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爱国主义演讲稿

南京大屠杀爱国主义演讲稿（精选9篇）

南京大屠杀爱国主义演讲稿 第1篇

爱国作文：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演讲稿

爱国作文：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演讲稿

2007年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纪念日。70年前，古都南京，血流成河，白骨累累，30万人死于非命。大屠杀持续六个星期，如果以秒来计算，每隔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也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章节。历史渐行渐远，记忆却不容丝毫淡化，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日军屠城期间，无私救助中国平民的德国义士约翰?拉贝有句名言：“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为什么不能忘却？因为有人在模糊历史，在回避罪恶，在混淆黑白，在践踏事实，在挑战人类底线。

不曾忘记，日本右翼分子时至今日仍称，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不曾忘记，日本部分人处心积虑修改教科书，认为（南京大屠杀）罹难者数字是夸大其词。不曾忘记，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他们把侵略战争称为“大东亚圣战”，是为了“自存自卫”、“使亚洲得到解放”。不曾忘记，日本一些政客三番五次地否认曾奴役成千上万名慰安妇，屡屡强调“根本不存在”随军慰安妇问题„„

怎能忘记那一场暗无天日的屠城罪恶，30万冤魂就是铁证。新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陈列19具遇难者遗骸，这些身首分离、严重扭曲变形的人体遗骸，均为战争状态下的非正常死亡。这难道不是铁证？“万人坑”遗址难道不是铁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见证者，比如李秀英，这位被称为控诉侵华日军暴行的“活化石”，身上37刀的斑斑刀痕见证着屠城日军的累累罪证。外国友人可以作证，美国圣公会约翰?马吉牧师，在南京现场拍摄了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原始素材带，他说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

了„„”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本士兵可以作证，比如多次来华谢罪的东史郎说：“南京大屠杀是我亲身经历的铁的事实，日本必须正视和承认这段历史„„”只有还原真相，认识真相，才能警醒世人，戳穿跳梁小丑们的画皮。必须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分子亦声称拥有真相，亦声称要还原真相。尽管正义必将战胜罪恶，但切莫低他们的能量和力量。须知，还有许多右翼分子，他们沉浸在帝国的往昔“荣光”里不能自拔。

只有真切地了解历史，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生前如此说道，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遗言，她所展示的人性光辉令人动容，她道出了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心声。宽恕可以，但绝不可遗忘。是的，谁都不能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野蛮、残暴的战争罪行。我们之所以念念不忘，是为了抵抗遗忘，我们之所以将这段沉痛的历史，融入血液里灵魂里，就是为了表达对和平的向往，对战争的鞭笞。

打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整个建筑如同一把掩埋在大地中的折断的军刀——“军刀”象征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将其“折断”用隐喻正义终将胜利。在纪念馆冥思厅的照壁上，有这样8句话——“让白骨可以入睡，让冤魂能够安眠，把屠刀化铸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让孩童不再惊恐，让母亲不再泣叹，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洒满人间”。这一切，无不表达了我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的深沉愿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说：“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也是全人类共同铭记的历史教训。我们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中国人民的贡献。”这是国人的心声，也是庄严的宣告和承诺。我们期待，日本那些至今尚不能正视历史的人亦能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不再做和发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和言论。与中国人民一道，用实际行动，推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友好关系的发展，扩大两国的交往与合作，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南京大屠杀爱国主义演讲稿 第2篇

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最痛恨的国家就是日本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科技发达就在我们国家杀人无数。抢夺我们中国的领土，杀害我们中国的人民。就在不久前，可恨的日本人还和我们争夺钓鱼岛。而这几天，新闻上说日本人的后代还称自己的祖先们并没有做过什么“南京大屠杀”。当听到这则新闻后。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相当地愤怒!而今天，汪老师就带领我们回望了过去的耻辱，看了一部名叫《南京大屠杀》的电影。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1937年深秋，为躲避战乱，中国医生成贤携带怀有身孕的日本妻子理惠子和孩子从上海逃到南京老家，他没想到南京也差不多快被侵华日军夷为废墟。被告知可以进入欧美列强势力保护的安全区避难时，成贤认为自己与难民身份不同没做理会，投靠了老朋友继续行医。以小学教师刘天琴为代表的同胞的悲剧令他震惊愤怒，但他认为自己首要任务不是反抗暴敌而是尽职做好一名医生。

同年冬天12月13日，南京全面沦陷，日军开始在南京疯狂烧杀淫掠，成贤终于意识到日军的残酷麻木，让妻子先行一步去安全区躲避，自己则留下来继续救死扶伤，他不知道的是，安全区早已名存实亡，而要反抗时，他发现已无可能。

浓烈的尸臭与血腥迷漫了整个城市，黑暗与死亡笼罩着惊慌失措的人们。

那一双双失神的眼睛，饱受摧残的憔悴的面容和着惨叫声正狂奔逃命;

明朝的墙，清代的庙，还有那五千年的繁荣与辉煌，都在这混浊不清的分

不清天和地的世界中晃动消失

看得到的，只有那血红的太阳旗在污浊的空气中耀武扬威的飘舞。杀戮、

强奸、焚尸，惨无人道的兽行在街头巷尾无休止的进行着

南京大屠杀真是一场噩梦啊!勿忘国耻!炎黄子孙们，团结起来，让我们

南京大屠杀爱国主义演讲稿 第3篇

关键词：电影,新历史主义,南京!南京!

新历史主义认为, 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存在了, 所有的历史都是一个文本, 都可以由不同的话语权力体系来书写、解读, 每一代人都可以重写历史, 都有自己的历史观。陆川试图从人性的维度, 看待日军, 看待整场战争, 更加真实地呈现战争、历史, 超越以前的抗日题材电影。但这既不是艺术的真实也不是历史的真实。

一、用电影再现历史时空

从选景、找资料到开拍, 导演都试图从史料的清理与呈现上, 重新看待历史、再现历史。比如, 在四川南充选景、在建川博物馆查找抗战史料、用黑白影像表现画面。“曹郁在读剧本看资料的过程中, 最让他感到震动的, 也是一张中国士兵的脸和他们不屈、骄傲的神情, 为了让观众记住这些脸, 为了表现那各特定时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永远铭记他们的精神和痛苦的经历, 摄影师的直觉提醒他, 应该剔除彩色。”[1]P119对此重大历史题材, 陆川并没有用炫技式的、先锋式的影像语言来表达, 而是严肃地遵从传统电影美学:“电影就是一种声画结合时空再现的现代艺术”[2]P328。即:通过电影再现南京大屠杀, 使人们对历史有新的感悟, 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认识。这样看来, 陆川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按照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点, 艺术的真实既不是指任何一种自然形态的生活和事物的表层现象, 也不是离开生活的自然形态和外部现实去抽象地提取本质概念, 而是通过对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现象的生动描绘, 形象而又具体地揭示出生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是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主体方面和个体方面的生活内容的辨证统一和完美结合。

陆川及其创作团队没弄清楚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或者说没有把这两种真实表现好, 对历史的真实的看法还不够深刻。“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都是遗存为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 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并非都是表征着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全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事实, 历史学家的历史事实也并非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3]P36但当你从各个抗战资料馆、博物馆查找史料出来时候带着的义愤、感动、悲伤等情绪去创作的时候, 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介入, 无论是艺术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真实, 都值得拷问。

对比一下新老导演的创作, 会发现很多问题。谢晋说:“我拍《鸦片战争》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许多人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加之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香港度过的, 我对英国人的统治很反感, 因此我一定要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再现出来。人们看后不仅明白了真相, 也可以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4]P225可以说陆川也是预先设置了“对日本的反感”“爱国主义”等观念, 再来拍电影的吗?我认为他是以日本军人角川的视角看看待战争、中国、中国人, 更多地涉及战争时期人们的选择、精神出路、人性的本质, 更多地呈现中下层人民和军官、士兵, 还有对灵魂的拷问。因此《南京!南京!》在对历史的再现上, 是摆脱了以前单一化、模式化惯性思路。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历史的真实, 历史的真实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通过艺术再现历史, 也是一个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过程。

