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程文献综述论文

金融工程文献综述论文（精选6篇）

金融工程文献综述论文 第1篇

关于有色金属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这个综述主要概括了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实的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分析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研究的方向。【关键词】公司股权、绩效、股权集中

(一)、研究意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大家研究的热点。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控制权的配置和治理机制的运作方式，良好的股权结构能优化公司董事会构成，影响股东的行为，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经理人员，促进公司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股权分置改革后，限售流通股将度过解禁期走向全流通，更加迫切需要适合我国实际的股权结构优化方法的指导。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进行研究是非常需要的。

（二）、国外研究成果：对股权结构的研究是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开始的，沿着股权结构——治理效率——公司绩效的逻辑思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拓展股权结构方面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而言，国外学者将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股权集中度，二是控制权，亦即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Jensen 和Meckling（1976）的观点，内部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就越一致，因而越有动力去监督经营者，而且愿意为此付出高的监督和激励成本。Shleifer 和Vishny（1997）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股东的存在对公司价值有正效应。在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下，股东出于“理性的无知”而采取“搭便车”行为。依照这样的逻辑，提高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使股权相对集中，就可以提高股东的监控动力。

（三）、国内研究成果：国内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与我国股市的建立有直接的关系。在借鉴了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就够的自身特点，国内学者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国内，孙永祥、黄祖辉（1999）、姜冰雨等（2000）都认为股权过于集中，大股东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掠夺其他的小股东，不利于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进；股权过于分散，所有股东持股量少，容易形成“搭便车”机制，导致对管理层的监控失效，形成管理层内部人控制，同样不利于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进。许小年（1997）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法人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好；个人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基本无关。施东晖（2000）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国有股东和流通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低效率和消极作用，其持股比重与公司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法人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则根据持股水平而定。佘晓明（2003）认为国有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上市公司价值需求不一致，公司绩效与法人股比例呈二次曲线关系，公司绩效与流通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公司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比例和公司绩效与法人股比例关系一样呈二次曲线关系，公司绩效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公司绩效与公司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张根明、柳超、温秋兴，（2007）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不相关，国有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U 型关系，社会法人股比例 1

与公司绩效呈三次曲线关系（最佳持股比例为63．5％），机构投资者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股权制衡有助于绩效的提升。姜硕、庄新田、陆培明(2007)发现行业竞争环境强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法人股比例的关系以及行业竞争环境弱的上市公司经营绩与国有股比例的关系均呈三次函数关系,与流通股比例无显著相关。行业竞争环境强的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型优于国有控股型,国有控股型优于法人控股型;行业竞争环境弱的上市公司,法人控股型结构优于国有控股型,国有控股型优于股权分散型。

国内学者们不仅从整个上市公司进行分析还就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式进行具体分析。如何旭、刘国成（2003）从实证分析看出金属类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总体趋势呈显性相关, 其中流通股、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内部职工股和与经营绩效负相关, 国家股、法人股与经营绩效正相关, 而股权集中度和与经营绩效指标总体负相关, 但相关性趋势不十分明显。黄久美（2006）认为就中国车类上市公司而言, 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与法人股比例存在二次曲线相关关系、与流通股比例显著负相关。李春华、魏晓琴、秦奋（2007）通过对金融类的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认为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同净资产收益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同股东权益比呈正相关关系，控制变t资本规模同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同股东权益比呈负相关关系。并且三年来的分析结果显示，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同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不连续，稳定性较差。孙志平、申俊龙、田侃(2009)以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结果认为应该建立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才能更好的提高医药上市公司的业绩。

（四）、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国内学者对就股权性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仅视角多彩而且方法多样。比如对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析的同时又对各行业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分析，而姜硕、庄新田、陆培明(2007)在研究中又将样本分为竞争环境强行业和竞争环境弱行业。也正是因为采用的方法选择的样本指标等不一样，使得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业绩衡量指标不同是致使对同一问题研究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的重要原因。部分研究发现R O E的缺陷（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等），但已有的研究仍然倾向于使用R O E作为业绩指标；后来也有学者开始选用托宾Q 衡量业绩指标。当然还有其他的如李春华、魏晓琴、秦奋（2007）通过对金融类的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时分别选取股东权益比来衡量其偿债能力，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其盈利能力;净利润增长率来衡量其成长能力。而张根明、柳超、温秋兴则采用杜邦分析法的八个指标来评价公司绩效，另增加了总资产报酬率和总资产利润率两个指标。用主成份分析法来分析这十个财务指标（P1～P10），构造了一个衡量公司绩效的新指标P。另外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不难发现，外资股相对国有股、法人股一直被学者们冷落。随着我国股市的逐步完善以及外资入主上市公司门槛的再次打开，上市公司中外资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外资股再也不是一个可以避开的话题。

（五）、研究方向：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何旭、刘国成（2003）从实证分析了金属类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其所选样本是1997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的金属类上市公司，数据已相当久远。在考虑到金属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长期受到国家的保护,股权分置改革后，限售流通股将度过解禁期走向全流通，更加迫切需要适合金属类上市公司的实际的股权优化结构。因此对金属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与公司绩效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的。何旭、刘国成的研究中选用每股净资产、每股净利润、挣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资产负债率、净利润增长率作为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流通股比例、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内部职工股和股权集中度作为股权结构变量。单独使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司绩效好比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了风险自然就大，误差更是在所难免啦。因此我认为此处用张根明、柳超、温秋兴的主成份分析法来衡量绩效会更好。因为为股权分置前金属材料行业的前两大股东主要是国家股、法人股,所以才用到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股权集中度这两个个股权结构变量。股权分置后可以删除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这个变量。文章未考虑到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为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把这些变量设为固定变量引入文章。最后因为金属类上市公司包括有色金属类和黑色金属两大类，他们的结构相差很大，所以两者合起来分析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两类分开研究可能会更准确。

（六）、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对有色金属类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借鉴张根明、柳超、温秋兴的主成份分析法来衡量绩效(y),同时引入流通股比例、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内部职工股和股权集中度等股权结构变量和公司规模等固定变量建立数学模型，再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最后通过对估计结果的分析来说明公司股权结构对绩效的影响。参考文献：

[1]许小年、王燕·中国上市公司的所有制结构与公司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115· [2]孙永祥、黄祖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J] ·经济研究, 1999(12):23-30· [3]施东辉、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绩效表现[J]世界经济,2000 [4]张根明、柳超、温秋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价值工程，2009（1）；160-162 [5]何旭、刘国成·金属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J]·商业研究，2003（273）：68-70 [6]孙志平、申俊龙、田侃· 医药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绩效的关系研究[J]·中国药事，2009(23)：418-421 [7 ]黄久美·中国车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6（20）[8]王会娟、王生年·新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石河子大学，2008 [6]:39-43 [9]Mork.R.Shleifer.A.Vishny.R.1988.Management owenership and valu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93-315.[10]Michael C.Jensen andWilliam H.Meckling.The2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2nomics[ J ] , 1976(3): 305–360

