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社会环境范文

课堂社会环境范文（精选10篇）

课堂社会环境 第1篇

“问题 • 个性”有效教学模式是以问题发现探究解决为目标、以学习评价、实践活动为手段的有效教学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个性成长和小组合作, 实时互动多样实践, 是为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 从而形成较为完善的、以生本为核心的“教师导学、学生自究、同伴互助、素质评价、自我提高”运行机制[1]。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的云课堂就是利用云平台整合网络资源, 维系教师和学生的学习过程, 既培养学生个性的成长, 又在小组合作中提升学生团队合作意识。课堂中学生是主体主角, 教师是主持主导, 通过各种新媒介载体, 使学生学会探索, 学会创造。

以下结合初中历史八年级下册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课例, 阐述如何在课前预习和课堂学习中对问题进行个性化设计和解决, 从而充分提高教学效果, 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二、概念的界定

云课堂环境下开展“问题 • 个性”有效教学模式, 即以Pad、电子白板和网络资源互动为框架, 以问题探究问题发现为核心, 以个性评价为手段, 以合作学习为方式的有效教学模式, 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会共进, 培养个性, 提升能力。

三、云课堂下的“问题 • 个性”教学

1. 云课堂平台与“问题 • 个性”化预习相得益彰

“问题 • 个性”历史教学模式第一个环节是“问题 • 个性”化预习准备。云课堂网络环境下有浩瀚独特新颖优质的历史课程资源, 在这样自由开放的交流互动环境中, 学生能够在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的同时进行创新性个性化历史学习体验。

笔者课前搜集整合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课的各类音频、视频、图片以及文字资源, 结合学生实际能力, 精心设计了“问题 • 个性”预习单。同时笔者结合学生身处深圳经济特区的优势, 与学生分工合作, 提前一周通过云课堂平台发布本课第一次任务, 布置班级4 个小组分别到深圳莲花山邓小平塑像、仙湖植物园、荔枝公园邓小平画像、国贸中心大厦旋转餐厅实地拍摄, 开启体验邓小平足迹之旅;剩余2 个小组提前排练和撰写颂扬邓小平为主题的歌曲、诗歌, 领略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智慧胆略和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

笔者通过云课堂平台发布第二次预习任务, 学生利用2 天时间完成“问题 • 个性”预习单, 重在提出自己的问题, 并拍照留存上传到自己的学习空间。

“问题 • 个性”预习工具单, 主要从“查、划、写、记、练、思”六方面指导学生进行预习:查相关历史人物时间理论概念;划出教材中重要知识点或关键词 ( 依据预习指导设计的问题) ;写出自己理解感悟的启示教训;完成“知识梳理”填空;尝试完成工具单里“问题训练”部分;上传自己的个性问题, 在班级空间小组内交流探讨, 组长把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教师[2]。

教师在班级空间中本着既尊重学生个性又注重问题处理的原则, 在每组的个性问题中寻求共性, 在班级里寻求历史思维的闪光点, 结合教师设计的问题, 梳理成“问题 • 个性”问题解决单, 然后通过云课堂平台发布给学生, 让学生尽快地得到教师的反馈。“问题 • 个性”问题解决单如下。

第1题:邓小平被推荐为美国《时代》周刊1985年“年度风云人物”的理由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理论萌芽, 其主要观点有哪些? (1 组设计)

第2 题:党的十二大中, 邓小平提出哪些精辟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事例有哪些? (2组设计)

第3 题:党的十三大邓小平阐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分别指什么?十三大中邓小平设想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部署中每步的目标分别是什么? (3 组设计)

第4 题:邓小平“南方谈话”要解决什么问题?主要观点是什么?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相同点是什么? (4 组设计)

第5 组:十四大和十五大分别对邓小平理论提升到什么高度?确立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会议分别是哪次? (5 组设计)

第6 组:为什么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6 组设计)

云课堂平台提升了预习环节的广度和深度, 师生既可以在网络资源和生活环境中寻求解决问题途径, 在家里或学校课下随时完成预习任务, 也可以把探讨问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从而在预习中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问题 • 个性”化预习单的使用使教师备课具有前瞻性, 能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和共性,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 使学生能够有的放矢、灵感绽放。云课堂平台与“问题 • 个性”化预习配合进行, 让历史课堂总是亮点频现、精彩纷呈。