二、中日双方角色的视角不对等

整个故事结构试图突破传统的以中国一方为中心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安排, 把中日双方角色平等安排, 却也失之偏颇, 倾向了日本一方。唐先生和小江的死, 都是典型的“理性的拯救”。这种拯救, 在中国文化内核里, 确实是普遍缺乏的, 陆川这样表现, 实是一种对传统战争电影的超越。但没有一个中国人或者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 来看待杀戮, 反思战争。而是日本人角川, 目睹了全过程, 在生与死的反复纠缠中, 实现日本人式的自杀, 最终他说了一句:“生比死更难吗?”。这是整个电影的点睛之笔。角川是全片中唯一拥有完整视角的人物。中国方面, 前40分钟是主要的战争场面, 刘烨扮演的下层军官牺牲了后来被“小豆子”这一角色继承;第二个视角是唐先生, 他在南京城被占领后才出场, 最后也死了, 没有完整地看待战争。前40分钟, 日军视角据主导, 有更多的叙事情节, 少有对人性细节的描绘。后来难民营出现, 才有中国一方视角 (以唐先生、小江、姜老师为主) , 但已先在地不对等了。

视角的不对等, 是导演为了突破传统叙事而刻意安排的。在不对等的视角里进行历史真实的叙事, 其真实呈现历史的初衷是有理由值得怀疑的。

三、观众的认识和历史的真实

放映抗战电影时, 曾出现过观众笑场的局面, 如《紫日》。于是有人怀疑创作人员做作、不真诚;有人怀疑导演为了表达某种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虚构历史;有人怀疑在“物欲横流”的时代, 观众已经丧失基本的道德观念和爱国情操。这都是用“作者中心论”来解释艺术现象, 而忽视了观众 (接受者) 和艺术作品。

从作品本身来讲, 能指指向的并非是一个确切的所指, 而是无限深邃的语境。每个观众 (接受者) 都可以从艺术作品中看出不同的观点, 得出不同的感悟, 而不一定非要去寻找作者的意图。对待历史也一样, 同一段即使再真实不过的历史, 后人对它也有不同的观点和感受。“观众对整个想象的所指’的追寻就意味着试图在语境中为导演的电影寻找到一个相对恰当的位置, 使我们的心灵保持一种近乎理想状态的秩序感。”[5]P146-147所以, 即使做到了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的完美结合, 观众的解读也会有不同, 也会扭曲这两个真实。按接受美学来看, 观众对影片的实际感知还受他自身的语言结构和审美期待等因素的制约。

四、人性、神性与诗意

陆川把双方都放回到人性上, 讲他们在面对战争、屈辱、死亡时应该有的虚无、恐惧、脆弱、无助, 也讲他们的互助、奉献、拯救、思考。这比极端地二元对立叙事或者盲目的一团和气更接近人性的真实, 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他试图延续《可可西里》里面那种宗教式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注升华到神性的表达。“要借助光的黑暗的斗争, 来揭露刺目阳光下的暴行, 表达在黑暗和阴影中偷生的人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求。”[1]P119

角川始终郁郁的表情, 若有所思的迟疑行为举止, 都让人觉得他很迷惘, 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战争、死亡。所以最后的自杀, 符合日军一贯的“武士道”精神, 也是日本文化里的“菊花和刀”式的唯美与决绝。日军欢庆占领南京的那场戏, 明显很突兀。明亮的对比强烈的灯光、人物夸张的表情和动作、传统的日本面具和舞蹈、空间的广阔, 都让人觉得有典型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与影片整个的现实主义基调不吻合。结尾, 陆川再次把神性诗意化起来:郊外, 野花, 两个日本军人, 两个中国人, 角川放了中国人后发出问题“生比死还难吗?”后自杀, 小豆子摘起蒲公英边吹笑边跑。让人觉得, 日本人 (至少少数日本军人) 完成了灵魂的反思, 中国人虽然历经灾难但后继有人, 国家和民族前途光明。

参考文献

[1]张宗伟.谁的摄影机不撒谎-——摄影师曹郁的影像追求[J].当代电影, 2009 (2) .

[2]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3]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4]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南京大屠杀爱国主义演讲稿 第4篇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历史影视剧就层出不穷，不断受到市场和民众的追捧，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影视复古热潮。这些电影要么指向遥远的历史深处，叙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与人生感悟，要么将目光投向普通个体，书写他们在坚硬历史境遇中的苦难、挣扎和期许。这些新历史影视剧对历史真实和规律性持怀疑态度，采取历史叙事的民间立场和边缘视角，试图对主流历史进行补充或颠覆，其中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真实可查，但情节更多为虚构想象。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残暴，展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主体的自我救赎等特征。

一、主体与历史的关系

福柯在研究世界与主体关系问题时的一番话，对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体的关系有诸多启示，他说：“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中立即向我们呈现的方式，是一种考验。这一点必须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一是体验意义上的考验，即世界被认为是我们得以体验自身的东西，是我们得以认识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得以发现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得以揭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在此意义上，这个世界，这个bios(生活)，也是一种训练，即根据它，通过它，由于它，我们将会培养自己、改变自己，迈向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直至完美的境界。”[1]对主体与自我问题的关注，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福柯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主体的个人在世界（即生活或历史）中所遭受的权力规范抑制着作为自由主体的形成，然而，认识自我要从认识世界与他人开始，主体的觉醒与建构要在与世界（即生活或历史）的不断相遇中进行，这种相遇如同训练，完美的自我主体性将在这种训练中完成。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型理论与此相通，他反对那种普遍性的超然主体的存在，而更乐意突出主体的不稳定性、可塑性（fashioning）、历史性和协商性（negotiation）。在格林布拉特看来，主体的产生绝不是自觉、自动的完全自我塑造过程，而是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合力的产物。或者说，自我的产生纯粹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在丰富多样的历史语境中会有无数种可能，它是发展变化的，总是趋于主体之间不断的敞开与遮蔽、不断被驯服与颠覆、不断被他者及自我影响和塑造之中。因此，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就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往往被坚硬如磐石的历史撞得头破血流，然而对于自我塑造的完美境界的追寻，却成为稍有良知的现代人坚守的立场和理想。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理解饱受争议，却仍旧给人心灵震撼的电影《南京！南京！》，也许会有新的体会。

影片主角角川一开始就被战争拉扯着显得神情恍惚，在猛烈的日光照耀下睁开疲惫而茫然的双目，他仿佛听到有人在叫唤，双腿便不假思索而迟钝地循声而往，显然他是一个被动的战争参与者和暴力的执行者，他并没有多少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抉择生死的权力，他始终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游离在战争的边缘。这时角川的主体意识并没有觉醒，他被战争或历史这部机器拖曳着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完全处于屈从、驯服阶段。这个阶段的角川表现出的只是一个睁大惊恐的双眼，麻木而机械地执行命令的战争工具，主体是历史的奴仆，主体的建构和塑型还未开始。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角川在巨大的恐惧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中开枪打死了数个躲在门后的无辜女孩，瞪着眼前成堆的年轻尸体，他那被遮盖的良知和人性第一次显露出来，他语无伦次地说着“我不是故意的”，并试图用金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这是他那被战争摧残的麻木人性的第一次觉醒，但已经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恐惧、矛盾和焦虑的主体。如果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看到角川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他是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每一个人性未泯的现代主体如何在坚硬的历史存在面前艰难自处。回到新历史主义的自我塑型理论，格林布拉特说：“新历史主义的中心点就是对主体性的质疑和历史化”[2]“……放弃自我塑型就是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就是放弃对自我的固执守护（尽管这个自我有可能是虚构的），就是死亡……我觉得完全有必要保持这种幻想，即自我还是我自己的主要建构者。”[3]人类主体一开始就显得不自由和顾虑重重，总是要受到历史、他者、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束缚，更不用说战争、杀戮、罪恶对自由与完美主体的戕害和摧残。这似乎要引领着我们走入绝望的深渊，然而在死亡与仇恨之外，还有活着的喜悦、关爱的温暖、生命的尊严和自我救赎。在主体与历史的博弈中，不应放弃努力和希望。影片中的角川便是一步步从人性的麻木走向觉醒，最后以结束生命获得灵魂的自我救赎。

