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范文

抗战文化范文（精选12篇）

抗战文化 第1篇

抗战之初, 由于湖南受战争影响很小, 长沙等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内迁的首选之地。1937年9月8日, 教育部决定以南开、北大、清华等校为基干, 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派张伯苓、蒋梦龄、梅贻琦、杨振兴、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为筹委。10月底, 长沙临时大学开学, 校址分设长沙和南岳, 分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 以蒋梦龄为总务长、梅贻琦为教务长、张伯苓为建设长。接着北平民国大学、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专、唐山交大、北平交大等高校随后迁入湖南各地, 一些报刊、出版社等也陆续迁到湖南。影响较大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中央日报社、国际新闻社、东方杂志社、教育杂志社等。由于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机构迁到长沙等地, 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文化名人云集长沙等地。据不完全统计, 1937年7月至9月, 先后来长沙的学生和文化界的人士即达1 500多人, 到1938年年底, 在长沙的文化名人有700多人。著名的有: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胡愈之、张奚若、吕振羽、翦伯赞、范长江、陆诒、张天翼、谭丕模、曹禺、田汉、阳翰笙、郁达夫、沈从文、郑君里、周立波、艾青、谢冰莹、王彦西、张曙、丰子恺、钱君、张乐平、张伯苓、黄炎培、曾昭伦、陈垣、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叶公超、吴俊升、陈子展、朱光潜、王力、浦江青、贺麟、汤用彤、晏阳初、郑天挺、潘光旦、董每戡、吴祖光、孙伏园、蒋良牧、钱穆、李剑农、薛暮桥、许涤新、熊佛西、范寿康、刘彦、刘开渠、杨东纯、廖沫沙等。这一大批名流学者有的在高校任教, 有的驻留湖南的时间虽短, 但通过演讲、写文章、著书立说, 或办报刊杂志、组织团体、开展文艺活动等方式推动了湖南战时的文化建设。

战时湖南文化发展主要表现在:各种抗日文化团体的建立, 新闻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 各种文化活动的空前繁荣。抗战爆发以后, 为了唤醒湖南民众, 各种文化团体似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 主要有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长沙戏剧界抗敌后援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30来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937年7月13日, 湖南学生立即组织起来, 开展救亡运动, 成立了湖南大专院校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9月底, 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动员会议, 易名为湖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慰问等部。随后, 该会组织长沙市50多个学校学生, 编成1 295个小队分别进行宣传、劝募、慰问等活动。1938年1月, 该会成立寒假救亡工作团, 深入民众当中进行宣传、劝募、演出。此后又慰劳伤员, 救济难民。“长沙大火”前夕, 各校疏散, 不久即停止活动。1937年10月, 吕振羽受中共的派遣来到长沙, 与在湘的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翦伯赞、李仲融、张天翼、谭丕模等人发起成立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 简称“文抗会”。该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为了民族生存, 为人类文化, 我们要义无旁顾的自立于斗争前线, 抗战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 一方面, 在扩大文化运动的领域到全体人民, 给大众以丰富的现实性的文化食粮, 提高并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 使大众的精神武装化另一方面, 在积极的消灭一切汉奸理论和汉奸思想, 使全国民众的意识在民族抗战的原则下, 纯净化, 积极化。抗战文化另一主要任务, 在于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 与伟大的民族解放、军事创作’相配合发展民族新文化。”“文抗会”成立后, 组织讲演队、歌咏会、街头剧团、壁报团、慰劳队、难民指导委员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等, 并创办会刊《抗战文化》、《农村周报》、《抗战小丛书》等刊物。到次年2月, 人数扩大到1 000人。“文抗会”与全省36个县建立了联系, 在常德、岳阳、衡阳、桃源、湘潭等地筹办了分会。“文抗会”是中共湖南省工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全省性的抗日团体, 它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为主题, 对动员湖南民众参加抗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战前, 湖南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 但湖南的新闻事业发展较快。在20世纪30年代, 约有三四十万人口的长沙市, 就有报刊40余家。抗战爆发后, 湖南的新闻事业更加迅速地发展, 到1938年年底, 除原有的40家外, 又增加了40多家。这些报刊可分为日报、三日刊小报、晚报等种类, 由不同的政治派别主办。主要有属中共领导的《抗战日报》、《观察日报》、《中苏》半月刊、《联合旬刊》;何键派的《衡报》;复兴社的《力报》;CC派的《正中日报》、《国民日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民间的《大公报》。这些报刊大多宣传抗日救亡。在“长沙大火”之后, 一些报刊陆续迁往大西南。但是湖南的新闻事业并没有因此而走向衰落, 而是出现了报刊由原来集中于长沙向全省各地发展的势头。据1941年9月8日《大公报》记载:当时湖南全省共有报刊94家。有近70个县市办有报刊, 比较多的地方是长沙、衡阳、耒阳、沅陵、芷江、邵阳等地。这对于全省文化事业的发展, 推动湖南民众的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战前, 湖南省的传媒载体主要是报刊杂志, 还没有无线电广播。战时, 湖南的广播事业也开始建立。1939年11月12日, 湖南省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每天用长沙语播报新闻, 这是我省传播媒体走向多样化的一个开端。随着湖南新闻事业的发展, 1940年2月22日, 长沙市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它的成立, 又推动了全省新闻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抗战期间长沙市有剧团及剧社共35个, 有戏院或戏园11个;从外地迁来的戏剧团体有23个, 如孩子剧团, 长沙临时大学剧团等, 还有一个票友社晨社。这是近代以来长沙文化事业所没有的现象。如1938年11月, 在田汉的组织下, 成立了抗敌演剧六队 (话剧) , 湘剧抗敌宣传一至七队, 及杂剧宣传队等50多个文艺表演团体, 开赴抗日前线和本省城乡, 演出《史可法》, 《江汉渔歌》等剧目,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又如当时后方重镇的衡阳, 中共就组织了“晨呼队”, 随后改为“衡阳歌咏队”, 深入城乡慰问演出。

战时各文艺团体通过多种形式, 如剧院、上前线、下乡等, 为部队和民众进行文艺演出, 既繁荣了文化艺术, 又进行了抗日爱国的宣传。如1942年7月, 政治部“抗剧”在衡阳公演名剧《大地回春》、《愁城记》, 并与铁血剧团联合演奏《黄河大合唱》等, 深受衡阳军民欢迎。当时演出的戏剧电影等名目繁多, 如《保卫卢沟桥》、《抗敌救国》、《八百壮士》、《炮火下的中国》等。

抗战时期, 湖南文化的迅速发展, 对全省的文化传播和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 战时湖南文化的繁荣是在文化“外来户”的推动下形成的。如前所述, 抗战爆发以后, 大量的学校, 尤其是高校、各文化团体、各新闻机构内迁湖南, 其中有全国一流的高校, 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和众多的中国文化界的名流学者, 提升了湖南文化的品位和格调, 使湖南文化界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次, 战时文化的主流是抵御外侮, 维护民族独立, 增强了湖南人民的政治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战时湖南文化界通过讲演、报刊、电台、歌剧、电影、墙报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鼓舞民众不畏强暴, 去英勇抗战。这既是湖南文化进步的表现, 也塑造了湖南人民乃至中华民族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再次, 战时湖南文化深入工农, 深入基层, 具有大众化倾向。战前, 湖南文化虽发展较快, 但大多数文化创作者只能说是孤芳自赏, 且文化的重心在大中城市, 是一种典型的“都市文化”, 未能起到应有的宣传民众的作用。抗战爆发后, 湖南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1938年, 郭沫若在湘的多次演讲中就反复地强调:文化工作必须“纠正偏重都市的错误。今后的文化人, 应该分散到乡间去, 尤其是到沦陷区去”。田汉也对长沙文化工作者呼吁:“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随着抗战的深入, 广大的文化界人士在中共的影响下, 纷纷深入到农村、工厂、前线, 进行“文化拓荒运动”。如湘西是湖南文化最落后的地区, 战时著名的文化界人士翦伯赞、张天翼、谭丕模、廖沫沙、周立波等人都到湘西开展过文化工作。迁入乾城的江苏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及江苏省银行专科学校, 由张振尧、马骥伯、张阶平教授组织师生深入湘西农村, 调查农村经济, 为湘西经济的发展服务。

摘要：抗战时期, 随着战区文化机构内迁到湖南, 湖南成为文化名人云集之地, 形成了以长沙和衡阳为中心, 辐射全省的抗日文化运动。表现在各种抗日文化团体纷纷建立, 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 各种文化活动空前繁荣。战时湖南文化深入工农, 深入基层, 具有大众化倾向, 这对于湖南人民抵御外侮, 维护民族独立, 增强人民的政治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湖南,文化

参考文献

[1]唐正芒.湖南抗战文化运动概略 (上) [J].云梦学刊, 2002, 2:27-37.

[2]范忠程.湖南抗战述论[J].抗日战争研究, 1996, 4:132.

