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论文范文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问题已受到社会上的普遍关注，二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强化了人们对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新认识。培养目标的共同性、课程设置的一致性、师资队伍的融合性、教学资源的整合性、实训条件的共享性、办学层级的贯通性等都是融合过程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些关键因素，探索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融合策略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成人高校;高职院校;发展态势;关键因素;融合策略

Key words：dult colleges; Vocational colleges; Development trend; Key factors; Integration strategy

一、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末开始到今天的20年，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与文件的引领下，形成了目前全国1468所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格局，约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54%，大于普通本科学校的46%，完全占据了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这种格局的奠定经历了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国家示范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双高计划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等内涵建设历程。透视其发展历程，其格局的形成与另外一种高等教育类型的发展息息相关，即成人高等教育。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经历了塑型阶段（1950年—1976年）、成型或恢复与发展阶段（1977年—1986年）、改革和深化阶段（1985年—1998年）、转型过渡阶段（1999年—至今）四个阶段，目前有265所，约占全国高等学校的0.9%，但仍然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把成人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数量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差距之大，使人们不得不对成人高等教育的未来有所担忧，尤其是对补充形式的重新定位。虽然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相比，办学历史悠久、办学形式复杂多样、内容五花八门、学员覆盖面宽广、办学手段灵活多样等优势明显，但在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创新化、一体化、学习化、国际化、信息化、创业化、多元化等因素特征的不断呈现，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融合趋势日益明晰。2019年4月3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討论通过《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开启了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之路，并成为二者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为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成长成人成才成功的教育平台。从高职扩招对象来看，高等职业教育首次将农民工、下岗职工、退役军人、新型职业农民等以往的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对象纳入到高等职业教育中。

二、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刘志选.关于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思考[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4）. 目前，我国成人高等学校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是规范化的完成高等教育的补充任务;一是围绕生存发展降低办学标准。尤其是政府普通高等教育一些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成人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发展，如普通高校扩大招生数量、取消考生年龄限制等。在这种情况下，成人高校招生数量逐年减少，许多学校的发展愿景与规划很难实现，尤其是许多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成人教育学院将成人高等教育看成是创收工具，直接造成了成人高等教育体系上的的不规范局面，其形式与本质严重不符。可以说，许多成人高等学校已经丧失了办学的本位，在管理体制、质量评价、保证机制、招生规范、教学点设置等方面问题层出不穷，以至社会上对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生源数量不断呈现下降趋势。面临发展困难，一些成人高校开始转型为普通高等学校，一些成人高校与其他学校合并，一些成人高校开始为生存寻找其他办学途径等。为此，我国的成人高等学校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如1992年有1198所，1999年有871所，2006年为444所，2013年为297所，2020年仅剩265所。

2.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自2002年以来，党和国家不断从政策上和财政上支持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冠名的200所国家示范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了优质化的发展。但这些院校仅占高等职业院校1468所的14%，其余86%的院校基本上都出现了发展上的问题，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处于地级市的地方高职院校，论校园建设，地方政府功不可没，但在专业发展上基本都依赖于学前教育專业和护理专业，其他专业的办学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成为学校最棘手的问题。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地方保护发展措施，但其发展与本来规划的意愿差之千里。

透视两种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的出现是客观的存在，是发展中不能回避的，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我们从本质上来看，两者都具有职业教育属性，在许多方面的互补性很强，各自的优势作用发挥与问题的解决策略均可成为融合的基础性条件与发展性条件。因此，面对两种教育发展过程存在的困难，在信息化时代，二者的融合发展不但可行，而且非常必要。

三、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的关键因素

众所周知，在人才的培养问题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有效实施，如果我们站在融合的角度来看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其融合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目标的共同性。 基于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性质，二者在培养目标的教育价值取向大方向与宏观培养方向上具有共同点，其最大的差异在于培养目标的具体方向、培养人才的具体规格及培养目标的最终落脚点有所区别。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建立，终身教育理念的普及，尤其是现代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两种教育的的培养目标日趋一致，其差异性愈来愈小，共同性愈来愈突出。如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终身教育的价值取向、个人发展与服务社会统一的价值取向以及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等都体现了职业性与技能性，体现了融合的目标聚焦在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与实用型人才上。

2.课程设置的一致性。 任何一所高等学校，课程设置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要在培养目标的前提下，根据教育部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由专业建设委员会根据专业的性质制定具有学校育人特色的课程设置计划，这种计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合理的课程结构;二是合理的课程内容。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两种不同性质的高等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的一致性明显的显现出来，学历型与职业性成为课程设置最为重要的两个实质问题，即不能降低高等教育的学历标准，又要体现人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所以，在课程设置的融合问题上，成人高等教育在发挥理论性优势的前提下，必须最大化的将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性与技能性纳入到课程体系中，使二者有机统一;高等职业教育虽然实践性与技能性非常突出，但在高等学历教育面前，必须体现理论性的规范化要求。

3.师资队伍的融合性。 成人高等教育的学历补偿性决定了成人高等学校师资队伍的高学历、高学位、高级职称以及教学科研课题等方面比例较高，但在专业带头人、技术技能等级证书、专业技能比赛、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比例明显落后于高等职业院校。而高等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基于原有技术学校的历史发展，重实践、重技术、重比赛、重就业、重效益等方面独占鳌头，迎合了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发布实施，为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的整合提出了政策依据，二者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最大化的实现教师队伍资源的共建与共享，逐步使二者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融为一体。

4.教学资源的整合性。 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以来，对高等教育的冲击非同一般。成人高等院校基于原有的学历补偿，在远程教学资源方面起步早，时间长，已有的教学资源基本上能满足学生的远程学习需求;而高等职业教育虽然在教学资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高等职业院校性质相比的实践与技术技能方面的教学资源明显不足。虽然，可以借助爱课程、智慧树、学堂在线等学习平台相关课程学习，但由于受到开课时间、课程性质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运用起来的问题层出不穷。成人高等院校的教学资源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资源短缺、利用分散、配置不合理、开发过度等问题已经显现出来。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扩招政策的出台，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已经成为成人高等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共同关注的问题，构建两种教育资源联合体刻不容缓，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库是二者融合的主要任务之一。

