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经济范文

两宋经济范文（精选12篇）

两宋经济 第1篇

一、两宋时期的经济中心南移

1. 经济中心及其形成。

要分析两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经济中心南移, 首当其冲的是解决古代经济史上经济中心何时形成与何时移动的问题, 并且要对经济中心有清醒的认识。何为经济中心的问题至关重要。从我国古代经济的起源和最初发展来看, 当时经济中心的范围要比城市小很多, 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刚刚取得发展的时候, 通常是以诸侯国的国都作为经济中心和重要支撑点, 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 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放在单一城市要强于扶持另一城市的经济发展。随着历史的演进, 这一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秦之后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权, 原有的诸侯国国都变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而全国的政治中心, 如秦汉的长安、洛阳等, 则成为了全国性的经济中心。要支撑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发展, 必然需要极大的经济能力, 单一的城市不可能完成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 即使是国都。这样, 都城范围扩大的同时, 也产生了最初的城市集群状况, 这也就是本文所要说明的“经济中心”。它更像是一个“基本经济区”一样, 逐渐辐射出去, 承担全国的经济发展引导和支撑作用。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 对于理解古代经济史有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 学界对于古代基本经济区也即经济中心的界定是根据水文、地理、气候、劳动力、政局、经济区划等元素为基础, 来研究其形成与转移的过程[1]43。

2. 两宋在经济中心移动中的地位。

以秦统一全国到清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时间为古代封建社会经济中心形成与转移的研究对象, 参考引言中所提及的转移过程, 一般来说, 可以把古代经济史按照经济中心的变化分为五个阶段。首先是秦汉两代, 其经济中心泾于径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一带, 是一个统一与和平的稳定时期;紧接着是第一个分裂与斗争时期, 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漫长历史阶段, 黄河下游经济区域依然持续发展, 不过在四川与长江下游两个区域形成了与之可以抗衡的又一个重要的农业生产区;隋唐两代是古代经济史上第二个统一和平时期, 上述的长江流域的农业区域获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 但仍不足以挑战黄河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随后的五代、南北宋、辽、金等多个并立的政权营造出了古代经济史上第二个分裂割据阶段, 在这一历史区域中, 两宋起着关键的作用, 长江流域正式成为了古代的经济中心, 不断地向全国各地输送着物资生产资料, 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两宋时期的经济中心南移”, 它一举奠定了古代南方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最后, 第三个统一和平时期———元、明、清, 这时的政治中心主要位于中国北方, 而经济中心与政治都城较远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担心, 因而在最后的统一年代中, 经济中心又再次北移。

3. 两宋经济中心南移的表现。

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突出表现在农业、手工业等封建经济基础产业的继续发展和南方区域性商业、市场的形成, 以及南方交通、区域间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如南方区域性商业市场的发展, 最著名的就是以南宋都城临安 (今杭州) 为中心的东南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个区域中, 两浙和江东的农业、手工业最为繁盛, 因而商业流通和商品交换也更为兴盛。并且苏浙地区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网络状的交换市场, 如南宋的首都临安 (今浙江杭州) 就下辖11个镇市、25个市。这些城市、乡镇和草市等自然地组合和连接, 形成了上下贯透、左右连结、交叉重叠网状交换市场, 这一特点对于这一地区、乃至整个宋代的商品交换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大区域性商业市场是以成都 (益州) 为中心的巴蜀市场的发展, 川蜀各路的市镇数量并不少, 它们大都位于河谷一带的“坝子”上面, 这些区域突出的特点就是茶类和盐类的资源与生产十分突出, 所以在这些地方容易形成草市和墟市合二为一的商业区[2]22。纸币的产生是经济中心南移的另一大结果和表现。市场的扩大、交通的发展都标志着南宋在商业的广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而纸币的出现则意味着深度上的突破。众所周知, 宋之前的商品交换多依赖于金、银、铜等等价物的交流, 但是宋代却用纸币一定程度替代了金银, 这一方面意味着交易量的增多, 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长途的商品交易出现。宋代的纸币交子最先流行于川蜀之地, 南宋则扩大到了整个南方市场。当然, 本文限于篇幅原因, 只例举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经济中心南移的成就。

二、两宋时期经济中心南移的原因

1. 历史的积淀。

如果论及两宋时期经济中心的成功南移, 并奠定基本经济区的重要地位的原因, 历史的积淀有着重大的关系。史料所记载, 长江流域早在河姆渡人时期就开始种植水稻, 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实践。而在春秋战国时期, 吴越等国先后在这里取得政治统治地位, 通过局地政权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秦朝统一之后, 始皇在这里修建运河, 更是方便了交通和农产品的转运, 新的铁器传入更完善了这一区域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后, 由于北方的战乱, 大量的中原人民南移, 长江流域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归宿地, 劳动力的涌入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农业进一步发展, 区域性的商业市场开始形成, 而长江流域的“三吴”地区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农业产品供应处。南朝四代政府的政策使得长江流域的环境相对宽松, 有了各种经济类型的发展可能性, 使之成为最具潜力、最为活跃的发展区域。在这样的历史沉淀下, 宋代一旦重视南方的经济重要性, 再加上新的结束割据的政权, 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已是必然。更何况南宋还是以南方的城市为都城, 政治范围也是南方呢。

2. 宋代的政治中心转移。

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之所以能够在两宋之时完成, 笔者认为是与宋代政治中心的南移是分不开的。宋代也是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定都在南方的汉族中央王朝政权。北宋时, 由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 宋代的对外关系异常严峻, 为了缓和矛盾, 往往会与外族政权签订和议, 通过一定的外供来换取安定的边疆环境, 因而对于国内财富提出了较大的要求。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 北方已经完全开发, 南方便成了应付这一外需的着眼之地, 政策方面的重视程度自然不必多说。更重要的是, 靖康之变后, 宋室南渡, 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 定都临安。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经济变动, 统治者从原有的广大区域中退守在更为安定舒适的南方, 主要的精力也可以全部投放在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上。同时, 南宋王朝的执政特点是一种“内省式”的风格, 从宋高宗赵构开始, 便并不着力北伐“收复中原, 迎回二圣”, 而是努力发展统治区域内部的经济, 这在众多史料中都有描写, 一举奠定了杭州当时世界少有的国际大都会之一的地位。

三、宋代经济中心南移的影响

宋代时经济中心的南移最直接、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带来南方经济的空间繁荣, 尤其是杭州都城。从宋代末年周密专门描写杭州的笔记《武林旧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二, 商品交换的高度繁荣、城市的楼宇林立、市民的娱乐生活等等。看一部《武林旧事》, 就如观看一张南宋都城图景一样, 生动而富有趣味。对于繁荣的社会经济, 周密对于当时的商业交换做了详细的叙述。比如《武林旧事》“诸市”一条中就记载了18个专门市场:“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鱼行、南猪行、北猪行、布市、蟹行、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鲞团、书房。”每一市场后还对其具体位置 (街巷) 做了描述, 从中, 我们可以发现南宋城市的一些细节, 即市场已经有了专门化的集团化的分工, 这是近代市场的雏形[3]23。除了物资供应市场外, 还有生产与销售市场, 《武林旧事》“作坊”一条列举了19种作坊, 并且描述了一种商品交换的新现象, 即“都民骄惰, 凡卖买之物, 多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 转求什一之利”的代销行为, 并且对这种糊口方式极为肯定, 称其为“此亦风俗之美”。固然周密把这种现象归为“都民骄奢”略显简单, 但是他确实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 当销售与生产环节得以独立运行、各有分工时, 当时的商业发展水平一定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从物资供应市场的专门化、生产与销售市场的独立化两点来看, 南宋临安城的商业发展已经具有了近代商业的特质, 市场也算是近代商品市场的雏形。难怪在《宋代经济史》中, 临安成为东南市场的中心和代表。

两宋时期在全国经济井喷式发展的环境中, 也对经济史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经济中心南移。这一格局奠定了宋以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在我国经济态势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张全明.试析宋代中国传统文化重心的南移[J].江汉论坛, 2002 (2) .

[2]周民良.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 2000 (2) .

五代两宋美术 第2篇

一、概况

1、年代断限

五代（907—960年）

北宋（960—1127年）

南宋（1127—1279年）* 宋与辽、西夏、金的关系

1004年，宋辽议和（澶渊之盟）；

1044年，宋与西夏议和；

1141年，宋金议和。

2、美术演进的时代背景

（1）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推动（2）文治武功与民族融合的促进（3）文官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壮大（4）儒道释三教的日益合流

3、美术发展的一般特点

（1）功能的转变：鉴戒贤愚——怡悦情性（2）关注对象的转变：外部——内部（3）风格的转变：深沉雄大——典雅含蓄

（4）宫廷美术、文人美术、民间美术齐头并进 二、五代绘画

1、画院的设置

（1）西蜀画院（935年）

“按月议疑”的规则（2）南唐画院（943年）

图绘“赏雪吟咏”之景（947年）

2、人物画（1）南唐

周文矩、顾闳中、卫贤、王齐翰（2）吴越

贯休、阮郜（3）后蜀 石恪

3、花鸟画——“徐黄异体”

题

材

用墨设色

风格

徐熙

汀花野竹

水墨淡彩

野逸

黄筌

珍禽异兽

双钩敷色

富贵

4、山水画

（1）北方山水画派：荆浩、关仝（2）江南山水画派：董源、巨然

描绘对象

线条

风

格

北方

石质山、长松飞泉

刚性

雄强逼人

江南

土质山、灌木洲汀

柔性

平淡天真

三、两宋绘画

1、画院机制

（1）“画学”的创建（1104--1110年）

* 招生制度

考试入学、以诗入画

* 课程设置

专业课：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

文化课：《说文》、《尔雅》、《方言》、《释名》 * 教学方法

注重精细观察和如实描绘

（“拱眼斜枝月季花”、“孔雀升高，必先举左”）

* 学制（按考绩决定升迁）

班次：外舍、内舍、上舍

私试，每月一次，具有平时考查性质；

公试，每年一次，可补入内舍生；

舍试，隔年一次，可补入上舍生。

* 待遇

重精神、轻物质

职衔：艺学、祗候、待诏、画学生（未得官职的画院画家）（2）画院其他活动

搜求书画名作，充实宫廷收藏；

图绘忠奸善恶，存作鉴戒；

装饰宫殿衙署，怡情悦性。（3）画院院址

北宋：汴梁（几度迁徙）

南宋：临安凤凰山东麓（今杭州望江门内）

2、人物画（1）总体面貌

题材丰富，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均有所深化，风格多样；

尤以李公麟的白描画法、梁楷的减笔人物，富有创新精神，为画 史所重。（2）重要画家

文人系统：李公麟

院体系统：苏汉臣、李嵩

介乎院体与文人画风之间：梁楷

道释人物画家：武宗元

3、风俗画

（1）风俗画的渊源

（2）两宋风俗画繁荣的原因

城市工商业的繁荣

许多专业画家的加入

画题多样

4、花鸟画（1）基本格局

北宋初年：黄氏体制风行一时

北宋中叶：徐派地位上升

北宋后期以后：写意花鸟、水墨梅竹的兴起与发展

（2）东方“写实”艺术的独特个性

不太重视透视、光影，源于中国人独特的美学观念和审美要 求。艺术家所应描摹的最主要之点在于对象的“气韵”、“神”，在花鸟画中便是禽鸟花枝的“生机”。（3）水墨梅竹成为独立画科的原因 · 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变革要求 · 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影响力 · 水墨画本身的历史

5、山水画

三家山水：李成、范宽、关仝

李郭传派：郭熙、王诜、许道宁

米氏云山：米芾、米友仁

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

青绿山水：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

小景山水：惠崇、赵令穰、梁师闵

四、辽、金、西夏绘画

五、绘画理论

1、一般画史、画论著作

（1）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圣朝名画评》（2）黄休复：《益州名画录》（3）郭若虚：《图画见闻志》（4）邓椿：《画继》（5）赵佶和《宣和画谱》

