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体育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女性体育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对“文艺性学”(注1)的建构，理应从许多方面展开，而从女性文化（包括女性文学）的角度来思考，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我以为，女性文化的精魂，恰是艺术女神生成和永生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女性文化或显或隐地贯穿于人类历史并处于不断的建构中，对艺术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使其得到了不断的充盈和发展。因此，女性文化与艺术女神紧密契合的历史，为文艺性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也为整个人类文化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文化的长久贬抑和忽视，以及现代女权主义激进者将历史仅仅视为男权本位话语的历史，都存在着明显的偏颇或局限。

一

在西方古老的神话中，实际创造了一种“二斯整合”的神话境界。“二斯”便是维纳斯（Venus）和缪斯（Muses）。其作为女神的知名度之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们与艺术的密切关系。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系由和古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混合演变而来。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掌管着人类的爱情、婚姻和生育以至一切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正因她是生命崇拜的象征，与人之感情和生命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为艺术提供了鲜活的生命之源，另一方面也于某种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艺术的保护神。维纳斯或阿佛洛狄忒所共禀的或本质相通的爱与美的女神“神性”，自然是初民理想人性的一种投射或象征，体现了初民将爱与美进行直觉把握的无意识冲动。由此也可以看出初民对爱与美的“女性化”特质的朦胧认定，即女性（神）对性爱和女性美的拥有恰是女性存在价值的基本构成。而在原始思维的象征范畴中，将爱与美无限泛化、孳乳曼衍的同时，作为爱与美的女神也就有了神奇的功能。恰如柏拉图所讴歌的那样：“自从爱神降生了，人们就有了美好的爱好，从美的爱好就产生了人神所享受的一切幸福。”(注2)提到“爱神”，自然还会使人想到那位神奇可爱的射箭手丘比特（Cupid）。这位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的前身，是希腊神话中的厄罗斯（Eros）。当神话再造者力图将爱神“男性化”的时候，一方面透露出男权文化崛起后要消解爱与美女神的影响力的企图，但另一方面又深受原始女神崇拜的集体无意识的制约，将丘比特化为爱与美的女神的“儿子”，使他成为典型的“维纳斯主义”的传播者。这位手执金箭、腰中长翅的“小娃子”，以其永恒的小爱神形象而被纳入了爱与美的女神所崇奉的爱与美的精神系列。而爱与美，恰是女性文化及女性文学的精魂所在，由此使女性文化既拥有了文化增殖的生长点，也拥有了非比寻常的同化力，对男性世界和整个人类命运，都产生了悠久而深刻的影响。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司艺术的女神的通称。每一位缪斯都各有自己的名字和专司的职责，如欧忒耳珀管音乐和诗歌，塔利亚管喜剧，墨尔波墨涅管悲剧等等。(注3)九位姊妹女神中有两位管历史和天文，表明古希腊女性关注的“艺术”内涵很丰富，视野很宽阔，与近现代的“艺术”概念有别。但是她们主要的精力毕竟是投注在音乐、喜剧、悲剧、舞蹈、抒情诗、颂歌、史诗等纯艺术上的。在这些艺术中，涵容的东西自然很多，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会有发展变化，品类或样式也会不断增加，但真正属于缪斯主司的艺术，无论女性创作的，还是男性创作的，都不会失其最根本的特性，这就是对爱与美的执着，亦即总要葆有由爱与美的女神所提供的女性原型。

这爱与美的女性原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置换变形，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激战或持久战的男性拼杀的表象中，沉潜的却是对“海伦式”的爱与美的向往与追求；在萨福笔下，则比较直接地呈露出爱与美的原型，作为希腊最著名的独唱琴歌的女诗人，她将爱与美的女性精神巧妙地化作了一首首具象化的情歌与婚歌，使柏拉图不无兴奋地赞美她为“第十位缪斯”；但丁在《神曲》中为自己的恋人建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于是，贝亚德便放射出爱与美的女神光辉；巴尔扎克在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中，一方面写出了金钱与丑恶对爱与美的戕害，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对情人兼母亲的少妇型女性所怀有的悠长之梦；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正是诗人自身的对象化，他在心爱的玛甘泪的引导下，上天入地去寻找他渴望的东西，充分体现了“永恒的女性，领导我们走”的诗意象征，这就是对女性爱与美原型的情不能自已的重构；……

面对文艺世界中由女性原型所显示出的难以抗拒的爱与美的诱惑，我们似乎能够领悟：司管文艺的职责要由女神来担任，并为人类所普遍接受，这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作为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与作为艺术女神的缪斯，实际有一种神髓的相通。这就是女性文化精魂——爱与美——的游弋和统摄，使艺术与女神（女性）建立了独特的至密亲情，这也就是维纳斯与缪斯虽非同日生、却亦同时现的主要原因，恰如蒙田所说的那样：爱与美之神维纳斯，到处都有缪斯陪伴；莱辛也认为，维纳斯代表了艺术中的最高理想。这只要从西方文艺中大量的有关维纳斯的绘画、雕塑中即可略见一斑。仅仅一尊“米洛的维纳斯”，就掀起了堪称是世界性的“维纳斯热”。典范的“米洛的维纳斯”唤起了人类对女性价值的永恒记忆和动情的叩询，不仅在“说不完的米洛维纳斯”中昭示了人类对爱与美的服膺，而且不断有新的“维纳斯”被创造出来。以“维纳斯”命名的绘画出现于波提切利、提香、柯列乔、丁托列托、普珊、安格尔等众多世界名家的画笔之下。而其它的许多女性画像与雕塑，大抵都可以视为神话中的维纳斯或米洛的维纳斯的原型变体。(注4)亦即后人巧妙地利用艺术女神所赋予的灵感，将维纳斯原型置换变形为文学艺术中的众多的女性形象，并以女性的内外偕美的形象为中介，唤起艺术接受者潜蕴于心的对爱与美的渴望。女性文化在这种类似的审美观照中，也得到了赓续和充盈。让人迷醉和震惊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的女性主题的绘画，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

自然，作为爱与美的女神在西方神话谱系中已经受到了男权中心文化的改造。众神之王宙斯、统御天下的上帝、占取光明的太阳神阿波罗以及射箭手丘比特的出现，就是这种蓄意“改造”的证明。然而这并不能抹去爱与美的女神所应有的光辉，甚至也不能抹去诸多女神诞生的更为久远的根源。恰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那些被纳入男性中心神话谱系的女神，“从神话起源的角度看，有着古老的渊源。她们本是某些部族单独祀奉的神灵，只是出于编制全希腊一统神系的需要，才被纳入宙斯的家系。”(注5)就爱与美的女神得以发生的“古老的渊源”而言，当与母系社会或母权中心文化密切相关。恩格斯曾确认母系社会的存在，并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崇拜的地位，从而成为自由之神和祖宗之神，“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系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注6)法国学者巴丹特尔是不附和母系制之说的，但她对原始性际关系进行考察之后也指出，在原始社会，由于生的价值超过了死的蛊惑，“母亲”成了社会的中心人物，并以母爱衍生的平等互爱原则来“管理”而非“统治”社会。只有到了父系独裁专制的时代，才造成了实际上的性别歧视与阶级压迫的现象。

显然，无论是否承认有母权社会的存在，都不能否认女性——母亲在人类文化史上所提供的既是初始也是永恒的文化原则：这就是以母爱为生成基点所衍化出来的“爱”的原则。也就是说，女性在孕育生命、维系生命的过程中，实际也孕育了一种绝不可忽视的“女性精神”，亦即源自生命崇拜的“唯爱”的精神。固然彼时的她们是蒙昧的，然而原始思维的直觉能力使她们“懂”得了“爱”的重要，并给出了相应的表达方式；同时在两性生活中，也在朦胧中将“性”与“爱”作了整体把握。也就是说，她们虽然难以从理性的逻辑层面上把握性爱活动与原创性的“母爱”之间的关系，但在感性或生活的层面上对二者进行了有机的整合。这种整合是“人猿揖别”之后的“人化”的体现。并在这种整合过程中逐渐置入了真（自然）善（博爱）美（由自然和博爱升华的理想）的因素，从而初建了女性文化的基型。

基于女性文化的原始精神，便构成了女性文化与男权文化的对立或不同。女性文化重视人的自然性和人际关系或性际关系的亲和性，排拒阶级性和性别歧视。这从初民对大地女神（地母）或“大女神”（也叫大母神）的信仰与崇拜中即可看出。作为比天父神早出约二三万年的大地女神，有着化育万物而又承载万物的神功，未审等级与性别为何物。就在这种混沌、蒙昧中，却将“只知有母”的感情种子深深地植入了人性的血脉之中，构成了人类各民族共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无论男性神话构筑得多么完美（如希腊罗马神话），都无法消泯这种根深蒂固的创始于女性的种族记忆。马尔库塞曾指出：“男性诸神一开始是作为伟大的母神身旁的儿子而出现的，但他们逐渐地具有了父亲的特征。”(注7)于是，父权或男权意识急剧膨胀，在蓄意贬低女性的同时，竭尽全力去构筑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为了维护这样的男权中心的等级社会，不惜采取摧残生命、压迫他人、发起战争等等与女性文化精神背道而驰的治世方略。这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了。但如前所述，即或如此，作为女性文化精髓之象征而存在的爱与美的女神，其诱人的光辉仍然无法掩饰，并在与艺术女神的深切契合中，在人类的心田不断地播撒着爱与美的种子：使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潜在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从文化象征的意义上说，“母爱是艺术家的学校。精神上的母爱是永远不毕业的学校。”(注8)而由广义的“母爱”所生发出来的女性精神及相应的女性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倾向，亦可谓是人类命运史或文化史上的潜宗教。在文学艺术的王国里，尤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