5.实训条件的共享性。梳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实验实训条件，问题的存在不得不令人们深思。如果一所院校依靠自身的校园面积、雄厚的财政资金、宽敞的实训厂房以及先进的专业实训设施设备，建设或者打造与自己办学特色相符合的3到5个专业和专业群，完全是可以的。但许多院校举办的30到60个左右的专业，是根本不可能满足所有专业优质的实训条件的，虽然在校企合作上下了功夫，但实际效果仍然是解决不了学生的实验实习与顶岗问题的。因此，两种院校必须明确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重视学生的实际技能训练，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进行合理化的训练，真正发挥各自办学的优势，促使企业的深度合作，对两种类型院校以及合作企业已有的实验实训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与共享，彻底解决实验实训设施设备以及条件使用上的重复投入、利用率低、资源短缺等现实问题，使各个院校在培养职业人的目标上实现办学效益的互利化，解决每所院校实践教学资源的短缺问题。

6.办学层级的贯通性。 自20世纪90年代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以来，成人高等教育就与高等职业教育建立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其目的就是解决我国职业教育断头路以及成人教育的生存问题。2014年3月，教育部出台了应用型本科建设方案，上海市、江苏省等省份也开展了高本贯通人才培养的试点工作，经过5年多的试点，“高本贯通”在很大程度上打通了职业教育的断头路，但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数量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而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年贯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院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高等职业教育与成人本科教育的贯通工作，为解决职业教育的断头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缺少政府主管部门政策上的支持，这种贯通工作主要停留在本科学历、专升本等层面，没有建立一种在规范制度下的立交和贯通体制机制，而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融合，完全可以实现高职专科阶段人才培养方案与成人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体化，使学生的学习分层完成，为人的终身发展提供更多更宽的就业机会和渠道。因此，积极探索两种教育在办学层次上的融合体制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四、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的创新策略

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成人高等教育与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高等职业教育，在21世纪20年代呈现融合的趋势是现代社会发展融合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已经成为所有成人高等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人才培养问题上的本质、目标、方法的一致性，為其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可能。虽然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理念认知偏差、二者体制掣肘、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依然存在，但在融合的问题上有效性的策略是可以尝试的。

1.以国家政策法规研究为指针，解决融合过程的的体制机制问题。 目前，成人高等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融合最大的缺失就是缺少政策上的支持。不同类型、学制不连贯是既定事实，各自拥有独立的办学权限。因此，在融合问题上可以进行创新性探索与试点，如按照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多元立交”精神，将成人高等教育明确纳入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取消专科层次的成人高等院校，将其与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完全融合，本科层次的成人高等院校不再举办专科层次的成人教育，按照本科层次的建设标准，扩大本科层次的专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延伸，在一程度上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的相互沟通以及衔接机制。事实上，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的最优化途径就是从根本上实现两类学校的实质性合并。在合并的问题上，行业属性、地方性属性、民办属性等都可能是体制上的重要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就必须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科学定位，采取多样化的融合方式进行试点。

2.以多元化的招生平台为依托，满足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需求。 2019年10月教育部等14个部门发布了《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以使就业创业为根本目的的高等职业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融合问题有了新的启示，一是解决生源问题，二是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在两类院校融合的前提下，生源问题是大家的共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两类高等教育在生源与就业上的辩证关系，实现最大化的生源“互通”。目前，生源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招生的形式由过去的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变为院校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全国统一高考招生以及免试入学等多样化形式，生源对象由过去的高中毕业生，扩招到三校生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成人，这种招生政策的变化确保了融合过程的充足生源。显然，二类院校招生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已经形成。这样对学生来说，只要取消生源性质，学生完全可以自由选取学校类型、学校名称、感兴趣的专业、喜欢的学习地点等。如果实施高本贯通办学机制，不管是有条件的免试入学，还是“3+2”的本科教育模式，不但会解决成人高校的生源问题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层级问题，还可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终身化。

3.以内涵化的教学建设为根本，实现特色专业办学的共建共享。 在构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时期，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和办学影响力归根结底就在于教学的内涵建设上，尤其是专业的建设上。因此，所有学校都应把内涵建设当作学校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依靠自身的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整合相关或相似院校无特色化的专业学生、教师资源、教学设施设备、实验实训资源、校企合作资源等，最大化进行人力、物力、财力、办学条件的统一协调，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及专业群，作为品牌形象，实现学校的内涵建设，最终实现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

4.以开放办学的社会化为理念，发挥学分银行的认定贯通优势。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突飞猛进，开放式办学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以往普通高等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的政策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淡化了许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单位与收入可观的薪资待遇，不再纠缠在某些优待指标上。所以，各种形式的教育融合已经呈现出来，需要人们在专业与课程、学分与证书、正规与非正规、学历与非学历、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企业等互通上进行创新认识与创新判定。而学分银行的学分认定与储存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学分银行完全能够实现课程与证书的学分互认与兑换，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各种教育的实质性融合与贯通，加快实现人才培养从“学历化”向“职业化”发展的有效转变。

总之，成人高等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只要二者在招生机制与方式、专业结构设置与调整、课程与资源开发、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下，融合体制障碍就可能很快消除，内涵建设都会得到加强，系统化与稳定化的办学模式就会使各自摆脱发展困境，通过二者形成的合力优势加快推动我国学习型社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高莹莹.关于成人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合的思考——兼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J].成人教育，2016（06）.

[2]李微.远程开放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比较及其融合发展的思考[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04）

[3]李栋.关于成人高校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几点思考[J].成人教育，2006（04）.

[4]邵晓枫.解读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从与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比较的角度[J].职教论坛，2010（01）.

[责任编辑 杨晓燕]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作为全球化世界需要的重要素养之一，跨文化能力越来越得到高校和社会的重视。旨在对海外学习对于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切实了解中国大学生的海外学习经历，探究海外学习对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此外，希望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工作实践提供一定借鉴，提升海外学习项目对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效果。

关键词：海外学习;跨文化能力;影响因素

全球化时代要求高等教育培养能够胜任全球化世界的人才，这些人才除具备专业素养外，应同时具备跨文化能力等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所需的能力。作为全球化世界需要的重要素养之一，跨文化能力越来越得到高校和社会的重视。根据跨文化能力研究权威学者迪尔多夫（Deardorff）的定义，跨文化能力是“在跨文化情境下，基于跨文化知识、技能、态度，有效、恰当地开展交际的能力” [1]。海外学习常被作为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海外学习对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效果如何仍有待深入研究。针对海外学习对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影响的研究尤其欠缺，亟待通过实证研究来深入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旨在对海外学习对于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海外学习经历对中国大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焦点小组访谈收集研究数据开展质性研究。研究对象为2017—2018学年秋季学期北京某高校参加为期一学期海外学习项目的大学三年级、大学四年级本科生121人中随机抽取40人。对其中的25人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对其中的15人组织两个焦点小组，开展焦点小组访谈。通过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对中国大学生海外学习经历和跨文化能力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获取丰富的研究数据。进而通过主题分析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主题分析，归纳、概括出海外学习对于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1.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促进因素