2、山水画论专著

（1）荆浩：《笔法记》

六要：气、韵、思、景、笔、墨（2）郭熙：《林泉高致集》

三远：高远、深远、平远（3）韩拙：《山水纯全集》

三远：阔远、迷远、幽远

3、宋代文人论画

苏轼：神似论、常理、诗画结合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六、建筑

1、都城遗址

2、寺塔建筑

3、桥梁建筑

4、建筑理论

李诫《营造法式》

七、雕塑

1、佛教雕塑（1）总体面貌

大型龛窟造像的重心南移；

题材转变，菩萨、罗汉等形象明显增多；

世俗化、民族化倾向明显；

佛、道造像混杂。（2）龛窟、摩崖造像

A、四川大足石刻

· 北山

位于大足县城北约 2公里处，有造像的窟龛摩崖为262个。

开凿年代：892年—12世纪中叶 · 宝顶山

位于大足县城东北约15公里处，形成大、小佛湾两个造像中心，其中大佛湾又以造像规模巨大、内容丰富、保存完整而为世人瞩目。

开凿年代：1179—1249年 主持人：赵智凤 B、杭州地区造像

烟霞洞、飞来峰（3）寺院造像

山东长清灵岩寺的彩塑罗汉

江苏吴县甪直保圣寺的影壁罗汉

辽金寺院造像

2、纪念性雕塑

（1）四川成都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像（2）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彩塑

3、陵墓雕塑（1）五代

王建墓的抬棺武士半身像、乐舞伎浮雕等（2）北宋

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石刻的特点： 造型写实、注重细部刻划；

出现了大象、瑞禽、角端等新题材； “东陵狮子西陵象，滹沱陵前好石羊”。

4、工艺性雕塑

宋代的“泥孩儿”

八、工艺美术

1、陶瓷工艺

2、染织工艺

3、漆器工艺

两宋人物三题 第3篇

较之历史典籍而言，民间所形成的口碑，影响是要大得多的，这从史书《三国志》较之小说《三国演义》就可清楚见出了。

人若一朝被说坏了，尤其在民间，要想为他恢复名誉，恐怕也是一件难事，比如这潘美置身《杨家将》，也就成了潘仁美，无论评书还是戏剧，都是一个丑恶的坏人，虽然事实并非这样。

潘美，字仲询（925—991），大名人（今河北邯郸魏县）。少年倜傥，感觉后汉（947—950）运祚将终，大丈夫应乘机立功，以周世宗柴荣马首是瞻，与赵匡胤关系素厚。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担心陕帅袁彦叛变，即派潘美去做监军，并嘱相机杀了袁彦。美单骑往，劝说袁彦，须知天命既归有宋，宜修臣职，彦亦同意入朝觐见。太祖大喜，曰：“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太祖亲征叛臣李筠以及扬州的李重进，美均有功，授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团练使。湖南反叛平定之后，又派美为防御使。溪洞蛮獠，自唐以来时犯州县，颇为民患，美直抵巢穴，多所斩获，加以抚慰，使各部落安定下来。开宝三年（970）征讨岭南，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前线总指挥），连战皆捷，西江（珠江的干流）诸州先后投降。转攻韶州（今广东韶关），以强弓劲弩破南汉象阵，败其主力十余万。继而挥兵直趋广州，夜焚敌营，乘火急攻，灭南汉，岭南从此得以平安。开宝八年（975年），美又领军进抵秦淮，其时舟楫尚未具备，美即率部涉水抢渡，夺其战舰，破其水砦，直扑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李煜派员乞缓，太祖不理，仍令主将曹彬进军，兵临城下，促其归附。煜虑不决，美即率军昼夜攻城，百道俱进，金陵乃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太平兴国四年（979），随太宗伐北汉，北汉降，又随太宗北伐辽，兵败归，太宗命其为三交（今山西阳曲县北十五里处）都部署，留屯卫北边。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为固军（约今山西宁武附近），其地险阻为北边咽喉，美秘密发军袭之，遂据有其地，因而积粟囤兵以守之，自是北边得以安宁。美曾巡抚至代州（今山西代县），辽以万骑来犯，美督众大破之，封为代国公，后改任忠武军节度使（今河南许昌、开封地区的军政长官），进封韩国公。雍熙三年（986），宋兵三路伐辽，美独攻拔寰（今山西朔县东）、朔（今山西朔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州，与辽大军战于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骁将杨业死之。美被削秩三等，降为检校太保。次年，又复旧职，仍为检校太师（大臣的加官）。淳化二年（991），加同平章事（行宰相事），数月后卒，年六十七，追赠中书令。四子均显贵。

如此流水账般地写来，为的只是说明潘美并非就是《杨家将》中那个嫉贤的潘仁美。据现有的史料来看，潘美对于宋的功劳应是超过杨业的。若依《宋史》的列传排位，潘美位于第十七位，杨业位于三十一位，排名也是差了许多。“潘家将”与“杨家将”都是宋初的良臣名将。只可惜在后人心中，经过评书、戏剧的渲染，已经只知“杨家将”了。

秦桧

秦桧的遗臭万年是不需说的了。想来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活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知道他秦桧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精忠报国的岳飞。不过，作为一代权奸，他也不是天生就是我们所知的这个样子。他的出身虽非名门也算得是书香门第。其父也是进士出身，做过几任地方官员，“皆以清白而闻名”。秦桧自己中进士后，又举词学兼茂科（每年只取三人，后增至五人）。靖康之变那段时间，他也反对割让三镇（真定、河间、中山三镇，今均属河北），力主不惜全力抗金，也曾因为“请存赵氏”而被金人拘徙北国。可惜的是，他能善始，结果却是没有善终，不像那些忠臣义士能在囚徒的生活之中使自己的精神升华，相反，他却成了汉奸，成了金人在南宋的完完全全的总代理。

代理什么呢？代理金人向南宋倡和，代理南宋向金人乞和，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划河而治，各得安宁。凡是不利于这一点的，都是他要极力排除而且毫不留情的。为此，他是绞尽脑汁，主要做了这么三点：一是排挤反对派，二是破坏抗金战争，三是夺了诸将的兵权，诬陷杀害了岳飞父子，最终，取得议和成功。至于为何要这样做，他的理由也有三点：一是国家经济困难，没有充足的军费开支。二是军事力量不强，将骄卒惰，军纪废弛。三是文武大臣不和，不可与之图谋大业。因此，只有议和一路，才可实现“保全东南”，舍此无有他途也。这不仅是他的看法，也是高宗赵构的意思。看看那些主战派吧，他们哪天不在内耗？不是李纲说吕颐浩，就是吕颐浩说李纲，不是张浚攻击赵鼎，就是赵鼎攻击张浚，这样的“主战”能打赢金？能将失地收复回来并且长期保持下去？在他看来虽非幻想，至少也是一个笑话，因为他们就是联手斗他恐怕也斗不过，更不要说抗金了。当然，话也可说回来，如果南宋君臣一心，上下一心，军民一心，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命出命，局面自然也会两样。可是，历史没有如果，有的只是残酷的现实，难怪就是诗人陆游晚年也曾这般感叹：“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无论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对南宋走向投降之路，都有一定责任的。这其间有时代的原因，也有诸多个人的原因，比如各人的性情、脾气以及心怀大小等等。

秦桧，字会之（1090—1155），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据说，“早年曾为童子师，仰束修自给”，有“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之句。也正因了这番经历，他无富家子弟的骄矜，却具市井小民的机警、狡黠、聪明、干练，在太学读书期间就显得才华出众，而且很有办事能力。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这样说他那段时间：“秦桧少游太学，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每出游饮，必委之办集。”后来，秦桧当了宰相，那情形就更不同了。孙觌在《林大声墓志》中这样形容他的用事：“纳四方之贿，鬻买官爵，门如市矣。一时向慕奔走，争先（献）黄金白璧、明珠大贝、像犀锦绫奇怪之物，车连毂，舟衔尾，相属于水陆之道，昼夜不绝。”秦桧死后，府第收归朝廷内府，高宗、孝宗两代皇帝退位都是住在那里，先是名为德寿宫，后又改名重华宫，可以想见它的华丽。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赐秦桧居第之初，“两浙转运使置一局曰箔场，官吏甚众，专应付赐第事”。直到秦桧死去时，这个“箔场”还存在，“所费不可胜计矣”，实际上已成了他的一个供应局。如此，国家怎不困难，充足军费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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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秦桧影响所及，并不只是高宗一朝。史记孝宗继位之初，颇具收复中原的大志，但秦桧任宰相期间所形成的政治格局，所培养的大小臣僚，自然不会容忍他去施展这一抱负。采石大捷之后的宋朝没有利用金人内乱乘胜追击北图中原，隆兴年间北伐符离（今属安徽宿州）败溃，又罢张浚再签和约，都可说是没有秦桧而实有的秦桧集团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文天祥

活在这个世界上，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样的人很少的。

宋恭帝赵显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进攻，宋军全线崩溃，朝廷号召天下勤王。文天祥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组建了一支万人义军，准备开赴前线抗战。其友阻之，劝他说：“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何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我当然知道这一点。只是国家今日危急，征天下兵，却无一人一骑援救，我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以身殉之，相信天下的忠臣义士也会因此闻风而起，这样，社稷就可保了。”

宋卫王赵昺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元将张弘范叫他写信招降崖山（今属广东江门市新会区）的张世杰，天祥曰：“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天祥乃将所作之诗《过零丁洋》抄给他，诗的最末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知其决死之心，也就不再逼他了。

元世祖忽必烈敬重他的忠诚，派已降的留梦炎（南宋左丞相）前去劝降他。文天祥一见留梦炎自然更是怒不可遏，奋然而起，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去劝降他。天祥一见恭帝，立即朝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只说一句：“圣驾请回！”宋恭帝也无话可说，只能无地自容地转身。于是，元世祖亲自劝降，召见也不要他下跪（要他下跪，他也不跪），只是温和地劝他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也很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也可以任你为丞相的。”天祥答曰：“我是大宋朝的宰相。国家亡了，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天祥又曰：“但愿一死足矣！”次日行刑，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何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的。”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又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于是，即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死时，大风漫天扬沙，其年仅仅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他写的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元世祖听说他已被杀，仍禁不住叹惜道：“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诚可惜也！”

为了能够无愧于心，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他可不死的，谁也没有要他死。宋王朝都灭亡了，宋皇帝都投降了，他为什么还要死？难道只有他死了，他的心才算安了？事情真的就是这样，于他来说，只有死了，他的心才算是安了。这样的人活在世上，为的就是一口气！有了这口气，他的生命就有价值，就有尊严。没了这口气，他的生命就不值了，也就没有尊严了。为了自己的生命尊严，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文天祥，据史载，字宋瑞，又字履善，自号文山（1236—1283年），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而不俎豆其间，非丈夫也。”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当时，理宗赵昀在位已久，政治弛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文长一万多字，不为草稿，一挥而成。帝亲自授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此贺，所言确实不虚。

两宋经济 第4篇

北宋的统一, 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战乱,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手工业在制作技术、品种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发达的商业使得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市民阶级的兴起, 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市民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 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这些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 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引起了体育文化领域内的一些嬗变:宫廷逐渐市民化和体育活动商品化化;受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 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在宋代陆续出现了。诸如马球在宋代民间已十分普及, 南宋还出现了“打球社”的民间组织;蹴鞠也在市民阶层普遍开展, 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商业机制, 吸引游客;相扑在两宋也深受市民欢迎, 南宋临安还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专门组织, 风靡一时;瓦肆更是成为各种异事杂技等文体活动的表演场所, 成为城市的娱乐中心;武艺活动也逐渐走向商品化道路, 临安出现了“角抵社”、“锦标社”和“英略社”等结社。两宋体育的这些新特征, 正是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之, 它又促进了两宋商品经济发展, 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一、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1. 城市人口数量增加。

