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范文

年龄结构范文（精选8篇）

年龄结构 第1篇

农村老师年龄结构失衡：老人教小学年轻人教高中

爷爷奶奶教小学 哥哥姐姐教高中

7日下午2时30分，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拿出自己的提案，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讨论交流。记者统计，近30名委员提交的提案或交流的话题中，有一半多涉及农村教育。城乡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农村教师待遇问题、人员流失问题等被重点关注。

农村教师工资太低了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就是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的形象写照。”武城县教育局的吴广峰委员说，他曾在调研中发现，在农村45岁以上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原民办转正教师，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农村中小学英语、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等学科专业教师严重不足，很多学校让教师‘中途改行’或兼课，难以满足当前素质教育开全课程的要求。”

“我的学生经常抱怨，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很多理论知识无法有效地传达给学生，有电脑无网线，有电视无信号。”平原师范学校的邱兰英委员告诉记者，她是围绕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投资做的提案。她作为师范学校的老师已有近30年，自己的很多学生加入到了农村教师的行列，但是她所得到的反馈令她深有感触，农村教师工资太低，有的甚至无法保障正常生活。

县城附小一个班八九十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问题，县城中小学很多都覆盖了多媒体，而城镇或村里的学校虽有电脑，但是无法利用。”吴广峰说，如果不改善，这样会导致农村更弱城市更强。禹城齐鲁中学的韦建辉委员说，光说城乡差别可能有些空洞，举一个例子，有的农村小学因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个班仅有十几人，而县城附小的一个班级竟达到八九十人。

德州市新湖南路小学的赵强委员认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优秀农村教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学校，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村中小学校更是雪上加霜，农村优秀教师的缺失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学生大量涌入城市学校使得农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农村教育管理者怨声载道。

政策应向农村倾斜

吴广峰委员建议，应完善城乡教师定期交流制度，明确城镇学校教师评聘高一级职称时，必须有一年以上的农村学校任教经历。实施偏远农村教师校车工程，加大农村教师工作环境方面的投入，改善教师工作生活环境。在核准岗位结构比例时，高级教师岗位向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

出台农村教师回城、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福利政策，为教师在农村任教解决后顾之忧。开展农村中小学教师岗位津贴改革试点，完善农村教师荣誉激励机制，在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安排一定的比例在农村一线教师中推选。

“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提高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促进教育均衡。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城乡办学条件均衡。还应组织校长和教师定期“轮岗”流动，实行城镇教师到乡村支教和乡村教师进城的小轮岗制度。”赵强委员说。

年龄结构 第2篇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教育的影响

自人类拥有文明历史以来,人口和教育就互相影响和作用着,在当今经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口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更是制约和促进着社会的`进步;人口变动及其一系列后果可能对教育产生的影响,使得国家或地区在制定教育规划时必须准确地判断其趋势并做出适宜的决策.

作 者：侯萌萌 姜弘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刊 名：统计与咨询英文刊名：TONGJI YU ZIXUN年，卷(期)：“”(2)分类号：C92关键词：

年龄结构 第3篇

一、参数设计

(一) 生育参数

生育参数共包括三个方面:生育率、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和存活率, 为描述方便, 分别简记为fx, t、δs和Ro, t。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衢州市2000年出生婴儿中男性占52%, 女性占48%, 由于出生婴儿性别比较为稳定, 假设未来衢州市出生婴儿性别比在该水平上保持不变。衢州市2000年出生婴儿死亡率为10.87‰, 在此基础上, 设定2000-2009年婴儿存活率为0.98913, 2010-2019年为0.99174, 之后每隔十年降低0.0004。按现行生育政策并考虑未来允许父母单方为独生子女生育二胎或者放开生育政策的可能, 设定低、中、高水平的总和生育率 (见表1) 。

基于衢州市2000年岁妇女生育率fx, 2000及总和生育率TFR2000, 在表1设定的总和生育率下, 利用李永胜《人口统计学》中目标总和生育率下估计年龄别生育率的公式, 估计未来育龄妇女生育率, 计算公式为:

