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研究范文

报道研究范文（精选12篇）

报道研究 第1篇

关键词：都市报,转基因食品,食品新闻

转基因技术至今发展了三十余年, 逐渐从实验室走向了现实应用。近年来转基因食品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论, 在新闻媒体连续报道的推波助澜下, 争论不断升级。新闻媒体对于这样一个科技议题的报道, 数量增多, 规模扩大。我国公众日常接触最频繁的大众媒介之一都市类报纸如何建构转基因食品新闻, 成为本研究的关注焦点。

一、研究背景:什么是转基因及转基因食品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 “使用DNA重组技术获得特定的复制DNA的能力, 使得将一种生物体中的DNA添加进另一种生物体的染色体成为可能。这种被添加的基因就是转基因”。

目前世界上比较常见的转基因食品以植物性转基因食品为主。例如, 玉米生长易受鳞翅目昆虫威胁, 科学家向玉米中转入一种来自于苏云金杆菌的基因, 食用了这种转基因玉米的鳞翅目昆虫将会死亡, 而人类及其他的动物、昆虫均没有特定的受体, 所以这种转基因的抗虫玉米对人无毒害, 但可以抗虫。

由于转基因生物并非自然选择的结果, 而是人工干预生物的遗传信息, 这其中就产生了一定的潜在风险:挑战自然法则、改造生物基因, 是否会导致如基因突变等不可预知的危险?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后是否会发生恶性连锁反应危害人类健康?这是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最大担忧, 也是科学界试图找到确切答案的问题尽管还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或其他生物有害, 但也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在长期的使用中不会出现问题。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成为国内外科技领域争论的一大热点, 也是我国新闻媒体及网络舆论对该议题展开争议的源头。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如前文所述, 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国都市报是如何建构转基因食品新闻的。我们希望通过对我国都市报对转基因食品议题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 了解都市报在一段时期内对该问题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专业地呈现了作为科技议题的转基因食品本身, 在多大程度上解答了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疑虑即不确定性。

我们选择了广州《南方都市报》、北京《北京青年报》、上海《东方早报》、武汉《楚天都市报》以及成都《成都商报》这五份报纸, 分别是中国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发行量较大、对转基因食品报道较多的都市报,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中国都市类报纸转基因食品报道的总体状况。我们选取了这五家报纸2008年至2013年11月近六年的报道, 这一时间段内大众媒介关于转基因的报道开始明显增多,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此前的相关报道并不多, 数量上不成规模。

在“读秀”数据库搜索“转基因”关键词并人工筛选转基因食品相关报道。经过检索筛查, 五份报纸近六年间共计195条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新闻。统计这些报道的议题选择、其中涉及人物与组织的属性、报道转基因食品时的倾向等问题。议题选择反映着媒体在报道转基因食品问题时所选取的角度和方面以及展开和建构新闻报道的思路;涉及的人物与组织反映着转基因食品舆论场中的主要发声者, 并可以通过他们的属性观察报道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倾向性直接表现着新闻报道作者乃至媒体对转基因食品问题的态度。我们希望结合以上因素, 进行文本分析, 再对报道做进一步的评判。

三、研究发现

(一) 报道数量受风险事件驱动

近六年间, 五份都市报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报道数量趋势与转基因食品重要事件的发生存在关联性。从媒体报道量季度变化曲线图中可见三个报道量的峰值, 分别是2010年第一季度、2012年第三和第四季度以及2013年第四季度。第一次高峰中出现的报道主要有《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15日《打破跨国垄断国产转基因水稻、玉米获“准生证”》、《东方早报》2010年3月4日《转基因水稻“安全证”激辩》、《成都商报》2010年3月11日《农业部:发安全证书不等于转基因商业化》等。第二次高峰中出现的报道如:《南方都市报》2012年9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否认参与“黄金大米”人体试验》、《楚天都市报》2012年12月7日《湖南25名儿童吃了转基因大米》、《成都商报》2012年12月10日《“黄金大米”暴露出三个问题》等。第三次高峰中出现的报道有《东方早报》2013年10月26日《央媒密集关注转基因食品崔永元指责利益集团网上围攻质疑转基因者》、《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31日《支持转基因副部长被指曾受聘美国公司》、《成都商报》2013年12月25日《我吃了14年转基因家人也在吃》等。

与这三个报道高峰相对应的, 分别是:2009年11月27号, 农业部批准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转基因主粮作物颁发安全证书的国家;2012年8月30日,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谴责美国塔夫茨大学与中国研究人员使用转基因“黄金大米”对6至8岁的儿童进行营养转化试验;2013年下半年转基因食品相关事件发生密集, 农业部批准三个转基因大豆安全证书、61名院士联名上书、崔永元与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争论等事件一起带动了转基因报道的集中出现。从总体趋势上看, 重大风险性事件驱动着几份都市报对于转基因食品问题的关注和报道。

新闻事件驱动新闻报道, 看似正常的报道路数对科技风险报道却有着额外的副作用。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 往往在风险事件出现时媒体才集中关注, 事件过去, 焦点移开, 下一次风险事件发生时再次聚焦, 如此循环往复。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公众, 在这种极具突发性、戏剧性的报道浪潮中无暇顾及风险事件背后的科技知识, 风险事件的报道易沉积为公众对下一轮风险的想象。

(二) 议题选择较集中

在转基因食品议题之下, 不同的新闻报道从不同的次级议题入手报道, 这些报道呈现的次级议题可以分为:政治政策 (有关转基因食品问题的政府决策、法规、行政行为等) 、食品安全 (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质疑、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担忧、相关研究等) 、冲突争议 (围绕转基因食品展开的争论、冲突、官司等) 、科学技术 (只从技术角度对转基因食品研究的新成果进行报道) 、常识普及、经济利益 (与转基因食品销售、贸易相关的事件) 等。

五份都市报的报道中, 政治政策、食品安全和冲突争议作为主导议题的报道明显多于其余议题作为主导议题的报道, 共占到82%;而常识普及等其他议题则所占比例很小。报道首要关注政府政策及行政管理行为, 与我国媒体“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角色相符;食品安全问题与普通公众也即消费者的距离最近, 关注度位列第二;争议性事件最具冲突元素, 吸引眼球, 与都市报追求发行量、追求利润的目标相一致;科技进展及转基因常识类报道原本是对公众了解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来说最为关键的内容, 通过科普消除公众的不确定性及疑虑, 进而形成对相关争论进行判断的基础, 然而相关报道仅占少数。

(三) 受访人物:政府、专家主导

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中政府官员/政府部门、以转基因专家身份出场的人士发声的机会最多;商业人士/经济组织、NGO/公共组织、其他领域专家也有一定的发声机会;而普通公众发声的机会最少, 在报道中几乎隐身。对于科技风险报道, 掌握专业知识的精英掌握更多话语权无可厚非, 如果发挥得当, 可以起到科普释疑, 减少公众不确定性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 则需要对文本进行分析。转基因食品风险是涉及广大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公共议题, 然而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忧虑、困惑却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这样的发声不均衡使都市报媒体并没有成为沟通政府、专家、公众的桥梁, 围绕转基因食品问题本身的公平理性的讨论也就难以展开。

(四) 扩大争议, 建构冲突都市报转基因食品新闻报道路线

新闻价值理论认为, 公众对于那些抽象的专业的平淡的故事没有太多兴趣, 而冲突性激动人心的报道才受欢迎, 在这种新闻价值观的驱动下, 有关科技风险报道, 常常呈现出扩大争议、建构冲突的特征。从对报道议题的统计中发现, 关于食品安全、冲突争议的报道占有很大比重, 但是在这类报道中真正讨论转基因食品安全本身的并不多, 更多的则是以民众与专家、民众与政府或利益群体之间的争论、冲突为主要内容的, 并以这种争论和冲突暗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隐患。

例如2009年5月1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的《中国粮食安全预警:美国转基因在华攻城略地》, 报道的是当年一季度我国大豆进口量继续大幅增加, 反映着“中国本土大豆产业链条已然扭曲”, 本土大豆加工业命运堪忧;文章中段转向转基因话题, “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市场一年反转”, “海关总署称, 当前大豆行业的发展状况应引起足够重视。其中一点就是, 国内大豆主产区的豆油和豆粕市场被转基因产品占领”。这篇对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市场充满忧虑的报道, 全篇并没有提到转基因大豆可能的风险和安全隐患, 也未对转基因大豆的基本科学常识进行解释说明。而标题中大大的“安全预警”将战略性粮食安全与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混为一谈。

2010年12月21日的《东方早报》刊文《转基因背后:国家战略角力和公关舆论大战》, 以深度报道的形式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分析转基因食品问题, “转基因大豆、玉米并非美国人主食, 但已成为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出口支柱”这一定调式的陈述后是六个部分对美国转基因食品战略及各国应对措施的分析, 以阿根廷作为“悲情的反面教材”发出警示:转基因食品并不能让中国吃上甜头;中国要打一场“国产大豆保护战”。文章中频现“忧虑”、“担忧”、“堪忧”等负面用词, 但对于“忧”的对象即转基因的安全隐患并没有做出解释。该文成功地绕过科技风险本身, 将转基因食品看作战略角力的工具;对这种战略角力的描述越是紧张激烈, 形势越是危急, 就越是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性与危害性的一种默认;而它所默认的观念, 在该文中乃至该报一段时间以来的信息流中是找不到科学依据作为基础的。

2013年10月25日《成都商报》的一篇人物特写《我吃了14年转基因家人也在吃》, 关注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抗虫转基因水稻研究负责人林拥军。文中大量引用林拥军的话, 包括其用自己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仍健康来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激烈言辞回应质疑等。后半部分则主要叙述近来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事件和关键人物, 以及林拥军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林拥军作为转基因领域的专家, 应当属于对于转基因食品问题较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 然而文章中并未收录林拥军对于转基因科研的报道及其本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从专业角度进行的解释。文章将林拥军放置于转基因食品相关争论和冲突的大背景下, 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标本进行观察, 而并非将其作为业内专家对待。这就导致虽然有专家出现发声, 但却未给报道本身添加科学性与专业性。读者的关注点仍无法从报道所突出的大背景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激烈争议上暂时移开。

“风险有别于危机, 如果说危机是一个物体或是某一状态下具有潜在性的危险, 风险则是一个人会被某一种特定危害所伤害的几率, 是指事物具有的不确定性对人造成影响。危险是真实的, 但风险却是一种社会建构。’”转基因食品报道属于科技风险报道, 新闻媒体在建构新闻的同时也参与建构着风险。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相关报道中借助新闻媒体提高自己的声音分贝, 使得本来就对转基因食品存有不确定性的公众淹没在各类声音中无所适从, 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获取新闻, 结果却导致了更大更复杂的不确定性, “权威”的泛滥引致公众对“权威”的对抗式解读;但从另一方面看, 这些所谓的“权威”们透过新闻媒体这个扩音器所发出的声音却与科学、科学风险本身关系不大, 此类报道中对于专家的使用并不成功。都市报媒体搏人眼球、追求故事性与冲突性的竞争本性在此处即表现为强化有关该问题的争议, 甚至彻底抛弃科学, 从所谓“战略”的角度看待转基因食品。

(五) 在展现冲突中寻求“伪中立”

风险传播所经常面临的“传播悖论”是指, 本应降低对风险的不确定性的媒介, 对于潜在风险的传播可能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乃至恐慌。这种悖论在转基因食品报道上表现出了一种新特点。大量的相关报道虽然突出了争议的激烈性, 但却鲜有选边站或一边倒的报道;长时间的报道所组成的信息流中, 显示出倾向性的文章数量基本平衡;记者、媒体似乎站在一个看似中立的位置上看热闹。这种“中立”的做法, 重表面而轻实质, 展示一个双方混战的局面, 却忽略了乱战背后的问题核心;正由于争论所围绕的科学根源公众看不到, 看到的只是一片混乱, 那么对这样一种存在争议和疑虑的新事物, 就算不是心生恐惧, 起码也是要敬而远之的;所谓“中立”沦为一种“伪中立”。由此, 公众处于不确定性而对风险的想象演变成了即刻的风险, 风险传播偏离预警社会的正轨, 陷入越传越险的怪圈之中。