寻访衡阳抗战文化社会实践报告 第2篇

为响应团中央的全国大学生抗战纪念胜利70周年的寻访活动并结合团中央每年暑假推行的大学生“青春三下乡”活动。7月12日，我们一行来到了位于南岳衡山以南、有“雁城”雅称的衡阳市。

衡阳山水优美、历史悠久，衡阳会战的悲壮也使之得到了“ 中国抗战纪念城”的称号。在衡阳进行社会实践的两天内，我们游览了纪念抗日战争的景区：岳屏公园、陆家新屋;寻访了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入缅作战的抗战老兵丁耀辉;同时有幸走进了衡阳大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行了深度交流。

12日上午，我们在衡阳寻访抗战光辉印记之路的第一站来到了岳屏公园。岳屏公园是衡阳八景之一，坐落于岳屏山内，翳隐芳林、景致秀美。刚踏入园中，便被满目苍翠、蝉鸣啁啾所吸引，继续前行，踏着青石小阶登上山顶，一座“衡阳抗战纪念塔”随即映入眼帘。这座纪念塔屹立于山顶，向下望去，城池街市，一览无余，仿佛也象征着虽然战火硝烟已散去，但抗战的痕迹、拼搏的精神仍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回荡在街头巷尾的故事里，铭记于每个衡阳人心目中。瞻仰完纪念塔后，我们遇见了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同学们，机缘巧合的是，他们同样在进行寻访抗战烽火的社会实践，针对衡阳的抗战文化及当代大学生对于抗战历史的了解，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调查与交流，之后，我们一起参观了衡阳抗战历史纪念馆，馆内罗列着衡阳保卫战时的各种珍贵历史资料，温存着这座小城在烽火在涅磐重生的回忆。紧接着，我们游览了纪念碑附近的抗战雕塑及文化纪念墙，在雕塑的一砖一瓦间、石刻的一笔一划中，感受衡阳这座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精魂。

当日下午，在短暂休息后，我们赶赴位于衡阳市城郊的陆家新屋景区即衡阳保卫战纪念馆。陆家新屋是典型的湘南民居风格古建筑，距今已有125年历史，同时在1945年抗日战争中的衡阳保卫战期间，曾被日军黑濑联队当作指挥部。在观赏湘南晚清古民居建筑的同时，我们又观看了衡阳保卫战陈列展览，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晚清时期的建筑风格给人一种无限的历史延伸感，古朴的建筑中仍保留着数十处当年衡阳保卫战遗留下来的弹痕和弹洞，我们仿佛身处于抗战烽火中，感受着那个动荡的年代。走出陆家新屋，我们来到了景区南侧的国防教育广场，广场上陈列着歼-6战斗机、坦克等展品，在学校便听惯了“航空报国”的我们顿觉十分亲切。

行程的第二日，我们怀揣满心期待，带着提前准备好的.慰问品，来到了抗战老兵丁耀辉家进行拜访。丁耀辉爷爷是当年参加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之一，衡阳市人，今年已91岁高寿，身体却依旧硬朗，眉眼中仍闪烁着战士坚毅的光芒。回忆起抗日那段艰辛的岁月，丁耀辉爷爷感慨无限地像我们诉说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与如今和平岁月的美好。“我们到缅甸的时候，天天打仗杀敌。在整个连里，我年纪最小，等到印度的时候，整个连队只剩下六七十人，回到中国后只有十几个人了，你不知道我们在缅甸受了多少苦。”讲述到此处，老英雄爷爷泪眼模糊，感慨万千。我们向丁耀辉爷爷赠送了代表我们西北工业大学的战斗机仿真模型，爷爷开心的接受了这份特别的礼物，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要牢记：贫穷就会挨打，落后就会被人欺负!为了不让这段屈辱的历史重演，同学们应该努力学习。一起奋发图强，学好各项本领，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像丁耀辉爷爷一般的老兵有千千万万，虽然此行我们只寻访了丁耀辉爷爷一人，但老兵心目中永远燃烧着的熊熊革命激情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心灵烙印。这些老战士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全部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留下的是累累的伤痕和病痛的身躯，以及内心对祖国永远的忠诚和热爱，这如何能不让我们尊敬?

离开了丁耀辉爷爷的家中，13日下午，我们拜访了衡阳市大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该公司是根植于衡阳本土，专注于品牌文化包装及活动策划的文化创意企业。在公司书画院，管理层领导就同学们感兴趣的衡阳保卫战历史故事作了深入的讲述与交流。董事长许丰华先生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为我们剖析了衡阳保卫战极具纪念意义却没有被广泛宣传的原因，同时启示我们：只有真正的独立思考才能铸就人格。接下来总经理马康伟先生与我们就文化产业的未来走向和大学生创新创业两个话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他介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并解答了我们对创新就业的一些困惑，马先生提出，未来是属于高感性族群的，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创新性思维、设计思维，鼓励我们多思考多创新，同时对我们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给予了许多建设性的提议。

离开了大河文化公司，我们搭乘北上的列车，赶赴长沙，进行下一阶段的社会实践。在衡阳内容富而意义深刻的社会实践就此划上句号，抗战丰碑、历史名城衡阳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历史留下的悲壮与伤痛，还有如涅磐般重生的活力与紧随时代潮流的创新精神，将会在我们未来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桂林抗战文化进思政课堂的探索 第3篇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3C-0028-0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任。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重要论述，指出必须坚持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积极拓展思想理论教育渠道，创新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作用；坚持校内与校外相结合，注重资源整合，探索建立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长效机制。

桂林作为中国抗战历史名城，留下丰富的抗战文化遗迹，为当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整合桂林抗战的历史文化，挖掘其深邃的时代内涵，探索其走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桂林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有着优厚的文化资源，包括史前人类文化、古代水利文化、古代藩王文化、山水旅游文化、红色旅游文化、抗战文化等等。早在2007年，刘云山视察桂林市时指出：抗战文化是桂林文化中最有特点的一部分，桂林可以建一个“抗战文化博物馆”，或者“抗战文化陈列馆”，要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探讨和策划，要把整理、发掘、展示抗战文化作为文化项目、文化工程来做好。很多专家学者纷纷投入了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不断发掘桂林抗战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意义。如桂林旅游学院的廖井丹教授总结出广西六个全国之“最”：广西抗日备战最充分最全面、广西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最早、广西抗战出兵出将最快最多作战最勇猛、广西境内的两次会战最惨烈最悲壮、桂林文化城地位和作用最显著最独特、桂林抗战中的国际地位突出，论证了桂林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桂林抗战文化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现存的历史遗址（资源），第二类是意识形态（包括精神、思想、信念等）及其传播载体（纸质史料）以及各个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桂林抗战文化资源丰富，以历史事件进程为依据，以历史人物为核心，以历史遗迹为载体，整合成三条研究主线（即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组织抗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援助），从纵向横向交叉构筑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第一，以国共两党抗战合作为线索，主要有四个遗迹：一是叠彩区的“抗战路”，是以抗战命名的道路意义深远；二是虞山公园蒋介石行辕，召开过第三、四、七、九共四个战区的军事会议；三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在对桂系统战工作、筹运抗日物资、迎送中共重要过往人员、领导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四是文化抗战遗址，主要有《救亡日报》社及印刷厂旧址、桂林《大公报》旧址、广西省立艺术馆暨西南剧展旧址等，是桂林文化大繁荣的标志。

第二，以国民党组织的抗战为线索，主要有几个遗迹：一是七星公园八百烈士墓和三将军墓，1944年桂林城保卫战慷慨激昂悲壮史诗的印记；二是李宗仁官邸（纪念馆），李宗仁是桂系军阀的领导、著名爱国人士，指挥过对日的台儿庄大捷；三是指挥地及战场遗址、桂林保卫战战场遗址，包括桂林城防指挥所，国军第31军第131师指挥所，铁封山、鹦鹉山、象鼻山、叠彩山战斗碉堡及战壕等。

第三，以国际反西斯联盟对华援助为线索，有三个遗迹：一是西山公园巴布什金烈士墓；二是兴安县猫儿山美国飞机殉难遗址等；三是临桂飞虎队遗址公园，这是美国飞虎队现存唯一的指挥所遗址。

民国时期桂林城作为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既是主战场又是大后方，承担着民族团结、政党合作、国际联盟的重任，被美国《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记者称为中国的“模范省”，并形成独特的抗战文化：其一，桂林抗战文化是全面性、系统性的文化，涵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等内容，是中国抗战文化研究中内涵最丰富的地方抗战史；其二，桂林抗战文化是开放性、包容性的文化，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谱写的正义之歌，并且延续至今；其三，桂林抗战文化是人文性、社会性的文化，与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是一座“活”的抗战历史博物馆，给桂林市带来了多重的社会效果。

二、桂林抗战文化走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代价值

近代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屈辱苦难的国家，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无数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习近平用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八个字来形容我们国家的历史。伟大的国家不会丢弃过去的历史，挺立的民族不会忘记自己的英雄。在当下，伴随经济多元化带来思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工具理性极度膨胀、人文精神日渐衰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急需融入新的思维、新的方式、新的元素，给青年学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桂林抗战文化走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敌入侵、不屈不挠反抗精神的缩影，彰显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开始，中国人民开始反抗外地入侵、保家卫国的英勇斗争。14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半河山沦入日寇之手，桂林是我国抗战中最后沦陷的一座省会城市，同时也是最早反攻光复，在日本投降前靠武力打下来的唯一的一座省会城市。1945年桂林反攻战是一场人民战争，除了国民军主力部队外，广西民众组成的学生军、自卫队、游击队纷纷加入作战，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精神。