2. 云课堂平台让“问题 • 个性”化学习如虎添翼

“问题 • 个性”教学模式让历史课堂围绕问题探讨问题发现这个核心, 把学生课堂的展讲、展写、讨论、质疑、训练融为一体, 让课堂的互动变得积极有效, 这正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学设计见表1。

云平台可以有效地把历史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延伸和深化, 其平台推送、资源共享、测试评价、进度呈现、小组合作等功能, 既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评价的渗透, 又可以通过与问题设计与探究的融合, 让历史课堂中学生生疑、释疑、解疑的过程中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 从而富有自主性、创造性地学习[3]。

例如, 在本课第2 个环节, 教师利用班级学习探究小组进行平台推送布置任务, 让学生结合“问题 • 个性”化预习, 提前对历史课堂学习内容进行预习, 延伸了课堂教学, 使得问题更有深度和广度, 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分析能力。由于Pad的介入, 问题要求每组参与的学生敢于质疑, 又可以对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呈现给其他小组而获得帮助,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 最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对学习的自我控制。如第二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事例有哪些?”第六小组代表学生回复:“赎买政策、中立富农政策。”思路清晰思维敏捷, 其他小组也在类似的互动回复中得到收获。

“问题 • 个性”有效课堂教学模式自始至终以学生为主体, 在云平台网络技术、电子白板、Pad等新媒介引领下, 激活了学生思维、培养了学生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从本课各环节目标和过程实施中可以看出, 课前预习和课堂学习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整体。云课堂下的合作学习变得不只是一种教学方式, 它的价值在于:确定了一种生活态度, 教给学生一系列的学习内容, 充分挖掘利用同伴学习资源[4]。

3. 云课堂平台让“问题 • 个性”化评价个性彰显

注重个性化评价是“问题 • 个性”有效教学模式的基本立足点, 云平台网络技术对历史教学的支持, 促进了教学环境的变化, 把传统教学模式中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同时采用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策略, 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结构、学习方式, 选择自己需要的知识, 并以自定的进度进行学习, 所以评价方法也多以个人的自我评价为主, 评价会更客观确切地反映学习者的实际情况[5]。云平台网络技术下通过自评、小组评、教师评等多元化评价, 通过电子白板、Pad等完成评分, 评价准确而及时, 个人自我评价突出, 而由各个个人评价组成的小组评价又利于团队合作意识的培养。

例如, 本课第四个环节, 教师可以根据Pad上选择题的完成情况, 用电子白板呈现完成进度, 在结束时得分和正答率也一目了然, 然后教师就可以有效地组织展讲答疑。其教学评价反馈及时, 评价数据准确真实。

在第五个环节中, 教师将学生感悟要求分组布置, 学生利用Pad完成感悟感言, 各组集中感言后评选代表性语句, 这实际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评价。结合教师对各组课堂表现的评价, 就组成了一个以个性评价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这正是得益于云平台的环境支撑。

四、结束语

本节历史课理论性比较强, 对历史概念和历史人物评价掌握有一定难度, 但利用云平台技术手段, 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难题, 紧扣新课程改革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通过各种实践载体, 使学生学会探索, 学会创造[1]。尤其可以把预习与课堂学习连贯成一体, 让水平展示、互动交流、实践活动、评价探究等融会在学生的历史学习过程中, 真正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好途径。

参考文献

[1]肖秉林.理念·机制·实践·创新:关于有效教学管理的“三个叩问”[EB/OL].盐城教育网.

[2]韩立福.有效教学法[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杨素文.实施有效提问, 打造高效课堂[J].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 2013, (3) :17, 25.

[4]马兰.合作学习的价值内涵[J].课程·教材·教法.2004, (4) :14-17.