其中x表示育龄妇女年龄, x=1 5, 16, , 49, t=2010, 2020, , 2040。分析衢州市历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年龄别生育率变动规律, 对2020年及之后2034岁年龄别生育率分布作合理调整。

(二) 死亡参数

分析衢州市死亡率水平, 采用两种方法设计死亡参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死亡率变化规律, 建立死亡率减速函数, 以2000年分年龄死亡率为基础估算2010年死亡率;参考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模型, 构建衢州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模型, 根据生命表理论预测2020年、2030年和2040年人口完全生命表 (简称生命表) , 估算人口存活率。

根据衢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mx, s, 2000、mx, s, 2005 (表示年龄, x=0, 1, , 90+, 90+表示90岁及以上年龄组;s=m、f, m为男性, f为女性, 下文相同) , 建立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率减速函数gx, s, 2010, 估算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

衢州市200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1.94岁和76.46岁, 到2010年分别增加为74.29岁和79.61岁, 分别平均增加0.235岁和0.315岁。联合国人口部门综合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发展规律, 提出平均预期寿命发展模型 (简称联合国模型) , 将年龄分段设定平均预期寿命逐年增加数。参照联合国模型并考虑衢州市实情, 得到未来衢州市分性别的平均预期寿命逐年增加数 (见表2) 。

二、人口预测

若用伐尔死亡概率法编制生命表, 表中元素存在一个规律, 即若假设

其中, 1x, s, t、1x, s, t1、1x, s, t2、分别为t年、t1年和t2年生命表中x岁男女尚存人数,

分别表示t年、t1年和t2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 且

利用冈佩茨死亡定律对2000年死亡率及式 (4) 计算出的死亡率进行修正, 采用伐尔死亡概率法编制2000年、2010年分性别的生命表, 且编表所得平均预期寿命与官方公布数据相对误差小于0.05%。根据表2推算t年分性别平均预期寿命

, 令t1=2000、t2=2010, 利用式5估算t年x岁分性别的尚存人数1x, s, t (x=0, 1, , 90+, t=2020, 2030, 2040) , 根据t年尚存人数1x, s, t编制t年 (t=2020, 2030, 2040) 分性别生命表, 并用冈佩茨死亡定律修正生命表。

基于t年生命表估算t+i年岁人平均活到x+1岁的存活率R

当x=89, 90时, 结合2000年死亡率数据, 对88岁的存活率R88, s, t+i适当调整作为89岁和9 0+年龄组的存活率Rx, s, t+i (x=89, 90+) 。

以2000人口为基数, 逐年推算分年龄、分性别人数Px, s, t, 计算公式为

其中, δs为出生婴儿性别比重, δm=0.52, δf=0.48, Bt为t年出生人数, 计算公式为:

利用式 (1) (8) , 在设定的低、中、高生育方案下, 预测分年龄、分性别人数, 综合后可以得到衢州市20012050年每年人口年龄结构。

三、预测结果分析

根据预测结果, 得出以下结论:

1.预测期内, 总人口与老年人口均呈先增后减的趋势, 两者到达峰值时间不同。在低、中、高预测方案下, 总人口分别在2014年、2015年和2015年达到峰值207.78万、208.07万和208.40万, 老年人口则均在2039年达到55.80万的峰值。随着生育水平的提高, 总人口数量增加, 且到达峰值的时间也推迟, 由于预测期内出生人口不影响老年人口, 老年人口数和到达锋值的时间与生育水平无关。

2.老龄化系数与总抚养比于同一时间达到峰值。在三种预测方案下, 老龄化系数分别于2041年达到30.43%、29.84%和29.29%的峰值, 同年总抚养比也分别达到71.95%、72.99%和74.11%的峰值。随着生育水平提高, 总人口基数增大, 老龄化系数有所降低, 但总抚养比有所上升。

3.目前, 衢州市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峰值。在低、中总和生育率方案下, 劳动人口比重分别于2011年和2010年达到76.01%和76.03%的峰值, 未来30年劳动人口数绝对量下降, 老年人口数绝对量上升, 导致劳动人口相对量快速下降。