两宋之际, 由于商业逐渐兴盛, 农业产量大大提高, 手工业也发展起来, 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导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 全国出现许多几万, 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据陈振先生统计, 北宋都城汴京, “普通居民约11万户, 每户7人, 约为77万人;禁厢军134 000万人, 军属约67000户, 每户4人, 约为268 000人;城内与近郊的僧道以2万人计, 四项合计119万多人。此外, 开封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 所以, 1 0 2 1年前后的开封是一个有1 2 0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据《梦梁录户口》载, 到宋度宗咸淳年间, 临安城已有120多万人口。其实, 到北宋末年, 全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 南宋时, 大体上维持在6000万左右, 都远超汉唐时期的人口数量。除开封和临安外, 建康、苏州、江陵、广州、成都等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 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宋代发达的商业导致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工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严格集中控制的方式, 城市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顺应了这一经济发展的趋势, 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 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到北宋后期, 这些店铺甚至开到了皇宫附近的御廊边上, 《东京梦华录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 约阔二百余步, 两边乃御廊, 就许市人买卖于期间, 自政和间官禁止”。南宋时“京都有四百四十行”, 其中既有手工业, 也有交易批发和零售行等。市坊杂处后, 居民坊巷内也出现了零散的商店, 而诸如瓦舍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更是遍布全城。“集中制度”和“坊巷制度”的瓦解, 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城市的功能由原来单一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功能, 日益趋向多样化。

3. 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

生产方式的变化, 必然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大都市经济发展, 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市民阶级的兴起, 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闲暇时间日益增加, 为消费活动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 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闲生活。商品经济的发展, 使宋代城市的个人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 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两宋时期, 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内容除了阳春白雪之类的诗词书画外, 也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内容, 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娱乐方面的。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里记载的瓦子栏勾看, 宋代都市的娱乐内容丰富多彩, 如话说、杂剧、影戏、杂技、相扑、武术等文体表演。北宋东京“不以风雨寒暑, 诸棚看人, 日日如是, ”而且“终日局此, 不觉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热闹无比。南宋时, 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 又是“军卒暇日娱戏之地”。由此可见, 宋代体育文化中的市民参与感是比较强的。

二、两宋体育文化的嬗变

1. 宫廷体育活动逐渐市民化、商品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些体育项目逐渐突破了为宫廷和军旅独有的传统, 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会。比如, 马球运动在宋以前主要在宫廷和军旅中开展, 平民百姓难以涉足。但是在宋代, 马球运动已经平民化了。北宋东京宴殿“之南有横街, 牙道柳径, 乃都人击球之所。”南宋时, 马球更加普及, 民出现了“打球社”等组织。史载“蹴鞠、打球、射水弩社, 则非仕宦者为之, 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 与闲人所习也。”蹴鞠也在宋代市民阶层普遍开展, 其踢法也更具多样性、观赏性, 不仅有街头表演, 还成立了“蹴鞠社”, 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市场机制, 吸引游客。《武林旧事放春》有载:“将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 而花木合匝, 亭榭奇巧立标杆射垛及秋千梭门门鸡蹴鞠诸戏事, 以娱游客。”相扑是一项军事色彩浓厚的体育活动, 其先主要在军旅中开展, 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开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 相扑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小儿相扑”深受市民的喜爱。相扑在宋代深受市民欢迎。《水浒传》之7 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 生动地描述了浪子燕青与任原的对垒, 吸引了无数的观众, 可为旁证。南宋时, 杭州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组织。除瓦肆艺人的相扑表演外, 南宋还出现了水平较高的“打擂”比赛, 也即所谓“露台争交”。这种比赛是由政府组织。另外, 两宋时女子相扑也开展得很普遍, 同样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 其商品化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 武艺、杂技等活动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 开创古代体育性组织的先河。

受到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 宋代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由于城市商业特别旺盛, 行会普遍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时至南宋, 大城市又大量汇集了拥有各种手艺的人口, 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场的繁盛, 各种职业相继出现。在这种背景下, 有许多属于休闲活动方面的消费活动, 如酒楼、勾栏、瓦子等相应而生, 形成了各种职业组织的行会。

就宋代体育而言, 由于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体育专业表演艺人, 所以体育性组织应运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团“圆社” (或称“齐云社”) 就非常著名。南宋时, 这类组织就更多。《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旧事》记载有“英略社” (使棒) 、“锦标社” (射弩) 等。这些组织自发承担组织比赛及表演的职责, 如圆社举办的足球比赛、相扑社组织的“露台争交”, 在当时影响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体育组织, 可分为几种不同的性质:一为体育专业人员的同行组织, 如角抵社、齐云社、英略社等。这类是为确保表演人员自身的利益, 入社有严格的规定;二为兴趣爱好者的组织, 据《梦梁录社会》:“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为仕宦者为之, 盖一等富室郎君, 风流子弟, 与闲人习也”。这类组织是为了交流技艺, 休闲娱乐, 在适当的场合表演。但是这种体育性组织的产生, 开创了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组织的先河,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可谓是现代职业运动的滥觞。宋代民间体育组织的产生, 不仅加速了当时体育活动市民化、娱乐化, 而且还为中国古典体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体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宫廷和军旅走向市民, 其属性正在由宫廷典雅文化和军旅文化走向目的为平民精神娱乐的市民文化, 这是体育的本质在原始社会后, 又一次回归。体育在根本上没有阶级性, 但在阶级社会下平民大众逐渐远离了体育活动, 体育被统治阶级独有, 平民百姓很难从体育活动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和愉悦。宋代体育的市民化,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合理发展。种种习俗、节会、艺事活动表明, 尽管封建礼教被有意地强调为天理的载体, 而大众生活事象又何尝不是与天理沟通;尽管士大夫们超然追求着自然的极致, 而庶民百姓又何尝没有自然的乐趣。”通过宋代体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 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会已进入不惑之年, 成熟中蕴含着虚弱。政治的色彩在减退, 因此市井杂曲反倒体现了生活的本真和体育的本质。

但是, 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太短, 典雅的文治终难抵挡蛮横的武力, 元蒙游牧文化的强势入侵, 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发生转型, 古典体育文化的繁荣期就此中断。

摘要：以往关于宋代体育的研究, 并没有说明引起体育文化嬗变的经济方面的具体内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以及市民精神文化消费的旺盛。这些是两宋体育能够由宫廷和军旅走向市民阶层, 逐渐商品化, 并且开创性地产生了体育组织的根源。

关键词：商品经济,体育文化,娱乐,市民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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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维青高毅清:中国文化史[M]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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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吴自牧:东京梦华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0

两宋风云读书笔记 第5篇

《两宋风云》是被称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袁的作品。袁老师，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在“百家讲坛”讲过“两宋风云”，却没有去听。这次看到他的书，才知道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老师。

对于宋朝历史，我本知之甚少，除了知道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还有“靖康之耻”之外，其他的都只是看一些传记获得的肤浅的故事，其中的真实性都有待商榷，尤其是对一些人物的了解，更是片面的。《两宋风云》这个专题给我们展现了从北宋靖康之变到南宋皇帝宋高宗禅位这4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在此之中，一个又一个精彩之幕不断上演，一位又一位各色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袁老师从客观的历史史实的角度为我们剖析了每件事，每个人，让读者更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而不是主观臆断。若将中华5000年的历史比作深蓝色的天空，那么两宋风云这40多年的短暂历史，就是这广阔天空中一颗闪亮的星星。

看完这本书，不仅让我对宋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更多的了解，还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在这40多年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宋金两国虽有几次议和，但仍处于战争状态，人民饱受着战乱之苦。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一场场著名的战事令人拍案叫绝，那一次次当权者错误的决定让人嗟叹不已，一位位英雄人物，更使人顿生敬佩之情。袁老师说，事物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待。虽然诸位人物身上有许多的缺点，但我们更应懂得汲取其中的精华之处。正如《论语》所讲：“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宋徽宗的文学贡献，宋高宗的朴素节俭，秦桧的富有心计，岳飞的忠心、勇敢，韦贤妃的冰雪聪明，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两宋风云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仿佛划破夜空的一颗明亮的彗星，让人感受到其中的悲壮，让人惋惜它的匆促。它虽然是历史中精彩的一幕，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我们，更应勤奋耕耘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并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境通两宋，技采中西 第6篇

【关键词】 沈彤；山水画；境界；笔墨；写实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沈彤山水画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颇有几分宋画的味道。这是就山水画的境界而言的。这里所说的境界，并不是那个早已被弄得玄之又玄的哲学概念，也不是被王国维视为评价基准的文学批评概念。境界对于山水画其实是非常普通的概念，因为一般来说，但凡山水，都有境界。柳宗元《小石潭记》最后说：“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董其昌《画旨》认为：“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照柳宗元和董其昌的话，山水本身即有境界。可见，至少有三种境界。其一是哲学境界或人生境界，如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的“境界”说。其二是美学概念或艺术批评概念，如王国维的境界说或意境说。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按照这种说法，优秀的艺术作品才有境界。其三是自然概念，如柳宗元和董其昌所说的“境”，其意大致为场景、景观、气象、氛围等。本文所言之境界，属于第三种。这种意义的境界，未必带有评判的意味。事实上应当说，正如雕刻佛像就是“造像”，画山水画也就是“造境”。山水画必有境界，不过境界的比重或有高低而已。

宋代山水画，历来被视为中国山水画的巅峰。这虽是历史的看法，但宋人自己也早已有所意识，如邵博《闻见后录》说：“本朝画山水之学，为古今第一。”千百年来，山水画家无不以师法两宋为正道。沈彤的山水画，也是如此，正所谓“取法乎上”。不过，师法两宋固然是大多数山水画家的共识，该师法宋画的什么东西，这却未必有共识，甚至是言人人殊的。一个答案是：我们师法的应该是宋代山水画的精神，而非技法。不错，但宋代山水画的精神又是什么？这又是众说纷纭的。宋代山水画的真精神，简言之，就是把“造境”作为山水画首要的目标。宋代山水画的境界，用一个早已被说滥的词语，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问题是对“天人合一”该如何理解。我以为真正的“天人合一”只能是“以人合天”，而非“以天合人”。“以天合人”，其实是“人胜于天”，是把人的因素凌驾于天之上，如此方式，只能产生元、明、清的山水画。元明清的山水画，写意之风盛行，笔墨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强调“写意”还是强调“笔墨”，都是突出了人的因素：比较而言，写意侧重于心理主体，笔墨侧重于身体主体。这就使得人的因素盖过了山水本身的因素。而山水本身的因素，也就是“境”或“境界”。在元代以降的山水画中，天人合一的状态被打破了，境界本身不再占据至高无上的宝座，相反，境界往往沦为工具，被作为展示笔墨的手段。两宋山水画的特出之处，就在于始终让境界成为山水画的主角，始终不让笔墨越俎代庖。沈彤的山水画，也保留了宋代山水画的这一特征。他是画家，并非文人——尽管他也写现代诗。他的山水画，并不是文人画和写意画——尽管他的笔墨也不差。

山水的境界在作品中的表现，主要是视角选择和空间处理。我们知道，正是宋代的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了山水画的“三远法”即“高远”、“深远”和“平远”。这是中国山水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山水画是一种视觉艺术，所造之境，首先表现为空间。但山水画的空间又不是西方传统油画的那种空间，不是沿着固定视角、服从焦点透视的空间，而是“远”。三远既是三种视角，也是三种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远”不成山水。根据视角选择和空间处理的不同，宋代山水画大体上呈现两种境界。其一是全景式，高山大川，层峦叠嶂，树木繁盛，境界辽远开阔。视角选择往往是高远和深远。北宋山水，大体如是。其二是局部式或片段式，选择有限的视角，如一角山岩，几株枯树，风雨归舟，小桥流水。视角选择往往是平远。南宋山水，大体如是。以小说术语作比，全景式山水画采取的是全知视角，局部式山水画采取的是有限视角。简单地说，全景式山水境界大，局部式山水境界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一定比后者好。再以小说为例，文学史表明，全知视角是19世纪小说的特征，而20世纪小说多半采取有限视角。小说追求真实，而有限视角比全知视角更有利于制造真实感。一般说来，限制视角比全知视角对叙事技巧的要求更高。沈彤的山水画，境通两宋。他的山水境界，既有全景式，亦有局部式。前者如《太行之春》、《早春》、《万山》、《红谷》等，后者如《灰》、《泉》、《夏》、《山路》、《午夜》等。还有一些作品则介于全景式与局部式之间。