二、主体的自我救赎

随着影片的继续推进，主体面临的考验越来越残酷。在角川灰色的视界里只有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街道，倒悬的头颅、裸露的尸体，茫然而绝望的世界。看到那些在眼前消失的生命，角川的眼睛里分明有着些许同情和疑惑。这种同情和疑惑在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随军妓女百合子那里得到不断的强化，百合子让他想起了远方的家乡，并成为他获得温暖与慰藉的暂时港湾。当他看到与百合子长相相似的江香君被强暴至死时，他的心灵再次遭受震撼，埋藏在心底深处那丝不灭的人性也再次流露。变疯了的少女周晓梅被他的同乡上级无情枪杀时，角川先表示无比震惊，继而似乎觉悟般地说出了“她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令他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周晓梅的死无疑再次呼唤起他心底的同情与怜悯，更激发起他对死亡的思考，他驻足不前，想着死亡并不是件坏事，起码是一种解脱。

角川对死亡的看法也随着影片的发展而变化。当为了多救出几条人命，不断蒙上头巾去冒领“丈夫”，最后平静而从容赴死的姜老师请求他杀死自己时，角川果断地开枪了。姜老师的死给他上了一堂无比沉重的道德课，他曾要求姜老师把代表仁慈与救赎的十字架送给自己，而最后他却不得不用杀死她的方式去拯救她，这无疑让他切身感受到了“死的伟大”和“生的耻辱”。如果说他当初拿起十字架是想要获得上帝的谅解和怜悯，为自己及同伴的罪行找到支撑的话，此刻的角川已经意识到他们已被牢牢钉在了死亡的十字架上。在战争中，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杀戮，而杀戮又剥夺了人生存下去的权利。面对战争，个体显得如此渺小和柔弱，然而又如此凶残和暴戾，战争使人性变得扭曲，变得异化。

影片最后庄严的祭祀典礼是导演安排给角川的一次对所有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的祭奠，当然包括他自己，他压抑而狂乱的情绪发展到顶点——“活着比死更艰难吧！”是他心境最好的表述。角川陷入难以自拔的自我矛盾与纠结中，一方面，人性的觉醒已无法让他继续面对战争和杀戮，另一方面，作为军人的职责与无法抗拒的命运只会让他再次举起枪来，这时惟有死亡才能结束这一切，惟有死亡才是自我救赎最好的方式。他无可回避地将枪对准了自己，尽管难以压制痛苦与恐惧的泪水，他还是选择在杀死自己的同时获得灵魂的救赎与安宁。影片至此已经完成一次对复杂和充满悖论的人性窥视，特别是在战争的极端历史境况下，人如何自我救赎。

三、从人性立场超越民族悲情

一个有着太多苦难记忆的民族，当这种苦难太过沉重、太过惨痛，我们宁愿不去触碰它。选择遗忘并不是真的要遗忘，而是为了战斗，为了重生，为了暂时告别恐惧，去点燃希望的火焰。就如张颐武所说：“由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太过于沉重，中国人在自己的民族悲情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化解，中国还处在贫弱状态下和面临严峻的挑战的时刻，往往并不刻意地揭开历史的伤痛，而是将自身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作为自身文化的主题。”[4]可是说80年代以前的中国抗战片所宣扬的便是这样一种文化立场：歌颂人民英雄的伟大，控诉帝国主义的残暴，揭露卖国贼的卑鄙和无耻，诸如此类成为战争题材影片的永恒主题，而影片的最后革命必定取得辉煌的胜利，敌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观众随同影片主角一道高高扬起革命乐观主义的旗帜，心灵获得极大的宽慰与满足。一方面，这是经历过长期深沉的苦难折磨而取得革命胜利后，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喷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抚平伤痛，还难以做到直面血淋淋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苦难记忆，正因为这场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人类浩劫如此惨绝人寰，对它哪怕是丁点的叙述都牵扯到整个民族脆弱的神经，考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当影片《南京！南京！》提出要“提供一个与以往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的南京”，力图颠覆一直以来抗战题材的影片叙述模式，加入导演对历史的自我理解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也许导演是想通过“换位思考”来客观展现一段历史，却不免有人要怀疑这种转换的可信度，就如有学者言及：“当你进入敌人的内心时，你凭借什么相信自己是在批判而不至于转而认同对方呢？当陆川想以宽阔的心胸包容敌对的他者时，这个‘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角川到底是一个历史中的真正的日本兵，还是仅仅是70年后中国导演一厢情愿的自我投射所幻化的影子？”[5]显然这种质疑有其合理之处，然而这也是影片的与众不同之处，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以往大家心目中的中国人的“哭诉”形象和日本人的“妖魔”形象。

此外，影片的市场效应和国际影响力也是导演要考虑的对象，导演选择人性的视角是站在一个国际交流的立场考虑问题，并试图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运用这样一个比较客观的人人都可接受的视角去反映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能被世界，特别是被西方世界和日本的年轻一代所接受，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其中的过程和它的残酷程度。根据影片后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情形，说明陆川的这一目的确实达到了。

结语

影片《南京！南京！》不仅关于战争、屠杀，更主要的是关乎人、人性、人的命运与自我救赎历程，而战争只是导演要展现人性的复杂和人性救赎等主题的有效背景。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影视剧试图突破传统宏大历史视角，转而从普通人性的角度来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残暴，甚至通过敌对一方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往，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达成主体与历史的和解。历史也同时脱去了冷硬的外表，变得更为灵动和温情起来。

[1](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05.

[2]生安锋.透视文化、重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缔造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0(3)：1-4.

[3]Stephen Greenblatt.The Improvisation of Power.In 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M].H.Aram Veeser ed.London:Routledge,1994:76.

[4]张颐武.直面惨痛的历史记忆[N].北京青年报,2009-05-09.

爱国电影《南京！南京！》观后感 第5篇

所谓立意，往往是一部艺术作品的灵魂，是一部作品所希望表达出来的内在含义，立意高下，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格调高下，《南京!南京!》从一个日本兵的眼中来观察这个战争，通过战争的表现，去挖掘战争的实质：一个施暴者尚有痛苦和崩溃，那么受害者的痛苦更有多少呢? 假若是从一个受难者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我们是不是会被悲情所缠绕，被屈辱所充满，忘却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呢?影片通过表现施暴者的痛苦、绝望、崩溃，反差形容受害者的极度痛苦和灾难。 第一次拿着刺刀刺死手无寸铁的人，会有紧张和不适，当看到尸横遍野，习以为常以后，神经麻木了，杀人变成了一种习惯。但总有醒来的人，总有麻木后醒来的时候，看到人如此轻易的被杀死，对人生存的意义便会开始怀疑，这个人类固有的道德力量虽然弱小，但尚未泯灭。

“活着比死难受”角川自杀前跟自己同僚的最后一句话，反映出一个普通人在战争机器的驱动下，草菅人命后对生命的反思。

如果说，它仅仅是掀开陈年的伤疤，仅仅是在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仅仅停留在展现三十年代末中国人不堪忍受的屈辱，那么，电影在立意方面便容易出现缺失

观爱国电影南京南京观后感 第6篇

今天看完《南京南京》，心情很沉重，五味杂陈，说不上来的感觉，有点压抑?。 电影全程都是以黑白的画面呈现，正好前几天是9月18日，南京大屠杀，铭记历史，勿忘国耻。1937那一年，日本人占领南京，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俘虏?。 陆剑雄协同战友对日军进行激烈的枪战，但是以他们微弱而顽强抵抗最后还是被压制了，女教师姜淑云倾尽全力救更多的中国同胞，然而还是被控制，不甘屈辱，要其日本人角川杀了她。贝拉的秘书唐先生，委曲求全，为了保护家人而做出了错误选择，为此也付出了代价。

