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精选10篇）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第1篇

(一)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

在好莱坞电影越来越程序化与教条化, 几乎每部影片都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情况下, 人们审美趋于疲劳。求“新”求“变”的欲望动机越发强烈, 当朦胧愿望碰上现实不可逃避的时代背景时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下, 好莱坞电影所营造的梦境已无法满足面目疮痍的欧洲国家, 迎合他们的电影是他们的所求。新的电影运动一触即发:“时代背景和个人体验结合起来, 孕育出一种新的电影观念和电影风格, 我们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

这类电影从纪录片中汲取养分, 以纪实为美学标准, 以反映社会的日常生活, 纪实的风格, 不寻找明星扮演, 不给观众以明确答案为原则去拍摄制作。

但是带有极端纪实风格的影片风格也是新现实主义运动败落的根源。只是将问题尖锐摆在观众面前而没有给出解决方法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给战后绝望的人民更多的压抑, 人们不能从中找到希望。同时, 随着战后经济的逐渐复苏, 人们内心的失落逐渐消除, 此类电影再也难以和受众达以共识, 也是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新现实主义电影出现并不是昙花一现的, 它的出现影响了以巴赞为代表的法国纪实电影学派, 现实主义美学更多来自于其中。

(二) 新现实主义电影对《一次别离》的影响

1.“还我普通人”专注于日常的选题

影片《一次别离》以一对夫妻西敏和纳德, 一个为了让女儿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一个为了照顾年迈患有痴呆症的父亲, 因移民产生矛盾要离婚为切入口, 视角独特又顺理成章的深入伊朗普通家庭之中, 旁观记录着一个意外导致的纷争:各种阶级、道德、法律、宗教间的矛盾逐渐脉络清晰的交织展现在我们前面。这种只有在伊朗, 宗教规范严格的国度才会产生甚至推动整部影片发展的剧情:伊斯兰教旨不可和丈夫以外的陌生男人有肢体接触, 但是瑞茨迫于欠债瞒着丈夫在纳德家中照顾老人。

这样的创作手法符合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格特征, 关注普通伊朗人的生活反映伊朗社会现实。两个不同阶级的家庭同时在法律与道德面前产生危机, 纳德为了躲避逃狱之灾谎称不知道瑞茨怀孕;瑞茨为了躲避丈夫责难和犹豫于能救家中于水生火热的赔偿金而不敢告知流产是车祸造成。在法律与道德面前, 伊朗社会的凝聚力开始分离, 那种人物对于现实重压下的无力反抗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下的人文情怀有一丝神似, 平民的那一种质朴善良在多事件写实表现下展露无遗。

相比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时期的电影, 例如:桑德斯《艰辛的米》、谢尔米《希望之路》、德西卡《温别尔托.D》等所表现出的战后人民苦难没有出路的结局, 《一次别离》在结局却有了改变, 索玛耶由开始不愿离开父亲, 在父母之间摇摆不定到最后法庭判决时哭泣着坚定说:“不用再想了, 我已经确定了。”电影以夫妻二人各占画框左右两侧的门内门外的固定长镜头为终, 忐忑带有期许的二人并不代表着社会新一代人的想法与决定, 导演一反新现实主义电影结局的消极态度, 以两代人的视角清晰的阐明自己的希望, 上一代的社会矛盾希望由新的一代去理清决定, 新一代的年轻人在这个国度内将犹豫不决去除变得坚定。

2.“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的拍摄方式

“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这一口号最先是由新现实主义重要的剧作家和理论家柴伐梯尼提出。为了缩短银幕和生活之间的距离, 倡导外景拍摄, 以自然光的运用、造型和布景的自然化实景化等。依旧是《一次别离》的最后, 夫妻二人离开了法庭在走廊外等待女儿最后的去留, 法庭等候的走廊人来人往, 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 经历过波折价值观彻底分裂的家庭已不再是片头开始, 因移民问题争吵着闹离婚却并不是真的想分开的两人。沉默与无奈充斥着主人公的情怀, 整部影片的唯一配音渐起, 依旧匆忙杂乱的法庭外廊, 两人的沉默与周遭形成对比, 被音乐烘托出的压抑在结尾蔓延, 看似未知的结局促使着观众不断带入情感。如纪录片放置一旁以固定长镜头及景深镜头客观记录一般主人公融入周遭的人慌乱嘈杂的环境气氛中。这种“长镜头现实主义美学”来自于安德烈巴赞, 长镜头理论的纪实美学完善了经典电影理论。不分切画面以联系不断的法院场景真实再现着画面中人物的连贯行为动作来呼应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长镜头要求:“新现实主义电影采用的长镜头, 是用连续摄影法拍摄的景深镜头, 强调的是镜头内部的空间调度和场面调度, 从而在一个统一的时空中相对完整的展现动作和事件。这样, 长镜头对现实的表现就具有空间的完整性、时间的连续性和影像的客观性。”

3. 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贯彻其中, 强调角色信仰

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识, 伊朗电影同样强调人道主义精神, 强调角色的信仰。就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塑造、人文精神、艺术手法与表现手段运用上而言, 《一次别离》无疑是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但罗伯托罗西里尼说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新现实主义。”伊朗电影在政治宗教上接受严苛的电检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想拍出男女关系的电影很难, 因为根据伊斯兰法则, 女人只能与家人有较亲近的关系, 在银幕上不可露出头发, 需穿着松垮的衣服遮住曲线, 扮演的夫妻不可有身体接触, 除非他们本来就是夫妻, 甚至在家中场景的戏女人也不可以露出头发。女性在伊斯兰社会中的地位是极低的, 有“四个女人才能抵一个男人的说话”, 在女权主义电影一直备受压迫的伊朗社会, 电影《一次别离》从剧情设置到对人物形象的设计既巧妙地规避风险又深刻展现问题。

结语:

早在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在戛纳摘下金棕榈奖时电影界就发现伊朗电影界仍旧盛行着现实主义电影。伊朗电影在“伊朗新浪潮”的洗礼下诞生出了带有自己本土特色的影片, 以质朴与真实感人, 将真诚与单纯传递给世界。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外延影响至今且不断变化, 《一次别离》便是一部有专属自己“纪实风格”同时又紧紧的抓住纪实与关注普通百姓两个要点而产生的佳作。是本土化对新现实主义的重新诠释, 也是电影艺术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的成功范例。

参考文献

[1]阿斯哈·法哈蒂博源译《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世界电影2012.8

[2]阿立·蒋敬.《穆斯林妇女丛谈》[M].北京:伊斯兰文化与联络组织翻译出版社, 2005

[3]《电影》杂志1942年146期彼得朗吉评论鲁奇诺维斯康蒂影片《沉沦》

[4][英]罗伊·阿米斯, 沈善, 译.《二十年后回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J].世界电影1980.4

[5][美]路易斯.贾内梯斯科特.艾曼焦雄屏译《闪回电影简史》 (插图第六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7

[6]谭水漩《浅析电影〈一次别离〉的叙事结构特色》名作欣赏2013.7

[7]王志敏《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6

[8]肖体元试论新现实主义电影[J].重庆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9]熊立张丽娜《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体——论电影〈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中的女性形象》电影长廊2012.4期

[10]张专《西方电影艺术史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

[11]张朝丽徐美恒《中外电影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10

坚守——让梦想成就现实 第2篇

从小，我就对音乐有一种痴迷和亲近，喜欢对着磁带跟唱，喜欢学着歌唱家的动作模仿，喜欢弹奏动听的歌曲，音乐天天伴我入眠，寂寞时音乐给我快乐，伤心时音乐给我安慰，让我真切感知它是心灵的声音、是情感的诉说。每次看了“中国好声音”，我也渴望在那闪烁的灯光下歌唱，把美妙、励志的歌声带给所有人，传递社会正能量，焕发生活的激情！

梦的实现，自身因素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坚守。许多人认为，只有梦想成为现实才有价值，但我却认为，奋斗与坚持、追梦与圆梦的过程才是最精彩的乐章。前进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但我想，只要坚守那份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梦想就一定能成为现实。世界上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恐怕有两种：鹰和蜗牛。不管是天资优秀的鹰，还是资质较差的蜗牛，能登上塔的顶端，都离不开两个字“坚持”。缺少这种精神，哪怕是高飞的雄鹰也只能空振羽翅，望塔兴叹。有了坚持的精神，哪怕是行动迟缓的蜗牛也能够雄踞塔顶，观千山暮雪，渺万里层云。

全球化融合与本土化坚守 第3篇

[摘 要] 指出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要获得消费者青睐，必须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兼顾在地化，一方面采用顶尖科技和优质服务来提升产品品质，同时又要以入乡随俗的销售方式获取消费者信任。深入分析日本纪伊国屋书店这一跨国文化企业的典型代表，其在扩张进程、商品选择、促销方式和全球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和特色，在全球化扩张与本地化实践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创新，能为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借鉴经验。

[关键词] 全球化 连锁书店 国际战略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4-0111-03