有学者指出：“在西洋，存在着一种对于妇女的情绪，虽然由于阶级与文化而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却虔敬得像一种宗教的情绪。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懂得这一点，等于不懂得西洋文学。”(注9)这种类似的“情绪”，应该说也存在于东方社会与东方艺术中。因为人类实际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即使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的男性中心意识极为强烈，也无法消泯女性文化精神。

事实上，东方文化中渗入的女性文化精神也许较西方更为明显一些。作为古希腊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最初即来自东方。“她最初是亚洲的一个神，即腓尼基人的爱丝塔特，亚述人的米丽塔等等。”(注10)在中国，即使在人类母亲女娲作为大地母神的创世时代之后，女性的文化精神也仍在潜滋暗长，以种种置换变形的方式，比较隐蔽地附着在男性文化的肌体上，并时或给这常常耽于暴力的肌体传输其温馨、清醒的神髓。有学者指出，先秦哲学中的老子的生命哲学、孔子的仁爱哲学，从骨子里都与女性哲学相通，并实际都起到了治世的巨大作用：主要是调节了社会的纷争，构建了以和谐或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哲学、伦理及美学的体系。(注11)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崇拜母亲的程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大凡歌颂的最崇高、最神圣的事物，都喜欢比之为“母亲”；在天子之上，犹有“神圣人母”；玄牝之门，被视为天地之根，等等。都是母性崇拜文化的体现。由此或明或暗地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面貌。亦即中国“母亲以她全力塑造的儿子为中介，将她的威严、慈爱、性格、情感、心态、趣味灌注到男人世界的‘灵魂’里，使之在人格理想、思维方式、人生智慧、性情气质等许多方面都打上了‘女性化’的烙印。”(注12)这使中国的艺术及审美，都较多地倾向于阴柔与和谐之境。这种文化与艺术现象足以说明，女性文化的爱与美的精神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压抑中，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总是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类文明的血脉中。在理性的纲常礼教的挤压、功名利禄的胁迫中，女性文化诚然会沦入附庸、陪衬的牢狱而得不到充分自然、自由的舒展和彰显，但却在扭曲变形之中顽韧地存在着，并且化作润滋人性、增益社会的甘泉，体现出了难以磨灭的生命活力，演示出了以柔克刚的文化奇观。

这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就有相当突出的体现。在先秦文学中，除了渊源远古的颂赞女神的神话传说之外，以《诗经》为代表的成熟形态的中华文学，开首一篇《关雎》，就定下了“淑女好逑”的审美基调和艺术方向。这“淑女好逑”的核心意象，实为女性文化的爱与美原型的重构，其涵意自然并不限于向往爱情或美政，而且更是对女性文化精神指向的深切认同和渴望追求；在屈骚宋赋的表现世界中，以美好女性作为爱与美之象征的“香草美人”意象和“巫山神女”意象，在理性的指涉这一易于把握的层面上，屈原表达的是“政治失恋”的悲凄，宋玉表达的是“玩赏女性”的艳情，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更为深层的无意识语境中，都依然契合了爱与美女神所象征的女性文化精神，都在运用“女神——女巫”的原型意象说话，因此都有一种不容否认的艺术魅力；两汉魏晋以降，封建性的男权中心社会与文化更趋巩固了，但女性文化的精神依然附着于许多女性形象的身上，从女性作家或男性作家的笔下表现了出来。如形神俱美的采桑女罗敷（《陌上桑》），坚守自己爱与意志的当垆女胡姬（《羽林郎》），以爱与美的化身而与女性异化者（焦母）相对立的刘兰芝（《焦仲卿妻》），出现于贵族“宫体诗”中的虽被肢解而美艳犹存的女性，出现于失意文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吟中的女性，出现于蔡文姬、李清照诗词中的抒情主人公，虽被冤死而魂犹不散的复仇女性窦娥，以及“西厢”、“牡丹亭”和“红楼”中的爱意绵绵、美奂美轮的青春女性，等等，真是难以尽数。

一位西方思想家曾说，源于生活的艺术中的女性给予西方男性以感情上的教育，遂使生活本身丰富多彩，具有人道、人情的意味。这种现象在东方的性际关系中似乎体现得更为鲜明。作为东方杰出的诗人，泰戈尔就由衷地将女性看成人类美的极致，并由此升华为人类民主理想实现的向导：女性是和谐的诗，代表着韵律、完善、联合与平均的发展，而男人则如不联络的怪异散文，既不和谐，也不美丽。这种分明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扬女抑男的话语，也以类似的方式出自东方伟大作家曹雪芹和川端康成的笔下。曹雪芹不仅借宝玉之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看上去荒诞不经的“荒唐言”，而且将其潜在的女性崇拜情结，置入其巨著《红楼梦》中，构建了具有无限魅力的“红楼极境”。(注13)川端康成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女性比男性美，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句话不仅有他的《雪国》、《千鹤》等一系列作品为证，而且也有整个日本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为证。

在日本文学中的女性，从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以降，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物谱系。继太阳女神之后，赫映姬、美人贵宫、落洼女、藤壶女御，命运日蹇，从天上跌落了人间：“平家”武士侧畔与“好色”情场中的女性，挣扎在暗无天日的中世纪黑暗中而不可自拔；花袋笔下的芳子与谷崎笔下的纹身少女，则预示了女性命运的转机；横光利一《太阳》中的女王卑弥呼，川端康成《千鹤》中的少女文子，则以其奇异的言语与行动复演出女性中心世界的图景；而三岛由纪夫笔下的悦子和森村诚一笔下的八杉恭子，也从不同侧面宣告着男权中心文化的破产，等等。亦即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在经历了从天上到人间、从人间到地狱的落难命运之后，又从近代起步，逐渐走向自身的解放，由奴隶渐次复归为真正的人，甚至在某种艺术幻觉的情境中还具有了女神的光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和完整的螺旋上升的“圆圈”。在这个“圆圈”结构中，深潜着日本人心存的“文化恋母情结”，体现着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仿佛的女性文化素质，并昭示了一种文化建设的方向：扶桑日出的瑰丽美景，把太阳女神（东方女性）的光辉洒向人间，在目前男权中心社会出现世界性危机的时代，日本文学（或东方文学）中的文化恋母原型或女性化素质，将越来越会显示出更大的文化建设的意义。(注14)

四

从意在发掘、弘扬历史与人性深层的女性文化的角度，人类可以找到一种价值重建或人性重建，因而也是艺术重建的努力方向。不妨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乌托邦，一个关于人性建设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就是要设想一种比较好的人性，而情感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这正好与中国强调生命的传统哲学接上头，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接上头。而这也是可以对后现代的世界作出贡献的。”(注15)作为“西马”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实际已对这种“新的乌托邦”或人类理想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他在汲取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等辩证哲学来分析前技术社会、技术社会、后技术社会之后即指出，前技术社会作为一种充满和谐、同情的文化，在技术社会中显得过时、落后了，也被无情地超越了，只有“美梦与孩童般的返朴归真”才能重新把握它。但这美梦与童真幻想，终会衍化为一种后技术文化。由于男子的原则对力量与竞争、理性与统治的偏倚，所以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对这一原则的某种否定，它将是一个女性社会。(注16)从历史上看，男性与女性自然化的“生”存不同，而以“理智化”的“争”存见长。他们在“力量崇拜”中，创设了以竞争不息为主要机制的男性文化，形成了男性文化的核心意识——斗争以及相应的审美理想——力之美。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亦无穷也。男性的嗜斗讲争，使其赢得了社会主宰的地位，自然也主宰了女性的命运。

然而，男性文化在把人类文明引向发达的同时，又积淀了消解自身的文化因素，其中也包括着女性文化的延宕和增长。当女权主义运动向男权文化发起深入持久的批判的时候，男权文化的种种弊端和局限也日益暴露了出来：其独崇竞争的社会理性和工具理性竟然导致人类生存的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阶级分化与斗争的加剧，世界性战乱和物欲横流的现实，以及人性的严重异化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等，都已显示了男权本位文化的局限，甚至为它敲响了警钟或丧钟。日本女学者富士谷笃子主编的《女性学入门》，即在指出男性本位文化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之后，恳切地告诉我们：“如果以为女性进入社会就是在男性本位的男性文化中的社会化，则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会使女性更加远离女性的本来面目，得不到一个应有的幸福……”(注17)，应当说这的确是有益的忠告，亦即要竭力避免女性被男权文化继续“异化”的现象发生。不仅如此，还要在汲取历史上女性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女性文化的独立品格及其现代形态，高张起女性文化的精神旗帜，通过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深化女权运动或女性解放运动和创造更多更好的弘扬女性文化精神的本质上“女性化”的文学艺术，等等，来有效地消解男性中心文化，以求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构属于中国、属于东方、也属于世界的女性文化或两性平等互补文化。

(注1)参见拙文《文艺性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

(注2)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49页。

(注3)关于缪斯，另一种说法是指墨勒忒（幻想）、谟涅墨（记忆）和阿奥伊德（歌唱）三女神。但不及“艺术九女神”之说传播深广。

(注4)参见周平远：《维纳斯的历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注5)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注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

(注7)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注8)关鸿：《诱惑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注9)转引自柳无忌：《西洋文学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页。

(注10)魏勒：《性崇拜》，中译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0页。

(注11)参见程伟礼《〈老子〉与中国“女性哲学”》，《复旦学报》1988年第2期。

(注12)仪平策：《美学与两性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注13)详参拙文《红楼极境：女性化的情爱王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