舞女小江，女性的外壳下注入了一份刚强。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角川，他虽然是日本人同样也是杀害中国人，但是他看过了很多人，事之后，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有好几刻，我眼泪不自觉的冒出每一帧都是惨无人道，足以让各种铭记这段悲惨历史。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关于观爱国电影南京南京观后感2

今天，老师让我们目睹了一场令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心如刀绞的场面南京大屠杀!这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电影，有人唾骂，也有人赞赏;有人为此落泪，也有人无动于衷。

电影在“轰隆隆”的轰鸣声中拉开了，日本鬼子开着体积庞大的坦克和黑压压一片的飞机，坦克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飞机的炮弹不停地轰炸着，灾区人们的那颗脆弱的心灵，也彻底崩溃了，全城陷入了灾难!可鬼子并没有停止的意思，他们不仅占领了南京城，还开始了残忍地杀人比赛!他们把我们的人民、战士，进行了解剖、火烧、水淹、活埋夜幕来临，全城陷入了黑色的恐慌，一把大火，再一次焦烤着整个南京城。早晨，日本鬼子开始把男人统统杀死，留着得那些懦弱的女人，被他们蹂躏后，也用刺刀刺死了。

更令我们惨不忍睹的画面是：在南京的街道上，幸存的三、两位老百姓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正艰难地挪动着，路两旁是被绑缚或是吊死的人，赤裸裸的女性尸体，还有触目惊心的人头群在一个破教堂也就是所谓的避难场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面对几个手持武器的日本兵，竟然是毫无抵抗地选择投降，惊慌恐惧早已摧毁了他们的身心。教堂里越来越多的人举起了双手，当坐在父亲肩头的小女孩在看到他周围的同胞、他的亲人、他的叔叔阿姨都举起手来时，她做了人生第一个选择，慢慢地举起双手，高过头顶!没有抵抗，没有挣扎，高高地举起双手!是的，等待着的是什么?更多的屠杀与嘲笑!与对待牲畜般的行为!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十几个人就能控制几千人的原因了吧!但如果是我们在面对整个南京城黑色的恐惧又会是怎样呢?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又是什么呢?冷静，镇定!不!不是!更多的是逃避，放弃这是民族的灾难!

《南京，南京》是1937年日本攻入中国南京进行大屠杀的真实写照，惨绝人寰，或许电影对真实还有所保留。但是这已足够了，足够让我们了解历史，让我们体验当时处于战争中国人悲惨的遭遇。战争的本质说到底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是精神上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

这部电影以悲惨的结局结束了，南京城的耻辱，中国的耻辱将在历史上留下沉重的一页!将被世世代代炎黄子孙牢记心间!

此时此刻，我们更多得是愤怒!是仇恨!是发泄不出的悲痛!同胞们，以史为鉴，过去的屈辱让我们牢记心中;面向未来，让我们昂首挺胸，在跨向和平年代。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走向世界。同胞们，让我们回望过去，珍惜现在吧!

关于观爱国电影南京南京观后感3

1937，那个火热的年代，中国正遭受着最惨烈的蹂躏，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无一不让人感觉到惨烈和痛心。其中尤为甚知的是南京大屠杀!整整一座城市的人，整整30万人之多，就那样在短短的三天内被日本军队屠杀，其手段之残忍心灵之冷酷令人无法接受。

《南京!南京!》就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大型史实纪录电影，看了这部电影，我感慨颇多。在观看影片的全过程中，那种对生命的无力感和痛苦感一直紧绕在我身旁，挥之不去。

看过了《南京!南京!》，让我从心底里感受到了悲痛和震撼。浓烈的销烟中，日本士兵披甲端枪、手持刺刀踏过残垣断壁的中山门;断肢残臂和赤裸的尸体铺满了街道城区;令人不寒而栗的人头首级堆积起小山，布满路边河岸;机枪扫射、挖坑活埋、刺刀刺杀、浇油火烧，无不用尽惨无人道之其极

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看不到一滴鲜血，然而却能让人感受到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状。电影中每一个生命都是脆弱的，无论他富贵贫穷、高低贵贱，随时都会像烟花般消散，我无法想象在这种人间地狱下，人们是怎么样生活的，更确切的说是如何生存的。而这些也仅仅是历史事件的艺术性概括，更为悲哀的是，电影之于现实或许还要含蓄几十倍，只有经历过这场劫难的同胞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苦楚。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它来自无数革命先烈的不屈奋战，来自无数中华同胞的鲜红躯体，来自无数铮铮铁骨的坚毅脊梁，是他们用誓言、鲜血和生命讴歌了峥嵘岁月的苦痛罹难，谱写了中华儿女的不朽篇章，铸就了民族崛起的盛世辉煌。

这段历史已然成为过去，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牢牢记住，尽管有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去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蒙蔽事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连回首自己历史时都没了勇气，那就太可悲了。我们不仅不能忘，还要将那段历史带给我们的沉重转化成不屈意志，鞭策自己不断前进，逐步改变落后挨打的卑微局面，化沉痛为力量，变弱小为强大。只有通过我们华夏儿女的共同努力，让祖国真正强大起来，才有能力不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勿忘国耻，《南京!南京!》给我带来了太多的震撼和感悟，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明白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懂得感恩与回报，尽自己所能来回报父母和社会，才对得起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对得起自己即将逝去的青春。

关于观爱国电影南京南京观后感4

战火，硝烟。经久不息的枪炮声黯然回荡在苍茫的天空中，无力地诉说着一国之都南京正被侵略的事实。

电影《南京!南京!》，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屠杀现实。标题上两个

鲜明的感叹号无时无刻敲击着我们倍受震撼的心灵，用无声的文字表达着一种强烈的情感。

影片中最让人难忘的场景应属那个沉重惨烈的黄昏。国民党军队，共产党，抗日民众，包括年幼的孩童都昂首挺胸地面对着日军黑漆漆的枪口，奋尽全力地呐喊着，肃穆悲愤的面孔下是一声声“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那一刻，时间仿佛凝结，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的豪言壮语。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席卷而来的枪声，遍地堆积的尸骸，刺目的鲜血，以及侵略者嘲讽的面孔。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充分地展现了这场悲剧的原因。与此同时，侵略者的丑恶也同样揭露在了我们的面前。但这个世界也还存在着像拉贝那样的国际人道人士，正是有了这样的无私的人，我们的世界才会在最黑暗的时候出现阳光，出现彩虹，出现希望。

而换位思考一下，当时执行屠杀任务的日军所背负的是什么?一个国家所下达的“重任”?被政府所蒙昧住的市民热盼的目光?还是早已遭受麻痹只知杀戮的心?那些嚣张的军国主义又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个世界所造成的危害?答案无需探究，历史的来龙去脉就如同一面镜子一般反射出所有质疑的真相。

1937年12月3日，三十万人这个庞大的数字下包含着中国人民屈辱不堪的回忆，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永远难忘的一个日子。它犹如一座巨大的警钟，警示着人们若再不自强，这个数字迟早将会重现。

关于观爱国电影南京南京观后感5

以一张张南京老城的照片拉开序幕，在炮火轰鸣中城墙在扬起的尘土中坍塌，画面转接进城门内，守城的国民党三十六师的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去组织准备溃逃出城的国民党官兵，从而，展开一场肉搏，那悲壮的场面，震撼着我的内心。

军队溃败了，大屠杀开始了。尸横遍野，影片没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日军千奇百怪的屠杀方式，它将这场浩劫落到了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唐先生，拉贝的秘书，与拉贝共同负担着难民营的责任，当拉贝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委身于日本人，当他终于和日本人成为“正式”的朋友的时候，他的妹妹被日本人拉进慰安所，他的女儿被日本人活生生的`摔死，他的老婆因为被打晕幸免于难。他，欲哭无泪，欲吼而无声啊!后来在拉贝的努力下，日本人答应可以让拉贝带走两个人，当他们即将踏入生门的时候，唐先生，这个典型的中国男人放弃了生的权利，把它让给了另一个急于求生的人。后来唐先生即将被押赴刑场，他看见蒙着眼睛的中国人像小鸡一样被绑在柱子上，一个个的被射杀，轮到他了，他拒绝蒙眼睛，他笑着对日本军官说：“你晓得吧，我老婆又怀孕了，我老婆又怀孕了。”这是他临终前胜利的宣言，他的从容让那个日本军官不敢直视!