金融工程文献综述论文 第2篇

农林经济管理（2）班

宋春

12011241324

摘要：农村金融体系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体系在农村地区的运行和发展。从理论内容上讲，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包括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组织形式和服务品种，如银行信贷、结算、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理财等。良好的农村金融体系能够有效调节农村资金、满足新金融需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我国人口的5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系统也有较大发展，但现在农村的金融资金还不够庞大，不足以支撑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分析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体制的对策，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 新农村建设 金融支农

１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bstract：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ne country’s financial system.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ystem in rural area.In theory,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should include a series of financial association and kinds of services, such as financial credit, settle accounts, insurance, financial securities, affiance and so on.A good rural financial system can adjust rural funds, satisfy financial demanding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village.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56 perc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is agricultural population.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not only China’s rural economy but also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has made a great development.But rural financial funds are not enough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new village to analysis issues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nd come up with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of pluralism rural financial system.Key words: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village

financial supports of the village

２

从理论内容上讲，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包括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组织形式和服务品种，如银行信贷、结算、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理财等;从地域上讲，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是指县及县以下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或金融活动。因此，综合农村金融体系的理论内容和地域界定，农村金融体系范畴是指，在县及县以下由若干银行业金融机构或活动组成的为农村经济发展融通资金的金融组织体系(李保颖,2007.4)。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与金融体系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是把储蓄者和投资者根据环境、基于自身偏好所分散做出的分散化金融决策加总为社会集中的金融决策，从而使现代化经济发展成为可能，主要功能包括转移经济资源、聚集和分配资源、便利清算和支付、风险管理、提供信息和激励功能（张微娜，肖诗顺，2010）。从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看，还存在地区发展失衡、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农村信贷风险大、农村资金供给不足，有效需求受到压抑等问题（齐明，2007）。

一、国内外农村金融理论

（一）国外农村金融理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于1973年相继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标志着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使得经济与金融发展处于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并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取代了“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在其后，赫尔曼(Hellman)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金融约束”理论指出了市场的不完善性以及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发展的必要性。进而使得在实践中“不完全市场理论”逐渐替代“农村金融市场论”而占主导地位。

（二）国内农村金融理论

李人庆(2000)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作用的发挥，不只取决于价格机制或是自由化程度的高低以及金融体系自身的完善，还取决于其所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外部环境，因此提出要改善制度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深化。李静(2002)主持的“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的行为与制度环境”课题，指出为了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应适度开放市场，允许新的符合条件的、产权明晰的民营性质的金融组织加入农村金融机构，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适度竞争，通过竞争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国家制定相关的秩序政策，在适度的管制下，建立农村金融市场公平，公开，有序的竞争，以一个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秩序的形成。张杰(2003)认为，农村金融供给的缺乏是由于金融体制改革落后造成的，即体制内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借贷远不能适应体制外产生的金融需求。何广文(2004)认为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中小经济主体的市场生存竞争能力差别很大，对金融机构的服务需求也不相同，因此在农村金融方式选择上，应该坚持多样化的道路。翟书斌(2004)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抑制比较明显，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农村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组织基础”，制度建设滞后;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滞后，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下:农村金融融资规模小、力度小，滞后的农村金 ３ 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矛盾。

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历史演变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93年)农村金融体系恢复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

第二阶段(1994年-1996年)建立系统性农村金融体系阶段.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这一阶段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具体来讲就是这一体系应当包括以乡镇工商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农户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合作金融机构，以及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体现并实施其它国家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第三阶段(1997年-2002年)清理整顿阶段.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后，在强调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开始受到重视，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

第四阶段(2003年-今)进一步改革阶段.这一阶段，国家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确定到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上，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且力度不断加大。(齐明，2007)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问题的研究

关于农村金融体系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孙培宽（2006）认为，第一，我国农村地区资金外流问题比较严重，信贷支农资金不足问题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二，商业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有限，起不到应有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第三，作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潜在的风险仍很突出。第四，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难以形成统一的发展模式。第五，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抵押担保制度的矛盾制约了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第六，农村地区征信工作起步较晚，信用体系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三农”贷款的取得。第七，农业保险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对农业生产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第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弱势化发展，制约了其业务的创新和电子化水平的提高。第九，统一的金融监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金融服务效能。

中国建设银行的吴霞红（2010）认为，就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变化来看，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覆盖面收缩。第二，涉农金融机构农业信贷投入力度相对减弱。第三，涉农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服务水平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发展需要。第四，吴霞红也认为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严重。

宋根节（2008）认为，目前中国基本上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并存的农村金 ４ 融体系，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仍然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较为薄弱，农村金融机构不健全，农业保险发展滞后，阻碍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金融服务方式落后，农村地区资金大量外流，农村贷款严重不足，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配置背离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影响着当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四、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研究

齐明(2007)认为,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农业的政策扶持、放松农村金融管制、合理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以及一个良好的法律监管环境，并且需要理顺政府干预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系。

罗胜强（2006）认为，小额信贷的发展能够为经营型小农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帮助，同时，通过针对不同需求主体的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使维持型主体向经营型主体转化，经营型主体向市场型主体转化。具体来说，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化解乡村债务，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完善农村地区金融立法，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改革，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的健康发展；引导和扶持农村非正式金融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农业保险体系。

李建国、刘淑萍（2007）认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第一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包括将农村信用社纳入政策性银行范畴、改造农业发展银行和扩大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范围；第二，放宽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理和限制；第三，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发挥其支农主力军作用；第四，改革邮政储蓄制度，遏制资金外流；第五，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农村金融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服务“三农”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滞后发展己经导致了农村金融运行效力低下，致使农民需求得不到满足，服务“三农”的任务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国在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还缺乏经验，不仅如此，农村金融体系所处环境—弱质农业、弱势农民、薄弱农村，严重影响了它的健康发展壮大，造成它病弱、脆弱（雷启振，2009）。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村信贷资源不足、农村金融资金外流等等。在构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上，我们应该想方设法以较好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小额信贷、遏制农村资金外流等方面下功夫，努力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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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保颖.对构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探讨——基于新农村建设中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2007，(4).[2] 张微娜，肖诗顺.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农村金融体系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5)[3] 齐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问题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2008，(5).[4] 罗胜强，构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2007,（3）[5] 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6]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7] 张杰.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J].经济研究，1998,(10)[8] 孙培宽.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9] 吴霞红，浅淡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J]，中国商界，2010,（12）

[10] 李建国，刘淑萍.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J]，河北金融，2007,（3）[11] Jacob Yaron etc.Rural Finance-Issue, Design, and Best Practices, The World Bank, 1997:58～136 [12] 雷启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三农”实证视角[J]，华中科技大学，2009,（6）[13] 宋根节.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及其完善对策[J].三农问题研究,2008,(10)

我国金融生态文献综述 第3篇

关键词：金融生态,评价指标,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 金融生态环境则是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金融业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良好的金融生态可以改善投资环境, 畅通融资渠道, 有利于企业提高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 同时能够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可以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增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1 背景分析