此类报道如《成都商报》2010年9月20日《媒体称动物吃转基因玉米现异常方舟子反驳》等。读者所理解的不是风险本身, 而是争议本身, 以及争议所暗含的风险或风险的想象。大众传媒上所呈现的这种风险, 与“风险社会”的大环境以及受众对风险的联想一同起作用, 最终可能导致的则是恐惧心理和风险文化的蔓延。

四、结论

本研究以《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楚天都市报》、《成都商报》近六年间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作为样本, 通过统计分析与文本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几份都市报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数量上受风险事件驱动, 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期间及发生后一段时间, 报道数量出现峰值。这导致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注意力集中在风险事件上而无暇顾及背后的科学问题本身。

议题选择集中在政府政策及冲突争议事件上, 从专业角度解疑释惑, 降低公众不确定性的科普性内容严重缺失。

出现在相关报道中的人物以政府官员及该领域专家为主, 公众/消费者难以获得发声机会。在此关乎公共利益的科技风险问题上, 都市报媒体未能成为公共讨论的平台, 公众、政府、专家没有形成有益的互动局面。同时, 专家的专业性与权威性未能在报道中得以体现, 更多的是作为争议的一方出现, 部分专家甚至被当作记者猎奇的标本。

都市报出于自身利益追求, 在转基因食品新闻报道的建构上追求戏剧性、冲突性的路线, 弱化乃至绕过科学与知识, 使得本来看似难以规避的核心问题被争议冲突元素淹没。媒体在这类科技风险报道中未能成功地消除不确定性, 反而进一步建构着风险。逃开科学问题的同时, 由于报道重点置于展现冲突之上, 几份都市报采取“伪中立”的姿态描绘冲突事件, 促使潜在的风险向风险想象转化, 导致引发恐慌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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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增一, 迟妍玮.国外科技报道研究:方法与趋势[J].科学与社会, 2013 (2) .

报道研究 第2篇

通过延长或缩短报道时间，增加或减少报道篇幅，提高或降低报道的版面地位等手段，改变报道的阵势和力度。调整报道规模常常是随调整报道内容而来，如“三角债”报道的内容调整后，就只有延长报道时间，增加报道篇幅，提高版面地位。原定只有10组稿件，后来实际见报的栏头就达到26次，各类报道60多篇，一版头条就有十多篇。

(四)、报道方式的调整。

指变更报道的组织方式，使报道取得好的效果。前面我们说到过几种报道组织方式，它们在实际运用中并不相互排斥，能够组合运用，并能由一种报道方式转变到另一种报道方式。报道方式的改变，是根据报道思路的修正和报道内容的调整而来的，如前文中谈到的经济日报关于“三角六”的讨论，原来的设计是刊登记者采写的新闻，后来这条新闻在报社内两度引起争议，才促使新的报道思路逐渐明朗，变客观报道为组织讨论，这样，讨论式就成了这个报道调整后的形式。

(五)、报道力量与报道机制的调整。

改变原定的报道人员部署和资金与技术设备的配置，建立新的报道机制等，前面已有专门论述。其实这种调整是由报道内容和报道规模的调整而来的，如经济日报的“三角债”报道本来是由工交部、记者部一同策划和操作的，后来报道规模扩大了，参与这个报道的人员也不断增多，评论部、财贸部、辽宁记者站、上海记者站、北京记者站、吉林记者站、广东记者站、安徽记者站、山西记者站等，共有十几个部门的记者投入了这场报道战役，这才使报道面大大扩展，报道声势大大加强。

总之，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报道实施是并驾齐驱、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报道进行的过程中，策划者需要自始至终地接受反馈，并据此随时修正报道方案，从而有效地控制报道活动，促使报道尽可能实现效果目标。

本文对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所作的理论与实务的探讨，不可能穷尽这一领域中所有已经出现、正在出现和将会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立足于宏观编辑角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因为实践已经雄辩地说明，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实际是横跨媒介传播、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的一个边缘性课题，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需要有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有识之士协力推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已经来临的新世纪中，我国各类新闻媒介在市场竞争大潮中的不断开拓创新，以及我国新一代新闻传播研究者们的不懈求索，一定能使这项研究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注释：

1、郑兴东：《好新闻后面--编辑耕耘录》，第222-225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2、肖许：《“体现了大台风范”--中央电视台张北地震报道侧记》，刊于《中国记者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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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调查研究做好深度报道 第3篇

曾经有学者认为： 电视新闻浮光掠影， 是小报作风。我们行业有的同志也认为，深度报道是一种只有报纸才能充分利用的报道方式，为什么电视新闻被排斥在充分利用深度报道 的新闻媒介之外？而为什么报纸、广播没有受到如此“ 待遇” 呢？我认为， 这与电视新闻媒介的特性以及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习惯不无关联。

报纸、刊物的主要信息载体是文字，广播新闻是语言， 而电视新闻则是图像。人们往往认为， 语言文字适宜于表现深奥的道理和深入的分析， 因而有一定的“ 深度” . 而形象化的图像则不宜于表现上述内容， 因而难免流于浮浅。的确， 图像是存在着上述局限性的。但是， 在电视新闻中， 图像并不是孤立的唯一的传播符号， 它是与声音、文字、色彩等诸种因素相互作用来传播的。因此， 我们不能只是孤立地看待图像的弱点， 只要图像与其它传播符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作用就会大于其中任何一种单项， 因为“ 整体大于各部分的简单之和” 。 同时， 电视新闻通过形象化的图像和文字解说等诸种因素的复合效果， 把许多“ 非语言文字信息” 直接呈现给观众， 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立体的、多侧面的传播， 宜于把深奥的道理表现得深人浅出、通俗易懂， 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电视新闻传播符号具有多样性和兼容性， 所以它不应该成为新闻深度报道的“ 禁区” ， 而应该成为搞好深度报道的有利条件。

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如何抓好深度报道？谈几点不成熟的认识。

一、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深度报道以深刻见长， 所传播给读者的新闻事件要有深层信息， 使观众真正得到启迪。因此，必须要走入火热的基层一线捕捉新鲜素材，进行扎实的调查研究，对大量丰富的材料进行深度加工，从而揭示出事件的内涵与本质。

与之相反的，是那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采访以及那种蹲在机关里闭门写稿编稿的作风，这种采访风气是某些新闻工作者浮躁心态的一种反映， 由此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形成了信息不实、以讹传讹的“虚假报道”恶性循环。

调查帮助我们掌握材料，研究有助于我们提炼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主题，否则记者就成了简单的“录影机”。

新闻报道不是“有闻必录”，要认识一个新闻事件的“庐山真面目”，就必须积极思考、广泛联系，在调查-求证-判断-再调查-再求证-再判断中廓清迷雾，探究本质，努力发掘出较大的新闻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 目前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走转改”、加强职业道德等三项教育，有益于自己不断提高思想政治修养和哲学素养，同时也是一名优秀记者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

二、增强思辩色彩、 运用多样化思维方式

思辩性是深度报道的力量所在， 深度报道以其强烈的思辩性， 在更高层次上拓展， 以期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这就要求记者在写作上要比一般报道具有更高的标准， 花费更多的力气。

在新闻的基础要素中， 突出“为什么” 和“如何”是报道的核心要素。一般消息的落脚点通常在于讲清“如何” 和“ 何人” 上， 而深度报道的落脚点则是在“为何” 和“如何”上。要在追根究源中讲清来龙去脉， 深挖新闻背后的新闻， 帮助公众了解新闻事件的本质和意义。因此， 深度报道必须通过对大量丰富的材料深度加工， 有分析、有思辨、有预测， 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提示事物（事件）深层的、发人深思的内涵与本质。从表层拓展到深层， 从事件拓展到认知， 从事件本身拓展到事件之间以及事件与人的联系， 进而揭示出新闻事件的实质。

一般来说， 本质往往深藏于题材的内层， 受众不易于发现。发现不了新闻题材的本质， 新闻信息的价值就会流失。

深度报道的题材往往重大而复杂， 题材在发展过程中又牵扯多方面的情况。为帮助一般受众从本质上把握题材， 记者必须依据详细的事实对事件进行必要解释。在报道中， 记者应该正确运用必要的背景材料， 在凸现新闻题材本质的地方进行恰当的解释说明， 从而使报道获得成功。

加强深度报道的思辩性， 是与记者的思维方式变革密不可分的。在新闻的实践中， 既要顺向思维， 更要逆向思维； 既要单向思维， 更要双向思维； 既要平面思维， 又要立体思维； 既要宏观思维， 又要微观思维， 处理好思维中的辩证关系， 熟悉并掌握多种思维方式， 就能 寓理于事， “ 贵在破理” ，真正起到启迪、诱导的作用。

三、寻找细节、注重挖掘

细节是报道成功的重要因素。要写出一篇有深度的报道， 写作的细节是不容忽视的。深度报道的报道目的是“ 求是” ，而“事实”是基础。如何以客观手法准确细致地传递出真理， 是深度报道能否具有深度的基本要求。因此， 在采写深度报道中， 必须重视细节的报道。

细节对新闻相当重要， 许多新闻活不起来，看后即忘， 正是因为记者不善于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体现事物， 习惯于用空泛的概念来写稿所致。但其突发性和隐蔽性的特点， 又让人难以捕捉， 我们只有在采访活动中时刻做有心人， 寻找细节、注重挖掘、精心把握，使细节的表现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表达， 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达到具体生动地反映事物本质、增强传播感染力的目的。

总的来说， 生活中充满细节， 细节中蕴藏新闻； 新闻中的细节像跳动的精灵， 丰满着新闻作品。树立细节意识， 对一名电视新闻工作者来说， 至关重要。

RCI屋面研究峰会报道 第4篇

由RCI基金 (译注:RCI是从事屋面、防水和外墙系统技术规程和设计的专业咨询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国际协会, 前身是屋面咨询师协会, RCI基金主要资助推动建筑进步的各项活动, 包括出版、培训和研究等) 发起的屋面行业研究峰会, 2009年5月1日至2日在华盛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包括NRCA、ERA、FM、NRC、SPRI在内的22家业内著名的组织代表。

会议以广泛的视角研讨包括低坡、陡坡屋面以及各种屋面材料在内的屋面研究诸多方面, 以及现代屋面功能的各种新要求, 如节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水管理、材料管理、耐久性和寿命周期管理等。

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确立今后10年影响屋面行业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机遇;确立研讨这些风险和机遇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和课题;对正在进行研究的项目制定一个计划, 包括组织、资助、监管和进度等方面。

屋面行业的新情况

1) 屋面的平台功能

越来越多的新建屋面被用来作为各种用途的平台, 而这些用途在设计时不一定考虑在内。由于能源需求的增加, 各国都将现有屋面作为利用新技术的一个场所。还有, 新的影响因素, 如机电和景观行业对屋面系统的设计、施工和维护影响越来越大;新的能源规范和标准要求将屋面作为整个建筑物能源状况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等。

2) 建筑物的新要求

建筑物的新要求对屋面和整个建筑物的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密封性更好的建筑围护技术可能驱使热、水和气体进入屋面结构;另外, 种植屋面和太阳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扩大, 对现代屋面系统性能的影响也远没有搞清楚。更加节能的建筑物要求更为有效的技术, 能收集更多的热能和节能更多, 同时新能源规范的应用可能要求更加关注新屋面和建筑系统对全球转暖、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环境的影响。