（二）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情怀的升华，表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1944年桂林保卫战，全部守军不足两万人，而面对的是十五六万之众的日本侵略军。与对方军力相比如此悬殊，这场防卫战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但留守的爱国官兵大多数是抱着拼着一条命决战到底的决心迎接战斗，阵地上多处出现了陈济桓将军那句“生为桂林守军，死作桂林雄鬼”、“老子生在广西，死在桂林”等鼓舞士气的标语。国军第131师师长阚维雍留下了遗诗“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自杀殉国。桂林七星公园八百壮士退守七星园，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广西桂林城的军民，以血肉之躯和日本人奋战到底，显示了广西军民敢死敢拼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三）桂林抗战文化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生动写照，反映了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真理的信念与勇气。抗战中的桂林城成为一座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美国、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在桂林设立领事馆或新闻处等机构，朝鲜革命党抗日义勇队、法国军事代表团、世界红十字会、缅甸华侨救护队等都在桂林驻扎或设立办事机构，越南抗日力量在桂林聚集。1941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著名的“飞虎队”进驻桂林秧塘机场，筹建盟军在亚洲战场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苏联空军援华志愿者巴布什金中校来桂林任职国军第五军高级参谋，最后病逝并葬于桂林。桂林抗战得到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桂林抗战文化走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探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提到实践教学的指导原则：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发挥实践环节的育人功能，创新推动学生实践教学和教师实践研修。该意见重点突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实践研修和学生实践教学的结合，其目的在于要求教师先行实践研修，再给学生进行实践教学辅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一门科学艺术，讲究整体规划、团队协作、方法得当。应结合桂林抗战历史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层次多样化的实践教学体系，把桂林抗战文化带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使之成为感动学生、鼓舞学生、励志学生的不竭动力。

（一）打造一支专业素养高、组织能力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团队，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一个特定的教学活动，它以育人为目的，通过引导学生实地考察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教师是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课的组织者，其专业知识、理论素养、组织能力直接影响学生实践课堂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必须建立集体备课制度，加强团队合作，确立实践大纲和模式，全程组织协调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做到课前有指导，课中有引导，课后有辅导。

桂林城丰富的抗战文化资源，每一个都是生动形象的活教材，每一处都在诉说不尽历史的悲壮与慷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先行实践，走进每一处桂林抗战文化历史遗迹，查阅资料撰写教案，设计实践环节，渲染教育教学场景。如桂林七星公园的三将军墓和八百壮士墓，掩藏在普陀山的青松翠柏之中，山风阵阵、鸟鸣啾啾，亲历此境的学生对英雄产生深深敬意，给先烈献花、以示哀思。在此氛围之中，教师发挥主导作用，以真情实意的讲述还原历史壮烈场景、引起学生共鸣共勉。以山水和文物遗迹为主的应景教育产生了校内课堂无法达到的效果，不仅感染了学生心灵、激发了他们深厚的爱国热情，而且更加坚定了他们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潮流的信念。

（二）探索桂林抗战文化走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式，使学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追求真理、自觉进步。具体如下：

1.选用特殊时间段，组织学生前去抗战历史遗迹授课。抗日战争给中国人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等纪念日，这些特殊时间点和桂林丰富的抗战遗迹相结合，情景交融，情感上容易引起学生共鸣，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不断强化战争记忆和忧患意识，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2.参加桂林市志愿者活动，邀请研究抗战历史专家进校举办讲座。桂林民间活跃着一群志愿者，他们自发组织各种纪念活动，追根溯源，发掘抢救、整理收集、保护传承桂林的抗战历史文化。志愿者中不乏专家和学者，义务在桂林百姓大讲台和各大高校巡回演讲，引起广泛的社会效应。学生通过聆听专家学者的报告，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通过采访健在的抗战老兵和普通市民，听他们讲讲抗战的故事，感同身受历史的硝烟与残酷，增强捍卫和平的信心和信念。

3.指导学生自主寻找桂林抗战历史遗迹，培养学生社会活动能力。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大纲的要求，第一，教师为学生量身定做纪念抗日战争主题的方案，如桂林抗战三条主线：国民党、共产党和国际联盟，每一条主线都有不同的内涵和考察目的，要求学生自行搜集资料、做好主题和路线选择，并按照步骤做好实践环节。第二，指导学生制作详细的实践策划书，包括活动背景、活动目的、活动形式、时间地点、活动流程、注意事项、人员分工、成果形式、调查问卷等。第三，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赴抗战历史遗迹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活动过程中有图片、视频，及时通过QQ、微信等平台分享信息，便于教师掌握实践活动的进程。第四，精心组织学生展示实践成果汇报课，培养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学生实践成果包括论文集、心得体会、调查报告、微视频、图片集等，以“PPT+演说”方式集中展现出来。通过实践成果的汇报，学生学会了学以致用，以实际行动响应“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而纪念抗战胜利的意义就在于此。

4.条件成熟的高校以思想教育的先进平台——“易班”为媒介，向全校师生展现学生的实践过程和成果，扩大社会效果和影响力。当前在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新媒体资源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易班作为高校思想教育的最好平台，集成了博客、微博、BBS、SNS、手机应用等多种新型互联网应用，在传播、指引桂林抗战文化走进当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以寻找桂林国民党抗战遗迹“三将军墓”和“八百壮士墓”为例，学生按照实践策划书设定，拍摄行军过程的花絮，访谈行人交流谈抗战体会，填写调查问卷，给烈士敬献鲜花，在烈士墓前发表演讲等。这些有意义的活动通过“易班”资讯直播出来，全校师生及时分享感悟，其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空洞说教的理论课，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老师、一个小组、一个班级组织的一节思想政治理论课，而是一个正能量扇形辐射校园和社会的过程，反映出师生以实际行动捍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拳拳之心。“小课堂、大能量”，易班平台的加入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广度与速度，拓展了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的途径。

四、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站在大学生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承担着引领青少年思想健康成长的重任。最近几年网络上历史虚无主义残渣泛起，借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大做文章，歪曲历史真相、忽视中国抗战作用、抹黑我们党领导的抗战史、掩盖日军罪恶暴行、丑化抹黑抗日英雄、妄议善后问题功过等，对广大青年学生产生不良影响。桂林市丰富的抗战文化资源，是抗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证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创新教育教学新模式，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辨证看待桂林抗战历史，厘清桂林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要坚持坚持正确方向、以事实为依据，批驳各种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溯本清源；要坚持指导学生自主性研究学习，让学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重温历史、认清历史、铭记历史并以史明鉴，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邓云波.论桂林抗战文化遗产（资源）及其开发与利用[J].社会科学家，2010（12）

[2]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上好“开学第一课”重温八桂抗战印记[EB/OL].（2015-09-15）[2015-10-02].http：//www.glnc.edu.cn/news/text/news_show.php？newsid=2375

[3]王海燕，吴絮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制度化研究刍议[J].高教论坛，2012（11）

谈抗战桂林文化城木刻版画发展概况 第4篇

中国的新兴木刻是在对国外木刻艺术的直接模仿中成长起来的。抗日战争前夕,李桦怀着开拓广西木刻的强烈愿望,多次抵达桂林、南宁等地开办画展,传授木刻版画的相关知识,他本人多次在桂林举办画展。[1]李桦的木刻把我国的传统线刻和欧洲的表现主义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无穷力量的形象,创立了一种节奏铿锵、激情饱满的艺术风貌。他的版画,刀法雄浑有力,构图别有风味,民族风格很强。如他作于30年代的木刻作品《怒吼吧中国》,这件作品采用象征手法,以一个双眼被蒙住,而且身体被紧紧捆绑起来的男性躯体,激情的表现他的屈辱和痛苦,预示着中华民族终将反抗和崛起。作品通过结构造型的强烈夸张,把激情遏制在简洁有力的线条内,作品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可以看出李桦在木刻语言实现民族化上的努力。李桦善于运用“表现自己热情的那种完美的形式与技巧,他的作品不仅在今日可以作为宣传画,而且在明日可以作为艺术品而保留。”[2]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著名书画大师赖少其。1932年赖少其考入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当时他的班主任是李桦。在李桦的带动下,早就对下层人们生活寄予深切同情的赖少其,与同班有抱负的青年一起,成立了表现社会、人生的“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他刻的抗战门神,是典型的既具有大众化又具有民族形式的艺术作品,由行营印发,颇得好评。在1939年春节被大量印刷,被贴在桂林的千家万户中,营造了匹夫有责的抗战气氛。在赖少其的推动带领下,李桦和温涛也相继在1940年各创作了以抗战门神为题材的木刻,在当时的湖南《开明日报》印刷出版。这些都为抗战的胜利做好了广泛的群众宣传,无论是形式与内容题材创作,都很新颖,有力度,真正达到为抗战宣传服务要求,从而获得民众普遍认可。

