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外交范文

军事外交范文（精选5篇）

军事外交 第1篇

众所周知,中国与越南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并与其建交的国家,中国在越南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给予越南以慷慨无私的援助。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可以用四个“最”字来概括: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数量最多、效果最佳。据不完全统计,自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除此之外,中国还派出军事专家和各种支援部队总计32万多人。有数千名中华儿女为越南的解放事业血洒疆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恩深、义重、情长”。即使后来极力恶化中越关系的越南领导人黎笋也曾说:“中国的援助是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攸关的援助”。这一切充分表明,如果没有中国的大力援助,越南是不可能在1973年就获得抗美救国斗争胜利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越南取得抗美救国斗争胜利后不久,便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越关系的措施和行为。一方面,越南同早已与中国关系恶化的苏联越走越近,双方签署了《苏越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了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同盟。妄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中国。同时,越南还在苏联的怂恿下,悍然入侵柬埔寨。越南的霸权行径自然遭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为此,越南把中国看作是其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视中国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并提出了“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的口号。另一方面,越南穷兵黩武,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公然在中国领土上修筑工事、挖掘堑壕、埋设地雷、袭我哨所、毁我村寨、杀我边民、掠我财物,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74年到1978年5年的时间里,越南在中越边境的挑衅事件就达3200多起,对中国及周边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面对这一复杂的周边局势,中国政府认为,刚刚结束10年动乱、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苏越沆瀣一气,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使中国无法全身心进行经济建设。因此,对越南的嚣张气焰进行惩罚是极为必要的。中央在做出对越自卫反击的决策之后,便展开了全方位的国际公关活动。首先,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揭露越南的忘恩负义和霸权主义行径,让全世界明白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措施。中国于1979年初连续三次向越南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越南停止一切武装挑衅,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越方全部承担。其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写信给安理会,要求安理会履行自己的职能,敦促越南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再次,为了在军事行动前争取舆论并使各国不至于感到突然,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反复强调对霸权主义行径应给予必要的惩罚。1979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在访问美国和日本时,专门就这一问题与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取得了美日两国的理解和默许。

尽管中国已严正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越南仰仗苏联为靠山,有恃无恐,把中国的大度和克制视为软弱可欺,在中越边境不断制造新的流血冲突。忍无可忍,无需再忍。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当日代号为“赤龙之吼”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同时,新华社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贯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的边界。”

鉴于中国对越作战的性质是自卫还击,目的在于给越南以教训,因此,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时间暂定为一个月,进攻中不直接使用海空力量),在达到预期目的之后即班师回国。尽管如此,中国军队毕竟要走出国门进入越南作战,越南势必会借此大造舆论,污蔑中国侵略越南,在通常情况下,很容易引起误解。但由于中国政府公关活动及时有效,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行动的反应异常平静,除了苏联,几乎没有人同情越南。虽然苏联虚张声势地声称要履行与越南的同盟义务,但在越南海域游弋的苏联舰队却始终没有介入,整个中苏边境在此期间也风平浪静。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非常清楚一旦对越军事行动展开,苏联或越南势必会向安理会提出提案,要求安理会开会讨论中国的军事行动问题。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夕,中国建议柬埔寨向安理会提出提案,谴责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安理会开会讨论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这样,在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一旦苏联或越南要求安理会讨论中国的军事行动问题,根据安理会议事程序,则应首先讨论柬埔寨的提案,正是因为中国在此问题上占了先手,苏越始终未敢提议安理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当安理会准备就东南亚局势问题展开讨论时,中国主张安理会各成员国非正式协商解决问题,非正式协商结束后再进行全体协商。中国预料到苏联会在安理会上提出措辞强硬的决议草案,因此也准备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决议草案。会议一开始,苏联代表果然长篇大论,谴责中国侵略越南,要求中国立即从越南撤军。中国代表针锋相对,也在会上长篇大论,谴责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越南立即从柬埔寨撤军。由于中苏两国都是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这两个尖锐对立的决议草案自然不会被通过。会议围绕着这两个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3天的一般性辩论之后,才开始起草决议声明。由于此时中国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因此中国代表主张安理会各成员国应“充分协商,不要草率行事”。在此期间,不结盟国家提出提案,不仅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由于这一提案模糊了侵略与自卫的界限、中国表示不能接受。3月5日,中国正式宣布自卫反击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将从即日起开始撤军。这时,从外交上推动安理会作出决议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因此,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国家提出的“所有冲突各方都将其部队撤回本国境内”的提案,经过3天的辩论,16日付诸表决,这一天正是中国完成撤军的时刻,中国代表在投了赞成票之后当即宣布,中国已从越南撤军完毕。在这种情况下,决议实际上只对越南起约束作用,即仅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苏联代表被迫行使了否决权。决议虽然没有获得通过,但苏联因此而在国际舆论中陷入了被动和孤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非常好地利用了安理会的议事程序规则,使安理会的议程与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步,巧妙地回避了导致中国被迫行使否决权局面的出现,显示出高超的外交艺术。