摘要：文章运用变参数年龄移算法, 根据浙江省衢州市实际情况设计随时间变动的生育和死亡参数, 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据, 结合年龄移算法和生命表理论, 推算衢州市2001—2050年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预测结果显示, 在低、中、高生育水平预测方案下, 未来30年, 衢州市人口抚养负担呈上升趋势, 2041年总抚养比达到峰值, 峰值均在70%以上, 即四个劳动人口需抚养3个左右的非劳动人口。

关键词：变参数年龄移算法,生命表,人口年龄结构

参考文献

四川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第4篇

纵向对比

四川人口总数庞大，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省常住人口8041.75万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减少287.34万人，年均减少0.35%。

从全省来看，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变化明显

从年龄构成来看，2010年四川省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97%，比2000年的22.59%减少5.62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2.08%，比2000年的69.85%增加2.23个百分点，保持在70%左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0.95%，比2000年的7.56%增加3.39个百分点。可见，四川省0～14岁人口比重下降，15～64岁人口比重较为稳定，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从抚养比为看，2010年四川省总抚养比为38.73%，比2000年的43.17%降低4.44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4名被供养年龄人口；少儿抚养比为23.54%，比2000年的32.34%降低8.8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9名少儿人口；老年抚养比为15.19%，比2000年的10.83%上升4.36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多负担4名老年人口。可见，劳动年龄人口总负担水平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少儿人口大幅度减少的结果。这种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的趋势将是未来四川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客观必然。

从各市（州）来看，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变化较大

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四川各市（州）人口年龄构成变化较大。呈现出特征：各市州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减少；15～64岁人口比重保持较为稳定，有的市州增加，有的减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具体来说：

遂宁0～14岁人口比重下降幅度最大，泸州最小。相比2000年，2010年四川各市（州）少儿总量越来越少，0～14岁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遂宁下降10.1%，比最小的泸州多下降8.21个百分点。

遂宁14～64岁人口比重增幅最大，资阳最小。相比2000年，2010年四川各市（州）劳动力资源较为稳定，14～64岁人口比重在2.2%左右上下波动，变化幅度并不大。不过增幅最大的遂宁增长6.74%，而同时期的资阳下降0.69%，两者相差7.43个百分点。

广安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幅最大，甘孜最小。相比2000年，2010年四川各市（州）老龄化程度加重，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都有所增长，其中广安增长5.58%，甘孜增长1.02%，两者相差4.56个百分点。

十年来四川各市（州）抚养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且存在差异。

资阳等四市负担加大，阿坝负担降幅最大。2010年自贡、攀枝花、泸州和资阳4市人口总抚养比相比2000年分别提高1.26、0.86、0.86、1.48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多负担1名被供养年龄人口，其余市（州）抚养比下降，负担减轻。其中，阿坝总抚养比下降11.56个百分点，即阿坝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12名被供养年龄人口，负担下降幅度最大。

遂宁少儿负担降幅最大，泸州最小。2010年四川各市（州）少儿抚养比相比2000年都有所下降，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少儿人口的总数变少，其中，遂宁少儿抚养比下降17.25个百分点，即遂宁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17名少儿人口，负担少儿下降幅度最大；泸州少儿抚养比下降2.61个百分点，即泸州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3名少儿人口，少儿负担下降幅度最小。

资阳老年负担增幅最大，甘孜最小。2010年四川各市（州）老年抚养比相比2000年都有所提高，这意味着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老年人口的总数变多，其中，资阳老年抚养比提高7.24个百分点，即资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多负担7名老年人口，老年负担增幅最大；甘孜老年抚养比提高1.31个百分点，即甘孜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多负担1名老年人口，老年负担增幅最小。

综合来看，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相比2000年，2010年四川及其各市（州）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且差异明显。一是少儿人口比重减少，其中遂宁0-14岁人口比重下降幅度最大，泸州最小；二是劳动力资源较为稳定，“人口红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其中遂宁14～64岁人口比重增幅最大，资阳最小；三是四川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加重，广安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幅最大，甘孜最小。与此相对应的是人口抚养系数也发生变化，少儿负担减轻，老年负担加重，总负担减轻，其中，遂宁少儿负担降幅最大，泸州最小；资阳老年负担增幅最大，甘孜最小；资阳等4市总负担加大，阿坝总负担降幅最大。