爱国作文：南京梦魇 第7篇

爱国作文：南京梦魇

两天下来，这里简直成了一座死城。

今天是腊月十七日，我们攻陷南京城的第二天。南京的早晨没有鸟儿婉转的啼鸣，也没有耕牛厚实的哞叫，和我那可爱的家乡实在差太远了。阳光无法穿透南京城上空那浓浓的硝烟，使人总是十分困倦。但我们却不得不早早地起床，因为杀戮还在继续，我们的长官还没有尽兴。

就算是在早上，你也可以听到南京的街道上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喊声和一些歇斯底里的笑声，肯定是哪个弟兄或长官趁着清早的好时光玩起来了。已经经历了一整天了，我们的手段似乎也用尽了，不知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好的方式能让支那人更痛苦，让我们更快乐。噢，天啊，大清早的，我那颗早已麻木的心却觉得那叫声是多么惨烈，那笑声又是多么的令人厌弃。

我洗了把脸，提起刺刀来到街上，重复着昨天的工作，其实我并不认为军中每个弟兄都愿意这么做，毕竟这么血腥的事，任谁也难以接受，昨天一整天的狂砍滥杀已经扰得我心神不宁，昨夜也是硬撑着才睡去的，否则，那连夜袭来的梦魇如何能叫人顶得住。一整夜，我都忍受着噩梦的痛苦，甚至一合眼就会浮现出那些我们早上用来取乐的场景：刺刀的利刃，刺入，划开，鲜血喷涌；支那人拖着被生生砍断的四肢在地上垂死挣扎；一个支那士兵顶着仅剩四分之三的脑袋痛苦地嚎叫；河边横七竖八地倒着一排被剖腹的尸体，河水被染成了红色„„噢，不，这不是我们本愿！我们不想这样！当一个个生命倒在我们脚下时，我们也会感到这是罪恶，但那又怎么样？为了活下去，我们——我，还有我的弟兄们却不得不以胜利者的姿势，对支那人做出这样违了自己良心，违了自己人性的事！我们却不得不以胜利者的表情，发出那种我们自己听了都觉得恐怖的笑声„„

这就是长官一再向我们展示其壮丽的“帝国的圣战”吗？如果是，那圣战也不过是场傀儡戏，支那大地很不幸地充当了舞台。

大街上并没有许多支那人，估计又是被赶到秦淮河边上了，这是最令人尽兴的方式吧？我来到河边，找个位置挤了进去，抬起头扫了一眼那些早就起床来观看比赛的弟兄们，他们的表情也是木然的。当小佐将军训练的军犬赢得了比赛——在一分钟内咬死十七个支那人时，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却是不知又是什么时候就排练好的了，弟兄们虽然手上是在鼓掌，但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多大改变，还是那么漠然。我四下张望，突然望见板原君使劲地朝这边使眼色，我先是一愣，过了一秒才听到我周围确实已爆发出一阵狂乱的笑声。我站在人群中，显得那么不协调。

小佐将军的军犬就这么站在那堆尸体前，扬起它那高贵的头颅。那样不可一世的神情使我想起了我们昨日进入南京城时的趾高气扬：究竟是支那人的命还抵不上一条狗，还是我们的性情与疯狗无异？

这时，有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与其说是站起来，还不如说他是用飞的。他身手之敏捷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他起身的同时，捎过旁边我一个弟兄的刺刀，抵在另一个弟兄的脖子上，威胁这我们，向后退去。那把刺刀就这么抵在那个弟兄的脖子上，明晃晃的，随时会要了他的命——人的生命就是这么脆弱。那年轻人咬紧牙关，往后退去，一步，两步„„这时我却听见板原君大喝一声，破空之声应然响起，数十颗零点七口径的子弹在瞬间轻松地撕开他们两人的胸腔，之后扬长而去。我的那个弟兄和那个奋起反抗的年轻人就这么倒下了。板原君眼露凶光，举起刺刀，干净利落地砍下了那年轻人的头颅。可怜的头颅滚到我脚边，我费力地盯着那凝固的表情，它似乎勾起了我心灵深处某块记忆碎片„„对了，是哥哥，他也是这么死在东北战场的吗？

我还沉在回忆里发愣，就感到脸上一阵剧痛，好象是有人掴了我一巴掌，我回过神来，就见到板原君站在我面前，他看上去非常愤怒。

“你刚才为什么没开枪？”

“什么？！”我一时还无法明白他的意思。

“刚才为什么没开枪？！整个部队就你一个人没开枪！”

我恍然，原来他是怪我刚才没有开枪射杀那名年轻人。

“对不起，我没有参加这场排练。”我如实回答。

“混蛋！战场哪是能排练的？”他们还是不愿承认这是事先排练好的“示威行动”，“圣战在召唤你们，你却在这里无所事事？！”他把手指向东方，对着我怒吼。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这个时候，只要乖乖地让长官骂就行了，只要长官骂够了，自然就没事了。

板原君指了指我的刺刀，暴怒地命令着：

“去完成你今天的任务！快去！别让大日本帝国失望！”

见我不动，他又非常粗暴地踹了我的小腿肚一脚：“快去！”

我的眼睛始终盯着他腰间那把泛着银光的指挥刀，那上面已经沾了不少弟

兄的血。以前在司令部，只要哪个不服训练程序，板原君的指挥刀就立马斩下。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死在他刀下！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戴着满胸的军功章回到家乡！对，服从，一定要服从程序，不能辜负大日本帝国的期望！都是支那人„„都是他们害的！杀光他们，我就能活下去！对，像昨天一样„„举起刺刀，杀光这群支那人，杀光这群祸害！

我想我找到猎物了„„路边那堆被带刺的栅栏集体绑住的支那人，尖刺深深地嵌入他们的身体，我一咬牙，狠下心来，瞪着那群待处理的东西：都是你们这群祸害！杀光你们，我肯定就能活得好好的！我„„我杀光你们！我举起刺刀，疯狂地挥动，从容地砍下那一群猎物的头颅，一排头颅就这么宣告独立了。冬日的南京，腾起一团血雾，温热的血溅到我脸上，激起我狂暴的杀机，我举起机枪疯狂地往地上扫射，呼啸的子弹毫不客气地在他们冷却的身体上凿开一个个血洞。

我抬起头，不远处有一个被铁丝绑住的女人，她毫无还手之力，我得折磨她„„对，板原君就是这么教的！我野兽般地跑过去，用枪管划开她手上的皮肉，鲜血便准时赴约。我用力刺开几条深深的口子，得意地看着那个女人脸上痛苦的表情。血水和泪水在她脸上绽开缤纷的花朵——哭？哭也没用！哭也照样杀了你！都是你们害我整日提心吊胆！我像在享受小酒馆里自酿的清酒一样面含微笑，挥起刺刀。当刀尖就要触到她腹部时，我竟突然有些不忍。但这想发稍纵即逝，我眼前浮现板原君指挥刀落下的情景。于是，横下性子，举起刺刀，给那个女人腹部撕开一条大口子，鲜血喷涌，连内脏都毫无幸免地暴露了。支那女人痛得失去理智，失声狂叫。我狂暴地进出刺刀，刀刃的进出似乎已与我无关，我似乎只是一台负责控制刺刀进出的机器„„