第一，海外学习项目维度

一是课堂学习与小组作业。在海外学习项目维度各因素中，研究对象对于课堂学习与小组作业对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提及的次数最多。原因在于课堂学习与小组作业是研究对象海外学习的主要形式，为了满足知识获取的要求，学生除了需要在新的文化情境中提升认知、理解能力，还需要与其他课堂参与者发生互动，合作完成学习任务。这种基于一定目标导向、通过合作的学习方式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往往是促进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有效手段。

二是学生活动。受访者认为，海外院校组织的一系列学生活动能够为跨文化接触创造机会，进而为跨文化能力带来提升。包括海外院校在海外学习开始时组织的迎新活动、过程中组织的文化体验活动等学生活动，促进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间的交流，也为学生们创造了结交其他文化朋友的机会，建立长期跨文化交流的渠道。

三是学生社团。受访者认为，参加学生社团是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有效途径。大多数受访者参与的学生社团是海外院校针对交换生开设的学伴项目社团。交换生在抵达海外学习目的地后就被分配给一位当地的学伴，在学伴的帮助下熟悉学校、适应本地生活、拓展社交网络，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受访者反映该类项目对其跨文化适应以及跨文化交流都起到了促进作用。除此类社团外，有的受访者参与了各类基于兴趣爱好的社团组织，建立了以兴趣为支撑的较为稳固的交际群体，为开展可持续的跨文化交往创造了渠道。

四是住宿。受访者反映住所是跨文化交际发生的重要场所，由不同文化群体共同居住的多元文化的住宿场所为跨文化能力发展创造了条件。住所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场所，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社交关系建立，创造跨文化交流机会;为个体提供近距离观察他文化个体行为方式创造条件，有助于个体学习他文化的知识，对他文化形成更充分和深刻的理解;有助于提升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的技能，了解怎样与不同文化的人相处。

第二，跨文化接触维度

一是建立社交关系。研究对象认为主动与其他文化个体建立社交关系有助于跨文化能力发展。海外学习期间的日常交流往往停留在信息交互的层面，无法实现有意义和有深度的跨文化交际，而稳定的跨文化社交关系可以为跨文化交际创造可持续的渠道。通过建立跨文化友谊以及密切的师生关系，或基于共同的学习研究以及兴趣愛好建立交往关系，个体可开展具有可持续性、有深度的跨文化交往，进而促进跨文化能力的发展。

二是聚会与休闲活动。聚会是跨文化接触维度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因素。聚会一般包括派对、聚餐、正式晚宴。聚会中轻松的气氛有助于跨文化交际者减弱焦虑感，创造了交流的机会。此外，聚会本身的社交功能也有助于跨文化交际者建立社会交往，创建长期的跨文化交际渠道。

三是日常生活。受访者反映日常生活为跨文化能力提升创造了条件。在海外学习期间须面对许多实际的生活问题，如租房、办理银行卡、出行、购物、邮寄、甚至遭遇失窃等突发事件。为了解决这些具体的日常生活问题，研究对象须和当地社会互动，甚至与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发生互动，通过交际解决实际问题，保证日常生活的进行。这种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跨文化交际对于跨文化能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体维度

一是语言障碍。语言障碍是受访研究对象认为在跨文化能力发展中存在的最普遍的挑战。语言障碍对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语听、说、读、写基本技能不足，无法满足交际需要，或对口音、语体不适应，直接阻碍跨文化交际开展;社会语言认知不足，不了解不同情境下语言背后的意义以及如何得体地使用外语开展交际，跨文化交际难以深入;外语能力不足造成交际效果受损，人格魅力在交际对象眼中减弱，不利于社交关系的建立;外语能力不足造成失去参加学生社团、项目等机会，阻碍了获取更多跨文化交际的机会。

二是跨文化知识欠缺。受访研究对象反映，跨文化知识欠缺阻碍了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开展。由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缺乏，无法有效地对交际内容形成理解，找不到用于交际的话题，交流往往停留在信息交互的层面上，没有实现真正的交流。多个受访者反映自己在具体文化信息层面缺乏知识，而这些具体文化信息往往是关于他国概况的基础信息。知识的缺乏直接阻碍了跨文化交际的开展，同时为个体参与跨文化交际带来了焦虑感。跨文化知识欠缺还体现在深层理解和文化知识的层面上，在受访者中普遍存在，情况更加严重。受访者反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在成长过程中对国内事务关注较多，但对世界其他国家关注不够。

三是主动性和动机不足。受访研究对象的主动性和动机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自己不愿走出我文化的舒适圈，对于他文化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感到不适，存在焦虑;相较于文化内交际，跨文化交际认知和行为成本更高，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跨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而跨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不足往往造成个体对于参与跨文化交际的焦虑感，导致主动性不足;认为跨文化交际必要性不大，不进行跨文化交际也可依赖我文化群体或以我文化生活方式存在，身在海外却生活在“文化孤岛”上;海外学习项目具有一定的临时性特征（一般仅有一学期），阻碍了长期跨文化交际动机的建立;参与跨文化交际效果不好，跨文化交际收获小，造成挫败感和主动性丧失;个人性格原因，本身就不愿意交际。

第二，项目维度

一是区别管理。研究对象反映，部分国外院校在国际学生的管理上存在区别管理、融合措施不足的问题，阻碍了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的融合，为跨文化交际带来了阻力。首先，在课程方面，部分非英语国家的国外合作院校由于不使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只得单独为国际学生开设英语授课项目，导致其在学习过程中接触不到本土学生。其次，在住宿方面，研究对象普遍反映住宿是阻碍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因素，体现在以下方面：部分国外院校在宿舍管理上设立专门的国际学生宿舍，与本土学生宿舍分开，造成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的隔离;出于对不同文化群体生活习惯差异的考虑，部分国外院校将同一文化群体的学生安排在一个宿舍，造成中国学生“聚堆儿”;住宿为单间宿舍，独立空间造成交流机会减少;部分国外院校无法提供宿舍，学生须在校外租房，出于成本和便捷性考虑，学生往往和同行的中国学生合租。最后，在学生活动与服务方面，国外院校往往单独针对国际学生组织各类学生活动，在为学生提供的迎新等各类服务上，也存在此类问题，缺少鼓励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融合的措施。

二是学业压力。本研究的对象仅有一学期在海外学习的时间，有的研究对象反映很难在完成学习目标和任务的同时兼顾跨文化交流，因而造成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停滞。

