它!它到底是什么———那比德谟克里特深井还要深邃的东西———那深藏于我爱人眸子中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一心就想揭开这个谜。”[1]但是“马上就要茅塞顿开了——没等我领悟———它终于又不了了之。”[1]体现出男性视野下的女性, 其实是不被重视, 不被理解的。在男性的视野里, 即使女性再美丽, 也只不过如形式一般存在, 女人和男人之间没有心灵的交汇。女性虽存在于这个社会里, 但她们只是非存在的, 是男性的附属者和屈从者, 女性存在的缺失, 是社会男性强权统治和不合理的历史造成的。

叙述者描写罗汶娜这个形象时, 十分简单, 金发碧眼, 娘家拜金。这与丽姬娅大篇幅的描写形成对比, 表现出叙述者对这段婚姻的冷漠。男性占家庭的主导地位, 女人只是被忽视的边缘化地位。女性的虚无主义观点强调女性在家庭乃至社会的陪衬地位和附属意义, 女性甚至就是道具和不真实的存在物。

2. 从话语权的角度分析

这部作品全文都只有男性的思想行为, 两位女性自始至终从未流露任何言语或态度。如:“说起她的家世——我确实听说过———不用说, 是个非常古老的家族。”显然, 叙述者并不十分清楚, 但话锋一转, 立刻表明丽姬娅无需解释自己的家庭。“我从不打听她姓什么”, 其实就意味着答案是什么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就在这样一座宅邸里———就在这样一间新房中———我和垂缅因那位小姐度过了蜜月, 那些不敬神明的时光。我不免看出妻子怕我喜怒无常的脾气———她总躲着我, 也说不上爱我———可这反倒令我高兴。”[1]罗汶娜是温顺包容隐忍的女性代表, 她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生理和心理的空缺, 在家庭中忍气吞声, 长期受到精神压迫, 完全是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的附属品, 是被男性奴役的对象。一旦被丈夫冷淡, 女性就会丧失生存空间, 这也为罗汶娜在婚后不久蹊跷生病埋下伏笔。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声讨这个男人吗?不, 那只会自取其辱。法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认为, 在男权社会中, 男女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 而女性只是被排除在男性中心之外的“他者”[2]因为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中, 社会对女性是苛刻的。对女人来讲, 没有公道可言。当主人公脾气暴躁时, 罗汶娜委身于他, 成为他宣泄的工具, 或只会躲避, 只会哀叹。男性站在自己的内心角落, 观察女性, 使得女性的话语权缺失。暴露了以男性中心的父权制偏见及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女性是软弱的, 男性是强大的, 尤其是罗汶娜, 她没有自由, 没有话语权, 精神被控制压抑, 最后连肉体也随之消失。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中, 女性没有任何实体存在的意义, 她们只是作者为了表现其作品所谓的“忧郁”的效果, 引起读者心灵震撼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3. 从死亡命运的角度分析

正如爱伦·坡笔下的其他美丽的女性一样, 死亡是美丽之花, 她们必须死去, 这与爱伦·坡个人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三岁时失去母亲, 成年后爱妻又相继去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因此在他的作品里, 死亡是常见的主题之一。

在《丽姬娅》作品中, 爱伦·坡意在塑造了一位痴情的男子, 丽姬娅的死亡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丽姬娅在临终时, “内心里却在与狰狞的死神拼死对抗”, “她久久地握着我的手, 向我倾吐着满腔的情愫, ”表现出她对男主人公情真意切, 恋恋不舍, 然而在此时, 男主人公却以自己为中心, 感叹自己“怎配听到这番心声”, [1]感叹自己无法承受爱人在倾诉衷肠之后就要逝去这一灾祸。当读者还在和男主人公一起感受丧妻之痛, 男主人公却续弦娶了金发碧眼的美女罗汶娜, 读者为多情女子丽姬娅惋惜, 大呼不值。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曾引用拜伦的话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 女人的爱情是女人整个生命的存在。”[3]男女两性爱情观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对感情投入不平等。

爱伦·坡因为在小说中经常充斥着女性的死亡, 从而招致很多评论家的非议。如批评家Johanyak, Debra在《坡的女性观:成功或悲剧》 (Poesian Feminism:Triumph or Tragedy) 一文中指出:《丽姬娅》的出版显示出当时男性对女权主义出现的对立态度, 她认为这个故事的出版代表着反女权主义的观点。[4]

4. 从新女性的角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看, 爱伦·坡本身是一位处于男性父权制的男性作家, 塑造的女性人物地位低下。但是丽姬娅的形象却不尽然, 她气质超凡, 博学多识, 富有强烈意志, 可见爱伦·坡极力提高女性的地位, 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丽姬娅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她精通各种古典语言, 就我对现代欧洲方言的了解, 他从未错过一字一句。”“男人中有谁像她那样成功地涉猎包括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内的全部学问呢?”[1]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女人的美丽、智慧、气质都是她丈夫的财富的标志。她绝无仅有, 学问广博, 令人震惊。“即使我也一直由她引着去穿越专心探索的玄学的混沌世界。”[1]在丽姬娅面前, 男主人公就像一个孩子, 我们从这里的描述看到了丽姬娅强大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男主人公充分信任丽姬娅, 任由她带领在学术的海洋里穿行, 在人生的旅途上前行。在婚姻中, 丽姬娅也积极主动承担主体地位, 成为引领丈夫这种全新的女性形象。心存意志, 不会死亡。爱伦·坡非常强调意志的作用。丽姬娅在与死神斗争时, 非常激烈, 表现出强大的自我意识和对生疯狂的渴望。这种勇气、执著构成了主体意识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出爱伦·坡对女性地位提高有美好的愿望。

《丽姬娅》是爱伦·坡所写的以女性姓名命名的小说, 虽没有环环相扣的推理, 也没有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 却像是讲述了一个古老而离奇的故事, 语言优美, 充满幻想, 娓娓道来。基于女性主义视角, 从女性形象、话语权、死亡命运、新女性等方面解读这部作品, 我们可以看出爱伦·坡是一位不完全的女权主义者, 因为他的作品中女性是没有主导地位的。他的作品中一般女性又都是有姓名的, 男性却没有姓名, 显示出他对无视女性权利的男性是嗤之以鼻的。他笔下的丽姬娅温柔贤良, 博学多识, 有超强的意志, 可以理解为一位颠覆了父权制社会定义下的新女性, 表现出爱伦·坡极力提高女性地位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熊荣斌, 彭桂菊.爱伦·坡作品导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3]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桑竹影、南珊译, 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伤逝》研究 第2篇

摘要：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历史中，妇女始终被当做男权制度化的附属品，男权意识象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妇女的精神与肉体。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受重重阻力，发展非常缓慢。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封建残余思想有所抬头，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在加重，两性平等的认识被歪曲，女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与误导，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表面上看，《伤逝》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深刻认识，里面包含着鲁迅先生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反省，这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伤逝；女性主义；男权思想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渐紧密,国外的各种文化思潮也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学科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尤为突出，其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理论认知，到理论创建，最终在实践中逐渐中国本土文化的痛苦融合过程。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妇女始终被当做男权制度化的附属品，男权意识象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妇女的精神与肉体。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男权特征,成为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增加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难度。

严重的男权思想，也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存与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的产生巨大差异,并在叙事方式、文体特征、性别意识以及情感世界等，都形成独特的特质。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关注和发掘不够，这无疑限制女性文学的影响了，因此，需要逐步的加以解决。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女性的觉醒，不仅仅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对自由的勇敢追求就能实现。《伤逝》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认识，还有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深入分析鲁迅对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性别平等的解读，以及《伤逝》对近、现代中国女性爱情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伤逝》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认识对和谐社会建设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实意义。

2、研究目的与意义

“五.四”时期，女权主义运动传入中国，为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封建大国的妇女展示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但是，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受重重阻力，发展非常缓慢。近百年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维更注重于现实的需要与实际利益的争取，而很少从宏观上将女性主义发展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规划女性主义的发展远景，这导致了女权思潮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思潮处于疏离的状态。由于过于注重务实性，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也导致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诉求大 多数情况下非常温和，甚至卑微，在潜意识中承认男权制，只求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或希望引起男权的注意或重视，从主观上已经放弃了两性平等的追求。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女性的觉醒，不仅仅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对自由的勇敢追求就能实现。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只有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解放的环境下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人格独立，必须建立在女性获得相应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基础上，才可能拥有光明的前途。也就是说，妇女解放的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时期的女性主义在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如何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就成为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妇女的思想解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全面的保障。但是，在中国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的历史变革时期，封建残余思想也有所抬头，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在加重，两性平等的认识被歪曲，女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与误导，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伤逝》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认识，还有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这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两性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对《伤逝》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点，人文研究方面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鲁迅的爱情婚姻观；二是《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问题；三是《伤逝》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从鲁迅的爱情婚姻观角度研究。陈晓萍认为，《伤逝》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迪是:爱情婚姻的选择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爱情婚姻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女性一定要自强自立；爱情婚姻需要呵护和经营。赵淑芳认为，《伤逝》中子君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鲁迅的爱情婚姻观对后人具有教育启迪意义。马素梅指出，《伤逝》涓生与子君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是对当时年轻学生爱情婚姻观的真实反映，因而其启迪意义更大。这些研究更多的强调了婚姻自由与婚姻基础，对女性的独立地位研究不深。

二、从《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和肖毅认为，《伤逝》具有超出作品文学价值本身以外的其它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雷立英、李文斌认为，鲁迅对涓生与子君爱情失败原因的探讨，引人深思。王相杰、赵海峰研究认为，造成造成子君之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以上研究启迪大家，避免爱情悲剧的关键是，女性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独立人格。

三，从《伤逝》所反映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研究。袁德渠认为，《伤逝》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只停留于政治解放层面,始终未化到社会解放层面。张虹认为，《伤逝》的悲剧说明，在一个社会资源、社会权利基本都掌握男性手里的社会中,新女性的成长无疑更加艰难,从子君的毁灭，就充分展示了旧时代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理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女性意识的不断崛起与成长，才能使女性真正走向解放。洪永春认为，《伤逝》悲剧性的爱情中融入了鲁迅对“五.四”时期个性解放运动的深入思考，即爱情模式、家庭模式和双方的主观，并不是造成悲剧的主客观原因,从而警醒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造成悲剧的症结所在。研究说明了长期的封建思想枷锁的打破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就能解决掉，需要整个社会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来推进，女性思想解放是全社会的问题。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与思路

1、主要研究内容

在新时期背景下，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女性主义，遇到了很多新的发展问题，众多女性在经济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之后，精神上的需求出现了断裂，过分的物质追求使得部分女性在道德上堕落，将女性主义歪曲为“性”解放与奢侈物质生活的追求，最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伤害。本文主要从鲁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方面，深入分析鲁迅对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性别平等的解读，以及《伤逝》对近、现代中国女性爱情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伤逝》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认识对和谐社会建设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阅读鲁迅《伤逝》原文及鲁迅的其他作品，深入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通过相关搜索，阅读学习《伤逝》相关的研究文章，全面了解《伤逝》相关的各种学术观点及研究动向。归纳整理法。深入研读《伤逝》，查找《伤逝》相关的研究文献，阅读梳理文献，并进行归纳整理分类。

资料分析法。在分类的基础上，分别对各类文献进行深入的研读，并结合当前我国女性思想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

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一）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但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未停息过，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的硕果之一。

中国是男权主宰社会的最古老的国家，性别压迫的传统根深蒂固。19世纪末，随着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男女平等”的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男性维新革命家，从政治远谋的发展需要出发，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历程与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活动。“五四”时期，以“民主”和“科学”为指导的新民主思想,展开了对传统旧文化的颠覆,其中，反封建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妇女解放。伴随妇女解放事业的开展，大批作家通过作品宣扬婚姻自主，鼓吹个性解放，中国女性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并对传统的中国女性角色定位发起了挑战，并成为新知识女青年挑战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支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又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学术界的推动下，大批国外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女性主义代表作品,被翻译并推向中国社会，为新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与批评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基础。到九十年代中期，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契机，并因此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此后，多个影响重大的妇女问题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得关注女性现状，研究女性问题等，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中国因此涌现出一大批有深度、有很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中国女性主义因此而走向成熟。

中国的女性主义具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色，即除了提出女男平等之外，更特别强调了女性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地位，可见，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要求起点更高。

（二）当前中国女性文学对女性独立的表现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契机，并因此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此后，多个影响重大的妇女问题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得关注女性现状、研究女性问题等，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时尚和潮流。女性作家如雨后春笋，各类女性书籍应运而生，整个中国社会中，写女性、女性写作成为一股时尚潮流。一方面，相比于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更加强大，流派更多，并呈多元发展。另一方面，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涌现出一大批有深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这一时期，是中国女性（指内地）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自觉培育性别意识的年代。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快速发展，正个社会的商品化与物欲膨胀也日益突出，这也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社会环境下，要求中国女性作家，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必须以独特的艺术眼光与智慧，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社会与女性的现实，以端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的方向。这一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话语权力来强调与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主义也从潜隐的话语转变为公开谈论的话题。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引导一批女作家从事写作的自觉意识，从而具备了文学思潮的意味。

随着女作家对社会上和文学创作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的持续深化，终于在我国出现了明确标榜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潮流，它同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女性主义批评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在女性写作不断深化的历程中，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空间和突破点，相当数量的女作家已经不再受主流文学的左右，进入了反对传统男性中心标准和价值，倡导女性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以及自我发现这个阶段。市场经济背景下，女性主义思潮呈多元发展，西方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也催生了中国激进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男性文化的激烈反抗，还有对男性话语的强烈背叛，最终使女性主义创作从主流文学中独立出来，为女性话语权开辟出新的空间。