[5]李秀兰.新教学模式中的教学评价[EB/OL].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环境问题社会自治 第2篇

关键词：环境治理；社会自治；公众参与；环保NGO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已影响甚至威胁到了公众的生活和健康。为此，政府也做出了一些努力，1978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制定环境保护法，1984年将环保提到“基本国策”的地位，1994年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2003年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之后又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梦，在2015年的两会政府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这一切都体现了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关注，反映出我国环境问题已经愈发严重。可是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在治理过程中却遭到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解决环境问题仅靠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还不够，还需社会力量的加入。[1]近年来，我国社会力量蓬勃发展，，成为环保不容小觑的一部分，民众个体意识增强，希望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这无疑给环境治理新局面的形成带来了希望。

一、概念界定

（一）环境问题社会自治

何为环境问题社会自治，其指的是以社会力量为主体，通过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治理方式，独立地实现对影响自己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的自主治理，这种自主治理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可以把一切受区域环境影响的社会成员都纳入到环境问题的治理体系中来，是社会成员保护自身环境权益的自我治理。[1]

（二）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是指公民以及公共的或私人组织表达他们对公共政策或具体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意见，并与决策者进行讨论的有组织机会，它包括对政府的决定不服而上诉。[2]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追求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和参与性的发展是当今环境保护的不可阻挡的趋势。《环境保护法》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环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第五章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生态文明建设”也写入党章，但柴静的《穹顶之下》给国人敲响了警钟，中国环境问题竟是这般严峻，“美丽中国”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瑕疵的。

（三）环保NGO

环保NGO，是保护生态环境为特定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他们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新角色，广泛参与环保领域的社会活动。近年来，环保民间组织发展迅速，在提升公众环境意识、促进公众环保参与、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开展环境维权与法律援助、参与环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促进环保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

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的推进，我国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和投入到环境事业的浪潮中来，可是仍然存在参与度不够等问题。

（一）公众环保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参与意识较弱、参与能力较差

随着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更多的人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意识到自己作为环境中的一份子，环境质量的好坏与自己的身心健康密不可分，因而越来越关注周边的环境问题。然而，大多数的民众还只是局限在认知层面，未付诸行动，一是公民作为个体，不知道有何渠道可参与，参与能力较弱，二是政府未出台相关政策保护鼓励公民投入环保事业，仅在一些法律的条文中简单涉及而已。

（二）环保NGO发展迅速，参与热情高，但力量单薄

环保NGO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由一些致力于环保事业的人士相聚在一起，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呼吁更多的人关注环境问题，也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却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方面社会环境并未完全认可它们，还有很多民众并不了解环保民间社会组织，不知道这类组织究竟是代表哪一方的利益。再者，环保民间组织如何能够生存下去，也是一个问题，它们的活动经费从何而来，工作人员的募集问题怎么解决，怎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机构加入进来。最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态度如何，虽然政府已明确提出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大了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却还是远远不够，政府相应的资金投入、配套措施、法律法规还是比较落后，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

（三）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度，但还需加大力度

2014年最新的《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公共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并规定了公民享有环境权。这对鼓励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提出了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可是却没有建立一个明确的公众参与制度，没有关于环境权益、参与环境保护渠道及环境信息公开化的有关法律规定和配套的实施机制，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公众参与制度难以落实。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拿出实际行动，真正地将公民参与落实。

三、实现环境问题社会自治的路径和对策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我们共同生活于同一片土地之上，我们的生命彼此息息相关，环境问题事关我们所有人的生存权益，政府固然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可是作为公民的我们也应当积极参与到环保事业当中，事无巨细，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即可，只要能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然而，我国环境问题社会自治以及公众参与仍处于缺失的状态，当前内容的肤浅、效果的平淡，使公众参与成为形式上的热闹和实质上的口号。为此，必须采取积极举措改变现状。

（一）加快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完善环境自治法律体系

首先，要更新环境资源立法观念，将环境资源物权具体化、明晰化。要恢复环境资源作为私权客体的本质，明确环境资源所有权的界限，清晰划分环境资源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的边界。对国家所有权而言，可尝试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将部分环境管理权转移给社会；对于集体环境所有权，在承认集体是所有权主体的基础上，创新所有权行使方式，将集体所有权落实到集体内部成员，使集体成员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其次，完善环境自治立法，保护各类社会主体依法实行环境自治。当务之急要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地位，由国家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实现，为建立健全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奠定基础。完善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关键是要清晰界定各个社会主体的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落实环境自治责任，让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环保社会组织做到环境保护“守土有责”。

（二）加大对环境问题社会自治的政策扶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环境自治

政府首先要从宏观与整体上对环境问题社会自治进行规划与引导，将环境问题社会自治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和深度上，给予充分重视。其次，要加大对公民、社区、环保NGO以及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要从财政扶持、税收优惠、法律保障各方面对其支持，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公益创投的形式，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

（三）政府要让渡部分环境治理的权力，激发社会环境自治的活力[6]