[Abstract] Point out that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to move forward with integrating strategies both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o attract consumers. Take Kinokuniya as an example， which has met with recent succes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xtension， merchandise selection， promotion modes and global operations. Kinokuniya has achieved some cultural innovation based on its global as well as local practice，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domestic cultural enterprises to enter the world market.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hain bookstor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各国大型企业都在积极向外扩张，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发展机会，以便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如今，这一商业逻辑不仅适用于普通的制造业，同样也适用于以特色文化和创意思维为特点的文化企业。以书店为代表的文化公司正在打破国界的限制，实现资本、信息、人员、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纪伊国屋书店（Kinokuniya Shoten），简称纪伊国屋，是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它不仅在日本本土有60多家店面，还在国外开设了20多家分店，分别位于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纪伊国屋秉持着“与人相遇，和书相会”的经营理念，以全球化运作为立足点开展营运活动，不仅所有的海外分店都沿袭最原汁原味的日式特色规划，让书友们能够感受到独一无二的日本风情；同时，各地还因地制宜地设计适合当地发展的战略，基于各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偏好有针对性地推出经营策略，促进企业品牌的国际化传播和各地营销业绩的提升。

1 企业选址战略：相时而动，共享资源

纪伊国屋分店在世界各地的选址都颇具特色，多会选择在一些以风格多元化与历史包容性著称的区域。这些社区具有文化混杂的特质，当地居民对异域文化更具有好奇心与探索欲。此外，企业在选择店面时还充分关注文化集群的关联意义，尽量与当地的其他日企强强联手，以分享客户密集的效果。据观察，纪伊国屋书店在海外的地址常常与新大谷酒店、大丸百货店、三峰日本语学校等日企群聚而建。这一方面有利于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资源的共享，节约运作成本，产生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能促进行业间的关联与合作，带动所在地区日本文化特色的形成与传播，促进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纪伊国屋书店早期的发展强调“专而精”，主打日本特色，一般店面的筹备时间以一年为期，营业面积维持在中小规模，所经营的产品面向特定的目标客户群，具有精品化特色。从迪拜分店开始，书店开始以“主战场模式”为经营理念，强调“大而全”，投资规模不断增长、占地面积不断扩张、经营的商品种类也较以往更为繁多。“主战场模式”能够提供更为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面向更广泛的客户群，可以帮助企业迅速占领当地市场。相继开业的吉隆坡店、曼谷店、悉尼店等分店纷纷以综合性经营为综旨，书店都具有规模大、种类全、体验好、信誉佳等特点[1]。

“书店风景”也是纪伊国屋在经营中的一大核心理念。每家店面都会聘请专业的建筑设计师来设计室内空间，利用氛围来唤醒、培养新的消费者。书店的风格与城市的气质完美融合，店内每个细节都质朴且温馨，方便读者以书店为平台开展学习、互动和交往。同时，各店的创意设计极大地提升了书店的知名度，不少分店甚至进入当地的旅游名册中，成为所在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纽约分店。新店装修时聘请了日本知名漫画家井上雄彦来店内画了壁画，新颖别致的美学风格不仅装饰了室内空间、提升了店铺形象，同时也迎合了漫画迷的喜好，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合影。目前，这家店铺已经变成纽约市一个旅游景点，很多世界级媒体都在专栏中积极介绍这家书店，推荐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2 商品选择哲学：坚持特色，包容多元

纪伊国屋在经营中将日本文化作为海外战略的一大金字招牌。店内浓郁的日系风格和日本风情让纪伊国屋不仅是一家书店，更像是日本文化的传播平台。众所周知，日本动漫、漫画、日剧等文化产业的兴起让日本文化在世界各地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粉丝，也让“哈日”潮流成为一种全球风尚。纪伊国屋在全球扩张中充分利用了日本文化的影响力，并积极将这种影响力变现为一种商业发展力。书店不仅提供大量原版日本漫画书，同时也提供一系列相关衍生品。这些带有日本风情的商品在各国都获得了“哈日”粉丝的青睐。值得一提的是，定期举办各类文化休闲活动也是纪伊国屋在经营中的一大亮点。书店通过插花表演、日语研习班等活动彰显日本文化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在读者群中营造对于日本本土的感受。现在的纪伊国屋集结阅读、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多重功能，让进店的读者感觉不仅是在逛书店，更是在参观一家日本博物馆。

纪伊国屋书店在经营中关注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巨大潜力。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有绝对优势的大企业常常会忽略某些细分市场或者小众市场。这为一些以特色经营为导向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这些企业通常会选定一个很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作为自身的发力点，集中力量进入并成为领先者，并借鉴自身的专业优势完全占领市场，同时建立各种壁垒，逐渐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纪伊国屋主宰的利基市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其一，市场规模足够小。今天，在任何一个城市对日系文化的追捧和热爱都是小众行为，不足以吸引当地企业的关注。其二，实力足够相称。纪伊国屋扎根于日本国土，深谙日本文化的前沿信息，了解“哈日”群体的心理诉求，具备充足的能力和资源为粉丝提供目标产品和服务。其三，信誉足够好。作为一家日本企业，纪伊国屋较本地的竞争者更能提供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产品，有更多的渠道来提供漫画书籍或签售活动。事实上，利基市场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边际利润。克利福德（Clifford）和加瓦那（Cavanagh）的研究表明：市场利基者更容易了解它们的目标顾客群，比其他企业更能为顾客提供所需产品，因此增加了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能够获得较高的边际报酬[2]。今天，利基市场之所以能够获得较高的营业收入，正在于其具有“低需求量”和“高利润率”的特点。由于顾客有明显的区隔性，企业提供的产品也更具独特性，因此产品的定价往往远超成本。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纪伊国屋书店售出的书籍单价之高令人咋舌，但是依然阻挡不住一大批“哈日”粉丝蜂拥抢购。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和产业环境里，纪伊国屋书店依靠独特的产品大获成功。

3 品牌创意营销：传播文化，激发兴趣

文化差异和融合是跨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首要难题。任何一家全球企业在落户本土市场时都会面临消费者的怀疑和排斥，因此跨国公司必须建立全新的文化机制来克服文化差异，以独特的产品和创意营销来赢得当地消费者的信任。大部分跨国企业在实践中渐渐意识到“全球视野、本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重要意义，他们注重本土关怀与当地居民的利益，积极融入各地青年的消费场域。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书店开始成为一个容纳东西、包容古今的场所，纪伊国屋书店也不例外。

在世界各地的纪伊国屋书店中，我们都能够发现最前卫、最专业的外文书籍；与此同时，日本最新的杂志也能够通过特定的发行渠道迅速上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店还为各国读者提供专属的订购与销售服务。更有甚者，为了提高书店在当地的口碑，纪伊国屋书店的营销服务也在不断创新。一方面，书店摒弃粗放式、大众化的销售模式，深入挖掘每本书背后的故事，将书籍以精品化的方式向外推广，并通过举办特色签售活动进一步提升每本书的附加价值；另一方面，书店借助新兴媒介和特色服务来打开销路，不仅在平日通过新兴媒体宣传产品特点和优势，还会在各国的传统节日入乡随俗地开展营销活动，提供超乎用户期望的体验，正向激发、引导并提高品牌的口碑。

借助文化热点，也是纪伊国屋书店进军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方式。日本战国电影《将军》在美国走红后，吸引了大量美国受众关注日本文化。纪伊国屋则选择在这一时期登陆洛杉矶，极大地迎合了影迷们对日本文化的猎奇心理。书店一开业就吸引了大量日剧爱好者前来参观，让书店在当地人气暴涨。悉尼分店则采用真人秀（cosplay）营销的形式来宣传书店。所谓真人秀营销是指通过模仿、装扮虚拟世界的角色来开展营销活动。这一举动能打造书店时尚前卫的青春形象，吸引年轻受众前来书店参观体验。为了促进真人秀活动在当地持续下去，形成良性循环，书店甚至为自愿进行真人秀演出的顾客提供九折优惠，鼓励更多消费者加入其中[3]。事实上，这一方式不仅活跃了书店气氛，也增加了“哈日”粉丝的凝聚力，可谓一举两得。

4 企业跨国运营：注重调研，放权当地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中，市场调研能够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国家的商业状况，便于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纪伊国屋十分注重市场调研。新书店开业之前，企业通常会与当地信息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调研工作，便于企业正确评估自身的市场地位和产业竞争力。例如，在新加坡分店的筹备阶段，纪伊国屋就与新加坡国立图书馆进行密切合作，共同调研与书店相关的市场信息，主要包括：当地日本人的规模、日本企业和公司的员工数、日本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普通日语学习者以及当地的“哈日”粉丝数等。这些资料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发现市场机会，开拓新市场，同时能够帮助企业在未来的经营中做出正确决策，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4]。

如何做到分权与放权也是跨国企业在经营中的一大难点。纪伊国屋在各地经营中能够做到有效授权，将庞大的组织目标分解到不同的分店、不同的管理者身上，促进每一个职员以加倍的责任心投入企业运营。对于庞大的跨国企业而言，有效授权能够促进各个分店提高运转效率，提升工作积极性、自主性、灵活性和能动性，也能让各地的营销活动更接地气、更具影响力。目前，纪伊国屋在各地的开店流程主要是“当地提出开店方案—海外本部进行研讨—董事会进行决定”。从中可以看出，当地的开店意愿和营销动力是海外分店能够建立的核心因素。在具体实践中，各个分店也拥有更多的权限去设计适合自身定位的特色活动，推出的营销方案也更贴合本土实际，能够带来较高的工作效率和优异的市场业绩。