——我还不顾一切地疯狂杀戮，却感到后背一阵剧痛，这熟悉的感觉正是刺刀刺入左肩。我一扭头，一个支那小孩睁大惊恐的眼睛盯照射我，他的面部因恐惧而苍白。我就这样愣住了。那个小孩身后是一片血光——我睁开被鲜血染得迷离的眼睛——一大群支那人正在那儿等待着死神，我的弟兄们正举着刺刀，重复着刽子手的残忍动作。

随着疼痛，前方的景象渐渐模糊„„仅剩一片血色„„

这时，一声枪响激醒了快要倒下的我。

我睁开眼，那个想杀死我的小孩在我面前轻飘飘地倒下了。凶手是从左面飞来的子弹。

我的眼神当时必是充满迷茫——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发誓，如果有下辈子，我不会再当兵。

至少不再当日本兵。

南京大屠杀爱国主义演讲稿 第8篇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功能

学术界对于“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了1000种以上, 可谓众说纷纭。虽然没有确切的定论, 但大多数学者对这样的定义可以接受: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有学者还把文化细化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③那么红色文化如何定义呢?笔者认为, 红色文化应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征战、建设国家、改革发展等不同时期所形成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如按照上述的分类, 红色文化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红色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 伴随着俄国10月革命的隆隆炮声,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 给当时的中国人民送来了福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了全新的道路探索。在这一过程中, 既有对道路、制度、体系的创造, 也同时伴随着对新文化的创造。这种新文化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始终, 它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叫法, 但可以把它统称为红色文化。

2. 红色文化是助推“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④

红色文化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淬炼”后, 已经形成了具备完整体系的精神实体。在这个体系中, 有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思维”:即作为灵魂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作为精髓的民族爱国精神和改革创新时代精神, 作为柱石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概而言之, 这四个方面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它们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 在辩证统一中系统地呈现了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同志对红色文化有着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并强调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 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样的论断对红色文化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科学的概括。这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主动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新文化”的身上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 又有中国人民和中国实际的身影, 它不是一种机械的传播, 而是与中国实际的主动碰撞, 继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中国化色彩。二是主动在精神状态上融入。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文化的成长历程中, 在精神状态上同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极因子主动融合, 将勤劳朴素、敢于斗争、不折不挠、精诚团结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成为助推“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

二、南京红色文化的多维传承路径

南京拥有6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 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素有“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之美誉。但从某种意义而言, 南京又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拥有雨花台烈士陵园、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王荷波纪念馆、竹镇市抗日民族政府旧址等20多所区级以上红色文化或相关纪念场馆以及分布在全市近150处革命遗址和大量的红色元素、红色资源。⑤这些红色元素及资源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部分, 是无数革命先贤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历史见证, 是南京城峥嵘历史的独家记忆, 也是整座城市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一直以来, 南京人民珍视历史, 注重传承, 在丰富红色资源的基础上挖掘与弘扬红色精神, 不断挖掘精神内涵, 衍生红色文化产品, 利用红色文化的特有魅力感染人、教育人、塑造人。如今的社会经济条件较往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新媒体纵横的今天, 如何更好地对南京红色文化进行传承发扬?笔者认为, 南京红色文化的传承路径应从下列几个维度来立体化开展:

1. 注重氛围的整体营造

营造人心思进、比学赶超、勇于向榜样看齐的整体氛围是传承红色文化的关键一环。先进典型和榜样人物是一种理想人格, 具有巨大的力量。在整体氛围下、具体问题前, 运用先进典型和榜样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问题、形成观念设想, 从而指导支配自身的言行, 使自己成为先进典型和榜样人物的替身, 具体有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中国共产党最不缺少正能量,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榜样人物。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 为了传承红色文化, 江苏省南京市高度重视, 注重对先进典型和榜样人物的挖掘、宣传并号召学习, 使广大党员干部接受洗礼, 让广大受众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承者、先进典型的践行者。同时, 极大力度发现并表彰身边的先进典型, 发挥榜样人物的激励引领作用。先后发掘推出了王荷波、李元龙等一批全国先进典型, 使广大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从身边近距离感知到榜样人物的先进力量, 做到行有标尺、赶有目标。

2. 强化以精品为抓手的推进

观看影视作品是受众感知红色文化的常见形式, 将红色因子、红色精髓转换为红色剧情、红色精神, 是集观看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于一体的传承方式。集中全力打造影视精品并以此为抓手开展主题教育是推进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 江苏省注重把红色基因融入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全过程, 先后推出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 积极协助电影《南京保卫战》《南京!南京!》等的拍摄, 用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给人们以情感上的滋养、思想上的启迪、道德上的教育和价值上的引领, 帮助人们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知感悟。同时, 深化对革命传统的理论研究, 坚持定期召开梅园精神研讨会等, 推出《红色文化看传承》等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 加强对梅园精神、渡江精神、雨花台英烈精神等精神财富的研究概括和内涵提炼, 帮助人们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

3. 强调时间节点的实践贯穿

红色文化的传承要从感知和践行两个维度同时进行。不能简简单单或想当然地推出一批文字和有声作品敷衍了事, 为了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承效果, 还应注重具体实践的亲力亲为。只有注重时间节点的全程贯通, 利用感知与践行“双管齐下”, 才能真正将红色文化传承完整、吸收到位, 才能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南京市注重在主题活动实践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让红色理念和优良传统在参与者的实践参与中得以真正传承, 比如, 以“七一”“八一”“四二三南京解放”等重大党史事件为切入口, 策划开展一系列红色主题实践活动, 强调时间节点的自然衔接, 将红色主题活动贯穿到学校教育、青少年教育的始终, 形成红色文化教育的强大合力。

4. 以实体建设固化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文化的最直接载体是红色阵地的建设工作, 每一处革命遗址都是一段红色记忆, 都是一座精神丰碑。要充分发挥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基础柱石作用, 将基础红色遗迹保存好、改造好、利用好, 将之打造成为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精髓的前沿阵地, 让参观者在实地游览中感受红色气息、浸润理想信念。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南京市近年来重点建设了雨花台烈士陵园、渡江胜利纪念馆等, 并对王荷波纪念馆、竹镇市抗日民族政府旧址、浦口解放烈士纪念碑等的陈列布展进行了改造提升, 完善并提升配套硬件设施, 充实与丰富相关展示资料, 创新与改善宣传路径与策略, 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 努力使各处红色文化实体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广大群众和广大学生了解历史、感悟历史、培养爱国情怀的主要课堂和第一阵地。

三、南京红色文化对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助推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博大精深又严谨系统的体系, 这个重大命题最早出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四方面内容, 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党的十八大上, 又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南京红色文化对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 具体表现在:

1. 传承红色文化, 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不动摇⑥

红色文化的诞生始终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产生历史性飞跃的时刻, 既有与中国经济社会实际相结合, 又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入。红色文化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换言之, 传承红色文化,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不动摇。

2. 传承红色文化, 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不松懈

红色文化在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 红色文化最直观地表现出了革命者对未来社会的良好愿景和对革命信念的忠贞坚守。红色文化最彻底地反映出了革命者们的根本利益需求, 是他们为建成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仰力量。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和平建设时期, 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标存在着高度契合, 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

3. 传承红色文化, 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时代旗帜

爱国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所在。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是千百年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深深地植根于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中, 又离不开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用自己的心血对这种精神的培育。⑦历史的洪流大浪淘沙, 爱国主义精神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核心部分, 无论是追求和平、敢于斗争的梅园精神, 还是众志成城、一往无前的渡江精神, 这些极富南京“地方元素”的红色文化无不体现了爱国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等精神。

4. 传承红色文化, 为建设新南京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社会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 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红色文化是经过时代检验而凝结成的精神产品。南京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只有充分开发好、利用好, 挖掘其精神内涵, 开发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 广泛传播弘扬其精神价值,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的作用, 才能使之成为建设新南京强大的精神动力。⑧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南京的红色资源丰富, 具有优良的红色传统以及旺盛的红色基因, 在当前吹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峥嵘号角中, 只有以典型引领营造氛围、以创推精品强化效果、以注重实践贯穿始终、以建好阵地奠定基础等多维度来传承与发扬南京红色文化。并在弘扬红色文化中, 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培育爱国精神和时代精神, 同时也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南京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红色文化,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注释

1 姚亚平“.弘观”新语:传承红色基因滋养精神家园[N].人民日报, 2015-02-15 (05) .