3) 耐久性

随着对屋面新的需求和技术进步步伐的加速, 传统的耐久性定义和屋面系统耐久性的测定方法, 可能已经不适应目前屋面的发展现状。以往依据屋面长期的现场性能评估屋面系统耐久性的方法, 在新需求、新技术、新产品快速进入市场的今天就成了问题, 例如, 屋面的各种新功能究竟是否对耐久性有利还很不清楚。

屋面行业必须制定新的研究方法, 包括新的预测模型和全面质量管理。此外, 涉及现有屋面系统可修理性和更新领域的研究, 需要进行探索以便使屋面寿命最大化。

4) 屋面标准的作用

可持续建筑物标准正在制定, 可能会与目前的屋面设计知识和做法有所冲突。虽然屋面行业也在不断地制定和修改屋面性能标准, 但在屋面标准和不断出现的可持续建筑物标准之间似乎缺少有效的协调。

虽然人们对于可持续屋面系统的兴趣很大, 但是目前除了个别的特性如屋面反射率有所涉及外, 还没有屋面持续性方面的标准。这就很可能使某些非常行之有效的屋面方案遭到否决, 使实际选用的屋面系统长期来看可能不是那么可持续的。此外, 缺少明确的可持续标准可能使设计和研究工作造成混乱。

5) 行业现状

随着建筑技术的加速发展, 有些新的规定常常会变得难以理解, 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因为建筑技术不断受到社会需求的推动, 在不断出现的建筑技术和原有的屋面基本规则之间可能存在许多矛盾。

由于退休的原因, 行业正迅速失去许多主要的从事研究、教育和技术方面的专家。

目前行业的交流很分散, 屋面的信息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提炼, 那些在信息交流方面可以起到领导作用的组织资金不足, 只能靠志愿者维持日常的工作。

为了探索上述新情况, 研究峰会组织了若干专题研究小组, 确定每个问题最迫切需要研究的计划。这些小组是:1) 屋顶平台小组;2) 新的建筑需求小组;3) 屋面系统耐久性小组;4) 屋面标准小组;5) 行业现状小组。小组成员来自屋面行业各相关协会和组织。

主要研究课题

屋顶平台小组

1) 制订设计指南, 包括低坡屋面最佳做法以更有效地安置新的非屋面设备和在新建屋面上利用新技术。

2) 对现有的整个建筑物能源分析模型进行研究, 目标是确立一个能较好地将屋面和建筑围护结构结合的模型。

3) 对涉及屋面翻修和更换的国家、州和地方所采取的鼓励政策进行评审。

4) 从那些非屋面专业 (设备、太阳能和通讯) 人士那里引进知识, 将那些新技术和设备充分整合到设计好的屋面中。

新的建筑需求小组

1) 收集屋面系统现场性能以及对建筑物功能影响的数据。

2) 建立和确定一些包含所有必要的性能参数的屋面模型。

3) 研究不断出现的系统, 如种植屋面、可再生能源以及他们对屋面系统性能的影响和对可持续建筑的贡献。

4) 进行课题研究, 如热能的收集、各种不同反射率和辐射率的卷材、新型隔汽材料以及自干屋面。

5) 研究更为接近现场性能的动态模拟和试验方法。

屋面系统耐久性小组

1) 综合现有的现场性能数据、小型实验和预测模型, 制订一个屋面系统耐久性评估方案。

2) 制订一个以过程为基础的方法, 强调现场性能数据的收集、缺陷分析和不断改进的措施等。

3) 调研和开发通过定期维护、修理和更换屋面关键组成等措施, 延长使用寿命的技术和方法。

4) 制订预期最低使用寿命为50年的屋面性能评估准则, 包括在寿命期间关键部件的可修理性。

屋面标准小组

1) 利用一组衡量耐久性的指标, 包括长期性能准则和目标, 制定耐久屋面施工标准。

2) 制订标准编写计划, 包含在防火、抗风和抗冰雹性能与长期屋面系统性能方面的决策分析。

3) 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和标准编写计划, 使承包商、设计人员和用户能为屋面系统做出有依据的、一致的和全面的决策。

4) 鼓励实践上述标准, 包括使用不同的测试机构以证明实验数据的复演性。

5) 将现有的规范和标准与不断出现的技术结合起来。

6) 确立屋面系统和其他建筑物部件的关系, 以帮助决策者制订新的会影响屋面系统的设计标准。

行业现状小组

1) 建立由屋面和有关专家组成的国际合作机构, 作为行业的喉舌。

2) 开展旨在建立国际屋面数据库的研究。

3) 建立同行评审机制, 对进入数据库的信息进行评审、编辑和批准。

4) 通过上述机构交换信息。

5) 通过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全球行业机构, 提升其他行业组织接受这些信息的意愿。

6) 采用建筑信息交换技术或其他类似的技术, 有效地宣传这些信息。

国内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研究 第5篇

由此，本文主要围绕这三方面展开，分别就其研究现状、特点、问题等进行概括论述。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 报道机制 政府治理

1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①，并将其区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

本文所探讨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建立在这一概念范围之内。

我国目前处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

如何应对难以预测的突发公共事件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研究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对传统媒体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机制的研究

在突发事件已经成为常态性报道对象的当下，从科学管理的要求出发，为了提升应急报道质量，降低突发事件的报道风险，建立突发事件报道应急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由此，对传统媒体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机制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学术层面对相关报道的规律总结和理论升华，还具有重要的操作层面的意义，与之相应，实践经验丰富的一线人士在此类研究者中占较大比重。

具体来看，这类研究可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从单一媒体的报道实践出发，探讨突发事件报道机制。

如霍小光《新华社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机制》(《中国记者》，第11期)，陈卫平《采编经验谈：重大公共安全报道的机制与操作》(《中国记者》， 年第9 期)论述了新华社在报道突发事件方面的基本经验。

高山《程序化决策个性化操作〈中国青年报〉公共安全与危机处理报道模式与经验》，(《中国记者》，2004 年第9 期)分析了《中国青年报》在多年的突发事件报道中形成的成熟的报道手法和独特的报道视点。

李倩《央视近十年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6月)则以中央电视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来中央电视台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提出了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二，以具体的突发事件为案例，探讨突发事件报道机制。

如沈正赋《突发事件中新闻报道机制的科学调控从广东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播谈起》(《声屏世界》，第4期)，指出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缺乏对真相的全方位表述和反思，并指出了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应承担的责任。

郭雄《大地震后的应急报道机制建设》(《新闻知识》，第10期)对汶川地震中媒体快速、专业的表现做了正面论述。

第三，立足突发事件报道本身，从事件发生过程、报道理念、机制构成等层面探讨报道机制的完善。

这类研究内容丰富，角度多样。

如王宇在《广电媒体突发自然灾害应急机制构成研究》(现代传播，第4期)一文中，在总结近年危机报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评估机制、快反机制、组织机制、保障机制和培训机制五大机制的设想，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启发性。

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现代传播》， 年第2 期)回归新闻报道自身规律，强调灾难报道信息层面的价值。

高向军的《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浅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年第2 期)、赵志立的《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冲突》(《当代传播》，20第 6 期)则从人性角度审视新闻报道，富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

与大量期刊论文相比，研究传统媒体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机制的专著要少得多。

早期朱金平在其著作《论突发事件报道》(长江出版社)中，通过总结突发事件报道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报道的采写，填补了当时我国新闻写作理论和突发事件报道采写理论的空白。

范以《论突发事件传媒视角选择》一书以伊拉克、抗“非典”、印度洋海啸等国内外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和对其处置过程为依据，着重研究了传媒对突发事件报道视角的选择问题。

其他相关著作还有吴宜蓁的《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钟新的《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嗓音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史安斌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南方日报出版社)等。

此外，将突发事件报道机制作为研究论题的硕士论文近年来不断增多，如任壮《建立健全我国国内突发事件新闻传播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5月)，蔡洪《电视媒体应对他法事件传播机制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12月)。

二、对网络媒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

当下，网络媒体传播实力和影响力日趋扩大，对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合理地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使其在突发事件传播和处理中能够更科学，更充分的发挥功能。

将新媒体与突发事件相结合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李炯《突发事件与网络传播特点》，徐岚《从突发事件看网络媒体之应对与局限》，刘锐《网络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沈琪霞《网络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地位与作用》。

近两年，微博在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以“微博和突发事件”为主题的研究也相继涌现，如陈红玉《由突发事件看微博的传播机制》(《传媒观察》，2010年第8期)，徐爱《微博传播影响公共事件走向的机制分析以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为例》(《青年记者》，2010年第12期)等，主要着眼于微博在突发事件传播中的特点、作用、传播机制、舆论影响等方面的探讨。

此外，最新研究如陈丹妮《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研究》②一文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微博的作用。

赵梁在《自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③中结合具体事例，从冲击和促进传统媒体发展两方面具体论述了自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得出自媒体不是颠覆传统媒体的终结者而是助其成长的动力这一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媒体理性化的传播趋势。

总体而言，网络媒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相关研究视角新颖，能够为媒体发展提供解释和指导，但真正系统、全面的论著很少，难有整体上的把握。

其次，新媒体瞬息万变，对于不断呈现的新的特点，理论研究往往处于滞后的状态，削弱了研究价值。

此外，新媒体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尚未成熟，其本身就存在服务、技术等诸多问题，如信息更新速度过快，相关记录不易保留等，这些问题制约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和更系统的宏观层面的把握，相关研究难以深入。

三、对突发事件、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研究

对突发事件、媒体、政府三者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既有历时态的研究，如沈正斌在其发表的系列文章提出“三阶段”论;也有对某一阶段做局部的集中考察的研究，如刘一平《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灾难报道机制》(《新闻大学》，20春)。

但凡是对三者关系的探讨，必然涉及到政治学、管理学的相关内容，由此，也可以说，这部分的研究呈现出最明显、最广泛的跨学科特征。

具体可将相关研究分为两点：

其一、国家形象与公共突发事件报道。

以国家形象为切入点的文章，早期如徐学江《突发事件报道与国家形象》(《中国记者》，1988年第9期)，通过分析突发事件报道存在的弊病及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媒体报道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从而忽略了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要性，这在当下已经成为惯例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王眉《国家形象与突发事件中的媒体责任》(《对外大传播》，第6期)总结了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中，美国媒体和政府塑造国家形象的技巧，强调媒体与政府建立联合反应机制的重要性。

李爱晖、万兴伟《国家形象构建视域下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与新闻体制机制创新以汉川地震报道为例》④从媒体、突发事件和国家形象三者的关系出发，分析了地震前后我国国家形象的变化以及报道对国家形象产生的重大影响，提出应建立应急报道机制以增强主流媒体构建国家形象的影响力。

其二、政府治理与公共突发事件报道。

这类研究多以突发事件为案例，关注媒体报道产生的政策效应，如媒介缺位与政府应对之间的关系等。

此外，跨学科交叉研究是这类文章的另一显著特点，往往涉及公共政策学、公共管理学、危机应对管理等多方面理论。

如《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都是依托管理学背景所做的论著。

田中初《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一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域》⑤，李红梅《突发公共危机下的政府公共关系》(《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第1期)，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⑥都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突发事件、媒介与政府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另如《突发事件报道视角下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发展探析》(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12月)一文，通过对突发事件报道与政府危机决策的关联性的分析，指出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将协助政府有效应对危机管理，并进一步推动政府完善应对机制，进行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①《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M].中国法制出版社，：3

②陈丹妮，《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4月

③赵梁，《自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D].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5月