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也不可能成为全能型政府，现如今提倡建立“公民社会”，强调公民积极参与，强调公民主体意识的培养，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建立。政府作为一个宏观统筹的角色，不可能做到事事亲临，不可能全面了解关于环境问题的细节，只有那些真正与处在社会的人，才有更多的机会，才有更敏锐的洞察力，深入分析环境问题。所以，对于政府来说，要做的不是将所有的权力都紧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应该放权，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或者环境服务付费等方式，委托授权给社会力量行使环境治理权力，并承担环境治理责任。[6]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全部转移，仅意味着政府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了间接提供者，变成了政策制定者、监督者、规划者，其主体角色并未改变。

四、结语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进行治理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环境问题由“他治”向“自治”转变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8]对于政府，应该认识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力量的重要性，采取措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参与环境治理；对于社会力量诸如公民、社区、企业、社会组织来说，有义务也有权利从事环保事业，应该以共同的目标为纽带，通力合作。

【参考文献】

[1]夏志强，郑雅庆.环境问题社会自治：理念、逻辑与路径[J].党政研究，2015（02）

[2]侯小伏.英国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05）

[3]方伶俐，李文芳.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现状、问题及对策[J].学理论，2013（32）

[4]黄爱宝.走向社会环境自治：内涵、价值与政府责任[J].理论探讨，2009

[5]王彬辉.新《环境保护法》“公众参与”条款有效实施的路径选择——以加拿大经验为借鉴[J].法商研究，2014（04）

[6]黄爱宝.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J].社会科学，2009

[7]张瑞.论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缺失[J].理论视野，2010（09）

课堂社会环境 第3篇

人类文明的演变和发展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历程, 环境法的变革也相应的历经了由农业社会环境制度到工业社会环境制度再到信息社会环境制度的发展, 在环境法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 其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目的、法律功能也得到了不断地变革与调整, 这也使环境法的法律属性发生了演变与进步。当前国内外一致认为环境法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体系, 环境法也应该作为一种专门化的学科, 并使对其的研究与其他门类法律形成区别, 使其具备独立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 对于环境法属性的界定也产生了多种说法, 但随着环境法与社会生活的不断融合, 已经不能再以单一的公法和私法对其界定。

法律演变和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 也不在于司法判决和法律科学, 而应该是社会本身, 环境法的生成与演变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将环境法列为私法, 则与私法的自治原则产生矛盾, 与私法公正、平等、自由的原则相违背, 如果将环境法列为公法, 就为公权无限制进入私法领域提供了合理的理论依据, 从而有可能使公民权利、社会自由遭受威胁, 而将环境法纳入到社会法体系, 就既可以保证私法自治上的个人权利, 又可以阻止公法对司法领域的过多干预。这就为环境法社会属性的生成提供了依据, 对环境法社会属性的合理运用, 可以促使环境立法更加先进和更加完善, 这不仅为环境法的社会化调整提供了更多空间, 还能促使环境保护协议、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的有效使用。

二、环境法社会化的内涵和两个走向

(一) 环境法社会化的内涵

每一个领域的法律都有其特殊的法律社会化特点和方法, 环境法社会化作为一个开放性概念, 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

其一, 从环境法的运行上看, 环境法社会化就是通过环境法对社会主体的监督和制约达到环境善治和环境法制的目的, 它强调以动态化的角度对环境法开展实践性考察, 它所包含的环节主要是环境立法、环境守法、环境执法、环境法律服务、环境司法、环境法律监督。

其二, 从环境责任和义务上看, 环境法社会化要求突破个体责任的局限性, 采取社会群体共同分散风险和承担风险的复合机制, 寻找环境责任和环境损害社会化的救济方法, 以此彰显环境法对社会利益的保护。

其三, 从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上看, 环境法律的社会化实现了其价值追求由个人本位往社会本位的演变, 我国法律明确作出了公益诉求的规定, 在这一趋势下, 推动社会环保组织和加强环境司法社会群体的公益性诉求, 就成为今后环境法的重大发展趋势。相关专家也曾提出, 环境法的运行不能单纯依赖强制性行政手段, 更重要的是加强对社会机制的调整, 并使其充分融入到环境资源法和环境管理中去。