三、女性主义角度下的《伤逝》批评

（一）不现实的爱情童话

《伤逝》中，因为爱情，为了纯真热烈的爱情，涓生与子君选择了私奔，脱 离了一切家族束缚，开始了一段向往自由的梦幻之旅。和普通的年轻人一样，脱离了家族束缚，意味着脱离了家族的支持，子君和涓生，一个每天操持油盐酱醋，一个外出谋划生计，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

同居开始的日子格外美好，心中有着无限的期待。可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琐碎与冲突分歧。外来的打击接踵而至，他们没有盼来所谓的安宁幸福，与最初的开始也渐行渐远了。

在实际中，子君与涓生爱的方式远没有预想中的热烈幸福。首先反映出的，是两人不同的爱情观和价值观，或者说，现实的婚姻生活，给了子君价值观不留情的改变。涓生追求的是性格志趣上的相同与契合，他期望子君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在茅椽蓬牖之时，也能“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这原本也是子君的追求，但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在艰难与贫苦的生活中，涓生忙于抄写公文和信件，便责怪子君“不如从前幽静与体贴了”。而子君所做出的一切行为，则是在尝试着成为一个可以料理一切家事的贤妻良母。她尽心打理生活，安排涓生的日常起居，饲养油鸡和小狗，却在无形中忽视以至于放弃了与涓生之间的精神交流。她从一个让涓生认为“中国女性并不是无法可施”的新女性代表，一个敢于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出走，离开黑暗旧家庭的人物，变成了为涓生所不齿的俗女子，逐渐在柴米油盐中渐趋庸俗，封建传统色彩的思想，也在她的价值观中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涓生希望子君能与他在精神地位上真正平等，但却做不到尊重子君；涓生对于子君的生活安排近乎嫌弃，却从未试图去帮助子君远离这种琐碎的生活。他的自私与软弱，还有对温情的吝啬，将子君越推越远，最终将他们之间的爱情送进坟墓。

子君的爱，是被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所剥夺的，而涓生的爱，则是因为子君价值观的逐渐偏离而消逝。小家庭的幸福与安宁逐渐凝固，浪漫也终于难以为继。

（二）不对等的婚姻关系

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模式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在旧中国，女性被看做是男性的附庸，男性可以为所欲为的向她们转嫁各种压力。旧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几乎完全是依附着男性而存在，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权利把握。由于命运把握男权的受理，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被压迫中艰难挣扎。《伤逝》 6 中的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后，失去了当初主动追求爱情的积极思想，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全依赖于涓生，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回归到传统女性的角色中，把自己置身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同居后的子君，在其身上已经看不到新女性的特色，而是像传统女性一样，遵循着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旧封建婚姻模式，将自己的生活重心与乐趣，完全寄托在涓生的身上，服侍涓生成为她生活的全部意义，而她自己对此毫无觉悟，非常满意的扮演着传统妻子的角色。本是两人一起追求爱情、平等、独立，但是，同居后的涓生，扮演的是家长的角色，而子君在涓生面前，从未开口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子君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当涓生最后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时，子君依然只有沉默，最终被涓生当沉重的包袱甩掉。沉默的子君，没有了思想，失去了尊严，她的命运，只能任由涓生摆布，最终在沉默中死去。

婚后的子君，不仅没有表现出当初追求爱情时的主动精神，反而自觉回归到封建男权文化所规定的传统女性角色中去，表现出了非常典型的传统女性弱点，这就是对男人的屈从与依附，这种完全没有自我的屈从与依附，也是造成两人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更是其人生悲剧的致命弱点。

表面上看，《伤逝》中子君的悲剧根源，是由于涓生的狠心抛弃，最终使其抑郁而终。而实质上，子君悲剧的发生，是家庭中两性关系的不对等，是中国几千年男权中心文化的残酷毒害。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压迫下，子君们丧失自我，只能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屈从与依附男人生活。

（三）缺乏社会基础的性别意识觉醒

男权为主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从根本上影响着子君的人生与生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努力争当新女性，但是，她的追求却不彻底，在爱情的维护上，没有摆脱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羁绊和束缚，最终使自己陷入沉默与绝望。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夫为妻纲”是妇女必须要遵守的社会道德准则。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是男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在男权面前，女性完全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封建伦理、封建道德的多层压迫下，女性的心理完全被奴化。

对于子君，鲁迅先生“怒其不争”的态度非常明显，他通过子君这个形象，对女性自身所表现出的麻木与愚昧进行了针砭，通过揭出其病苦，来引起社会的 7 关注，以期能唤起女性走向自我解放的勇气。子君的结局，形象地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整个社会制度不进行变革，没有政治、经济上的解放，那么，孤立女性个体对个性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是无法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的。离开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解放，所谓的妇女解放，只不过是一种主观上的幻想而已。

四、《伤逝》对中国女性爱情观与价值观的启迪与影响

（一）子君的性别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

女性对新思想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她们全都选择了与传统的女性角色彻底决裂的姿态和立场，现代女性对性别认同的不同思考，不仅是对传统而现代的复杂性的一种变现，也是对女性精神的丰富性的彰显。

五四新文化运动迫使女性开始对自身的性别认同进行思考，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实现个体的自主独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比男性更多更复杂。五四思想浪潮促使女性的“人的觉醒”，也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但这并不代表着女性就能回答怎样才是“我”，或什么是“我自己”的问题。女界先锋所倡导的“男女平权”，只是被作为女人与男人争取平等地位的行为，而没有从意识上认识到，这是女性要求男人和女人一样，承担平等的责任与义务。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是将男性作为参照物，来要求性别平等，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而没有确立一套属于女性自己、涵盖女性性别需求的价值评判体系，就注定女性在建立性别意识时，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性别认同问题，使得女人追求“人”的独立过程，必将中付出更多的艰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是女人成长和发展为“人”的基础与前提。在《伤逝》中，子君以新女性为追求目标，但却没有确立自己的自立自强的标准，而是在同居后选择屈从和依附涓生，其“女性自我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这也是导致其婚姻失败、死亡的致命原因。鲁迅在《伤逝》中的潜在观点是：只是在语言上表达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并不是真生的新女性，真正的新女性，应该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及独立的生活能力。

（二）子君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独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出现了女性一词，它的内涵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强调的正是追求个人价值、追求婚姻自主、走出封建家庭的“新女性”形象。《伤逝》中的子君一样，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们冲破“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婚姻罗网，主宰自己的婚姻大事。

在子君的理解范围内，涓生是她的爱人、丈夫，也是她的依靠，她以全部的身心来爱着涓生，维护着他们的关系。在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女性惰性心理支配下，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定的保障。她的柔顺与服从，她对涓生的“旧式”的爱，都使她不能摆脱女性的软弱与平俗，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生活与爱的自由，任将自己勇敢争取来的爱情葬送在凡俗生活的摩擦中。子君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态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的悲剧。

鲁迅写作《伤逝》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深刻的揭示出女性在长期封建历史下形成的思想惰性的深重。他虽然让子君无畏的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而在婚后却又让子君选入失语，陷身于男权的罗网中；他让涓生积极主张男女平等，而又在同居生活中暴露出男权思想。鲁迅就是通过这种看似矛盾，却又非常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男女两性冲突中，展现女性觉醒的痛苦，来说明子君的悲剧，源于其女性思想并没有真正独立。

（三）两性不平等造成爱情悲剧

涓生虽然受到了新文化新运动的启蒙，追求独立，自由与平等，也努力去实现了，但这新思想显然没有进入骨髓，他的骨髓里沉淀的还是封建礼教中男性至上的观念；子君致死也没有明白 “独立平等”的真实含义。她没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和理想，爱人和家庭是她全部人生的整体。进入婚姻生活后，就和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两样了，她从来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她做出了新思想影响下的行动，却没有真正彻底的接受这些新思想，最终被爱情所遗弃。

五、结论

《伤逝》的爱情悲剧虽然带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但是，其对爱情的诠释即使放到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鲁迅对两性婚姻关系的诠释，对女性婚姻地位的解读，对当代青年建立健康阳光的恋爱婚姻观等，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伤逝》的主题思想告诉我们，婚姻并紧紧要以爱情为基础，更需要保持各自人格上的独立平等，并以责任和义务为纽带，在社会发展中跟上时代的 思想潮流。

参考文献

解读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苔丝” 第3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苔丝 女性本质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德伯家的苔丝》是20世纪初英国现实批判主义作家、诗人托马斯·哈代著称于世的“威塞克斯系列”中的一部力作，一直被公认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在这这部小说中，哈代描述了一个不屈服于世俗偏见的压力，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苔丝。哈代通过对女主人公苔丝形象的塑造、生活艰辛的遭遇及悲剧性命运的阐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伦理道德，谴责了社会邪恶势力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严厉地质问了男权统治下的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社会道德和不公的社会制度。小说注重自然环境与女性的关系，在情节冲突的处理中突出了苔丝处理周围关系时表现出的女性所特有的美德和自然的品质特征属性，与她命运中虚伪、懦弱、残暴的各种人物和遭遇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比。小说的主旨充分表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故事展现了男权社会如何摧毁了主人公苔丝和她所熟悉并追求的自然本真的生活环境；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所赞美的女性本质特征，即苔丝所具有的纯洁、无私、勤劳、坚强、热爱自然、追求平等和勇于抗争的性格特质恰好与哈代对自然和女性内在的联系的认同以及对夫权制文化的质疑，和生态女性主义所极力倡导的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观念有着相通相同之处。哈代借苔丝的形象，表达了他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表达了他与女性生态主义的观点吻合：即女性更能从情感上和自然界形成共鸣，同时也将生命的各种形式视为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实际上这都是由于女性与自然是生命的赋予者，女性所持有的本能、宽容和怜悯的特点，使其更容易地与自然融为一体。

一 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特征及理念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流派又称女性主义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和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在女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而成的、完全能顺应社会进步需求的一种文化思潮，重视女性与自然的对应关系，重视女性和自然的顺应关系，其主旨是揭示在人类思想范围和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的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把女性追求平等和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女性和时代发展及大自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提出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新型关系。（王颖、孔文生，2011）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人与自然有极大的亲近性，女人天生和自然有着亲近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就传统思想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来源于文化派激进女性主义，承认被男权贬低的女性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除了妇女解放的主题以外，还关注生态和环境危机。就理念而言，它有着一种深深根植于西方的父权制文化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女性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内在联系。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阻止对生命做无意义的等级划分。由于这种认识把女性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束缚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者珍视尊重自然的前现代（pre-modern）世界观中的古老智慧为宝贵的理论来源。前现代的世界观把自然视为完整的（holistic）有机体（organism），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immanence value），相信人与其他物种、大地的价值是平等的，从而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二 优秀女性本质在生态女性主义中的体现

苔丝是一位聪明秀丽、善良淳朴、勤劳勇敢的姑娘，虽有着贵族血统却仍生活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之中，但她坦然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心灵的煎熬，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由于家境贫困、弟妹众多，而且父亲嗜酒，十七岁苔丝就早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为了家庭，她不得不到那个德伯本家中作帮佣，却被德伯家主人亚雷诱骗失身，怀孕生子，受到了周边封建势力的蔑视与侧目。她忍受着道德偏见的折磨与压力，背井离乡，到牧场当挤奶工。然而，不幸与贫穷再次降临到苔丝头上，父亲死后，苔丝全家面临着饥饿，为家庭生计，为摆脱困境，她又一次无奈地选择了牺牲自己，回到亚雷身边，恰恰与后面当她的丈夫从国外一回来，她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亚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她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忠贞的爱。这样的选择透射出她不愿也不会被富足的物质生活污染和腐蚀所侵蚀，勇敢追求真爱和尊严的优秀女性本质。小说中对这段情节的叙述，采用白描的写作手法，平铺直叙不作渲染，让事实说话，对苔丝性格特征中吃苦耐劳和善良无私的女性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刻画，在这个结局中，看似她已经屈服于世俗的枷锁，屈身于生活的牢笼，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在苔丝的心灵深处，她有着更坚定的人生信仰，有着强烈的自尊，渴望自由，追求幸福，她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阳光，那样的丰富多彩。不幸的是：苔丝性格中对爱情真诚和坚贞不渝的女性本质和她的特殊遭遇不被当時英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理念所接纳。牧师克莱对苔丝倾慕，经一段时间交往后以致修成正果，在新婚之夜，当苔丝敞开心扉向所爱的人坦白她那受伤的过去时，那个口口声声爱她的克莱竟然不为她的坦诚而感动，不为她的不幸鸣不平，不为她的义举而珍惜，反而缄默不语，对苔丝愤愤然，离家出走，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到巴西逃避现实，这无疑对苔丝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她的世界彻底坍塌了。

试想，当今社会，有哪位女性会向心爱的人坦诚自己以前的不幸和所遭受到的屈辱，特别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事情？作者这样的大胆描述，实质上是对男权思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传统的女性贞洁观的挑战，并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苔丝的真诚与善良美德，这一笔触恰恰说明作者的用心良苦，更能折射出作者的内心世界：借苔丝备受煎熬、备受责难、备受凌辱的女子形象，对英国上流社会的虚伪、无耻、男盗女娼进行猛烈地抨击。这部小说之所以深受世界文坛的推崇，深受文学爱好者的膜拜，除了作者浑厚的文学功底、广泛的社会阅历、认真的社会实践以外，新婚之夜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叙述与描写，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可以这么说：哈代依靠苔丝的形象享誉世界文坛。