此外,还有很多是广西本土的木刻家,如宣海松,广西苍梧县人,1942年毕业后即参加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美术部,在此期间创作了不少反映抗战的木刻,主要有:《去吧,孩子》《游击队员》《敌人在那边》,等等。陈更新,广西贺县人,中学时在家乡参加漫画木刻创作,宣传抗日。后至桂林,代表作有《敌机轰炸后》等。阳建德,广西桂林市人,他从事街头抗日画报绘画工作,并且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主要版画作品有:《漓江造桥》《胜利的启示》《出发》《收获》等。有很多木刻家们有的还出了个人的作品集,如野夫的小品木刻《点缀集》、龙廷坝的《克敌》、余所亚的《木刻新选》,等等,这些都为宣传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桂林文化城美术刊物上的木刻作品

桂林木刻工作者以全国木协为活动中心,团结美术界人士,开展了大量的救亡宣传活动。如出版美术刊物,发挥木刻的作用。据史料初步统计,在这六年间,在桂林出版的美术刊物就有十几种,下面介绍几种影响较大的。

1、《救亡木刻》是《救亡日报》(桂林版)的美术副刊,占《救亡日报》整个第四版,八开。由漫画科目社主办,赖少其主编。《救亡木刻》的内容,主要是木刻作品、理论文章和全国的漫画木刻信息。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里面收集了多位木刻家的作品。其中有强烈控斥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罪行的,如李桦的《血的舞蹈》,赖少其的木刻组画《母与子》,钟慧若的《劫后》,等等。还有表现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精神的,如赖少其的《东北同胞的怒吼》,刘建庵、赖少其等作的《誓死不做亡国奴》等。

2、《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半月刊,由桂林工作与学习漫木杂志社出版,赖少其主编。于1939年4月创刊,共出6期。《漫画与木刻》分为文字版和图画版两部分。文字版主要刊登关于漫画木刻理论知识。其中有赖少其的《艺术家与艺术》《木刻常识》,李桦的《三角刀的使用法》,等等,这些对于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木刻工作者提高创作技巧和欣赏能力,大有裨益。图画版方面能紧密配合形势的需要。有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抗争的革命精神的,如赖少其的连环木刻《大地的咆哮》,周令钊、刘建庵的木刻《民族解放的开端》;有号召人们奋起战斗、坚信抗战必胜的,如周令钊的《要抗战到底》、刘元的《胜利的笑》。

3、《木艺》,月刊,全国木协编辑出版,新知书店经售。1940年12月创刊,1941年1月因皖南事变发生而停刊,共出两期。内容分为木刻艺术理论和木刻作品。理论文章主要有周钢鸣的《对木刻的希望》,李桦的《绘画上的现实主义史的研究》、刘建庵的《对当前木运的几点意见》,等等,其中《对木刻的希望》一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在扶植、培养我国木刻创作队伍的巨大贡献。该刊的木刻作品富有战斗性和时代信息,艺术技巧也比抗战前期进步许多。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达到了比较完整的统一。主要有黄新波的《血衣》《捧血者》《中国与中国人民》、刘建庵的《永生的灵魂》《马蹄声》、陈仲纲的《负重》《秋收》,这些作品都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斗争情景,讴歌了万众一心抗敌,敌人的末日必将来临,给人民群众以鼓舞和力量。

此外,还有战时艺术半月刊社出版的《战时艺术》、音乐与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漫画专刊》、艺术新闻出版社出版的《艺术新闻》等等,以上列举的都是比较进步的美术刊物和漫木专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对于指导和推动桂林抗战木刻版画的发展,宣传抗日,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文化城木刻团体及其举办的展览

1、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38年6月12日于汉口成立,1938年武汉沦陷后,是年底,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成立,由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负责。办事处成立后,即举办全国性的木刻作品展览会,展出作品三百多幅,开幕不久即遭敌机轰炸。接着,又搜出作品一百多幅,于1939年2月19日至21日,在桂林市中心十字街口展出。10月19日,正值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鲁迅纪念木刻展》在桂林乐群社礼堂举行,共展出作品三百多幅,连展5天。4月21日在桂林乐群社礼堂举办《木刻十年纪念展览会》,共展出作品四百九十二幅,还有十年来木刻运动的文献、史料等一百四十多件。之后,又先后主办了《中国木刻十年流动展》《全国木刻展览会》《街头木刻展览》等画展。这些画展使得桂林的木刻版画得到迅速的发展。

2、广西版画研究会于1936年由钟惠若、李漫涛、沙飞等发起成立。直属乐群社文化部领导,是年七月,邀请李桦到桂林主持木刻讲座,共三个星期,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并为李桦个人举办画展,出版专刊,推动了桂林的木刻创作活动。

3、中国木刻研究会桂林分会。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重庆被非法解散,为了领导、推动国统区的木刻创作活动,1942年1月,由王琦、刃锋、陈烟桥等发起在重庆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远在桂林的刘建庵被任选为理事。2月,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桂林分会。10月,桂林分会在桂林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展出作品一百三十多幅。1943年元旦,协助中国木刻研究会、西南木艺合作社在桂林举办《联合木刻画展》。10月在桂林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展出作品二百六十幅。还有很多木刻团体举办的各种展览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来,木刻团体和木刻家们举办的这些展览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发挥了木刻版画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时,也推进了木刻艺木自身的向前发展。

桂林抗战木刻版画为中国木刻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新兴木刻人才,为木刻版画的发展注入了一大批新鲜血液。桂林木刻界与外国艺术界的各种交流活动,不仅增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同时也为团结世界其他国家反法西斯的侵略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中国的木刻版画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艾青《记李桦个人战地素描展》,载《广西日报》,1939年6月

纪念抗战70周年征文：抗战小故事 第5篇

母亲的娘家马回台，是全县最大的村子，有几千人。

母亲刚记事的时候，我的曾外祖父在村中央十字街口开着一间很大的杂货铺，家里又种着二百多亩地，在村里是富户。他家的砖房子在地势最高的十字街西南角连成一片。房子很高，房顶四周垒了半人高的垛口，如果碰到强盗发难，家里人和长工可以从房子里搭梯子上到房顶，躲在垛口后用火枪向下射击，或往下扔土制炸弹。

日本人占领华北后，到处设据点。马回台紧靠一条从北平通到河南去的大马路，日本人就在马路和村子之间修了炮楼。隔三差五的汉奸就带着日本兵到村里活动，和老百姓索要粮食财物。曾外祖父的杂货铺让日本人抢了几次，只好关门不干了。

有年夏天，傍黑的时候，五六个日本兵由汉奸领着闯进曾外祖父住的院子里，刺刀上挑着七八只鸡。汉奸让曾外祖父老两口在院子里支上锅把鸡炖了。老人心里害怕，赶紧张罗桌子板凳烟酒茶。鸡在大锅里炖着，日本兵坐在桌旁叽里咕噜说笑。突然，有个日本兵向两位老人哇哇乱叫起来，汉奸赶紧过来说，火太慢了，日本人等不及。这时候，那个日本兵径直往屋里走去，一会儿手里拎了两块柜板出来扔到地上，曾外祖父明白他的意思，赶紧找斧子把柜板劈了放进火里。过会儿，又有个日本兵往屋里走去，出来时手里抓着一把被子里的棉絮，径直去了茅厕。

鸡还没炖好，一个汉奸跑进院子，和日本兵嘀咕了几句，这些人马上紧张起来，赶紧戴起头盔背起枪，把鸡捞出来装进袋子，然后慌慌张张地往外跑去。

曾外祖父吓得大病一场。

那年腊月二十八，姥姥领着我的母亲和舅舅去赶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集市就在村边上，天气很冷，人们都哈着长长的白气。集上人山人海，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熟人打招呼声，大人喊叫孩子声，好不热闹。

快到中午，姥姥买好年货准备带母亲和舅舅回家。刚走到集市边上，忽然象炸了营一样，集市中心的人们喊叫着，惊慌地向外涌。集边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随着冲出来的人流四下里奔窜。姥姥是小脚，等带着两个孩子跑回家，裹脚布都散开了，母亲跌破了手，舅舅鞋子掉了一只。到了下午，曾外祖父过来说，是刘村的刘四麻子被打死了，子弹打在脑袋上。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十字街贴着张告示，说刘四麻子就是当汉奸的下场，云云。具名是：县武工大队。

又一年的秋天，中午时分，姥姥赶着牛车拉了一车高粱回家(这时候姥爷已去世几年，姥姥已分家单过)，刚卸完车回到屋子里，忽然从十字街传来一阵“叭叭”“哒哒”的枪声，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叽里哇啦的叫喊声，一伙日本兵冲进院子里，架上梯子爬到房上去，接着就听到屋顶上哒哒的机关枪响。姥姥吓得把母亲和舅舅搂在怀里趴在炕下边,听到子弹在风里嗖嗖地响。枪声一直响了好长时间，后来终于停下来，就又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终于静下来，姥姥搂着孩子坐在地上，这时候门帘一挑，进来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四下看了看，嘴里咕噜了几句扭头走了，姥姥几乎吓晕过去。又过了好长时间，姥姥战战兢兢地来到院子，发现梯子是邻居家的，上面有好多血，院子里也滴了不少血，房檐上有许多弹孔，流水瓦打碎了三片。