横向对比

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

2010年全省0～14岁、15～6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6.97%、72.08%、10.95%。从各市（州）来看，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12个，15～64岁人口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11个，65岁及以上高于全省的有12个。其中，0～14岁人口比重，最大的凉山与最小的成都相差16.39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比重，最大的成都与最小的凉山相差13.7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最大的资阳与最小的凉山相差6.46个百分点。

抚养比：各地区差异较大

从人口抚养比的角度来看，2010年四川省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分别为38.73%、23.54%和15.19%，每5个劳动年龄人口只需担负不到2个少儿和老年人口的抚养，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从各市（州）来看，人口总抚养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11个，少儿抚养比高于全省的有11个，老年抚养比高于全省的有15个。其中，人口总抚养比最高的凉山比最低的成都高26.47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最高的凉山比最低的成都高27.88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最高的资阳比最低的甘孜高10.64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四川每5个劳动年龄人口只需担负不到2个少儿和老年人口的抚养，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负担较轻，还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消费需求，对四川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非常有利。二是四川省各地区人口年龄构差异较大，且城乡之间差异最大、城市要小于乡村。三是四川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乡村老龄化比城市要严重，资阳老龄化程度最重，甘孜最轻。四是四川省各地区人口负担差异较大，乡村的负担要大大重于城市。

总体来说，无论从总人口负担还是从少儿负担来说，凉山最重，成都最轻；从老年负担来说，资阳最重，甘孜最轻。但是从城市总人口负担来说，巴中最重，成都最轻，从乡村来看，广安最重，成都最轻。

中小学教师队伍年龄职务结构 第5篇

当前我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总体情况呈以下特点：教师资源整体配置得到优化，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成效显著，教师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师资力量得到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开创新局面，师德建设进一步加强。

截至2011年底，我校中小学共有专任教师52人，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9.5%、98.7%、94.8%。

教师队伍总量增加，配置状况总体改善。小学、初中、高中的生师比分别为17.7∶1、15∶2、20∶1，分别比上年下降0.2、0.5和0.3个百分点。

教师年龄结构不断优化，中青年教师成为中小学教师主体。35岁以下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分别为100%、80%、53.6%，45岁以下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分别占到100%、84%、53.6%。

教师职务结构总体上不断改善。小学、初中、高中具有中高级职务的教师分别为53.1%、54.8%、59.4%，分别比上年提高1、1.7、1.4个百分点。

高学历教师比例不断提高，具有大学专科、本科学历的教师成为新增教师主体。专科以上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初中教师、研究生学历高中教师分别占78.3%、64.1%、3.6%，分别比上年提高3.5、4.6、0.8个百分点。

学校董事会表示，下一步将会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教育人才规划纲要为主线，以师资力量和教师年龄机构建设为重点，以提高师德水平和教师的业务素质为核心，以实施重大项目和改革为主线，以应用信息技术为突破口，总结推广各地的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着力破解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突出更多的改革创新，狠抓落实，培养造就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为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年龄结构 第6篇

农村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离不开一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农村党员队伍。近年来，农村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市场经济影响，以及发展党员方面存在的问题，农村党员队伍注入的新鲜血液不足，老龄化现象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

一、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党员队伍年龄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老党员比例偏高，影响到农村党员队伍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胶南市31268名建制村党员中，35岁以下的3484人，仅占11.1%；而55岁以上的16297人，占总数的52.1%，超过一半。他们多数身体状况差，精力有限，虽然一些老党员党性原则较强，但思想观念有些落后，无法在村民中发挥带头作用，有的甚至属于党组织帮扶对象，完全丧失了“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二是村干部后继乏人，面临着选人用人难的问题。当前，部分村庄按照政治文化素质高、群众威信高和致富带富能力强、增加村集体收入能力强的“双高双强”标准选配村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面临困难，符合标准的优秀青年人选更是“凤毛麟角”，有时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将就一下。如有一个村，全村只有14名党员，人人都当过村党支部书记，没有一