④《中国传媒大学第三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555-560

基于框架理论的中外报道比较研究 第6篇

关键词：框架理论；香格里拉对话；意识形态；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181-02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东移和军事力量的转移，亚洲已然成为全球热点地区之一。特别是2013年，钓鱼岛争端和南海冲突不断升级，朝鲜半岛南北紧张对峙，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冲击。在亚太新形势下召开的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因此成为中西方媒体发声、试探并进行角逐的重要平台。所谓“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谁拥有话语权，占领舆论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1]。在西方国家主宰的、“专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国际会议上，中西方媒体通过报道框架的塑造分别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镜像”？中西方媒体如何通过报道折射出其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这些都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一、理论阐释

一般认为，框架理论源自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1974年，高夫曼（Goffman）将其引入到文化社会学。此后“框架理论”被逐渐引进到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中。“恩特曼（Entman）提出框架的四种功能，即界定问题、确认问题成因、定出一种道德判断、给予解决方案和改善方法。”[2]“甘耐姆（Ghanem）将媒体的框架分为四个维度，即新闻涉及的话题的取舍；新闻外在表现；新闻认知上的属性；以及新闻中的感情属性。”[3]“在新闻报道中，新闻框架也同样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新闻材料的选择，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两个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主要指报道对象的圈定、报道内容的表现以及报道数量、版面位置和主题基调等。”[4]本文将在框架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文本分析法，从报道的标题、主题和结构等方面来做新华社和西方三大通讯社英文报道的对比分析，通过研究中西方媒体所塑造的不同报道框架，找出中西方媒体所建构的不同“中国镜像”，进而挖掘出其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及其舆论导向。

二、研究概况

（一）标题分析

梵·迪克在其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表示，“标题是消息文本的纲要性概述”[5]38，“标题和导语一起概括了新闻文本的内容，表达了它的语义宏观结构”[5]54。因此，从新闻标题中，不仅能够了解新闻的主要内容，而且能够对发生的新闻事件做出一个定性的判断。

西方三大通讯社的新闻标题有着强烈的情感色彩，鲜明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如西方三大通讯社在报道中国网络威胁问题时使用的“cyber-threats”、“cyber-

spying”等贬义词，塑造了一个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镜像；在报道南海问题时，西方三大通讯社通过标题暗示中国是破坏区域稳定的始作俑者，让受众初见新闻标题就容易形成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而新华社报道的新闻标题则多为事实性标题，主要概况了报道的主要事件，让人一目了然，少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出现，看起来客观公正。仅仅从标题来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三大通讯社和新华社对于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的报道的侧重点截然不同，前者报道了一个负面形象的中国，且用词情感色彩鲜明，让人印象深刻；而后者则报道了一个积极正面的中国，且用词中庸平淡，看不出来明显的情感倾向。

（二）主题分析

梵·迪克在其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表示，“主题是话语的纲要、主旨、要点或最重要的信息”[5]33。“学者加姆森（Gamson）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新闻框架应当包含‘界限（boundary）’和‘架构（frame of building）’两个层面。”[5]“新闻选题是媒体对报道对象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往往决定着媒体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6]因此，框架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新闻业务中，就是指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选取部分新闻素材和突出部分新闻素材的过程，而新闻报道的主题就是新闻工作者凸显的那部分新闻素材。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西方三大通讯社和新华社共同关注了中国网络威胁问题和南海问题，不同的是，西方三大通讯社主要塑造了一个充满威胁的“中国镜像”，其报道南海局势紧张和亚洲区域安全动荡，也是为了美国重返亚太造势，香格里拉对话是西方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关于亚洲问题的国际会议，高度评价香会在亚洲局势的重要作用，也是为了要中国参与到西方国家的游戏中来，而这个游戏已经被西方国家早早制定好了规则；而新华社则主要针对西方三大通讯社的发问做出解释，塑造了一个同样受害并且想要和平崛起的“中国镜像”，从这点上看，西方三大通讯社和新华社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中国镜像”，究其背后，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主导。

（三）结构分析

通过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美联社和新华社的两篇特稿虽然报道同一件事情，但是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报道倾向和意识形态。从标题开始，美联社的标题是《中国期盼同美国就网络威胁问题进行谈话》，而新华社的标题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愿就网络安全问题同美国开展对话》，美联社的稿件用词looking for wardto，而新华社则用的是willing，从细微的用词就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和立场，美联社塑造的是一个低姿态的、盼望同美国进行谈话的中国形象，新华社塑造的是一个高姿态的、愿意同美国进行对话的中国形象。导语部分，美联社的表述是中国迫于压力期盼同美国国防部长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而新华社则援引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洪磊的话，表明中国愿就网络安全问题同美国开展建设性的讨论，导语部分的报道倾向和标题表达的倾向保持一致。报道的主体部分，美联社的报道接着说明网络安全议题不仅是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重要议题，也将是习奥会面的重要议题，不仅为香会设置了议程，同时也为习奥会面设置了议程，在表述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方面，美联社先是引用了美国军方出台的报告，来增加消息的可信度，接着引用军方报告中具体的数据来描述美国遭受的巨大损失，然后引用美国官员的话指出中国利用黑客行为窃取美国军方机密的行为由来已久，在文章的结尾引用了中国国防部的一份宣稱中国没有借助外力自助研发防御武器的报告，在新闻报道中，“为建立新闻事实之间的联系，把以前发生的事件作为原因或条件而提起，描述已发生的后果或者预测可能产生的影响。”[5]87虽未直接点出是中国“窃取”了美国的帮助，却能让读者不免联想到前文的各种铺垫，潜意识里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加和中国利用网络“窃取”美国军事机密联系起来，不得不说，这种报道手法极为隐秘也非常有效；新华社的报道先描述了事件的背景，即哈格尔在香会上发表的针对中国网络窃密的讲话，接着转述哈格尔的话表明中美需要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对话并进行合作，随后转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话表明中国同样是网络黑客行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文章的结尾直接引用洪磊的话表明中国政府对于网络黑客行为的重视。由报道的主题部分可以看出，美联社塑造的是一个“窃密”的、“危险”的并且“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的中国形象，而新华社塑造的则是一个“受害”的、“愿意合作和对话”的中国形象。同时在报道手法上面，美联社的篇幅要多于新华社，美联社的报道手法丰富而又隐秘，能够让受众更好地注意、理解、再现、记住，最后接受报道的内容，而新华社的报道则平铺直叙，以陈述事实为主，看不出明显的报道倾向和报道意图。

三、结论

“新闻是社会产物，而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处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新闻媒体和该传播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都会受到传统、历史、文化及新闻传播体系的性质、构成、变化过程等因素的制约，其新闻价值取向必然存在着差异。”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中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媒体性质的不同，对于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报道也呈现出不同的报道框架，塑造了不同的中国镜像。西方三大通讯社会议开幕前三天就开始对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的报道，比新华社早了两天，总发稿量比新华社多出10篇，从报道初期就设置了此次香会报道的三大议题，即“南海问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网络威胁问题”，并通过默契合作和团体作战，持续炒热舆论不断造势，通过密集的稿件和隐秘的报道手法塑造了一个“窃密的”、“危险的”中国形象。反观新华社，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时效优势，其报道滞后于西方三大通讯社，只是针对西方三大通讯社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没能设置出自己的议程，传达出独立的报道观点，处于被动地位，总发稿量少，报道手法有限，亦步亦趋的解释没能够成功地塑造“和平”“安全”的中国形象。“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在当下，舆论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赵启正.努力建设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J].外交学院学报，2004（1）.

[2]胡幼伟.争议性外交议题之新闻文本框架分析——以“凯德磊隐匿访台”事件为例[Z].中华传播学会2005年年会论文.

[3]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3.

[4]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4）：55.

[5]樊·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贪腐新闻报道研究 第7篇

反腐报道, 不同于一般的犯罪报道, 是指对官员贪腐违纪案件进行报道的一种特殊报道方式。从中央倡廉反腐以来, 反腐报道, 尤其是对高官落马的相关报道更频繁现于各大媒体版面。但囿于媒体定位不同和专业能力高低, 媒体表现各有不同。

二、叙事方式

(一) 宏观

(1) 内容:时间为轴, 故事化报道方式

《周永康的红与黑》大多采用的是故事化的报道方式。犯罪新闻中, 故事化报道方式多数将焦点聚焦于人物身上。贪腐新闻中涉及到的事件层次丰富, 一般受众很难完全清楚。而选择故事化新闻的写作方式, 着力刻画细节, 聚焦典型人物形象, 既有利于读者理解, 同时也避免无实例的说教带来的枯燥乏味之感。

例如在《青春岁月》之《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部分中, 作者通过对周永康跑上跑下排队买票的行为刻画, 并引用周的同事张国成的描述:“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年轻, 但很懂事。”展现出周在地质团工作时给同事们留下的“工作积极, 待人接物没有什么架子”的印象。

(2) 结构:以周永康为核心, 发散型人物网编织

文章涉及人物包括周永康在内共计35人, 这35人几乎囊括了“周氏集团”的所有成员。作者从周永康着笔并以其为中心, 展现周氏家族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文章结构先从周永康的人物脉络网展开, 再延伸至周永康的近亲以及集团外围的贪腐事件。

(二) 词句:多种手法运用, 使贪腐新闻“走下神坛”

从报道话语分析来看, 文章运用了比喻、对比等手法, 注重人物形象刻画和塑造以及数据的精确运用。展现了以周永康为中心的“周氏集团”的成长。

(1) 比喻

文章中采用了一定量的明喻, 将表达的内容说得生动具体形象, 用具体、浅显、常见的事物对深奥生疏的事物进行解说, 即打比方, 帮助人深入理解。

例如在文章《青春岁月》之《厚桥少年》部分, 作者将现今失去自由且不知身在何处的周永康比喻成一只失去双脚的鸟, 他的未来已经由不得他自己掌控了。这句话十分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此时已是失去人生自由的周的生活状态。

(2) 对比

文章中运用对比, 将事物的两面或不同事物进行比较, 突出某种事物或某一事物的某个方面。例如在《因父之名——周氏攫财路》之《“折腾”四川》部分中, 作者先阐述作为企业大亨, 刘汉是商业上的常胜将军, 其本人也自夸“从未失手”。而在之后, 作者却又举出刘汉在和周永康之子周滨做生意时, 却有一次巨额的赔本生意。而这笔巨额赔本生意正是刘汉为和周永康之子周滨搭上关系故意为之, 作者话语中的对比意味, 不言而喻。

(3) 形象刻画和塑造

本篇文章注重对周氏贪腐集团的内部成员的形象刻画和塑造, 例如周永康早年时期的勤勉刻苦、后期的贪腐、周永康三弟妹得势后的猖狂等, 这些都有利于受众对这些人物有一个客观立体的认识。

例如在《因父之名——周氏攫财路》之《最“神秘”的富商》中作者引用了一位北京的投资界人士对周永康之子——周滨的形象描述, 形容其“内敛深沉, 虽然交谈下去会发现也没有什么内秀, 但还是有些文绉绉的气质, 没有官二代的张扬劲。”这段话刻画的是早年时期的周滨。通过周滨在咖啡厅的细节表现, 如饮用速溶咖啡和用塑料桌布, 反映出彼时的周滨待人接物的低调。

(4) 精确数据的运用

在贪腐新闻中, 官员的贪腐资产等数据信息一直是重点部分, 《周永康的红与黑》在文章中运用了大量数据, 包括“周氏集团”成员的财产信息、交易信息等, 具体的数据提高了文章的可信度, 也让受众有直观化的感受, 直接地体会到官员贪腐的行迹恶劣和贪腐的严重程度。