第二天邻居来搬梯子，和姥姥说：“昨天八路跟日本人开火了，把日本人打了。”

抗战文化 第6篇

7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

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汉奸现象”，彻底扫除美化汉奸的雾霭，对于培塑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巨大精神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沉渣泛起

——民族抗战中的一股历史逆流

“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据清人《汉奸辨》云，“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个出产汉奸的历史。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的屡屡得手，“汉奸现象”的历史沉渣泛起滔滔浊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纷纷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

然而，汉奸余孽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

国家之耻

——汉奸资敌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

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

后唐时期，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让中原门户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

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绝不能重演！

岂容“翻案”

——把汉奸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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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重要需求”“出于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这完全是一种为汉奸张目的歪理。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行为准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面前，“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汉奸们的这种“苟活”还有一点良知和尊严吗？

倘若按照上述“汉奸理论”行事，活着就是“最重要需求”，为国捐躯倒成了“傻老冒”，中国人还能站起来吗？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其二，有人公开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

这种论调可谓荒唐至极。作为十八九世纪帝国主义的产物，“殖民”一问世，就是带着血腥和掠夺印记的东西。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种没有一点正义感的虚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背叛同胞，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能在历史上起到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何谈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国绝不能成为仰帝国主义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愤懑的是，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公然为汉奸翻案的言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线。汉奸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卖国贼。不论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打着什么华丽旗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面对所谓“和运”“保民”“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称，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该提案时脸色发白。

英雄岂容亵渎，汉奸岂容美化。历史验证了一条真理：凡是出卖祖国，甘当汉奸走狗的民族败类，最终绝无好下场。汉奸们的叛国罪行，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汉奸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一种社会赘瘤，“汉奸现象”应时而生、应时而灭，而我们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同“汉奸现象”作斗争正未有穷期！

抗战文化 第7篇

一、始终坚持科学合理的开发原则

解剖、分析、筛选、吸收和重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别的遗存,并对历史文化进行继承、延续、升华及再造的过程,即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从这一点来看,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是开发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和归宿共同的要求。

(一)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大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

要做好保护和修缮历史文化资源的工作,绝对不能为了获取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破坏,这种为了自身发展而牺牲后代人利益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对于河北抗战文化资源的开发,其前提和取舍标准是必须保护河北历史文化名省。为此,对文化资源的破坏性开发是必须要杜绝的。

(二)对文化的特色进行突出,将历史景观的优势进行充分的发挥。

河北具有丰富的河北抗战文化资源,但是因为其产生在相同的时代,因此雷同的问题在开发时很容易出现,对于这个问题,开发者必须要做到足够的重视。在开发这些资源时,要对资源的内在文化内涵进行充分的发掘,对其个性特色进行突出,确定个性化的主题。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文化遗址内涵丰富,但是如果不能借助辅助的措施使其内在资源得到外化,那么人们很难真正接近它。实际的开发过程中,绝非是对其进行简单的修整,而是要注重其品味的提升,为其配备专门的解说、良好的周边环境和配套的软环境,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资源优势才能更好地转化为景观优势。

二、建立切实有效的开发保障体系

为了顺利地开展抗战文化资源的开发工作,就一定要借助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的引入来推动,以切实有效的手段对政策、资金的保障机制进行强化。

(一)由于河北在抗战文化资源方面的地位比较特殊,因此河北应对文物资源开发的新模式进行积极的探索,为了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投资者,可提供更加灵活、宽松的政策,以吸引大规模的投资来对一些重大文物资源进行开发。

同时,应最大限度地使审批手续得到简化,对政策的界限进行严格的明确,以为实际操作提供方便,使得资源开发建设的进度得到切实的加快。在这方面,河北与美国取得合作,对其史迪威将军旧居进行保护与开发,与韩国实现合作,对其临时政府遗址进行保护与开发等,可以说在这一方面河北有了一定的经验,也获得了一些成绩,然而着眼于总体,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在抗战文物资源较为集中,并且具有较好的开发利用条件的地区确定1-2个开发综合试点,给予政策、资金的优惠,率先对其进行发展,探索积累经验,以实现点带面的效果,促进全市抗战文化资源的良好开发。

同时,针对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优惠政策,以为其开发利用提供支持。例如,文物资源开发项目其前3-5年的企业所得税免征;政府给予适当的贴息贷款,以扶持重大文物资源的开发。

(三)激发全社会关注。

采取多样的形式以增强投资力度,例如发行股票、债券等,特别要做好招商引资的工作,可以采用独资、合资开发或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吸引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港澳台地区和外商资金的投入,同时也要注重对于先进开发、管理经验的引入。对于资本的运作而言,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切实实行股份制形式,使投资者监督和约束投资取向、企业经营及投资效益的能力得到强化,进而使建设资金筹集、管理、运营畅通高效的运作机制得以形成。

摘要：在河北的历史文化名城中,代表性最强、价值最高的资源当数抗战文化资源。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极少数的革命文化资源受到了关注,除此之外,人们并没有给予宝贵的抗战文化资源应有的重视,保护及开发工作出现严重滞后的现象。缺乏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开发规划和专门的保护,抗战文化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仅以革命遗址遗迹为保护与开发的重点,并且保护与开发的数量少,范围小,类型单一,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河北抗战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所面临的。为了能够对河北抗战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就需要对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做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对资源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并对其保护分级进行确定,进而使河北抗战文化保护区得以建立。为了对河北抗战文化资源进行更好的开发,就需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开发规划,进而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开发保障体系。

抗战文化 第8篇

追溯历史, 1938年1月11日, 《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其后, 它在武汉公开发行了9个月。这一年的10月25日, 其迁至重庆, 1947年2月28日被迫停刊于重庆。

在武汉的九个月里,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机关报, 是名副其实的舆论主战场。它的报道内容, 不仅宣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方针政策, 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 以及大力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同时, 《新华日报》也有来自战地的一线报道, 在第一时间报道的同时, 也真实展现了我国军民在前线奋勇抗敌的光辉业绩。

可以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 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喉舌, 吹响了抗日的号角, 是抗日战争时期先进文化的集中代表, 也是抗战时期的真理之窗。

1938年4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了《新华日报》的舆论核心地位, 其要求每个党员都要通过认真阅读《新华日报》, 及时知晓党的新思想、新方针和新政策。事实证明, 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和广大党员的全力帮助下, 报纸很好地发挥了党报的作用, 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引导。

论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 其有以下三点影响, 值得留存:

一、它客观公正地发表了各种观点和理念, 让人民群众知晓真相, 清晰把握住时事的实质与要害

抗战时期, 《新华日报》面临特殊形势, 一方面, 国民党拥有强大的宣传机构和舆论传播网络, 在当时的国统区占领着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 国民党凭借着这一优势不停地散布关于中共的各种谣言、污蔑, 给我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此时, 作为我党的舆论主战场, 新闻宣传的重要性, 除了报道真相外, 还需让敌人的谣言被攻破, 扭转舆论形势。面对这样的困境, 《新华日报》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地开展各种舆论宣传, 让国民党的谣言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在这一特定的舆论时期, 其以事实为基础, 发回前方战场的报道。从1939年2月起, 《新华日报》就对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作了全面的持续报道, 也是早期的战地新闻, 带回一手的鲜活信息, 其先后发表了《一年来的新四军》《陈毅将军访问记》等文章, 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抗战业绩以及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及时和准确的报道。

1940年夏,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打响, 《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上百篇报道, 对战果、战局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谬论。八路军的军威, 迅速得到提升。

二、及时准确地刊登、宣传马恩列斯主义以及中共重要领导人的著作及指导思想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 不仅积极地宣传了马列主义, 同时还为抗战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新华日报在武汉期间, 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青年的学习问题》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等数十篇经典著作, 在文化界掀起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此外, 针对我党主要领导人以及高级指挥员的文章、讲演, 其长期进行报道, 在热点问题爆发时, 及时以高级指挥官与记者的谈话等形式传播真相。

1938年2月9日, 《新华日报》发表了朱德的《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2月11日, 《新华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与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此外, 《新华日报》还刊登了除毛泽东朱德以外,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大量文章和讲话, 如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等。这些报道的刊登, 既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立场及态度, 又加深了当时国统区人民对我党的理解与信任, 充分发挥了党的喉舌作用。

三、大胆尝试创新, 增设读者信箱, 充分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

《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机关报, 始终秉承着我党以“群众路线”为主的优良作风——重视读者。在报刊创刊之初, 它便优先地设置了“读者信箱”这一专栏节目。《新华日报》的编辑吴敏在创刊号上发表名为《我们的信箱》的一文中提到, “希望每一个读者都是《新华日报》的作者”。其用途, 专门用作登载读者的来信, 反映群众呼声, 并针对性地就读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最终, 在吴敏刊登的文章的号召之下, 广大读者纷纷来信, 有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以求解答, 也有叙述个人的见闻抒发感想。这个专栏火了, 对于这些来信, “读者信箱”尽量进行登载, 有组数据显示, 《新华日报》从报纸创刊的1月11日起, 在随后的短短7个月时间里, 该专栏先后登载了读者来信达105封。