1个能当好，但又互不买帐，村里工作始终搞不上去。三是青年党员发展数量相对较少，落后于党员老化速度。胶南市2007年发展农牧渔民党员288名，其中35岁以下的132名，仅占农村党员总数的0.4％，对改善农村党员队伍年龄结构作用有限。而一些农村党组织仍然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致使许多优秀的农村青年感到入党无望，发展年轻党员陷于“青黄不接”的困难境地。

二、原因分析

导致以上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存在问题。有些村党组织片面地认为只要抓好中心工作，把经济发展好就可以了，主观上忽视了发展党员工作。有的个别村党支部书记搀杂着一些地域、宗族和裙带意识，优亲厚友，搞“近亲繁殖”，造成农村党员“家族化”，影响了一些农村优秀青年入党的积极性。甚至个别村党支部书记怕“培养了苗子，挤掉了位子”，害怕发展党员，不发展党员。二是入党积极分子偏少。近年来，农民发展经济的热情高涨，对入党的追求有所减低，具有入党动机的青年农民相对减少，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和确定发展对象的选择余地较小，增加了发展党员工作的难度。目前胶南市入党积极分子5885名，其中农牧渔民2782名，仅占47.3％，而全市农村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80％。三是农民

外出流动增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新型经济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呈上升趋势。2007年胶南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1.9万人，他们以青壮年农民为主，外出务工或经商，缺少与家乡党组织的交流与沟通，在培养上带来了断层和空缺。

三、解决措施

改善农村党员队伍年龄结构，必须加大发展农村青年党员的力度，并注重多渠道解决问题。

一是把住“入口”，侧重吸收优秀青年农民入党。在制定发展党员规划时，要结合实际做到“发展方向向农村倾斜，培养重点向青年倾斜”，增加农村发展党员数量，对农村优秀青年进行重点培养，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新发展党员中35岁以下的不得少于80％。要认真贯彻发展党员工作“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完善发展党员工作程序，研究细化农村发展党员关键环节，全面落实入党积极分子“两推”制度、集中培训制度、票决制度、公示制度、预审制度、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等发展党员六项制度，防止农村党员“家族化”，保护好农村青年的入党积极性。

二是实施“互动”，城乡一体培养外出务工和经商农民入党。加强城乡基层党组织间的联系互动，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发展党员工作制度。一方面由镇村党组织对优秀

青年实施跟踪培养，定期安排人员前往外出务工农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党组织走访、座谈，了解入党积极分子工作、生活以及遵纪守法情况；利用传统节日外出务工农民返乡探亲的时机，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开展集中学习，交流思想，教育引导，促其快速成熟。另一方面依托城市社区和企业党组织，对外出务工和经商的农村优秀青年农民，进行异地培养、委托培养，帮助村级党组织发展德才兼备的青年农民入党，解决农村党员“老龄化”的问题。

年龄结构 第7篇

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是出生率和死亡率长期变化的结果，但人口年龄结构反过来又对人口再生产发生重大影响。新出生的人，是有生育能力的人群（更确切地说是育龄妇女）生育的结果。如果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即使生育率较低，每年出生的人数也较多。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有所回升，每年新增人口数较多，很大原因是受年龄结构影响。

一般来说，年轻型人口少年儿童比重大，意味着未来进入育龄群的人口多，人口增长潜力比成年型和老年型人口都大。而老年型人口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较大，每年死亡的人数就较多，如果其他条件一样，人口的死亡率就较高。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使人口抚养比出现很大的变化，从而减轻或加重社会经济负担，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上。这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现实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现状，并影响到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其内部也有一个年龄结构的问题。从前一方面考虑，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时，意味着现实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经济；但当劳动年龄人口过多，超过了生产力所能容纳的程度，又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产生失业问题。当然，如果某一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低，0岁～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较低，那么该人口在目前和将来都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给经济发展造成困难。