正是由于中国代表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安理会的外交斗争与前线的军事行动,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中国军队在预定的时间内,先后攻克了越南高平、谅山、黄连山、莱州四省的21个县市以及广宁、河宣两省的部分地区,重创了越南4个正规师和10个团,彻底摧毁了作战区域的所有军事设施,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军事和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军事外交 第2篇

1、朝鲜半岛问题：大趋势是希望通过六方会谈（注：[词条查找于百度]六方会谈是指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的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系列谈判。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开始，到2007年9月30日为止，共举行过六轮会谈。）解决问题，但朝美希望双边会谈；一直以来，中国给朝鲜多方面支持，使其愿意反对美国（非中国驱使）研制核武器（核武器是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军事力量），但朝鲜很少有对外的大趋势明确表态，所以针对于中国的不可控因素较多。

2、北非中东问题：针对中国与北非中东的关系上，我们现在已经积极开展对外投资贸易交流，但应注意对外投资的风险性，尽量让政治保障经济，即合理大量开展外交是经济交流更方便，降低危险度，所以在此外交的重要性正在显露。

3、伊朗核问题：暂且省略，不必多解释

（伊朗核问题简单介绍：20世纪50年代，伊朗开始了核能源开发活动，并在当时得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多次就伊朗核问题作出决议，2010年6月，安理会通过“史上最严厉”制裁伊朗方案。）

4、南海争端：为捍卫南海利益，中国原先决定制造航空母舰，但国内看法不一——制造的成本极大，在一定情况下，起不到重要用处；不制造，在南海区域无法产生威慑力，甚至长久会带来利益损害。要注重成本和利益的权衡，这是至关重要的。（整体宏观看法如下）

先今面临的这些问题可以复苏乏力相分析，即探底可能性不大，但上升艰难。

从而，应注意到，中国在政、商、军界的核心人物的交流非常缺乏（我们可以与美国进行对比，显而易见，他们的核心人物的密切交流有助于了国家发展）

并且，联系紧密的一个表现就是，外交关系是对外投资风险性的保障，即政治保障经济。

二、2010中国外交

1、大事记：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大事”“难事”办得不好（这只是我国的外交者的大体看法，具体无需斟酌）

2、较客观评价：去年中国外交有得有失，困难重重。

随着外交量的增大，外界评论的多元化，如何搞好外交关系是中国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

3、对比：西方评价：粗鲁和强硬

[官方]国内评价：软弱和失败（国内国际评价不成比例）

4、造成反差的原因：

~外交战略不明确（可以说是一种缺失）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中国常常只把原则——主权、安全、发展放在桌面上，外交战略对于外交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故只提原则是非常不利的，而更应加强注重核心利益的确定（也可以认为是外交战略的一方面）。

如何看待“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针对这个对于我们有点深奥的问题，我特意研究了研究，在我整理的笔记最后，会有一篇通俗易懂的短文讨论韬光养晦的意思以及我们国家通过这个方法带来的影响）——这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外界官方表态不明确和对外经贸、军事等等方面的交往不充分造成的，我们的核心利益在官方领导者中本身就树立地不清晰，所以他国有些人带来了误解，有了像“中国威胁论”一类的看法，说白了就是你很低调、国内也在努力谋求发展，别人就会认为你要报复那些曾经侵略攻打过你的国家。显而易见，这真是个超级误会，可它却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有些孤立。~核心利益难以界定