三、消息来源

指代消息来源与匿名消息来源占多数贪腐新闻中, 记者在对消息来源进行选择时, 应力求采用高质量的消息来源。这里对消息来源质量的定义, 可以从体现新闻真实、准确程度来理解, 总体而言, 消息来源质量越高, 报道就越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为了清晰客观地反映《周永康的红与黑》这篇贪腐新闻的真实性、可靠性, 我们统计该篇文章中共引用119个消息来源, 并按一定要求将其进行分类, 制表作图。

凡新闻报道中直接提及或引述某人或某组织机构即为消息来源。此外, 所提供的内容明确, 即属“有”消息来源;若只是提及“业界人士”或“知名专家”而未具体提及姓名及组织者, 无名且缺乏任何细节的“相关方面”和“业内人士”等泛称指代来源;“不愿具名人士”以及“知情人”等没有任何身份细节的来源, 则属“匿名消息来源”。对同篇文章中重复出现的人或组织, 我们只算作一个信源。

综上, 我们将本篇犯罪新闻的消息来源分为六大类, 分别是:官方资料 (15个) 、新闻社通稿 (3个) 、其他媒体报道 (3个) 、具体消息中的权威来源 (7个) 、具体消息中的非权威来源 (52个) 以及指代消息来源和匿名消息来源 (39个) 。制图如下:

根据上图, 指代消息来源共计52个, 占总消息来源的43%, 匿名消息来源共计39个, 占总消息来源的32%, 两者共占总消息来源数的75%, 占据了本篇文章消息来源的绝大多数。而按照消息来源可信度划分, 指代消息来源和匿名消息来源因其供源对象的不确定性, 属于可信度指数低的消息来源。例:

一位熟悉石油圈的人士向财新记者指出, 中石油高层被查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长庆油田的对外合作开发问题, “蒋洁敏2006年11月当集团总经理后, 将长庆油田的两个‘相差很大’的区块‘换包’, 把一个准备勘探的项目换成一个已经产油的项目, 批给相关人对外合作。当时相关副总也签字了, 但写的是按照蒋总的批示办”。 (《因父之名——周氏攫财路》之《最神秘的富商》) 。

这一段讲述的是中石油高层被查的一个重要线索, 这个线索不仅关乎蒋洁敏滥用职权的问题, 还关乎中石油高层整体的贪腐集团现状。这样重要的消息, 消息来源只是“一位熟悉石油圈的人士”, 即指代消息来源。受众不免会对其产生质疑。扩展到整篇文章来说, 如果这样的情况过多, 将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

但是, 从贪腐新闻报道属于政治性报道来看, 政治性报道的敏感性等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 新闻记者有权保护消息源, 尤其是在犯罪新闻报道中, 对消息源的保护会带来消息的可信度一定的缺失。然而, 可信度和保护消息源并不属于两个完全对立面, 在对消息来源进行选择时, 记者应力求采用高质量的消息来源和保护消息源两相平衡, 保护消息源应适度使用而不应滥用。

总结

综合以上分析, 在叙述方式上, 本文主要是以时间为轴, 文章篇幅虽长, 但整体叙述脉络严谨清晰;同时采用故事化的叙事手法, 着力塑造人物形象, 摆脱通稿式的僵硬刻板叙事风格。在人物结构关系中, 以周永康为核心, 展开周家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并延伸至其外围的贪腐网络。而大量的比喻, 对比等修辞的存在, 更加立体地展现“周氏帝国”的生态, 无形中带入了媒体本身的立场。

但通过分析也可看出, 文章在信息来源部分仍有不足, 很多匿名信源和指代信源, 让人质疑其真实性, 而这部分也是由其报道的敏感特性影响的。

摘要：2014年周永康落马, 成为各媒体报道的热点。党媒、都市报等都进行了不同角度、层次的报道, 相比于党媒的“恪守口径, 保持队形”, 地方都市报的“低调跟随”, 财新网报道《周永康的红与黑》打破常规, 以专题的方式报道周案的始末, 被业内称为周案报道中的“黑马”。本文选取该篇报道, 从叙事方式、消息来源几方面进行分析, 试图剖析一篇成功的反腐新闻该如何展开。

关键词：反腐,周永康的红与黑,周氏集团

参考文献

[1]牛立超.《北京晚报》犯罪新闻报道的框架研究[D].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1

[2]曾照畅.《南方周末》批评性报道的叙事学分析[D].暨南大学, 2007

[3]高倩丽.《南方周末》特稿的叙事分析[D].山西大学, 2013

[4]黄文珍.叙述学视野下犯罪新闻报道中犯罪人的媒介呈现研究[D].广西大学, 2013

[5]孙宁丰.多维视角下大众传媒与新闻信源的关系解读[D].四川大学, 2004

监督类报道选题的研究 第8篇

1.1 监督报道的定义

所谓监督,就是“监察督促”,也就是说,监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监察,二是督促;监察的目的是发现问题,督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监督报道是社会各界通过广播、影视、报刊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从而对国家、政党、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以及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实行制约。监督报道又被称为负面报道或批评报道,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1.2 监督类报道的特性

监督报道的形式具有公开性,监督报道的范围具有广泛性,监督报道的效应具有间接性,监督报道具有客观性。

2 监督类报道选题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媒体也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前进。监督类报道选题作为一个“鸡肋”,在当今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央视不断在监督类报道选题中实践,并备受关注,地方媒体也在进行着各种尝试,但无论是央视还是各地方媒体,对于监督类选题的报道数量仍是凤毛麟角。那为什么监督类报道选题数量很少可是任何媒体都没有放弃呢?笔者将从地方媒体和央视的《焦点访谈》为例来对比分析。

2.1 监督类报道选题不能放弃的原因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当中,受众的思想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使得受众在节目类型的选择方面也不尽相同,各大电视台为了获得更高的收视率,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不断进行着节目的创新,因为收视率是一个电视台生存下去的关键,也是被受众认可的一个因素。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被监督和揭露的东西不少,监督揭露的方式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公开的,媒体就担负起了这样的重任,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监督类报道选题在这样的因素下应运而生,各大电视台也不断对监督类报道选题进行探索。收视率是媒体的生命线,所以是各大电视台不能放弃监督类报道选题的重要因素。

《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于1994年创办的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是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一篇名为《焦点访谈案例分析》的文章中提到,根据《焦点访谈》从1998年1月份到2000年12月份的收视率,计算出1998～2000年的年平均收视率分别为29.57%、27.00%、23.86%。而据近几年的不完全统计,《焦点访谈》每年的平均收视率在16%左右,有下降的趋势,但即使收视率有所下降,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所以各地方媒体纷纷效仿,希望新闻类节目的收视率有所提高。

2.2 监督类报道选题数量少的原因

2.2.1 风险高,难度大

对某个新闻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尤其是涉及批评监督类选题时,记者或媒体的利益常常受到威胁。杨琼文,南岛晚报记者,因为首先报道海南万宁小学女生被校长带去开房一事,被当地官员施压和威胁,逼他辞职。《南岛晚报》方面则证实,杨琼文确将离职。记者离职很正常,但是在外来压力的逼迫之下被迫离职,却绝对不正常。试问,于情于理于法,记者的报道哪里错了?报道事实,是一个记者的职责,媒体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不法分子受到制裁,然而,记者的“监督报道”反而使自己深陷迫害当中。2006年7月份,富士康公司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和编辑翁宝,索赔3000万,法院查封了两人的房产、汽车和存款,原因是王佑的报道揭露了台湾首富郭台铭在大陆投资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上述两起事件,就是监督类报道选题高风险、难度大的一个缩影。

2.2.2 成本高

相较于其他的电视节目,监督类报道选题因为需要更深入的采访和取证,因而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时间、资金的成本,一个好的监督类报道需要不断跟进、报道,因而成本会更高。

2.2.3 播出困难,官方限制

《焦点访谈》70%是报道正面信息,而只有不到30%报道负面消息,这个比例还是央视的数据,对于地方媒体而言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多种因素的原因,使很多新闻选题在中途就被勒令叫停。与此同时,一些部门为了权衡利益,稳定形势,也有自己的苦衷。尤其是《焦点访谈》更多的是承担了一个导向和正面的作用,因此报道正面应具有一定的分量。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师认为:“《焦点访谈》作为央视的一档招牌栏目,同时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不可能总是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让公众总是处于一种感受社会黑暗的状态。为了激发公众推动社会更好的前进的信心和动力,它特殊的主导角色,决定了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必须起到引导正面宣传的作用。”

所以,监督类报道选题为各大电视台带来收视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3 对于监督类报道选题媒体要怎么做

3.1 选择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

对于2003年席卷全国的非典,至今人们仍是谈其色变。对非典第一时间进行报道是广州台,继而是央视、各地方媒体。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监督报道,作为地方媒体的广州台饱受压力,但是广州台的勇气和敬业让我们敬佩。因为他们意识到了非典不是一般的小事件,是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这或许也是大规模报道监督性选题的先河。

3.2 采取迂回战术

由于媒体的地位、话语权有限等因素,使得尤其是地方媒体在做监督类报道选题的过程中更是困难重重。2012年12月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谁动了我们的出租车?武汉1.3万余新爱丽舍出租车,竟是被强制以高价购买、无ABS、刹车盘小于正常尺寸的“缩水版”车,刹车制动存在隐患,且已运行一年多,严重威胁城市交通安全。央视从一家承保出租车的保险公司获得一份内部数据,从2011年4月至2012年9月,该公司承保出租车出险率由每月90%左右,逐步上升到了约130%。出租车司机高价购买减配车,而持有营运牌照的个体出租车司机是无法在4S店内给新爱丽舍车上牌照的。武汉当地媒体或许对此有所了解,但基于某些原因当地媒体无法及时地报道出来,所以对于地方媒体而言,采取正确的迂回战术是必要的。央视曝光后武汉地方媒体采取跟进的策略,对整个事件再一次进行细节报道,在此事件与央视之间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地方媒体既不会触碰到某些硬性政策,又可以对事件进行细处的深度跟进报道,一举两得。

3.3 选题性质要正面

作为公众媒体,无论是报道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其目的都是希望解决或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例如在报道拆迁问题的时候,作为媒体应该如实报道处中立方,不偏袒任何一方,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4 结语

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考虑来自各方面的因素来确定报道的选题。尤其是对于舆论监督类报道选题,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娱乐至死的时代,“眼球新闻”的关注度大大超过“大脑新闻”,监督类报道不会得到极高的收视率,但是仍然还会有一大批忠实的受众。所以我们为了给这一大批忠实的受众呈现出最真实、最客观的报道应该不断努力,不断探索事实的真相。尽管监督类报道选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应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对于监督类报道选题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而是大胆地找出更好的处理办法。

摘要：监督类报道选题作为媒体报道的一种题材,在当今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央视在监督类报道选题方面实践的逐渐成功,地方媒体也跃跃欲试,并且很多已经付诸行动。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地方媒体在做监督类报道选题的过程中很多都夭折了,本文试图去分析地方媒体做此类报道选题的困难所在,以及怎样做好此类选题,使之既不受到限制又可以获得收视率和受众的关注。

关键词：地方媒体,监督报道,收视率,迂回战术

参考文献

[1]孙杰.“焦点访谈”的实践与舆论监督的策略[J].中国记者,1999(1).

[2]郭海洋.舆论监督类电视新闻报道探析[J].新西部(理论版),2014(15).

[3]徐晶.如何提高舆论监督类报道的质量[J].声屏世界,2000(S1).