目前，中国文化企业也在积极践行“走出去”战略，但由于对跨文化传播和文化融合的相关问题缺乏认知与了解，导致在经营中面临诸多问题。未来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际企业的经营经验，倡导多元文化间的尊重与理解、学习与沟通、磨合与适应，按照“先易后难，逐步升级”的战略选择华裔较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先期投资，同时保持长远的视野，关注文化产业的长线价值，促进我国文化在复杂多变的海外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注 释

[1][3][4]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 サービス産業の国際展開調査： 株式会社紀伊國屋書店[EB/OL]. [2010-03-15]. 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industry/ service/interview/pdf/kinokuniya.pdf#search='%E7%B4%80%E4%BC%8A%E5%9C%8B%E5%B1%8B%E6%9B%B8%E5%BA%97+%E6%B5%B7%E5%A4%96+%E6%B2%BF%E9%9D%A9'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第4篇

当今中国的影视行业队伍已很庞大,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崭露头角,虽然他们的作品不断地丰富着中国电影市场,但其创作水平还有待提高,作品的艺术性也待进一步锤炼。如今世界已经是一个网络化的“国际村”,各种类型的电影节和影展活动十分频繁,各种影视传播的渠道也越发便捷,各类不同的受众群体对影视作品的需求也更加多样,这与以往传统电影行业的环境迥然不同。现在的年轻导演如何在娱乐化和需求多样化的电影环境下进行有价值的艺术创作,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就贾樟柯个人创作而言,其创作的方式和目标一直很明确,就是持续探索如何在以西方电影体系为主的审美要求下,创作出把中国文化内涵和西方技法相融合的现实主义美学,以展现中国农民工的影像特征。贾樟柯将人物命运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并用西方现实主义美学的镜头结构将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使中西方两种文化在这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彼此交流融合,创作出富有饱满现实情感的作品。众所周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电影艺术表现的手法由来已久,这种风格早在新纪实运动的影响下就已经崭露头角。现实主义的影视作品以拍摄风格和记录对象为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是通过电影的镜头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哲理,例如:近期广受好评的电影《路边野餐》(2016),在此部影片中,导演毕赣把镜头对准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通过对周遭生活变迁和人物命运沉浮的审美化处理来表达内心的诗意情怀。这种美学特征往往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二是聚焦弱势群体。这类影视作品主要将镜头对准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百姓,记录当代社会底层那些典型人物(例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性格命运。三是社会变革。这类作品以社会转型下的国家生态环境静物为主,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呈现了多样的社会面貌。

2 现实主义美学的表达之道

贾樟柯电影的美学价值正在于其影视作品中现实主义的美学表达。贾樟柯很少使用蒙太奇,他擅长通过大量使用长镜头和景深镜头来营造强烈的纪实风格,这影像表达不受外界所干扰,它最真实地客观记录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色彩方面,贾樟柯采用原生态的色彩符号作为纪实电影的主色调,并使用非职业演员、自然光效、真实环境音,以及固定拍摄、长镜头等技术,来平淡地表现现实发生的故事,这与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通过注重色彩和文化符号来表达主题和传递中华文明的方式是有差别的。[1]现实主义美学不是一种容易被广泛接受和讨观众喜欢的电影风格。这种类型电影作品不吸引商业投资,但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思;它不娱乐观众,但它从不缺乏一种对社会民生负责任的心态。“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具有现实棱角的东西,他们感到不舒服,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影像在观看的时候要求观众有一定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大家好像就是不愿意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来承担这些东西,宁可去消费那些打磨的光滑鲜亮的东西”,正如贾樟柯所说,现实主义美学电影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电影观念,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将真实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例如在《站台》中,人们的冲动,与环境的封闭,理想与现实因空间的约束而产生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凡此种种,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真”,一种青春的躁动与现实的压抑。除此之外,贾樟柯的纪实电影风格也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例如:《三峡好人》中那个腾空而起的建筑正是时代的隐喻,一种深刻的历史悲凉,千年古镇和他的人民将永远在此地消失。还有,影片中出现的UFO,可以说唐突地增加了电影的荒诞感,但是在三峡,在这个时代,荒诞本来就是一种真实。电影结尾硬着头皮走钢丝的人,也正是底层人民真实生活状态的写照,这种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影像真实地概括了客观事实。[2]贾樟柯的电影对现实的批判是微观的、超现实的,同时也是非理性、非概念式的,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准确地“表达自我的感情,表达中国社会的变迁”。

贾樟柯嗜好用长镜头和固定镜头来表达纪实美学,这一点受到侯孝贤和小津安二郎的启发,他认为这种镜头的表现方式更适合展现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电影的拍摄手法和电影制作人对观察生活的方式和价值观密不可分。“我不想把导演放在过于独裁的位置,我希望我的电影有自由民主的意识”,贾樟柯认为过多的镜头切换会带入导演太多的主观意识,长镜头和固定镜头的表现形式更尊重观众的观影感受,观众有更充足的时间与银幕进行互动,能够更自由地选择关注焦点,甚至给电影本身传达出民主的意识与符号。没有特写、分切、闪回的长镜头,摄像机既冷静又充满感情的全程摄入,这种极度冷静、克制、客观的电影语言,为电影呈现出零度叙事的风格,在静止的凝视中强烈地显示出真实的力量。固定镜头的使用能更好地保留时间的完整性,给银幕上的时间留一点空隙,使影片具有一种独到的节奏感,这种反电影常规反戏剧性的时间处理方式成为贾樟柯电影的一个明显的叙事特征和最具辨识力的美学特征。例如:在电影《平台》里,即使在画面中人物已经出画,镜头也不会立即随之转动,或者立马剪辑。这往往是用镜头平视边缘人物,即使真实中包含人性深处的弱点。贾樟柯把剧中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切身的失败感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强调时代的变化给中国底层普通人民带来的巨大影响,影片的历史感和真实感在每一个普通人生存的每一刻里呈现着,这种在时代变迁下小人物命运的无奈和悲哀,归根到底源于导演对民间人生的深切体验与关怀。

3 结语

从1998年的《小武》一路走来,贾樟柯一直坚持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记录普通群众的生活百态。他认为电影应当促使现实社会去关注更多的弱势群体,让观众感受农民工在社会转型下生活的沉重与喜悦。贾樟柯在多次访谈中表示了自己的创作态度,“电影创作不可以‘去理想’,如果为了娱乐而放弃思想,终有一天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个人,都将承受泛娱乐化的后果,在这些重要的观念上,我不能迁就观众”[3]。现实主义电影的“缺席”,在中国电影发展的道路中,是一个不和谐、不健康的因素,而贾樟柯的出现和坚守,正是弥补了这一空缺。贾樟柯拍摄出的这种“粗糙”的现实影像不同于政治现实主义和第五代导演的寓言式电影,他的影片更表现出国际艺术片普遍具有的世界性美学特征,并在各类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成功与认可。

参考文献

[1]潘先伟.论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苦难意识与文化意识[J].艺术评论,2007(6).

[2]黄佼.贾樟柯电影的美学风格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6.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第5篇

张xx同志，男，汉族，现年59岁，大专文化，高级农艺师，现在市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信息站工作。自1987年以来，张xx同志坚持通过宣传环保理念、传授环保知识、开展沿河调查、撰写建议呼吁等方式自愿承担保护xx河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26年来，他自费8万多元开展各类环保活动，他的脚步踏遍了xx河3条水系的数十条支流，累计讲课2万余人次，出版书籍3本、共印3000余册，撰写调查报告、论文等100余篇，向各级领导写信建言20余次，其2万多字的《xx河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对策调研报告》受到xx市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他曾被评为xx市首届“十佳”志愿者，连续三届荣获长沙市“十佳校外辅导员”称号。

一、学习环保，提升理念

一个环境保护志愿工作者，自己必须有丰富的环境保护知识。三十年来张xx同志除了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外，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自学环保知识。至今为止，张xx同志已订阅《中国环境保护报》14年、《湖南环境时报》4年（直到后来停刊）、相关环保杂志10年，最多的一年，他一共订了5种杂志、3样报纸，平时购买的环保书籍也达到了30余册。通过潜心阅读研究这些报刊和书籍，他不仅掌握了相当多的环保知识、了解了全国环保工作动态，同时也学到了不少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为自己宣传环保知识、讲授环保课程、编写环保资料等，奠定了知识基础。他不仅自己爱读书、爱思考，更影响、带动了全家人参与其中，一起感受阅读的快乐、学习的快乐，2012年，张xx一家被评为xx市第三届读书之家。

二、多种途径，宣传环保

环保知识，不仅要自己懂得，更要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知晓、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为扩大宣传效果，张xx运用多种方式宣传环保知识，20多年来，他已自费8万多元，用于租用摩托车实地调查、印发宣传资料30余万份、印发书籍3000余册……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地人走进环保的世界。

1、进校园，上社区

为了让更多地学生、居民学习和了解环保知识，他常常不计报酬，利用节假日或下乡工作之便，给学生和村民讲授环保课程。长南路小学、黄泥湾小学、原圭斋路小学、百宜小学、xx河小学、集里中学、广播学校，文家市、沙市、沿溪、溪江、镇头等乡镇小学和社区讲台，都曾留下了他讲课的身影。26年来，他已累计讲课2万余人次，曾连续三年被长沙市评为十佳校外辅导员。