我们的核心价值的对外表态非常不明确（上一条已明确讨论过了）

而近期可以较明确体现中国核心利益的是戴秉国的一段发言：

第一维护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

第二维护中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

第三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他的发言中我们又能看出些什么？发散大家的思维吧）~政治精英立场观念差异大

我们先列举多项各派精英的观点倾向： A本土主义

B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提高军事、软实力等）C大国学派（搞好大国间关系）D亚洲优先（东亚安全）

E全球南方学派（南南合作，金砖国家）F有选择多边主义

G全球主义

（F和G两种学派旨在构建国际秩序，世界安全）~外交实力和外交能力（技巧、艺术）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A、要注意国际定位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是否一致：

许多人对于我们在国际上承担责任问题的评价是——自私、小气——也许在一些方面，我们的能力已经达到，而还有很多方面的我们还差很多。B、我们的真正地位与对中国的认知：

中国究竟是一个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还是只是一个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

这不光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还需要我们的践行。C、所有中国人都该在国际地位与心态上找一个平衡点：

一旦我们认为中国地位“高”，我们有骄傲的心理（这很正常），但是，常常这会带来对外反馈的敏感心态，也就是说，你的对外外交、军事、经贸等等达不到对外的预期效果，外界评论的多元性很强，导致我们会很“敏感”。

三、2011中国外交布局

1、中国的国际定位

2、中美关系（可笼统称为大国外交）我们必须提高官方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现在，因为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缺失战略互信（合作中有猜忌有防范），但有共同利益，这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曾经有人说过，把美国当成最大的敌人——傻不傻啊，中美之间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收益（美方也有收益），增强了合作机制。所以说在外交关系上，必须避免这种泾渭分明极端敌与友的看法。

3、周边外交——要与邻国处好关系

中国应该借助经济外交，与周边国家拓展政治互信。

4、多边外交——与国际组织、他国 重视“发展中国家外交”：

就现状来看，金砖国家的合作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圆满顺利，在经济合作方面能够做得很好，但在“用同一个声音对外说话”上很不理想（如果这些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十足的团结度，在大形势上比起发达国家要逊色得多）

完美的金砖国合作机制：

领导顶端的核心合作+在政治中扩展影响力

利比亚细致分析： A主权和人权的关系

B海外利益——我们的经济投入、人员是否能有保障——也可以说，中国在“走出去”时，要有“经济风险评估”

这就又牵引到另一个问题——处理政权“失败”国中的经济利益。

四、中学生分析国际形势和外交能力

分析：

1、热情有余：中学生现在对于国内国际的大势关注度很高

2、理性不足：感性过强

3、提高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全面、系统）下面是柳老师介绍的非常好的三点方法： A通晓历史——找实事与历史事件中的相似点

（据说清华大学有一个系，专门现在在研究战国时代的社会秩序，他们发现与现在社会有很多非常近似的地方——历史的重演）B掌握方法——阶级分析、历史比较分析等等。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宏观，二是操作 多阅读文献资料——接触第一手资料

C了解前沿——学者、机构、大学的前沿思想

好好消化吧！这是俺一个小时的笔记奇迹，不管你以后要做政、商、军界的卓越人物，还是大小地区的领导人，外交大使，哪怕是一个爱国的平民，现在你所了解和理解的，会为未来发展提供很好的帮助。——路畅（35）

2011-6-14完成此文

补充：韬光养晦的意思

韬光是隐藏自己的光芒，养晦是处在一个相对不显眼的位臵。它和低调的意思基本相同，这是一种优秀的策略。韬光养晦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被他人关注度，保持低调，以便于更好地悄悄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力量。可以说这是为了更好前进的后退，是为了猛烈进攻蓄力，是