这些读者的来信主要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态度, 从个人的日常生活, 学习, 家庭, 救国救亡工作到有关抗战建国大计的理论策略, 无不涉及。在这些来信中, 绝大多数的来信都是针对如何扫除抗日障碍这一问题展开的。对于一些读者提出的问题, 编者在报刊上会逐一进行公开回复。在当年, 编者的答复独树一帜, 并且不落俗套, 一时间, 让该专栏成为广大读者喜爱阅读的一栏。

1949年4月, 《新华日报》在南京复刊, 195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刊。2001年9月28日, 经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省委、省政府研究, 以新华日报为主报的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正式组建。至今延续着抗战时期, 舆论宣传报道的主要思想和作风。

摘要：《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大型机关报, 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 是党取得政权前出版时间最长、公开战斗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唯一的报纸。在武汉, 新华日报仅仅发行了九个多月, 但广大的“新华军”却克服了报纸初创时期的诸多困难。在武汉九个多月时间里, 高举团结救国、持久抗战的旗帜, 深刻体现了新闻报道不仅能够反映社会舆论, 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 《新华日报》始终保持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正确方针, 以中华人民民族利益为出发点, 以宣传抗日为己任, 在国统区进行了积极的并且正面的宣传。不仅如此, 《新华日报》的报道广泛并且深入, 强力又有效地做好了舆论引导工作, 成功地成为了当时党和人民的喉舌, 吹响了抗日的号角。《新华日报》成为抗战初期先进文化的集中代表, 也同时为我国和我党在新闻事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关键词：新华日报,抗日战争,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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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二卷)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638.

[4]唐正芒.论《新华日报》的抗日宣传[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 (5) .

[5]新华日报[N].1940-1-14.

[6]石西民.报人生活杂忆[M].重庆出版社, 1991:62.

抗战文化 第9篇

教育建筑对人才培养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其文化品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人才的素质和品性。决定教育环境的核心因素不只是实用功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筑传达文化的隐性内涵。教育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对话,是空间与功能的完美结合,是诗意的象征,是情感与美感的体现,是人生哲理与传统美德的有机组合。

抗战时期,大部分学校内迁到重庆,全国教育中心由东向西大转移,重庆成为全国教育中心,文化教育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新建建筑主要依靠重庆各级行政机关的赞助,大都为重庆本上建筑风格,既具传统建筑文化之精髓,亦有传统民居的特色。

少量新建的教育建筑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出现了重实用功能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南开中学。南开校门采用4根方柱构成,主体建筑多为灰砖红缝、模仿现代主义的平屋顶,整个校园显得清新、简洁、宁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建筑简约实用的折中风格。

抗战时期重庆教育建筑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教育机构沿用或改造旧书院、寺庙、祠堂等作为办学场所,因此西方建筑符号的介入程度普遍不高,客观上使得近代文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二、教育建筑规划选址充分利用山、水、弯、坪、坝等自然要素,构筑了教育建筑的理想环境,构成各种不同的校园环境,具有明显的本土建筑风格。三、一部分教育建筑在延续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根系的同时,受到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在这两种力量的交融与碰撞中,出现了少量中西结合式建筑,最典型的是北碚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整体建筑坐东朝西,面向嘉陵江。在牌坊式校门之内,以登辉堂为基准,相伯图书馆、寒冰馆、新闻馆等依照地形一字排开。现今保存完好的登辉堂是复旦大学西迁后的标志性建筑,为砖木混合结构,以条石为基础,上筑青砖墙体,人字屋架上承圆或方檩,上盖小青瓦,属于典型的“折中式”建筑。同样也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西方现代建筑”发展时期修建的中西结合式建筑,是西方现代建筑与重庆本土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其建筑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四、抗战时“文化四坝”中的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均在重庆,成为内迁学校聚集的地方,为抗战的最后成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持。

对抗战时期重庆教育建筑的样式、建筑美学进行梳理和研究,进而认识抗战时期教育建筑艺术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不仅有利于对重庆抗战时期建筑美学进行广泛而系统的研究,对今日规划、保护与利用抗战时期的建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还可以为现代教育建筑的规划建设提供良好的启示。

重庆在抗战时期修建的教育建筑已不再以传统干栏式建筑为主,而是大量采用中西结合的建造方法,在建造方式和建筑材料上都较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传统的木质梁架承重体系,此时已转变成砖墙、砖柱与木梁架结合共同承重的方式,住宅坡屋顶也改成西式桁架坡屋顶,而不再使用传统穿斗结构。这种当时被称为“洋房子”的建筑不仅建筑造价低,而且易于施工,建设速度快,适应了当时急需教育建筑的要求。在这些建筑中,砖已从传统建筑中的墙体材料变成了主要的竖向承重材料,当时因其产量少而价格高,所以没有出现大量的砖墙承重建筑,而是改以承重砖柱代替。在材料、技术与艺术装饰上,近代建筑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教育机构高速扩展的今天,这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正确对待近代建筑文化遗产。

比较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建筑与当代教育建筑,我们不难看出一些问题,得到一些启示。从建筑单体看,现今不少教育建筑在设计上缺乏建筑文化与审美追求,其空间造型、立面处理、色调与质感等,大都庸俗乏味。从建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角度来分析,校园建筑的规划与建设缺乏整体性,同时也缺乏多样性。长期以来,国内教育建筑大量采用西方建筑样式,只追求现代潮流,缺乏本土文化意识,实际上丧失了教育建筑作用于人的文化主体性。诚如黑格尔所言,建筑要向人揭示一个普遍意义,除了要表现这种较高的意义之外别无目的。它是一种普遍意义的暗示,是重要思想的象征符号,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象征,对国民精神来说,它还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也是中西建筑形式碰撞与融合的过程,抗战时期重庆折衷式教育建筑的产生及发展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并具有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发展演变的时段性、建筑形式的多样性、建筑材料的近代化等特点。这种建筑形式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建筑民族性与西方建筑实用性之间的矛盾,并对中国现代的“民族复兴式”建筑及当代许多折衷式建筑产生了影响。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旋律,也同样构成了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的主旋律,折衷式教育建筑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体现。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建筑,不难发现,这些建筑中蕴含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传统特色是现代民族建筑的个性,现代消融在传统之中,传统应在现代中得到升华,建筑美学应体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

抗战文化 第10篇

关键词：抗战,影视剧,文化价值观,构建路径

作为历史题材影视剧,本该顺应宏大艺术形态和民族大义的话语需求,然而近几年来的“抗战”神剧的出现,在商业化和利益的不断驱使下,以其偏离事实的故事情节和天马行空的胡乱嫁接成为了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产物。2016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一则关于《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进一步整治抗战“神剧”“雷剧”,对出现问题的制作、播出机构作出相应处理。重建“抗战”题材影视剧的价值取向,不仅需要加大审查力度,更要提高受众品味,加强影视剧创作者的职业素养和业务素质建设,坚持艺术的“二为”方针。

一、宣扬辩证的历史价值观与道德立场

抗战神剧的出现是艺术工作者普遍缺乏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扎实的史料考究的结果,剧中所宣扬的错误价值观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作品的传播编码失真,其社会意义也荡然无存。形而上学历史观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创作者对于真实历史的认知缺乏,肆意丑化、弱化对手,游戏化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让民众沉浸在虚幻的、自我编织的梦寐中,面对重大的历史题材过度的消费化,娱乐化,缺少基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信仰。

任何艺术虚构都不应当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必须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题材影视剧虽然不可能没有虚构的成分,但是要以不伤害真实的历史为前提,既要给民众带来极大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又要避免自我膨胀,把握好真实历史与艺术历史,区分好艺术虚构和艺术虚无,在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

不仅如此,文艺工作者对于创作偏差的反思,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也是很有必要的。故事铺陈罔顾历史真实,战略战术违背军事常识,人物关系脱离战争主线,创作者不洞悉历史,不观察生活,不了解战争,不进行调研,任意的胡编乱造和凭空嫁接有悖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因此,要加强对于剧作创作团队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的教育与管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抗战神剧的大肆传播,而国家的软实力输出更离不开文艺工作者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和积极解读。

二、引导正确的受众鉴别力与审美取向

美国社会学者所E·卡茨所提出的受众效果“使用与满足”理论,深刻的揭示了受众在选择大众媒介时的盲目性和“仪式化”,过分强调个人的情感喜好与心理因素。重要的是,受众鉴别能力和审美取向也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倾向。受众品味的低俗化,不断的导致影视作品的过分娱乐化,来满足观众的胃口。在长期的教育缺失下,民众缺乏正确的历史观,在情感上过分偏激,也为无脑影视剧的产生创造了土壤。