在默默忍受不公待遇的抑郁痛苦中，苔丝的心都碎了，但为了全家的生活，她只好忍受屈辱和苦难。同时，她还抱着一线希望，盼着丈夫回心转意，回到自己身边。为了克莱的尊严和荣誉，苔丝仍然对外隐瞒真情。苔丝正是千万个为爱所动、为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女性的缩影，苔丝把身体交给了自己不爱的亚雷，却把自己对幸福的憧憬建立在对克莱的爱情上。在爱与情、性与爱面前，苔丝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更有甚者，当她在绝望中杀死亚雷后，仍嘱咐克莱在她死后娶她的妹妹。这一嘱咐，既是苔丝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表现，又是苔丝自始至终逃脱不了宿命论的窠臼。虽然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苔丝的命运以悲剧收场，但是苔丝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富于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女性对待爱情和对待亲人持之以恒的真诚感情，正是维护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源泉，也让世人反省男权社会的罪孽、荒谬和残忍。在小说作品中，哈代还提到了苔丝同克莱在流亡途中，苔丝依旧对克莱无微不至的关心关爱，苔丝的忠贞、乐观、善良等本质随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如克莱因奔波而睡着时，正值警察围追堵截逼近，苔丝冷静沉着地对警察轻轻地说：“先生，对不起，轻一点，他（克莱）刚刚睡着。”面对死亡，苔丝这样的举止是一般常人无法做到的，而这就是她与众不同的的特质所在。

三 热爱自然和追求平等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相互联系、互为依存的大网，没有上下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反对任何等级划分。（罗婷、谢鹏；2004）世人普遍接受甚至推崇这样的世界观，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分等级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代笔下的苔丝表现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识，即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向往自由、勤奋勤勉的特征却与之背道而驰。

苔丝的出身是名门贵族德伯家的末代子孙。当时正处于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已经在英国全面统治，这些过去曾辉煌一时的贵族世家都纷纷破落。小说中苔丝的父亲已经沦落到一个乡村小贩的身份，只有家中的一把古调羹和一方着花的古印还能暗示他们曾经有过显赫的祖先。从社会等级角度来说，苔丝一家是靠辛勤劳动谋生的下层劳动人民，而且事实上曾经作为剥削者的祖先也并没有影响他们勤劳的本性。苔丝的父亲德伯，他从牧师的考证中获悉自己家庭的历史和谱系之后，就一直为自己处在这个虚无飘渺的高贵家族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足以表现出当时男权社会等级制度的对他的影响以及他个人极度的虚荣心。这一点反映了世人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看重并张扬富贵与荣华，鄙视贫贱与贫困，对于阶级等级制度盲目的推崇。而他们的女儿苔丝，虽然出生并成长在这充满庸俗气氛的家庭里，但她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美德，厌恶父母的贪婪虚伪，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依靠劳动谋生农民的女儿。她曾经说：“I have as much of mother as father in me!All my prettiness comes from her and she was only a dairymaid.”（Hardy,2004:104）這分明是她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反映，是她对自己身份的坦诚和肯定。苔丝从不向克莱夸耀自己显赫的贵族祖先，坚持用父亲德北的姓。当克莱以为了让他的母亲更看得起这个儿媳妇为由，提出要苔丝换姓为她祖宗的姓“德伯”时，苔丝断然用短短一句话回绝：“I like the other way rather best（Hardy,2004:194）。”苔丝用这样的言语折射出了她鄙视血统门第观念的想法，冲破等级制度的禁锢，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要求破除男权思想，也充分体现了苔丝的反抗精神，体现了苔丝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在哈代的笔下，克莱简直是鲁迅笔下阿Q的翻版，当有人问起阿Q的身世时，阿Q理直气壮地说：“我也姓赵，我以前比你们阔多了……”，真乃异国风情之别、异工同曲之妙。实质上，英国社会的这种等级制度堪比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重四德”，等级森严，没有人越雷池一步。

四 反抗世俗偏见、反对统治和压迫的生态女性主义精神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苔丝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她不仅具有优秀的女性本质特征，而且也有女性主义的反抗精神，在几经波折的命运中，她无时不刻地与男权社会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宗教以及社会环境激烈地斗争着。作为受到统治与压迫的女性，苔丝不愿做亚雷的玩物，不愿做亚雷的附庸，相反，她与亚雷作殊死的较量，与他作坚决的斗争。她怒不可遏地揭穿了亚雷皈依宗教的虚伪面目，当险恶的亚雷企图对她纠缠不放时，苔丝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义无反顾地趁其不备将他置于死地，使这个无恶不作的淫棍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她以死抗争的一生向世人痛诉当时社会违背人性人理、残害妇女的不公法律、道德和价值观。

苔丝的反抗精神还体现在她对于压迫和摧残女性的宗教的蔑视和否定。她置宗教的清规戒律于不顾，出于母性对亲子的本能，自行代牧师为她所生的私生子进行洗礼。她甚至无视19世纪后期英国教堂和法律中禁止男子与死去的妻子的妹妹结婚的明文规定，希望克莱能在她死后娶她的妹妹，她的这些所作所为都直接体现了她意识中不向那些违背自然意愿的宗教思想妥协的反抗精神。

苔丝性格中的女性主义精神在她与其生活环境所作的斗争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她偏远封闭的老家马勒村，当苔丝的失身成为当地封建习惯势力的指责和攻讦的对象时，苔丝不甘心被生活打败、被舆论左右。她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到塔本篱牛奶场做工，过自给自足，自爱自重的生活。在尚未开化的19世纪，一个乡村姑娘能以如此决然的否定态度和反抗精神面对传统的贞洁观，折射出苔丝身上强烈的反传统反男权的女性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特质特征，帮助她抵挡住了牛奶场中人们的歧视、讥讽和耻笑。虽然在精神上饱受压抑，在身体上倍受摧残，但她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乐观向上、勇敢正视现实，向往明天，向往未来。苔丝对当时的社会道德偏见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一个孤立无援却不甘屈服的叛逆者的形象跃然纸上。最后，当克莱带着忏悔之心突然从巴西回来，与苔丝重归于好，但亚雷仍对苔丝纠缠不放，得寸进尺，无奈中，苔丝悲愤地动了杀机，用自己的生命控诉社会的不允不公不平，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苔丝的这种反抗精神，在叙事过程中也得到了延伸。当她在棱窟槐农村劳作时，凶狠的富农有意非礼、欺负她，派她干力不胜任的男工活，但是苔丝并没有屈服，而是不畏艰苦地工作，据理力争，用“I thought it made no difference to you as it is task work,and we are only paid for what we do”（Hardy,2004:301）这样精辟的话语，来反驳富农的刁难，足见苔丝的不屈不挠的聪明睿智。

五 透析传统男性中心观下的女性生态主义自然属性

虽然苔丝的一生充满了反抗和斗争，但是由于所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苔丝性格中却始终受到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二元等级观念是以男性为中心，而男性则把整个社会当成狩猎场，男性始终是猎手，女性一直被视为猎物。实质上，要摈弃传统男性中心观，就是要克服二元思维，让所有存在都有其生存的合理性与权利，有生存的理由与自由，在一种生态性的关系中求得平衡而健康地成长。

在苔丝命运中，她将自己的失身看成是一种罪孽。从肉体上，亚雷才是她的真正丈夫，自己是礼法的罪人，不配做克莱的妻子，这种对丈夫的负罪感一直萦绕在苔丝的脑海中，使她倍受折磨。就实质而言，也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在作祟，也正是这种自我价值的缺失，对自己行为的忏悔，才使得苔丝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放弃了自由，听天有命，对丈夫唯命是从。所以当克莱无情地抛弃苔丝，从精神上把苔丝推入绝境，苔丝竟然会逆来顺受，自愿放弃和克莱平等做人的权利，还低三下四地向克莱表示：“I will obey you like your wretched slave,even if it is to lie down and die”（Hardy,2004:237）。苔丝的言行不但没有博得丈夫的怜悯，反而助长了他的冷酷无情，加重了自己命运的悲剧性。在苔丝被抛弃后，她仍旧恪守克莱的要求，将自己封闭起来。由此可见，她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天生的本能，而是深受当时男性中心理念的压迫和残害，她的性格特征受到自身和时代的局限，受到社会与道德的制约，受到法律与宗教的影响。苔丝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苔丝同巨大的社会力量做斗争的同时，还要在一个世俗法则的社会里生存，她的遭遇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社会道德法则。

《德伯家的苔丝》是一部悲剧作品。在苔丝身上我们自始至终看到的是她纯洁的本性，看到她在深渊中苦苦挣扎，最终她被逼得上了绞刑架，作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而街头巷尾却还在冷漠地议论着她的贞操，这是何等麻木的世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律制度都是以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承认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权利为前提，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亚历克本是一个乡村恶霸，为非作歹却丝毫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苔丝却沦为杀人犯，被判绞刑。苔丝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现代文明进程的社会悲剧。对苔丝这个人物形象，读者同情大于谴责，认可多于否定。对于她的自我价值的缺失，对于她的罪孽感，我们只能请鲁迅先生代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尽管苔丝摆脱不了男性中心观念思想的束缚，逃脱不了宿命论的桎梏，但她一直在为反对传统的男性中心观而努力，再次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

结语

苔丝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姑娘，美得清纯，美得自然，她有着每个女人所羡慕的东西——迷人的外表，漂亮的脸蛋，优雅的身材。如此绝色的女子，却受到社会家庭乃至人性的重重逼迫，在家庭窘境和社会习俗的双重压迫下，最终一步步走向毁灭。苔丝是哈代笔下一位淳朴善良却屡遭厄运打击的女性形象。苔丝的悲剧有其社会文化因素，也有其自身性格的因素，此外，苔丝的悲剧也是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哈代以深切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描写了苔丝这样一位女性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在当时男权文化中妇女的生存状况，展现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及作者女权主义的思想，对后来的女权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哈代之所以会在现代文坛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于他的创作不仅具有时代感，带着深深的历史烙印，而且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哈代的作品试图超越男权文化，批判男性中心论，重塑女性形象，彰显女性意识，正是这样才使哈代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苔丝命运以悲剧结束，但并不能遏止她性格中纯洁、无私、热爱自然、追求真爱、要求平等、反抗压迫等这些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品质的光辉。苔丝身上的多重性格及美德、人格魅力在哈代的笔下栩栩如生，使苔丝的艺术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时代感，更有真实性和警示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德伯家的苔丝》中所体现的女性生态主义思想，反映出哈代对女性和自然关系的深遂理解和思考，即使对当今的社会问题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苔丝形象正启示着创建创立一个两性和谐、生态和谐、人类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社会平等、物种平等的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Hardy Thomas.Tess of the d’Urbervilles.New York;Bantam Dell,2004.

[2] 金莉：《生态女性主义》，《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

[3] 鲁晓霞：《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觉解析〈德伯家的苔丝〉》，《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 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求索》，2004年第4期。

[5] 王諾：《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金颖颖，女，1971—，上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语言文学、翻译，工作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毛梅兰，女，1956—，上海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英美语言文学、英语教学，工作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飞越杜鹃巢》 第4篇

作为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 肯·凯西的《飞越杜鹃巢》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评论家说他的《飞越杜鹃巢》成为反对权威的重要著作, 而他发起的“迷幻试验”巴士之旅, 掀起了六十年代的嬉皮运动, 他也被誉为反文化的宗师。在这部小说中肯·凯西描写了一个叫麦克默菲的中年男子为了逃避在教养院的责任, 在教养院的人面前表现出异常, 而被送进精神病院。他原以为这里的生活可以自由轻松一点了, 那知处处受到限制。精神病院单调、枯燥、折磨人的生活, 使健康无病的麦克默菲难以忍受, 于是采取了一些行为来发泄自己对医院的极度不满。在与护士长最后一次对抗中, 麦克默菲最终被做了额叶切除手术, 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但可喜的是印第安人齐弗在麦克默菲的感召下, 终于觉醒而最终逃离了“杜鹃巢”。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部小说便成为人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氛围中追求自由的心灵之歌。但是如果我们从女性主义视角下来分析《飞越杜鹃巢》中的女性形象, 从中不难发现当时父权社会下对于女性形象的歪曲, 和作家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把女性看作是恢复男性身份的工具。

二.女性形象

父权社会是一种以父亲或年长男性在家族中拥有绝对权威为基础的社会系统。也就是说, 在父权社会中, 男性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在这种父权社会体系下生活的女性就必然从属于男性, 其自身的存在的意义由男性决定和诠释。父权社会在西方世界由来已久。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男女间的权力不平衡可以追根溯源到圣经。“女人是祸水”、“女人是妖怪”、“荡妇”、“女巫”等话语, 是对女性本质进行亵渎的话语符号。这种亵渎掩盖了女性原型的真实面目, 是父权社会占取其统治和支配地位的策略和武器, 其中也隐含着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迷惑和恐惧。为此, 父权社会从各个方位向女性伸出了触角, 去进一步改造和匡正其被认定的地位和角色。于是, 长久以来, 作家们 (不管是男作家或是身受父权文化毒害的女作家) 都喜欢按照男权社会的标准要么去塑造一些美丽温顺的天使般的不给男人添麻烦的女性, 以此来迎合男性在女性面前的自大欲;要么去塑造一些天地不容的“恶毒妇人”来给男人添麻烦, 从而来满足男性战胜邪恶的虚荣心。