2、编资料，发传单

一年中共有20多个与环保相关的纪念节日，如世界环境日、植树节、爱鸟周、地球日等。这些节日到来之前，张xx总是认真地把资料编写印好，邀请学校学生和单位热心青年代表上街发放，向广大市民传播知识，增强环保意识。1999年和2008年的爱鸟周，他还分别来到溪江、沿溪、七宝山、大围山等乡镇发放宣传资料，告诉大家要好好爱鸟护鸟，给予鸟类更多关爱。2008年，他曾被评为xx市首届十佳志愿者。

3、写故事，送环保

2011年，张xx同志撰写了一本20余万字的故事散文集，他自掏腰包，花费近万元印出500本赠送给同事和亲友，为了更好地发挥环保宣传作用，最后一个编章他共写了100个绿色梦想，并在2011年的xx日报上连载了10次。今年6月，他又创作了一本500组的环保新民谣，共印刷2000册，都分发到了机关、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学校未收取工本费，超出的2000余元印刷费都由他一人承担）等。由于该书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通过通俗易记的民谣传达，同时全面解释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20余个问题，并对环境因果关系、产生因子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4、写文章，发微博

为了更好地宣传环保知识，张xx经常向一些报刊杂志撰文投稿，近年来，他已在《中国花卉报》、《中国环境报》、《湖南农业》、《xx日报》等发表有关环保的短文近10万字。同时，为了写微博宣传环保，今年5月，他特意购买了一部触摸式手写手机，并坚持每天写2到3条环保微博，与博友交流学习环保工作的心得体会、看法建议，并及时转播环保知识及重大环保事件，让更多的人关注环保，投身环保。

三、调查研究，探索问题

为了弄清xx河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现状，近三年来，张xx常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实地调研查看了xx河、捞刀河、南川河全流域，从源头到流入口的湘江全部留下了他的足迹。特别是2012年，为了摸清枨冲至双江口河段生态环境，从5月开始，他牺牲了几乎所有的周末、五

一、国庆、中秋等假期时间，沿河岸两边开展调查，光租船租摩托的费用就有近1000元。他曾二次摔入水中，手脚均受过不同程度的伤，但他没有放弃，仍在执着地奔走着。通过5个多月的节假日走访调查，他共拍摄照片500余张，走访两岸村民100余人，记录情况2000余字，取得了排污口试纸测试数据300多个。2013年1月份，通过6次改稿，他写出了一个2万余字，内含100余幅照片的《xx河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对策调研报告》，并在两会期间送交xx市人民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引起了高度重视。近年来，他共撰写调查报告、论文等100余篇，向长沙市张剑飞市长、谭仲池市长等各级领导写信建言20余次，向北京奥委会提出“绿色奥运”建议收到重视。他是一个正真的环保卫士，在实地走访中，对那些已危及环境保护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向媒体报告，如三废直排的塑料加工厂、向xx河倾倒渣土、企业污水直排xx河，水葫芦、福寿螺、一枝黄花等外来生物的出现、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近年来，他共向媒体及有关部门举报8次，南川河沙溪段、xx河青草段等地区，已被取缔塑料加工厂5家。

四、践行环保，低碳生活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第6篇

1. 目前基层党校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基础课程较为弱化

目前, 在有限资源的限制下, 基层党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课程的教学有所忽视。部分党校不够重视《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等基础课程的设置, 相反比较重视其他领域的课程, 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国学等的教学。这造成了现阶段有许多党校学员没有真正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未深入了解党的优良传统与发展历史, 没有经历严格的党性锻炼,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复杂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不足。因此, 为了面对全球范围内复杂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和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局面, 基层党员干部必须在党性修养、战略思维和各种科学理论等方面加强学习。基层党校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为各类培训班次的基础课或主课, 深化干部教育内涵, 使党员干部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培训。

1.2 教育内容较为陈旧

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了世界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 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 即与时俱进的品格。为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党校教学内容也必须随之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然而目前许多基层党校开设的理论课程大多长期讲授同一个专题, 教学内容时效性、层次性与针对性不强, 党校各类不同主体班次基本上学习相同的内容和课程, 没有体现出各层级之间的差异。教学内容较为陈旧, 不具有前瞻性, 未经调整的专题课在不同班次中被重复讲授多次, 长此以往, 学员很容易感到枯燥、乏味, 甚至产生抵触心理。由于基层党校缺乏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 基层党员干部无法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故学习效果较差, 奢谈在实践中科学运用了。

1.3 教育途径较为单一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知识经济时代对基层党员干部提出不断提出新要求, 因而党校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时也不能墨守成规, 必须适时创新, 开拓进取, 打破发展的瓶颈。目前一些基层党校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 始终采用课堂教学与考察调研相结合的途径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 更有甚者为了节约经费只开展课堂教学, 或者考察调研教学也只是流于形式, 没有发挥真正的调研作用。即便能有效结合这两种途径, 取得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基层党校应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教学方式, 用差别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教学途径取代无差别、统一的教学途径, 激发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以此取得培训实效。

1.4 党校教师的专业素质问题和学员的认识问题

党校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师, 只有选择专业素质与理论基础较高的教师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 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党员干部。然而, 受到经济等因素的限制, 一些党校缺乏专业教师, 不具备结构合理的专业队伍, 教师岗位和行政岗位经常混岗, 导致大部分从事理论教育的教师难以在专业方向上潜心教学和深入研究, 个别党校还存在教师学历专业与授课内容严重脱节的现象, 一些教师本身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 只是依靠网络或图书中获得的资料进行简单教学, 有人因此开玩笑说“党校的课随便找个人都可以上”。缺乏专业深度导致教师不能从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深入探索, 无法满足目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知识不断更新的各种需要, 在学员面前只能是应付。

另一方面, 基层党校许多学员目前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的使命, 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实践主体作用, 同时在思想层面上也没有从领导角色转变为学员角色, 学习目标不很明确, 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甚至将党员学习当作享受和休闲的机会, 学习态度不端正, 缺乏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时, 学员不投入、不积极、不重视, 难以形成教学相长、互教互学的良好局面。

2. 基层党校加强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对策或建议

2.1 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课地位, 提高学员实践运用能力

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党校的学科建设与未来的人才类型和品质具有密切关系。目前, 党中央以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新形势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为依据, 科学制订了“四个方面和一个中心”的教学布局, 党校应当将目标定为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 开设党性修养、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理论基础等课程。教育布局必须与提升学员政治素质的基本需要、与党校的基本教育定位相符合。目前基层党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薄弱环节之一就是“理论基础”教育。党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基层党员干部, 因此, 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课地位, 在各类主体班次中科学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以传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 加深党校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系统理解和掌握, 提高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

2.2 因材施教, 提高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针对性

党校对基层党员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时, 必须针对不同的工作特点、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层次制定差别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方式, 而不是一味进行无差别的统一培训。也就是说党校需要将传统的格式化培训模式打破, 逐渐形成具有开放性和选择性的课程体系, 使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党员干部的各种学习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从学员的工作实际出发, 与其工作岗位的实际与需求实际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得到增强。首先要将班次类别分清, 使轮训与培训类班次的教学内容展现出各自的侧重点, 比如采用系统培训的方式对培训类班次展开教育, 主要内容为基本理论的学习、必备知识的掌握、领导能力的提高与党性锻炼的加强。而轮训类班次在开展基本理论教学时需要尽量精简内容, 从而为重要政策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留出较多的精力与时间, 多出研究成果。其次, 当班次的类别相同时, 也要注意层次性的划分。如对初任公务员班、中青班、县干班、各类任职资格培训班等的培训方式和课程内容应有所差别, 以体现针对性和实效性。

2.3 积极创新与拓展教育方法, 构建开放型教育模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网络媒体日益发达、基层社会转型加剧、知识更新加速等系列变化的发生, 党校必须突破传统的教学途径与方式, 积极构建开放型、立体型的教育模式。在改革“课堂教学+考察调研”的传统模式的基础上, 还应推广和普及课题研讨、小组讨论、辩论会、媒体应对、拓展训练、学员论坛、观摩交流、现场教学、情景模拟、案例教学等多种不同的教学方式, 在“走出去”的同时“引进来”。激活教育教学方法与整合资源是构建新型教育模式的关键点。因此, 基层党校教育应灵活运用外部资源, 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可考虑灵活选择办班地点, 对于无法离开工作岗位的学员甚至可提供服务上门、送教上门服务。如果条件允许也可适当组织国外学习考察, 与国内外先进的培训机构联合办学, 引导全员参加, 提升办学能力。

2.4 提高党校教师的专业素质, 构建党校师生的“实践共同体”

党校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必须要有一批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教师队伍。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是随便找个人都可以上!为此, 基层党校要不断培养自己的专业教师队伍, 逐步解决专业岗位与行政岗位混岗的问题, 便于集中精力潜心教学, 同时还应大力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人才充实教师队伍, 这是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前提和保障。