三是学生群体构成缺乏多元性。部分受访研究对象反映，自己所参与的海外学习项目存在学生群体构成不够多元化的问题，同项目的中国学生太多，很容易造成中国人“聚堆儿”、停留在我文化群体“舒适圈”内的问题。此外，有的国外院校存在国际化程度低的问题，大部分在校生为本土学生，国际学生数量少。

第三，跨文化接触维度

一是我文化群体“舒适圈”。我文化群体“舒适圈”主要体现在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聚堆儿”，为个体营造出熟悉、舒适的群体环境。这是近年来海外学习研究显示海外学习学生较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该现象在本研究的对象中也普遍存在，60%的受访对象提到该问题的存在，对于我文化“舒适圈”的依赖阻碍了跨文化交际的开展。通过对访谈资料的主题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对象选择待在国人的“舒适圈”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环境适应需要与生活习惯。学生在海外学习时面临适应新环境的挑战，需要在陌生的环境中安排学习和生活。在这一适应的过程中，学生往往选择和自己具有同样语言、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同文化群体成员在一起，依托群体减少环境适应过程中的压力，加强对环境的适应力。这一行为在对环境形成适应后仍继续保持，我文化群体营造的“舒适圈”为个体提供了熟悉与舒适的环境，避免了与外界接触可能带来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群体压力。我文化群体对个体的引力还通过群体压力发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是群体对于个体施加的规范性社会压力。在海外学习的情况下，体现在学生虽存在与其他文化互动的意愿，但迫于群体对于其作为中国人的行为标准的期望，不愿意改变行为方式参与到其他文化中。其二，是群体对于个体施加的社交壓力。这在重视集体观念的文化中尤其明显，个体在我文化群体社交压力的作用下被迫选择停留在我文化群体社交圈，影响了和他文化个性化社交活动的开展。

二是他文化群体开放性欠缺。与我文化群体“舒适圈”提供的“引力”相对应的是他文化群体的“推力”。研究对象反映，在海外学习期间经历了他文化群体开放性欠缺的问题，这也呼应了很多以往海外学习研究的结果。在多元文化校园环境中，国际学生希望与本土学生建立社会交往，但本土学生往往缺乏交往的意愿，阻碍了跨文化交际的建立。

三是缺乏共同点。和他文化群体成员缺乏共同点，主要体现在缺乏共同的生活、成长经历，缺乏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如饮食、娱乐、兴趣爱好、社交等。其中，研究对象普遍反映无法适应欧美的酒吧文化、派对文化，不能接受其中涉及的社交方式、耗费时间等问题。

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工作实践的建议

通过对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个体、海外学习项目、跨文化接触等不同维度发现了一系列促进因素和挑战因素，就海外学习对于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根据研究发现可以看出，海外学习虽可潜在地为学生创造跨文化交际机会，但海外学习不等于跨文化交际，参与海外学习的大学生常停留在我文化群体的“舒适圈”中，未能有效利用海外学习开展深度的、有意义的跨文化交际。海外学习须经过合理的设计，才能更好地为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创造条件。基于研究发现，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工作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1.基于跨文化能力培养目标导向开展海外学习项目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实践中，跨文化能力往往被默认为海外学习的自然成效，而本研究发现，海外学习不是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充分条件，跨文化能力发展需要一定因素的促成。为了有效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能力，高校应将跨文化能力发展明确作为海外学习的目标成效，进而基于这一目标导向反向设计海外学习项目。海外学习工作者应在海外学习项目中设立跨文化学习任务，使学生带着任务参与海外学习，以目标为导向开展深度跨文化交际，强化跨文化交际意识，充分发挥个体主动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际，提升跨文化能力。

2.在海外学习中加入跨文化学习辅导模块

高校应在海外学习中加入跨文化学习辅导模块，在海外学习全过程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指导。在海外学习前，为学生提供专门的跨文化能力发展辅导讲座或课程，提供跨文化交际知识、技能和态度上的培训，同时提醒学生走出我文化“舒适圈”，避免走入“聚堆儿”的误区。海外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选择多元文化的住宿场所，参与学生社团、学生活动，积极构建跨文化交际关系，建立稳固的跨文化交际渠道，深入参与跨文化交际与互动，建立多元文化视角。海外学习结束后，通过召开海外学习总结座谈会、撰写跨文化交际心得体会等方式，引导学生就海外学习和跨文化交际经历进行深入反思，巩固和强化跨文化学习的效果。

3.将海外学习与本土国际化培养措施相结合培养大学生跨文化能力

由本研究发现可以看出，大学生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较普遍地存在外语能力不足、缺乏其他文化的相关知识等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足体现在基础知识层面上，如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各国基本概况和文化习俗缺乏基本的了解。在跨文化知识与技能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发挥海外学习项目应有的效果。为此，高校应开设培养全球化世界素养的相关课程，将此作为课程体系的常规组成部分，增进学生对全球化世界以及不同文化的理解。此外，高校应积极利用本土国际化资源为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创造条件，通过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的融合培养与管理，在本土创造跨文化接触机会。通过营造多元化的大学文化和校园氛围，在课程和课外环节，做到本土学生和国际学生的融合，促进两者的有效交流和互动，在本土培养学生全球化世界所需的素养。

参考文献：

[1]Deardorff D K.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6，10（3）：241-266.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苑聪雯]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初探

2005年11月7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温总理指出：“当前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两大变化，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这些变化表明职业教育应该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党和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加强职业教育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在此社会背景下，笔者认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学习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必将成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美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的特点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就是社区学院。美国的社区学院在其高等教育系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美国目前有各类高等院校3665所，其中社区学院有1250所，占总数的34.1%;美国高等学校在校生1500万，其中社区学院学生 500万，占总人数的1/3。这些数字不仅说明了美国社区院校的规模庞大，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社区学院扮演着的角色，独具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招生培养制度对促进劳动力就业，保障社会安定，以及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招生对象多层次、宽口径。社区学院招生对象的多层次、宽口径主要体现在：招收对象范围广，它不仅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同时还招收在职职工。招生的标准和依据更多地是考虑学生的个人意愿，政府和学校不再单独设定较高的门槛，不举行统一的招生考试，完全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大众化办学水准，只要民众(不仅仅限于高中的应届毕业生)有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愿望，社区学院就会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一方面社区学院能丰富自身办学体系，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随着学院办学实力的不断壮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2.招生机制呈现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当今美国社区学院中职业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的欢迎。这与它招生机制上的灵活性、开放性是分不开的。由于科技不断进步，经济发展迅猛，使得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湖 北 科 技 职 业 学 院 教 务 处