在《飞越杜鹃巢》中大个子护士是主要的女性形象, 从她一出场她就被描述成一个机器一样的人物。齐弗在不同场合下都是以机器的形象来形容“大护士”的。在小说的开头“大护士”带着她的工具箱形状的手提袋, 里面似乎塞满了一千种今天她要用到的零部件——车轮和齿轮、擦得冰冷铮亮的嵌齿、像瓷器一样微微发光的小药片、针头、镊子、钟表匠用的钳子、铜线圈……而当大护士发怒经过他的时候, 齐弗听到她轰隆隆的声音, “她已经变得像个卡车那么大, 身后的‘排气装置’里拖着那个柳条编织袋, 就像一个吉米柴油车后面的一个半拖车。她的嘴唇张开, 脸上的微笑就像热气离开散热器一样消失了。当她走过去时, 我能闻到汽油和发电机的火星。” (肯·凯西, pp.97-98) 作家借用机器的形象来塑造大护士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她的那种无情和冷漠, 理解女性一旦掌握权力以后会象机器一样冷酷地去维持自己的地位和统治。大护士是个女性, 可是在肯·凯西的笔下, 她讨厌她这身女性特征。她极力地想掩饰和隐藏她的的女性特征“她的脸孔很柔和, 是经过严谨的精打细算下创造的产物, 就像一个洋娃娃……在生产的过程中多少出了点错误, 把这些硕大的、女性化的乳房放到了本来将是完美的一件作品上, 你可以看出她有多讨厌这点。” (p.6) 当麦克默菲挑战她的权威时问:“她那对乳房尺寸是多少, 说她尽最大努力却未能掩饰它们。她径直走了过去, 并不理睬他, 就像她选择忽视大自然贴在她身上这对超大尺寸的女性标记一般, 就好像她在他之上、在性别之上、在所有柔弱和肉欲的其他每一样东西之上。 (p.156) 从以上的语句不难看出肯·凯西的观点——女人天生就是缺少某些品质。而这样的观点也应和了达尔文在著作中提到的, 男性在生理上, 智力上, 以及艺术天赋上都优于女性。在作品中比利的母亲和哈丁的老婆也被塑造成有控制欲望的女人, 而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都表明了肯·凯西对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态度。由于生理上的缺失, 女性即便是获得了权力也终究会处于这样一个二难的境地——在地位上处于要上风, 在生理上处于下风。小说中还塑造了另外一类女性形象坎蒂和桑蒂。她们俩是游戏人生的风尘女, 对于男人她们只是玩物, 是男权社会中的附属物、寄生虫。

三.女性功能

二战后, 妇女在战争中的贡献被渐渐淡忘, 她们被要求重返传统角色, 继续做她们的贤妻良母。大多数女性在面对男权社会特定的性别角色的宣传, 心甘情愿回到家中继续做专职的家庭主妇。但像小说中大护士那样历经过战争考验的女性来说, 这种观念是错的。她们这类人深刻地体会到了男权社会二战前后对她们态度的转变。当面临种种压力, 为了反驳舆论有关妇女在体力上天生不如男性的观点并保住她们得来不易的工作机会, 这些妇女不得不故作强大凶悍、冷酷无情。大护士、比利母亲和哈丁老婆就是这一类女性。哈丁的妻子也符合“恶妇”形象, 她是这部小说中的强势女人之一, 她总是认为哈丁男子气概不足而女人气质有余, 经常以一种蔑视的眼光看着哈丁。比利的母亲也总是认为比利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 认为他还小而不需要找女朋友, 实际上是他母亲心中的强势因素在作祟, 她想把比利永远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让他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听从母亲的命令和教诲, 实际上这是母亲对孩子的一种病态的爱, 是强势女人想要达到控制男人的一种病态的心理。她们颠覆了传统小说中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 她们以丧失女性气质为代价来换取自身价值的实现。在这一类女性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肯·凯西对于女性功能的取向, 那就是女性还是应该待在家里继续做贤妻良母。

小说中出现的坎蒂和桑蒂却是被塑造成另外一类人。她们只是被用来作为恢复男性地位和功能的工具。当麦克默菲和其他病友打球的时候, 他把他们称呼为“柔弱的娘们儿”。在麦克默菲的眼中, 经过大护士的高强度管制下, 他们都已经被“阉割”了, 变成了大护士也就是他们嘴里的“割卵蛋的屠夫”的战利品。而如何让这些人重新做回男人就成了打击大护士最好的武器。哈丁说:“告诉我, 麦克默菲, 一个男人如何向一个女人表明谁说了算……向她表明谁是山上的国王?……男人只有一个武器来抵制现代母权制崇拜;只有一个武器, 而年复一年, 在这个新潮的、崇尚动机研究的社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不断探索让这个武器变得无用的方法, 从而征服那些迄今为止曾是征服者的人。”……麦克默菲说:“你的意思是, 我是否能够为那个老秃鹰勃起, 不, 我相信我不能……” (pp.72-73) 通过分析以上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哈丁的眼里要想拯救被“阉割”的男人唯一的途径就是让他们再做回男人。而小说结尾处比利也正是通过妓女坎蒂的帮助完成了自己的尝试。正当比利逐渐恢复自信的时候, 大护士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她以告知他妈妈作为要挟, 最终导致了比利的自杀。比利以自己的死亡来告诉病友, 在这个女权占主导的疯人院中也许死是最好的解脱。而通过这两个妓女的塑造, 我们也能发现肯·凯西对于这类女性的欣赏, 认为她们是能帮助男人恢复自信和拯救男人的工具。

两类女性形象代表了两类女性功能, 两相比较。肯·凯西的女性观已是不言自明了。

四.结语

肯·凯西写作这本小说的时间正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放弃家庭主妇这一角色而走人社会, 争取她们权力的时代。在这部小说中, 男女关系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是主宰者, 女人是被主宰者的模式, 但是也不是正常的男女平等的模式, 而是一种另类的颠覆的关系模式, 女人颠覆了男人的权威, 穷尽其所能去控制和压制男人, 把男人掌控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分成了两类, 以大护士为首的“恶妇”和以妓女为代表的“天使”。而作家的取向也是非常清楚, 那就是对走人社会和男人竞争的女人极力地妖魔化, 把那些讨好男人、充当男人恢复男性功能的女性的天使化。作家是典型的男权至上, 他看到了时代变化中女性的渐渐崛起, 他需要压制这种东西, 将她逐出到他自身的存在之外, 驱赶到她自己明确的范围之外的一个安全的陌生领域。这也正是这部小说透过女性主义视角能看到的。

参考文献

试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第5篇

试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解构主义关照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极力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它对传统译论中原著与译文的关系以及翻译中“忠实”的概念重新阐释来提高和彰显译者的主体性.但是,应该正确认识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分张扬译者自身的主体性因而具有局限性,受到了众多的批评.

作 者：包相玲 Bao Xiangling 作者单位：南阳理工学院外语系,河南,南阳,473004刊 名：读与写(教育教学刊)英文刊名：READING AND WRITING年，卷(期)：4(10)分类号：H315.9关键词：女性主义 翻译理论 译者 主体性

女性主义视角 第6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自然 和谐 女性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是英国文坛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作为一名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印度之行》自1924年出版后受到了许多评论家多角度的解读和分析，例如，政治视角下的殖民主义内涵、人文主义视角下的叙事方式分析等。但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这部作品的主题却鲜有学者问津。生态女性主义已日渐兴盛，本文就试图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解读《印度之行》中所蕴含的生态女性意识。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呐喊

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二元论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关系，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群体里，女性仅仅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而存在。这种观点割裂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女然与女性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神秘的联系，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就等同于与自然的对立。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能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苏珊·格里芬对这一关系的表述：“我们是自然。我们是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拥有自然之观念的自然。哭泣的自然。对自然讲述着自然的自然”。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不仅在生理结构上极为相似，而且在心理结构上也几乎相同。同样作为生命的孕育者，女性对事物的敏锐的直觉使她们能够轻易地了解地球的生命过程。因此小说中所描述的女性角色，无论是穆尔夫人还是阿黛拉都对自然充满着敬畏与怜惜之情。

信仰基督教的穆尔夫人在第一次走进清真寺的时候，就是凭女性的这种直觉先把鞋子脱掉，并怀着敬畏的心情慢慢的走了进去。阿齐兹对她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她所做出的这种直觉指引下的自然行为。在清真寺里，穆尔夫人感受到与自然从未有过的亲近感，而这种感觉在她的家乡——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英格兰是未曾有过的。曾经英格兰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都在工业文明到来的时候消失了，因此在英格兰，连月亮都显得那么呆板、陌生不容易亲近。在东方文化中，水和月亮都象征着女性，而在欧洲文化中，他们多崇拜的是太阳神。东方的月亮与欧洲的太阳给人们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二、女性与自然的有机契合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孕育生命的生理功能和大自然孕育万物存在本原性联系。与男性相比，由于女性的认识和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使得她们能和大自然紧密接触。如同文中能体现大自然神秘性和影响力的马拉巴山洞一样，它的形状和与女性的子宫十分相似。当女性穿过洞穴时，一种神秘的自然力量通过对她们身体的刺激唤醒了内心真实的感觉——自我意识苏醒。穆尔夫人和阿黛拉走进马拉巴山洞的时候，蛰伏在她们心里的自我意识突然苏醒。阿黛拉意识到自己不想成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群体的点缀品，自己嫁给朗尼的不是因为爱。穆尔夫人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这一生都在为婚姻和孩子而活。她们共同经历了拉康所谓的“镜像阶段”，自我意识开始萌发。人类在自然地镜子里才能正视自己。但是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却没有感受到任何大自然的任何神秘力量和召唤，这也充分显示了男性与自然的疏离关系。

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女性是大自然的守护者，大自然也为女性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包容。穆尔夫人最后永远沉入了大海，投进了广袤无垠的印度洋的怀抱中。一个基督徒最终与东方自然母亲融为一体。小说中描述的对阿齐兹的审判时，正是穆尔夫人沉入大海的那一刻，冥冥之中，穆尔夫人用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最终拯救了阿齐兹。在法庭上，很多印度人大声呼喊“穆尔夫人”，但是这几个字听起来却像是印度教中的女神名字 “爱斯米斯，爱斯米斯”，这似乎象征了穆尔夫人最终获得永生。

三、结语

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小说《印度之行》，指出女性与自然同样都处在二元论中较低等的一方，两者在身体和心灵上都有通感。相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能关爱和呵护自然界的万物，并能意识到众生没有高下等级之分，一切皆平等，人类与自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然则通过一种神秘的力量帮助并启蒙女性认识到自我，鼓励其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福斯特所描述的女性与自然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有助于打破人类中心和男性中心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能够为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建立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提供一条新的出路。

女性文学:女性情感的独特视角 第7篇

女性作家在文坛上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从丁玲、冰心、萧红、张爱玲到张洁、王安忆、铁凝、张抗抗再到池莉、王海翎等一大批女作家, 她们都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 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硕的创作成果, 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不少女作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全国女性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项文学界殊荣,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成功, 标志着女性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文学的世纪应该是两性并驾齐驱的世纪

法国女作家伍尔芙在她著名的《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女人如果不拿起笔来写自己, 写他人, 写世界, 那么就只好任由男人去写自己, 让自己变成被男人写的女人。阿伦布洛克说“如果两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平等的话, 人文主义传统就是一场笑话。”这样看来如果这个世界是两性并存的世界, 那么文学的世纪也该是两性并驾齐驱的世纪, 女性必须写作, 只有女性参与创作, 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话语去体悟生命, 从而建构独属于女性生命本体的发展历程的文本, 女性才能获取有别于传统男权意识的别样的女性文学传统。

女性创作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

正如知名女作家王晓玉在“女性发展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上所说:女性, 以其天生细腻的感情和敏锐的洞察力在文学创造中独领风骚。她们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与审美元素。无论是从审美经验上, 还是从文体学、主题学、艺术学、思想史上, 都为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女性创造。

女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在生存环境中所面临的事业家庭, 爱情婚姻, 自我突破等, 也正是她们“心灵的历史”和“真正的现实”, 是她们探索自身, 体验生命的心路历程。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的发表, 以其明确的性别指涉, 标志着新时期女性主义话语的初步形成, 它通过“寡妇俱乐部”里三个单身女人的故事, 揭示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真实处境:“你将格外不幸, 因为你是女人”, 其抗议性的话语表述宣泄着压抑许久的愤懑与绝望, 表达着对女性彻底解放的强烈渴望。

性爱, 它作为一个时代女性觉醒程度的试金石, 往往率先成为女作家们关注的焦点。马克思说:“性爱, 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更多的女作家也创作了大量描写性爱的优秀作品, 如张洁《爱, 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爱的权力》, 她们首先突入了长期被视作禁区的爱情领域, 显示出女性意识在长期压抑后的最初萌醒。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最后的停泊地》以充满激情的笔触记录了当代女性挣脱“非我”、走向“自我”的坎坷历程。而王安忆的“三恋” (《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 , 铁凝《玫瑰门》、《麦秸垛》则涉入了女性世界更为隐秘的领域, 揭示了原始母性的压抑状态, 从中透视出历史文化对“女性”这一特殊性别群体的生成作用, 其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贯注显示出对女性文学的历史性突破。

女作家们往往通过自己的角度, 审视女性的内部世界, 审视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她们大都回避宏大叙事, 常从“儿女情、家务事”日常支点切入社会, 从半写实、半虚构的自传角度看取生活, 善于以细腻的笔触, 微妙的感觉, 传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如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 方方的《风景》, 其主旨都在于以日常化的生活、平民化的人物, 抒写个人生活被他人他物的遮蔽与约制, 是用别样的方式对个人命运的呼唤。王海翎的被改为同名电视剧的长篇小说《牵手》, 写了变动不定的时代给家庭和婚姻带来的震动和冲撞, 以及当事人面对现状由内到外的自我调理。作品选取角度的“小”与切入生活的“近”, 都具有个性化女性写作的鲜明特征。

白烨指出, 中国新一代女性文学与过去相比, 从总体风貌看是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在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欲望表达等方面, 表现得更为内在、明显和豁达。当许多男性作家还沉溺在“我们”的群体立场描写社会风云时, 许多女性作家却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 恣意表现由生活到文学的“这一个”。女作家笔下所呈现的世界以其特殊的表达方式, 是男性的体验、男性的认知、男性的想象与男性的书写所不能替代的无法抵达的区域。

当然, 女性对于自身的探索不会是平坦干净毫无枝杈, 而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 我们应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把男作家大胆描写性爱, 视为艺术加以推崇, 类似情节如出于女作家则视为道德败坏。女性创作不是一个封闭的形态, 而是一个开放的运作, 要包括女性所有的过失与拯救, 这表现在当今某些女性创作中确实存在着过于渲染女性性征、性描写低俗不堪、乃至把女权主义者描绘成颐指气使的女“性霸”等苗头。如70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们。

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女性从台下走到台上的一步步艰辛的路程, 正因为如此的艰辛, 正因为今天来之不易的成就, 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倍加呵护, 给她们一个宽松的环境, 肯定她们的成绩, 允许她们探索。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理由相信,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女性解放实践的深化, 她们的历史, 必将在她们的记忆中得到真实地发露, 而她们的探索, 必将会为她们带来一个更富有创造力的未来!