(注14)详参叶舒宪、李继凯：《太阳女神的沉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注15)见《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第32页李泽厚语。

(注16)详参《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注17)富士谷笃子主编：《女性学入门》，中译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女性体育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在新时代农村文化供给过程中，媒介融合的深入推进与传媒科技的发展应用亟待落到实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地一体化发展便成为新时代农村文化供给的主攻方向，这种新形态下的文化供给侧改革将会提升农村文化供给效能，促进农村文化振兴。立足于传播学与管理学的二元交叉视角，探究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的新对策。

关键词 媒介融合;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对策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01.07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Supply side Reform of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QU Wen qiang1，LI Xiao ling1， LIN Zun yi2 et al （1.School of Marxism，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161;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036）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Rural culture;Supply side reform;Countermeasures

習近平总书记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介融合发展举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指出，推动媒介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1]。在新时代我国农村文化供给过程中，媒介融合的深入推进与传媒科技的发展应用亟待落实到实处。数字化已成为当代各种媒介打造平台的共同存在形式。“流程优化”的重点在于实现内容生产链的优化管理，将信息采编中心的管理机制进行优化，打破原有组织框架的桎梏，实现“同渠道采集，多平台分发”的内容生产体系[2];“平台再造”就是要求将各媒介之间的功能边界模糊化，突出其兼容性的特点，实现不同媒介形态趋同化发展，满足各阶层用户的差异性需求。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地一体化发展便成为新时代农村文化供给的主攻方向，这种新形态下的文化供给侧改革将会提升农村文化供给效能，促进农村文化振兴。

1 媒介融合背景下丰富农村文化内容

1.1 创建“互联网+文化服务”线上供给新方式

实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与实体经济相结合需重视网络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逐渐超过电视、广播和报纸，成为农民接收外界最新信息的主要方式。手机日渐成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终端，可以着力在微博、微信、客户端上打造精品内容、精准投放，创建“互联网+文化服务”的线上供给新方式。一是政府要主导文化建设方向，构建“互联网+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尊重村民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地位，鼓励村民创造优秀乡村文化产品;在乡村中，培养文化传播新意见领袖，促进优秀乡村文化传播者队伍建设。二是深度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开创网络文化宣传新局面。充分挖掘各地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农民生产和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创造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等优秀文化，借助互联网手段，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打造民间文化宣传舆论场，从而增强农民的文化认同感，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3]。三是创新传播方式。短视频是当下最有力的传播形态，可借助短视频形式传播乡村特色文化，通过AR、VR、直播等多媒体形式展示乡村文化，突出内容传播的趣味性和时新性，营造新型文化传播氛围，构建线上乡村文化认同感。

1.2 借助自媒体平台扶持特色文化，鼓励村民参与文化活动

一是在新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乡村文化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乡村文化传播不再是一个单向传播过程，农村居民的主体性亟需得到彰显[4]。Web 2.0时代为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传播赋予了新的形态，自媒体用户可以将乡村节目、乡村风俗、农村旅游观光基地等通过微视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进行分享。这种UGC（用户原创内容）模式不仅能真实地记录农村生活面貌并弘扬乡村优秀文化，而且也将带动新的商业模式地发展，拓展乡村收入来源。在文化供给层面，UGC的内容运营模式为人们提供了高层次、个性化的文化服务，充分发挥其在加强乡风建设、繁荣乡村文化方面的功效是创新文化供给内容的重要渠道。二是文化的传播不是自发的过程，同时需要一定的媒介设施作为后盾。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建设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和开放式文化场所，健全农村“硬件”文化设施，为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供物质上的保障。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举办各种彰显农村文化魅力的活动，包括文化展演、庙会活动，创新文化形式，培育浓厚的文化氛围。三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推进，农村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低俗劣性的文化表演与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严重不相符，应该予以剔除，人民群众需要的是积极向上、弘扬正能量的健康文化[5]。

2 媒介融合背景下优化农村文化体验

2.1 优化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线下体验

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是满足农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媒介融合背景下，要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优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创造更好的文化线下体验。可以通过场景化传播，提升村民文化体验效果。一是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加强村民户外健身设施、休闲活动广场、农村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切实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文化需求[6]。二是创新农村文化传播形式，打造场景化文化传播。农民文化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可以着力打造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化长廊、文化公园、戏院、博物馆、文化馆、农家记忆标志点以及村民文化宣传栏等，切实满足农民多元的文化需求，提升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三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应设专员管理看护，使这些基础设施真正服务于民。总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扎实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更多更优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和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

2.2 推广电子阅报栏，体验优质内容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电子阅报栏是媒体传播的一种重要创新，要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上继续探索[7]。在农村社区设立电子阅报栏是农村居民了解时事新闻方式的创新，其聚焦于全国各地的新闻热点，这种集文字图片、视音频于一体的新形态传播方式，很大程度上符合农民群众对新闻信息的接受和解读能力。此外，当代农村人口分布多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为主，考虑到他们对文字的识别程度比较低，因此应尽量丰富新闻信息的报道形式，运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对新闻信息进行传递。电子阅报栏这种立体化、新闻传播视觉化表达式的传播平台符合处于特殊年龄结构群体之中的当代村民的需求，并将会逐步改变农民群众的阅读习惯，让农民群众体验到更优质的内容服务。

3 媒介融合背景下创新农村文化服务

3.1 打造互動型线上乡村社区平台，优化政务管理系统

村民居住环境的特点虽然为邻里交流接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也不能忽视对邻里之间关系的维系。一是线上社区平台的打造为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增强归属感提供了创新形式;创建社区论坛、社区交易平台，组织各种文娱活动、志愿者活动，构建农村生活形态的网络化互动关系。二是线上社区除了可以提供娱乐功能之外，还能够为农村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提供了便利渠道。建立政务公开的平台，拓宽人们群众反馈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加强引导农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将主导权交还给社区成员。三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建立将门户网站与后台办公一体化的智能化综合系统，实现办公流程优化，打破时空间界限，使政务信息公开化、透明化，为农村社区人民提供高质量服务。

3.2 利用大数据实现供需有效对接

大量数据统计下对农村居民需求的分析有助于实现村民实际需求与文化供给的有效匹配，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对接。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技术层面的短缺，数据分析能力存在不足之处，难免会出现资源闲置或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受众的个性化差异化的文化需求已经可以被准确把握。根据各地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村民兴趣爱好的差异，以大数据分析为基准，创新精准对接村民实际需求的文化供给手段。一是男性与女性在生活方式、文化需求和空闲时间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女性更青睐于参加晚会、舞会、音乐会等各种文艺活动，而男性则更加偏爱球类和棋类等各种比赛。此外，农村女性作为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其交往方式不同于男性趋于参加工作性社交活动，她们受到农村文化与家庭角色的限制，交往方式普遍单一。因此，政府对农村进行文化供给应该着重考虑到农村女性的实际文化需求，鼓励她们积极主动参与到文化活动中。二是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往往偏向于传统文化，比如戏曲、书法等，而青年的兴趣爱好更趋向于具有现代内容的综艺。此外，针对文字识别程度较低的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文化信息传播形式应趋于视听化。总之，政府应针对农村居民各年龄群体的不同文化需求进行文化供给，根据农村居民的不同兴趣爱好组织文化活动并提供相应的活动场所。

4 借力新媒体技术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

虽然农村教育水平比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农村教育资源短缺、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等问题仍然突出。新传播技术作为维系社会信息高效传达的重要手段，同样在新时代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过程中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一是推进在线教育平台，网络课程的使用。比如千聊、雨课堂等都是能够实现与学生互动的线上教学平台，打破了传统课堂的规则，利用开放的教学思维培育学生对问题的思考。二是利用远程教育弥补农村师资力量匮乏的问题。首先，建全农村软硬件设施，构建网络教育平台，整合教育资源，打破面授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受的限制，继续合理利用广播电视及信函等远程教育形式，辅助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在农村远程教育的优势[8]。其次，政府应尽快制定与农村远程教育相关的政策法规，用法律保障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另外，还需要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国家下拨的资金是真正用到远程教育上[9]。三是对大数据的利用和分析也为教育事业带来了便利之处，通过对学生平常出勤、作业和考试成绩等数据分析为教育方法的制定提供新思路，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四是在新传播技术的引领下，传统媒介形态的转变及新媒体的融合将会带给用户获得知识的新体验。人工智能技术、H5页面等新技 术手段与教育相结合，既缓解了农村师资力量匮乏的问题，又能给予农村儿童优质的内容服务，多屏互动的体验式教学方式为提升教学效果、提高农村现代化教育水平开辟了新路径。

5 结语

在这纷繁的信息洪流中，农村居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已提上议事日程，但传统文化传播体系已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随着媒介融合趋势地不断深化，媒介生态发生改变[10]，我国农村文化事业结构体系将得到新的构建，农村居民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也将会得到满足[11]。因此，亟需把握好媒介融合时代所带来的机遇，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充分发挥新传播手段对农村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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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曉雄.“五个转型”看融媒：苏州广电融媒转型的探索与思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11）：23-25，75.

[3] 迟成勇.论儒家“知行合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东方论坛，2016（3）：112-119.

[4] 张丹妮.论突发事件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J].理论界，2011（1）：168-169.

[5] 曲文强，李晓玲.青年农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新目标[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2）：185-188.

[6] 胥迅.精准扶贫视角下数字农家书屋的建设与经营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8）：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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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远程教育给农村小学教育带来的希望论文[EB/OL].[2018-09-11].http：//www.wenshubang.com/xiaoxuejiaoyubiyelunwen/789454.html.

[9] 张唯聪.农村开展远程教育是培养新型农民的必由之路[C]//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继续教育分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0.