在国有银行商业化和企业化改革的过程中, 大量的不良资产累积和银行资本金严重缺失, 显示出了我国金融业的高风险, 1998年我国发行270亿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 1999年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万多亿不良资产, 2003年末用现存资本核销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 且对两行注资405亿美元, 2003年国家改革农村信用社, 2005年又注入中国工商银行约30亿美元等, 逐渐揭露出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鉴于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引入到金融领域, 创造性地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主张。

2 理论综述与评价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泰斯勒首先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 即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在1949年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 用以指自然环境没有遭受人类严重干扰的天然状态。

在国内, 2004年12月, 周小川最早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 其认为金融生态指的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 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央行副行长苏宁 (2005) 指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 是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 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穆怀鹏 (2005) 认为, 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 包括法律制度环境、公众风险意识、中介服务体系、市场信用体系、行政管理体制等。韩平 (2005) 认为, 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 包括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的政治、经济、法律、信用环境等因素和金融体系内部各要素。徐诺金 (2005) 指出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并借鉴和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 从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金融生态环境三个方面对我国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了研究。王松奇 (2005) 认为金融生态是金融结构和金融活动所面临的由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体制条件、政策约束、微观基础、法律法规、传统习惯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环境条件。这些因素所构成的环境条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经营效果、绩效评价有着各种各样的牵制和影响。邹平座 (2005) 认为金融生态是对金融的生态特征和规律的系统性抽象, 本质反映金融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的价值关系。叶德磊 (2006) 认为金融生态圈相比较与金融生态环境而言, 前者能更深刻地揭示金融体系中各构成部分之间彼此依存、互为前提的关系。

虽然金融生态的内涵的理解各异, 但总体而言, 其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生态经济学思想, 如环境观、结合观、仿生观与经济生态观, 最终形成了狭义和广义的金融生态之分, 狭义的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 即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 广义的金融生态是指具有一定结构特征并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

3 实证分析综述与评价

2005年, 由中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为负责人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对29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和其中50家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排名, 城市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构成一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 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生态不平衡的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2006) 以层次分析法 (AHP) 为基础构建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体系, 采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 其中定量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及法制环境3个目标层、14个准则层、共设计127项指标;定性指标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状况、政策对金融活动的支持程度、信用机制的健全程度和政府对金融业的支持和干预程度四项标准, 计37项指标。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 (2006) 采用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计量方法评估金融生态环境, 提出了比较不同区域金融生态状况的方法评级方法和同一区域不同时期金融生态变化状况的比较方法金融生态指数。

张晓锋 (2007) 设计了由9大指标及其下设的62项子指标构成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平面模型分析法, 给出了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许红莲等 (2007) 对中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与信用环境方面进行了分析, 并给出了其优化的方向选择。尚枫 (2007) 、张韶辉 (2007) 等分析了政府行为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赵洪宇 (2007) 、白静 (2007) 等则对于欠发达地区金融生态的改善进行了专项研究。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课题组 (2008) 运用层次分析和专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分析了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 并采用株洲市所辖5县 (市) 2007年度样本数据进行验证。

胡滨 (2009) 在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以黑龙江省13个地市为例, 采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法评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水平, 并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王等 (2009) 在BP (反向传播) 人工神经网络的基础上, 采用基于组合赋权的输入变量加权分层处理方法, 以子项目层法治环境、经济基础、信用环境、金融运行四个方面作为BP神经网络的输入节点, 建立加权分层的BP神经网络模型。

金融工程文献综述论文 第4篇

关键词：金融包容；中小金融机构；小银行优势论；银行业结构

一、 引言

虽然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又可译为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但由于其在减少贫困、促进包容性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也成为各国政府致力推行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制金融”。2016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更是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长期的国家级战略规划。作为金融包容的主要实施主体，金融机构在缓解金融排斥、推进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由于其鲜明的草根特性以及具有“小规模优势”，使其在服务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时更具内在动力和竞争优势，与金融包容的内涵更为契合。那么，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在开展包容性金融服务中具有哪些优势，它们又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金融包容的？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相关文献，分析中小金融机构对金融包容的传导渠道和影响机制，为我国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二、 金融包容的内涵

联合国于2005年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首次提出了金融包容的概念，之后众多学者对金融包容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丰富，与以往的“小额信贷”、“微型金融”不同，金融包容旨在建立服务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平有效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在2008年的工作报告《Finance for All》中提出金融包容就是金融服务在获得和使用上不存在价格和非价格的壁垒。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员会（Rangarajan Committee，2008）认为金融包容就是确保弱势群体、贫困人口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及时、充足地获得金融服务。大部分研究表明，金融机构在促进家庭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市场竞争与恰当的政策激励下，金融机构通过运用不同创新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薄弱领域和小规模客户（Berger & Udell，2006）。

三、 中小金融机构影响金融包容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讨

1. 基于“小银行优势论”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会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区别对待，通常选择最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客户类型提供金融服务。以中小企业贷款为例，Stiglitz和Weiss（1981）研究发现，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大型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筛选时，更倾向于为那些能够提供足额抵押品的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意涉足中小企业贷款，因而导致信贷市场存在配给现象。与此相反，Berger和Udell（1995）实证研究发现：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所有企业贷款的比率以及中小企业贷款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均高于大型金融机构，表明中小型金融机构在经营中会更多地选择中小企业客户，为此类客户提供贷款服务。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差，大型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较大、组织结构复杂，导致其在甄别、监督小额贷款客户时需要花费的成本较高，出现组织不经济现象（Berger & Udell，1998；Berger & Udell，2002）。而对于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其较小的规模和相对简单的组织结构，使其经营更加灵活，更善于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互惠的业务关系，这大大降低了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成本，使其在服务小额贷款客户时更具竞争优势，这便是所谓的“小银行优势”（Small Bank Advantage）。在我国，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支持“小银行优势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能够契合并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本着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安排应是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林毅夫等，2009；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2015）。

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在服务中小客户上的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小金融机构的地方性特征，其在地缘、人缘方面的优势，使其在获取当地客户的信息时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源于中小金融机构小规模特征，其相对简单的组织规模结构使其在服务当地客户时具有代理成本优势。

（1）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信息成本優势。Berger和Udell（2002）将银行贷款技术划分为交易型贷款（Transactional Banking）技术和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技术。运用交易型贷款技术进行贷款审核时主要是基于对硬信息的评估，而关系型贷款技术的运用需要依据软信息，这类信息是难以收集和量化的。Boot和Thakor（2000）的研究表明，排他性的获取企业软信息确实可以帮助银行减少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信息透明度低、缺乏合格的抵押品、财务制度不完善的中小企业而言，关系型贷款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小企业硬信息不足的缺陷，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门槛和成本。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如Bharath等（2011）使用美国上市公司在1986年～2003年间的21 632笔信贷数据研究发现，对于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而言，关系型贷款利率比交易型贷款利率平均低10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

由于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具有地域性和社区性特征，其通过与当地客户建立长期密切的关系，能够获取到一系列有价值的软信息（Berger & Udell，2002），诸如客户的经营状况、商业信誉、市场影响力等，这些软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财务报表等硬信息的不足，缓解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服务客户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有利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立。