参考文献

[1][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电视媒体女性角色及女性视角 第8篇

一、电视传媒中的女性形象透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女性发展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女性的发展和两性的和谐则将进一步推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但是, 当下电视媒体对女性形象的表现和传播, 仍存在男性话语霸权的环境特征, 并表现出女性角色的传统化和商品化倾向, 以及评判视角的刻板模式化, 因此, 电视传媒在宣传女性形象时, 并没有让她们获得应有的自由、自主、自立之意, 她们的主体位置依然被书写进了父权话语的体系之中, 这样, 对女性的价值体现及自身发展有极大影响。在电视媒介中, 女性的常见形象有如下几类:

一是花瓶、贤妻良母类。我们先说花瓶类, 这类女性, 完全是从男性的角度看, 女人是商品, 男人是买家, 为了体现男人是买家, 电视传媒在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具体演绎时将她们的价值仅仅限定在容貌、年龄、体形上;她们的兴趣主要在化妆品、服装和首饰上;生存空间限于家庭, 生存的意义局限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同男性的关系界定在依顺、服从、服务、性吸引上;智力限定在追求时尚、爱情和享受上。[1]

这类女性人物被限制在家庭里或文教、服务性职业活动的背景中, 主要显示为被动、依附、温顺、柔美的形象, 是“美丽机器”或“现代版的花瓶”。无疑, 这样的定位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传统价值观念是相吻合的, 显然也包涵着对女性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

那么, 电视媒体中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理解、宽容、无私和奉献。当然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 关键在于媒体的出发点。有这样一个片子, 是说一个母亲, 她穿得特别破, 成天围在灶台边, 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而且是非常的乏味, 媒体歌颂这位母亲的生活, 那么电视媒体强调的是什么?电视媒体对所谓的贤妻良母的歌颂, 实际上放大了可以被社会所利用的这一方面, 使女人忽略自己, 觉得自己的价值在于家庭和对男人的奉献, 而自我的发展没有意义。电视媒体在谈到女人对家庭对男人的无私奉献的时候, 是否思考过如果这个家庭的幸福是建立在单一性别, 主要就是女性的自我牺牲方面, 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员是不是应该被认为太自私了?还有就是当一个社会要求女人去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个社会才能发展的时候, 那么这是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

二是贞女、祸水类。有形的贞洁牌坊虽然被破四旧时砸了, 无形的碑坊仍然还在人们的心中。所以电视媒体对暴力的受害者女性报道 (性暴力) 中, 往往暴力受害者被写成了贞女, 所用的词汇也是非常封建的。比如说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这样的报道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压迫, 这种精神压迫使很多女性感到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有一个最典型的报道, 是关于一个四川女孩唐胜利的报道。这个报道出来以后, 有人做过统计, 大概又有22个女性仿效她跳楼, 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清白。这是媒介报道对社会的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把这样一个妇女受暴、妇女人权问题变成了一个个人是不是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自己能否成为贞女这样一个非常私人化的问题。在国外就不一样, 某位著名作家的海外随笔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已是午夜时分, 某美国妇女急事出门, 丈夫从昏睡中爬了起来, 将太太送至门口, 并随手递给太太几个安全套。太太出门又不是去卖淫, 随身带安全套干嘛?原来, 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因为当时已经很晚, 妇女单独出门, 有可能遭遇性侵犯, 随身携带安全套,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传染艾滋病或其他性病。这实际上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一种关爱。在丈夫看来, 万一传染艾滋病, 就等于丢失了生命, 没有什么比丢失性命更加宝贵。这实际上体现了西方人的“贞节观”。时至今日, “烈女”居然还是社会风化的一个标志。一些男人强暴女人, 另一些男人赞扬“烈女”, 二者是一样的残忍。

把女人定位于红颜祸水是非常传统的男权思想观念, 在这种观念下, 很多公共的问题都被归结为女人的问题, 比如足球队输球, 是因为女人上了足球队的车;贪官的老婆是尽吹“枕头歪风”的“红颜祸水”;就连卖淫嫖娼之类的报道也是有所偏向, 我们看到的常是这样的画面:一群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 披头散发, 狼狈不堪, 或以手遮面被驱赶着爬上警车, 或面壁站成一排似乎正被展览。卖淫, 自当处罚, 但是为什么媒体不把嫖客曝光呢?媒体在此类报道中暴露出缺乏正确的性别意识, 或者甚至于缺乏正确理解性别的意愿。

女人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 还远不能说明她们的生存现状。男女关系上的传统观念, “长远”地腐蚀着一代又一代人, 使滚滚红尘的人们在潜意识里充塞着荒谬, 并不时显现出来, 又影响更多的人。

三是成功女性类。这类人物可以说是比较概念化的。电视媒体一谈到成功女性, 就是“女强人”。“女强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当中, 一方面是赞赏女性的独立进取、她的那种奋斗或者在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女强人缺少女人味。因此, 记者不光报道你在事业上的成功, 也报道你有女人味, 那么, 它实际上还是强调私人领域中的家庭角色, 尽管这是公共领域中的事业型或者成功女性。

比如在很多对成功女性的报道中, 记者肯定要提问, 你事业上这么成功, 那你是不是一个好妻子?很多女性会自然而然地谈到自己歉疚, 比如对丈夫照顾得不够多, 对孩子照顾得不够多或者家务承担得不够多, 或者觉得歉疚让丈夫也承担了家务等等。尤其是对一些公众人物的采访, 记者肯定会问, 你事业这么成功, 如果让你在事业和家庭中做一个选择,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一般的成功女性或者公众女性都会回答, 如果非要我做选择, 我会回到家庭。这样她保留了女人味, 得到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形象。

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电视媒体表达了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和女性化的种种期待, 比如“什么才是男人最喜欢的女性”、“男人眼中的女人味是什么”, 对女人的要求是既要具备贤妻良母的素质, 又要自强自立, 跟上时代的步伐, 也就是说要做一个优秀的全面的女人。这体现了男性话语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叙述, 以及男权话语对女性形象的侵犯和强暴。

二、电视媒体中女性形象塑造存在问题的内外在原因

(一) 外在原因

1. 电视传媒中男性拥有信息控制权, 女性只是电视媒体信息的消费者

电视部门大多由男性把持, 他们掌握和控制着传媒及信息的发布, 比如央视的《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多数是男性。电视部门男性多自然会以其男性的视角来报道新闻及处理信息。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一是不把女性看作是利用信息或创造信息的主体 (或信息的来源) , 而更多地被看作是潜在的“消费者”, 女性就很难在媒体上接近她们真正需要且对她们的生活有用的信息。事实上, “女人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 (西摩托平, 美国普利策奖评委前主席, 美国纽约时报前主编语) 。医学专家们发现, 女性的语言能力一般要强于男性, 在今天日益兴盛的媒体文化潮流中, 她们敢与男性并驾齐驱, 完全可以展现其独特的魅力。

二是角色的处理上, 男性公众人物在电视媒体报导中以“公共身分”出现, 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事件均以“男性”为中心来刻画, 而女性则在新闻报导中往往缺乏公共身分, 她们的角色经常被简化为传统的女性。生活、消费方面的报道以妇女为主体, 只要和“家庭”、“私人”有关的内容, 均以女性为对话的对象。因而, 女性通常很少在“重要”的新闻中出现, 媒体的报道很少针对女性的工作、成就、情境或需要。

三是新闻报道的“事件取向”与新闻搜集的“路线结构”上, 女性很少被报道, 即便被报道, 也被媒体以“琐碎化”或扭曲的方式报导。女性在媒体文本中再现时, 有许多是明显涉及歧视的字眼, 如以涉及不贞、淫荡的特定字眼骂人, 以非人性的字眼、宠物、男性的附属品来形容女性, 甚至在处理有关女性精英谈话时, 都会刻意附加一些情感与美学的词汇, 而类似情况在论述男性上几乎完全不曾出现。[2]凯西波利特在《男性媒介的希拉里问题》中指出美国第一夫人也成为牺牲品。他认为“在反希拉里的传媒种类中, 大部分是为男性服务的, 他们正在维护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新闻业的确是维护男性特权的不合理旧模式的最后堡垒之一。”[3]女性形象及女性议题在主流媒体上被广泛地忽视和贬低, 即便是自60年代女权运动开展后扩展了女性在从业与政治领域的角色, 女性被媒体报道的质与量仍相当稀少, 这种女性在媒体被显著低度代表的现象, 被形容成“女性在大众媒体上的符号灭绝”。总之, 电视“媒介只是起着父权制意识形态传送带的作用, 女性受众仅仅成了一群充满虚假自觉的被动消费者。”[4]

2. 电视媒体职业中女性的弱势地位

由于组织、结构、社会及专业等因素限制, 女性新闻传播工作者的数量偏少, 只占三分之一。电视媒体高级、中级决策层中的女性比例则分别占4.4%和9.6%。女性决策者的人数与其占有总数1/3的数量相比, 比例悬殊。女性在媒体中决策地位与更显著位置上的缺席, 必然影响到它向社会宣传妇女的形象和作用。联合国秘书处顾问、性别和传媒专家玛格丽特格兰盖指出:妇女在传媒中很少拥有高级职位, 难以影响媒体内容, 这是个民主的问题。如果妇女没有平等的机会, 就没有民主的新闻制度, 也就不可能有男女平等的社会。

(二) 内在原因

1. 性别陈规和性别秩序

父权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女性在工作和婚姻生活中男人掌握主动权, 妇女的命运只有一种即被剥夺发展自我的机会、最终只能充当家庭妇女、总是被男性压迫和剥削、最终被现实彻底毁掉的命运。“尽管男人也可以是可怜的猪猡和各自境遇的牺牲品, 但是他总能找到另一个比他更可怜的人, 那个人就是他老婆。”[5]在这样的语境中, 电视媒介陷入了对女性形象的偏颇定义, 它不断以程式化的形象再现她们要么是纯洁而羞怯的女性, 以“性别上的柔弱无助”激发着男性的保护欲和占有欲, 要么是神秘的邪恶的妖女, 以“欲望的张力”成为男性的欲望与恐惧的对象。[6]她们成为死亡、艺术、美丽、邪恶等的化身, 但她们鲜活的自身却被抽象成了“一种思想、一类象征、一个审美对象”。[7]这种倾向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对女性社会性别的潜在成见和性别成规。同时, 电视由于其传播的影响力, 在无形中强化着男权中心文化下的性别秩序。女性秩序总是成为男性秩序表达和构筑完成之后的表达需要。电视媒体同时也在因为这种秩序成见, 即男性秩序与女性秩序的截然分野和对男性性别形象的维护动机, 牺牲着电视中的女性形象。

2. 女性的集体无意识

女性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表现为, 依然在用自己的身体迎合观看者的目光, 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关注、被保护的位置。她们总把男性对其艰难的生存状况所表现出的义愤当成其具有充分性别意识的佐证。女性所意识到的仍然是女性的娇弱、敏感和珍贵。女性一直是通过符合男性眼中的美而得到重视和呵护, 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言:“除了少数而外, 在她们应该怀有一种更高尚的抱负并用她们的才能和美德争得尊敬的时候, 却一心一意想激起别人的爱怜。”

由于把自己置于被保护的位置, 所以在婚姻家庭中, 不少妇女缺乏个体意识, 常为了家庭牺牲事业, 以致因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造成家庭地位的不平等, 最后是弃妇的下场。有的女性本来学历、专业和工作能力都很不错, 却一个劲要为丈夫做铺路的石子, 甘做男人的另一半 (生活主管) , 结果男人的事业有成、另有新欢的时候, 她又特别想不通, 寻死寻活, 不肯分手。几千年历史遗忘了女人所造成的女人的集体无意识, 今天依然“活”在我们中间, 它让一些女人自己自觉地从历史的主流中退却, 甘于做“第二性”与“子宫”, 自己剥夺了自己发展的机会。

三、提高电视媒体女性视角意识, 推动性别平等发展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妇女都是一支重要力量,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充分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当下, 在建设和谐家庭、建设家庭文化、培育健康向上的下一代方面, 广大妇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也同样离不开妇女这支伟大力量的积极支持与广泛参与, 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社会事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 需要更多女性人才、女性能工巧匠创业、创新、创造。因此作为电视媒体, 提高性别意识, 宣传女性, 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 电视媒介提高性别意识

电视应制订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化和传媒政策, 提高优秀女性形象对电视媒体的占有率, 逐步建立对媒体中女性形象的评估与监督的机制, 遏制女性形象的负面效应对现实女性形象的伤害。与此同时, 让妇女的新闻进入主流新闻, 像妇女贫困、妇女健康, 还有妇女就业、男女平等的机会, 家庭暴力、种族冲突, 像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新闻要让其进入电视媒体中的要闻进行报道。

(二) 树立自强、自立、智慧的女性形象

对于女性诠释, 不只针对容貌而言, 女性形象应该是独立的、善良的、有智慧的, 有独立人格的。在女性形象上, 多表现有智慧的女性、有事业的女性。希拉里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事业和家庭两全, 既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又在自己的事业上有突出的成就, 她们在追求大气的“美”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颠覆着男权文化的种种定义。总而言之, 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是在事业和家庭中有着非常好的平衡关系, 有智慧、懂生活。