[10] 王勇.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广电全媒体发展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3.

[11] 黄梦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社会力量参与的路径问题：以湖北D市文化礼堂建设为中心的考察[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73-81.

女性体育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教学目标】

通过具体细致的文本形式分析，来理解文字所承载的时代与个性思想。

【学情分析】

1.学生已学完《林黛玉进贾府》，对其形式表现有比较真切的感悟。

2.课前一天，印发《十八岁出门远行》文本内容及相关资料作为阅读作业，并请学生提问。

3.教师晚自习时到学生中了解阅读情况与阅读问题，以增强次日教学针对性。

[评析] 教学目标形意兼顾。但从措辞上看，形式分析是手段，“时代与个性思想”这一内容的理解才是目的。这说明：语文体性坚守的意识还未高度自觉。

另，形式该分析什么？如何引导学生分析？所承载的时代与个性思想又是什么？皆需明晰说明，以强化设计与教学的针对性。目标确立，不仅要注意语文性，更要注意文本的个性。大而空，适合所有文本教学的目标，很容易导致教学走向芜杂和虚空。

学情分析关注前后文章联系，文本及相关资料阅读，并提前了解学生预习中存在的问题，有“增润教学”的意识。单元教学的整体意识、文本会通的意识亦很鲜明。

美中不足的是，“相关资料”是文本写作的背景资料，还是文本内容研究的资料，抑或二者兼顾，教者仍未明晰说明。

【教学过程】

一、导语

从昨天印发材料说起，鼓励大家挑战高年级现代主义小说的阅读难度。

二、简介文本难度

北大陈晓明教授说现代主义小说：“它的内部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统一构成的深度，因而它是可分析的、可解释的。”而后现代主义小说则是“不可分析的，是可写性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内在的深度性构成。”（陈晓明《无边的挑战》）

同学们在欣赏中遇到理解与鉴赏的困难，正如意大利美学家卡斯特尔维屈罗所说：“对艺术的欣赏就是对克服了的困难的欣赏。”在艺术欣赏的愉悦感上，我们或可想起意大利文学家卜伽丘所说的：“经过费力才得到的东西要比不费力得到的东西更能令人喜爱。”

预案链接：“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评析] 显然，这两个环节都是针对学生的畏难情绪展开的。引述陈晓明关于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区别的论述，还有美学家卡斯特尔维屈罗，文学家卜伽丘关于“欣赏难度”的论述，旨在激发学生阅读高难度文本的兴趣，视野宏阔，教诲谆谆。想到那些兢兢业业忙于应试，无暇阅读，或只管实践，不管理论，心安理得放逐理论书籍阅读的教师，教者的广泛阅读、深度沉潜，真的是一个令人温暖的存在。

不过，教者的针对性还处于“宏观”层面，并未触及“微观”——从学生的一个典型问题深度切入，进而打通文本阅读的任督二脉。学生对现代主义小说陌生不假，但仅靠引用一位学者对现代主义小说内涵的阐述，外铄性的色彩太强。不仅很隔，而且很空。即使学生底子很好，恐也只是概念性地“认知”一下而已，并非与作品不断对话，与作者不断生命融合而产生的深刻体知或悟知。

结合教学视频来看，两环节其实谈的是一个问题。耗时四分钟介绍文本难度，而非快速切入文本，展开多元的深度对话，的确有些绕。

三、阅读眼光：形式经验

1.“看”的经验与方式：形式经验。这种形式经验要学习，要理解其表达方式。

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匈牙利的贝拉·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谈到“视觉文化”的问题。他说，观众在看电影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视觉经验，使他们对影片的种种技法产生了经验性、适应性的反应。

2.“看”的经验与方式实例：联系《林黛玉进贾府》。

《红楼梦》的大观园·象征（周汝昌）

大观园有一条命脉，叫沁芳溪。沁是水，浸泡、渗透;芳代表花，落花。“沁芳”的意思就是众多女儿先聚，然后如同落花流水，分散而去。即“花自飘零水自流”。“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沁芳亭、沁芳桥、沁芳榭、沁芳溪、沁芳闸，永远用“沁芳”这两个字，那是命脉，那是大象征。

大观园是为了表现“葬花”，这一“葬花”是象征性的。整个《红楼梦》的葬花的主角是宝玉。一百零八个女儿，他心心念念，死了的悼念，活着的怀念。宝玉是大主角，一百零八个女儿围绕着他而产生，而发展，而感慨，而流泪。

大观园里住的这些少女是一群花。林黛玉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她的生日是二月十二日，“花朝日”。以宝、黛为代表来葬这一群名花。宝玉是“诸艳之贯”，意思是说那些少女都是由宝玉这一条线来贯穿着。

3.《十八岁出门远行》里有众多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而且好些意象都是循环强调的：旅店、汽车、红背包、走过去看、十八岁出门远行等等。

[评析] 由《红楼梦》沁芳溪展开的象征分析过渡到《十八岁出门远行》循环强调的意象：旅店、汽车、红背包、走过去看等等，体现了教者“授之以法”的教学努力。聚焦文本篇性，更为难得。

但是，外铄的教学色彩依旧突出——循环象征并非学生发现。从贝拉·巴拉兹的“视觉经验”理论到周汝昌的视觉经验实践，也是外部嵌入，而非内部生成。更何况，周汝昌的论述明显融入了古典象喻理论，非“视觉经验”所能囊括。

联系性亦欠紧密——学情分析中谈到学生对《林黛玉進贾府》形式表现的了解，照理应该将之与《十八岁出门远行》会通，可是这里突然抛却，会通的是《红楼梦》别处文字的象征。

另，古典意象的象征性与现代小说的象征性有何异同，也未加区别。大引周汝昌关于围绕沁芳溪所展开的象征性分析，对《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众多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一笔带过，是否有喧宾夺主的意味？

四、文本品读

1.标题的品读

（1）为什么是“十八岁”？

A.富有仪式感的年龄;B.是少年与青年的视角;C.是类性的性格与心态……

（2）“出门远行”有何意味？

社会成人礼。

（3）“远行”有多远？“远”字有多远？

结合文本，“远”字可以有多种解读：

A.心灵从没有社会经验到拥有社会经验，远离少年时代的经验;

B.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远离理想化的世界;

C.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深度;

D.心中的旅店永遠到不了，那种生命无法企及的远;

E.远离家庭，独自走上自己独立的道路;

F.远离了少年时代，永远回不去了。

2.暴力的分析

（1）余华童年经历烙印在文字中。

（2）“我”在社会成人礼中遭遇了成人世界，结果怎样，请用一句话来表达。

分析时涉及余华创作的真实观，接近本质的真实观。

（3）刚成年的“我”与成人世界紧张冲突的原因分析。

余华：“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

少年世界逻辑与成人世界逻辑的紧张冲突。

（4）结合文本，具体分析“我”与成人之间关系性质：暴力关系。

问题：“我”与司机成了好朋友后，别人来抢司机车上的苹果，司机袖手旁观，“我”出来维护司机的利益，却被暴殴了一顿，这个情节你怎么理解？

暴力逻辑具体的表现及秩序：

A.暴力只听得懂一种语言：暴力。暴力逻辑只臣服于暴力;

B.暴力同谋（合谋）——受虐与施虐的共谋;

C.暴力转移;

D.暴力是集体无意识，是人性本能;

E.受虐而欢乐。

“暴力”是整个社会的逻辑规则。洋溢在整个社会中，表现为行为，潜藏为精神，洋溢为文化（连小孩子都不例外）。是整个社会欢乐与幸福所在。

[链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教授的解读：

为什么司机苹果被抢，“我”为他打抱不平，司机不但无动于衷，还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最后竟加入到抢劫者的队伍中把“我的背包也抢走了”？司机是不是也同样享受着“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带来的快乐？原来人可以在暴力中“哈哈大笑”，可以体验到极大的快感和满足感。在余华眼里，暴力不是一种外在的手段，恰恰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它潜藏于每个人的心里，一有机会就奔泻而出，孩子也不例外。何况在一个本质暴力的世界，唯一的存在方式只可能是暴力。抢劫者与被劫者在这样的世界面前可以是“同谋”。受虐者同样也施暴着。以暴抗暴，以此取乐。暴力的循环获得了滋长的蔓延的土壤。更可怕的是，肉体暴力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更为强大的精神、文化暴力在强暴着年轻人的梦想。

A.罪恶与黑暗——正是18岁的成人礼（社会洗礼）;

B.展示人类精神“恶”的维度;

C.展示身体暴力、情感暴力与逻辑暴力（行为暴力、生存暴力、本能暴力）;

D.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

3.结尾的欣赏

（1）问题：故事的结束好像是开始，好像可以放在开篇，你怎么理解？

[链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列宁格勒》

[链接]余华论：音乐的叙述·叙述中的“轻”

这样反而让我更为仔细地去关注音乐的叙述，后我相信自己听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为美妙的叙述。在此之前，我曾经在《圣经》里读到过这样的叙述，此后是巴赫的《平均律》和这一首《马太受难曲》。我明白了柏辽兹为什么会这样说：“巴赫就像巴赫，正像上帝就像上帝一样。”

此后不久，我又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第一乐章里听到了叙述中“轻”的力量，那个著名的侵略插部，侵略者的脚步在小鼓中175次的重复压迫着我的内心，音乐在曾经认为的恐怖和反抗、绝望和战争、压抑和释放中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巨大和慑人感官。我第一次聆听的时候，不断地问自己：怎么结束？怎么来结束这个力量无穷的音乐插部？最后的时刻我被震撼了，肖斯塔科维奇让一个尖锐的抒情小调结束了这个巨大可怕的插部。那一小段抒情的弦乐轻轻地飘向了空旷之中，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有力量的叙述。后来，我注意到了在柴可夫斯基，在布鲁克纳，在勃拉姆斯的交响乐中，也在其他更多的交响乐中“轻”的力量，也就是小段的抒情有能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其实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