为了一鸣惊人。但是韬光养晦在实际操作中，最容易走向另一面，那就是软弱无能，一味退让。这个策略也可以被用来掩饰自己的软弱无能，成为不思进取的遮掩之词。韬养的自己失去了激情和力量，韬养的成了一头猪，而不是一头饿狼。这就如同经过了多年的和平，当兵的不会打仗了一样。如同一个人想养壮了自己，没想到确把自己养成了虚虚的大胖子一样。为什么这样好的策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原因是

一、多年的韬养已经磨灭了自己的意志。

二、你实施韬光养晦的策略的时候。敌对的人识破了你，他不会允许你偷偷地发展壮大，他要利用你的韬养不断地挤占你的空间，干扰你的韬养策略的实施。把你逼到绝地，你就是韬养得很厉害，也难有多大作为。

三是韬光养晦没有与积极作为结合起来。实施好这个策略必须作到与积极作为或者说有限反击相结合。如同武术里讲的要养练结合。养一段气就要用一下，再养再用。又如果大海波浪一样，蓄力发力再蓄再发。这叫波浪式推进。通过这种这种结合，一个是验证自己的韬光养晦的效果。二是为继续韬光养晦赢得一定的空间，和更有力的外部环境。所以说使用韬光养晦策略要一定时期以退养为主，一定时期以适当反击为主。以哪个为主这需要对面临形势的清醒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之处打抗美援朝和帮助越南抗法抗美的战争，这是适当的反击，这一做法为我们赢得了数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就此我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眼光和魄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当时经济比较落后，实力还不强，而且与原来的老大哥（苏联）翻了脸，我们的朋友也越来越少。我们没有能力同敌对国家彻底翻脸，公开对他们宣战，我们还需要继续发展。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触到了一些西方大国和周边国家的痛处，他们认识到了我们的策略的力量，卧榻之侧怎能叫他人酣睡。于是他们开始对我们进行进攻了，要彻底干扰我们的韬光养晦，他们已经不能容忍我们再悄悄的积蓄力量了。近几年美国等国家的进攻越来越猛，环视四周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原来有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我们的西部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如今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覆灭，随着美与欧盟东扩的快速进展，我们西部已面临缓冲区越来越小的境地。一个大半个由西到南到东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了。北面的原苏联国家也不是如50年代那苏联一样是我们坚强的同盟。局势很严重。而内部社会矛盾较多，阶层分化严重，人心日益离

散，加之藏独、台独等独立势力日益猖狂，确实有内外交困惑之感。这时候应该是以适当反击为主的时候了。

安倍用“军事外交”拉拢盟友 第3篇

中国公安部原部长助理刘跃进日前转任公安部副部长级反恐专员，这是公安部首次公开设置这一职位，意味着中国政府目前更加重视反恐工作。媒体分析，中国政府设立反恐专员一职其实有迹可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在多个国际场合，多次表达了对反恐工作的看法。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的反恐主要针对新疆地区的暴力事件。（周宇）

钓鱼台开卖“国宴”年夜饭

近日，钓鱼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发布首款产品——“国宴到家”系列年夜饭。作为钓鱼台国宴系列的首款产品，2015年12月22日在天猫首发的“国宴到家”系列年夜饭限量6000套，每套四人份，每人菜式四菜一汤。除了当天发布的国宴到家系列年夜饭外，钓鱼台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还将发布多条产品线，如国宴系列、御膳系列等。（中新）

生二孩也享延长产假待遇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日前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首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草案规定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这意味着延长产假不再是晚婚晚育的专享待遇，依法生育二孩的夫妻也可以享受延长产假的福利待遇。（宗和）

美国对台军售缘何“打折扣”

夜店聚会达人的生意经

军事外交，中印关系的新杠杆 第4篇

虽然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都比较紧张，但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努力下，目前两国正以值得称赞的方式建立双边关系。其中，军事外交所起的作用尤其突出。

中印两军为国家层面的双边关系搭建了舞台。除总理访华外，印度空军参谋长法里·梅杰上将在2008年11月初访问了北京；与此同时，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也访问了新德里。不过，在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会研究员库马尔·辛格看来，仅仅依靠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够解决边界争端、消除印度国防计划者将中国视为长期威胁的认识，目前还难下定论。