在塑造生活中真实女性形象方面, 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栏目, 在塑造女性形象, 表现女性对社会的贡献, 表现性别平等这方面, 已经做出了非常卓越的成绩。央视媒体的《半边天》栏目主要是帮助妇女认识到自身的独立价值, 通过媒介宣传影响社会意识和建立性别平等文化, 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三) 电视媒体要推动性别平等

在自然力父权法则面前, 女性是多么的渺小。女性在父权的自然力面前能做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也做不了。在这里, 人为的社会因素被当作不可更改的法则。女性性别不平等绝对不是命运的捉弄或自然的安排, 而是制度造成的恶果。因此, 电视媒体要尊重女性, 客观地反映女性的现实存在, 在建设性别平等的文化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在此向电视媒体的决策者及其从业者提出如下建议:

1. 制定关注性别问题、反映性别平等的编辑方针, 使女性的见解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反映出来。

电视媒体的决策者尤其要注重增加对女性的见解和观点的报道, 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管理和科学等方面。

2. 对电视新闻界的男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的性别意识。

鼓励报道中的男女平等和多样性, 超越性别类型的两性形象。如, 促进媒体加强对家庭、社会中非定型的形象报道;把女性描绘成积极的、主动的行动者。制作、传播妇女领袖、普通妇女在各个领域中做出贡献的形象, 为青年女性树立榜样;避免仅限于她们的母亲形象。避免对受侵害的女性的伤害性报道;肯定女性的正面形象, 消除性别二重标准。性别平等意识必须成为基本的新闻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3. 电视媒体应实事求是地反映妇女在变化中的世界里多

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为妇女进入决策领导层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氛围。

4. 承认妇女在各种问题上都可以成为权威性信息来源、专家和评论者, 而不是局限于只能对“妇女问题”发表意见。

男性和女性视角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性别, 有些男性可能具有女性视角, 有些女性也可能具有男性视角。比如, 从女性的视角表达爱, 爱可能就是失去、痛苦和残缺, 充满了焦灼和渴望、宽容真实、理性。实际上我们谈女性视角或者男性视角, 关键就是说我们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谈问题, 如果男性视角更多的是从传统的以男权文化为主题的性别观念来看待和解释当今社会发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而女性视角比较多的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去解释社会现象, 这是男性和女性视角最大的差别。

电视传媒在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和女性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 电视传媒需要以女性视角通过书写女性个人的、痛苦的, 甚至禁忌的话题来表达女性心性的魔力。走出传统、社会、道德和伦理等因素为从业人员所设定的籓篱, 做好女性节目。

早在100年前梁启超就说过:“女性开放则社会开放, 女性独立则社会独立, 女性自由则社会自由, 女性强于欧洲则国强于欧洲, 女性盛于世界则国盛于世界。”为了两性的和谐发展, 电视媒体要具有女性意识, 塑造自信的、快乐的、主动的、独立的女性形象, 珍视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想法, 倾听和记录女性声音, 最后将女性文化的含义固定下来, 才能创造没有“歧视”与“偏见”的文化, 社会才会真正获得进步, 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1]梁冰.对女性宣传导向的一些思考[J].中国记者, 1997, 10:15-16.

[2]倪炎元.再现的政治:解读媒介对他者负面建构的策略[J].新闻学研究.

[3]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M].华夏出版社, 2000:66.

[4]多米尼克·斯特林纳提.女权主义与大众文化[M].陆扬, 王毅选编.视点: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22.

[5]munchner literaturarbeitskreis, gesprdch mit Elfriede Jelinek, in mamas pfirsiche-frauen und literstur, Munchen, 1978, H.9/10, s.174.

[6]Robin Gilmour, The Victorian Period:The lntellectual and-Cultural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30-1890, London;Longman, 1993:213.

女性主义视角 第9篇

威廉·亨利·赫德逊是《绿厦》的作者, 他是西方环境文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赫德逊的所有作品都含有比较明显的自然观。在高尔斯华绥为《绿厦》现代丛书版作序时, 他这样评价道:“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一副自然美和人生的妙相, 由于太阳, 风, 雨, 以及跟一切其他生命形式的情谊而得以生意盎然, 赏心悦目……” (高尔斯华绥, 2008:7) 赫德逊对自然的关注使得人类对环境更加关注, 从而使这部小说意义重大。

小说着重描写少女莉玛与自然的关系, 莉玛既是自然的保护者也受到自然的庇护, 最后为保护自然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说明女性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同时这也表达了作者赫德逊对环境破坏者强烈的控诉和对人类与自然难以调和的关系的担忧, 更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在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要与自然和谐相处。

1女性作为自然的保护者

1974年,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在《女人与死亡》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她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联系, 她号召妇女联合起来领导一场生态运动, 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使得广大女性投身于生态运动, 变身为环境与自然的保护者, 而女性作为自然的保护者这一身份并不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 早在古代文明中, 女神就已经作为保护者出现, “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英娜娜, 埃及人的爱西斯, 希腊女神德米特和盖娅, 罗马人的塞列斯, 以及欧洲异教徒、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的女性象征和神话。” (麦茜特, 1999:7)

在小说《绿厦》中, 少女莉玛俨然是自然的化身, 她是自然的保护者。莉玛成天游走在森林里, 保护着森林里的一切, 野蛮的印第安人由于她甚至不敢接近森林, 更加不敢进森林来捕杀猎物, 即使这里有他们迫切需要的肉食。莉玛用自己的生命以及自热赋予她的一切来保护自然。

莉玛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十分憎恶肉食者, 即使是从小养育她的努费罗和她深爱的阿贝尔也不例外。努费罗对阿贝尔说自己爱莉玛, 所以绝不杀生吃肉, 而事实上, 他在一个林带的中心里用棕榈树叶和木棍搭盖了一个小屋来烤肉。这个举动让莉玛非常讨厌他, 虽然莉玛一直当作不知道, 而这种厌恶在莉玛对他的行为的控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多年来你一直用谎言欺骗我, 这是事实——你不配活下去!” (赫德逊, 2008:145)

任何人都不能打破她对自然与生俱来的保护的使命感, 即使是阿贝尔。当阿贝尔在努费罗的秘密小屋里吃过肉再见到莉玛时, 莉玛, 这个自然的保护者, 敏锐地察觉到阿贝尔对自然的破坏, 对阿贝尔的态度便变得冷漠和些许的厌恶, 阿贝尔“踊跃向前迎接她, 可是刚一碰到她的手, 她的面容立刻发生了变化, 她哆嗦着向后退, 好像这一碰使她的热血冷却下来。” (赫德逊, 2008:110)

莉玛由于长期居住在森林里, 不晓男女之情, 然而对阿贝尔却是一见钟情, 这也源于她对自然的爱和守护。阿贝尔来到莉玛所在的这片森林来消磨时光,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他的行为与来到森林捕杀的印第安人截然不同。他对自然的爱让莉玛觉得他和她一样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当他来到森林时, 莉玛用自己独有的声音向他表示好感。而阿贝尔两次在森林里受伤, 莉玛也救了他两次, 这正说明莉玛对阿贝尔——她眼中的自然热爱者有恻隐之心。她对他的保护正是女性对自然的保护行为的体现。

2自然作为女性的庇护者

生态女性主义所欲建构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二元, 二者相互影响, 共同发展。所以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女性对自然的保护, 反之, 自然也充当女性的庇护者, 自然赋予了她们生命、活力、美貌、以及仁爱的天性。

莉玛和她的母亲是某个原始部落遗留的后代, 努费罗救了莉玛的母亲后让她生活在一个名叫伏亚的村庄。在那里, 她远离了山间和森林, 死神也悄悄降临, 小莉玛也随之变得虚弱, 而莉玛的母亲告诉努费罗只要将莉玛带到远方凉爽的山区, 莉玛就会活下去。森林让莉玛变成健康、有活力的少女, 自然让她的生命得到延续, 自然给予女性生存空间以及生命。

莉玛生活在森林中, 与自然化为一体, 自然保护着她, 她对自然的灾害有天生的免疫力, “风雨和火辣辣的太阳要我们找地方躲避, 对她却没事。” (赫德逊, 2008:126) “只要她在你身边, 即使是在最黑的晚上, 也无视光亮。” (赫德逊, 2008:125) 野兽、毒蛇和其他危险的生物都伤害不了她。她能发出特有的声音, 这声音有神奇的力量, 足以吓退森林里的猎手, 可以与森林里的动物们奏响一曲交响曲, 可以表达她开心或者愤怒的情绪。自然不仅给予了她独特的能力, 也给了她生机与美貌。当阿贝尔第一次在森林里见到她时, 她就像天使一样美丽。“她的双脚是赤裸的, 唯一的衣裳是一件轻薄的形状如女式外衣的无袖衬衫, 直垂过膝, 颜色灰中带一点白, 淡淡有色泽犹如丝绸。她的头发十分妩媚, 蓬松而丰盛, 似乎呈波浪起伏或卷曲……她的手臂显得像珍珠一样洁白, 而光线接触的那部分头发具有一种奇异的光泽, 呈现多种色彩的交替犹如红晕。” (赫德逊, 2008:56-57) 在莉玛的生命里, 大自然细心地保护她, 哺育她, 充当母亲的角色, 自然是女性的避难所, 是女性的保护者。

3女性成为自然的牺牲者

女性与自然二者相互保护, 相互融合, 相处和谐,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自然被人类物质精神文明所入侵, 女性作为自然的保护者, 同样不能免受其害, 女性为之抗争, 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难以调和, 女性在抗争过程中是最大的受害者。在小说《绿厦》中, 女主人公莉玛一直在与人类文明以及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 并且为之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为人类如何处理女性与自然, 女性与整个人类社会,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敲响警钟。

女主人公莉玛是大自然的化身, 从某种意义上, 她是一个自然人, 对人类之间感情的认知并不如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那么复杂。于她而言, 爱就是爱, 恨就是恨。她对大自然的一切都那么和善, 但是对养育她的努费罗老人却心存怨恨, 甚至在老人拒绝带她去莉约拉玛的时候, 她诅咒老人在死了时候还要受苦:“让他们逮住他, 拿火烧焦他的翅膀尖, 不让他飞逃, 然后把他关在山下一个黑漆漆的洞穴里, 洞口放一块一百个人也挪不动的大石头, 让他永远在黑暗里活着。” (赫德逊, 2008:149) 莉玛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 但此番话却有些恶毒, 尽管努费罗并不是什么大善人, 但是对莉玛来说, 他是养育她的恩人, 而莉玛对他并没有感恩之心。这体现出来莉玛作为人类缺乏最基本的伦理观念, 这是自然与人类文明的冲突, 女性为了自然缺失了文明。

莉玛一直被野蛮的印第安人当做“狄蒂的女儿”在保护着整个森林, 所以印第安人不敢走进这片森林来捕杀动物, 但这触发了莉玛和印第安人的矛盾, 即自然/女性和人类的矛盾, 当印第安人在森林里发现她时, 他们决意要杀害她, 他们放火把她烧死在森林里, 莉玛就这样被烧成了灰烬, 莉玛的死意义重大。

4结语

莉玛从游走在自然的精灵到为保护自然而被烧成灰烬, 这位自然的守护者被杀害, 那么森林也将被破坏, 动物将会被杀害, 整个自然将陷入被毁灭的危险当中。小说《绿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自然和女性关系的认识以及环境保护意识, 同时也提醒人类要处理好女性、自然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关系, 只有使其和谐相处, 整个人类社会才会更好、更快、更强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等.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2]威廉·亨利·赫德逊.《绿厦》[M].倪庆译.东方出版社, 2008.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实践研究 第10篇

美国作家弗朗西丝·伯内特在美国儿童文学界享有盛名。她一生创作了四十余部儿童文学作品,其中《秘密花园》是其最著名最成功的作品。主人公是小女孩,虽然不漂亮,童年坎坷,但女孩有着坚强不屈的性格,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胜利。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身为女性的伯内特,她骨子里有着女性主义思想。改变了传统的女性附属于男性这一思想特点,她笔下的女性独立、坚强,跟男性一样具有创造精神。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她的作品受到了光大读者的喜爱。可以说伯内特是20世纪初一位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儿童文学家。

二.《秘密花园》

玛丽是一个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小女孩,她的父母不喜欢她,整天忙于工作或应酬,将她完全交给了一位保姆。玛丽长相难看,小脸细长,身材瘦小,黄巴巴的头发稀稀拉拉的,再加上那张愠怒寡欢的面孔,确实不讨人喜欢。由于缺少父母关爱,玛丽自幼个性倔强,脾气古怪,待人专横霸道。一场突如其来的霍乱夺去了她父母的命,玛丽只得只身投奔姑父,前往英国的一座古老庄园。但庄园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一百间上着锁的房间,一座十年来从不让人进去的花园,深夜里不时传来的嚎哭声。玛丽决定偷偷去弄明白这神秘的一切。在迪肯的帮助下,玛丽将偌大荒芜的花园改造成了一个鲜活的、充满生机的花园。同时,善良的玛丽帮助科林(一个身体虚弱,对生活失去信心而且刁钻蛮横的小男孩)恢复健康。

三.女性主义与儿童文学

女性主义发端于十八世纪末期的欧洲,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政治运动,产生于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之中。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主宰了一切,是社会的主体,而女性没有发言权,是沉默的客体。因此,她们的目标不只是政治制度的改良,而是更彻底的社会文化变革,包括政治、文化、宗教、婚姻、家庭等一切领域。她们认为只有通过自我解放才能成为真正的女性,这标志着男权制度对女性的定义被彻底否定。

儿童在他们学会认字之前就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是由母亲讲述出来的,也就是说最早接触到儿童文学的多为女性。妈妈为孩子们挑选书籍,念给孩子们听。同样,儿童文学的作家也多为女性。因为女性更了解孩子,知道他们的喜好。女性以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着儿童故事。女性的语言有别于男性:1.女性过多的使用一些夸张意义的形容词。如:adorable,cute,heavenly等;2.女性更喜欢用程度副词来加强语气,如:awfully,pretty,terribly,vastly等。3.女性倾向于使用惊叹语和诅咒语。女性一般避免使用粗俗的语言而用Oh dear,My Goodness,Oops来表示惊叹。4.女性常在一些名词前加表示“小”的后缀,如birdie,panties,meanie等。此外,常用一些昵称如:dearie,sweetie,auntie等。这些词语都是男性很少使用的,正是女性这种文雅含蓄而又生动的语言,使得她们的故事更受孩子闷的喜爱。

四.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是女性译者实现其理论及政治主张的载体,主张翻译采用女性主义话语策略,使翻译活动为女性译者提供话语生存空间。女性主义翻译运用一系列翻译策略如增补、劫持以及加写前言和脚注的手段,从翻译与性别隐喻、译者的身份建构、身体翻译以及作为女性和他者的象征等几个方面,分析和揭示翻译与女性的关系。加拿大著名女性主义翻译家兼批评家芭芭拉·戈达尔德认为,提出“在语言和社会中,让人们看见妇女的身影,让人们听见妇女的声音”。英国知名翻译理论家、文化翻译学派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认为,传统的二元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文看作两极,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是两极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强调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化过程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建了翻译得以产生的空间,认为翻译是双性的,而不专属于某一性。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应该自甘埋没,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则强调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摆布。

五.《秘密花园》两个译本分析

《秘密花园》作为著名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品,国内学者对其的译本有十几本,本文选取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许虹和王滢的译本和译林出版社李文俊的译本。前文已经提到译者的性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翻译的内容,下面通过节选文中的几个片段看一下两位译者在翻译时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译文有何不同。

首先,从词汇层面来看,中英单词很少存在完全对等,通常情况下,英语单词可以对应多个中文单词。对于译者来说,找到最合适的词是最耗费精力的。译者主观的理解会影响他/她的措词。下面这个例子充分的展示了译者性别差异的影响。

原文:because she did not want to seem to belong to her.