社区学院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极其重视对科技发展、经济发展以及人才需求状况的预测，以此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专业设置，及时增设社区需要的专业、课程。此外，社区学院极其重视学校与企业的广泛合作，多采取与企业合作办专业，与企业进行协作教育，为企业培训职工等方式。这些合作，对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对企业而言，有利于提高职工素质和扩大未来可供选择的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来源;对学校而言，不仅能充分利用企业的设备等教育资源，使教学过程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能够保证学院的生存和发展。

与美国的高职教育相比较，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呈不平衡性，要使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建功立业，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重点、有主次地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创建不同学制、具有地域特色、规模和专业设置灵活多样的高等职业学校，使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呈现个性化、多元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认为具体的实施措施之一就是逐步地取消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放开高职教育的人口，以此，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

二、对我国高职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构想

大力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促进职业院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关键是寻求高职招生考试制度的创新和突破。

德国从来不组织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学生读完13年后，是继续读大学，还是读职业高等学校，完全由他们自己选择决定，学校教师只给予指导。德国没有高考制度，但德国的教育水平和教育层次却非常高，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成绩斐然。可见，高考制度的存在不是保障一个国家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稳步提高的必然因素。

当然，德国有自己的教育传统和实际，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特色，因此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理、有序、有节地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

综观世界上经济发达和教育相对进步的国家，我们认为我国高职考试制度的取消是必然的趋势。我们主张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教育考试制度中，对高职招生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和制度，放宽招生门类的限制，调低招生的门槛。当然这个

过程可能需要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从时间段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首先取消竞争程度相对缓和的民办高职院校的招生考试，实行只要经学生个人申请，拟录取学校审核同意，原则上不再受高考分数的限制，让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的民办学校成为探索中国高职教育的排头兵。公办高职院校的招生仍然遵循“公平报名，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招生的考试。第二个阶段是取消公办高职院校的招生考试，最终使高考只成为选拔普通高校学生的制度，高职不需要考试，使高职教育成为真正的大众化教育。

三、改革我国高职招生考试制度的意义

通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的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和经验的原则指导下，改革高职招生考试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

1.教育资源不是很充裕的前提下，考试制度的废除节省了国家的教育成本，使国家有能力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投放到更需要的项目上去，发挥教育资本的最大效能。

2.取消高职招生考试是带动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通过取消考试，降低高职入学的门槛，扩大农村学生接受高职教育的比例，促进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制定面向农村学生取消高职招生考试的优惠政策，扶持农村教育，加强农科教结合，扩大农村学生接受高职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强农村教育的服务能力，努力为科教兴农服务，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为农业产业化服务，为城镇化发展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

3.以取消高职招生考试改革为契机，根据学生对专业和学校的选择，进一步调整、优化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和布局结构，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4.逐步取消高职招生考试制度符合道德原则和科学决策。因为这种改革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参与实践和竞争的机会。它强调平等、公平、尊重差异和有爱心，不因家境贫寒、学业不佳、身体有缺陷等等因素而丧失了最起码的接受较低层次教育的机会，努力实现教育的公平。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自《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经历了试点和全面展开两个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果。随着高等教育质量意识的不断升温,高等教育评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重点关注的领域。正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思考和分析其成因,对于完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1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一直在摸索着前进,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主要体现在。

1.1 政府层面

各级政府及其教育管理部门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占主体地位,学校是被评估和监督的对象;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是评估时依靠的社会力量,处于从属地位。教育评估是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依据一定的评估指标体系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进行检查、评价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然而随着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过程,政府主导高等教育评估的格局被打破。但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越位”与“缺位”并存,制度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一方面,在实际的评估工作中,政府以其行政动员能力和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掌控着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并基于自身对高等教育质量要求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包揽了高等教育评估活动的全过程。评估制度运行的主要特征仍是行政机制。这样高校只对评估它的政府负责,而忽视了满足社会的需求和对学生质量的监督和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远离高校“现场”,以及高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信息输出的屏蔽,政府不可能获得关于高校发展的所有信息。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难以提供最优化的评估制度选择,而且在促进高校自主发展以及维护评估制度的公平合理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导致行政评估机制“失灵”。甚至于,有学者认为评估中“政府对高校的过度行政化控制是高等教育质量危机的根源”。[1]

1.2 高等教育评估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

中介机构是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客体间沟通的纽带。教育中介组织,在西方被称为“中介团体”(Intermediary)、“缓冲组织”(Buffer Oranization)或减压阀,主要作用是缓解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矛盾。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体系中,高校和政府的价值取向并不总是一致的,由此形成的错综复杂关系,需要社会中介机构在两者之间进行必要的调适。另一方面,在我国,由于绝大多数学校归国家所有,其公立的性质保证了政府与学校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发展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气候,专业化程度较低,社会公信力不高。有些评估机构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评估方法有待创新和提高。另外,机构之间缺少横向联合,表现出各自为政的局面。[2]

由于中介行为的产生是基于行为主体的托付,中介机构要开展活动必须受法人的委托。然而从目前已成立的事业性中介机构来看,除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其他评估机构都很难接受到高等教育委托的高等教育评估项目,也未曾参与到教育部组织的三种评估形式的工作中去。目前高等学校主动提交的委托也几乎没有。在经费来源等方面,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关系密切,其业务也大多来自政府委托,很难发展自己的独立性。失去了独立性,中介评估组织也就失去了最大限度获得社会认可和公信的基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中介机构面临着生存困难,诸如接受委托问题、与行政部门的关系问题、评估市场开发问题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问题等,很难起到“缓冲器”的作用[3]。

1.3 高校自身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的要求,评估的第一步应该是高校申请。但实际情况是,评估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学校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并且评估组织、评估体系和评估过程等都由政府自上而下统一安排,高校的参与更多地限于协助和配合上级评估工作,其主体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评估的自律职能未能发挥效用。这种行政性评估模式限制了高校学术活动。为适应政府的指标规定,高校和教师忙于应对,影响了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学术活动。

高等教育评估具有对高等教育及其相关系统监督、咨询和自律的职能,是高等学校通过评估发现问题,进而进行整改与建设,促进学校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评估自律职能的实现是健康向上的评估文化的精髓,不能仅仅把评估看作是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一种监督和管理,它还是学校自身进一步提升办学条件与教学质量,培养社会需要人才的甄别仪’和助推器’。”[4]但是,有的高校对评估的认识不够,有的不从办学实际出发,对评估结论盲目攀高,这与评估本身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不一致。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2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问题的成因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问题,与缺乏及时的评估理论指导,对诱致性制度变迁不重视,以及立法滞后,评估法规体系不健全等有一定的关系。