沈彤山水画，在精神上、在境界营造上直通两宋，或曰接续两宋，但在技法上，却自觉地与宋代山水画拉开距离。人都是时代之子，艺术家对于时代尤为敏感。把古代的技法照搬到今天，例如今天还用唐人的方法画“青绿山水”，那只能是一种“时代错位”。在技艺的传承上，复兴唐代青绿山水自然是有意义的，但在艺术的创新上，它的意义并不大，因为艺术的创新常常表现为艺术语言的创新。今人最好用今天的语言说话，所以今天还用文言文写文章当然意义不大。沈彤的山水画，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山水画。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这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时代。自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百年。徐悲鸿引进西方写实绘画观念和方法，以促使传统中国画的现代化，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写实观念，已经有了近一百年的积淀，也成了当今中国画家所必须面对的观念。我们似乎可以说，宋代的山水画本来就是写实的。不少美学家和美学史家都高度赞扬宋画的“写实能力”。的确，与元明清的写意画风相比，宋画整体上写实性较强。尽管如此，宋画的“写实”，与今天所说的“写实”是大不相同的。严格说来，山水画是不能用“写实”两字的，因为“写实”是属于西方风景画系统的概念。在西方绘画史上，“写实”代表了一整套绘画观念和绘画语言。在中国山水画创新的诸多尝试中，引进写实手法是一个重要途径。李可染早年受过严格的西画训练，他那著名的“逆光山水”，他在创作中结合了西画的“写生”，等等，作为成功的先例，对后来的探索者产生深远的影响。沈彤或许也是受到李可染启发的现代山水画探索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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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写实是属于西方绘画的东西，要在山水画中引进写实观念、采用写实手法，那么很多观念和方法都会随之而动，发生变化。试举三例。其一，在“三远法”中，画家的视点基本上不是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有人称之为“散点透视”，山水境界并不是在某个固定视角上“看”出来的，而是“造”出来的。但沈彤的山水画，视点基本上是固定的，有些类似于“焦点透视”（当然不完全是），相应地，画面效果也是“写实性”的。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概念，或许可以说，宋代山水画是“造境”，沈彤的山水画是“写境”。王国维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其二，宋代山水画没有背景，或者说是以宇宙、以虚空为背景，故而很有“虚实相生”的效果。特别是在远近丘壑的衔接处，或以烟雾，或以云水，将它虚化；唯其虚化，空间感就特别突出。沈彤山水画的画面是满的、实的，没有或很少虚空，好比油画；近景、中景、远景的接触处往往是实实在在的，这就造成了近、中、远被压缩在一起，平面化的效果较为明显。宋画也把近、中、远并置于一个平面上，但由于宋画虚化了“三景”的接触处，整个画面的境界是虚灵的。因此，宋代山水画的空间是宇宙空间或无限空间，沈彤山水画的空间则是有限空间。有限空间的观念，正是写实性风景画的观念。其三，相对于西方写实性绘画，宋代山水画整体上是写意的，当然这个“写意”，不同于元明清文人画的写意。所谓“写意”的“意”，实即“观念”。宋代山水画是理想化、观念化的，它很少直接描绘画家的当下感知，很少表现画家的微妙感觉。但沈彤的山水画，由于写实观念的引进，顺便也把感觉性引进了。他的山水画，感觉性远较两宋绘画为强。他往往画他亲眼所见所感的对象，善于捕捉和表现微妙的气氛、耐人寻味的景象，如《午夜》、《夏》、《影子》、《故巢》等。

沈彤受过系统的学院派美术教育，写实能力很强。现代的写实技法与传统的境界营造，在他的山水画中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山水画中，山石往往反复皴擦点染，刻画精到，层次分明，非常厚重，好似对着山石画素描。沈彤自己称之为“千笔万笔的辛苦营造的静谧”。总之，山石树木都是“画”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用书写性的笔墨，不可能达到沈彤山水画那种深入细致的程度。无论是宋画的境界营造，还是西画的写实技巧，都与笔墨的写意性、书写性有所冲突。写实性高扬了，笔墨相对就被抑制了。但是，尽管对笔墨的地位有所限制，沈彤却启用了写实性绘画的另一种武器，那就是色彩。

宋代山水画，是水墨山水画，色彩微乎其微，可有可无。但在沈彤山水画里，色彩替代了笔墨，成了主角之一。色彩是“写实”的题中应有之义，色彩也是感觉性因素之一。沈彤用色，颇为大胆，如《飘》、《万山》等，使用鲜艳的红色，如《早春》、《太行之春》、《闻声》等，大块面地使用绿色。沈彤似乎特别喜爱草绿色。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有“青绿”和“浅绛”两种用色系统，但都不是感觉性地用色，而是概念性、象征性、示意性地用色，色彩本身的感性特征和表现性并未解放出来。而且随着笔墨地位的提高，青绿和浅绛的用色都是辅助笔墨而存在的，笔墨捆绑了色彩。但是沈彤用了感觉性的色彩，如草绿之类，并且是浓妆艳抹的草绿，这种色彩并不是与笔墨相配合而存在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单独地看，草绿色似乎不够雅致，而浓妆艳抹，似乎更带来了些许俗气。但是，中国山水画最忌讳的就是俗气。我们知道，山水画是道家思想的产物，自然也继承了道家的美学精神，有人将山水画的这种美学精神概括为“虚、静、淡、远”四字（洪惠镇）。总之，道家是避俗的隐士，道家思想产生山水画也必须是“绝俗”、“去俗”的。传统山水画以墨为主角，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文气”，把俗气扫荡一空。如今沈彤把写实观念引进了山水画，也就同时把某些世俗性的东西一并引进了，比如老子视为“令人目盲”的“五色”。如何把写实性、感觉性的色彩与山水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似乎是沈彤今后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作者简介：郭勇健，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简析隋唐、两宋、明清的科举制 第7篇

一、隋朝———科举制的初创时期

南朝时期, 高门世族把持中央和地方大权, 他们崇尚清谈, 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纵情声色, 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士族制度日益腐朽。隋朝统一全国后, 九品中正制已经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 充实到政府机构, 提高办事效率, 加强中央集权, 是当务之急, 于是科举制应运而生。

据《隋书·高祖纪》载, 开皇二年 (582年) 正月, 隋文帝诏举贤良。开皇七年 (587年) 正月, “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 (598年) 七月, “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 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志行修谨”是有德, “清平干济”是有才, 以德、才分科取士, 这是隋文帝想变更已往以文章取士惯例的措施。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 尚未形成制度, 但分科举人的特征, 已经具备科举制的雏形。隋炀帝始建进士科,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 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 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 叫试策。进士科从创立开始取士就从以推荐为主转移到考试为主, 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这标志着科举制诞生。

二、唐朝———科举制的完善时期

唐朝科举制进一步的完善, 内容日益丰富, 条规趋于严密, 科举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

唐太宗在科举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应试者不受门第限制, 不必由官员荐举, 皆可“投碟自荐”, 这和察举是重要的区别。考试的规则明确, 如考试日期、内容、考官、录取等等;考试科目增加, 如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 但以明经、进士两科为主。贞观年间, 基本建立起一套科举考试制度。

武则天时期, 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 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 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公元702年, 设武举科, 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为了打击士族, 开始大量增加录取的人数, 形成了新兴的由科举出身的庶族阶级为主的新势力。

唐玄宗时, 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 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 录取很多有才学的人, 如王维、王昌龄、岑参、张继等。736年, 主持科举考试由吏部改为礼部, 主考官由考功员外郎 (吏部考功司副长官) 改为礼部侍郎, 科举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重要了。

三、宋朝———科举制的改革与发展

宋代是三级考试制度。初试是由各州举行的乡试或曰解试, 第一名称“解元”;二是礼部举行的省试, 第一名称“会元”;三是殿试, 第一名称“状元”。考试及第后, 不准对考官自称门生, 都成了天子门生。宋英宗时确立了三年一次的考试, 每年秋天, 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 由礼部进行考试, 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 王安石改革, 废明经诸科, 专以进士一科取士, 元、明、清承之。在这以后的八百多年间, 均为进士一科取士, 这样科举的科目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

在考试方法上实行糊名和誊录, 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糊名, 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但是, 糊名之后, 还可以认识考生笔迹, 又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 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 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

宋代的科举录取人数大量增加, 录取范围扩大。科举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拓宽了政府选拔人材的基础, 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 有机会通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出现了“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局面。

四、明清———科举制从鼎盛到衰落时期

明朝科举制达到鼎盛时期。明清科举考试分四级进行即:院试 (童试) 、乡试、会试和殿试。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童试三年两考, 县试由县官主考, 府试由知府主持, 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 学政又名提督学院, 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这三次考试总称小考或童试, 应考者称“童生”。院试考中者称“秀才” (俗称) , 正称为“生员”, 凡录之生员都送入府州县学。秀才是求取功名的起点, 有资格参加下一级乡试了。可身穿蓝衫, 头戴银雀顶, 清制见县官不跪, 免去差役、田赋, 也就是不同于布衣百姓了。

乡试考试地点在省城贡院。三年一考, 乡试考中者称“举人”, 头名称“解元”。会试由礼部主持, 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 举人在京师会试, 考中的称贡士, 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 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 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 赐进士及第, 第一名称状元, 二名榜眼, 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通称进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 故称金榜, 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明代乡试、会试考八股文。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的危害极大, 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 考中做官的很多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八股文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 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说:“愚以为八股之害, 甚于焚书。”

晚清时期, 科举制度相对于近代科技文化的日新月异, 渐趋僵化, 各种弊端日益突出, 最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 到1905年8月晚清政府废止了这一制度。

五、科举制的评价

两宋时期余干文学家浅析 第8篇

关键词：两宋时期,余干,文学家,特点

一、引子

两宋时期, 江西涌现出众多人才, 不仅有著名的政治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胡铨、文天祥等, 还有很多闻名的文学家晏殊、曾巩、杨万里、姜夔、刘辰翁等, 其中作为千年古邑的饶州余干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写照, 正如夏汉宁先生所说“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 还以饶州为例, 分析了‘人才之盛’的原因:‘盖饶之为州, 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 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 而天性好善, 为父兄者, 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 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饶州这种现象, 也可看成宋代江西的缩影。”[1]据青年学者黎青统计, 当时余干出现了有据可查的21位文学家, 他们分别是“邹希衍、陈峤、都颉、赵善应、章纶、余瀚、赵汝愚、陈文叔、柴中行、柴中守、赵崇宪、饶炎、赵必愿、饶鲁、释正韶、李伯玉、李谨思、李思衍、熊朝、熊瑞、胡定。”[2]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 这些文学家的姓名与字号有一定的特点, 有的文学家生平详细而有的文学家则生平不详, 有的文学家是进士而有的文学家则是道士, 有的文学家是亲属关系且形成了文学家族群, 有的文学家创作较多而有些文学家则较少。下面笔者试图浅析这些文学家的特点。

二、姓字与关系的特点

在研究以上列举的21位两宋时期余干文学家后, 笔者发现两宋时期这21位余干文学家姓氏不一, 他们的字号各有特点,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 总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 这21位文学家中字号不同

在古代社会, 人除了名字外, 一般又有“字”或“号”, 《礼记·曲礼》云:“男子二十冠而字, 女子十五笄而字”, 这就是说无论男女, 只有到了成年才能取“字“, 取”字“之意是为了让人尊重他, 供他人称呼, 一般人特别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因为只有君王、父母或尊长才能直呼其“名”, 正如“君前臣名, 父前子名”, 并且“字”一般是“名”的补充或解释。“号”又叫别称、别字、别号, 《周礼·春官·大祝》云:“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和“字”是由尊长代取, 而“号”则有所不同, “号”最初为自取, 称为自号, 后来又有别人送上的称号, 称为尊号、雅号等。笔者发现, 余干这21位文学家或有“字”和“号”, 或无“字”和“号”, 并且“字”、“号”不同, 具体如下:陈文叔, 无字号;胡定, 无字号;余瀚, 无字号;释正韶, 字雪屋;柴中行, 字与之;柴中守, 号蒙堂;陈峤, 字景之;都颉, 字光远;李谨思, 字明道;李思衍, 字昌翁、克昌, 号两山;饶炎, 号竹坡;熊朝, 字东采;熊瑞, 字西玉, 号冕山;章纶, 无字号;赵必愿, 字立夫;赵崇宪, 字履常;李伯玉, 字纯甫;饶鲁, 字伯舆、仲元, 号双峰;赵善应, 字伯舆、仲元, 号幸庵;赵汝愚, 字子直;邹希衍, 无字号。