军事外交向制度化发展

库马尔·辛格在文章中指出，冷战期间，除1967年的喜马拉雅山乃堆拉山口事件与1987年楚桑多洛河谷事件之外，中印两国军队大部分时间都沿实际控制线维持非对抗状态。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访华，开启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新篇章。虽然此后双方有过一些军事往来，但1993年9月签订的《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才是两国军事外交史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随后，两国又于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两国为1996年的协定增加了新内容，其中包括：在基比图举行边境会晤；增加中国相关军区与印度军方官员的交流；以及促进两国武装部队的文化与体育交流。

这些协议为两国军方交往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2003年，中印海军在上海沿海举行首次联合演习。此后，两国海军又分别于2005年在马拉巴尔海岸的阿拉伯海，以及青岛沿海举行过联合演习。印度陆军还邀请中国观察员现场观摩自己的军事演习。同样的，2005年中俄联合演习期间印度也向中国派遣了观察员。

2006年5月，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慕克吉访华之后，两国双边军事外交全面启动。慕吉克访华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要求两国国防部官员与专家的军事交流制度化，还要求制订联合演习与训练项目的年度计划表。随后，时任印度陆军参谋长J·辛格上将又于2007年5月访华。2007年11月12-13日，首次中印国防对话在北京举行。

与此同时，两国于2007年12月在云南省昆明陆军学院附近举行了“携手2007”演习。一年后的“携手200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也于2008年12月12日在印度南部贝尔高姆圆满结束。

军事外交的收获

库马尔·辛格认为上述一系列军事外交活动的顺利展开是有基础的。首先，军事外交缓和了中印的传统紧张局势。与印巴实际控制线相比，中印实际控制线相对稳定。印度媒体就很少报道中印军队间的交火事件。中国边境的相对和平，使印度能够把大部分军队部署到查谟一克什米尔与北方地区执行反叛乱任务。

其次，库马尔·辛格宣称，与巴基斯坦陆军在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活动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秘密行动”要少得多。且中国军队一直禁止印度分裂分子入境或向其提供武器。

最后，至少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印部署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军队进行过一系列互动，如登山探险、庆祝国家节日以及文化与体育活动等，基层部队之间的关系似乎很不错。而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军队却从未有过类似活动。

库马尔·辛格对印度在军事外交中可能的收获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从长远看，印度可以在几个方面从中获益。其一，对于世界诸国而言，解放军现代化计划、资金与预算编制过程，以及其总体战略目标仍然是个谜团。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西方情报与学术资料来了解中国的军事现状。作为印度国防安全的“股东”，印度国防力量有责任了解解放军职能、战备以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控制”能力。军事外交将为这种信息获取提供便利。

其二，军事外交可能会减轻印度对受到中国与巴基斯坦“两面夹击”的恐惧心理。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期间，可能正是因为印度通过建立信任措施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才使北京不至于和巴基斯坦公开站到同一阵线。

其三，中印军事外交为印度“通过谈判解决棘手的边境问题”提供了喘息的空间与信心。旷日持久却没有结果的谈判通常会挑战决策者以及公众的耐心，但相对和平的边境也会使双方外交官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必受到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

其四，军事外交使双方能够摆脱对抗的负担，集中精力开发各自成为亚洲安全架构中重要参与者的潜能。中印已明确分享恐怖主义、海盗、贩毒、非法军火贸易、海上通道安全与人道主义援助等信息与技术专长。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两国愿意在香格里拉对话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多边军事外交平台中合作。

战略性局限

不过，虽然军事外交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库马尔-辛格仍然对其战略作用持保留观点，即期望由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是不现实的。他分析认为，首先，军事外交只是为诸如政治与外交使节团等其他手段提供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的融洽气氛。