2.1 评估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水平

完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必须扎根于评估理论的研究。我国开展高等教育评估理论的研究时间比较短,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水平的现象。这不利于形成正确的评估理念和评估文化,影响教育界对高等教育评估的正确认识,以及社会对评估的接受程度。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评估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高等教育评估理论。加强教育评估的本质和目的的研究、教育评估标准、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完善评估过程,使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高等教育评估理论体系,为高教评估实践提供指导和动力,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

2.2 强制性制度变迁导致制度供给错位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经济体制的发展引发教育体制变革时,原来政府全面控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制度供给满足不了制度需求,客观上要求政府对高校的直接管理和全面控制变为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制度变迁也就应运而生。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为由国家强制力或政府命令自上而下地推动和实现。以强制性为特征的评估制度可以保证实施速度,取得明显成效,并在初始阶段降低了制度成本,但很难顾及到改革的每一方面,不能客观地反映社会的需求,且在全国整齐划一地推行某一政策可能会违背局部组织的利益。由于行政色彩浓厚,缺乏相互监督和竞争的机制,难以调动高校参与评估的积极性。加上受信息不完全等因素的限制,强制性制度变迁可能导致制度供给错位。

2.3 评估法规体系不健全,高校内部也缺少法律保障

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形式、指标体系、标准、方案、程序、结果等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作为高等教育评估的主体,高校的自评工作开展得不充分,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虽然有10余个省市成立了专业性的评估中介机构,但其工作仍未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和尊重等。所有这一切,固然与我国高等教育开展评估的时间不长、经验欠缺有关,但立法滞后、有关评估的法律法规不完备是根本原因。

目前为止,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最具系统的专门性制度仅有1990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评估暂行规定》。其余的便是散见于其他法规中的零星评估条款。这部法律共8章28条,在指导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活动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修订,许多原则和规定已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其中关于评估主体、评估客体和评估机构等规定,不符合《纲要》中“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精神,也不利于“进一步发挥非政府行业协会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而《高等教育法》、《教育法》对评估的规定也较为笼统。另一方面,学校要进行内部评估,以及社会对高校办学进行评估监督,都缺乏相应的规章依据和法律支持。

法制化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评估的共同特点,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高等教育评估活动广泛而深入的展开,多元主体参与高等教育评估,要规范和调控各评估主体在评估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及其相互关系,真正实现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健全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和评估体系,必须制定相关法律,加快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实施20多年来,在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制度问题,这些问题已逐渐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探讨形成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问题的原因,对完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起着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问题,成因

参考文献

[1] 熊丙奇.行政评估无法化解高等教育质量危机[J].中国改革,2007(9).

[2] 罗建国.我国高等教育政府评估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7(3).

[3]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59.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校办学的政策受到国家发展态势的影响, 从而造成了截然不同的高校财政收支机制。现如今, 让高校发展与市场经济相融合, 不仅符合国际发展大势, 也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发展规律, 符合教育经济学发展需求。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中融为一体又相互促进。

2 现行教育制度演变概述

我国高校的收费制度演变过程与我国国情的变化息息相关, 从时间划分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9到1952年, 我国的高等院校基本体系及设施逐步完善, 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将建国前期的民间院校进行整合整顿, 包含私立及教会院校。第二阶段, 1952至改革开放前期, 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中央-地方教育管理模式, 使各大院校在行政管理上、资源划分上、以及财政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以中央政策为主导的教育体系。第三阶段, 改革开放至今, 市场在高等教育机构有了更多的参与权, 民办高校像雨后春笋般飞快占领了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 以往只依赖于政府管理的教育机构其不论是管理权, 人事权, 财政权都更多地考虑到了办学的实际需要, 并更加符合市场运行的机制。在财政拨款及资金收入方面更加多样化, 这在给各大高校带来更大利润运作空间的同时, 也对于高校财政及收费制度的发展带来了严峻考验。

3 教育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在教育领域, 用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教育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无疑分别是学校与学生。学校生产各种教育资源, 包含老师、教学设施、教学资料以及其他受教育机会等等。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学校更像是通过投资教育产业, 使之成为立体化产业化的产销体系, 通过教育机构的运输, 将其产品输送给需求的学生。相对而言, 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 又承担了一部分的教育资本输送者的角色, 因此其是教育结构链条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当前生源已经成为彼此教育机构盈利的竞争点,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大量的民间资本入驻, 使得各大高校的规模、特色、优势越加凸显, 也是其承担盈利和负担亏损的方式有了极大改变。加之, 高考改革之后, 全国的各大高校在吸收生源方面主要以学生的自主意愿为主, 如知道分数后填报志愿的办法给了学生更多的择校择专业权, 一方面扩大了各大高校的招生基数和成功率, 给了新时期下的各大高校扩大规模、实现盈利的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 通过这种办法, 让高校的招生更加灵活, 从而让高校尽快适应市场转变, 更加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也通过更激烈的竞争方式让其发展改革速度加快。

在这种环境之下, 不可避免地让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的透明化、复杂化、多样化, 也因此, 在进行教育成本收费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尖锐。近年来, 以各大高校的收费范围及收费价格飞速上涨这一现象而言, 在短短30多年的历程中, 学费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收费的范围了囊括了基本学费, 住宿费, 书本费之外的器材费、活动费等等名目。学生的上学费用逐渐成为各大高校特别是民办高校支撑经营的一大部分, 基本占比能够达到40%以上。而这部分的收入也随各校各专业实力、影响力的不同有了较大区别, 在这方面, 学生既起到了推动学校良性经营的作用, 也借此让学校在国家财政拨款方面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逐渐形成了一个市场循环。因此, 学生的选择是推动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以消费方市场决定生产方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例如,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之后发挥的影响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高校影响力的上升提供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 学校可以在政策的允许下招生到更加优质的生源, 以此盘活学校运营。

4 高校教育需求与供给

4.1 教育需求

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消费者有所需求, 对于教育机构而言, 其消费者是学生个体, 学生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机构市场占比的多少, 因此分析教育需求对于解决教育机构在生产产品方面的侧重点有很大关系。相对而言, 教育消费者要想实现消费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 为购买意愿, 学生对于某所学校的某个专业感兴趣, 具有消费的想法就是购买意愿;第二, 为购买能力, 具体是指在学生主体承担个人教育投资的情况下, 是否能够按照意愿以及校方给出的购买资格完成购买行为, 购买资格指是否具备上这所学校的能力, 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上学条件不一, 购买行为指的是学生个体以及其家庭承担学生在校期间所花费的过程。