从后一方面考虑，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不合理，如15岁～34岁的年轻劳动力较多，或45岁～ 64岁的高龄劳动力较多，都会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年轻劳动力多，虽然其在身体素质、接受较高劳动强度及适应力等方面有优势，但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经验较差；而中、老年劳动力较多，虽在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等方面占优势，但其体力、精力及适应能力等却较差。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劳动年龄人口内部也应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 第8篇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储蓄投资行为, 进而经济中的各类经济主体也会随之调整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 在宏观上反映则是全社会金融资产结构变化。金融资产结构是否与合理, 将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

国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Goldsmith (1969) 分析35个国家的历史数据, 研究了各国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问题, 而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Shaw (1973) 通过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金融体系的规模和结构衡量一国的金融业是处于金融深化还是金融抑制状态。Demirgüc Kunt和Levin (2001) 研究了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规模、效率及业务活动。

在我们看来,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资产结构影响的研究是有限的。因此, 我们尝试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文后面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设定、变量描述和数据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的分析, 最后是结论。

1 模型、变量与数据

1.1 模型与变量

本文选择简约计量模型试图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资产结构之间的联系。

1.1.1 被解释变量

我们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贷款率 (LOANS) , 股票市值率 (EQUITY) 。其中贷款率为一国贷款量占当年GDP比例, 股票市值率为一国股票市值占当年GDP比例。

1.1.2 解释变量

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即20-39, 40-64, 65+。其中20-39是20-3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40-64是40-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65+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1.1.3 控制变量

(1) 经济发展阶段。本文以对数形式的人均GDP来代替经济发展阶段。 (2) 经济环境。我们采用通货膨胀率来反映一国的经济环境。 (3) 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通常被认为是影响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 贷款率模型、股票市值率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其中, 下标i代表地区, t代表时间, 则是随机扰动项。、X则是一组潜在的影响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控制变量, 包括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率。

1.2 数据说明 (表1)

2 方法与结果

我们运用系统广义矩 (SYS-GMM) 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模型1-8, 其中, 模型1-4是贷款率模型, 被解释变量为贷款率, 解释变量逐项增减;模型5-8是股市市值率模型, 被解释变量为股市市值率, 被解释变量逐项增减。并参照Horioka和Wan (2007) 的研究思路及以往研究文献, 为了更好地控制内生性, 我们将20-39、40-64和65+视为外生变量, 人口因素一般情况下很少受到经济因素误差项的干扰, 其他变量均按内生变量处理。各模型结果见表2。

注:本文使用计量统计软件STATA/SE11.0和Rodman (2006) 提供的“xtabond2”程序, 并根据本文所设定的不同模型进行运算程序编写和运算.*、**、***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误.AR (1) 、AR (2) 和Sargan检验给出的都是其所对应的p值.

估计中使用稳健 (robust) 标准误来控制异方差。动态面板数据容易一阶自相关, 但不应该存在二阶自相关。估计结果报告了AR (1) 和AR (2) 的P值, 绝大部分方程中都满足这一条件。Sargan (下转第12页) 第一, 银行贷款和股市市值总体上均存在强惯性, 银行贷款和股市市值各滞后一期的系数分别为0.725、0.866。动态面板估计很好地反映了两者的行为特征。

第二, 20-39和40-64与银行贷款率之间的正向关系非常显著。就金砖五国范围来看, 20-39对银行贷款率有3.9的显著影响, 40-64对银行贷款率2.472的显著影响。

第三, 65+与银行贷款率之间的负向关系非常显著。就金砖5国范围来看, 65+对银行贷款率有-3.258的显著影响。

第四, 20-39、40-64和65+与股市市值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金砖五国股票市场体系不健全造成的。

3结论

本文基于金砖五国面饭, 使银行贷款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证明,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资产结构之间关联。当一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时, 各类经济主体的金融资产组合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进而一国的金融资产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一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其金融资产结构发生不同步的变化时, 将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 我国政府应该重视长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金融资产结构需求的变化, 对国家未来金融资产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相应地评估和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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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len, F.and Gale, D. (2000) , “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 MIT Pres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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