其次，除了近期与美国的一系列接触外，与中国的军事外交相比，印度的军事外交相形失色——中国几乎与所有的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系。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与中国不同，印度由文官掌权的军事外交决策过程相对冗繁，在此过程中军事机构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三，两国军事外交的程度与范围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仍未超出象征意义。尽管它们都是核大国，但它们并没有通过高层间的相互接触制定防止核危机的体制安排。此外，中国对印度与诸如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等军队间的关系持谨慎态度。

第四，中印边界问题过于庞大与复杂，军事外交不可能通盘处理。目前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该小组负责提出两国共同认可的实际控制线走向地图——仍然未解决中部地区的争议，更为棘手的东部与西部边界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第五，两国军队的相互“越境”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主要归因于双方对控制线的不同理解，也有时候是因为地面部队的混淆，尤其是在驻守部队发生变化，新部队刚刚到防的时候。

军事现代化的优先权

就在中印军事交流日益升温的同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世界诸国也开始关心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战略意图。解放军陆、海、空军与空间力量的增长证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功。对此，库马尔·辛格的所谓“中国威胁”视角与其他西方保守学者并无明显不同，他在文章中向印度政府发出警告：虽然新德里非常清楚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印度国防安全有何影响，但它的国防装备却仍非常陈旧。

库马尔‘辛格还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会将最精锐的兵力集中在东部应对日本与台湾问题，但其调动军队的能力要比印度强。尽管印度在1962年冲突中失败，但新德里的战争理论至今仍然不现实，太过自信，轻视对手。中国海上力量的增长趋势尤其明显，这对其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至关重要。而对于新德里而言，中国区域影响的扩大无疑会刺激来自印度方面的竞争。

库马尔。辛格认为军事外交仍然不能解决印度面临的安全困境，并武断的认为面对尚未解决的边境纠纷，不能排除两国未来在特定环境下选择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棘手的政治问题。这位印度学者甚至毫无根据的想像所谓“解放军对印战略战法”，指出：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可以选择进攻连通春丕河谷与孟加拉国的西里古里走廊、比哈尔邦与UP邦之间的平原，或在马六甲海峡封锁印度。即便是中印不爆发全面战争，中国也能够通过共在缅甸沿海的活动，限制印度的实力与影响。

库马尔辛格对印度在其幻想中的“中印战争”中的结局相当悲观。他在文中“告诫”印度政府，印度必须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为此印度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建立信任措施之上，努力在两国间建立更多的互动平台与沟通渠道。印度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时期，所以在接下来的20一25年里，印度国防力量应在维持周边和平环境、确保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更高层次的军事交流为其提供了学习全球军事技术、武器与前沿军事理论的机会。

军事外交 第5篇

美国首部《国家安全法》制定于1947年。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反思了战时指挥混乱、安全体制错位、战后对外安全事务激增等事实，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及时创立该法，整合了美军、外交、情报三大部类，构成所谓“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一道，开启了“冷战”，开创了意图增强美国世界领导力的美式“国安”时代。而我国于1993年制定的同名《国家安全法》，仅是旨在国务院内部并列设置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在本质上并不能有机地整合军事、外交、情报三大国家资源于一统。

国家安全，事关公民权利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确立了“稳定、发展”两大政治诉求，紧紧地依赖国际安全环境赋予我们的战略机遇期。1981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2000年又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该两“小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在对外安全战略上，该两“小组”紧紧盯住美国“无暇东顾”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其对内功能，旨在“维稳”。

世易时移，伴随着深刻发酵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安全战略调整为“重返亚太”、我国经济总量崛起至“坐二望一”。党的十八大又重新评估国际战略环境，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称“国安委”）。时至2014年4月，以国安委第一次会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标志，对内推进“国家安全立法”，对外伴以“温和醒狮论”，从而开启了我国的新“国安”立法时代。当然，此前的“稳定、发展”两大诉求，在政治上已让位于“安全、崛起”的国家治理模式；修订《国家安全法》的工作，已成重中之重。