（2）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代理成本优势。根据企业组织理论，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容易在委托代理中出现代理人违背委托人的目标而从事满足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而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或承担的风险增加。为解决上述代理问题，通过实施某种制度来监督、约束和激励代理人所产生的成本就是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高低与企业的规模结构相关，一般来说，企业的组织规模结构越简单，代理成本越低。与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层级较多的大型金融机构相比，组织结构相对简单、规模较小的中小金融机构在降低代理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第一，大型金融机构层级较多的组织结构，导致委托代理链条较长，因而在传递难以量化的软信息时效率较低，从而决策周期较长、成本较高（Stein，2002）；而层级结构相对简单的中小金融机构，其信息传递的链条短，处理不易量化的软信息效率较高，信贷经理能够更快的依靠掌握的软信息进行决策，因而在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时的代理成本更低。第二，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讲，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相对较为简单和集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即股东和经营者双方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代理人出现违背委托人意愿的行为的概率较小，因而代理成本较低。

2. 基于银行业结构相关假说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

（1）银行业竞争与贷款利率。大量理论研究表明，垄断将会减少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银行业也是如此，银行业的集中度越高，垄断者的市场势力越强，越倾向于获取较高的经济租金，即设定更高的贷款利率或是更低的存款利率，导致信贷的供给量下降。而且银行业的结构越单一，少数银行的垄断势力越强，越不愿意支持风险较高的初创企业、创新型企业，这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的持续增长（Cetorelli，2001；Pagano，1993）。随着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降低了银行的期望收益率，迫使银行不断降低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最终实现金融服务供给量的提高。

根据“市场势力假说”（Market Power Hypothesis），竞争的提高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完美的市场竞争能够实现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额度的信贷量（Pagano，1993；Guzman，2000）。银行业竞争主体的增加降低了企业获取贷款的成本，促进了社会中所有企业贷款的获得，包括小企业也会因此获益（Carbo-Valverde et al.，2009）。除此之外，在竞争性的市场中，由于金融机构数目较多，因此小企业获取贷款的渠道增多、手续更加简便，这都有助于提高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Beck & Levine，2002）。

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支持“市场势力假说”的经验證据。例如：Beck等（2004）通过对74个国家银行业结构与融资的检验发现，银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这种负面影响对小企业尤为严重。Carbo-Valverde等（2009）对西班牙中小企业的建议也证明，无论使用勒纳（Lerner）指数还是HHI指数来衡量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随着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下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Scott和Dunkelberg（2010）利用2001年全美独立企业家协会的小企业主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市场竞争的增强，显著改善了商业银行提供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了小企业信贷的获得。Love和Peria（2012）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银行业竞争有利于贷款的获得。Black和Strahan（2002）在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中发现，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放松了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管制，允许外地银行进入曾经受保护的市场，极大促进了当地银行业的竞争，提高了新生企业的创建率。林毅夫等（2009）从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安排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的角度提出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由于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是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类型，因此最优的金融结构应当是以能够更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运用上市中小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结果表明中小银行的快速发展确实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2）银行业竞争与关系型融资。Boot和Thakor（2000）假设银行可同时从事交易性融资和关系型融资，在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基于硬信息的交易型贷款价格下降，降低了银行的利润，为了维持利润水平，银行不得不加强对缺乏硬信息的中小企业客户的开发，通过更努力地与中小企业培养客户关系、获取软信息，大力发展关系型贷款。可见，竞争程度的提高恰恰促使银行更加重视关系型贷款的发展。Hainz等（2013）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业竞争对抵押贷款和关系型贷款的影响。由于银行可以通过信息甄别或者要求借款企业提供抵押物来防范逆向选择，信息甄别的成本取决于企业距离银行的地理距离，也就是说企业距离银行越近，银行收集处理软信息的成本越低，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越了解，越倾向于选择关系型贷款，否则银行将选择抵押贷款。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市场竞争的增强，银行减少了抵押贷款的使用，获得关系型贷款的企业比例提高。吴晗和段文斌（201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银行业竞争对抵押贷款和关系型贷款的影响，发现随着银行业竞争主体的增加，银行所要求的抵押品价值不断下降，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上升不但降低了企业获取抵押贷款的门槛，而且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关系型贷款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他们使用2005年～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30个地区24个行业的大中小规模企业的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进入市场进入，而对大规模企业进入无显著影响。

四、 结论

总的来说，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在获取“软信息”方面的信息成本优势以及组织结构简单带来的代理成本优势，使其服务和监督中小客户的成本较低，对硬信息的要求较少，有效降低了中小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促进了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有利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影响银行业市场结构间接影响了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增加市场主体、促进同业竞争，降低了贷款的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供给，因而提高了所有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也会从中获益。同时随着竞争的增强，金融机构从事交易型贷款的利润下降，并且为了应对竞争以及中小金融机构发挥的“鲶鱼效应”，也会使其他金融机构更加重视关系型贷款的价值，通过积极开发中小客户私有信息、降低抵押物等硬信息的要求，促进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

作为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金融机构在金融包容的推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但从金融体系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却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自身具有鲜明的草根特性，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等被大型银行拒之门外的客户；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地缘性信息优势以及源于小规模的代理成本优势，使其能够更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从而更适合为中小客户服务。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等冲击下，中小金融机构也不断意识到，大力开展包在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等冲击倒逼下，金融机构也不断意识到，大力开展包容性金融服务，拓展新的目标客户和业务模式，是打造其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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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金融包容视角的地区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优化设计”（项目号：15BJL027）。

作者简介：肖晶（1980-），女，汉族，河南省开封市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金融机构、金融包容。

普惠金融：一个文献的综述 第5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普惠金融开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相关国际机构开始积极推行普惠金融理念。理论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助于消除社会排斥和金融排斥，提高金融可获得性，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金融稳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之一。国际上正积极建立普惠金融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各国针对普惠金融发展做出明确承诺。

一、金融排斥现象与普惠金融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与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金融排斥揭示了普惠金融问题产生的根源，普惠金融则从正面阐述如何消除金融排斥现象。

（一）金融排斥

现实中的金融排斥现象以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划红线”拒贷为典型代表。1930年代，美国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Loan Corporation）在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的指示下，对美国较大城市及周边地区进行了信用等级评定。那些被视为风险大的社区在地图上会被红线圈示出来，私人银行则根据这样的地图做出是否贷款的决定。当时，白人社区一般不允许其他种族的或具有非主流宗教信仰的家庭入住，因此“红线区”就意味着是少数族裔以及穷人的聚居地。对于那些居住在“红线区”的家庭来说，他们能否获得住房抵押贷款与他们的收入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居住地。一些研究认为，尽管在抵押贷款业务中存在一定的特殊化，但是就像公用事业公司不能只为部分地区提供服务一样，贷款机构仅选择特定地区作为服务对象，显然不符合公共利益，最终导致了《社区再投资法》的出台。