2 习近平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N].新华日报, 2014-12-16 (01) .

3 陈荣杰.中国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5.

4 刘润为.红色文化与中国梦[N].人民日报, 2013-11-14 (07) .

5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用好用活红色文化弘扬践行核心价值[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6 (1) .

6 方元务.弘扬红色文化, 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根基[J].继续教育研究, 2013 (2) .

7 窦道阳“.不付忧时一片心”:朱熹爱国主义精神探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3 (1) .

南京大屠杀爱国主义演讲稿 第9篇

一九八七年维克多·法里亚(VictorFarias)发表了《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这本书其实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材料，不过此书生逢其时：当时东欧共产主义发生危机，于是海氏后半生着力挞伐的现代性、技术等西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观念便重新抬头。海德格尔当然就成了“死”靶子。按照斯班诺斯(W.Spanos)的说法，这场人文主义者对海氏的会战攻打的对象是由海氏的继承人德里达(Derrida)为首的法国反人文主义哲学。在会战和迎战中大致形成了三派人。一派人承认海氏和纳粹的暖昧关系，但决定把海氏其人和海氏作为思想家区分开来。另一派属于海氏修正家。他们要么彻底否认大屠杀确有其事，要么说大屠杀和其他灾难相比不足为奇。第三派有点像和事佬，但他们不为大屠杀开脱，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其历史真实性。他们不认为海氏和大屠杀有任何干系，但却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海氏未能正视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而且也未能对它表态。归根结底，大多数人为海氏的沉默而不满。

海氏早于七六年谢世。因此会战的各方无法要他出来表态，于是各种推测便应运而生。推测有心理的，政治的，也有个人生活的。罗克莫(T.Rockmore)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修正派》一文对各种推测作了归纳。

罗克莫首先评论了修正派中的两派人物。一派人彻底否认有大屠杀这桩事，于是想从根本上抽掉讨论的任何意义。其实这派修正家想辩护的是新纳粹主义。法国的弗里森(R.Faurisson)是这派人的代表。德国人诺地(E.Nolte)代表的是另一派修正家。他们争辩说有比大屠杀更残酷的事件，比如他们认为亚细亚式的斯大林主义在前苏联的行径要比大屠杀残忍得多，而只有在这个总体的基础上大屠杀才能得到理解。前面提到的和事佬所指的是法国的列维那(Levinas)、德里达和德国的雅斯贝尔斯(K.Jaspers)。他们敬重海氏但又“恨铁不成钢”：他们不想抛弃他的哲学又对他哲学中的纳粹政治主张感到失望，尤其对海氏的沉默感到不解。列维那这样发问：“在和平时期(海氏)对瓦斯房和死刑营沉默不语，这难道是几个微弱的借口能解释得了的吗？这难道不是灵魂的彻底的麻木吗？”还有一些所谓的分隔派。他们把海氏其人和他的思想区分开来。这些人大都是海氏的门生。在欧洲有包弗雷(Beaufret)、奥本克(P.Aubenque)、弗迪尔(F.Fédier)，在美国有斯格特(C.Scott)。另一些人如美国的萨里斯(J.Sallis)只谈海氏的哲学不谈海氏的政治信仰。

罗克莫本人在评论海氏的沉默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在九二年就编了两部书：《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和哲学》和《海德格尔公案：论哲学和政治》。在米契曼和罗森勃格新编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中，罗克莫发表了他的《海德格尔和大屠杀修正派》。在文中他对沉默提出新的解释。罗克莫认为海氏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现代性(modemity)也许是造成沉默的原因之一，因为对现代性广义上的批判使他无法把握大屠杀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另外一个原因和沉默本身有关。罗克莫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把沉默和倾听视为可能的话语，尤其是海氏从真正的话语中分离出真正的沉默，或者说名副其实的话语不过是沉默。更值得注意的是海氏认为良心的召唤是无声的(沉默的)。最后罗克莫又从本体论和历史事件的具体性上来分析海氏的沉默。他认为海氏本体论的多元框架无法捕捉像大屠杀这样的历史具体性。这么一来，罗克莫似乎在伦理上和政治上开脱了海氏。

《揭开海德格尔的神秘性》一书的作者卡普托(J.Caputo)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该书的第七章：《海德格尔丑闻》中专门讨论了海氏的纳粹主义。卡普托声明他只关心海氏的思想，而不关心海德格尔这个思想者。可是卡普托还是从道德和伦理上得出结论：海氏对受害者缺乏敏感。不过有趣的是海氏的思想，尤其是“转折”期后的思想本来可以发展成为一种阻止大屠杀这种惨剧发生的力量；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在伦理上、哲学上都有可能把大屠杀视为现代文明、技术或现代性的产物而加以唾弃和谴责并把这种唾弃和谴责义正辞严地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几次谈话中都提到了原子弹和机械化农耕对人类和地球造成的像大屠杀一样的毁灭，似乎再进一步海氏就可以过渡到对大屠杀的谴责了，但他最终保持了沉默。卡普托认为海氏过多地思考了“本质”(essence)或“道”(Wessen)，因而他的思想便上升到一种庄严和崇高并因此而中和了生与死、养育人与屠杀人之间的区别。人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哲学思考的崇高性、严格性和不食人间烟火，但卡普托觉得无法开脱海氏，也就是说无法原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缄默。卡普托认为海氏倾听和捕捉“本质”、“道”和存在的召唤，可是他的“本质”、“道”和存在的召唤或感召中没有受害者的呻吟，或者说“本质”，“道”和存在对受害者的呼唤是充耳不闻的。换句话说，海氏侧重于对本体的思索而忽略了个体(ontic)的现实。卡普托最终和罗克莫一样把海氏的沉默解释成他的哲学的既矛盾又合乎逻辑的发展。

康内尔大学的拉加普拉(LaCapra)持一种折中的看法。他的看法介乎于德里达和沃林(R.Wolin)之间。德里达告诫人们在批评或“挖思想根源”时不要忘记海德格尔哲学中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而沃林则出于政治目的片面地解释海氏和纳粹的关系。面对海氏的沉默和学术界的讨伐，德里达数次出面打圆场，大有为恩师说情之嫌。考虑到海氏再也无法开口，德里达作为海氏哲学的继承和发挥者，做了以下的假设：

假定海德格尔在一九三三年不仅说“我犯了一个愚蠢之极的错误”，而且还说“奥斯威辛集中营实在是骇人听闻，我要坚决谴责”。这种话我们难道听得还少吗？即使说了又怎样呢？他也许会立刻得到宽恕，海德格尔思想和所谓纳粹事件有关连的档案也将最后定论。

德里达进一步设身处地为海氏圆说：“也许海德格尔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当然会谴责纳粹，可无论在语言上或事情的发展都已达到了极点。他已经无法再说什么。也许他的沉默老老实实地向人们供认：他无能为力”。拉加普拉认为，德里达的一席话开脱了海德格尔让人“无法原谅”的沉默。而且，他认为，即使事实和德里达的推测一致，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海氏“老老实实的供认”，而不必由德里达出面讨情。