其四, 从环境法的实现情况上看, 环境法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要实现环境法规范向人的行为模式和法律意识的转化, 也就是说要实现环境法律的现实化, 即强调并重视环境法的可操作性以及实施、执行和效益。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表现为,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下, 以市场或者是其他共同协商的方法作为主要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 使各个层次的决策权、参与权、利益和价值都能够得到充分尊重, 并使社会环保组织发展为环境控制的中坚力量。

其五, 从环境法的具体内容上看, 可以将环境法的社会化划分为生态保护法的社会化、自然资源法的社会化、危害环境犯罪制裁法的社会化、环境侵权救济法的社会化、污染防治法的社会化。有些学者认为由于自然资源具有社会属性的性质, 就使自然资源法产生了由直接责任向间接责任、个人责任向社会责任转变的趋势, 而且这些转变趋势都直接表现出了自然资源法的社会属性, 这也证明了自然资源法社会化观点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 通过对环境法社会化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与阐述, 它的内涵应该是以社会化为基础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一范围的, 即对环境法社会化的界定不能简单以环境法价值和规范的转变来界定, 而应该着眼于整体社会, 以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 并追求社会总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保持社会总体发展的平衡, 保证社会总体效益的提高, 环境法的社会化能够促使环境法实现结构性变革, 有助于环境法在法律层面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 环境法社会化的两个走向

以生态文明的视角来分析, 由于环境资源自身具备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环境社会是在社会人执行环境法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 环境社会的运行概念应该划分为社会环境化与环境社会化的互动过程。

社会环境化还可以称为社区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 要求社会主体的举止行为应该遵循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规则与方式, 并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这就要求环境法对各个社会主体的义务和权利进行细化, 使社会主体充分感受到法律与自身利益的紧密联系, 还要使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以没有摩擦与相互协调的方式得以共存。

环境社会化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环境行政机关应该共同构建有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环境保护规范应该融入并渗透进社会运行的过程、机制、方式中, 环境社会化应该以保证环境保护朝着日常化、生活化的方向发展, 并能为社会公众所感知、经历、参与、检验, 它强调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发展, 并突出环境保护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体对环境社会化的广泛参与, 有利于促使社会公众意识的表达和国家权利的转移分化, 有利于从根源上改变国家政府的地位与角色, 促使政府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整合社会资源、提升执政能力等方式, 实现利益均衡分配, 并促使统治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转变。

当前环境法的调整机制受到个体中心主义、利益限制中心主义、制定法中心主义、命令控制中心主义、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的影响较大, 极大地影响了环境法的实施和运行效果。如果环境保护与社会本位主义思想脱节, 或者是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 那么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将沦为纯粹的经济掠夺, 而经济发展为环境带来的不良后果却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强势群体的自然观和环境观通常都不能对弱势群体的发展与生存给予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关照, 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失衡终将演变为人与自然的失衡, 从而使人与自然在背道而驰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就导致了环境成为强势群体的专属品, 不断为其赚取利益, 而环境污染的恶果却需要由弱势群体来承担的现象。并且弱势群体在遭受生存环境恶化、贫困无助困扰的同时却得不到应有的社会补偿, 尤其是对于存在地方主义保护的地区, 为追逐经济利益不惜牺牲环境资源。

三、社会化环境法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环境事件和环境问题大爆发的紧张阶段, 虽然这些年以来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一直高度关注, 环境政策和法律也得到了不断发展与健全, 环境立法、司法、执法也引起了多学科的普遍关注, 各领域对环境法的研究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在大量环境保护相继出台的情况下, 环境污染问题也呈现出迅速恶化的状况, 而引发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我国现行的环境法是由官方强制力量推动和主导的, 最多也只是构建了一套个人义务或公权力体系, 并没有充分建立在理性化和社会细化的基础上。

环境法的法制化并非简单颁布法律规范、建立法律体制的过程, 而是以形成法律实效和社会秩序为重的复杂过程, 我们所强调的法制建设重在社会, 就是说应该把环境法制建设从理论转向实际, 应该把人文关怀放置于全社会, 进一步增进社会福祉。从环境法建设的整体经验来看, 其发展背后还隐藏着诸多的隐忧与悖论, 一系列环境法律的推出着实令人感到欣慰, 但其执行过程的艰难与坎坷又不禁令人担忧, 一度遭到漠视的环境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问题。