（2）叙事循环：回环不止，一切仿佛都在路上。

[开篇]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

[结尾]

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跑了起来。

但这一篇全文既没有写明远行的目的，而且“我”的旅行也没有确定的路线，因而小说的字里行间弥散着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漂泊感与不确定感。

好像是又要开启下一段的“出门远行”，这样的感觉是：渐行渐远，真是“远行”！

[评析] 这一环节是教学重点，也是难点。作者大体是以“远行”为课眼，按照“为什么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出门远行有何意味—远行有多远，远字有多远—如何看待远行中的暴力—如何看待远行中的结尾”这样一条课脉展开教学的。因此，实际教学看上去有些散漫，但内在的紧致性是有的。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情感、经验、眼光、角度沉浸式阅读，进行个性化体验和思考，多向度激活学生的审美认知，给学生留下了较为开阔的言说空间。因为教者阅读浩瀚，思考力强劲，且不断引入作者的创作理念或其他学者的评论，使对话始终极具高度和深度。

对话主要聚焦“暴力逻辑”“轻音乐般节奏”和“循环叙事”上——实际教学中，暴力逻辑的分析差不多耗时二十分钟，这些是文本的篇性，体现了教者独到的审美眼光。

不过，片面将暴力逻辑与余华童年停尸房边生活的经历，还有“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又如何能揭示教学目标中提到的“文字所承载的时代与个性思想”？

更何况，余华也写过满蕴友爱与温情的作品，如散文《竹女》《老師》《看海去》，小说《星星》在平凡生活中寻觅诗意，在令人惆怅的温情中徜徉的特征亦很鲜明。余华的创作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初充满温情的现实主义抒情小品，到展现内心与现实冲突的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暴力作品，再到完成内心从紧张到平和转变之后的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的长篇作品。评价其任何一部作品，如果不从这一整体发展的脉络来理解，恐很难公正、深入、全面。

五、结束语

日本著名史学家盐野七生在《文艺复兴是什么》“罗马篇”中说：“住在罗马市中心，意味着可以欣赏到三个罗马：一个是由街道和罗马广场构成的罗马;二是家中的罗马;三是屋顶上的罗马。当然，只有那些非常幸运的人才能同时享受到这三个罗马。”

每个人因着自己所站的角度与层次不同，因而所见也不同。我们应当不断地通过阅读、思考与写作，以提升自己，开阔所见。

[评析] 结语很包容，也很开放，充分彰显了对话的本质：不是征服与被征服，也不是彼此的妥协，而是基于独特视角、体验、思考的分享与生成，因而对前面环节中的部分偏颇语也有一种无形的反拨，自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教学效果。

【总 评】

小说教学，类性辨识是无法绕开的话题。问题是，如何进行“类性”辨识与开掘？

本文拟结合苏宁峰老师的这则教例，对之加以探讨。

一、处理好“类”与“类”的关系

这是就文类与文类（或文体与文体）的关系来说的，也指作家本人不同时期所写作品的“类”之间的比较——如散文与小说的比较，现实主义小说与现代主义小说的比较，作家本人与其他作家之间所写的同类或不同类作品的比较。

相同文类或文体的作品，文学理论中固然界定了其类性特征，但这些类性特征多是静止的、抽象的。直接授知，学生或可认知，但如果不注意与具体作品建立生命的联系，与其他文类作品互相烛照，类性特征永远只是冷漠的存在，并不能化为学生的审美体知，进而积淀为学生言语表现的势能。所以，处理好“类”与“类”特征的彼此烛照，对语文教师的专业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落实到具体作家作品的“类性”鉴别，亦然。

就单一作品看，的确无法置评，但是将该作家作品与别的作家作品联系起来看，或是将此作家前后期的作品放在一起观照，“类”特征便能水落石出。落实到本篇，则要自觉审视：现代主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到底有何区别？苏老师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设计中，他引入了北大学者陈晓明关于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差别的阐述：现代主义小说内在有一个统一构成的深度，是可分析可解释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不可分析的，它没有一个内在的深度性构成。

可是，苏老师仅停留于引述，并未结合作品让学生体知：本篇属于现代主义小说，其“统一构成的深度”在哪里？如果说后来的“暴力逻辑”“轻音乐般节奏”和“循环叙事”的分析，是“统一构成的深度”的阐释，则必须向学生点明并向学生解释：为什么这就是“深度”，三者之间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可是，无论是教学设计，还是现场教学，苏老师均未阐析，这便错失了类性辨识的契机。

事实上，苏老师的整个设计和教学也点到了现代主义小说的类性特征。在阐述这一点时，不妨先看一下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特征的阐释——

当你阅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时，你看到书中到处都在猛烈地抨击社会的浊流，但你感觉到，这种揭露黑暗的激情，恰恰来自于对光明的向往和自信……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却是在他们惊愕地发现太阳不过是一堆碎片以后。他们还会充满自信地去抨击黑暗吗？他们会不会感到恐惧、焦虑、绝望？在这种恐惧、焦虑和绝望的背后，是不是仍然期待着破碎的东西重新整合为完整的太阳？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又会嘲笑自己的幼稚，用幽默装点感伤和绝望。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想，破碎的太阳有什么不好，我们为什么不能习惯这种破碎的生活？说不定更好！让绝望、焦虑和感伤滚蛋去！我们要欢笑，用欢笑来嘲弄一切！当他们处于前者的精神状态时，他们属于现代主义，当他们走出了这种阴影，努力使自己习惯于新的破碎的生活时，他们进入了后现代主义。

据此，我们不难发现三种小说的类性差别：现实主义小说，在揭露黑暗的背后，有对光明的向往和自信在;现代主义小说，在表达恐惧、焦虑和绝望的背后，仍然有一丝理想的期许，只不过会用自嘲、幽默来装点感伤和绝望;后现代主义小说，则安于理想的破碎，心甘情愿地放逐绝望、焦虑和感伤，以欢笑嘲弄一切，颠覆一切神圣！

苏老师在引导学生体味暴力逻辑的过程中，也有让学生感受旅店、汽车、红背包等循环强调的意象;在阐释“远”的内涵时，也触及了“我”的理想世界，这些恰恰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类性。只不过，苏老师并未有意识不断点击学生的思维。如果注意点击，且能结合其他现代主义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作品，来强化对这一类性的体知，教学的深度与灵性则会一起飞扬。

小说其实也触及了“我”的暴力心理——粗野的口头禅就不说了，单是车未拦下，他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手里放一块大石子，就迥异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正派主人公形象。但是，这毕竟不是他性格的主流——主流是内心依然有良知，有激情，有守望。他觉得那些农民抢苹果是不对的，去阻止，鼻子都被打塌下来了，这不就是有良知，有责任感的表现吗？包括结尾的描写，苏老师也提到了。那个结尾，为什么不放在开头？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明亮的结尾——红背包，兴高采烈，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全是是希望的象征，说明“我”对这个充满悖论的社会并未彻底失去信心。蔑视、讶异、痛心，甚至以暴制暴，但并未彻底否定，彻底绝望，这正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类性。

后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纪90年代，虽然也风行了一阵子，出现了一些代表性作品——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染的《世纪病》，马原、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人也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诞生的作品《冈底斯的诱惑》《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褪色鸟群》亦成为一时之选，但后来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这些作家也很知趣地收手，有学者甚至称这种现象是一种“集体性的溃退”，个中原因正是缺失了光明的引领。

优秀的作品，一定是注意光明、黑暗两种色调的调和的。现代主义小说，尽管也曾引起接受上的抵制，但因为其中有光明色的调剂，所以依然能被理性的读者深度接受。教学中，如果点到这一点，是否会更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处理好“类”与“时”的关系

这是就文类与时代，作家反映的“类”现实、“类”命运与时代的关系而言的。

文类与时代存在着联系，这是常识。比如，词这种文类就与唐代经济的繁华，歌楼妓馆的兴起，还有新兴的燕乐有着紧密的关联。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柏格森的生命流动意识，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冷战”以及全球化进程加剧，社会矛盾不断涌现，整个社会滋生出对民主制度的怀疑以及对理想的幻灭感有关。落实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则又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入有着紧密的关联。

作家反映的“类”现实、“类”命运与时代的关联，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杜甫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韩愈的《马说》绝不仅是一己经历、命运的写照，也是整个时代，乃至历史上所有怀才不遇者的命运折射。缘于此，别林斯基说：“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人们在他的悲哀里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在他的心灵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灵。”作为语文老师，必须在引导学生解读文本时，注意到这一层的关联。

就《十八岁出门远行》来说。它表面上写的是一个个体事例——一个男孩子出门远行，遇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实际上，它表达的是一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生态——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还比较形而上。刚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人们对理想，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渴望与热爱。对于学子来说，读书、写作、奋斗，就是不折不扣的时尚，思考人生、生活的本质，几乎成了每一个人的自觉。

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里面写到了红背包、书、旅馆，还有远行这些意象，正是时代情感、心理的体现。文中的十八岁男孩，如出现在现实主义小说里，肯定要给他起个名字，甚至生活在哪个地区也会有所交代。但这里，只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我，这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不一样之处，更能代表“一类人”。为什么说他也揭示了时代的关系呢？因为他遭遇了野蛮抢劫，被揍得遍体鳞伤，但是并未觉得世界是黑的，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小说结尾，写“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正是一种象征性的暗示。