和罗克莫一样，拉加普拉认为海氏也许太注意本体的探讨而忽略了个体事件的历史具体性。这一点在《存在与时间》中已见端倪。然而有趣的是，拉加普拉注意到在《存在与时间》中本体和具体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至少还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本体性意味着对具体个体的发问、意味着考查各种设想和各种可能性的先决条件。这么说我们面临的又是海德格尔哲学既矛盾又逻辑的发展。拉加普拉和罗克莫及卡普拉不一样，他注意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沉思在几个主要的方面都对反犹太主义者嫁祸于人的逻辑发出了疑问，因此我们无法给海德格尔带上“种族主义者”的黑帽，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讲，即使人们怀疑海德格尔是种族主义者，这种种族主义也是极为一般的，是习惯和文化使然。

从罗克莫、卡普托到拉加普拉，人们还只是纠缠于一种“说不清，理还乱”的思想调查。可是这种调查的目的何在？也就是说小气候外的大气候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回到斯班诺斯和他的《海德格尔和批评》。我在这里想讨论该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海德格尔、纳粹主义和压制人的‘虚构’：纳粹问题在美国的利用》。这篇压轴的章节是斯班诺斯对发表于七六到九○年间的三篇文章改写的结果。斯班诺斯是一位有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英语教授，Boundary杂志的创办人和常任编委。

斯班诺斯并不想姑息海德格尔在纳粹问题上的严重过失和大屠杀问题上的沉默。然而，他想在书中讨论的不是这些过失和沉默的成因，而是讨论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追究纳粹和大屠杀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斯班诺斯想从“表面现象看实质”并由此解释为什么欧洲和北美对海德格尔发起围攻。

我在本文开头提到八七年法里亚的《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生”逢其时，或者说顺时而出。按照斯班诺斯的解释这个“时”就是八十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危机和所谓(相形之下)西方民主和现代技术的威力。和法里亚的书相呼应，北美有影响的理论刊物《批评探索》在一九八九年冬季号出版了“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专题讨论”。发表文章的有伽达默尔(Gadarner)，布朗肖(Blanchot)，列维纳，拉库－拉巴特(Lacoue－Labarthe)和德里达等。斯班诺斯分几个层次剖析了这种讨伐海德格尔的现象。

首先，他认为《批评探索》冬季号的专题讨论是别有用心的。该刊邀请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参加讨论此本身具有政治意图。上面提到的哲学家都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但随着后者纳粹关系的曝光这些人(除伽达默尔外)都反戈一击并开始防守自己的阵脚，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冬季号的出版让北美的人文主义理论家们有机会重新肯定西方的现代性、民主和人文精神。第二，斯班诺斯认为《探索》的主要兴趣不是讨论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他们(编辑们)是想申张人文主义话语的独霸地位，目的是反击或彻底击溃以海德格尔思想精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方后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人类逻各斯(anthropo－logos)、人文主义和现代性或后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第三，片面夸大海德格尔和纳粹的纠葛、片面强调大屠杀的骇人听闻实际上掩盖了刚刚发生或正在进行的西方民主的罪恶行径：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斯班诺斯认为这类暴行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人类逻各斯的产物。因此，这次重提一九三三年以来就为人所知的海德格尔和纳粹的牵连，目的是搅乱视听并对海氏作总的清算。而清算在美国展开更有其政治企图：掩盖美国的种族岐视和由此带来的征服宇宙、独霸世界、充当各国仲裁人的阿哈布精神。阿哈布(Ahqb)为麦尔维尔小说《白鲸》(moby－Dick)中一意捕杀白鲸的船长。斯班诺斯认为阿哈布精神是美帝国主义疯狂征服自然和第三世界的写照。第四，斯班诺斯认为自从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带到美国后，美国学术界进入了新的时期。学者们依承或发挥诸如德里达、拉库一拉巴特、拉康、福柯等人的哲学，开始批判西方的空间占有(spatiality)以及其他各种表现形式，如技术、权力、控制、民主、结构主义和人文精神等。这一切都和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性分不开。海德格尔的批判性表现在：一、揭示真理或渊源的临时性和不可靠性，二、揭示西方哲学和人文精神的本体一宗教性(onto－theolo－gy)，三、揭示人文精神的后果：现代性的危机。

总之，斯班诺斯认为讨论犹太大屠杀不能不讨论其他形式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战，更不能在讨论中由于海德格尔和纳粹的瓜葛而否定他的哲学的批判性，因为海德格尔的批判锋芒所指正是造成西方强权政治、种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基础：真理、权力、本体宗教、现代性技术发展等。海德格尔在纳粹问题上的失足和大屠杀事件上的沉默不应该影响我们继续发挥他的批判哲学遗产。对批判哲学的批判是有益的，但是当这种批判转变成一种清算和否定，即以清算和否定海德格尔来恢复资本主义人文精神，并过早地把社会主义的低潮说成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绝对胜利的话，那么我们会怂恿纳粹以后新帝国主义的暴行，更会不知不觉地从理论上肯定那种暴行和强权。

但是历史往往又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海德格尔哲学为西方哺育了一大批反抗哲学家：阿尔都塞，拉康，福柯等，而他自己却在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栽了跟头：他毕竟对纳粹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按罗威斯〔K.Lwith〕的回忆海德格尔外出郊游都不忘佩带党卫军的徽章)；他毕竟甘愿为纳粹的工具(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参与干扰犹太教师的晋升；他毕竟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海德格尔“档案”还没有全部公开；他还有许多没发表的著作和通信，其中他与自己的学生和情人汉娜·阿伦特(H·Arendt)的通信也许会有助于问题的澄清。但从现有材料来看他的沉默是可以解释的。这里斯班诺斯的论点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斯班诺斯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海德格尔是深刻思考现代文明和技术的思想家之一。不说别的，只看一下海德格尔和《镜报》的谈话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他对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忧虑。忧虑及对整个世界(上天与大地)的关注使他认识到文明与技术的毁灭性后果。当然我们这里又要考虑到海氏的这种思想是发生“转变”后的思想，而“转变”发生在退出纳粹或对纳粹作出思考之后，于是我们可以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开始的对文明与技术的批判在经过了纳粹的疯狂年代后发展成一种对全球性文明与技术的批判(这里不要把批判理解成否定；中文里“批判”这个词往往引起此种联想)。更重要的是从一九三四年(海德格尔辞退校长之务)到一九四五年，海氏身居纳粹“囹圄”的德国而无法对当时的法西斯进行批评和表示不满，尽管按他的说法，他作了到七六年为止不为人所知的消极的抵抗。三四年后他的研究和讲课已转向了对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变相的批判；一九三四年他开设了“逻辑”、“赫尔德林”；一九三六年开设了“尼采”。到二战结束和二战后的年代里他已经构筑了转变后的哲学。此哲学的批判范围当然包括对纳粹和整个西方的思考。

也许海德格尔犯的“严重错误”是把纳粹的行径和整个西方的行径联系起来思考，并在某些方面认为三十年代初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历史的“新生”。西方的人文主义学者当然反对海氏把西方的暴行和纳粹的暴行相提并论，反对把盟军在德累斯顿的行径、原子弹屠杀和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于是海德格尔无法表态，无法不表示沉默，因为单方面谴责大屠杀也许会表明他赞成西方民主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胜利并默许它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显然不想赞成也不想默许西方民主对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崇尚，但他又无法直截了当地指明他三四年后反对的是包括纳粹在内的所有独裁和民主，也就是说从残酷和缺乏人性角度上讲纳粹与西方文明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海德格尔为什么不能像阿多诺(T.Adomo)、马尔库塞(H.Mar－cuse)和雅斯贝尔斯那样既批判纳粹又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和技术呢？如此发问就是忘记了海德格尔在三十五岁之际，当大批犹太学者包括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逃离德国之时，当上了大学校长并得以维持教学研究生涯。他深知自身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于是他无法像别人那样振振有词，于是三四年后的海德格尔过的是“考据”和细读的生涯。他用沉默代替言词，用诗的有声和无声代替哲学，用东方的道来辅助西方的形而上学。他以这种行动保持自己思想或哲学的完整，而维护哲学和自己的思想成了他的主要目标。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