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 环境法制建设的重点已经从立法逐步向执法转变, 以往对环境法的研究大多以法制建设的内部因素为视角, 采用的是传统单一的分析方式, 多套用现成的理论和方法, 缺乏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运用。注重实践性的环境法建设应该采用内外视角相融合的研究方法, 走出环境法的内部局限, 从它以外的法社会学和社会学来分析、思考、观察它的发展, 并把它放在社会转型的总体背景中, 观察社会转型和环境法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社会转型给环境法发展带来的影响, 尤其是要挖掘出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的环境法发展基础, 并探索出环境法的运行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社会化的环境法注重执法的实践性, 因而应该将法制建设与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法律是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 也只有把它重新放置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其活力。所以, 环境法不应该仅仅是法律条文中的法, 还应该对社会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支配与指导作用, 使其充分融入到社会生活方式中去, 并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体的行为习惯, 这也就要求对环境法的研究中心应该从静态的、单一的规范转变为动态的、综合的机制, 以此实现其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 对环境法社会化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并不是说社会化环境法或者是环境法社会化就能使当前我国存在的环境法制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的解决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环境法社会化的开展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 只有在不超越该限制并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才能使环境法社会化不上正常运行的轨道。这就为社会主体、企业等社会人提出了更多而且更高的环境保护义务, 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尽可能的实现环境保护义务和权利的关系对等。环境法社会化建设还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较成功和较先进的经验, 以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为指导和参照, 充分结合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环境守法、环保成效的发展情况, 并注意融入对我国社会主体道德情感和法制意识的考量, 着眼于我国最典型的、最突出的环保问题和环保事件, 加大对环保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治理力度, 以此构建促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局面。

环境保护利国利民, 尤其是在当前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的国际环境, 以及空气污染、水污染、河流污染等国内环境问题的困扰下, 加强全体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将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期通过上述对环境法社会属性以及生成、环境法社会化的内涵和两个走向、社会化环境法的发展的讨论, 能切实为营造环境法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环境法提供有用的线索。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环境恶化的趋势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环境问题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 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环境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处理主要是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做保障, 没能使环境保护以更大的力度深入社会生活, 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社会性、并实现社会化的环境法是很有必要的, 文章主要对环境法的社会属性以及生成、环境法社会化的内涵和两个走向、社会化环境法的发展进行分析。

关键词：浅议,环境法,社会化

参考文献

[1]陈真亮.论环境法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环境法[J].清华法治论衡, 2013, 03:129-142.

[2]张甲娜, 周丹, 许羚懿.环境法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环境法探析——从环境法侵权救济的社会化谈起[J].农业环境与发展, 2013, 03:18-21.

[3]陈方淑.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10.

校园周边的社会微环境 第4篇

笔者在北京一所中学进行课题调研时，惊奇地发现这所学校两个门口安装的居然都是“双重的校门”：在高大的铁栅栏大门里面1～2米处又增建了一道半人高的铁栅栏。很多人在初次看到这种校门时都颇为不解，并生出连串的疑问。在校门之内为什么又加上这么一层呢?

原本这所学校只有那道高大的铁栅栏大门，但是后来学校发现这种方式存在问题。学校从早晨上课后到下午放学前实行校园封闭管理，不允许学生外出，校外人员也不得入内。但是，学生和商贩仍能从栅栏缝隙里互递钱物进行交易。只要学生冲着马路对面的店铺喊上一声，店主就会把学生要的东西送到门口。由此，校园封闭管理的目标就打了折扣，校方于是在正式大门里面增建了这道半人高的铁栅栏“防火墙”，并规定学生不得跨越。

学校为什么要这样煞费苦心呢?道理似乎很明白：保证学校安全，保证学生人身安全，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校方不想让学生“出事”，尤其不能让学生在校期间惹出麻烦。

这样一种教育行为和管理方法反映了教育者的良苦用心，以及对学生可能受到的来自社会的不良影响的担心。实际上，不只是这所学校，在很多教育者的头脑里，都普遍地相信校园周边环境对青少年学生有不利的影响，于是只好实行封闭式校园管理，试图“阻断”或“杜绝”校内外的联系和互动。这所中学建起的“双重校门”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折射了我们对“复杂的”(潜台词是“纷繁杂乱的、甚至带着几分邪恶的”)社会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忧虑，更折射了我们的期待，那就是希望青少年学生能在学校这方“净土”里健康成长，最好永远都不要掉进社会这个“大染缸”。