另一方面, 党校教师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时, 要和学员形成的“实践共同体”, 形成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只有确认和满足基层党员干部的主体地位, 才能充分激发其主人翁意识, 增强其自律要求与自我教育意识, 对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逐渐发展和完善自我。应当认识到作为受教主体与施教主体的学员和教师都是实践主体, 二者所构成的“实践共同体”是不可分割的, 能够将各自的主体性动态地、能动地表现出来。要认识到在此过程中需要共同承担责任, 给予对方充分的尊重, 形成一种平等互动、相互交流的教育方式。教师作为引导者和教育者, 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 其责任就是培养和提升学员的能力与素质, 避免其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而学员作为教育的另一个主体, 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自我教育能力, 而不是被动接受教育, 要达到知行转化的目的。学员与教师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过程中互相影响、相辅相成, 二者的统一使教育的实效性得到了根本保证, 这种实践共同体有助于教师与学生尽快适应角色,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融于实践之中。

3. 结语

综上所述, 面对基层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诸多问题, 我们必须坚守党校阵地, 引导学员系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基层党员干部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保持理想信念坚定, 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提升综合素养, 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坚定的政治信仰, 从而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摘要：近年来, 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 基层党校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 例如基础课程弱化、内容较为陈旧、教育途径单一、学员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坚守党校阵地, 积极创新和拓展教育方法与教育模式, 分层次开展教育,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 构建学员和教师的“实践共同体”, 推动基层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本文分析了基层党校在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建议。

关键词：党校,基层,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教育

参考文献

[1]伍小涛.基层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调查与思考——以S县为中心的考察[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14 (03) :5-9.

[2]高婉秋.基层党校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前沿阵地[J].理论学习与探索, 2014 (04) :77-78.

[3]姚荣贤, 刘元鹏.基层党员干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研究[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10 (01) :12-16.

[4]加强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研究——党建理论研究班部分发言摘要[J].党建研究, 2010 (Z1) :11-59.

[5]刘明祖.加强党校建设, 努力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全自治区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桂海论丛, 2012 (02) :6-15.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第7篇

一、何为新管理主义改革

“新管理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是两个同源竞争性概念。“新管理主义”改革包括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重塑和文化再造,以及中微观层面的技术控制,即通过一系列包罗万象的调节机制和细致的监控技术来逐步改变公共服务部门的组织和制度环境。[2]“新管理主义”的核心元素包括:淡化组织结构中的科层管理规则;强调管理高于其他所有活动;监督员工表现,鼓励自我监督;经费与目标实现相挂钩;设计质量审计的方式;开发服务部门的准市场等。[3]

“新公共管理”把管理过程视作是政府推行公共服务监管治理的一种特定形式。克里斯多夫·胡德(Christopher Hood)1991年首次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信念描述为:[4]将焦点放在管理、绩效评价与效率上;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为许多附属代理机构来塑造竞争环境;削减成本;强调产出目标、限期合约、金钱诱因,以及自由空间的管理形态等。

由此可见,“新管理主义”和“新公共管理”在具体的管理技术层面有诸多类似之处,二者都是强调将私立商业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理念引进公共服务部门,以实现“经济、效率和效能”的目标。二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新管理主义”是出于意识形态或是政治立场的原因在公众资助的服务组织部门掀起了相关实践;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关注特定的管理阶层,关注管理过程中权力关系的转移等。相反,“新公共管理”拒绝将新形式的公共管理手段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5]它出于公共选择的考虑重点,强调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准市场的方法来减少公共服务组织机构中的科层性,以提高组织效率。[6]笔者认为,新管理主义已经从意识形态和具体操作技术两个层面影响了学术职业的变革,因此笔者将沿用新管理主义的话语体系来分析新管理主义改革对西方学术职业的影响。

大学作为松散耦合的组织具有其独特性,大学组织传统上采用的是“同僚治理”(collegial governance)的管理方式。后来,随着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公共开支的减少、教育资源紧缺状况的加重,以及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的转变,西方国家公共服务领域的新管理主义改革很快延伸到了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新管理主义改革的具体操作手段快速影响了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型,市场意识形态,以及市场或是准市场监管模式(问责、私有化、裁员、外包和预算多样化)被植入到了高等教育管理中。[7]就院系管理而言,随着政府对学术人员自我管理能力的信任感降低,院系领导成了一股可见的管理力量。就学术职业领域而言,各政府通过引进准市场的方式在学术职业领域形成了绩效评估、成本控制、财务管理和质量保障等一套完整的管理技术手段,以期在学术职业领域达成经济、效率、效能“3E”目标的实现。

二、新管理主义改革对学术职业的冲击

学术职业从诞生起就深深扎根于高深学问和理想精神中,但是新管理主义改革的出现打破了学术职业的传统规范,使得学者们偏离了原来的熟悉场域,并在该领域确立了一种追求效率与产出的新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学术职业的固有惯习自然发生了变革。下面本文将从学术身份、学术分层、学术权力关系、学术科研、学术劳动力市场以及传统学术理念这六个方面来梳理新管理主义 改革对西方学术职业群体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击(详见图1)。尽管新管理主义改革在每个国家学术职业领域的执行力度以及所遇到阻力的不同, 直接决定了改革结果的不同,但是改革对学术职业所带来的冲击体现出了一些共同趋势。

(一)学术身份:学术精英与知识工人

学术“身份”(identity)概念本身对于学者个体的生活和学术职业群体的工作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和工具意义。[8]它意味着他人和社会对个体的期望、规定与认可,同时也内含个体对自身的反思、认定和追寻。[9]传统学术人员作为掌握高深知识的学术精英,以探索真理为天职,享有宗教神权身份和政府公职身份。但当前,在新管理主义改革的冲击下,传统学术价值受到效率和科层的诘难,传统学术身份变得动荡不安且发生了很多变化。[10]

具体说来,新管理技术手段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不断渗透直接造成了各学院管理风格的转变,而各学院管理风格的变化必将带来学术人员身份特征的变化(具体参见图2)。[11]第一,当学院管理为“同僚治理”风格时,院系领导不过是符号权力的代表,其自身并没有过多实质权力;这时学术人员被视作高度社会化的专业人员,垄断着高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第二,当各学院采用科层制的强有力控制时,学术人员往往被看做是需要外部激励和有形约束督促着的“慵懒教授”。第三,当学院管理转变成以成本为中心的企业式管理时,学术人(Homo Academicus)就成了学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意指学术人员的行为直接受到以成本为核心的管理行为的掌控。简而言之,就是学术领域的输入与产出受到了市场这只无形大手的推动,市场塑造了有效学术工作和产出的规则、规定和方式等。第四,当学院领导作为软性监管人员意图根据学术人员自身的优劣势来决定其身份和任务时,学术人员则成了内部高度分化的普通知识工人。笔者认为,软性管理是新管理主义改革过程中被西方大学最大程度采用的管理技术;相比企业式硬性管理,软性管理的强渗透性和温和性使其在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大大减小,因此运用范围最广。由此,知识工人恐怕是新管理主义改革过程中学术人员最常见的学术身份定位。

资料来源:笔者改编自 Jürgen Enders.Between State Control and Academic Capitalism: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Academic Staff in Europe in the Jürgen Enders(ed.).Academic Staff in Europe:Changing Contexts and Conditions,2001:6.

(二)学术分层:管理阶层与普通阶层

学科背景与学术专长是传统学术职业内部最常见的分界线。就学术职业传统内部分层而言,根据学科和领域的不同学术职业内部被划分成了不同“部落和领域”;[12]另外,性别、种族、薪资水平以及聘用合同等因素也都造成了学术职业内部不同程度的分割与分层。

正如张银霞[13]所言,新管理主义改革加剧了学术职业群体的分层与分化,这种分化是由外部管理力量导致的刚性制度分割,而非遵循学术共同体内部逻辑的分化(如学科分化、学术等级分化)。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内部权力分化逻辑、资源竞争逻辑和人事聘任逻辑这三方面分析新管理主义改革所带来的学术群体内部分层问题。

首先,从内部权力分化逻辑上看,以“学者———经理人”(academic-managers) 为代表的管理阶层从学者群体中分化出来,成了大学组织里新出现的重要行动者。根据新管理主义理念,以“学者———经理人”为代表的中层管理群体对学院组织进行硬性或是柔性管理,使得明确的管理实践取代了曾经看似自由放任的教学组织和研究方式。这其中被取代的还有曾经在大学领域最为普遍的“同僚治理”模式———学院组织里所有学术人员以平等身 份共同决策,强调最低程度的科层和最大程度的信任。[14]在企业化管理过程中,那些没有行政权力的学术人员慢慢地被边缘化,成了大学组织里的“普通阶层”;而“学者———经理人”等管理群体随着管理权力的日益变大,在大学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与其他一般学术人员分殊增大,这就造成了因权力关系分化而带来的学术职业内部分层。

其次,从资源竞争逻辑上看,新管理主义在大学院校之间以及院系间引入准市场机制,通过绩效评估等手段将评估结果与财政资助紧密挂钩, 这就使得不同院校以及院系间的学术人员之间因评估表现的不同而出现了贫富分化。另外,在资源竞争过程中,学术人员所处的背景都在发生变化, 一些学术人员开发新的专项和跨学科合作,在国内外范围内都具有了更强的流动性;而另外一些学术人员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就造成了学术职业群体因资源竞争而造成的内部分层。