1993年，金融排斥首次作为理论研究的专门术语，当时由莱申和思里夫特两位地理学家提出，特指银行关闭分支机构影响了民众对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19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某些特定社会阶层无法获得现代支付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的情况。其中，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界定、描述了金融排斥。史蒂芬（Stephen，2001）认为，金融排斥是指无法以合适的形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包括汇款、信贷、保险、债务救助、长期储蓄和金融扫盲教育等。有关机构（Chant Link and Associate，2004）认为，金融排斥是指低收入消费者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低成本、公平、安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包括存款账户、直接投资、购房贷款、信用卡、个人贷款以及房屋保险。康纳罗伊（Conoroy，2005）认为，金融排斥是指阻止穷人和弱势社会阶层进入国家正规金融系统。乌沙（Usha，2007）则将消费者自我排斥（self

exclusion）也纳入金融排斥的范畴，认为金融排斥是指由于资格、条件、价格、市场或自我排斥等而不能以合适的形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麦基洛普和威尔逊（McKillop and Wilson，2007）认为，金融排斥是指特定群体不能或难以获取主流金融服务。欧盟委员会（2008）将金融排斥定义为，人们难以获取或使用主流金融市场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而这些产品和服务是满足其需要并确保他们能够过上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综上所述，金融排斥的界定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被排斥的主体，主要是指特定的社会阶层；二是排斥内容，主要是人们日常所必需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如信贷、储蓄、支付、保险等；三是排斥的原因，既包括外部排斥（如价格、资格），也包括自我排斥。

拉维尼娅（Lavinia，2008）总结了金融排斥的危害性：首先，无法获得可负担的贷款导致人们转而寻求高利贷，并产生连锁反应；第二，缺乏保险和储蓄导致家庭在金融危机面前十分脆弱，难以抵御意外事件侵扰；第三，缺乏银行账户限制了人们的支付方式。某些情况下，公用事业提供者对其他支付方式收取更高价格，即所谓的“穷人在无现金经济中支付得更多”（Strelitz and Kober，2007）；第四，金融排斥现象会带来社会排斥现象。

（二）普惠金融

不同主体从不同维度对普惠金融进行阐述，导致普惠金融的内涵及其指代或强调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也不尽一致。亚洲开发银行（2000）认为，普惠金融是指向穷人、低收入家庭及微型企业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包括存款、贷款、支付、汇款及保险。英国国会下议院财政委员会（2004）认为，普惠金融是指个人获得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主要是指各类人群可负担的信贷和储蓄。2005年，联合国在推广“国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普惠金融部门”（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的概念，强调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同时，明确了普惠金融体系的四大目标：一是家庭和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开户、存款、支付、信贷、保险等；二是稳健的金融机构，要求内控严密、接受市场监督以及健全的审慎监管；三是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长期提供金融服务；四是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世界银行（2008）认为，普惠金融是指广泛获得金融服务且没有价格、非价格方面的障碍，其衡量指标是存款、信贷、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的可获性。印度普惠金融委员会（2008）认为，普惠金融是确保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以低廉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和及时、足额的信贷。世界银行扶贫咨询专家组（CGAP，2011）认为，普惠金融是指所有符合劳动年龄的成年人，包括目前被金融所排斥的那些人，都能够从正规机构有效获得以下基本金融服务：信贷、储蓄、支付和保险。查卡拉瓦蒂（Chakaravathy，2011）认为，普惠金融泛指确保社会各群体获取所需要的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特指确保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以可负担的成本、公平和透明的方式得到主流金融机构提供的合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普惠金融联盟（Alliance for Financial Inclusion,AFI）（①截至2014年6月末，AFI共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119个成员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均为AFI成员机构。）的相关材料认为，普惠金融是将被金融体系排斥的人群纳入主流金融体系。

从普惠金融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看，其重点关注的是信贷可获得性，原因是银行业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仍占绝对优势地位。普惠金融概念有时将保险业纳入范畴，较少涉及证券基金业。但是，国际上的最新发展趋势显示，普惠金融概念中的“金融”应当是“大金融”、“宽内涵”、“多维度”的概念，全面涵盖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普惠金融呼吁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度，但是，正如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报告2014：普惠金融》所述，普惠金融绝不意味着不惜一切成本和代价让所有人都获得贷款。因此，普惠金融是指在金融机构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竞争和创新，以保证受金融服务排斥的对象逐步获得其需要的相关服务。

普惠金融能够大幅度减少贫困现象。贝克等人（Beck et al，2012）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促进普惠金融能实现收入公平、减少贫困，且金融体系越发达，收入不公平下降和贫困减少越快。研究发现，印度农村银行分支机构每增加1%，可以减少贫困率0

34%，增加产出0

55%，这主要归因于普惠金融使穷人更容易从事农业之外的工作。也有学者从金融产品角度论证普惠金融对减贫的意义，如使用贷款或储蓄可以增加消费、抵御健康问题冲击，或者帮助家庭购买耐用品、改善居住条件、支付教育费用等，保险等金融产品则有助于帮助穷人管理风险（Collins et al，2009）。

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增强社会包容性。普惠金融使人们获得和持有以金融财富、不动产、人力资本和文化形态存在的资产。资产效应通过保障经济稳定、提高受教育程度、改善卫生状况、降低压力、减少跨代贫穷的风险等，影响人们的生活（UK credit options conference report，2007）。赫加德和罗什尼（Heggade and Roshini，2012）认为，普惠金融意味着以可负担的成本向那些受金融排斥的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提供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不仅有助于经济发展，也助于实现社会整体的包容性。

普惠金融、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Robert，2012）。汉宁和詹森（Hannig and Jansen，2010）认为，普惠金融能提高金融效率与社会稳定。普惠金融带来的风险主要是机构层面上的，而非系统性的。机构风险处于金融市场风险底端，其特点是大量的弱势客户只有有限的余额且交易量小，尽管这些特征也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但总体上而言，普惠金融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普惠金融的潜在风险可以通过更深和更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重要动态效益（如金融机构资产多元化）加以补偿。罗伯特等人（Robert et al，2012）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解释了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微观方面，普惠金融增加了个人和居民家庭的储蓄，有助于建立财务更加健康的家庭和小企业部门。小额贷款损失与大额贷款损失相比具有更少的系统性风险。宏观方面，普惠金融能够提高金融中介效率，如增加社会储蓄规模（但是两位作者也指出与普惠金融相联系的储蓄积累并不总能导致一个更加有效的中介化，其效应关键取决于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规则的质量），普惠金融带来的客户多样化可以使经济更有弹性和稳定性。金融发展和普惠金融还有助于减少居民收入差距，能够带来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反过来更加有利于金融稳定。金融排斥则会损害金融稳定。柯林斯等人（Collins et al，2009）认为，金融排斥对金融稳定有负面作用，金融排斥现象严重的国家，家庭和小企业所依赖的非正规金融服务是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良替代品。