在这种过程中, 不仅需要学生个体承担受教育所花费的时间和资金、精力成本, 还有更多的隐形成本, 如择校费、交通费、生活费、社交费以及为其教育投资及购买行为付出的社会阅历、收入、岗位、影响力等等。对于学生而言, 往往需要权衡利弊才能够做出合理选择, 同时对于学校而言, 需要根据学生的行为判断市场的发展趋势来提高盈利空间和发展潜力。因此, 在这方面学校需要适应市场潮流, 做到以市场为导向, 转变陈旧观念, 满足学生需求, 才能够发展得当。

4.2 教育供给

市场发展过程中, 生产者占据一定的主动性, 与消费者不同的是生产者在一定时间内虽然可以起到主导地位, 但是具有周期性, 而周期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其所生产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市场需要。因此, 我们在分析教育供给时, 需要以教育需求为主要参照, 但其同样分为销售意愿和生产能力两个部分。其销售意愿主要指的是, 在现行的教育制度, 以及教育环境下, 教育的生产者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的教育理念传达出去。同时, 在选择出售产品的过程中, 必须有侧重点, 才能够让教育资源平均分配, 满足一部分教育消费者的需求, 以免出现过剩或者不足, 同时提高了自身的产品竞争力。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当下的各大高校,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育风格和教育产品。而在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同时, 我们需要将产品向更加完美充实的方向进行改进, 其中有两个要素:一是数量, 二是质量, 而这也是扩大市场占有比例的重要前提。当下中国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中由于市场经验不足, 往往出现了各种怪象。学生在入学之前选择学校和专业的过程中, 对于学校的实际情况有了一定了解, 从而希望通过学习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但是在受教育的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理想破灭的情况, 学生在完成教育走向社会之后, 知识的转换能力适应能力受到严峻考验, 这正是明显的泡沫教育。学校所出售的教育产品, 并不符合当下市场发展, 出现明显的滞后, 空洞, 实用性不强等等缺陷。因此, 可以看出学校在确定产品定位, 以及销售策略的同时没有明确考虑到消费者的用户体验。在实现产品收益和用户满意的角度并没有实现有效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我们称之为成本补偿。我们不可忽视的是, 在受教育者没有达到消费心理预期时, 其对于教育机构本身是一种隐形损害。教育机构的影响力, 实力, 社会价值将会受到广泛质疑, 不利于教育机构长远发展。而在此过程中, 其受教育者本身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失。因此, 在成本补偿方面, 我们将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都看作是教育经济的投资者。对于教育机构的成本补偿而言, 一般通过受教育者进行成本分摊, 以减少教育机构个体承担市场风险的概率。但是在长久的实验过程中, 我们发现, 由于国家政策、经济环境、教育资本种种因素的影响, 在进行教育投入时并不一定会产生预期的教育供给。因此, 在通通补偿转化方面存在有严重的问题。而对于受教育者的成本补偿而言, 一般是通过国家政策、资金支持等方式进行补偿。如国家给予的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和贷款支持等等。而与教育机构的成本补偿, 相类似的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在对于学生进行成本补偿的过程中学校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市场角度进行分析, 当消费者在进行购买之后没有获得所预期的产品效果时, 生产者及销售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无疑学校作为教育产品的直接供给者应当遵循市场规则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给予应有的补偿。在当下我国的教育产业体系中, 这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5 院校与学生之间的收支关系

从古至今, 买和卖、收和支是相互对应的两种逻辑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联对于理解学校的收费制度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以市场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生产者生产产品通过渠道消费, 并给出基本定价, 消费者通过了解产品价格, 质量等等决定购买行为。只有当两者利益处于均衡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达成交易, 将其这一模式运用到高等院校与学生个体之间, 我们可以发现, 其既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之处。其一, 其相互之间同样是一种互相选择的过程, 双方的主导意愿在一定可以决定最终的购买行为, 但是在当下却会受到教育政策等不可抗力影响。其二, 教育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同样是一种利益互换行为, 但是前者付费方式却比较固定, 缺乏一定的市场灵活性。其三,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交易, 可以在不满意的情况下进行退货, 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 而在教育经济体系中, 属于先付费后使用的形式, 而在出现不满意的情况下, 不能进行更改。其四, 之所以在当下产生众多的教育产品体验度不满意的情况下,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等所产生的, 这使本该处于地位平等的双方, 在先天上处于不平等交易环境。

6 结语

综上所述, 以教育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 在当下学校与学生之间, 学生并没有与学校协商教育成本的机会, 学校却有选择学生购买资格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等院校在收费制度方面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同时也是教育体系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们研究教育经济学, 就是希望能够使学校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体现出更多的教育公平, 从而形成良好的教育产业循环。

摘要：高等教育属于国家非义务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因此受教育者在选择学校的同时, 需要承担一定的教育成本。在教育逐步经济化的今天, 这也衍生出了高等教育院校各具特色的收费制度。本文主要以教育经济角度分析我国高校的收费制度普遍存在的几对关系, 希望能够对相关人员有帮助。

关键词：收费制度,教育经济学,关系分析

参考文献

[1] 杨威.高等教育消费者幸福现状研究基于萨缪尔森幸福方程式的视角[J].教书育人 (高教论坛) , 2014 (6) .

[2] 牛风蕊, 张紫薇.中国博士后制度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突破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视角[J].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 .

[3] 罗英姿, 方超.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变迁的审视与反思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江苏高教, 2016 (3) .

[4] 夏茂林, 张学敏.关于义务教育教师法律身份的经济学思考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J].教师教育研究, 2013 (3) .

[5] 王利国.高等教育收费的经济学理论分析[J].北方经贸, 2015 (10) .[J]高文杰.元评估:我国高职教育评估亟待引入的制度架构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J].职教论坛, 2016 (7) .

[6] 杨媛媛, 王超.试论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基于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分析视角[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 (1) .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较旧制度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对现行的高校财务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下人员配置和体系设置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本文从高校现行财务内部资源优化配置角度，提出完善高校财务会计集中核算的对策。

关键词：新高校会计制度 完善会计集中核算 对策

一、引言

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新制度》较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旧制度》）发生了6大变化：（1）增加了财政预算体制改革部分内容——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公务卡结算；（2）会计核算基础发生变化——实行修正的收付实现制；（3）资产价值更加准确、合理——实行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无形资产摊销；（4）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将基建会计财务信息纳入大账；（5）会计科目总体增加12个——由《旧制度》的38个增加到54个；（6）会计报表体系变动——增加财政补助收入明细表，并且资产负债表、支出明细表内部结构变动。这些变化对高校现行的会计核算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使《新制度》在高校全面贯彻实施，使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现行高校会计集中核算体系更好融合运转，需要财务人员认真总结现行会计集中核算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借《新制度》实施之机，一并解决，争取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运行效益。