最后,从人事聘任逻辑上看,新管理主义时代,西方各国的教授终身制或是终结或是备受攻击,终身教职轨职位减少,非终身教职轨教师人数增加;兼职教师人数增加,教学轨教师人数增加,同时还出现了与市场紧密联系的创业教员, 出现了通过依附于资深教授的科研项目而存活的初级教师。总之,学术群体人员构成复杂化,各类型成员之间存在着地位高低、资源多少、权力大小以及待遇好坏之别,从而造成了学术职业群体因人事聘任所造成的内部分层。

可见,因内部权力分化,学术职业群体内部出现了“管理阶层”与“普通阶层”;因资源争夺,学术职业群体内部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因不同的人事聘任出现了“核心群体”与“边缘群体”。这三种类型的作用逻辑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作为“核心群体”的“管理阶层”往往会是“资产阶级”;作为“边缘人群”的“普通阶层”一般都是“无产阶级”。

(三)学术权力:丧失特权与权力重新分配

改革肯定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在学术职业领域同样如此。新管理主义改革强调线性管理, 就权力关系而言,它对学术职业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扩张和学术权力的式微。传统的“同僚治理”管理模式尊重学术人员在学术事务或是其他行政事务决策过程中的决策权;当下的新管理主义改革增强了中央行政权力,同时降低了学术人员作为专业人员的专业自主权。[15]各国政策执行者一度认为,控制和冲淡公共服务领域现有的专业权力和权威是推行新管理主义改革的当务之急,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被视为新管理主义改革所遭遇的最主要障碍。因此,在学术职业领域,新管理主义改革自然要在可能范围内很大程度上剥夺学术人员作为高深知识发现者和传播者的专业权力,冲淡专业主义的自主权威。

另外,学术人员在面临丧失传统专业特权的同时,学术职业内部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权力重新分配。正如C·穆斯琳(C·Musselin)[16]所言,外部评估等改革手段使得拥有传统学术权力的学者人数大大减少,除了少数学术精英之外的一大部分学者因为不能有效获得外部奖励而更多地受到了大学管理人员的控制和导向。所以,穆斯琳[17]论断说, 新管理主义改革并非削弱学术职业群体的整体专业权力,其不过是造成了学术职业群体内部的权力重新分配。那些与市场亲近的、占有资源和行政权力位置的学术人员发展成了“学术官僚”,他们把持着大部分权力,同时也正如布尔迪厄(Bourdieu)[18]在《学术人》中所披露的那样———“把学生或是其他同僚置于对自己的依赖关系之中,通过控制与依附来保证大学内部的权威”。

另外,由于大学组织长达一千多年的固有传统,这种权力转移虽然势头强劲,但也困难重重。学术职业以高深知识的发现和传播为使命,这就为大学组织内部新管理主义改革的施行设置了天然障碍。同时,学术人员与权力冲突的疏离又是大学组织施行自上而下管理的另一个障碍。

(四)科研活动:评估绩效化与科研商业化

就教学与科研而言,新管理主义改革打破了这二者的平衡,使得学术工作出现“明显重组”。相比之下,改革对于科研的冲击程度远大于教学,它对学术人员科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科研活动的评估绩效化,例如英国的科研评估制度(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澳大利亚的科研质量框架(Research Quality Framework,简称RQF)等;二是科研活动的商业化 (entrepreneurialism)。

就科研活动的评估绩效化而言,本文以新管理主义改革发源地英国为例加以分析。在英国,最能体现新管理主义诉求的就是科研评估制度。RAE的初衷在于以公平但是非平等的方式分配公共资金,以此来保证学术研究的质量。尽管RAE创立之初得到了科学共同体 (特别是精英学者) 的支援并且吸收了同行评议的元素,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带有强烈新管理主义风格的政策工具。它对学术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正面影响来看, RAE有助于甄别出非科研活跃型的学术人员,迫使高等教育机构内部更为积极地进行科研管理, 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能让人获益的高质量科学研究中。[19]从负面影响来看,RAE加剧了学术职业的内部分化,科研明星享有更大权力和更多资源,但是非学术活跃的学术人员则面临着改善科研或是被剔除出局的压力。[20]总之,科研评估不再以科研活动对知识原始贡献的内在价值为唯一标准,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研活动的交换价值,看重其经费获得的情况以及其在各种排行榜上的位置,由此学术科研评估体现出了鲜明的绩效化倾向。

就科研活动商业化而言,新管理主义改革通过将科研成果评估与外部经费相挂钩,激发出学者的逐利行为,使得科研成为开放市场上的交换商品;科研的目的从探索真理变成获取经费和经济利益;[21]进而导致了“科研商业化”(entrepreneurialism)现象的出现。“科研商业化”现象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却对大学以及学术人员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下,“科研商业化”已经内化成了学术界日常文化的一部分,即学术人员必须通过科研创收来为自己赢得声望与成功;同时“科研商业化”也成了现代大部分研究型大学的必要功能。[22]

“科研商业化”有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例如加强大学与外部机构的联系,获得经济利益,提高院系和个人的声望,为学生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创造更好的科研环境,作为公共问责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等。[23]但同时,“科研商业化”也有着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24]如导致学术资本主义的出现;影响学术人员的教学投入和教学质量;同时学者因过度追求知识的应用而忽略了知识的创造和创新等。

(五)学术劳动力市场:内部管制性与外部竞 争性

学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形成了学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素有内外部之分,根据林格尔 (Doeringer)和皮奥里(Piore)[25]的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定价和劳动力分配由某行政单位的规则及程序所决定;外部劳动力市场则是指劳动力定价、分配和培训等都由经济变量直接控制。因此学术劳动力内部市场是指学者的生涯发展等诸事宜都由受聘大学所决定;反之学术劳动力外部市场是指学者的生涯发展依赖于其受聘机构之外的其他组织。[26]

就学术劳动力内部市场而言,新管理主义改革的影响就在于使得学术劳动力内部市场更具有管制性(more regulated)。新管理主义改革要求引入表现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s)来判断学术工作质量,决定科研经费;线性管理使得学术职业群体面临着更多的问责和评估,学术工作也越来越标准化和官僚化。[27]这些举措必然使学术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具有管制性。例如,之前不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德国大学通过引入合同制初级教授(junior professor)职位、终身教授绩效工资等激励机制逐步建立了内部劳动力市场。[28]再如,法国削弱了“高校全国理事会”(Conseil national des universités,CNU) 在学者聘用和晋升上的决策权,下放部分权力给院系;同时打破了原来的薪资均等模式,颁发奖金鼓励在科研、教学或是行政工作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学者,逐步加强了对学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管制。[29]

就外部劳动力市场而言,新管理主义改革对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则是外部劳动力市场范围变广,多样性增加,同时竞争也在加剧;外部劳动力市场对学术人员学术生涯发展的影响变大。首先,就外部劳动力市场范围变广而言,由于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影响,学者们的国际流动也越来频繁,世界范围内由特定学科和领域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对学者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其次,学术群体的构成多样化也直接使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明显增加。除了在受聘大学从事学术工作之外, 学术人员在校外机构有了越来越多的其他工作。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学术劳动力渐渐没有了“以学术为天职”的内在约束,变得越来越随意。[30]最后, 大学组织的边界日渐模糊,大学组织本身对学术人员的保护减弱,学术人员还面临着竞争激烈的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压力。[31]

可见,新管理主义改革打破了传统内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有形的管理对内部劳动力的管制越来越严实;同时准市场机制又彻底打开了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万花筒”。置身于内外部劳动力市场夹缝之间的学术人员遭遇当下效率与市场诉求时,何去何从就是个很大问题。

(六)学术自由:等待给予与主动争取

学术自由与自治是学术职业自诞生以来的传统理念,甚至“自由和自治早已内化到学者个人价值系统和学术职业社会化过程中……内化到大学内部的学院管理结构中”。[32]虽然已有研究关于“学术自由”的定义未能达成统一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传统学术自由的内涵包括机构自治这一组织层面的自由和教学,以及科研自由这一学者个体层面的自由。[33]虽然“更多管理自然意味着更少自由”,但是新管理主义改革对各大学机构层面的自由起着积极作用。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的转变、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分权化的改革趋势等都可以促进院系机构的管理自治。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关于学 术自由的文献中,研究者很少将“管理自由”看做是学术自由的重要部分,[34]即研究者们对学术自由的讨论还是更多地落脚在学者个体。

就个体学术自由而言,大多数文献认为新管理主义改革无疑严重侵犯了学术人员的学术自由和自治,大大削弱了学术职业本身的专业权力;传统学术价值被经济理性取而代之;学术工作受到外部绩效评估、成本控制和财务管理等大量非学术性事务的影响;学者的专业评判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场的挟制;甚至于出现了学术职业“去专业化”和“无产阶级化”[35]现象。其中,“去专业化”是指学术职业自主权力丧失,这无疑是对学术自由非常致命的侵害。“无产阶级化”则是指学术职业作为关键职业的特权地位和身份丧失。[36]