日本传播学者中野牧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一书中曾经形象的把那些注重自我意识,很容易收到大众传播影响的受众成为“容器人”。他们在接收影视剧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剧情所带来的视听感知,丧失了基本的明辨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模糊的意识和自我梦寐下绝望的催眠。

因此,我们首先要加强国民的基础性文化教育,明辨正确的是非观和历史观,尊重知识,尊重真相,以辩证的思维和敬畏的态度正视历史。其次,培养正直的民族认同感,摈弃狭隘的民粹主义,对于日本国民特质,尤其是军国主义余毒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反思中总结经验,不可“一刀切”,以偏概全,避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膨胀。再次,受众应自觉自知的提高自身品味和审美取向,重建正确的观影价值观念,广泛的涉猎该类题材的优秀作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加强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宣扬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的态度。

三、构建良性的产业环境与审查机制

在消费主义大肆横行的当今社会,对于意识形态的管控和利益的攫取是抗战影视剧生产的主要社会语境。抗战剧的产制同样要为社会政治权利和经济效益服务,这种创作过程不单单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所组织而成的符号编码,文化产品产业化,被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就要以市场逻辑作为依据。为了提高收视率,尽可能的让节目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符合受众内心的需求。

然而,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业逻辑绑架艺术存在的行为。抗战题材影视剧文化产业的增长突飞猛进,有目共睹,这种剧作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作品产业化的两个纬度中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艺术产品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被市场所掌控,在其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等方面就会毫无未来。因此,除了要建立良好的产业环境,加大地方电视台的战略性调整与改革,还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能简单的“唯票房论”,加强审查机制,限定该题材作品的市场准入,充当好传播“把关人”的角色,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四、结语

正确的影视作品文化价值观,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下,对于艺术作品的符号语言进行合理的定义,通过对于社会环境下民众教育缺失的修正,提高受众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正确的审美取向,坚持艺术的“二为”道路,弘扬正直的民族意识形态,确保今后主流影视剧作品创作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体系下进行,寻找到抗战题材影视剧文化价值观构建的正确方向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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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颖.新时期抗战题材影视剧娱乐化现象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4.

[3]白艳芳.影视剧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价值取向[D].太原理工大学,2014.

[4]侯亦菲.消费文化环境中抗日题材电视剧研究[D].新疆大学,2015.

致敬抗战英雄重走抗战路线 第11篇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各地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车企，比如东风裕隆就在近日启动了相应的公益活动，传播正能量，纳智捷与老兵在一起

近日，纳智捷在广州、上海和重庆等地开展致敬抗战英雄自驾活动，三城联动，致敬抗战英雄，重走抗战路线。

满满的正能量

第一站在广州启动。纳智捷公益车队由40位纳智捷车主及家属组成。集结完毕后车队首先前往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纪功碑，缅怀先烈。随后，车队沿当年抗战红色路线行进，拜访抗战老兵，聆听老兵革命史。最后，公益车队将纳智捷慰问抗战英雄的生活物资赠送给英雄们，车主们也赠送了自己的爱心礼品，来表达对英雄的崇高敬意。车主王先生表示，“非常感谢纳智捷组织的‘致敬抗战英雄，重走抗战路线’的公益活动，感觉身心接受了洗礼，满满的正能量。”

公益车队完成广州站公益活动后，将转战重庆和上海，继续致敬英雄。作为华系车品牌东风裕隆纳智捷，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抗战老兵的敬意。

感恩回馈 东风裕隆5年从未止步

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东风裕隆也时刻不忘履行一个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2013年，东风裕隆捐建的“华人智慧林”落户邓小平故里，伴随着“华人智慧林”的落成，由东风裕隆提供的纳智捷 大7 SUV也正式交付邓小平故里使用。此外东风裕隆还向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交付车辆，致力于两岸关系交流。鲁甸地震发生后，东风裕隆更是第一时间捐赠纳智捷 大7 SUV，用于灾后重建。

在关爱青少年及儿童发展领域，东风裕隆更是不遗余力，从旨在帮助贫困孩子无忧上学的“彩虹助学计划”、到圆寒门学子大学梦的“复兴学子励志自强助学计划”，从救助车祸致残儿童的“益路平安 东风救助车祸致

残儿童爱心大行动”、到携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捐赠公益用车活动。东风裕隆自成立以来始终秉着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弘扬社会美德的企业价值观，从未停歇公益的脚步。

对公益和社会责任的不懈坚持

作为海峡两岸首个以大中华自主品牌定位，并集整车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全价值链的汽车制造企业，东风裕隆纳智捷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除了依赖于其优质产品与贴心服务，更得益于其对社会公益事业的长期投入与支持，并由此积累下的良好企业公民形象。

对于东风裕隆来说，五年，是通向未来大道的微小起步。作为一家企业，东风裕隆在销量上取得大幅突破的同时，肩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也更加沉稳。在公益事业领域，东风裕隆尽力默默添上自己的一笔，感恩和回馈，东风裕隆从未止步！

抗战文化 第12篇

社会科学社团包括各级 (省、市、县和高校) 社会科学联合会和独立学会 (含协会、研究会, 以下简称学会) 两大部分, 其中又以学会为多数。本文重点探讨学会的发展与管理。

一、广西社科学会的基本状况

(一) 学会数量

据《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10》刊登的“自治区社科联团体会员通讯录”统计, 由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以下简称广西社科联) 管理的学会共有122个。

(二) 学会发展状况分类

各学会的发展状况差异很大。据广西社科联负责人在一次学会管理工作会议上的介绍, 这100多个学会, 其发展状况大体可分为先进、一般、较差三类, 大致各占三分之一, 略呈两头小、中间大状态。这是定性分析的表述语言。我们力求以数据说明问题, 经查找和辨析, 查找到以下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学术研究数据分析的要求, 作表1如下:

由表1可以看出, 属于一般状况的学会占大多数。

二、先进学会的工作情况

广西社科联每两年开展一次先进学会评选表彰活动。2010年3月, 广西社科联对36个学会予以先进学会表彰, 这36个学会是 (排名不分先后) :广西保险学会、广西教育学会、广西金融学会、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广西先进文化发展促进会、广西写作学会、广西人才学会、广西会计学会、广西钱币学会、广西酒店管理学会、广西学会学研究会、广西新闻摄影学会、广西检察官协会、广西伦理学学会、广西老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广西家庭教育研究会、广西比较经济学学会、广西律师协会、广西生产力学会、广西市场经济研究会、广西高等教育学会、广西税务学会、广西中国东盟文化研究会、广西宏观经济学会、广西财政学会、广西经济法学研究会、广西民联教育研究院、广西翻译协会、广西广播电视学会、广西领导科学研究会、广西审计学会、广西妇女理论研究会、广西图书馆学会、广西哲学学会、广西社会科学交流研究会、广西警察协会。

为了了解做好学会管理工作的具体内容, 我们选取2004～2009年连续三届获得广西社科联先进学会表彰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作个案分析, 其工作内容和特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一) 学会活动正常开展

学会活动正常开展的具体表现是:学术活动多, 形式多样, 发表成果多。

一是学术活动多。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每年都开展活动, 基本做到每年召开学术研讨会或参与协办学术会议。2001年12月第三届理事会和2006年12月第四届理事会成立以来, 共主办8次学术研讨会、协办4次学术会议, 组织3次抗战 (二战) 遗址考察活动。 (1)

二是形式多样。包括主办召开学术会议, 组织科普讲座, 组织会员开展课题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著作, 开展抗战遗址田野考察, 编印会刊, 参与策划抗战纪念展馆布展和电视剧制作, 等等。

三是发表成果多。由于学会积极组织会员参与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 并编辑论文集或学术年刊出版, 因而会员每年都发表不少学术成果。表2为2000年以来编著出版的学术著作, 大体可以看出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成果数量。

(二) 学术成果质量好, 获奖多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认真组织会员开展各项学术活动, 完成多项重要科研项目, 学术成果质量较高, 在多次广西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得较好的成绩。具体情况如下:

第二届: (1984～1986年) 三等奖:《桂林文化城史话》, 作者:魏华龄等。

第三届: (1987～1990年) 二等奖:《桂林文化大事记》, 作者:刘寿保等。

第四届: (1991～1993年) 二等奖:《桂林文化城大全文学卷小说分卷》, 编者:雷锐;三等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作者:魏华龄等。

第五届: (1994～1996年) 二等奖:《桂林抗战文化史》, 作者: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

第六届: (1997～1999年) 二等奖:《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 作者:刘泰隆。

第七届: (2000～2002年) 二等奖:《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 作者:唐凌。

第十一届: (2008～2009) 二等奖:《论新中国剧社的管理智慧》, 作者:李江。

在2010年第十一次广西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的学者共获得二等奖7项, 他们是:会长李建平 (与黄海云等合作) 、副会长邓群 (与盘福东合作) 、副会长李江、副会长唐凌、会员覃振锋、黄海云、何成学分别获得二等奖, 获三等奖2项:副会长黄晓娟、秘书长王建平各1项, 成绩十分显著。