许译:因为她不愿别人误把她当成梅德洛克太太的孩子。

李译:因为她不想让人以为她是属于梅德洛克太太的。

分析:在字典中,“belong to”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某人拥有的的;一层是,某一个成年人有一个孩子,这个成年人或是他的家长或是他的看护人。许虹选择的是第二个意思,而李文俊用的是第一个意思。玛丽是人不是物件,不可以被人拥有。李文俊在译文中无意识地表现出了他对女孩的歧视。在描述玛丽的动作时,许虹李文俊选择的是“昂首阔步”体现玛丽的自信,而“头抬得高高的”只是对于动作的描述不含任何情感。词汇的选择代表了译者对于人物的态度。

其次,句子不同的语气反映了译者对于原文不同的态度。下面这个例子展现了译者在面对同一句话时使用了不同的句子结构。

原文:Mary did not shout,but she looked at things.

许译:玛丽可不是那种好叫喊、吵吵嚷嚷的孩子,但她的眼睛可没闲着

李译:玛丽喊是没有喊,不过她也是瞧瞧这瞧瞧那的

分析:玛莎告诉玛丽住在约克郡的孩子喜欢跑着,叫喊着,看着周围一切。然而,玛丽很安静,总是呆在家里。许虹改变了原句结构,翻译成“可不是……的孩子”。从许虹的译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玛丽的爱。事实上,作者对于玛丽的态度也是如此。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正是作者曾经所经历过的。许虹作为一名女性译者,她更好地体会到了女作者的感情,并将它表现了出来,而李文俊在翻译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最后,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看,性别意识作为影响译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塔会影响译者的表达方式。弗朗西斯是有女性主义思想的现代女性;她书中的角色都是独立的、坚强的、勇敢的。在《秘密花园》中,有许多女性形象如主人公玛丽,女玛莎,迪肯的母亲,麦德罗克夫人等。这些女性形象,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态度。下面这个例子体现了两个译本中,译者的性别意识在翻译小说人物时的影响。男性译者李文俊受传统父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女性人物持消极的看法。

六.结论

从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许虹翻译的《秘密花园》更贴近原著。也许是同为女性的缘故,原作者伯内特描写《秘密花园》时,塑造了一个坚强、理智、勇敢的小女孩的形象。虽然文中没有直接表现,但作者以多种艺术手段都寄托了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许虹身为女性,在翻译时就更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翻译的也更贴近原著。而李文俊作为男性,在翻译《秘密花园》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在翻译过程中不乏用到许多男权主义词语,这就与原著有所差别。

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是儿童,所以在翻译时应该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尽量采用简单生动的语言。女性语言的特点是优雅、含蓄、生动。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她们的语言更能被儿童所理解,所以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就更有优势一点。翻译中译者的性别因素并不能作为评断翻译的水平的标准,男性可以运用女性的翻译理论,女性也可以翻译男性的作品。如果能够各取其优,相互学习,那么将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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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红玉.性别与翻译[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1).

曹植女性题材作品中女性视角之转变 第11篇

一、曹植前期女性题材作品中的女性视角

对于何为“男子作闺音”，清代的田同之在《西圃词说·诗词之辨》中是这样说的：“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别离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张晓梅:《男子作闺音》，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1页,）“无其事，有其情”一语道破“男子作闺音”作品的“拟代”特点，男性不仅要代女性立言，更要代女性立心，写闺怨，抒闺情，要求男性作者能够以心灵去体会女性的内心世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男尊女卑的历史文化传统。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现状。女性地位低下，没有独立的人格与地位，一直是以男权的附属形式而存在。《春秋谷梁传·隐公二年》中提到：“（妇女）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清·钟文烝:《十三经清人注疏·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一九九六年版，51页）

到了汉代，儒家思想受到独尊，“夫为妻纲”以及“七出”等封建规范对女性的压制，使女性的权益受到进一步的损害。如《诗经》中有《卫风·氓》、《邶风·终风》、《邶风·谷风》等，汉乐府中有《上山采蘼芜》、《有所思》、《怨歌行》等，都是反映女子不幸见弃的悲惨遭遇。而建安以来的社会现状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宋裴松之注，岳麓书社二○○五年版，295页）。

而社会的混乱一方面必将使处于边缘与底层的女性命运更加不堪，另一方面随着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成为时尚，关注女性的不幸遭遇，反映现实遂而成为建安文士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

曹植一生的创作可以延康元年曹丕即魏王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作品与其他建安文人一样，以追求在政治上的建功立业和“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为主要内容，表达上则以明朗、“昭晰”为其主要特色。又由于这一时期，文人们多集中在邺城，故而形成了“邺下之风”的创作特点。所谓“邺下之风”就是与汉代“质木无文”的诗风相较，建安文人有意识地对诗歌进行变革，精心结撰，把之变为竞艺、炫才的手段，并最终形成了“专家之诗”、文人之诗。在这种异代的诗歌革命的影响下，曹植除了大力创作《白马篇》等“骨气奇高”作品外，还创作出当下流行的女性题材的诗歌，内容主要是反映女性被抛弃的痛苦与悲伤，并最终形成“情兼雅怨”（钟嵘:《诗品》）的另一风格特色。通过作品曹植对汉魏时期出现的“弃妇”成风的现象进行批判，侧面地真实地反映了汉魏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的社会现实，是对《诗经》、汉乐府以来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继承。

在曹植以女性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十几篇作品中，作于前期的虽然不多，仅有《感婚赋》、《出妇赋》、《弃妇篇》、《代刘勋妻王氏见出为诗》、《妾薄命》等几篇。建安时代，诗歌异代革命，题材竞出，游宴、山水景物、与女性题材是当时诗歌的三大题材。曹植就是建安文士中较早以女性题材为主要创作内容的作者，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只是早期的创作还处于摸索阶段，随着其作品中的视角从男性的旁观逐渐转为到“置地而拟心”地以女性之视角与口吻，感同身受地去体会，而最终转为“男子作闺音”的创作。

先看《感婚赋》：

阳气动兮淑清，百卉郁兮含英。春风起兮萧条，蛰虫出兮悲鸣。顾有怀兮妖娆，用搔首兮屏营，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解释道：“此篇似作于曹植青年时期，所恋慕而志不遂，发为篇章，以抒写内心苦闷情绪之作。”作为曹植早期的女性题材作品，这首诗通过男性视角，即诗人自我之视角，对于女性没有婚姻自由，不能与有情人“欢媾”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虽然作品在一开篇就通过阳气淑清，百卉含英的景物之美与“妖娆”的心上人相互照映，试图描绘出一位如阳光般靓丽的美女，但是却因“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的男性视角、男性口吻的抒怀，而使男性形象反宾为主，减弱了对女性形象的烘托的同时，使“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的男性形象脱颖而出，成为全篇的焦点。《感婚赋》中女性还是出于被旁观的身份而出现在作品中的，我们看不到她的心理活动，以及女性的思想意识。或者说，女性此时更像是一个道具，她的作用是为了借来抒发诗人的情感。

汉末建安中，曹操部将刘勋以“无子”为口实，抛弃了妻子王宋。这一婚变在邺下文士中引起了轰动，纷纷撰写诗赋评咏。曹丕、曹植、王粲各有一篇《出妇赋》，曹植还另作有一首《弃妇篇》。与《感婚赋》不同的是，《弃妇篇》中的视角已经开始由男性转变为女性，通过“代言”的方式，以一个弃妇的口吻抒发被弃的痛苦心情。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光荣晔流离，可以处淑灵。

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悲呜夫何为?丹华实不成。拊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

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栖迟失所宜，下与瓦石并。

忧怀从中来，叹息通鸡鸣。反侧不能寐，逍遥于前庭。踟蹰还入房，肃肃帷幕声。

搴帷更摄带，抚弦调鸣筝。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灵。

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

建安时期，受“邺下之风”的影响，建安文士多“同题共作”，诗歌遂成为他们竞艺、炫才的游戏，而女性题材作为一种新事物与现象，则成为他们一竞高下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竞艺、炫才，相互切磋的过程中，他们的艺术手法、表现力得到了提升。如《弃妇篇》与《感婚赋》相比，笔触更加哀婉凄恻，弃妇之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她美丽、善良、纯朴、柔顺，虽不幸见弃却不怨天尤人，仍旧恳切地、执著地幻想着丈夫能回心转意。可以说，曹植《弃妇篇》中的弃妇形象，因其是“这一个”，而成为有异于《谷风》与《氓》中的主人公的独特的形象，无疑是成功的。而这一成功是与诗人的惨淡经营、精心构思分不开的，大量的景物描写，新颖奇特的比兴，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最终使一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脱颖而出，从而成为文学作品艺术长廊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钱锺书先生曾说：“设身处地，借口代言，诗歌常例。貌若现身说法，实是化身宾白，篇中之‘我’非必诗人自道。”（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上海三联书店二○○一年版，87页）说出了“代言”体诗歌的特点，即一是要“设身处地，借口代言”，二是篇中要有“我”，以女性的口吻来叙事抒情。从《感婚赋》到《弃妇篇》，读者明显可以看出作品中的视角已经开始由男性转为女性，变为“男子作闺音”式的创作。女性形象随着视角的转变而变得愈加鲜明，如《弃妇篇》中的女性就集弃妇、佳人于一体，她容貌娇艳，性格温婉，却遭遇悲惨，反差之下，一个令人为之伤心不已的悲情女性之形象跃然纸上，鲜活而生动。

二、女性视角定型后的“男子作闺音”创作

在前期，“三河少年”、“风流自赏”的曹植“不及世事，但美遨游”，作品也多以描写自己宴游酬唱的贵族生活为主，兼抒发自己“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襟怀抱负。到了后期，随着失宠于父，构怨于兄，见疑于侄的不幸遭遇，曹植的处境愈发悲惨，以至于到了“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临观赋》）的境地，但他却仍然心存不甘，渴望建功立业。只是迫于统治的猜忌与迫害，曹植不得不婉转含蓄地通过比兴寄托之手法来抒发胸中的怨忿之情，借助女性题材，委婉曲折地表达内心的痛苦，在“骨气奇高”之外，又形成“情兼雅怨”的另一面，从而使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创作因此而臻于成熟。

此期，曹植的女性题材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如《七哀》、《种葛篇》、《杂诗·南国有佳人》、《美女篇》、《浮萍篇》等。“写怨夫思妇之怀，寄孽子孤臣之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见《中国历代诗话词话选萃》，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借女性的情感经历来寄托自己备受排挤与迫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孤苦悲怨情怀。如《杂诗·南国有佳人》：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有诗人自伤说与为曹彪鸣不平说两种不同的看法。持前一种看法的元代刘履云：“此诗是‘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选诗补注》卷二）。清代张玉榖说：“此首伤己之徒抱其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矣。”（《古诗赏析》卷九）。持后一种观点的黄节曾说：“南国谓江南。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曹植与曹彪手足情深，因同受朝廷猜忌打击，故而同病相怜，惺惺相惜。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毕竟证据不足，徐公持先生就从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的这一历史事实入手，驳斥了黄节的说法，继而肯定了“诗人自伤说”。指出曹植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通篇以佳人自比。用佳人艳如桃李的容貌比喻自己的才华。用佳人的“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沚”来比喻自己多次移藩不定。用“时俗薄朱颜”比喻自己的怀才不遇。“俯仰岁将暮”两句则用迟暮的佳人寄寓自己盛年空逝、抱负难成的忧伤。