德国大学曾经是学术自由的圣殿。德国宪法强有力地保障学术人员的教学和研究自由,以此最大化保证学术人员独立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德国大学几乎是完全自治的,很少受外部非同行评估的影响。但是目前,研究者认为新管理主义理念已经严重威胁了德国学术职业的传统学术自由。[37]另外,日本学者有本章 (Arimoto)[38]也指出,管理型大学的出现反映了现代社会从知识共同体到知识企业的转变,管理逻辑与强调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学术逻辑格格不入。最后,蒂尔尼(Tierney)还悲观地预测“,如果大学院系层面的中层管理人员完全演化成经理人, 那么学术自由必将被破坏殆尽”。[39]

尽管如此,作为自中世纪以来存在时间最长的保守组织,各大学依然非常珍视学术自由的遗传基因。例如,各研究者仍然将学术自由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认为对学术自由的坚定捍卫是世界一流大学身份获得的关键。[40]目前, 各国高等教育系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捍卫着学术自由。例如,英国强势的同行评估传统、芬兰大学里的工会组织等都在帮助学术职业抵御着新管理主义改革的渗透与颠覆。另外,就个体层面而言,有研究者认为虽然问责与管制使得学者们丧失了大部分传统学术自由,但是当前的变革同时也使他们赢得了一些其他自由。例如,当学者个人生产的知识转化为学者个人资本在市场上进行议价和流通时,也就为学者个人赢得了新的自由空间。[41]这种以市场价值换取自由的新路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学者们对新管理主义改革的顺应和接受。

笔者认为,面对改革,学术职业群体在尽可能地捍卫传统学术自由的同时,也应学会如何在改革的夹缝中主动争取自由。

三、走在迷津的道路上:变革或是坚守

专业化的管理有利于学术工作有效回应正在经历剧烈变化的外部环境。当前势头汹涌的新管理主义改革到底给学术人员的工作表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面对改革,学术人员的回应策略又是怎样的呢?

学术界存在有大量关于新管理主义改革对学术人员工作表现影响的研究。许多研究者认为,新管理主义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于学术群体对于改革的接受程度。面对学术职业外部环境变革,特罗尔(Trowler)引入了“能动性”(agency)和“行动者”(actor)这两个概念,[42]认为学者作为个体行动者可以充分调动自身能动性来应对外部变革。在这里,个体能动性表现为行动者不以结构的约束为行动的终点,而是基于个人的能力去建构和再建构自己的世界。[43]研究者总结道,面对新管理主义变革冲击,学术人员的反应无外乎以下三种:顺应,拒绝或是一味逃避。[44]就积极顺应而言, 特罗尔归纳说,[45]面对外部环境冲击,一部分教师以变革为契机去获得积极效果;一部分学术人员发展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去避免消极的效果;还有一部分学术人员对改革进行解释,并且在此基础上找到发展新方向。

根据韦伯(Webb)的分类,目前学术群体分化成仍然使用福利和关怀话语体系的“旧式”教授和已经使用市场和效率话语体系的“新式”教授。[46]这两类群体在大学场域里共存,代表着学术人员因对新管理主义改革的不同立场所造成的不同处境。“旧式”教授坚守着传统学术信念,坚持以学术为天职,甚至甘于忍受清贫寂寞与被边缘化,不惜牺牲物质声望回报和学术生涯发展来守护其心目中的“象牙塔里的求知生活”;相反,“新式”教授则在当下顺应规则,审时度势,在教育市场里出售其“知识资本”,在大学场域中占据主导位置,频频收获物质回报与权力声望,可谓是学术职业管理变革过程中成功的“弄潮儿”。也有研究者认为,有些学术人员有能力同时兼顾上述双重身份,在顺应改革的同时坚守着学术价值,并且能在这两种身份之间自由转换。[47]这应该也是学术人员应对新管理主义改革的最理想策略。此外,有研究者[48]认为在过去的时间里,学者对外界变革的抵抗能力还是很脆弱的,目前仅有个体性的抵御尚没有有组织的群体行动。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第8篇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市场新闻业

19世纪中后期, 随着便士报的产生, 市场化生存的旅程启程于美国新闻业, 美国学者约翰·H·麦克马那斯博士在1994年出版的《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中提出了“市场新闻业”一词, “市场新闻业聚集起受众, 不是向他们提供信息, 而是把他们转卖给广告商。少数几个大型公司成为赢家, 而公众成为输家。”[1]媒体面临着被市场规则, 利益法则所主宰的困境。新闻专业主义, 这个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新闻职业标准、态度和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新闻媒体从单一的宣传机构转变成兼有宣传主体和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机构。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 媒介在争夺受众的市场竞争中, “为大众服务”的理念, 逐渐被诠释为“受众服务”, 新闻专业主义的想象被不断创收的广告量所取代。那么, 在市场新闻业环境下,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面对其遭遇的困境, 我国新闻媒介应如何作为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一、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所遭遇的困境

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首次出现于1999年, 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界定有比较全面的概括。经过20多年的新闻改革, 作为“舶来品”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涉及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容。中国的新闻媒体开始最大化的追求经济利益, 专业主义缺失成为我国目前媒体生态的综合产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媒介的多重身份, 使新闻从业人员难以在新闻实践中坚持其专业理念。媒体的政治身份强调其政治意识与政治导向, 同时新闻业的市场化, 使其又不得不听命于控制其的各大利益集团, 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妥协于各种利益集团。新闻专业主义所要秉承的如公正、公共服务等基本精神便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2) 在市场运作模式中, 市场的利益原则使媒介在市场上成为垄断行业。市场经济的格局下, 媒体也是企业。依据市场新闻业的理论, 新闻商品与市场中的一般商品相比, 它是“信任型产品, 消费者很难或从不去探究报纸或者新闻节目是否准确、公正和详尽”。媒介的管理者强调广告收入, 广告商、消费者成为新闻“把关人”, 决定什么才能成为新闻, 媒体在这种环境下呈现出来的新闻忽视了社会责任。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 迎合受众, 难以保持理性和客观。

(3)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 缺乏公共空间。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 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 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2]在我国, 新闻媒体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 是舆论宣传工具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但作为社会公器的理念并未根植其中, 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

(4) 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传播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微博、微信等新型社交媒体, 以及各色新闻网站使新闻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经济权力对新闻内容的干涉以及控制,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能发布新闻信息,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新闻媒体的权力扩散, 各种未经核实的新闻乘虚而入, 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性受到威胁。

二、市场新闻业环境下应怎样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1) 提高新闻发行的多样性。1995年《洛杉矶时报》发行人马克·威利斯为了提高报纸的发行量以增加广告收入, 决定采取措施来提高报纸的多样性, 一方面增加少数族裔成员担任该报采编工作, 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版面与栏目提供少数族裔群体感兴趣的内容。这样的举措一方面提高了经济效益, 改善报纸经营状况, 更重要的是改进新闻报道质量。

(2) 避免采用在伦理、技术手段上有欠缺的非专业手段, 以专业精神从事新闻调查。市场环境下, 媒体为最大化获取经济效益, 不惜采取优势职业道德伦理的技术方法, 比如“茶水发炎”、记者“假摔”、通过设套“钓鱼”等手段。这些手段虽然能在新闻调查中起到一定的揭示真相的作用, 但也说明记者缺乏专业精神, 这样得出的调查结果必将受到公众指责。而通过大量调研数据得出结论的精确调研新闻, 对新闻进行精确地调研, 得出的调研结果不仅得到公众的信任, 也使相关行业及时改善了自身的不足。

(3) 新媒体技术背景下, 发挥多种媒体优势, 促进媒体深度融合,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众化。强调互动性和参与性。新媒体技术背景下,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中的专业媒体应重塑职业权利的“融合”, 分别在内容、形式、媒介组织等方面主动汇聚, 联合, 充分利用各自优势, 提升新闻产品的质量, 制作出有专业水平的媒介内容。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新闻理念, 能够实现对新闻从业者伦理规范的约束与引导。但市场化进程中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日益商业化, 新闻专业主义弊端日益彰显, 对此, 媒介要自律, 不断反思自身的专业理念和操作规范, 提高新闻报道质量, 提升媒体公信力。

参考文献

[1]约翰·H·麦克马那斯.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13.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第9篇

一、英语教育本土化内涵的界定

英语作为一种全球化的语言被传入中国, 其目的是增强对世界的了解, 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实质上是一种再生的过程, 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文化方面, 还是在语言的运用方面。这种再生的过程就是本土化的过程, 而进行这种英语语言教育的过程就是英语教育的本土化。英语教育的本土化就是让学习者不但能吸收他国文化中的精华, 同时又能通过英语去弘扬本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 是一种跨文化的融合教育。英语教育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 也必然面会朝向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培养面向世界的国际型人才来说, 仅仅掌握一些词汇量, 阅读一些外语文章和进行简单的英语交流已远远不够了。教育工作者要培养一些不但能谈论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 还要学会如何有针对性地介绍中国文化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二、英语教育本土化的现实出发点分析

(一) 英语教育的植根性方面

由于各院校所包含的专业结构以及学科特色各不相同, 决定了院校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但更加突出的却是个性。另外, 在当前各院校都十分关注学生就业问题的背景下, 如何使英语真正成为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工具, 也构成了教育的植根性问题之一。因此, 英语教育的植根性便体现在既植根于英语语言文化的教育之中, 又植根于本校的学科和专业结构之中。