可是，苏老师在暴力逻辑的感知上用力太多，对上述的光明色有所触及，却并未深入。因此对“类”与“时”关系的把握，还缺少自觉。

三、处理好“类”与“篇”的关系

这是就“这一类”文本与“这一篇”文本的关系来说的。

我们不仅要关注文类与文类的关系，文类与时代的关系，作家本人同类或不同类作品之间的关系，作家本人与其他作家同类或不同类作品的关系，更要看到文类与单篇的关系，作家一类作品与单篇的关系，在多重关系的烛照中，将“篇性”充分揭示出来。

落实到《十八岁出门远行》，我们便需要审视：余华的“此篇”与其他现代主义小说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是否集中代表了其与众不同的言语表现个性和智慧？从这个角度说，苏宁峰老师组织学生解读荒谬逻辑的合理性——暴力逻辑，解读作品结尾处的“轻音乐”结构，解读叙事循环和不断重复的意象，的确对篇性开掘有着过人的敏感与深刻。

尤其是对轻音乐结构的关注，令人叹为观止。从音乐的元素解读作品，目前语文界鲜有涉及。偶有触及，便会光华四射。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方智范老师当年给研究生上课时强调，朗读《采采芣苢》一诗，不能只是一个節奏，得不断加快，以凸显漫山遍野妇女采芣苢的景象，还有那些妇女欢快的神情。受到方老师的启发，我在给学生解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也注意了其中古典音乐般的节奏——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舒缓;“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至“在星辉斑斓里放歌”——高昂;“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舒缓。至于说开头结尾的“我轻轻地招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更是舒缓的余调在回荡。

遗憾的是，苏老师捕捉到了这一篇性，并未让学生以读深化和内化，或与其他的作品会通——如《琵琶行》中的无声描写“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与音乐中的“轻”也有相通之处，极有可能使这一篇性审美走向虚空。

这种轻音乐式的结构处理，除了触及前面说到的“双色同体”规律——光明与黑暗两种色调在同一作品主体中存在，也体现了余华“双风同体”的现象——不同的文字风格在同一作家主体或作品主体身上出现，前面的文字带有一种粗野、冷峻之风，结尾的文字则明显带有温柔、明丽的抒情之风，这是颇为奇观的。

更为神奇的是，它还体现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倡导的“双性同体”的色彩——一部作品中，同时交织着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有点像中国太极图里面的阴阳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生化。如果说文中暴力逻辑的描写属于男性力量的话，那么对良知的坚守，对正义的维护，对理想的憧憬，则成了作品中的女性力量，这是小说的另一重奇观。

苏老师提到的叙事回环、意象重复，何尝不是女性力量的体现？这些文字，用墨虽少，但因不断点击，且在结尾处再次强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类性的强力凸显，也表达了余华对时代主流精神特色的体察。如果在教学中加以点染，则会锦上添花。

[作者通联：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女性体育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电影对“女侠”这一形象的塑造可谓由来已久。1925年《女侠李飞飞》的上映，更是让中国电影产生了“女侠片”这个单独类型。此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中的女侠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核心的“侠的本质”不变的前提下，女侠的形象又在个体性格和其代表的范式意义上产生了多元的变化。文章试图探讨中国女侠形象在多年发展中产生的多元范式，并探讨背后的成因及其局限性。总体来说，中国电影中的女侠形象以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点，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民国时期，其女侠形象的塑造体现着中国民族危机逐渐加深和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背景;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又可以20世纪80年代作为分界线，分为80年代以前和80年代以后。这两个时期的女侠形象，在“侠”本质不变的前提下，又分别体现了不同时代思想对其性格等方面的影响。

一、闯入者、民族图存者与性别构建者：民国时期的“女侠”形象

民国时期，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之际，因而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女侠形象皆与这种历史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闯入者

闯入者通常需要从外围闯入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达到改变或者影响原来环境的最终目的。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可以是空间上的封闭、思想上的封闭，也可以是情境或者处境上的封闭。

外国电影中有很多闯入者的例子。如一个外来者闯入一个思想相对封闭的小镇，给小镇带来了波澜。这里的外来者就是一个“闯入者”。相关剧情换到女侠身上，就体现为女侠需要从外围闯入，惩治恶人，解救受难者，以达到改变受难者原有困境的目的。以《儿女英雄》为例，影片讲述了一个清朝末年的复仇故事。故事讲述年羹尧的儿子年次武调戏十三妹何玉凤，并派人逼死了何玉凤的父亲。此后何玉凤为父报仇，在成功报仇后得知张金凤父女被困能仁寺，于是何玉凤最终大破能仁寺，救出了张金凤父女。何玉凤救出张金凤父女这一行为，打破了张金凤父女落难这一凝滞情境，使得事情出现转机。此后出现的以十三妹何玉凤作为主人公的众多电影续集，多为此类将受难者从险境中救出的剧情。

1930年上映的《荒江女侠》根据顾明道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方玉琴为报杀父之仇和岳剑秋一同来到鲁省，于路途中遇到妖道和妖僧，于是两人接连打败妖道、制服妖僧的故事。这里的方玉琴，正是改变影片原来被妖道妖僧统治的旧情境的闯入者。此外，1931年上映的电影《女镖师》，讲述了女侠剑秋与田飚、醉妃等反面角色的对决。以上这些女侠形象，皆可以归为“闯入者”，女侠的闯入，将封闭的困境打破，实现改变。

（二）民族图存者

民族图存者的形象诞生于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给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时期的孤岛电影界，创作了许多模仿的作品，创新较少，但其中由卜万苍导演的于1939年上映的电影《木兰从军》，却具有特殊的意义。

《木兰从军》拍摄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上海沦为“孤岛”的背景下。在这一背景下，《木兰从军》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种“借古喻今”。影片中的花木兰形象可谓英姿飒爽，在展现了极强的尚武精神的同时，也间接展现了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里的花木兰的形象，可以理解为一个在父亲年老后变为弱者后，帮助弱小并上阵杀敌保卫家国的女侠形象。借古喻今的前提下，花木兰这一女侠形象又成了一个民族图存者的代表，暗示着当时身处孤岛的广大人民加入军队，驱除鞑虏、保家卫国。

（三）性别构建者

民国时期的第三种女侠形象，是性别构建者。民国时期，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性地位逐渐由从属走向独立，而女性也逐渐由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新文化的传播者和引领者，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开始和这一时期的广大仁人志士一起，致力于中国女性的教育和培养。这一时期的女性不再是家庭和丈夫的从属，也不再是温柔、贤妻良母等词汇的代言人，正如“女侠”形象所展現的男子气概和英武潇洒的气质一样，女性同样可以是能文善武、英姿飒爽的。

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的性格，是由旧文化和旧社会环境所定义的。在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形象多为柔弱的、需要男人去拯救的，并应该是个孝女，是个贤妻良母。中国传统小说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就是“才子佳人”模式，如《好逑传》。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水冰心因反派人物的逼婚陷入困境，危难之际，男主人公铁中玉将其救出。故事中的水冰心虽然聪慧过人，几次运用自己的智慧击退反派，但其仍只是一个只能文不能武的弱女子，因此最终陷入险境之时还是需要靠男主人公的解救。在故事的最终，水冰心与铁中玉结成良缘，最终生儿育女，成了一个极为符合传统文化要求的贤妻良母。 而“女侠”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定式，赋予了女性强者的形象，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女侠片中都可以找到例子，如《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儿女英雄》中的红姑、《女镖师》中的剑秋、《荒江女侠》中的方玉琴、《侠女李飞飞》中的李飞飞等“女侠”形象，都是打破传统女性柔弱、可怜可欺、能文不能武形象的典型例子。

二、人化、边缘化、魔女化：新时期的女侠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和平时期。武侠片因为题材问题，早期以香港作为创作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也加入创作中。8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草根文化的逐渐崛起，追求个性化表达成为社会的主要潮流。这一时期民众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观众对于角色的审美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新的文化背景和新的思想潮流，都会反映在电影的创作中，正如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所述：“中国武侠电影从京剧、武术、文学中直接汲取了它的内在品格和外在形态，从西方动作电影和喜剧电影中汲取了某些表演形式，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定位。正如世界电影史上任何类型影片，都没有永久不变的同一特征一样，中国武侠电影同样没有百年如一的存在状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在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国武侠电影有着不同的艺术特征和精神风貌。”[1]影片特征如此，人物塑造也是如此。

整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女侠形象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二是80年代及以后。

80年代以前，表现女侠形象的作品有《关东三女侠》（1961）、《金燕子》（1968）、《云海玉弓缘》（1966）、《侠女》（1971）、《凤飞飞》（1971）、《铁娘子》（1969）、《女侠黑蝴蝶》（1968）等。这一时期影片中的女侠形象，大多都是上一个时期女侠形象的延续。不过，这一时期女侠形象的塑造也有亮点，那就是部分电影中的女侠形象开始更注重人化，注重展现女侠平凡人的一面。如1971年由邵氏兄弟公司出品的电影《凤飞飞》，讲述了女侠凤飞飞为姐报仇的故事。影片中，凤飞飞之姐被恶人杀死，凤飞飞苦寻杀人凶手，结果最后寻得的杀人凶手竟然是自己的未婚夫，而这个杀人凶手不仅是她的未婚夫，还是她父亲救命恩人的儿子，因此这一事实让凤飞飞动摇不已。影片展现了凤飞飞对于要不要继续报仇的动摇。最终，凤飞飞在姐姐孩子的追问下，下定了要报仇的决心。但故事的最终，凤飞飞仍未对未婚夫下杀手，而是将其交给了官府处理。影片展现了凤飞飞作为一个平凡的纠结、错愕等情绪，人物显得更加立体丰满，同时也更加“人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女侠形象的电影有《风尘女侠吕四娘》（1988）、《新龙门客栈》（1992）、《白发魔女传》（1993）、《英雄》（2002）、《卧虎藏龙》（2000）、《七剑》（2005）、《龙门飞甲》（2011）、《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2014）、《奇门遁甲》（2017）等。