报道研究 第9篇

体育新闻作为新闻的一部分, 在词语报道使用上必须遵循一般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 即准确、简练、具体、快速和通俗易懂。同时, 体育新闻报道对象的特殊性, 即以体育运动为报道对象, 其报道在词语运用方面又具有鲜明的个性。

隐喻词语凸显隐喻性

隐喻是运用熟悉、具体、易于理解的认知领域中的事物来解释那些不太熟悉、抽象、难于理解的认知领域中的事物, 即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

体育运动本身所具有的专业性、竞技性等, 对部分受众而言比较抽象。为了方便受众理解, 体育新闻报道往往会借助熟悉的事物来表达意思。军事、武侠、戏剧等领域的词语是体育新闻的选择点。

军事词语。军事词语是体育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 因为体育运动被称为“和平时期的战争”。体育新闻报道常使用的“杀进”、“退役”、“战神”等军事词语, 这些词语同战争在性质、方式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点。有人认为, 很多体育项目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战争的需要, 是一种战争的手段” (1) , 例如击剑、摔跤、武术等运动项目至今还保留着古代军事活动的某些特点。在体育术语的使用方面, 如“进攻”、“防守”、“主攻手”、“前锋”等, 也都可以找到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

新华网体育新闻中常用的“阵容”、“战斗力”、“炮弹”、“观战”、“告捷”、“火药味”等也都属于战争语义场词汇。体育新闻运用这些含有军事隐喻的词语, 将运动场上两方对垒或多方竞争的场面形象地展现给受众, 满足受众对胜利的渴望和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 增加了体育新闻的可读性。

武侠词语。武侠小说、古装影视作品的繁荣和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 对于我国受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有着较为普遍的影响。大量的武侠语义场词语逐渐进入受众的人际、组织、群体传播空间, 这使得体育新闻报道也较多地使用这一语义场词语来进行报道。含有武侠隐喻的词语使用能够将江湖道义和快意恩仇映射在体育领域, 以此突出体育选手高超的技艺和运动赛场上残酷的竞争。

武侠语义场词语的使用不仅能降低体育新闻报道中过多的术语使用, 还能表达出一些隐藏的主观信息, 从而引起受众的共鸣。

其他领域词语。随着大众媒介的多元化发展, 新华网体育新闻报道也从单一注重竞技转变为竞技与娱乐双向关注。体育新闻更加注重体育运动的多元化特点, 如用“舞台”、“绝唱”等社会各领域的隐喻词语来映射体育比赛。例如:

(1) 亚洲杯孔杰夺冠完美升九段李世石“绝唱”留遗憾;

(2) 鄂尔多斯: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

体育新闻利用多形式、多角度、多方位的报道映射体育比赛, 借助受众所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建构新闻语言, 减轻了受众阅读理解和日常思维的负担。同时, 隐喻通过合理的联想和推理激活了受众对事物、行为、现象之间相似性的感知, 以此突出事物的多样化特征。

词语色彩体现倾向性

世界上各类语言中的词语除了基本涵义外, 还具有表示某种感情色彩和评价的附加色彩。“这种主客体联合制约的感情色彩, 不仅可以用来传达情感信息, 而且可以通过这种信息感染人, 引起受众的共鸣, 具有特殊的表现力”。 (2) 在体育新闻中恰当地运用词语的感情色彩, 可以表达出其辅助信息, 满足受众的情感需要, 并能够有效地发挥新闻的宣传作用。

受众对于体育运动的主体有较为明显的个人喜好, 这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上具有较强的情感倾向性。新华网体育频道常对表现优异的队员使用“伟大”、“永恒”、“神奇”、“独一无二”等形容词, 精彩的比赛则形容成“神奇”、“史诗”等。当然, 一些表现低迷的主体会被形容成“羞辱”、“摧残”等。不仅是词语本身的感情色彩体现出倾向性, 而且没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在一些具体语境中的表达也能体现出体育事件中主体的价值评判。这种在语义上隐而不述的表达, 更多地是通过虚词特别是副词的运用加以表现。如“梅西又受伤了”, “对手只能空呼奈何”中的“又”和“只”都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体育新闻中经常使用的副词还包括“本”、“才”、“更”、“皆”、“竟”、“居然”等, 这些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表现出受众特定的情绪和情感。新华网体育新闻报道常用这些副词来表现作者的态度, 例如“又与巴西同组”, “巴西软肋竟有惊艳表现, 魏秋月仍有需提升之处”。

修辞手段增加生动性

体育新闻在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 报道文字不宜过分严肃, 力求文风活泼轻松, 使其突出娱乐、休闲功能。恰当选用各种修辞格, 可以增强体育新闻报道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比喻。比喻是体育新闻报道中常使用的修辞方式。利用两种不同事物间的相似性恰当地选用比喻修辞格, 不仅可以传达出运动本身的精彩、赛场气氛的紧张、运动主体的鲜明形象, 从而使体育新闻更具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而且还能传达出记者对体育主体的某种感情色彩, 增加语言描述的形象性和幽默感, 强化评论的褒贬效果。如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绰号来形容一些体育主体, 而绰号本身就是一种比喻辞格。新华网体育新闻报道中, 用“铿锵玫瑰”比喻中国女足, “外星人”形容足球运动员罗纳尔多, 这些比喻形象地刻画了对象的具体显著特征, 增强了体育新闻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仿词。根据体育新闻报道内容上的需要, 利用同音字的特点更换词语中的某个字, 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 这在体育新闻中既能给受众以新鲜活泼、生动明快的感觉, 又能体现作者倾向, 增加讽刺性和幽默感。如新华网2006年世界杯中关于法国与西班牙之战的《法“拦”西》报道。文章报道巧妙地用“拦”字仿“兰”而造, 一个“拦”字又表达了广大球迷对西班牙队失败的惋惜和对法国队晋级的赞赏之情。

双关。体育新闻报道中利用词语的多义、语音的相同或相似构成双关, 让一个词语同时表达两个意思, 一方面可使语言幽默、风趣, 另一方面也能适应某种特殊语境的需要, 从而增强新闻语言的表现力。如, 新华网的“罗纳尔多中头彩’”。新闻标题中的“头彩”言简意赅地描绘出罗纳尔多利用头球帮助球队取胜, 其自身也因此成了整场比赛的最大功臣。

借代。体育新闻报道中常使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来取代与之相关的人或事物, 能够强化所要描述事物的特征。例:新华社男篮世锦赛报道《中国长城阻拦德国战车》, 中国长城代指男篮中锋姚明和王治郅, 突出了我国男篮内线高度的优势。在体育新闻报道中利用客观事物间的关系巧妙地形成语言上的换名, 可以引人联想, 从而达到形象突出、特点鲜明的效果。

巧用词语突出时代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 语言也在发生着变化。作为新闻传播的工具, 体育新闻语言创造了大量的流行词语。“媒体语言属于语言比较活跃的外层, 特别注意时代性, 注意新颖。” (3) 一些流行词语、外来词语都成为体育新闻报道用语。如“黑哨”、“乌龙”、“MVP”, 还包括从其他领域中衍生的词语, 如“下课”、“埋单”等, 体现了体育新闻报道不仅要使用基本词语和常用词语, 而且应该不断创造并使用新词语, 借以反映体育运动推陈出新的特点。

数量词在体育新闻报道中具有特殊的含义, 它有时是一种量的表示, 有时却又是一种质的反映, 有时还能给人以客观的描述。准确巧妙地使用数量词语能够体现体育运动的专业性与时代性。

除了以往用数量词语表达结果比分外, 现今的体育新闻报道往往用数字作标题来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如“12秒88震惊世界”, “意大利在加时赛最后2分钟掀起蓝色风暴’”, 数字表示的成绩都能带给受众以强烈的冲击, 成为体育新闻报道中最有新闻价值的部分之一。尤其是对于一些球类比赛报道, 数量词是报道的有机构成部分, 甚至是新闻的主要价值所在。

结语

通过对新华网体育新闻报道内容特征的分析, 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体育新闻用语的四大特征及积极作用。同样, 我们还需要注意把握合理使用, 以免造成体育新闻报道过度娱乐化, 倾向性明显, 有失公正性, 对受众产生误导和影响。

优秀的体育新闻记者应该掌握体育新闻用语的特征, 结合实际情况, 选用合适方法, 适度地运用这些特征, 从而使体育新闻报道既能体现新闻真实性, 又具有趣味性, 吸引受众, 让受众体味到体育的魅力所在。

注释

1 鲁威人:《体育新闻报道》,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2]杨振兰:《现代汉语词彩学》,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报道研究 第10篇

《申报》迅猛发展的20年, 是中国体育迅猛发展的20年, 同时也与远东运动会的20年发展历程基本契合, 远东运动会在中国的举办地上海, 与《申报》的出版地恰在同城, 天时地利人和, 再加上《申报》悠久的报道历史和雄厚的报道实力, 使得《申报》对远东运动会的报道无“报”能出其右, 因此, 研究《申报》对远东运动会的报道对于研究早期亚运会远东运动会的新闻报道具有典型的意义。

远东运动会的缘起与发展

远东运动会原名叫“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亚洲最早的国际体育比赛活动, 在《远东体育协会章程》里曾明确写道:“本会以辅助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工作为宗旨” (1) , 在这点上, 该运动会一直被认为是亚洲运动会的前身。

远东运动会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菲律宾马尼拉每年2月举办的“嘉年华会” (Carnival) 。庆典期间, 总要举行各种体育比赛活动。中、日两国运动员也曾应邀参加比赛。

1910年前后, 菲律宾体育组织打算按照奥运会的形式, 组织有中、日、菲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1911年1月, 菲律宾体育协会派遣会长布朗正式访问中、日两国, 提出组织远东地区性体育组织, 并每隔一年在远东各大城市轮流举行一次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议。经三方商议, 成立了一个名为“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地区性体育组织, 准备当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办第1届运动会, 不料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 不得不延至1913年2月在马尼拉举办第1届运动会。

1920年, 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 并遵嘱更名为“远东体育协会”。远东运动会继1913年举行第1届后, 到1934年共举行了10届。前5届采用“计分制”, 后5届改“锦标制”。最初届期为2年, 第8届时改届期为3年, 最后两届为与奥运会交叉并行, 再改届期为4年。

1934年, 日本拉拢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要求修改运动会章程, 将伪满洲国拉入到体育组织中, 中国申请的高丽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提议始终未获通过, 因此中国宣布退出远东运动会, 远东体育协会宣告解体, 远东运动会消亡。

表1是远东运动会历届比赛的时间、地点及参赛国家。 (2)

《申报》历届远东运动会的报道特征分析

在10届远东运动会的报道中, 有两届远东运动会的报道比较特殊, 其一是1913年的首届远东运动会《申报》没有报道, 其二是1919年因为远东运动会举办恰逢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发生, 大量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冲淡了远东运动会的报道, 远东运动会的比赛结果因此只发了几条电文了事。除此之外, 其他的8届运动会, 《申报》都派特派员或者记者深入比赛现场采访, 既及时准确地发回了有关当天比赛结果的电文, 稍后又对比赛进行了翔实的报道。其中1921年、1927年、1930年、1934年为远东运动会特别出了4期特刊。与《大公报》、《新闻报》相比, 《申报》的远东运动会报道可谓当时体育新闻报道的翘楚。

《申报》的远东运动会的报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其一是1915年到1919年, 也就是前4届;其二是1921年到1934年, 也就是后6届。这两个时期的远东运动会的报道无论从报道数量还是报道质量, 甚至是报道风格都有很大的差别, 只要仔细阅读, 就会发现其界限泾渭分明。

第一个时期的远东运动会报道很模式化, 报道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远东运动会的自发报道时期, 时间包括1915年、1917年、1919年。

1915年的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 《申报》得天时地利, 报道起来很方便, 但是这种报道与《申报》早期的赛马报道和中小学运动会报道几乎一样, 只是将比赛的结果和明天比赛的预告, 记流水账似的挂在上面, 没有任何报道重点之分, 也没有任何评论, 也不做任何解释, 这种报道读起来让人感觉非常吃力。