金融消费者保护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贝克等人（Beck、Demirg

-Kunt and Honohan，2008）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促进普惠金融能使小企业和穷人更好地利用投资机会，充分实现自我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对如何把金融消费者保护应用到面向贫困人口的金融服务中知之甚少（CGAP，2005)。焦点问题之一是关于贷款利率上限的争论，支持者以保护弱势消费者的名义要求设定贷款利率上限，而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无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反而导致信贷可获得性减少。在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和数字金融技术运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愈发复杂。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位的情况下，普惠金融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积极作用可能完全丧失或被严重削弱。

二、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受各种因素影响，大量人口被排斥在正规金融服务门槛之外。据世界银行估计，目前全球70%大约27亿成年人得不到任何正规的金融服务（World Bank，2012）。

经济发达程度是影响一国普惠金融的重要原因。高收入国家89%的成年人至少在一家正规金融机构拥有一个账户，而在发展中经济体该比例仅有41%。非洲只有不到20%的家庭得到银行服务（坦桑尼亚仅有12%），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该比例超过90%（Lindi et al，2013）。发展中经济体的成年人必须依赖非正式渠道贷款、储蓄，以保护其免于不稳定的现金流、季节性收入以及意外金融需求（如疾病）的侵扰。由于缺乏正规金融服务，穷人必须依赖于高利贷，并使用黄金、牲畜等作为储蓄替代品，在紧急情况下时常典当资产。

拉维尼娅（2008)认为，影响普惠金融的因素有：地理排斥（如金融机构关闭分支机构），条件排斥（如由于最低存款额度要求、不良信用记录、身份验证要求不符合等），价格排斥，市场排斥（即低利润客户不是金融服务供给者的目标群体），自我排斥（如文化或心理上的障碍）。马诺尔和阿沙拉撒（Manor and Ashalatha，2013）则认为，影响普惠金融的因素还包括：基础设施的缺乏；地理因素，如遥远的山区；金融需求面因素，如缺乏金融意识、收入或资产限制、知识(尤其是金融知识方面)缺乏；金融供给面因素，如昂贵的交易成本、能够轻易获得非正规贷款作为替代；其他因素，如性别、职业等。帕拉马西凡和加内什库玛（Cand V

Paramasivan Ganeshkumar，2013）认为，很多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因素阻碍了普惠金融。例如，在需求方面包括意识和知识的缺乏；在供给方面，包括渠道的缺乏（如低的银行渗透率），银行由于较高的成本不愿从事普惠金融。此外，贫富差距大和历史坏账率较高的地区也是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

金融排斥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化的过程。有些人可能只经历了一次或几次排斥，但对有些人来说，金融排斥可能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欧洲委员会（2008）指出，失业者、单亲父母、不能工作的残疾人容易遭到金融排斥。此外，最年轻和最年老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少数族裔和移民也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对象。拉维尼娅（2008）发现，在英国容易遭到金融排斥的主体包括：失业者、没有受教育和培训的年轻人、单亲父母或离婚人士、残疾人或精神障碍人士、护理工作人员、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罪犯、有过犯罪记录的人、罪犯的亲属、少数族裔、移民、难民、老人、妇女、租户、无家可归者、低收入者等。从各国情况看，低收入者、妇女、少数族裔三类受排斥尤其明显。

高收入群体更有可能获得正规金融服务，而低收入者则成为金融排斥的对象。在巴西，收入分层中处于底端的人口中只有15%拥有银行账户，而处于顶端的人口中64%拥有银行账户（World Bank，2009）。阿卜杜拉希（Abdullahi，2012）估计，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中只有不到10%的人得到过正规金融服务。汉宁和詹森(2010)指出，低收入群体作为普惠金融的参与者容易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在需求方面，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记录；在供给方面，金融机构缺乏对新兴市场的服务经验，同时，单个交易和整个市场的有限规模使金融服务供给者面临着覆盖固定成本方面的挑战。

在同一收入水平的人群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金融排斥的对象。有很多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遭遇高利率，贷款时需要更高的抵押率，贷款期限也更短（Bardasi et al，2007；Ellis et al，2007）。在发展中国家，妇女是弱势群体，男性中46%拥有正式账户，而女性拥有账户的比重只有37%。在发展中国家不同收入阶层的账户拥有比例中，男女性别差持续保持了6—9个百分点。在孟加拉，妇女拥有银行存款的27%，但获得信贷份额仅占

16%。南非有350万女性小企业主，250万男性小企业主，但只有43%的女性小企业主拥有银行账户，相比之下，男性小企业主拥有账户比例达到52%（FinScope Small Business，2010）。

在移民国家，少数族裔移民的金融排斥问题也是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芒内尔等人（Munnell et al，1992）通过研究美国波士顿地区《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即使排除了经济、就业、社区方面的因素，少数族裔的贷款申请还是更易遭到拒绝。埃弗里等人（Avery et al，1993）也发现，黑人偏低的贷款水平，并不是他们的收入及财富状况可以完全解释的。

三、普惠金融主要模式

普惠金融联盟（AFI）认为，普惠金融包括六个方面内容：国有银行改革、银行代理、手机银行、多元化金融服务提供者、金融消费者保护、数据收集与评估体系。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IZ）评估了10个国家35种促进普惠金融的政策方案，认为最为有效的六类方案是：代理银行、移动支付、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多样化、国有银行改革、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身份证（financial identity）。以下介绍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普惠金融模式：

（一）银行代理

汉宁和詹森（2010）认为，在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不经济的地方，通过政策确保银行与零售机构合作，将零售机构作为金融服务的代理渠道是非常成功的。巴西各大城市的零售商店、邮局、彩票销售点成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补充，其做法为很多国家提供了经验，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纷纷效仿。墨西哥代理银行数量从2009年的9429家上升到2011年的20000多家。银行代理模式在节约成本方面十分明显，秘鲁银行监管当局研究表明，40家银行代理机构的成本约相当于1家银行分支机构的成本（Mas and Siedek，2008）。在亚洲，银行代理商模式在印度得到了广泛运用（Brij Raj，2012）。

（二）微型金融

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中，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信贷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及时、足量、价廉的信贷对改善人们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非常重要（Jayasheela et al,2008)。穷人所从事的主要是自我就业性的经济活动、主要依赖体力的不稳定的外出劳务活动，加上穷人的管理能力较低、技术水平落后，单个穷人的信贷需求通常是小额的。尤努斯创建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向贫穷的人发行不需要担保的面额较小的贷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秘鲁、玻利维亚、乌干达，监管机构通过牌照方面的法律已经将非营利性创新机构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但是，近年来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领域“过度商业化”，高利率及借款人过度负债问题引起了公众对很多国家贫穷消费者的担忧（CGAP，2005）。

（三）技术创新与移动金融

技术创新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普惠金融的重要渠道。黑尔姆斯和伊瓦特里等人（Helms and Ivatury et al，2008）指出，应重点关注小型银行和微型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这些机构单笔交易规模更小，客户也更为偏僻和分散，导致其提供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也就更高，因此这些机构需要有良好的后台技术支持和内部控制。汉宁和詹森（2010）认为，移动电话普及率不断提高，为向穷人提供基本金融服务提供了新的渠道。以菲律宾为例，2004年率先成功开发了移动支付服务，移动支付交易成本约为银行分支机构交易成本的五分之一。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地区，移动支付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该地区16%的成年人在过去12个月里使用移动电话支付账单或汇款收款，肯尼亚68%的成年人使用过电子钱包（World Bank，2012）。