(三) 学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良好影响

经过多年的努力,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组织开展的以桂林抗战文化为中心的抗战文化研究, 已经取得出版30多部著作 (论文集) , 发表论文400多篇, 共计达1000多万字的学术成果。目前,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已成为广西社科联在《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03》里肯定的6个“研究成绩较为突出, 引起国内同行的重视” (1) 的广西特色学科 (项目) 之一 (即:太平天国史、中法战争史、壮学、瑶学、印度支那、桂林抗战文化) , 并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界有较好声誉和较大影响。1998年,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章绍嗣在论文《抗战文艺研究回眸60年》 (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里评论说:“自1988年后, 全国的抗战文艺研究势头减弱”, 而“广西取得了显著成绩”, 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对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重要肯定。2006年, 湖北省江汉大学邓正兵教授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 (2) 一书发表的论文《近十年来抗战文化研究述评》中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 学术界对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近十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 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 出版了著作10余本, 近年来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化”, 文章还直接肯定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及其对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的积极作用:“目前, 专门研究抗战文化的学术团体不多,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等机构对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湖南学者、湘潭大学教授唐正芒在论文《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述评》中也说:“当年抗战文化繁荣活跃的桂林, 今天出现了同样繁荣活跃的抗战文化研究。从地区来说, 当今研究抗战文化成果最多、影响最大、最为热烈而又历久不衰的大概首数桂林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 其研究成果已引起了中外学界的瞩目。” (3) 这些评价, 充分显示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和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四) 学会管理严格规范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自本届理事会成立以来, 建立了严格的学会管理制度, 包括学会章程审查制度、会议制度、财务制度、学术管理制度、会刊编辑制度、日常管理制度等。具体内容包括:每年召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每年举行不少于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或学术考察活动, 每年出版公开书号的学术文集或学刊一本, 每年编印信息交流的内部会刊一本, 等等。学会自在广西区民政厅登记以来的15年里, 每届理事会都正常按规定年限换届改选, 每年正常通过财务审计和广西区民政厅的年度检查。在2000～2011年的12年中,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参与广西广西社科联举行的六届先进学会评选活动, 先后5次获得先进学会表彰 (缺2002～2003年) 。

三、在发展中推进学科发展和学会管理

通过对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工作开展情况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促进学会工作、搞好学会管理的一些启示。

(一) 学会领导机构坚实有力, 团结会员共同开展工作

学会不是行政机构, 没有硬的管理制度, 开展学会工作, 靠的是一个坚实有力的领导班子, 能凝聚人心, 号召并带领大家一起开展活动。一些学会为什么开展活动很困难, 主要就是领导核心不能凝聚会员力量, 大家不齐心, 只有一二个人在那里苦苦支撑, 勉强维持学会的存在。抗战文化研究会的生存经验就是学会领导班子很齐心, 有事大家商量, 大家一起做, 召之即来, 来之有办法, 能够把学会的工作不断推进。例如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11人, 来自区直、桂林、柳州三方面。各位会长都热心学会活动, 认真承担工作责任, 积极完成学会工作任务;2005年和2008年学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就是分别在柳州和桂林由分管副会长在当地筹备并主持召开的。2011年,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参与广西电视台摄制五集电视专题片《方舟桂林抗战文化城纪实》时, 也是由南宁 (自治区直属单位) 和桂林两地的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通力合作, 共同协助广西电视台完成策划、撰稿和实地拍摄等项工作的。

(二) 创新学术理念和研究领域, 在发展中求生存

抗战文化研究属于历史学科范畴,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初的工作材料是民国时期的旧书旧报和档案馆里的旧档案。自1979年广西学者开展此项研究以来, 30多年来, 不少次有人问到:你们的研究搞得差不多了吧?对抗战文化研究能否持续开展表示怀疑。事实证明, 以桂林抗战文化活动为中心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 30多年了仍能保持持续的学术活力, 一个重要原因是由狭隘的学术领地跳出, 向广阔的学术新天地拓展, 形成了由文艺到文化的拓展、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化, 实现了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推进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广西学者从事广西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课题连续五年在国家社科基金获得立项, 即: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及其成因研究》 (06xzw007) 立项, 2007年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商娜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广西新闻出版事业研究》 (07bxw005) 立项, 2008年广西师范学院新闻学院靖鸣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 (08BXW003) 立项, 2009年广西社会科学院李建平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桂林抗战艺术史》 (09BA008) 立项, 2010年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徐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桂林进步报人群体新闻活动研究》 (新闻学48号) 立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最初主要是文学界人士在工作, 经过30多年的努力, 目前已形成了集文学、艺术、文化、新闻出版、党史、地方史、教育、图书馆等众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局面, 吸引了上述各学科的大量学者参与活动, 许多跨学科成果在产生, 许多新研究领域在出现, 学会的活动因而丰富多彩, 工作持续保持着活力。

(三) 结合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开展学术研究, 推进研究方向向应用研究转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需求的加大和抗战文化研究的深入,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工作正在发生一定的转变, 在由书斋扩展到田野, 由文本扩展到图象, 由历史拓展到现实。2002年9月,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在桂林举办广西抗战文化资源调查与开发研讨会、2004年12月在南宁举办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与文化资源开发研讨会, 两次会议都提出了要紧密联系社会发展的需求、扩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式、推出新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要求。例如该会会长李建平在2004年12月28日召开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与文化资源开发研讨会”开幕词中说:“会议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研讨:广西抗战文化图片资料的收集与出版研究、抗战文化史实与电视剧创作、抗战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红色旅游线路的设计、广西抗战文化网站的建设与信息化时代的传播策略, 等等” (1) 。这是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在开展桂林和广西抗战文化研究20多年来, 在收集大量史料和出版多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探讨抗战文化研究成果如何转化和抗战文化资源如何开发而提出的四个思路。其中, 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与红色旅游结合和如何进入影视剧创作的问题, 进入了广西文化人的考察与研究之中。以后,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在这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其标志一是抗战文化遗产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纳入广西旅游发展规划, 抗战文化研究与广西红色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标志二是2008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完成了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广西抗战文化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及其项目设计研究》;标志三是2005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 2008年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联合编著《丰碑:桂林抗战纪实文物史料图集》, 这两本由几百幅图片和几十万文字组成的抗战文化研究著作, 是将档案资料与田野调查成果、将历史图象与现实场景、将学术研究与摄影艺术和数码技术结合起来的产物。它以彩色的品相和现实文化遗产的定位, 构成了独特的内质和品格;标志四是2011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整体参加了广西电视台五集电视专题片《方舟桂林抗战文化城纪实》的策划、撰稿等工作。以上几项成果是该会推进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需求相结合、实现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化并扩张社会影响的初步收获。

(四) 学会的发展与会员的发展相结合, 为会员的发展搭建活动平台

学会的发展, 是以学科的发展和会员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 要保持学会的活力, 搞好学会的管理, 要把学会的发展与会员的发展相结合。学术的工作要落实到出成果、出效益上, 要为会员搭建活动的平台, 使他们热心参加学会活动, 取得了学术研究的实效, 也为社会奉献出看得见、留得下的东西。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在20世纪90年代时编撰出版《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1-8集, 新世纪以来又编撰出版《抗战文化研究》1-5辑, 组织会员共同编著《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 (续) 》《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等著作, 为会员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发表成果的园地, 为学科建设和社会科学园地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学术建树, 为广西的特色研究做出了一些贡献。现又在组织部分会员完成《桂林抗战艺术史》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五) 推进学科建设走向学术前沿

在20世纪80～90年代, 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为中心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开始在国内部分地区主要是南方地区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但学术影响力依然有限, 不能影响到学科的中枢。新世纪以来, 特别是2006年12月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以来, 学会大力推动学科建设, 重视学术研究质量和层次的提高, 重视研究成果的对外交流和传播, 推动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走上国内学术前沿, 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其标志是: (1)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重要项目, 2006年起连续五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2)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会刊《抗战文化研究》自2007年创刊以来, 连续5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一期, 在国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成为国内抗战史研究界有相当号召力、影响力的重要期刊, 每期都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十余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专家学者发表最新学术成果 (1) , 在学术界同行中被视为具有核心期刊的地位; (3) 《抗战文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已收到并发表了日本、加拿大、台湾等国外和境外学者的来稿多篇;《抗战文化研究》电子版通过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2009年版征订到订户2920家, 其中海外订户558家, 大陆订户2362家, 2010年版订户3111家。有关2009年中国大陆和海外两大类地区的部分典型用户情况见表3:

目前, 《抗战文化研究》已进入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俄罗斯国家人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级高校和日本国会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等重要的政府、科研机构和公共图书馆, 影响力相当广泛 (2) 。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看到, 在国家大力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好环境下, 即使是没有政府财政拨款的纯学术社团, 只要方向对头, 贴近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大家齐心协力, 坚韧不拔, 干出特色, 仍然是可以较好地生存发展, 不断地取得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学术成就、产生社会影响力的。

我们相信, 通过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中发[2004]3号) 和《自治区关于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桂发[2006]3号) , 强化自身建设和管理, 广西社会科学事业一定会进一步繁荣发展, 在经济社会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03[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

[2]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刊[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