二、现行会计集中核算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会计集中核算是前期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果，它对规范高校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会计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节约行政成本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执行过程中，各高校由于具体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有的大学撤销二级学院财务，统一归并到大学一级财务，由财务处统一领导；有的大学仍保留二级学院财务，实行财务处统一领导分级核算的两级财务管理体制。

我校在2005年实行会计集中核算，撤销各学院、后勤财务，纳入大学财务处统一领导，大学财务处分科室管理科研、后勤、学院的会计核算。各科室分派财务人员承包性的固定核算几个学院或机关部门、后勤的经费账。这种财务分科室、分部门、分学院固定专人专管的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各科室工作量不均匀，核算学院经费的科室工作量相对较小，核算科研经费的科室工作量相对较大。二是固定专人核算固定学院、部门的经费，财务人员与单位人员长期接触，不利于防止腐败、舞弊、渎职等行为，虽然核算基建、后勤账的科室财务人员每隔几年也进行轮岗，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三是经费增长与人员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学校教学、科研经费年年在涨，而财务人员没有增加。2013年我校各类在校生人数37 683人，在册教职工2 522人，核定财务处28人编制，人员不足矛盾急需财务内部改革解决。针对上述三个问题，2010年开始实行报账大厅柜台式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与核算有关的科室全部纳入计财处报账大厅，大厅实行叫号机摸号报账，柜台分组设岗，两核算中间一复核，所有核算业务打通，大厅可容纳24人座位，已就位20人，核算、复核、结算业务一条龙服务，财务会计核算效率明显提高。报账大厅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提高了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准，大大提升了财务处的综合服务水平。

然而，随着大学内外环境的变化，旧的问题解决了，大厅式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弊端又显现出来。一是个别或特殊核算业务不适宜所有的柜台窗口都办理，如教职工借款、还款业务，流动窗口核算是造成长期挂账和重复汇款的主要原因，这个窗口借，那个窗口还，报账人员拿出签批完备的票据递给窗口财务人员，不是经办借款的财务人员审核手续齐全可能会发生再次报销，已经汇过款的再次汇款的情况，给学校造成财务损失。此外，国家民口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专户支出附加支付令（信息编码），和其他科研经费核算不一样，稍不注意很容易窜户（实体账户和专户），编错信息码。二是大厅集中核算模式易形成财务人员吃“大锅饭”现象，有些财务人员消极报账。三是固定复核形成大集中下的“小气候”。大厅集中核算，柜台上两个会计中间夹一个复核为一组，复核为原来的科长，业务处理科长说了算，科长的理解不同，造成这个柜台报不了的业务换个柜台就能报，有的报账人员或部门总是能在固定的柜台经办业务。四是大厅大集中核算造成会计核算月底结账不及时甚至不结账。大厅大集中核算，科长职责是复核，由于权限相同，再加上月底结账由谁负责不明确，造成有的一学期都结束了，但尚未结过账，每月出纳对账发现问题时，不是在当月更正，而是让科长取消上月复核、会计修改上月的会计凭证，然后科长再复核，银行日记账期末数都要变，会计报表上相关数据也要变，很不严谨。五是大厅大集中核算使会计核算职能加强，监督职能使矛盾集中于财务，财务风险加大。

三、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下完善会计集中核算的对策

2014年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实施，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解决问题迫在眉睫。对此，笔者提出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下完善会计集中核算的对策。

（一）报账大厅方面。《新制度》增加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内容，大厅结算科应配备专用计算机软硬件设备和专职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电子支付凭证制作人员一名，在结算科出纳岗中设立唯一一个会计岗。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在不改变现有的大厅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下，嵌入在现行会计核算方式中，与现行会计核算并行运转，形成高校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财政资金从财政授权支付——零余额账户和自有资金从实体账户并行分流核算的独特方式。财务只需在核算大厅结算科内部增设一会计岗，增加一专职会计，只负责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电子支付凭证的制作，成为结算科出纳岗中的唯一一个会计岗。国库支付系统的复核和出纳可以由原结算部门的复核岗、出纳岗人员兼职。

大厅会计核算人员对《关于中央预算单位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财库[2011]160号）中规定的16项公务支出费用必须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在会计核算业务时需检查发票、POS小票是否齐全，每笔公务卡刷卡POS小票单独作一笔分录，为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电子凭证编制人员查找消费记录和出纳编制公务卡还款明细表、对账提供便利。

针对《新制度》增加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和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的核算，大厅会计核算应固定窗口指定专人核算。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不是支出业务，不经常发生，每月末一次。固定的好处是防止遗忘和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无形资产摊销不连续。

财务应安排专职核算科长固定负责每月的会计核算结账工作，授予结账权。《会计法》规定会计核算周期12个月。

财务应按照《新制度》第一部分总说明第七条第二款：“高等学校的财务报表应当按照月度和年度编制”的要求，固定专职财务人员编制。

（二）个别或特殊的会计核算业务应固定在专门区域、专门窗口，专人经办。如个人借款、还款业务；科研的国家民口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业务等。

（三）建立大厅会计集中核算下按功能分区域的核算模式，打破固定复核下的“小气候”。将报账大厅按功能分块，所有核算会计在一个区域，所有复核在一个区域，结算出纳在一个区域，特殊业务的固定在一个区域的一个窗口，本着科学化、人性化、优质服务原则合理划分。会计作完会计凭证可以到任何一个复核窗口复核，避免了固定复核下对科长（复核岗）业务量的考核依赖于同组两个会计的业务量和个别柜组“小气候”的形成。

（四）进一步完善大厅会计集中核算考核机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要建立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不能只考核大厅核算会计，不考核其他人员，会计人员的凭证数、分录数、附件张数，科长的复核数都是电脑自动统计的，更客观些，其他人员电脑也有记录，只不过考核标准不一样，不同岗位，有不同的考核指标，要在考核指标上下功夫，每个岗位都可以考核。

（五）完善大厅会计核算中心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规范运作程序，由核算职能向管理职能转变，提高中心财务抗风险能力。制定大厅会计核算中心会计核算操作流程，对流程各环节进行规范，统一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提高核算中心财务规范化、一体化管理水平。利用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的管理和方法，建立大厅核算中心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和程序，坚持不相容业务相互分离的原则，对不同岗位上的财务人员授予不同的职权，相互制衡。定期组织大厅核算中心会计人员学习财务、会计新制度、新规则、新业务，提高会计人员整体业务素质，增强大厅会计核算中心运行效率和集体抗风险能力。

作者简介：

潘恒飞，男，石河子大学计财处会计师；研究方向：高校会计核算。

三部委联手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