实践表明, 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无法提升学生的参与度, 也逐渐使该课程变得枯燥无味。通过对“本土化”内涵的界定, 英语教育的现实出发点应体现在: (1) 英语应作为支撑大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工具而存在; (2) 英语作为一项基本技能, 要应用到今后的工作中, 支撑起大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由此可以看出, 这两项出发点都植根于本校的教育微环境之中, 进而促进英语教育的本土化发展。从教育难度来看, 如何形成英语教育与专业课教育相融合的态势, 则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 英语教育的评价性方面

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大学英语教育的评价性问题, 因为特定的评价模式和标准会作用于教师的教学形式和内容。在强调英语教育的本土化倾向时, 也需要对现行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若要配合英语教育的植根性目标的实现, 则须依赖于建构起本土化的评价体系。

反观现阶段的评价体系我们不难发现, 各院校都采取结果性评价模式来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情况。而且这种评价模式又主要以闭卷考试为主要形式, 从而便建立起了刚性的评价机制。然而, 英语教育的本土化要求决定了应改变英语课程的结果性评价机制;同时还应结合植根性方面的需要, 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采取灵活的、差异性的评价指标。

三、英语教育本土化的应对措施构建

(一) 英语本土化教育的调研方面

本文所建构的英语本土化的现实出发点, 是从一般层面所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然而, 包括笔者所在高校在内的各类型院校, 它们的学科特色是什么、专业结构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英语教学部门的专业人员通过调研来给予解答。也只有在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后, 教育工作者才能结合各类型专业的学科特色和就业形态, 针对性的展开英语教学。

(二) 英语与专业课程的融合方面

英语与专业课程的融合存在着技术上的难度, 为此需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1) 建立英语教学部门与专业系部的交流机制, 通过业务交流来获知学生的岗位要求, 以及在涉外活动中的能力需要; (2) 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考虑开发大学英语校本教材, 从而实现教材体系和内容板块的本土化; (3) 应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 差异化的完成英语教学重点、难点的细分。

(三) 英语本土化教育的评价方面

在以结果性评价为主导的大学英语评价体系中, 其评价模式和指标也应来自于教学过程。因此, 伴随着英语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评价模式除了保留传统的笔试环节之外, 还应在专业课的实训环节引入英语口试、团队情境模拟考核等评价形式。对于评价指标而言, 则需要根据高校的教改要求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实证讨论

在突出大学英语与专业知识的融合上, 针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 教学方式和方法上也要有所不同。例如, 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 更应强化结合本专业特点的口语教学, 对于理工科和医科类的学生, 则可以侧重于相关本学科的外文资料查阅能力以及研究能力。同时, 在分阶段的教学模式下, 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学期设计出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如与外方交际的模拟口语训练, 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角色扮演, 商务谈判, 电影情景再现等等。在教学管理控制方面也需要把握两个原则: (1) 议题的内容设计应具有普遍性; (2) 预先布置, 让各组学生能有所准备。通过上述教学模式, 便能在与专业知识、岗位要求紧密结合的状态下, 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文秋芳.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国外外语教学, 2003 (3) :6-9.

[2]刘润清, 吴一安.中国英语教育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本土现实主义的坚守 第10篇

关键词：信息传播,网络信息化,意识形态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网络信息化环境下必须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牢牢把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一、网络信息化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新态势

1.新的传播媒体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4年6月, 中国网民达6.32亿, 其中, 手机网民5.27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 手机使用率高达83.4%, 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1]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新媒体, 消费者们在散步、等待、吃饭, 甚至是在开车的时候都会使用手机。智能手机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 已经迅速成为网络信息化环境下的重要传播媒体工具。

2.新的信息平台

近年来, 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社交平台发展迅速,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4年6月, 我国微博用户较2013年底有所减少, 但仍有2.75亿, 在手机微博方面, 截至2014年6月, 我国手机微博用户数也有1.89亿之多。[2]微博用户数量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微信社交平台的迅速发展, 截至2013年11月微信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 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微博和微信作为一种个人信息发布工具, 基于互联网的强连接的关系, 使信息的传播效果得到空前提升。信息的传播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 微博和微信介入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3.新的参与主体

网络走进家庭, 孩子开始接触网络。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12月底, 中国青少年网民已达2.56亿, 占整体网民的41.5%, 占青少年总体的71.8%。青少年网民使用手机、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三种上网设备的比例分别为86.3%、71.2%和51.2%, 手机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终端, 青少年手机网民规模已经达到2.21亿, [3]青少年已经成为网络信息时代的重要参与群体。

二、信息传播的新态势对意识形态安全的负效应

1.手机网络上的负面信息严重威胁意识形态安全

随着4G时代的到来, 手机网络受众更加广泛, 使用更加便捷, 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更小, 伴随手机网络的用户数量剧增, 对手机网络内容的监管十分困难,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网络大肆传播引发社会恐慌的虚假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反动信息、腐蚀百姓思想的封建迷信信息等, 败坏了社会风气, 误导公众, 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加之上网手机可以跨地域、超越国界传播, 传统意义的“把关人”荡然无存, 这使社会对社会伦理、公共道德的引导和不良信息的“过滤”难度加大。[4]信息处理滞后, 导致手机网络上的负面信息大量存在, 而且手机网络的用户高达5亿之多, 信息传播速度极快, 手机网络上的负面信息严重威胁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2.自媒体的开放性传播对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隐患

自媒体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去中心、个性化等特点的新媒体, 其资源高度共享、信息高度开放、信息传播门槛很低, 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首先, 与传统媒体相比, 自媒体用户的表达权更加自由, 人们在表达观点、宣泄情感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从众心理, 容易轻信传播内容, 不加分析地试图把对社会的不满都通过自媒体网络的形式发泄出来, 把在自媒体网络的非理性发声当作缓解精神压力的方式, 网络主体的责任意识缺失。其次, 我国对于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政策、法规建设相对滞后、信息过滤网缺失, 这就对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微信、微博上,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制造和传播信息, 这些信息会以“1-N-N”的传播模式迅速传播, 从而影响其他用户的思想意识与行为。一些西方势力、持不同政见者或对社会不满者, 往往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传播虚假的信息、扭曲的价值观和偏激的观点, 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影响, 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3.青少年极易受网上不良信息影响

首先, 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 自控能力和辨别能力较差, 难以抵挡不良信息的干扰。网络上良莠不齐的信息对青少年思想的碰撞、冲突更为直接, 更加激烈, 面对蜂拥而来的信息流不知所措, 致使部分青少年判断力丧失。如果这些学生在网上长期得不到先进思想文化的正确导引, 大量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影响和不良思想的侵害, 必然会丧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 网络的虚拟性会让原本就处于迷茫期的青少年很难在真实与虚伪之间寻找到彼此间的信任, 交往的虚拟化使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大大减少, 造成群体意识的削弱和人际关系的淡薄。网络的吸引导致部分青少年人格异化, 自我封闭, 造成人际关系淡化, 趋向孤独、冷漠, 在网络中迷失自我。

三、网络信息化环境下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新策略

1.强化手机网络的监管

面对手机网络信息传播的负面效应, 需要监管部门的正确引导, 更需要严格的控制。首先, 网络监管部门应该培养一批懂得网络信息传播规律、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专业人才, 建立专业的团队, 专门针对手机网络上的信息进行排查, 最大限度的控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其次, 国家网监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进一步落实网络实名制和问责制, 对网络推手、网络造谣者尤其是恶意信息的制造者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对各大主流网站更要高度关注, 发现虚假信息或不当言论, 应强制干预, 对发布不良信息的网站进行处理和处罚, 从源头消灭网上的不良信息, 保证手机网络健康平稳的发展。最后, 在手机网络用户中建立群众监督体系, 让群众参与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中来, 维护自身的权益, 同时也为国家的意识心态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2.利用自媒体传播“正能量”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可谓是一把“双刃剑”, 利用不好会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 但是如果正确利用, 也会成为传播“正能量”的重要武器。因此, 在利用自媒体时应做到:首先, 坚持主流意识形态, 坚定自己的立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为行为准则, 才能让自媒体健康发展, 传递出更多的“正能量”。其次, 发布信息要慎之又慎。自媒体的互动性强, 社会影响力大, 因此, 在对自媒体的利用中更应坚持新闻真实性, 严格审查, 避免新闻失实, 做到不跟风, 不炒作, 注重社会效果。最后, 在微博、微信上建立公共平台, 多以自媒体的语言和形式宣传社会上的积极信息, 让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成为传播“正能量”的强大力量。

3.探究青少年文明上网的路径

加强青少年文明上网的教育和宣传工作, 使青少年清楚认识到网络产生负面影响的危害性, 增强避免受害的自觉性。只要措施得当、宣传得力, 就能够有效地避免青少年受到网络的负面侵害。因此, 必须努力研究和探索网络条件下思想教育的规律和方法, 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帮助, 做到“善于网上学习, 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 不侮辱欺诈他人;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不随意约会网友;要维护网络安全, 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 不沉溺虚拟时空”, 利用网络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网络支持环境。[5]因此, 必须加强对青少年文明上网的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4/201407/t20140721_47439.htm.2014-07-21/2014-09-06.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qsnbg/201406/t20140611_47215.htm.2014-06-11/2014-09-06.

[4]石岩, 吴玲.手机媒体助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策略研究[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11 (3) :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