通过上述列表, 我们可以发现, 李思衍、熊瑞、饶鲁和赵善应4人均有字号, 约占总人数的19.05%, 并且饶鲁和赵善、李思衍应有2个字;柴中行、陈峤、都颉、李谨思、熊朝、赵必愿、赵崇宪、李伯玉、赵汝愚9人均有字无号, 约占总人数的42.86%;释正韶、柴中守、饶炎3人均有无字有号, 约占总人数的14.29%;陈文叔、胡定、余瀚、章纶、邹希衍5人均无字号, 约占总人数的23.81%。

(二) 这21位文学家之间的关系不一, 其中有4个文学家族

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余干这21位文学家中有4个文学家族, 共10人, 约占总人数的47.62%, 比如柴氏文学家族中的兄弟2人柴中行和柴中守, 熊氏文学家族中的兄弟2人熊朝和熊瑞, 饶氏文学家族中的父子2人饶炎和饶鲁, 赵氏文学家族中的曾祖父赵善应、祖父赵汝愚、儿子赵崇宪和孙子赵必愿4人。其他文学家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料匮乏而难以考证。

三、身份与作品的特点

两宋时期余干这21位文学家的身份有所不同, 并且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和保留至今的作品数量也各有差异。为此, 笔者大略地列举一些文学家的官职和作品加以佐证。

(一) 这些文学家的身份有所不同

笔者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发现, 这些文学家中既有身世显赫的宋宗室家族如宋太宗七世孙赵善应、宋汉恭宪王元佐七世孙赵汝愚及其子孙赵崇宪、赵必愿, 又有官职不明的余瀚、章纶、熊朝等, 具体如下:赵汝愚历任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秘书省正字、著作郎、知信州、知台州、江西转运使判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讲、秘书少监兼权给事中、吏部尚书、光禄大夫、右丞相、宁远军节度使等赐谥号“忠定”, 赠“太师”。追封“沂国公”;李伯玉历任观察推官、太学正兼庄文府教授、太学博士、校书郎、知南康军、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考功郎官、尚书右司员外郎、宋度宗侍讲、礼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等;赵善应历任承信郎, 修武郎, 监秀州崇德、饶州余干、安仁县、景德镇之酒税、潭州南岳庙、江南西路兵马都监, 主管台州崇道观等;柴中行历任抚州军事推官、太常主簿、知光州、江州教授、西京转运使兼提点刑狱、国史编修、秘书监、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等, 谥号“献肃”;赵必愿历任承务郎、崇安县令、知婺州、太府寺丞、度支郎中、右司郎中、知福州、福建安抚使等, 赠“银青光禄大夫”;赵崇宪历任保义郎、监饶州赡军酒库、太府监丞、秘书郎、知江州;李思衍, 历任乐平令、袁州治中、国子司业、礼部侍郎、南台御史等;熊瑞历任庐陵教授、国子正, 后辞官为清虚道人;饶鲁历任迪功郎、饶州教授;陈峤曾任大理寺丞等;都颉曾任司农少卿等;李谨思曾任泉州推官等, 后隐居;释正韶、邹希衍为道士;陈文叔为术士;柴中守、饶炎、余瀚、章纶、胡定、熊朝等不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文学家官职多达12个的赵汝愚和李伯玉2人, 约占总人数的9.52%;曾任10个官职的有赵善应1人, 约占总人数的4.76%;曾任8个官职的有柴中行和赵必愿2人, 约占总人数的9.52%;曾任5个官职的有李思衍和赵崇宪2人, 约占总人数的9.52%;仅任1个官职的陈峤、都颉和李谨思3人, 约占总人数的14.29%;官职不详的多达9人, 约占总人数的42.86%。其中赵汝愚和柴中行2人有“谥号”, 约占总人数的9.52%;赵汝愚和赵必愿2人有“赠号”, 约占总人数的9.52%。比较特别的是释正韶、熊瑞和邹希衍3人为道士, 约占总人数的14.29%;陈文叔为术士, 约占总人数的4.76%;李谨思是现当官, 后来辞官归隐。

(二) 这些文学家创作的作品和现存的作品各有不一

余干这21位文学家才华各异, 因此创作的作品也各有不同, 既有擅长诗词文的全才赵汝愚, 如《全宋诗》第四八册第二五八三收录其10首诗歌 (其中有2首残诗) 、《全宋词》第三册收录其1首词、《全宋文》第二七三册第六一八五卷至第二七四册第六一九三卷收录其115篇文章, 又有诗文高手的柴中行, 如《全宋诗》第五三册第二七七四卷收录了其6首诗歌 (其中有三首残诗) , 《全宋文》第二九四册第六七一0卷收录了其9篇文章, 还有《全宋诗》第五三册第二七七四卷仅收录了其1首诗歌《跋山谷书范滂传帖》的柴中守;既有10位进士文学家, 又有3位道士 (术士) 文学家。同时, 这些文学家中很多人都著有文学专著, 比如熊瑞著有《瞿梧集》, 可惜已经佚失了;李伯玉著有《斛峰集》, 也可惜佚失了;陈峤创作了《吟集》八卷, 可惜没有流传至今;柴中行更是著述了《易系传》、《书集传》、《诗讲义》、《论语童蒙说》, 然而荡然无存。

总而言之, 由于笔者学识浅陋, 暂时只能这样浅显地探析两宋时期21位余干文学家。通过以上大致的探微, 我们大致了解了他们的姓字和关系的特点、生平与科举的特征、身份与作品的特性, 借用孟子“知人论世”的话来说, 这为我们以后深刻地研究他们可提供一点参考。

参考文献

[1]夏汉宁.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理分布[J].江西社会科学, 2012, (1) .

[2]夏汉宁, 黎青, 刘双琴.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两宋时期江西僧侣文学家探析 第9篇

两宋时期,江西人才辈出、文风鼎盛,不仅出现了著名“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大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还出现了如晏殊与晏几道父子关系、洪皓与洪迈等群亲、彭汝砺与彭汝霖兄弟关系等家族文学,并且文学家人数众多,根据夏汉宁先生的统计,“以今天江西省所辖面积(其实与古代面积相差不大)来统计,现江西省总面积为16.69万平方公里,两宋江西文学家共1362人,每100平方公里就有文学家0.816人。”[1]通过查阅有关资料,笔者发现两宋时期江西还出现了36位僧侣文学家,他们分别是释成明、释从悦、释道璨、释道琼、释德淳、释德光、释德一、释德周、释方会、释慧方、释慧空、释慧空、释慧南、释继成、释景祥、释了元、释妙印、释善果、释善权、释善飰、释绍嵩、释惟清、释文悦、释悟本、释晓莹、释印肃、释应端、释元熙、释元祐、释真如、释正韶、释正宗、释志芝、释智本、释宗密、释宗鍪、释祖璇。[2]他们的字号有一定的特点,有的则生平不详、资料较少,有的生平详细并且在有关资料中有传,有的文学家创作的作品不一。下面笔者尝试分析这些文学家的特点。

二、生平与身份的特点

笔者通过查阅有关资料发现,这36位宋代江西僧侣文学家中有的人有着详细的生平记载、有的则没有;有人有俗姓、有的则没有。下面笔者尝试对此逐一作出探析。

(一)他们是否有生卒年记载

上面这36位江西僧侣文学家中没有生卒年记载的分别是释成明、释德淳、释祖璇、释慧方、释善权、释善暹、释悟本、释晓莹、释正宗、释志芝、释宗密、释道璨;略知他们生卒年的江西僧侣文学家有南宋度宗时期的释道琼(?———公元1140年)、释德一(?———公元1162年)、释继成(?———公元1143年)、释德周(?———公元1154年)、释惟清(?———公元1117年),释绍嵩(公元1194年———?),释真如(?———公元1095年);有详尽生卒年记载的分别是北宋释从悦(公元1044年———公元1091年),释德光(公元1121年———公元1203年),释方会(公元992年———公元1049年),释慧空(公元1106年———公元1174年),释慧南(公元1003年———公元1069年),释景祥(公元1062年———公元1132年),释了元(公元1032年———公元1098年),释妙印(公元1187年———公元1255年),释善果(公元1079年———公元1152年),释文悦(公元997年———公元1062年),释印肃(公元1115年———公元1169年),释应端(公元1069年———公元1129年),释元熙(公元1238年———公元1319年),释元祐(公元1030年———公元1095年),释智本(公元1035年———公元1107年),释正韶(公元1202年———公元1260年),释宗鍪(公元1208年———公元1287年)。这可能是由于有的僧侣文学家为当时著名的僧侣,因此有着详细的生平记载;有的僧侣文学家不注重浮名俗利而没有留下生平记载;有的僧侣文学家可能生平确实难以考证等等。

(二)他们是否有俗姓、有字号

释成明俗姓马;释从悦俗姓熊;释道璨俗姓陶,字无文;释道琼号木庵道琼首座,被尊称为泐谭、饱参分座,具体详见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杭州灵隐寺普济编集的《五灯会元》第十二卷;释祖璇,号野庵;释德淳,号山堂;释德光,俗姓彭,号拙庵,赐号佛照,20岁出家;释继成,俗姓刘,字蹒庵;释德周,俗姓璩;释方会,俗姓冷;释慧方,俗姓龚,号超宗;释慧空,俗姓蔡,号中庵,36岁时出家;释慧南,俗姓章;释景祥,俗姓傅,号秀峰;释了元,俗姓林,字觉老,宋神宗赐号佛印;释妙印,俗姓万,号竹崖,16岁出家;释善果,俗姓余,号月庵;释善权,俗姓高,字巽中。释文悦,俗姓徐,7岁出家;释惟清,俗姓陈,名惟清,字觉天,号灵源叟,17岁出家;释绍嵩,字亚愚,自称庐陵樵衲;释晓莹,字仲温;释印肃俗姓余,号普庵禅师,6岁出家,27岁削发;释应端,俗姓徐;释元熙,俗姓唐,字晦机;释元祐,俗姓章;释智本,俗姓郭;释真如,俗姓闻,释正韶俗姓谢,号雪屋;释正宗,俗姓陈,号季渊;释宗鍪,俗姓王,字友云,12岁出家,19岁落发。只有释德一(9岁出家)、释善暹、释悟本、释志芝、释宗密5位没有俗姓。这是因为很多僧侣出生在俗家,有俗姓俗名,后来由于与佛有缘而出家了,并且有些僧侣文学家出家的时间都有记载,而那5位没有俗姓的僧侣是难以考证。

(三)他们分别是哪里人

释成明是洪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人,释从悦是赣州(即今天的江西省赣州市)人,释道璨是洪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人,释道琼是信州上饶(即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人,释祖璇是洪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人,释德淳是信州上饶(即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人,释德光是临江军新喻(即今天的江西省新余市)人,释德一是宜春(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人,释继成是袁州府宜春(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人,释德周是信州上饶(即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人,释方会是袁州府宜春(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人,释慧方是临江军(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人,释慧空是赣州赣县(即今天的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人,释慧南是信州(即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人,释景祥是建昌军南城(即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人,释了元是饶州府浮梁(即今天的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人,释妙印是隆兴府进贤(即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释善果是信州铅山(即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人,释善权为隆兴府靖安(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人,释善暹为临江军(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人,释文悦为洪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人,释惟清是洪州武宁(即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人,释绍嵩是吉州庐陵(即今天的江西省吉安市)人,释悟本释江州湖口(即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人,释晓莹是江西人;释印肃是袁州宜春(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人,释应端是洪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人,释元熙是隆兴府(即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人,释元祐是信州上饶(即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人,释智本是筠州高安(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人,释真如是抚州临川(即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释正韶是饶州干越(即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人,释正宗是抚州崇仁(即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人,释志芝是临江军(即今天的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人,释宗密是豫章(即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人,释宗鍪是吉州庐陵(即今天的江西省吉安市)人。通过以上罗列,我们得知属于今天的宜春市共有9人,南昌市共有8人,上饶市共有7人,抚州市共有3人,赣州市共有2人,吉安市共有2人,九江市共有2人,景德镇市共有1人,新余市共有1人,还有一位释晓莹只知道是江西人。这是因为两宋时期,江西禅宗非常发达,特别是宜春奉新有百丈寺、靖安有宝峰寺、宜丰洞山等,临济宗萌芽于宜丰黄檗、曹洞宗扬穗于宜丰洞山、沩仰宗结果于袁州仰山,因此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有诗歌概述当时的宜春梵天佛国的盛像,其诗云:“我穿高安过萍乡,七十二渡绕羊肠。水边林下逢纳子,南北东西古道场。”宜春的宜丰、奉新、靖安、袁州、上高、高安有约20处禅宗祖庭,构成了宜春近五百里的禅宗长廊。同时南昌、九江、上饶等地也有着众多寺庙,这种浓厚的禅宗文化自然会孕育很多僧侣。