综观整体，这一时期的女侠形象在整体的中国电影创作领域中，逐渐呈现被边缘化的趋向。这种被边缘化的表现为：以女侠为主角的片子越来越少，女侠更多地出现在以男性为主角的影片中，以配角的形式存在。多数情况下，女侠形象的存在是为了进一步塑造男性角色而存在的。如《卧虎藏龙》中的俞秀莲，就是作为男主角李慕白的红颜知己、一位武功卓绝的镖师出场的，其女侠形象并无太大的突破。俞秀莲的存在，更多的是以一个推动剧情的角色而存在。此外又如《奇门遁甲》中的铁蜻蜓和《龙门飞甲》中的凌雁秋等，其女侠形象都没有太大的突破，都更多的是用来进一步塑造男性角色的。

不过，这一时期的电影也有魔女化的女侠形象的出现。王亚珂在《女侠片：一次亚类型阐释》中指出：“……她们既有妖女的性格特点，也有女侠的品质标准，二者不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极端，而是相互存在的一个混合体。对于此类形象的塑造，会综合运用女侠与妖女的表述方式，使主人公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进而打破塑造女侠与妖女时所遵循的原则与规范。”[2]例如《白发魔女之明月天国》中的炼霓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魔女化的女侠形象，需要指出的是，炼霓裳虽然有魔女之名，但性格却与之前女侠的那种正统性格不同，其行事依然符合一个女侠的标准。在故事中，炼霓裳与卓一航一起，共同在西北与官民建立明月天国。炼霓裳的精神核心依旧是正统的侠义精神，因此将之称为一个魔女化的女侠形象是恰如其分的。

不过，这种形象也是有局限性的。“《白发魔女传之明日天国》中的练霓裳有着高强的武功和铲恶除奸的信念，被众多信徒拥护。但在遇到卓一航后，她却深陷爱情囹圄而失去自我，人物活动的轨迹只围绕着卓一航展开。这些看似携带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角色仍旧没能突破男权主义设立的藩篱。不具备颠覆男权秩序、构建女性话语的性别意义。”[3]此类影片中的女侠形象，实际上成了一种依附品，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和独立思想。

三、多元“女侠”形象之成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侠的形象也展现出了多元的面貌，而这背后的成因除了上文所述的社会经济变迁导致的社会潮流变迁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一）与创作的发展过程有关

在原有男性作为主角的故事极为常见的情况下，观众会出现审美疲劳，因此英姿飒爽的女性侠客的出现会打破这种审美疲劳，让观众感到眼前一亮。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自然也会对原有的女侠形象感到审美疲劳，因此魔女化的女侠形象开始出现。除此之外，80年代以后女侠这一形象的创作突破甚少，这也是创作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出现的困境。

（二）女侠形象本身可以带给人力量

在民族危机逐渐加深的民国时期，女侠是无助民众的精神安慰。如果说女侠片是一个“精神避难所”的话，那么女侠就是这其中的“精神安慰剂”。在危机之中，人们更倾向于希冀让平时不占据正统地位的人群带来改变，于是，女性便成了绝好的对象。危难之际，女性英雄将代替男英雄，实现救危扶难的目的。而女性本身具有的母性、善良、怜悯弱小等特质，也极其适合与传统的救助弱小、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相结合。因此，在危机加深的社会背景中，女侠会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样，让好人最终得到解救。女侠片所提供的是一种精神的“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正义会得到匡扶，邪恶最终会被打败。与男性作为主角的“避难所”相对比，女侠所在的“避难所”更加令人亲近，而女性可以是女侠的设定，更是给予了民众一种心理暗示，暗示民众本弱的群体也可以强势，也可以大杀四方，惩奸除恶。这给予了处于民族衰亡危机中的民众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即看似弱者的群体并不一定永远是弱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女侠在民国时期具有了“闯入者”和“民族图存者”的形象，这正是民众寄托在女侠身上的希望的体现。而到了现代，失去民族危机这个大前提后，和平时期的女侠形象就失去了过去那种急迫的精神寄托的意义，于是男权重回中心，女性为主角的武侠片也越来越少，女侠的形象更多的是作为影片中的配角而存在。

（三）与女性群体的意识演进有关

民国时期，随着自由、平等这些近代思想的传入，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都进入了一个激烈变动的阶段，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冲击和交融是这一阶段文化的典型特点。在这一阶段中，女性开始摆脱原来封建社会的从属地位，部分城市女性得以接受学校教育，女性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崛起。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类似，女性开始成为主角，成为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者。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教育的女学生的形象，她们多为归国的留学生，归国后致力于破除封建、教育女子等事业。因此可以想见，电影的这股女侠创作潮流与之也有联系，女侠因之成了电影中这股新势力的代表，成了当时的性别构建者。到了现代，女侠所具有的性别构建者的形象是贯穿始终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意识进一步提高。这也是为什么思想独立的女侠形象会受到欢迎，而失去独立意识、活着完全为了爱情的女侠形象被大家厭弃的原因。这也正体现了现代女性对于银幕人物中自身群体形象的要求，现代女性更愿意为个体独立的女侠叫好，并为之买单。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电影中的女侠形象呈现出了多元的面貌，但其塑造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电影中的女侠形象大体是符合旧传统的，这些女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传统的对抗，但其性格总体上还是旧传统对女性要求的展现。虽然魔女化女侠的出现在原本的旧话语体系下对道德要求进行了逆反，但这种逆反也仅是一定程度上的。与西方的女侠类电影相比，如《神奇女侠》《惊奇队长》等片中的外国女侠形象，中国电影的女侠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交融碰撞的产物，她们身上体现了很多的传统话语要求。因此，中国电影女侠的归宿依然是爱情与家庭，甚至有很多女侠的生活重心就是爱情与家庭，这与外国女侠对待爱情“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点缀”的塑造还是有差距的。如何在意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突破藩篱和窠臼，对女侠形象进行新的开发和创新，创作出更具突破性、代表性的女侠形象，是中国电影界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40.

[2]王亚珂.女侠片：一次亚类型阐释[D].福建师范大学，2015：33.

[3]龙静怡. 21世纪中国武侠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湖南大学，2018：36.

女性体育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被誉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可以叫城市化）的历程表明，它是在农民无处不在地参与建设和牺牲贡献中进行的，这些参与和贡献既包括农民持续不断地在城镇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有形参与，也包括被誉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城镇化模式形成中的制度贡献。让这种以农民参与为显著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成果反哺农村，让其多方面的民主效应造福农民是其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我国的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的做法，事实上即使为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美国城市化发展也存在着对农民不公或野蛮劫掠的诸多问题。我们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以释放城镇化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为重要目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造福农民；城镇化；农民贡献，必由之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化（urbanization）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可以叫城市化①）的历程表明，它自始至终都是在农民无处不在地参与建设和牺牲贡献中进行的，依靠农民的广泛参与和牺牲贡献成功完成了快速城市化进程是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个特点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应是城乡一体化与惠及乡村的历史过程，应在反哺农村与造福农民中彰显其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多方优势与获得今后发展的持续动力。

一 、我国各地农民以多种方式推动全国城镇化的迅速发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农村政策重大调整是废除配合与支持城市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向城市地区与非农产业转移成为一个无法逆转的发展趋势。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和沿海地区大规模地转移，我国城市化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17.9%，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2012年我国达到52.6%，全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15年年底，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1.07亿人口中城市化率46.85%，自2010年以来年均城镇化率提升1.61个百分点[1]。我国城镇化的这一快速提升直接受益于农民的广泛参与和牺牲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借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一飞冲天”的优势国家进行补课性质的发展中小城镇，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与数量受到严格限制，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第二阶段（1985—1995年），逐步解除大城市发展多种限制，对农民工进城的态度从政策默许转向鼓励支持，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参与大城市城区扩张与容纳人口急剧增加；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政府首提“城市群”概念与实施“以大带小”和“城市群”为核心关键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效地转移农业人口为城镇人口[2]。经过这三个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拉近了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的差距，也由1978年的20.5个百分点，缩小到4.3个百分点左右。”[3]不仅如此，30多年来城镇居民住房条件获得了根本性改善，交通运输、道路桥梁、水热气供应、电力电信、防洪排涝、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市政工程设施与就业服务、文化教育、娱乐体育、商业服务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得到同步发展。

在我国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进城创业就业成为城镇化的主动力。据统计，我国城镇人口由1978年1.7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6.9亿人[4]。其中绝大多数新增城市人口都是农业转移人口，这些人口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巨大经济需求与社会财富。多为农民创办的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在县城和小城镇的集聚更是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二是农民是城镇化的主要建设者。农民工占整个全国建筑业从业人员的80%，在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所有城市中最脏、最累、最差的基础性工作几乎全部是由农民“承包”的。在30多年连绵不断的城镇化过程中，各地农民在推动城镇化发展中至少创造出如下几种模式：

1.苏南模式。所谓“苏南”主要是指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级市及所辖的12个县级市为主的地域。改革开放造就了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苏南模式。在制度创新上，通过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自费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外向带动战略，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其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政府推动上，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内向型经济转到外向型经济，引进大工业和吸引大量外资，有计划地发展工业园区，使农村城镇化发展走向了“三集中”的良性发展轨道。