与这首诗主题相当的还有另外一首《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研究者总喜欢把这两首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先看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杂诗·南国有佳人》中佳人的“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沚”透露出诗人此时正处于多次移藩不定的“号则六异，居实三迁”的黄初年间，而此期正是曹植处境最为危迫，心情最为阴郁之时。面对曹丕政治集团的迫害，曹植心中有许多委曲说不出来，借助《杂诗·南国有佳人》委婉含蓄地对薄朱颜的时俗进行批判，整首诗简练峭直，寄寓深厚，很耐人咀嚼。准确地反映出曹植此期的心理情怀。再看《美女篇》的写作时间，研究者对此意见纷呈，因为这首诗歌的铺陈排比的叙述特点，华丽的辞藻，使得有人认为是“此诗可能是曹植的前期之作”（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凤凰出版社二○○九年一月版）。但是透过诗歌华丽的外表，看到诗歌内部深厚意蕴的朱乾则认为：“贤女必得佳配，贤臣必得圣主，《摽梅》所以叹求士之难也。余读子建《求自试表》，未尝不悲其志。其言曰：‘微才弗试，没世无闻，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此诗所谓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着也。”认为《美女篇》以美女“盛年处房室”，比喻自己虽有才具，而无可施展，大约是作于太和元年或二年，与《求自试表》时间相近。

与《杂诗·南国有佳人》相同的是，《美女篇》也是通篇采用比喻。清人王尧衢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古唐诗合解》卷三）刘履曰：“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受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其言妖闲皓素，以喻才质之美；服饰珍丽，以比己德之盛。”都指出此诗有所寄寓的特点。华丽、精致，描写细致、生动。与《杂诗·南国有佳人》相比，艺术描写上一个丰腴、一个简约；风格上一个是“黼黻锦绣”，一个是“沉着清老”。

通篇比兴是曹植后期女性题材作品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作者完全隐身，丝毫看不出作品中还有除了“美女”之外的第二个人物的存在。作品中的视角已定型为女性视角，女性形象较前期的作品更加鲜明突出，主要体现在女性外在特征的美丽、典雅、动人，以及内在的情感因怨女与思妇的形象而更加的沉郁。此外不论是弃妇、思妇、怨妇或美女，后期曹植女性题材作品中的女性都非现实中的真实女性，而是一种象喻与寄托，是文人抒发情感的载体。总之，曹植都已经超越了前期作品客观地反映现实、缺乏创新的局限，而发展为“言此意彼”地借女性来抒情，通过比兴寄托蕴涵自己难以言表的心声，风格含蓄蕴藉。

三、曹植“男子作闺音”作品所体现出的“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文中说：“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这就是人的觉醒。”而对于“人的觉醒”的哲学底蕴，李泽厚则认为是道家思想，是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107、108页）

建安时期随着异代革命的发生，人们的思想也获得了解放，摆脱了两汉以来的经学与神学的樊篱，文士们愈来愈重视对“情”的抒发，不论是亲情、友情或爱情，无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对个人价值的追寻。陈良运先生说：“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终于进入到了‘文学自觉的时代’……首先，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中，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作家对人的个性的尊重，赋予表现的对象以较强的自我意识。”“其次，情在文学领域的地盘不断扩大……此情，当然是个体之情感，有独特、鲜明个性之情感，绝不再是那些被规范了的，属于某政治意识范畴的‘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所谓‘动天地，感鬼神’之情。”（陈良运：《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个性”和“情”》，载《复旦学报》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个性”与“情感”两个方面。就拿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来说，不论是思妇、怨妇还是佳人，都具有三个特点，即“艳”、“娴”、“怨”。所谓“艳”，就是容貌的艳丽绝伦，是指外表形象的美；“娴”，即是内质美，指品质的高洁娴雅。赵幼文在《曹植集校注》中注：“美女妖且闲，闲，雅，指品质”。而“怨”则是曹植笔下美女体现的与众不同的悲剧美。通过对这三个特点的把握，曹植塑造出了鲜明的抒情主体形象，形成了“哀怨之境”，又因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双重性质从而打上了独特的个性色彩。“艳”对应曹植的“才高”，女性虽然“荣华若桃李”，却“盛年处房室”，虚度似水华年，与自己“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求自试表》）中的心情、状态相似，把美人迟暮与自己政治的失意联系在一起。“娴”对应曹植的“志大”。《美女篇》中“慕高义”、“求贤”的美女与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志向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而“怨”则对应曹植的不被重用。诗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理想不能实现，“微才弗试，末世无闻”（《求自试表》），故假托美女以寄寓自己的怨忿之情。而才高志大与不被重用就成为曹植人生中悲剧因素的矛盾所在。“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在曹植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女性主义视角 第12篇

“生态女性主义”是法国作家费朗索德埃奥博尼1974年在《女性主义毁灭》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概念, 他认为妇女的被压迫和自然的被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方的解放不能脱离另一方的解放而存在。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把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结合起来, 试图寻找自然、女性两者受压迫之间的特殊联系, 批判的是“男性中心的知识框架, 目标是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 (李银河, 2005:84) 。它反对一切以男权主义作为世界观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压迫, 提倡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

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之下, 对《林中之死》进行分析和解读, 会发现它表现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关注和热爱赞扬, 同时通过揭示人情冷漠, 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的构造和向往。

1 自然与女性的同一性

自然与女性之间似乎存在着天然的同一性, 他们之间的联系绝非偶然。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把女性、自然和艺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远古神话开始, 女性的生殖力量被看作和自然一样, 例如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亚和中国神话中赋予泥人生命的女娲。荷马在《颂歌》中吟诵自然和女性的神圣关系, “我要歌颂大地、万物之母、坚实的根基、最年长的动物。她养育一起在神圣的土地上行走、在海上漂游、在天上飞翔的创造物” (Gottlieb, 1995:319)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 女性与自然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 女性和大自然在创作生命方面有本原性联系, 均是生命和财富的源泉, 是创造和保持生命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 在长久以来以男性价值为导向的社会, 女性被边缘化、客体化, 同自工业时代以来, 被人类征服和破坏的自然有共同的命运。身处男性话语时代的安德森, 在《林中之死》中表现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关注, 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奴役。

(1) 自然与女性符号体验的同一性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 女性和自然的密切联系、交织融合在文学上主要表现为符号上或象征性的联系, 女性被“自然化”的同时, 自然也被“女性化”, 自然和女性相互慰藉, 相互依赖。

在《林中之死》中, 格赖姆斯夫人本来年轻美丽, 但沉重的劳动、亲情的缺失、人们的冷漠使她过早地成了一位老妇人。她出身卑贱、无名无姓、没爹没娘, “那时还没有什么孤儿院。他们就根据法律寄养在有些家庭里。” (1) 她从小就在一个德国佬的农场做帮工, 给农场主洗衣做饭, 喂养农场上的牲畜。“姑娘喂养他们, 又要喂养牲口棚里的母牛, 喂养猪、马和鸡。每日每时, 年轻的姑娘老是在喂养着什么。”她后来脱离虎口, 嫁给杰克格赖姆斯, 但这并不是灰姑娘与王子的美满结局, 而是一如既往无尽的痛苦和折磨。丈夫不务正业, 恣意酗酒, 她只能靠自己养活着丈夫和儿子, 喂养着他们一家维持生计的牲畜马、牛、鸡, 还有唯一陪伴她的狗。她的一生, 便是喂养者的一生。“那是她的职业。”对于这个可怜的女人, 叙述者充满同情地说道, “她未生之前就在喂养畜生, 在她童年时以及在她少女时代在德国佬的农庄上干活时, 还有在她嫁人之后又一天天衰老时, 甚至在她临死之际, 她一直在喂养着畜生。她养活牛, 养活马, 养活猪, 养活狗, 养活人就在她死的那个夜晚, 她还在匆匆赶回家, 背上还背着可以养活那些畜生的食物。”“喂养”一词在文中反复出现, 其丰富含义也充斥着全文。老妇人就是自然的化身, 她默默奉献和承受, 养育着这些生命, 直到再也支撑不住, 在自然的怀抱中安静睡去。令人无限悲悯和感慨的是, 哪怕在死后她还继续在养活畜生。

其实, 格赖姆斯夫人和自然一样, 是极其美丽的。在雪夜林中空地上, “她看上去并不很老, 在月光、冰雪和宁静里躺着。”“也许是因为雪粘在冻硬的肉体上, 老妇人的尸体看上去是那么洁白, 那样可爱, 那样象鹅卵石般地光滑。”老妇人的死亡无疑使她回到了自然的怀抱, 她与象征着纯洁美好的雪融为一体, 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女性魅力。猎人说她是个“好看的小姑娘”, 铁匠“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她身上”, 文中的“我”更是被一种“奇怪而神秘的感觉”所袭倒, 多年以后仍记得“那两只少女似的洁白而光滑的肩膀”, 这并不掺杂一丝猥亵, 只是单纯地为女性的美丽纯洁所感动。因为自然, 女性的美丽更打动人心, 因为女性, 自然的美丽更富有诗意, 在相互映衬中, 自然之美与女性之美得到完美统一。

(2) 自然与女性情感体验的同一性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 男人对妇女的性别压迫和人类统治自然而带来的自然生态危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都根源于家长制的统治逻辑世界观, 根源于文化传统中的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 (佘爱春, 29) 。男性思维为主导的人类对自然的压迫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使得自然和女性在情感上的体验是一致的, 同处弱势地位。安德森在《林中之死》中展示了现代文明对自然的摧残和男性思维对女性的压迫, 对女性在强权中的弱势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悲惨命运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时, 也对以人类 (男性) 为中心的统治逻辑的强权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安德森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 他所处的环境正是经历大开发的中西部乡镇。而机械文明的到来摧毁了乡村的平静祥和, 也导致了人们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生态面临危机。在《林中之死》中, 安德森对人们为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自然的行为进行了冷静而严厉的警告。杰克格赖姆斯的祖上曾经很有钱, 他的父亲“在当地刚开发时曾拥有一个锯木工场, 赚过钱”, 然而由于后来的恣意挥霍, 死后并没留下多少钱。杰克用光了所有的钱, 到最后, “没有什么木料要锯了, 他的地产也几乎全卖光了。”甚至家里的那头瘦母牛“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出一滴奶了”。可见, 正是杰克和他父亲对自然无止境的索取导致了他们的贫穷, 他们无视自然的养育之恩, 贪婪地剥削, 无疑是自掘坟墓。

在现代社会进程中, 作为自然的另一存在表现的女性也同样苦不堪言。她们永远是被动的, 是屈身于男性统治之下的。格赖姆斯夫人沦为“契约奴”, 在农场任劳任怨, 不仅卑贱无名, 还受到男主人的骚扰恐吓。但无力反抗的她也只得默默忍受, 逆来顺受。后来嫁给杰克, 依旧无法摆脱被男性奴役的厄运。不仅要做粗重的活, 喂养牲畜、丈夫和孩子, “瘦削的肩膀很佝偻”, 还要忍受丈夫的打骂。更可悲的是, 作为母亲, 她不仅享受不到一丝来自孩子的温情和孝顺, 还要承受儿子的辱骂和虐待。儿子把女人带回家, 对她呼来唤去。在小说中, 丈夫和儿子便是男权强势的代表, 他们的家便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哪怕是在梦中, 她也不曾快乐过, 因为“她从未遇到过什么快活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在男权语境下, 格赖姆斯夫人几乎是“失语”的, 是缄默的。面对男性加诸于她身上的折磨和苦难, “她这样惯了”, “她对什么事都沉默惯了”。她死后, 天气转晴, 雪下得小了, 天空升起了一轮满月, 这暗示着死亡于格赖姆斯夫人来说是摆脱男性控制的解脱的唯一方法。

2 人际关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态女性主义追求人际关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与人的关系也是生态女性主义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马克思曾说:“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 1979:119) 。

安德森深深地眷念着他的故乡及故乡的人们, “在其艺术创作中, 他更是将这种感情加以升华, 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深切的关怀。这并不意味着安德森会讳言乡镇生活的种种丑陋之处, 相反, 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撕去人们记忆中乡镇生活温情脉脉的面纱, 暴露乡镇生活粗俗平庸而又自命不凡的真实面目” (张强, 2003:147) 。格赖姆斯夫人一直是被隔离被边缘化的“他者”, 在家受尽折磨的她从不曾得到周遭人们的重视和帮助。小说开篇便写道, “乡下人和小镇居民都很熟悉这样的老妇人, 然而谁都不了解她们。”每天都能见到, 但是从不试图去了解她们的悲惨生活, 更别提帮助安慰她们了。老妇人去镇上换所需要的东西, 却“没有人替她提一下”, 甚至谁也不会注意到她。直到她死后, 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她的美。人们的冷漠正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无知无觉地来, 受尽屈辱和折磨, 最后无声无息地走, 那晚的月光, 那晚的冰雪, 冷冷叩问着人们和读者的内心。林中的那片空地, 正象征着爱的缺失和人性的隔离, 也许, 这才是格赖姆斯夫人内心痛苦的根本原因。

小说无情揭示了人情淡薄, 这种揭示是沉痛的, 安德森一直都向往传统道德, 对现实中虚伪、冷漠、物质的人际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的艺术创造中, 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视角出发, 对人类的生命形态中的人与人关系予以深切的关怀, 执着追寻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和睦共处的人际关系。“在安德森看来, 文学的功能不止于社会现实的观照, 不止于言语传达的表象, 更在于能唤起读者的感觉、想象, 接触另外一种人生, 从这种人生中得到启示, 对生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 (张强, 2003:148) 。

综上所述, 笔者在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对《林中之死》进行研究, 发现作品反映了作家关注自然和女性的同一性, 批评父权制及工业化进程对自然和女性造成的伤害, 通过对人际关系的无情书写表达了对人性及人生的深刻思考。文中随处可见的对自然和女性的热爱与赞扬, 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的构造和向往, 显示出安德森具有浓郁的生态女性批评意识。

参考文献

[1]Roger, S.Gottlieb.This Sacred Earth:Religion, Nature, Environment[M].New York:Routledge, 1995.

[2]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M].冯亦代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6:249-259.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人民出版社, 1979.

[4]陈淳, 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