三、身世与宗派的特点

笔者发现这36位江西僧侣文学家很多人都当过寺庙的主持,出自不同的佛门宗系,很多人出自南岳下世系,而且释号派系相近,具体如下:

(一)当过寺庙主持的僧侣文学家

释从悦曾任隆兴府兜率寺主持、释祖璇曾为隆兴府石亭寺主持、释德淳曾为隆兴府泐潭寺主持、释景祥54岁时任隆兴府泐潭宝峰寺主持、释慧南曾任隆兴府黄龙寺主持、释惟清曾担任隆兴府黄龙寺主持,以上6位江西僧侣文学家都在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的寺庙当过主持;释宗鍪曾任庐陵龙济寺主持、释善暹曾任庐山开先寺主持、释志芝曾任庐山归宗寺住持,以上3位江西僧侣文学家都在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的寺庙当过主持;释道璨曾任南宋度宗时期饶州府荐福寺主持,释悟本曾任信州博山寺和饶州荐福寺主持,以上2位江西僧侣文学家都在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的寺庙当过主持;释慧方曾任吉州禾山寺主持;释宗密曾任潭州(即今天的湖南省长沙一带)龙牙寺主持、释善果曾为潭州大沩寺主持、释应端曾任潭州法轮寺主持、释智本曾任潭州云盖山寺主持、释妙印曾任潭州紫霞庵主持、释绍嵩曾任嘉禾(即今天的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大云寺主持,以上6位江西僧侣文学家都在今天的湖南省的寺庙当过主持;释道琼曾任建宁府(即今福建建宁)开善寺主持、释德周曾任温州光孝寺主持、释慧空曾任泉州法石寺主持、释正韶曾任天池明月庵主持、释真如曾任大沩寺主持;释了元曾任江州开先寺、润州(即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金山寺、杭州圣水寺的主持,释文悦曾任翠岩寺、法轮寺、云峰寺等主持。两宋时期江西僧侣文学家能够当过这么多寺庙的主持,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修行造诣高深、深得大师真传,正如有人所言“一部中国禅宗史,如果说江西占了大半篇章,恐怕并不为过。唐宋之间江西道场大师辈出,群星璀璨,五家七宗的开山祖师,都在江西待过,或修行开悟,或开山接众,他们开创的祖庭至今还留有许多文物胜迹。宋代苏辙曾亲眼见证过江西禅风的兴盛,并情不自禁发出感叹:‘六祖以佛法化岭南,再传而马祖兴于江西。’”[3]

(二)佛门宗派的关系

南岳下世系的僧侣文学家有:释德周为南岳下十一世,石霜圆禅师法嗣;释真如为南岳下十二世,翠岩真禅师法嗣;释志芝为南岳下十三世;释景祥为南岳下十三世,大沩真如慕喆禅师法嗣;释宗密为南岳下十四世,泐潭应干禅师法嗣;释应端为南岳下十四世,黄龙惟清禅师法嗣;释继成为南岳下十四世,智海普融道平禅师法嗣;释祖璇为南岳下十六世,大潞月庵善果禅师法嗣;释德淳为南岳下十六世;释德光为南岳下十六世;释悟本为南岳下十六世,径山宗皋禅师法嗣;释慧方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慧能下第十五世,属于临济派;其他则暂不详。从上述情况得知,两宋时期江西有7位僧侣文学家为南岳下世系,这是因为南岳为著名的佛教圣地,而且与江西较近,两地文化交流频繁,比如唐代时期位于江西的马祖教禅师(公元709年———公元788年)和位于湖南的石头禅师(公元700年———公元790年)均为佛教界的顶极大师,为当时佛教界的领军人物,世间芸芸众生和文人墨客行走于江西和湖南之间问禅求学,这就是民间俗称的“走江湖”,因此江西僧侣文学家到湖南佛教圣地南岳衡山学习的人很多。

四、文学作品有关情况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36位僧侣文学家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文学作品内容大多与佛教有关,有的人有专门的文学集,有的人能诗善文,有的人还是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有关交往,只是可惜他们有些作品已经佚失了。

(一)著有文学作品集的僧侣文人

释正宗,善于创作诗歌,著有《愚丘诗集》,可惜佚失了,现在《全宋诗》第二十八册第一千六百二十九卷据有关资料收录了其五首诗歌和四联残句。释道璨现存有《柳塘外集》,《全宋诗》第六十五册三千四百五十五和三千四百五十六卷收录了其诗二卷,共一百九十首诗歌;后来《全宋诗·订补》第六十五册辑补了其二首唱和诗歌《和南屏汤司户》和《和傅处厚》;《全宋文》第三百四十九册第八千零七十三至第八千零八十七卷收录了其文章十五卷,共计四百一十篇。释德光,著有《语录》五卷,《全宋诗》第三十八册第二千一百零四卷收录了其三十八首诗歌,《全宋文》第二百二十册第四千八百七十六卷收录了其四篇文章。释善权,著有《真隐集》三卷,可惜佚失了,其诗入江西诗派,被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入二十五人之一。释绍嵩擅长作诗,著有七卷三百七十六首的《江浙纪行集句诗》和二卷《渔父词集句》,《全宋诗》第六十一册第三千二百二十三卷至第三千二百二十九卷收录了其三百七十七首诗歌,《全宋文》第三百三十六册第七千七百五十九卷收录了其《渔父词集句自序》和《江浙纪行集句诗序》。释晓莹著有《罗湖野录》四卷,可惜佚失了,《全宋诗》第三十二册第一千八百四十六卷收录了其诗歌《南昌道中》和一百二十六联残句。释印肃著有《普庵印肃禅师语录》三卷,现收藏在《续藏经》中,《全宋诗》第三十七册第二千零五十五卷收录了其诗歌一千零七十八首。释正韶擅长作诗,著有《兔园集》,可惜佚失了,《全宋诗》第六十二册第三千二百七十一卷收录了其诗歌《白云亭》。

(二)与当时的文学家有关交往的僧侣文人

释正宗当时在临川与著名文学家吕本中、曾几有过交往;释德光与著名文学家陆游有关交往,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陆游为其作《佛照禅师语录序》(详见《渭南文集》第十四卷);释了元曾与著名文学家苏轼有过交往,他曾以衲裙相赠苏轼,苏轼以玉带回谢;他与文学家王性之、饶节、同郡人刘子虚等人有过交往,他曾写了《送墨梅与王性之》、作了十二首古风赠予刘子虚,饶节赋有《送善权归豫章》;释绍嵩与文学家王谌、陈应申有过交往,王谌有交游诗《次亚愚韵》和《题诗僧亚愚眉白集》,陈应申为其《江浙纪行集句诗》作跋;释惟清与著名文学家黄庭坚为师友,李之仪撰的《始溪居士前集》第十二卷中有《灵源禅师真赞》。

(二)至今保留了部分文学作品的僧侣文人

比如《全宋诗》第二十二册第一千三百零二卷收录了释宗密一首《偈》诗;《全宋文》第三百四十六册第七千九百九十八卷收录了释宗鍪《蛇秽说》一文;《全宋诗》第五十九册第三千零八十五卷收录了释妙印《辞世偈》诗歌;《全宋诗》第四册第二百二十九卷收录了释善暹诗歌《辞显禅师题壁》,该诗云“不是无心继祖灯,道惭未厕岭南能。三更月下离岩窦,眷眷无言恋碧层。”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江西确实是人才济济,就连那时的僧侣很多都能文善诗,并且有些人还与当时的文学家有过交往,笔者希望通过以上浅析能给我们江西文学史研究和两宋文学家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摘要：两宋时期江西出现了有记载的36位僧侣文学家,通过对他们的生平与身份的特点、身世与宗派的特点和文学作品有关情况进行探析,以便我们更好地研究他们。

关键词：两宋时期,江西,僧侣文学家,交游

参考文献

[1].夏汉宁,黎青,刘双琴等著.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域分布漫议(代前言)[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12).

略论两宋时期的金石学 第10篇

在宋代兴起收藏古器物之风, “盖当时王君提倡于上, 好事者相兴搜藏于下, 加之地不爱宝, 名山大川古器时出, 得之者莫不究其文字, 编为目录, 抚其形状制为图谱”。[5]关于北宋时期上至官府学者, 下至市井民众搜集古器物的风气, 在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有更具体的描述:“宣和间, 内府尚古器, 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 无敢隐者, 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 不较重价, 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 人竞搜剔山泽, 发掘冢墓, 无所不至, 往往数千载藏, 一旦皆见, 不可胜数矣。吴珏为光州固始令, 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 间有异物, 而以僻远, 人未之知, 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 几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 出以相示, 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 闻之, 微用其法, 亦得十余器。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范之才为湖北察访, 有绐言泽中有鼎, 不知其大小, 而耳见于外, 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亟以上闻, 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凡境内陂泽悉干之, 掘数十丈, 讫无有, 之才寻见谪。”[6]

根据叶梦得的描述, 酷爱书法和绘画的宋徽宗对文物的收藏也十分感兴趣, 因此文人士大夫纷纷将自己所藏献上, 而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 “寻宝人”开始四处搜掘古器物。叶梦得还举了光州固始令吴珏令有罪之人入偏远之地发掘古器的例子, “得五六十器”, “数十器尚三代物”, 其价值还是非常高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发掘风气的盛行。古器物不断被发现, 使学者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材料, 这也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研究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予于士大夫之家, 所阅多矣, 每得传摹图写浸盈卷轴, 尚病窾启未能深考, 暇日论次成书, 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颂其言, 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 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 或探其制作之原, 以补经传之阙, 望正诸侯之谬”。[7]“予尝阅古钟鼎碑碣之文, 以证诸史及它传记, 其褒颂功德, 虽不可尽信, 而于年月名氏山川风俗, 与一时之文采制度, 有得其详, 而史传追述, 乃其概耳”。[8]或考三代遗风, 或补经正史, 金石学伊始即提出的这两点目标, 在此后的研究中也是一直被奉为圭臬的。

这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刘敞的《先秦古器图碑》 (已佚) 、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 石刻类研究则以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为代表。自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千余年的“金石”成为学者专门的研究对象。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 欧阳修曾说道:“物常聚于所好, 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 好之而无力, 虽近且易, 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 蛮夷山海杀人之兽, 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 流沙万里之外, 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 常生深渊, 采者腰絙而入水, 形色非人, 往往不出, 则下饱鲛鱼;金矿于山, 凿深而穴, 远篝火糇粮而后进, 其崖崩窟塞, 则遂葬于其中者常数十百人。其远且难, 而又多死, 祸常如此, 然金玉珠玑, 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 则无不至也。汤盘、孔鼎, 歧阳至鼓, 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 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之恒碑彝器铭诗序记, 下至古文篆籀分隶诸家之字书, 皆三代以来至宝, 怪奇伟丽、工妙可喜至物。其去人不远, 去之无祸, 然而风霜兵火, 湮沦磨灭, 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 由世之好之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 又其力或不足, 故仅得一二, 而不能使其聚也。”[9]

南宋偏安一隅, 由政府主持的金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虽然比北宋时期已是极小的规模, 但官方还是采取了鼓励的态度, 因此南宋的金石学发展虽不比北宋时期的繁盛, 但还是在其基础上继续前进的, 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为代表, 也是流传较广的两部著作。两宋金石学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涌现了大批的金石学家和著述, 除上面提到的几位代表人物外, 另有诸多人物不能一概而全, 如黄伯思、郑樵、洪适、曾巩、王回、翟耆年、曾宏父等。据统计, 当时的金石学家有381人, 而元、明两朝才仅有300人。[10]