2.珠江三角洲模式。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和试验区，范围北起花都、从化、增城、清远市，东到惠州市，西到肇庆，南部包括江门市的全部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农村工业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产生了大批的现代化小城镇以及规模较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齐全完善的建制。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最基本特征是城乡融合发展与接纳了1 000万人的外来打工人员。

3.温州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的经商、手工业才能被激发出来，一开始就形成了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小城镇、供销员四位一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温州的工业化战略是一种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发展战略，资本的原始积累表现为人力资本收益的过程，由此导致了温州地区民营经济的空前活跃，这种经济活跃又催生了以农民自己集资建设小城镇的城镇化模式。这种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加快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化的转移、乡镇企业的非常规的灵活发展。

4.上海模式。1985年由上海市土地局、农委等政府部门提出的“三集中”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三集中”指的是农村人口居住向城镇集中、农村工业企业向乡镇工业园区集中、农业耕地向农场或农业大户的集中。这是上海市郊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建立现代化农业的指导模式，在上海地区取得了很大成功。“三集中”模式既符合“控制人口、节约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又使乡镇企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的良性发展轨道，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包含着农民的艰辛努力与巨大牺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始，我国农民就为国家工业化起步和对城市优先发展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据相关资料记载，“早在1952年到1978年，国家就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取资金9 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到1994年间，国家又以‘剪刀差’的形式再次让农村无偿贡献出15 000亿元。农村每年平均向城市贡献938亿元”[5]。由于长期城市本位的“取多予少”或“只取不予”的不合理政策，直接造成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发展乏力与“贫血”，直至改革开放前夕农民只有求不饿死的基本生存保证，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现代化只能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田园梦想。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进城市务工和生活，不仅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对城镇化的推进和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0多年以来，年轻体壮和富有创意的农民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进城市，为我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优质劳动力，在根本意义上解决了城镇劳动力供给长期结构性匮乏的社会痼疾，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而且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降低了工业化的人力成本。“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交流的新通道，使工业化发展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相沟通，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迅速发展对劳动力不断扩大的需求。……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7.6%，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6]

1.在第三产业方面，农民更是以其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与不讲条件的就业姿态遍布各个产业角落。在很多大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农民成为建筑、纺织、环卫、零售、餐饮、家政等行业的主力军。农民进城务工使第三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得到补充，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伴而生的，农民进城务工是全面推进城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2.在城市消费方面，农民对城市消费的冲击是直接的。从消费规模上看，农民进城务工扩大了城市消费规模，不仅表现在对住宅、食品、服装、日用品与交通工具的需求，而且也表现在对教育、文化娱乐、消遣等精神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利于拉动城镇消费需求，促进了城镇经济发展。从消费结构上看，农民在城市就业谋生的同时，还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消费结构，即以基本生活资料为主体的普通需求在整个城市消费的比重增加，使消费的类别更加多样化和多层次化。从消费水平上看，农民进城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廉价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提高，农民带去的农村优秀工艺和烹饪等技艺又使城市居民的消费内容更加丰富、消费选择更加多样。

3.在对改革进程的推动上，农民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也是我国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动力，这些力量又是市场拉力、内在推力和政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首先，农民的就业流动加速了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即对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就业制度带来挑战，为冲破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统一的城乡劳动关系和就业制度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次，农民的流动就业促进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农民工通过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创造性地把“三农”问题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耦合在一起进行自主解决。农民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为工业增加了竞争力，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也为改革增添了动力。例如，河南固始县通过劳务输出造就了一批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县城及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可称得上农民外出务工传递带动发展的典型[6]129。再次，农民进城务工也推动着城市政府不断增加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着城市化、城镇化的不断升级，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在当前城镇化发展付出的惨重代价与做出的巨大牺牲：一是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巨量的“半城镇化人口”融不入城市社会而处于城乡之间痛苦地摇摆之中，流动人口边缘化、中国特色的贫民窟等词汇的出现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二是“民工潮”已经成为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例如，造成留守儿童缺失正常的父爱或父母之爱，留守老人缺乏正常的子女赡养，不少农民夫妻因长期分居而离婚等，再如造成“三五”农民被迫外出流窜打工与生活艰难的社会问题。三是农业经济的“空心化”与农村聚落“空心化”加剧，直接造成农村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条件、公共服务体系更加落后，直接导致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医疗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现代化进展缓慢甚至农村日益凋敝的问题令人忧心忡忡。

三、我国城镇化应该走出造福农民的特色化发展道路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倡导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来缩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邓小平不无忧虑地指出：“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能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7]。习近平也多次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与强调了要通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城乡关系，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今后城镇化建设毋庸置疑地要走出一条造福中国农民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这种新型的城镇化建设不断地解决农村贫困落后这一发展短板问题与增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我国的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特别是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即使为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美国城市化发展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美国西部地区至今犹存的数量庞大的流动季节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中没有希望的失业者，他们不少是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家园与土地的印第安人后裔，不时地激发社会冲突的美国种族、失业等社会之痛，实际上也是美国未能消除的农村危机，把他们转移到城市里面而造成的。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二者之所以存在着如此大的“数字鸿沟”，就是因为存在着漂移在城乡之间的1.5亿常年性流动的农业人口，他们未能或者不愿意获得城市户籍而一直处于无法实现永久性迁移的“半城市化”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吸引农民进城的做法多数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从而形成了单身型、钟摆式而非永久性家庭式的农业人口迁移模式。这种城镇化方式让流动人口家庭看不到成为城市人的希望，而且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正常生活，甚至造成家庭分解而出现诸多的复杂社会问题。近年来涌现的农民工“返乡潮”“民工荒”等现象就是城镇化未能充分彰显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的必然结果。

现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把造福农民作为主要的城镇化目标。例如，城镇化重点可以调整为县城、中心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等贴近农民生活实际的段位。当前我国中小城市城市化率为34.9%，远低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德国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8]。考虑到农民工在大城市无法市民化的民生疾苦（据统计，农民工总量65.4%集中在东部地区，64.7%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而667个城市中约2/3出现交通在高峰时段发生拥堵等不堪重负的民生痛苦，因而城镇化的重心下沉是我国改善城乡居民民生的现实理性选择。再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城镇化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阶段后，外来工进城后的住房基本上都是政府集体提供的，香港接近60%的人口居住在公租房里面，新加坡的组屋及其供应办法类似于香港的公租房，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城市是人类多样鲜活文明要素的聚集地，也是改善民生的现代平台。融入城市和成为一名城市居民是亿万新生代农民的共同梦想；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目前51.3%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游动于城乡之间的2.6亿农民工群体，如果以户籍为统计口径只有35%，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或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4]。随着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兴起，城镇化不仅可以成为中西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而且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就业机会、环境优化等可以预期的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我们很好地以人为核心、以造福农民为重要目标来推动今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1.城镇化造福农民最实质的意义是实现由原来的农民家庭变成新市民家庭。这个过程应该是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为新市民家庭创造出足够稳定的家庭收入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考虑到农民家庭子女平均数多于市民家庭子女数，其平均收入不能太低），解决养家糊口之外的养老、子女受教育等家庭问题的政策支持与社会环境。例如，发展大量的能够吸收农村妇女或老人城市就业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第三产业。

2.城镇化造福农民的程度与对现有城镇发展去利益化改革紧密关联。要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不平等待遇和差距，还原户籍登记功能和突破以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目前，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将户籍与福利脱钩，实现城市财政支出和公共产品提供对所有居民无差别、全覆盖，使常住城市农民工家庭迁居城市并安居乐业。目前最有可能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是8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来自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有着较为强烈的市民化愿望和在城市发展的实际能力，在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前提下，可以和城市居民获得相互无几的收入。这个群体市民化的程度与水平是观测未来十年城镇化程度的晴雨表，并直接影响农民对城镇化前景的判断与参与的热情。

3.城镇化需要不断地创造出造福农民的前提条件。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决定的承载能力要与容纳足够数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相适应；提供廉租房或者以土地换住房等社保措施来解决新市民的居住问题；乡镇企业要尽可能地向城镇或靠近城镇集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产业要予以政策倾斜、扶持发展以吸纳农村转移人口中的老年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应该逐步实现基本同价以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就业等。

4.建立农民市民化的自由退出机制，允许市民化后的农民还保有重新选择做农民的自由（不愿意在城市做贫民的权利），应该明确规定户口迁入城市的居民保有农地承包权和集体成员权等。以经济为主导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突破“行政化”束缚，改变按行政级别为级差化的资源分配模式，形成经济力量主导的城镇化格局。

5.城镇化造福农民的愿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今后城镇化不能再沦为一哄而上的“造城”运动，它需要建立在专业分工和持续的劳动生产率改善的基础之上。农村大学生比重的连年下降折射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的巨大鸿沟需要政府努力去逐步填平。无论是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方式、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都要进行以适应城市为特点的转变性适应（马克思称的“惊险一跳”），还是未来“无土一代”农民 90后的一代农民被誉为“无土一代的农民”，他们大多数没有分到土地，也没有农业的生产技能与经验。在他们的成长中，城市生活早就通过电视、手机等大众传媒成为他们当然的生活目标与理想，他们当中很少人想回家当农民，就此而言，打工进城成为他们人生的一条艰难的“不归之路”。在市民化转型中对身份障碍、就业障碍、社保障碍、子女受教育障碍等的跨越中，政府都有着义不容辞援手解决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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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国强. 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83-285.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103.

[4]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N].人民日报，201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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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长赋. 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8-109.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

[8]丁声俊. 德国小城镇道路及启示[J].世界农业，2012，（2）.

〔责任编辑：崔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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