“和谐世界”理论，应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宗旨

安全是最基本的国民需求；国家的“安全、崛起”，需要在战略上知己知彼。修订我国《国家安全法》，应当首先审视自诩“世界领导者”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找准我国的国家利益定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5月27日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时，在字里行间阐释出了美国“武力三段论”，即维护美军优势、追求全球领导地位、增进美国国家利益，此三者在理论上具有内在的美式逻辑；当然，该文中还混杂着诸如普世权利、民主自由等美式价值观。中国在政策上从未宣称过谋求全球领导、军事优势、增进利益，所以，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无法复制美式“武力三段论”。

我国总体安全应当坚持什么？如何确立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基调，是当前修订我国《国家安全法》的政治前提。在经济全球化发生以前的时代，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曾推行不结盟运动（Non-Alignment）、曾提出“五项准则”（Panch-sheela），这也曾是中国赞赏的国家安全行为准则。但自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内提出“和谐社会”方略、对外提出“和谐世界”理念，这已经超出了且不限于“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非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行为规范。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全球化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实践，囊括了诸如“非战”协商国际争端、反对任意使用武力、不主动使用核武器、搁置争议、“政冷经热”、“不挑事、也不怕事”等诸多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元素。概括这些军政外交现象，可以发现中国确实没有追求美式的世界领导地位、军事霸权、全球争利。所以，“和谐世界”理论，便是中国区别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宗旨；“和谐世界”理念，便是修订我国《国家安全法》时所应当坚持的理论内涵。

借鉴美国，

把军事、外交、情报统筹成“一盘棋”

借鉴先进，修订我国《国家安全法》，就需要把军事、外交、情报统筹成为“一盘棋”，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急迫需求。我国军事与外交部门奉行的具体政策偶有脱节，我国的情报系统杂陈于多个机构之中、因而难以统筹；外界看中国，例如美国就认定中国“战略不确定、军事不透明、外交不负责”。反观我国学术界，扫描当前中文学术资源，就会发现鲜有能把军事、外交、情报三大部门统筹起来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虽然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不谋求领导世界，但研究借鉴美国领导世界的 “一盘棋理论”（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研究借鉴美国“增强国家能力”（Strengthening National Capacity）的“国安”立法，研究借鉴美国统筹其国内外安全与防护平衡的结构性设置，从而将我国的军事、外交、情报三大体系都协调地纳入“一盘棋”统筹立法，这就是借鉴先进经验、改进我国“国安”立法的良好学理视角和研究选择。

应设立国家情报局

改进旧识，就会发现我国《国家安全法》的诸多过时之处。例如，实体部门层级过低，国安部并列于国务院内部的公安部，这就无法真正地统筹军事和外交；又如，对情报统筹的重视不够，重复地强调适用《刑法》罚则、粗糙地兼用公安系统的侦查拘留预审逮捕等公安职权；再如，笼统强调“一切义务”，空谈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组织个人的“国安”义务和保密义务，这其实与《宪法》和《保密法》等构成立法重合；其强制措施的立法设定也简单粗陋。因此，要革除这些老旧条款，就需要改进立法的根本之处，就必须在立法上明确提升当前国家安全的统筹级别，摈弃原有国务院部门法的立法层级，将传统的对内安保立法，上升为能够统筹我国军事、外交、情报三大体系的“大安全观”立法。具体而言，应确立我国国家元首的安全统筹授权、撤销或改造原有的国家安全部、进而设立国家情报局，以求强调情报统筹的先导作用与决策价值，强调国内外“反恐”行动的军政联动；这些条目，都应当是修订我国《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关注点与目标改进点。

总之，坚持“和谐世界”宗旨，借鉴“一盘棋”统筹，改进我国情报统筹的决策价值，以实现我国军事、外交、情报三大体系的相互协作，进而组成有法律支撑的“大安全格局”，这些都是我国步入新“国安”时代所需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立法要义，都是我国《国家安全法》修订工作中应予重视的学理探究。其中，尤其需要强化构筑“和谐世界”理论，它不同于美国“武力三段论”所脱胎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传统理论，因它拥有着中国五千年丰富的安全实践与和平思想的历史渊源，在理论立足点上绝不能妄自菲薄。当然，中国进入了新“国安”时代，同样需要平衡和保障公民权利，以求切实地实现“以国安促发展”的长远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