尽管金石学是宋代才兴起的新兴学问, 但在一开始它就提出了这门学问的价值和实用特点:“一方面, 数千年沉沦埋没大古器物重新问世, 使人们得以窥见古人敬天法祖、崇礼重祀乃至日用起居的初始状况, 从而有可能澄清和纠正许多旧有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说法。另一方面, 大批新史料的发现整理和鉴别研究, 也为学者们提供了证经考史、开辟新领域的手段和依据”。[11]吕大临在《考古图》的序言中即有过对研究目的的阐述:“观其器颂其言, 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 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 或探其制作之原, 以补经传之阙, 望正诸侯之谬”。[12]赵明诚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说法, 对于金石史料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文献与金石资料之间的相互补充作了肯定:“窃尝以谓《诗》、《书》以后, 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 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 或失其实, 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 而又传诸既久, 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 以金石刻考之, 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 不能无失, 而刻词当时所立, 可信不疑”。[13]

与此同时, 金石学的著述体例也日渐丰富, 图录类有吕大临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 将所收录器物的名称、形制、大小、重量、款识、明文、出处、藏家等一一详载。小学文字考证类则有洪适的《隶释》、《隶续》及娄机的《汉隶字源》。洪书先用楷体将隶书石刻写出, 对文字进行释读, 并涉及史事、人物、形制、所在地等, 《四库全书提要》称其“自有碑刻以来, 推是书为最精博”。取金不取石类的有《宣和博古图》、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及王俅的《啸堂集古录》, 铜类器物的研究是宋人金石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们对此类器物的定名极有意义, 王国维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凡传世古礼器之名, 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盤、曰匜、曰盦, 皆古器自载其名, 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 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 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 然至今日, 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古器之学, 其说虽疏, 其识则不可及也”。[14]分地类著述则有王象之的《舆地碑目》, 目录、跋尾类则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及赵明诚的《金石录》。这些著述体例“约而言之, 其例有六:一曰存目, 二曰跋尾, 三曰录文, 四曰分地, 五曰分人, 六曰纂字”。[15]

两宋民窑瓷器行情略谈 第11篇

两宋瓷器烧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全国约130个县发现宋代窑址遗存，占中国已发现窑址的75％——1949年以来，考古发现我国约有170个县分布着窑址。本文所涉及的瓷窑，是五大名窑之外影响较大的民窑系。

资深收藏人士指出，宋代瓷器收藏因官窑传世品稀少，必须官窑、民窑器同步收藏，否则难成系列，这乃历代瓷器收藏家共识。收藏宋代瓷器，最大乐趣莫过于探寻各大窑口的遗址及名窑渊源。宋瓷收藏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因此，也对收藏者自身素质要求较高。

拍场以龙泉窑、磁州窑瓷器成交数量为最，价格也最高。龙泉窑瓷器近两年价格大幅上涨，年年有精品成交，2件跻身宋瓷成交前十名，磁州窑也有1件人闱。市场人士指出，由于五大名窑瓷器存量稀少，相对数量较大的其他名窑瓷器，将会成为未来收藏者重点关注的对象。

龙泉青瓷行情暴涨

南宋龙泉青瓷的成交价不逊色于五大名窑瓷器——2006年11月8日伦敦苏富比秋拍，高23.4厘米的青釉纸槌瓶拍出了118.4万英镑，打破宋代龙泉瓷器拍卖纪录，居宋瓷成交前十名的第四位。这件纸槌瓶是日本藏家益田孝(1848～1938年)藏品，益田孝是日本近代著名茶道大师，三井财阀的首脑人物。

日本近代收藏家对于宋代青瓷情有独钟，特别青睐龙泉、建窑、越窑等名品。2008年3月19日在纽约佳士得创出228.1万美元高价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双耳瓶亦出自日本藏家。此瓶高28.8厘米，原为茶道大师松平不昧旧藏。拍卖界人士指出，“龙泉瓷器的重要收藏区域主要是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历代流入日本的龙泉瓷器可能是中国瓷器中数量最多的品种。”

龙泉青瓷主产区在浙江龙泉市，创烧于三国两晋，盛于两宋，清代仍在生产。宋代以来，远销世界，影响仅次于景德镇青花瓷。两宋时期，龙泉窑始烧于北宋早期，南宋晚期进入鼎盛期，粉青釉、梅子青釉瓷器代表了龙泉瓷器的最高水平。粉青釉、梅子青釉瓷器胎体基本是白胎，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较粉青釉高。南宋龙泉窑瓷器以白胎瓷为主流，少数黑胎瓷。器型多种多样，常见的瓶、壶、罐、盆、碗、碟、盏、杯等陈设、日用器之外，笔筒、笔洗、水盂、香炉等文房用器及各类塑像也大量生产，南宋时更流行仿古器型，如仿青铜、仿古玉的式样，青釉以石灰碱釉为主。拍场上宋代龙泉瓷器数量远少于元明制品，成交价一直较高。香港苏富比1996年秋拍时，高40.7厘米的琮式瓶拍出了563万港币。2004年伦敦苏富比春拍“日本户栗美术馆旧藏”专拍中，以23.52万英镑成交过一件类似的琮式瓶，高25厘米。同场拍卖中，编号180、高26.3厘米的琮式瓶以10.08万英镑拍出——1998年，这件琮式瓶回流到中国内地，在北京翰海2006年春拍中以275万元拍出，两年时间价格上涨了百万元。

高价成交的龙泉瓷以琢器居多，圆器价格较低。2002年纽约佳士得春拍直径14.3厘米的南宋龙泉窑青瓷三足炉以20.4万美元成交，纽约苏富比高25.4厘米的南宋龙泉竹节纹瓶以18.725万美元成交；2003年纽约苏富比春拍中，高27.6厘米的南宋龙泉玉壶春瓶以14.24万美元成交，香港苏富比春拍高13.3厘米的南宋龙泉三足炉以319.84万港币成交；2006年香港佳士得春拍114万港币成交的南宋／元代龙泉窑青瓷缠枝牡丹鼓形罐，则是拍场上成交价最高的龙泉窑罐类精品。

圆器方面，2005年纽约佳士得春拍38.56万美元成交的南宋青瓷笔洗价格最高。笔洗14.5厘米，宽折沿，釉色粉青素雅，极为少见。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拍，72.75万港币成交过一件直径22.3厘米的南宋龙泉窑贴双鱼折沿盘，盘心贴塑两条首尾呼应的游鱼，是较为典型的龙泉双鱼盘。

宋代越窑仍有少量烧制，传世品不多，精品成交价不低。2001年纽约市场成交过5件宋代越窑制品，其中，佳士得秋拍中，高22.9厘米的五代／北宋越窑灰青釉执壶以3.29万美元拍出。2005年纽约苏富比秋拍白马轩藏瓷专拍中，备受买家关注的五代／北宋越窑刻花带盖梅瓶拍出了46.4万美元，成为越窑瓷器交易价格之最。梅瓶高39.5厘米，是行内人士公认的传世越窑珍品，绿色近似湖水绿，应属秘色瓷中的高档贡品。瓶身以三道突起的棱线分隔成四个区，每区肩部贴塑大型浮雕宝相花图案，梅瓶腹部每区再以锥刻唐草纹，细小的颈部下贴两耳，盖饰四瓣莲叶，造型高雅，纹饰精美。

耀州窑瓷器价格仍在低谷

创烧于唐代的陕西耀州窑，因窑址所在地铜川黄堡镇原称耀州而得名，宋代至巅峰期，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产品胎体坚硬，色呈灰白，露胎处现酱黄色，釉多以青黄为主，釉层厚重，“色泽青幽，呈半透明状”，釉面有露胎褐斑。器形丰富，盘、碗、杯、碟、瓶、壶、罐、炉等无不涉及，造型变化多端，装饰手法以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工艺闻名于世。早期纹饰刻划简单，中期流行繁满遍布器身，晚期大多纤巧秀美。据文献记载，神宗元丰(1078-1085)至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曾为宫廷烧制过贡瓷。因烧制工艺精湛，生产量大，甚至影响到了河南、广东等窑口的瓷器烧制，在北宋时期形成了由北至南烧制范围广泛的耀州窑系。

然而，拍场上北宋耀州窑的传世品不多，价格偏低，远不及龙泉、磁州、建窑制品。据笔者统计，成交价较高的拍品多集中于纽约、伦敦市场。成交最高价66.82万美元，系2007年纽约苏富比秋拍中的北宋鸳鸯花卉纹兽口执壶所创。执壶高18.4厘米，造型设计独特，壶身整体呈一带茎圆瓜形状，瓜茎为壶把，以一蹲坐的塑狮为壶流，圆形壶腹通体刻一幅莲池鸳鸯图，刻工精美绝伦，浮雕感十足。该公司春拍时还以31.2万美元成交过一件北宋刻牡丹纹葫芦水注，高20.2厘米，水注呈葫芦形，上小下大，圆腹通体刻大叶牡丹纹，刻工精细，釉色清雅。

2005年纽约苏富比秋拍白马轩藏瓷中，12.6万美元成交过一件北宋耀州窑刻花盘，盘直径17.5厘米，釉面青黄，小器大作，盘心刻两层纹饰，盘心的主题纹饰是一折枝牡丹纹，大花大叶，风

格写意豪放。

2008年3月18日纽约苏富比“德馨书屋”珍藏专拍中，2件宋代耀州窑瓷器高价成交：18.1万美元成交的五代／北宋时期雕刻牡丹花纹水注，高19.7厘米，类似的此类耀州窑刻花水注仅存十数件，大部分皮藏于博物馆，市场流通者仅数件；9.7万美元成交的金代刻花婴戏纹瓷枕，长21.9厘米，刻花精美，刻有金代“承安五年四月”纪年款。

伦敦市场2003年苏富比春拍“威福尔德·狄居比家族收藏中国及日本瓷器”专拍中，高39厘米的北宋耀州窑柿釉梅瓶以14.56万英镑成交，梅瓶撇口短颈，长腹丰硕，通体施柿釉，类似传世品不多。2004年该公司春拍以11.76万英镑成交过一件五代／北宋的耀州窑刻牡丹纹连盖把壶，高18.7厘米。

从这些传世品看，耀州窑制品多以实用品为主，陈设玩赏瓷少见，相信这也是影响其价格的一方面因素。

磁州窑精品行情持续走高

北宋中期烧制达到鼎盛期的河北磁州窑，当时是北方最大的民窑系，窑址地处河北邯郸磁县观台镇与彭城镇地区，其烧瓷历史一直延续至清代，传世品较多。磁州窑系是陶瓷烧制史上重要的窑系，明代以来的重要瓷器文献都有详细记载，影响了数百年北方的瓷器烧制，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口或多或少都受其影响。其产品“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器型和纹饰立足于民间，具有浓厚的民间情趣，有学者认为其产品广泛地表现了北方民间的社会生活的民间风俗，在宋代各大窑系中风格最为独特。产品以白釉黑彩著称，也有绿釉黑彩、白釉红绿彩、低温铅釉三彩等十余种。工艺以刻、划、剔、填彩为主，更吸收了中国画和书法的技法，在瓷器上表现图案、书画、诗文，极大地丰富了宋代瓷器的装饰题材。

磁州窑瓷器以纹饰题材丰富多彩著称，拍场上精品成交价不菲。1998年纽约苏富比秋拍，高30.5厘米的刻花梅瓶即以53.05万美元高价成交。2004年香港佳士得秋拍，高27厘米的北宋刻花褐彩梅瓶创出了1350.75万港币，创磁州窑瓷器拍卖价格之最，入闱宋瓷前十名。这件梅瓶的风格类似于定窑制品，台北鸿禧美术馆旧藏，1935年至1936年曾在英国“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风靡一时，收入日本小学馆《世界陶瓷全集》。梅瓶是磁州窑白地褐釉剔花纹饰的典型器，“肩下的一周三瓣朵云纹，在磁州窑中绝无仅有”，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类似风格的梅瓶。

2004年至2006年，伦敦、纽约拍场上磁州窑精品迭现。2004年伦敦苏富比高价拍出过3件：春拍中高28厘米的白地墨花牡丹纹壶以67.76万英镑成交，高23.5厘米的黑釉铁锈瓶以22.96万英镑成交，秋拍中高26.7厘米的黑釉梅瓶以11.76万英镑拍出；2005年该公司春拍，高22厘米的北宋／金磁州绿釉绘划墨牡丹纹矮梅瓶以51.2万英镑拍出，高21.5厘米的南宋磁州白地黑花纹瓶以17.6万英镑成交；2006年纽约苏富比秋拍，高21.5厘米的宋代梅瓶以10.8万美元成交，高26厘米的金代黑釉荷花纹梅瓶拍出了21.6万美元。