（四）制度创新

普惠金融的客户群体、金融产品或服务种类与普通金融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应当研究差异性制度供给。德米居奇—匡特等人（Demirg

Kunt et al，2008）认为，政策制定应当旨在纠正市场失灵，消除获取金融服务的非市场性障碍。很多国家针对中低收入者等金融排斥主体采取了特殊的监管制度。南非对不具备正式身份或户籍证明的贫穷潜在客户实施了豁免法案，允许不经验证就直接开户，但对交易进行严格限制。印度中央银行允许商业银行利用非政府组织、微型金融机构和其他民事社会组织作为提供金融和银行服务的中介。这些组织遂成为商业银行的营业代理人或商业伙伴（CParamasivan and V

Ganeshkumar，2013）。印度中央银行放松了对小额贷款利率的监管，对年度存款额度低于50000卢布的账户开立放松了“了解你的客户”这类规则要求，使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机构的业务机遇而不再是负担（Brij Raj，2012）。

四、普惠金融国际指标体系

汉宁和詹森（2010）认为，金融发展指标反映了传统的金融政策目标，侧重于金融深度而非金融广度。普惠金融应成为独立的政策目标，应当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测量：一是可获得性，消费者可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二是服务质量，金融服务或产品满足于消费者生活需求的相关性；三是服务范围，金融服务或产品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四是服务效果。普惠金融指标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者（通过对个人、家庭、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调查获取数据），二是金融服务提供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调查或者金融监管者报告获取数据）。事实上，以上两方面的数据应该相互补充。为充分了解、评估各国普惠金融水平和衡量政府相关政策的效果，一些国际机构正积极探索建立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二十国集团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的普惠金融指标：享有正规银行服务的成年人(在正规金融机构拥有账户的成年人比例；每千名成年人在商业银行存款的人数或每千名成年人拥有存款账户的数量)；在正规金融机构发生信贷业务的成年人（近一年内在正规金融机构有过至少1笔贷款的成年人比例；每千名成年人中借款人的数量或每千名成年人的贷款余额）；享有正规银行服务的企业（在正规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的中小企业比例；拥有存款账户的中小企业数量/存款账户数或中小企业储户数/总储户数）；在正规机构有贷款余额或授信额度的企业（拥有存款账户的中小企业数量/存款账户数或中小企业储户数/总储户数；有贷款余额的中小企业数/贷款笔数或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总贷款余额）；服务网点（每十万名成年人拥有的网点数量）。

世界银行的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核心指标：银行账户使用情况（在正规机构拥有账户的成年人比例）；开立账户的目的（个人或企业）；交易频率（存款或取款）；服务获取途径（ATM机、分支机构等）；储蓄［最近12个月内在正规金融机构存款的成年人比例；最近12个月内在非正规存款组织或家庭之外的人存款的成年人比例；最近12个月内以其他方式存款（如存放在自己家里）的成年人比例］；借款［最近12个月内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成年人比例；最近12个月内从非正规渠道（如家人和朋友）借款的成年人比例；因购买房屋或公寓借款的成年人比例］；支付（最近12个月内使用正规账户接收工资或政府付款的成年人比例；最近12个月内使用手机支付或者收款的成年人比例；最近12个月内使用正规账户给异地家人汇款或者接收汇款的成年人比例）；保险（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成年人比例；从事农林渔业，为庄稼、牲畜购买保险的成年人比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可获得性调查指标：可获得性方面（每千平方公里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每十万名成年人拥有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每千平方公里的ATM机数量；每百万名成年人拥有的ATM机数量）；使用方面（每千名成年人在商业银行借款的人数；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每千名成年人在商业银行存款的人数；商业银行存款余额与GDP之比）。

普惠金融联盟的普惠金融核心指标：可获得性方面（全国或者行政区范围内，每万名成年人拥有的网点数量；至少拥有1个网点的行政区比例；至少拥有1个网点的行政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使用方面（至少拥有1个存款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至少拥有1个贷款账户的成年人比例）。

芬马克信托（FinMark Trust）的FinScope指标：使用方面［使用金融产品、服务的成年人比例；接受正规金融服务的成年人比例；接受其他正规机构（非银行机构）服务的成年人比例；接受非正规机构服务的成年人比例；未享受金融服务的成年人比例］。

五、普惠金融的《玛雅宣言》与相关承诺

2011年9月，普惠金融联盟全体成员在墨西哥通过了《玛雅宣言》(Maya Declaration)。《玛雅宣言》是第一个可以量化的、旨在解决25亿无银行服务人口普惠金融问题的全球性宣言。普惠金融联盟要求各成员依据该宣言针对普惠金融的实质性进程、目标做出明确承诺：一是创造、推动和形成不断加强新技术以提高金融可获得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良好氛围；二是建立“分类差别”（proportional）监管框架，推动普惠、诚信、稳定一体化协调发展；三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扶持作为普惠金融的关键支柱；四是通过收集、使用数据，形成相关政策并跟踪结果，确保相关政策符合“成本—收益”分析。截至2014年6月末，已有来自47个国家的51个会员机构明确做出普惠金融承诺。

从47国所做出的承诺内容看，主要包括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教育（金融扫盲）、评估衡量指标体系、移动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国家战略或金融教育国家战略、银行代理、小额信贷和储蓄、小额保险、中小企业融资、电子货币框架、支付体系、征信体系及其他。以上相关承诺中，涉及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教育（金融扫盲）方面的最多，共有42个国家涉及；其次是评估衡量指标体系方面，共有27个国家涉及；第三是移动金融服务方面，共有23个国家涉及；第四是普惠金融国家战略或金融教育国家战略方面，共有22个国家涉及；第五是小额信贷与储蓄、小额保险或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共有16个国家涉及；第六是银行代理，共有14个国家涉及。此外，有8个国家涉及电子货币框架，7个国家涉及支付体系，3个国家涉及征信体系。

六、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我国正式使用“普惠金融”概念较晚，但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尤其是“三农”、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推动普惠金融、民生金融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征信体系、支付体系建设都是领先的，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发展迅速，移动金融也非常有优势。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4年9月，人民银行依据普惠金融联盟《玛雅宣言》，针对开展普惠金融宣传与合作、制定普惠金融国家战略、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明确做出了国际承诺，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国内相关部门通过深入调研，已初步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正抓紧研究制订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下一步，我国应充分利用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我国举行的契机，提前布局，和土耳其就相关事项进行交接，向世界各国展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相关成果和经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话语权，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

张韶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张晓东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观点，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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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2013年文献综述 第6篇

班级：09经济学（2）班 学号：Xc09580217 姓名：金芳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而居民消费对于我国GDP新增份额的贡献率逐年下降，日趋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张的障碍。我国必须改变过度依靠进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局面，积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目前对我国来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全是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下，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已引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只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且进行归纳与总结，得出现有的理论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才能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二、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理论分析