1917年《申报》特聘笔名“心危”的留日学生前往采访, 比赛开始, 《申报》每天在新闻头版的“外电”栏目发1~2篇当天比赛结果的电讯稿。直到比赛结束, “心危”的通讯稿件才从日本寄出, 描绘运动会实际情形的通讯在《申报》上刊载已经是7天之后的事情了, 比如报道比赛的《远东运动会纪七》就发表在1917年5月20日, 此时比赛早在12日就已结束, 运动员也都回家了, 报道才姗姗来迟, 由此可见, 运动会的报道时效性很差, 而且后面特派员发的稿件与除了简要的场景描写之外, 绝大部分内容几乎是在重复电文。稍微出彩的文章就是在最后的续篇中作者谈了此次比赛的感受与对此次比赛的评价, 这是前4届远东运动会新闻报道中的唯一一篇体育新闻评论。

前面提到1919年的远东运动会的报道因为与“五四”报道发生冲突, 因此仅发了几条电文了事, 电文内容与1915年的记账式报道无异。由此可见, 此时《申报》的体育报道可有可无。

第二个时期是《申报》报道的成熟期, 这个成熟期是以1921年的《申报》运动会特刊为标志的。1921年之后, 《申报》对于远东运动会的报道开始从自发的被动报道转向自觉的主动报道。新闻报道的数量增多了, 新闻报道的文体多样了, 新闻报道的方式也丰富了, 总之, 此时的远东运动会的报道可以说是每次都有新的进展和新的突破。这种进展与突破也反映了包括《申报》编辑在内的报人们对于体育新闻报道的孜孜以求。

1921年的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办, 《申报》的《远东运动会》是《申报》历史上备受重视的一份体育特刊, 这份特刊可分为评论、赛事报道、花絮三个部分。特刊最显眼的就是置于篇首的两篇评论, 评论由总主笔陈景韩和副主笔张默两人亲力亲为, 陈景韩的体育评论短小精悍, 一语中的, 对体育的精神、体育的功能、赛事举办的意义论述得非常到位, 读来让人畅快淋漓;张默的比赛情形的述评, 有述有评, 评述结合, 非常到位。《特刊》最主要的是篇幅集中在比赛结果的报道中, 在报道比赛结果的同时, 也大量穿插比赛规则、积分规则的解释和说明, 这些说明尽量使用白话文来完成解释, 浅显易懂, 明白晓畅。《特刊》的各种花絮报道很值得一提, 记者们对体育比赛现场的“可惊可愕”之事用简短的篇幅予以报道, 对不文明的观赛行为予以教导和谴责。除此之外, 《特刊》的版式也十分精美, 头版以超过半个版的篇幅来做花饰, 既庄重又热烈, 同时又没有半点浮华的感觉, 整个版面都有获奖运动员的头像和运动队的合影穿插其中, 版面十分活泼。

1923年和1925年的远东运动会分别在大阪和马尼拉召开, 《申报》没有出特刊, 但是其报道方法与手段已经明显超过了第一时期。首先这两次运动会《申报》都派了特派记者前往比赛现场, 所以采写回来的报道虽然因为通信技术的原因晚了三四天时间, 但是其采写的通讯报道与1917年的明显不一样, 这些报道不再是简单重复比赛结果的报道, 而是将比赛现场的亲身经历与比赛报道结合起来, 大多采用述评的方式来完成, 而且在这些述评的编排中, 大量采用许多富有比赛现场感的照片, 让读者如临其境;其次, 在远东运动会开幕之前, 《申报》就提前介入报道, 选拔赛、选手名单、选手出发日期、为选手饯行等新闻时时见诸报端, 积极营造大型体育比赛的气氛;再次, 对于比赛结果, 《申报》也是不遗余力, 尽量提高新闻的时效性, 来满足读者的需要, 首先新闻头版上每天发一两篇电讯, 这些电讯不是有闻必录, 而是将最重要、读者最感兴趣的体育新闻放在显要位置发出, 凸显重要新闻的新闻价值。比如1923年的“跳高决赛华选手余怀安得第一”, 电讯内容简明扼要, 总共13个字, 这个“第一”, (3) 对于在田径赛中一直未获奖牌的中国队来说, 其价值不次于当今的刘翔。至于另外的新闻电讯则在要闻栏中用两个通栏的篇幅予以报道, 每天报道的电讯平均在6条以上, 信息量非常富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的远东运动会的报道与轰动一时的“临城抢劫案”发生了冲突, 编辑没有因此而削弱运动会的赛事报道。

后面3期的《远东运动会特刊》比此前的运动会报道更加完善, 此时的远东运动会已经由计分制变更为锦标制。因此从1927年起每项赛事都有花边纹饰的专栏, 分别标示《锦标》, 让读者一目了然, 当然, 特刊的构成还是由评论、赛事新闻、花絮、图片四部分构成, 但在许多细节上都有了很强劲的修改。每个特刊都有较好的特色, 在赛事报道和版面编排上都有新的突破。

1927年的远东运动会是在上海召开的, 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举办的运动会, 是历届远东运动会参赛国家最多的运动会, 为了能及时对运动会进行报道, 《申报》派出了强大的报道阵容, 对比赛进行现场采写。消息不仅准确及时, 而且信息量特别大, 以至于特刊没有花头, 有时不得不出两个半版。赛事结果仍然是报道的重点, 占的篇幅也最多, 赛事评论往往置于篇末, 以述评为主。图片既有获奖运动员的照片, 同时也有现场比赛的动感的赛场传真, 大量的图片配置使得整个特刊不仅整洁美观, 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如临其境的现场感。标题制作也有了大的突破, 在大标题《远东运动会纪》的大字标题下, 往往安排7~8个小标题, 读者只要阅读篇首, 当天赛事新闻最重要的部分就能一目了然。

1930年的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 为了显耀其强大的综合国力, 日本耗费巨资, 将此届运动会办得非常隆重, 在此届远东运动会上, 中国竞技体育基本上是全军覆灭, 唯有足球比赛与日本打成平手, 比赛成绩极差。这也影响了《申报》的报道热情, 最初的特刊可谓豪气冲天, 对于中国运动队的溢美之词随处可见, 但是随着运动员的接连失利, 《申报》的赛事新闻中也对代表队颇有微词, 新闻述评中也不断检讨中国队失利的原因。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体育人物报道开始出现, 各种各样的人物访谈也开始多起来。

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是最后一届, 在运动会即将闭幕之时, 日本人提议让伪满洲国参加运动会, 中国队离席退场。第二日, 日本单方面解散了远东运动会。这届运动会报道的《申报》特刊只有一个半版, 但是无论在新闻的报道还是版面编排上都是最好的:在新闻报道上, 特刊的体育新闻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不像以前“捡到篮里便是菜”, 对于像《中菲篮球的纠纷解决》 (4) 、《杨秀琼游泳夺冠》 (5) 等重要新闻予以详尽报道, 不太重要的比赛就一笔带过。在特刊的编排上, 力求重点突出, 美观大方, 比如在开幕式的祝词中, 将发表祝词的嘉宾的头像做成花边, 将开幕式的重要新闻框住, 既有新闻强势, 又美化了版面。另外, 在标题制作上, 此次特刊别具匠心, 篇首标题还是像1927年、1930年一样采用多行题, 但多行题的主题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远东运动会纪》, 而是将当天最重要的新闻的标题用粗黑体字打出来, 非常显眼, 这是1934年《远东运动会》特刊最亮丽的一点。

综览9届远东运动会的报道,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中国体育新闻报道发展的轨迹, 这种轨迹与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一样, 从懵懂无知到逐渐成熟, 从蹒跚学步到一日千里。虽然对比现在的体育新闻报道还显得有些稚嫩, 但是这种精益求精、不断突破的新闻报道精神, 还是让后来人无限敬仰的。

《申报》远东运动会报道的启示

20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而对于中国体育的新闻报道来说, 却是关键一刻, 在这一刻里中国的竞技体育慢慢走向成熟, 在这一刻里中国报纸对于体育的报道理念也慢慢成熟, 运动会的发展和体育观念的成熟, 完全有赖于与新闻媒体的不间断的传播。因此《申报》远东运动会的报道对于中国的体育报道、运动会报道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蒙意义, 给后世运动会报道带来了许多启示性的意义。

启示之一:宏大叙事的报道框架, 提高了体育报道的高度。宏大叙事是后现代的一个史学概念, “指的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叙事方式, 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 (6) , 而且与政治话语紧紧联系在一起。综观当今的所有运动会报道, 其叙事方式无不采用宏大叙事的报道框架。

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始终处于日本的政治暴力下, 1927年否决高丽参加运动会, 1930年居然不让我国代表团代表王正廷在开幕式上讲话, 尽管体育家呼吁“体育并非政治”, 但是《申报》对于远东运动会的报道仍然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刀光剑影, 1921年《远东运动会》特刊发刊词就明确提到:“国家之强弱由于各个人之强弱积而成也, 故欲强国者必先强国家内之各个人, 此一定之理一也, 所谓强与弱者, 不经此比较无由而知, 然由弱而至于强, 不经修养无由而得, 故欲强国家内之各个人者, 其途径有二:临时之比较和平时之修养是也, 假使平时之修养不足, 则临时之比较自劣, 此一定之理二也。有此一定之理二, 故我人对于远东运动会之开会不能不注意之, 以其可以比较国家内各个人之强弱也, 以其可验平时之修养也, 决胜固当奋发于临时, 知败更当勤勉于平日, 故远东运动会开会虽在一时, 而其关系临时与平日皆有重焉, 本报有见于此, 故于开会期间每日附出特刊俾得详述会中运动之情形及会中一切之事实。” (7)

通过统一连贯的体育报道, 在国家和民族的名义下来实现意识形态整合的目的, 这种宏大叙事的报道框架是《申报》的一个重要特色, 这种特色提高了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高度, 同时也提高了体育新闻本身的高度, 这种报道框架对后世的体育新闻报道、运动会报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启示之二:优势报道资源的整合, 为大众设置议题。1921年之后, 《申报》对于远东运动会报道可谓极尽能事, 报道计划详尽, 报道周期漫长, 报道方式多样。运动会召开之前, 就对比赛的预选赛、选手的训练情况、各界对于运动会的赞助等新闻进行报道, 运动会召开的时候, 不惜人力物力前往比赛现场进行采访, 发回第一手的报道资料、图片, 比赛之后, 对于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对于比赛失败的原因, 不断加以检讨和评论。总之, 围绕运动会的召开, 《申报》的报道是不惜一切的、不计成本的, 甚至《申报》的主笔陈景韩、张蕴和等大腕级人物也亲力亲为, 或评论、或报道, 为远东运动会的报道添彩。

这种报道优势资源的整合, 在当时的报界可谓首屈一指, 虽然当时的读者对于体育的兴趣并非很大, 但是通过大量的报道来突出运动会, 而且多次、大量地报道运动会, 其议题设置的效果不容小觑, 事实上, 对于中国体育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同时作为话题设置者的《申报》在媒体的竞争中自然赢得了“执牛耳者”的领导地位。

启示之三:真实客观的报道精神。前面提到, 《申报》的远东运动会报道具有宏大叙事的报道理念, 但是这并不影响运动会报道的真实和客观, 通览《申报》的远东运动会报道, 整个远东运动会的报道没有半点体育娱乐的气息, 新闻写得简单直接, 评论也从专业的角度评价得十分中肯, 对于体育赛事中发生的矛盾, 在报道新闻的时候, 特别强调报道的平衡, 不偏不倚, 客观公正, 足见当时流行的西方客观主义的报道理念在体育新闻报道中产生的影响。