2008年纽约佳士得秋拍，磁州窑精品价格继续走高，高25厘米的宋／金磁州窑绿釉刻牡丹纹褐彩花觚，以72.25万美元被大古董商埃斯肯那茨竞得。花觚觚身画两枝盛开的牡丹花，枝叶由胫蔓延至颈部，大气醒目，类似制品可见于《玫茵堂中国陶瓷》《世界陶瓷全集》。

“靖康之难”后，磁州窑部分工匠迁移到了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南宋时吉州窑开始烧制具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釉下彩瓷器，对后来景德镇的瓷器烧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吉州窑以黑釉瓷器最为出名，拍场所见多为黑釉器，价格不高。2002年香港苏富比秋拍，直径15.7厘米的南宋双凤纹笠式碗以21.275万港币成交。2005伦敦苏富比秋拍，高21.5厘米的宋代吉州鹿点纹梅瓶以14.8万英镑成交，是所知最贵的吉州窑瓷器。2006年纽约苏富比秋拍，以26.24万美元成交过一件高21.6厘米的南宋吉州窑点斑纹梅瓶。

景德镇青白瓷价格较低

景德镇窑宋代以烧制青白瓷著称，因釉色介于青色和白色之间而得名，青中有白，白中显青，也有“影青”之称。南方地区历年出土的青白瓷数量多，多见日用器物，最具典型性的是各种瓷盒子。从出土物看，以湖田窑产品为最佳，所见最早的实物是江西九江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纪年墓所出土的青白瓷瓷钵。南宋时青白瓷的产量大增，民间使用较为普遍，并且开始远销海外。其“釉质细薄晶莹，质感如玉”，胎体轻薄，以素器和刻花纹饰为主流，刻花器在强光下可看到内外纹饰。

拍场上尚未出现价格较高的宋代青白瓷，2001年纽约佳士得秋拍，高28.6厘米的南宋青白釉谷仓拍出了3.76万美元。2002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时，47.8万港币成交过一件高40.9厘米的北宋青白釉凤首瓶。2004年纽约苏富比春拍，高32厘米的南宋青白釉刻花梅瓶以10.8万美元成交，是价格最高的青白瓷。青白瓷的拍卖市场主要在纽约、伦敦两地，成交品多在10万美元以下。

唐代著名的内丘邢窑白釉瓷，唐后期因原料短缺而式微，但是宋代仍有少量烧造，由2004年德国纳高秋拍31.92万欧元成交的八方洗可窥一斑。此洗拍前到北京预展时，曾引起内地收藏家的巨大关注。洗直径21厘米，为欧洲私人旧藏品，是所知私人收藏中较知名的宋代邢窑名品，1978年曾现身伦敦苏富比拍卖会。八方洗外方内圆，白釉清亮柔美，以四边竹节分隔的八区里，各堆塑一含珠狮头，除一狮头小修外，品相基本完好。

建窑黑釉茶器市场受宠

宋代盛行“斗茶”，北宋后期上至皇宫下到民间，斗茶之风极为流行，由此而带动了黑釉茶器的大量生产。宋代茶叶多是半发醇的膏饼，饮用时先将饼碾成末，然后再以沸水冲泡，冲泡后水面会沸起白沫，当时流行的茶盏有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白釉瓷，“但以黑釉茶盏便于衬托白色茶沫观察茶色而受到斗茶者的爱重”。因此，黑釉茶盏的烧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代南、北方不少瓷窑专烧黑釉茶器。北宋后期斗茶所用茶盏首推福建建窑，该窑一度为宫廷烧制斗茶用的黑盏，福建建阳市水吉镇建窑遗址曾出土过不少底足刻有“供御”的黑盏。建窑的传世瓷器以兔毫盏、油滴釉、玳瑁盏最为著名，以剪纸漏花、黑釉剔花、黑釉印花等装饰风格为主。宋代北方河南地区黑釉瓷器的烧制数量也很多，拍场上出现的河南黑釉瓷器数量远甚于建窑器。

拍场上出现的黑釉瓷器主要是建窑和河南地区窑口烧制的器物，建窑茶器的价格最高。2003年伦敦苏富比春拍“威福尔德-狄居比家族收藏中国及日本瓷器”专拍中，28.56万英镑成交的

南宋建窑油滴碗，是成交价最高的建窑瓷器。碗直径17.8厘米，通体施油滴结晶釉，结晶斑泛银光色。类似油滴碗福建、河北、河南、山西皆有烧制，以日本地区收藏的数量最多。2001年纽约佳士得秋拍，5.64万美元成交过一件直径17厘米的宋代建窑黑釉褐斑兔毫碗。

河南黑釉瓷器虽然成交价不及建窑器高，但是高价品也超过10万美元。2001年至2002年，伦敦、纽约市场成交过30余件河南地区的黑釉瓷。2001年纽约佳士得春拍，直径19.5厘米的北宋黑地褐斑纹碟以9.95万美元拍出。该公司秋拍时，高28.1厘米的北宋黑釉鹧鸪斑瓶以13.05万美元成为宋代河南窑口成交价最高的黑釉瓷。2001年该公司秋拍，高10.5厘米的北宋黑釉托碗以5.2875万美元成交。

私人收藏专拍引领宋瓷拍卖行情

宋代及早期陶瓷的收藏主要集中于日本、香港、台湾及欧美地区，综观2000年以来的宋瓷拍卖，早期以欧美市场为主，2008年转向香港。由于宋瓷存量少，涉足的收藏者不多，且倾向于专题收藏，拍场上多以专拍形式出现。可以说，近十年来的宋瓷拍卖行情，基本上是私人收藏专拍在推动。

2001年：伦敦佳士得6月21日推出“万野美术馆收藏之日本、中国文物”专拍，纽约佳士得10月中旬连续推出了两场“纽约福克藏中国及日本瓷器及工艺品”专拍，成为这一年宋代瓷器拍卖的热点所在。

2003年：伦敦苏富比6月12日推出“威福尔德·狄居比家族收藏中国及日本瓷器”专拍，秋拍时上拍了“沐文堂收藏宋代瓷器”专拍。伦敦博汉斯秋拍推出了“杜布雷珍藏中国瓷器”专拍。

2004年：伦敦苏富比6月9日上拍的“户栗美术馆藏中、韩瓷器百件精选”专拍，成为年度宋代瓷器精品成交数量最多的拍卖会。

2005年：9月21日纽约苏富比“白马轩藏中国陶瓷”专拍，55件唐宋陶瓷名品成交30件，基本反映了这一年宋瓷拍卖的走势。

两宋时期转运司和盐业间关系的分析 第12篇

转运司始设于唐朝中后期, 是为了处理由于政治权利不稳定而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繁重的地方财务问题。五代时期基本上是承袭唐制, 宋朝立国之初, 为筹集军用物资、军饷, 催收地方税务, 转运司作为中央政府的钦差特使, 是临时派往地方工作的, 多因事而设, 事罢亦罢, 并非法定的制度。宋太宗时期, 转运使作为路级官员从而确定并延续下来, 转运司的设立从此成为一项制度。

中国史学界、经济学界对于宋代转运使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高聪明先生就曾指出“转运司是地方财政的代表和主管”, “是地方财政主管单位”。包伟民先生也曾指出“转运司是宋代介于中央与州军之间的一个财政机构”。转运司是作为国家中央财政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存在还是作为地方财政体系而存在, 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们观点不一,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转运司是宋代中央与地方州军间的连接中转、管理沟通的监司机构, 是宋代中央统治者分割地方财务大权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工具。

二、两宋时期转运司对盐业利润的运用

1. 足岁入支。

转运司作为地方和中央政府间财政的监司机构, 向上应足朝廷岁入之赋税, 向下需足地方岁出之钱银, 而两相满足, 需要的是充足的财赋, 丰厚的盐利无疑是可以满足的。

北宋时期, 东南地区多食淮盐, 东南诸路以“转般法”, 将食盐由运粮船载回本路之后, 再由转运司分而售之, 从而将食盐转为钱饷, 以充所需经费, 禁榷盐制建立之后, 转运司无疑完全掌握了东南诸路食盐的控制权, 盐利尽归于转运司。拥有了巨大的盐利之后, 转运司不再因为难以支付朝廷严格要求的赋税而头痛不已了, 从而“运盐昔主于漕计, 以助岁给”。然而过去由运销食盐而产生的盐利支付的地方州军经费, 转运司无以支拨, 以至于再敛他税, “州县横敛起矣!” (1) 转运司拆东墙补西墙的无奈做法, 也正反映出来宋代转运司是中央政府将地方榷盐之利完全合理合法并稳固地“国有化”的工具。

南宋初年, 四川黎州转运司无充足资金以足地方岁支, 地方专卖制度和交通等等原因又使得当地黑盐难以外销, 转运司只得用盐折支岁计开支。史料记载“元准本路转运司递年科降钱引四万道应副支遣, 后来节次止以蒲州黑盐一千七百九十担零对折上件钱引四万道, 今本州自备柴茅脚钱每年计一万两千余贯, 前去般运归州, 科与民间, 纳钱应副岁计支遣凡百用度, 并以黑盐准折”, (2) 可见食盐作为利润最为丰厚的国家专控商品, 利用盐及盐利成为了转运司上应下调的重要手段。

2. 应急需用。

史料记载, 宋廷南渡之后, 朝廷给予广西路的岁赐断绝, 至绍兴年间, “漕计大窘, 无以备边”, 广西路“销兵以自足” (3) 的状态出现严重危机, 广西路转运司行盐法或行官卖, 或行钞法, 但中央政府对于广西路40万缗盐利税收并不减少, 转运使毫无办法, 只得疲于奔波以足急需支用。

3. 均济财赋。

史料记载, 宋仁宗时期, 京西路赋税较少, 开支浩大, 转运使财政困难, 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将安州割隶京西路, 从而将安州税赋转于京西路, 但由于食盐专卖区的改变, 安州人民“人情厌苦不安”, (4) 宋朝廷又不得不于庆历元年再将安州割隶回本路。从这一史料不难看出, 食盐是转运司进行均济财赋的重要影响因素, 同时也是包括转运使在内的财政官员制定经济决策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总结与分析

统察这三方面, 应急需用和均济财赋两方面是个别地区在特殊时期才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足岁入支是每个路级地方转运司都应在每个工作年头完成的工作任务, 因而足岁入支方面最可以体现转运司与盐业间的关系。从上文可以了解, 盐利在宋代地方税收之中占有重要比重, 可以说是转运司足岁入、足岁支的“中坚力量”。转运司与州军出现对盐利所有权的竞争过程中, 转运司以其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职权, 战胜州军并几乎完全“霸占”了地方盐利, 之后转运司与盐利出现了某种“合作关系”, 盐利仰仗转运司的权威, 严格准时准额地被征收, 转运司依靠盐利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而可怜的州军只得再敛征其他税额, 这可能是有宋一朝人民群众税收项目繁杂、税收负担沉重的原因之一。

完成足岁入支工作的另一方式, 也是无奈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接用未“进化”为盐利钱币状态的盐来兑折岁入、岁支的钱额。这一现象看似不值得称道, 但是这可以反映出转运司对于盐及盐利的几乎绝对的依赖状态。

纵观有宋一朝, 转运司的设立、运行与发展, 无不与盐息息相关, 盐作为利润丰厚的国控商品, 无疑是一国经济命脉, 自宋立国之初, 政权渐稳, 盐的生产运销逐步掌握于中央政府之手, 转运司无疑是重要的帮手和推动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 食盐与转运司是共生而并存的, 是相互作用且相互牵制的。

摘要：转运司在两宋时期国家经济财政体系中拥有重要地位, 对于稳定一方、均衡财税拥有重要意义。两宋时期是中国盐业发展的辉煌时期, 盐利丰厚, 盐业运销体系渐趋完整。那么两宋时期转运司与盐业之间形成了怎样独特的关系, 对之进行探讨。

关键词：两宋时期,转运司,盐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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