（一）国外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理论分析

Gormley，Liu,Zhou（2010）认为，若政府没有提供一系列安全网，如失业、工伤、养老保险、社会救济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对于普通居民来说，为了未来的生活有所保障，最为理智的做法就是尽量缩减当前消费、增加未来储蓄。

Kotilikoff（1979）利用生命周期函数，在分析部分均衡和总体均衡时发现，退休效应只是对社会保障在资本存量上的替代效应部分抵消了，因此社会保障会增加居民储蓄，降低消费。

Barro（1978）的代际转移支付理论，认为生命周期家会所理论撕裂了各代人之间的联系，他的理论以储蓄为中介变量，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有可能内个人代际转移支付所补偿，因此不部分抵消挤出效应，如果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偏好、禀赋、工作岗位，并且都缴纳相同的税金和社会保障费用，那么人们对退休年龄的选择就不会因为社会保障的引入而产生变化。在这种情况，若存在遗产动机，那么社会保障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效应即为零。

（二）国内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理论分析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增强，很多学者倾向于预防性储蓄理论来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臧旭恒、裴春霞（2004）认为预防性储蓄量的多少与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消费者的谨慎动机的强度密切相关，在消费者的谨慎动机不变的前提下，不确定性越高，预防性储蓄的量就越多。陶长其、齐亚伟（2007）运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空间状态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城乡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交替变化。张继海（2008）提出因为居民面临自身寿命的不确定性，会促使其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当前消费。尚文程（2011）认为近几年来我国储蓄增量迅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进行了更多的预防性储蓄。

还有学者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方面来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陈树文（2002）基于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消费倾向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得出有了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就能够增加经济生活中的确定性因素，使居民形成更为稳定、更为理性的心理预期，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大量的居民存款，产生巨大的即期消费需求。在当前国家实行增加居民收入政策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和承诺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增加即期消费（陈圻、黄玲（2004））。王云、辜萍（2001）认为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有赖于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消费偏好，这些除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相关之外，还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密切相关。

朱雨可（2006）从制度转型角度分析，得出我国当前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转型，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是经济转型的重大课题，社会保障制度与转型期的所有制结构不符，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的不完善增强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三）浙江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理论分析

李锴、何红霞、梁磊（2010）认为浙江省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更高，同时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保障性补贴也是促成其消费更高的原因。农村居民的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过去我们常说的“靠天吃饭”便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典型。在这样的状态下，农村居民的消费更加谨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措施和保障措施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更为完善，如具有劳动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等，而广大的农村居民则基本上不享有或较少享有这些福利补贴，面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便成为其当然的选择。

李鑫懿（2009）认为浙江省省居民消费和储蓄之间并不如传统经济学理论中阐述的那样是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同涨同跌：居民既能保证一部分收入存入银行，又能保证消费不减少。全省居民这些年的收入增加很快，从而保证了上述情况的真实发生。但是，浙江居民消费的传统性依然存在，其虽然收入增加很快，但是用来储蓄的部分还是远远高于消费的部分，符合中国人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的传统。

综上所述，消费者的态度、感知价值、感知风险都和购买意愿有着必然的关系，而这三个因素和品牌形象也是有着离不开的关系的，所以可以猜想品牌形象和消费者购买意愿之前也有必然的关系。

章节后要有一段评述这一章的不足

三、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国外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Feldstein（1974）选择美国1929-1971年（不包括1941-1946年）的时间序列预测社会保障总支出，进而研究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社会保障可以使私人储蓄减少30%-50%。

H.Yigit Aydede（2007）以土耳其为例，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对总体消费的影响，为了量化社会保障变量，他使用土耳其的社会保障财富进行独立研究，研究指出社会保障财富是土耳其家庭中最大的部分，基于社会保障财富中有关消费进行敏感性测试，发现社会保障财富对总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Cagan Phillip（1965）对消费者联盟的15000位会员在1958-1959年间的储蓄行为分析研究，研究结果与预测的相反，那些参与了养老金计划的会员降低了自己的消费支出。分析发现，主要原因是参加这类计划有可能使人们产生提前退休的期望，使得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使他们更多地进行储蓄，减少当前的消费。

（二）国内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有学者直接从实证分析得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正向的。刘慧（2009）通过利用相对收入假说模型，运用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着正向的显著影响。刘畅（2008）运用1989—2005年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居民消费数据为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出从整体上看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与居民消费是互补的关系，而且这种作用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即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金淑彬（2009）通过1981—2006年数据对比得出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时候，应当通过发张社会保障事业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于泳（2009）利用1980—2005年的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和spss软件计算，得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两者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1980—2005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每提高1%，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1199.41元。

段景辉、黄丙志（2011）利用198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不同，间接造成各省市居民消费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杨志明（2011）选取样本1986年—2008年全国时间序列和1995—2008年28个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表明，短期内农村社会保障总体上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局部地区存在差异性，长期而言农村社会保障总体和局部对居民消费均起到正向作用。

贾小玫、冉净斐（2004）利用2000年和2001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的截面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显著的关系。

但是也有学者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消极的。张亚君（2008）根据1991年—2001年的时序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分析了得出在这一阶段我国总的社会保障水平及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是负相关关系，且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王晓霞、孙华臣（2008）选取1993年—2005年的数据，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社会保障支出是居民消费需求的Granger因，我国社会保障对消费有阻碍作用的结论。杨天宇、王小婷（2007）基于1980年—2004年25年的数据，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最终得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能够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吉静（2010），吴庆田、陈孝光（2009），谢文、吴庆田（2009）等多位学者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向量修正模型来分析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均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没有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

（三）浙江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王小琴、杨翠迎、米红（2008）利用1980-2005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24年来浙江省社会保障平均水平低于全国社会保障平均水平，并自2000年以来呈现低水平倒退迹象，其中有13年的时间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与GDP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慢于经济的增长，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低水平基本适应状态，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仍处于社会保障形成期的初期阶段。

综上所述，消费者的态度、感知价值、感知风险都和购买意愿有着必然的关系，而这三个因素和品牌形象也是有着离不开的关系的，所以可以猜想品牌形象和消费者购买意愿之前也有必然的关系。

章节后要有一段评述这一章的不足

四、总结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到：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社会保障对降低消费者所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有一定的作用，也有可能对消费增加起了负面作用，使消费者了解到了要预防未来风险，从而更多的增加储蓄。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模型，不同的软件和大量数据，具体说明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现有研究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分析方法方面,多数实证分析在其模型中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分析方法仍然有待完善，但是通过研读以往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俩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发现社会保障制度所存在需改进的地方，从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二是在分析角度选取方面，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研究大多是从全国角度出发，对各个地区的研究很少。我国的社会保障明显的存在地区差异，对于浙江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研究是对个别地区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针对浙江省居民消费的倾向，从社会保障支出方面来分析，并且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浙江省居民消费倾向的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本文收集了 1985-2011年的相关数据，研究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最后就从浙江省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分析，从而提升居民的消费倾向，扩大内需，促进浙江省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