1930年的运动会开幕式上居然没有请我国代表团代表王正廷讲话, 《申报》对此进行了3天的报道, 在报道中也不做任何评价, 只是客观地叙述事件进展的过程, 在新闻的叙述中, 作者的倾向自然流露在字里行间。

“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申报》的运动会报道的真实客观的报道手法对于当今体育新闻报道还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当今体育新闻成为假新闻的“重灾区”, 娱乐八卦满天飞, 激情有余, 较真不足, 究其根源, 就是记者在取悦读者的时候, 忘却了新闻最重要的东西真实客观。

结论

《申报》远东运动会的新闻报道历时20年, 在这20年中, 《申报》对于远东运动会的报道通过不断的探索慢慢走向成熟。受当时新闻理念和物质条件的局限, 这种成熟是相对的, 比起今天铺天盖地、花样百出的体育新闻报道来自然显得很稚嫩。但是在《申报》的远东运动会报道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亮点, 比如体育新闻宏大叙事的报道框架、报纸对于体育巨大的议题设置功能、真实客观的报道理念等, 不仅在当时是值得称道的, 即便在传播技术非常发达的现在, 也是具有很大启示作用的。

注释

1 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第四卷, 人民体育出版社。

2[2]根据罗时铭的《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和第四卷整理而成。

3[3]1923年5月11日《申报》。

4[4]1934年5月16日《申报》。

5[5]1934年5月17日《申报》。

6[6]桑海:《走向平等的历史》, 《国外理论动态》, 2010 (5) 。

报道研究 第11篇

深度报道在本质上是一种“视点新闻”，而从选题策划角度看，它的实现又有赖于“视点”的发现和“视点”的定位。前者主要表现为题材的甄别和发掘问题，后者主要是对题材的处理和思维方式问题。

《新京报》“核心报道”栏目选题特点

而从选题策划角度的“视点发现”即题材的甄别和发掘问题的角度看，《新京报》“核心报道”栏目的深度报道选题呈现以下特点。

紧扣热点，注重独家性和原创性

“核心报道”选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紧跟热点。“从根本上来讲，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对于一段时期的社会热点，一份有责任感的媒体绝不能缺席。对此，我们常常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完成全景式的动态消息，二是准确选择恰当的角度，记录事件的特殊性、影响、原因、结果分析或者解释。”

媒体的“独家报道”不仅来自独家的重大新闻，更来自对重大新闻的独特解读方式和再加工过程，如独特视角、独到的观点以及独家选题来源。相对于周报周刊来说，“核心报道”作为日报的深度报道的优势在于，如果记者有很好的新闻线索，可以在短时间发稿。可以在周报周刊等出版之前做深度报道。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时间优势也在逐渐减弱，为了对抗网络爆炸式的信息量，对于作为传统媒体的“核心报道”而言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提供给读者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如何做出自己的风格和品牌。例如张悟本事件，网络媒体专题大多是关于张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提倡养生号召吃茄子绿豆，导致绿豆茄子价格上涨等等表面的问题。《新京报》“核心报道”则通过《张悟本与“疯狂”的绿豆》和《张悟本：13年折腾成“神医”》 几篇连续报道，为读者揭示了张悟本的个人身世，与事实不符的造假宣传、他背后的包装团队、包装团队在炒作过程中获益多少的事实。发挥《新京报》深度报道方面的特长，重点挖掘一些隐藏在幕后的东西。

选题注重反映社会深层矛盾的题材

《新京报》的“核心报道”，在体裁上，包括调查报道、解释性报道、人物报道、时政报道、经济文化科技等多形式和领域，其核心理念是法治与人文，这是体现中国核心变化的两个方面，其报道力图记载的正是这些核心之变。

“核心报道”主编刘炳路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对于一个事情能不能成为核心报道的题材，我们会问，它有没有纵深，也就是背后有没有长期积累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否能通过一个事件折射出来，这个事件是否有助于推动法治的建设、政治的文明、道德的彰显和社会的进步。”“核心报道”除了注重告诉读者所不知道的事实和真相外，更注重告诉读者事实背后所凸现的一些社会根源，以及在现实社会中所表现出来复杂的人性、新旧观念的冲突等等。在题材选择中关键看它是否有典型意义，选题背后是否有复杂的社会矛盾积蓄在里面。

此外，《新京报》的“核心报道”选题也注重新闻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是一个个案还是代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仅仅是个案不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样的选题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被纳入报道范围的。

继承传统：为弱势群体代言

从《新京报》创办开始至今，有许多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如《北京失学农民工子女的个案调查》、《北京民工欠薪调查：20名工人住冰冷铁屋等工资》、《长江渔民上岸之难》等等。《新京报》除了对农民、艾滋病患者、孤儿等大众普遍认知的弱势群体给与报道外，还将视角延伸到法律范围中的疑犯、面对权力执行者的普通群众等。《新京报》自创立便适应当前媒介形势，积极寻求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机制，并确立了这种机制的长效性。2003年12月《新京报》刊登的《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京穗调查》、《一个艾滋村的药品困境》、《“艾滋小偷”家乡的社会调查》三篇报道可以说是《新京报》关注艾滋病患者的先驱报道。三篇报道分别从地域、药品和特定人物和地区的调查展开，展现了其主流价值观和人文取向。此后，《新京报》几乎将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注形成了习惯，在不同时间内对不同地域的患者进行报道，如2004年11月的系列报道《“挎子”与13例艾滋病毒感染者》、《迟到的献血法》、《被隔离治疗的艾滋患者》。如此长时期、阶段性的关注将艾滋病患者的处境和社会关注同时展现出来，形成媒体为弱势群体代言的长效机制。

《新京报》“核心报道”栏目对选题的深度挖掘

在选题策划的“视点”的定位方面，即在对题材的处理和思维方式问题上，《新京报》“核心报道”主张对新闻的“吃干榨尽”，把新闻事件背后所有反映出来的东西跟社会的根源都挖掘出来。《新京报》“核心报道”的深度报道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

（一）采访尽可能多的采访对象，搜集各方面材料，力求最大限度的还原事件真相。要求记者必须采访到当事人尤其是监督报道中被批评的对象，拒绝孤证，拒绝匿名消息源，以理性和建设性为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

“核心报道”的深度报道体现在报道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一篇报道涉及多少重要部门、多少重要人物，《新京报》的记者都一一采访到。比如《寻找伤残矿工药青昌》的报道，《新京报》采访了药青昌的哥哥、弟弟、女朋友、同村村民、矿主途海旺的邻居、村长、母亲、妻子，还有灵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等人。一篇不到3000字的稿件，记者采访了将近十人，充分表明“核心报道”在新闻深度上付出的努力。在内容上，《寻找伤残矿工药青昌的报道》也是矿工社会保障热点，而且本文从侧面反映了矿工讨要医药费等个人社会保障缺乏相关的社会机制给与保护。

（二）深挖和梳理事件背后的各种矛盾关系。除了以故事的方式整合新闻素材之外，更注重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层层深入，以事实之间的关联展示出事件的成因，或者是事件映射的体制之弊，或者是事件暴露的法律漏洞，或者是人间冷暖背后的观念冲突。这也要求深度报道的编辑与记者，必须具备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透彻的思辨能力，需要对人情国情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看重事实，却不是堆砌事实，而是通过一手的材料来感知和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用事实背后的逻辑关系来客观、中立、隐匿地表达价值取向。

（三）报道心态沉稳平和，避免同情、悲愤、打抱不平等主观情绪影响事实的陈述，避免“强势一方永远都是错误”的观念先行，更多地分析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对人性的异化。在报道中向读者呈现各方观点，将赞同观点、反对观点和中立观点共同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使报道真实、客观、公正。

另外，《新京报》"核心报道"在文风上追求平实，力求用最简练、朴实的语言将事实描述出来，将戏剧冲突展现出来。在写作上寻求文字之美，但决不允许煽情和渲染。多短段、短句，善于捕捉细节、描摹场景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关于校园安全深度报道的研究 第12篇

2013年4月15日晚, 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我校一名医科在读研究生因身体不适入院, 后病情严重, 学校组织多次全市专家会诊, 未发现病因, 请警方介入。警方称该生寝室饮水机检出有毒化合物, 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并附上《关于我校一研究生突发事件的通报》, 转发量121 538次, 直接评论量34 893个。次日, 该官方微博又更新了一条消息, 通报黄洋同学经抢救无效去世。该微博被转发了167 429次, 直接评论量65138个。自此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仅在新浪微博搜索就有313 191条结果, 热门结果26 435条, 百度搜索的相关结果是14 400 000条。从2013年4月1日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因身体不适入院, 到同年11月27日上午9时,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前后历经七个多月, 此次案件的关注度一直保持火热, 还有多家媒体又挖出早些年间类似的案件, 在如此广泛传播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

二、媒体在报道校园安全事件时的问题

1. 媒体在报道校园安全问题时“未审先判”

关于此次媒体对于复旦大学投毒案的大量报道, 引发的侵犯嫌疑犯隐私权与媒体审判争议的问题引起了热议。从很多方面来看, 媒体在此次案件中不仅仅是“未审先判”, 更是在法院审判之前就先行对于执法侦查过程大肆披露, 先进行了“媒体审判”。但是作为新闻媒体到底应该如何报道此类型案件呢?从重点上来看, 对于“公众合理的注意兴趣”中的“合理”概念的理解和把握, 一是媒介报道不能违反法律, 不要形成“新闻审判”或“舆论审判”, 干涉司法独立, 审判独立;二是道德层面的合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陈绚表示, 目前媒介关于该新闻事件的报道, 应该还是在中国绝大多数公众认为的“合理”范围内。

2. 媒体在报道校园安全问题时, 对于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具有争议

导致这一现状的另一原因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达的今天, 信息的扩散能力是极其强大的。随着社交媒体的繁荣, 即时发布、转发、评论的效应影响巨大, 而且往往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据相关知情人爆料”, 可在传播过程中的知情人是否真实存在, 广大网民是无从得知的, 登上头条后的热度其影响会更加巨大, 从而混淆视听。在泛娱乐化的当下, 很多事情都被戏说, 让真实难以还原。记者柴静曾写过一篇文章,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真相往往流于涕泗交加中”。作为一篇新闻报道, 如果只是对犯罪者的口诛笔伐, 而不去更深入地调查取证, 反思这其中的潜在问题和漏洞, 那就使得这一报道失去了新闻报道本该拥有的味道。

三、关于校园安全问题的反思

1. 从大学教育本身反思校园安全问题

悲剧的不断上演要求我们必须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2013年1月对武汉的12所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 仅有43%的人对于大学生寝室关系满意。可以引发寝室矛盾的原因主要归为性格、生活习惯、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当问题爆发时, 大多数人会选择冷战而不是解决问题, 这也为之后少数走极端的学生埋下了隐患。复旦大学投毒案发后, 受害人黄洋的系主任哀叹道:“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这是个人的悲哀, 还是当代教育的失败?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先成人后成才。随着人口的增长, 社会压力的增大, 社会的焦虑感也与日俱增, 所以更多的人们往往忽略了成长过程中对于人性的塑造。因此, 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 应该成为高校的关注点, 防患于未然。

2. 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反思校园安全问题

作为新闻媒体, 在遭遇此类事件时, 如何很好地处理案件的真实报道和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媒体人来说, 应该积极进行正面的媒体宣传, 开展积极的互动活动, 让校园安全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不过, 媒体要做的是监督真相揭晓的过程, 而不是催化或改变这一过程。对于司法方面, 它本身就具有独立性, 不应受外界的干扰。只有充分的证据、严密的推理、准确的法理才能决定判决, 民意和媒体意见是不能的。也就是说, 在当今的法治社会, 朱令案悬而未决可能是在法律或者刑侦这一关上没有过去, 而不应该是媒体的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