在校期间，是可以封闭管理，其他时间呢?学生并不总是呆在学校里(或家里)且有成人监管的。放学后，学校周边的胡同、街道、公园……到处都是穿校服的学生在活动。至于周末，他们的活动区域就更大了。显然不可能把孩子的活动只限制在某块“净土”上，他们总要走向社会，而且不是将来才这样，现在他们就要接触社会。因此，这种“双重校门”颇有些反讽的意味：再多的栅栏校门，也挡不住内外互动，阳光以及恶风依然会从缝隙透进来；同样，这种“双重校门”还会引发我们反思的价值：校园周边环境对青少年就只有不良影响吗?我们能将社会的不良影响“拒于校门之外”吗?为什么认为学生毕业后才走向社会，而不是现在?

校园周边环境问题：所谓“整治”

就像这种“双重校门”所潜在意指的，校园周边的环境存在问题，而且这几乎是各方的共识。长期以来，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乃至全社会一直都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问题大伤脑筋，政府部门也一再颁布各种政策、法令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每次努力“整治”时都是有明显成效的。然而，实际问题的复杂性远非很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者所料及的，这些问题也并非采用“治理”或“整治”的思路所能完全解决的。

当社会亟待解决这个问题时，很多学者能提供的也只是这类“整治”论调，很少人对此认真地做调查研究。目前，大多数文章往往是学校里从事思想政治或者学校治安工作的人员有感于实际问题而发表的经验之论，他们对校园周边环境的“乱相”的描述大体一致，往往把问题的原因归结到不良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上。这种不良的校园周边环境会让学校里的儿童青少年出现健康问题、安全问题、犯罪问题，甚至沾染上黑社会习气。为此，这些文章建议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治校园周边环境。我们从这些文章中能获得的往往是尽人皆知的道理或生活经验而已，而仅有的几份研究报告却是关于校园周围噪声、区域规划之类的调查分析。

综观现有研究，大都很少使用明确的理论框架，也很少深入分析校园周边环境对青少年学生学习和社会化的深层影响，更谈不上对，个体与环境互动机制的分析。国家已经颁布了各种政策法规要求治理校园周边环境，然而，很少有研究者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和调查结果。目前，之所以少有深入研究，可能在于缺乏这方面的理论建构，特别是没有找到对现象能够加以良好概括的学术性概念，没有学术的话语，就无法进行学术的思考和探究。

作为社会微环境的校园周边环境

“校园周边环境”这个通常的提法，主要是指以学校为中心的，且是在周围某个范围内的区域。“治理”过程中关心的重点是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例如，学校周围的网吧、娱乐场所要搬走等。此外，还应看到，校园周边环境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街道、景物都有其文化含义，商铺、公园都折射着社会百态。无论是把校园周边环境视为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社会文化环境，都应认真探讨成长于其中的青少年与这种环境的关系，探讨环境的社会心理意义和教育价值。然而，在现有的社会心理和发展心理的研究中却很少考察作为青少年成长的直接环境的校园周边环境，这种环境恰恰是长期被我们忽视的“社会微环境”的典型样例。

涉及到环境或背景对个体的影响，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方面的变量，而“社会”往往被视为宏大的背景，只作为我们讨论经验研究结果时的背景因素，弥散于很多研究报告的“讨论”部分，好像社会就是个体直接能面对的家庭、学校等系统之外的那个远远地存在着但很难清晰定义的远端因素，很少有研究者认识到社会也可以是我们清晰可感的、直接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系统一——社会微环境，更少有实证研究考察这种社会微环境及其与个体发展的关系。为此，我们在认真批判现有理论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微环境”理论，并认为校园周边环境就是一种社会微环境，它涉及个体能直接参与的校园周边的社会物质和文化环境及其中能与之发生互动的他人。当学生放学走出校门后，就踏入了校园周边的社会微环境中，街道、店铺、公园、广场等都构成了他们存在的环境，并为他们直接感知和体验，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与想法。

社会微环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改变我们关于个体发展或社会化环境的观念。例如，在校园周边环境“治理”论调背后隐藏的观念是，环境中恶的、消极的因素必须被排除，不仅校园，而且其周围都要是净土一块。然而，如果把校园周边环境视为社会微环境，视为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视为青少年了解社会的窗口和舞台，那我们就不能简单使用“排除”或“整治”(即使整治，对象也不仅是校园周边，而是整个社会的治理)，这种否定性思维来看待环境的影响，更应该以双向的、互动的、生态的、适应的观点来看待青少年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和结果。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校园封闭管理的举措或许只是教育者一厢情愿的、简单化的做法，试图使青少年不接触社会，肯定会妨碍其健康的社会化。

总之，社会微环境理论的提出，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校园周边环境的心理意义和教育价值，从而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基于明确的理论框架，我们以北京市东城区一所完全中学为对象，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研究了校园周边社会微环境的特点及其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下文结合其中有价值的发现，讨论如何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待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

关于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的教育视野

校园周边环境作为青少年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之外接触最多的环境，引起关注的通常是它的消极作用，它对青少年社会化的积极意义并未得到重视。然而，上述调查研究的结果促使我们重新反思这种环境的教育意义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

1纠正“简单化”的认识和做法

如同前面分析指出的，我们对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青少年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和“简单化”倾向。例如，校园封闭式管理的做法就试图阻断这种关系，而非建立良好的关系。在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上，从目标到工作方法都缺乏深入的依据。我们的调查表明，青少年在校外活动的地点，距离学校的平均距离超过5公里，只有约12％的青少年在距离学校500米以内的场所内参与活动，大多数人都在更大范围的区域内活动。也就是说，这个校园“周边”并非我们想象的是完全在校园附近，而是一个相当大的区域。由此，只是整治校园周围100或200米内的环境，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意义或许更大，然而社会治理的成本和复杂程度都是无比巨大的。因此，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应该适当调整。

诚然，保持每个学校最近的区域内有良好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的“整治”似乎不可废除。但是，在此基础上，应该重视建立学校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关系，积极开展青少年与学校附近社区的互动，鼓励青少年了解和适应社会，而非简单通过“双重校门”或封闭管理对待青少年。

2校园周边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成长环境

首先，校园周边环境为青少年提供了“多样性”的活动场所。我们的调查表明，青少年所参与的社会微环境既包括封闭性的场所(如运动场所、图书馆、书店、饭馆)，也包括很多在空间边界和功能上并不是很确定的开放性场所(如街道商场、回家或上学的路上)。这些场所不仅满足了学生的各种需要，也提供了他们接触和了解真实社会的机会。其次，这些场所还具有相当的“不可替代性”。很多场所的功能学校里无法实现，学生的各种需求不可能完全由学校满足；而且很多学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没有帮助和引导好学生。例如，有的学生放学后，在一块刚拆迁平整好的地方结伴踢足球——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当球踢，踢烂了再回家。他们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学校一放学就“净校”，无法使用学校的操场，而且学校里的足球不让带出来用。很显然，这种教育制度的安排并非总是以学生的发展和需求为导向的。校方的理念是，放学后学生的监护权就应该尽快转给家长，以免出了问题学校承担责任。可问题是，学生并非在放学后立即得到了家长的监护，而是进入了一个没有任何成人监护的校园周边环境里。在这个既非学校，也非家庭的地方，学生们只好自主、自立了。

3校园周边环境中的风险与缺憾

首先，恰恰因为缺乏监管和指导，学生在校园周边环境的活动，可能会遭遇到一些风险。例如，他们会去不该去的地方，做不该做的事情。

其次，由于校园周边环境是缺乏设计的，也并不是专为青少年服务的，因此存在很多缺憾，并非总是有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例如，我们的调查表明，青少年喜欢开展的兴趣活动与实际从事的活动“脱节”。虽然谈到兴趣爱好时青少年较多地认为自己喜欢那些旨在促进自身素质提高的“学习性”活动，但实际上他们在社会微环境中参与较多的却是单纯的“放松性”活动。这主要因为环境条件所限，譬如想学电脑却没有。由此可见，校园周边环境是需要设计的，学生的活动也是需要指导的。

4校园周边环境是青少年群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我们的调查表明，青少年通常(70％以上的比例)是“结伴”一起在校园周边从事各种活动的。同伴以同班同学和同性朋友为主，当然也不乏(甚至亲密的)异性朋友、校外人员等。他们喜欢和同伴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有共同语言，同伴群体提供了调节情绪的避风港，是他们形成和表现青少年亚文化的必要条件。调查还表明，这些青少年大多是在周末和每天放学时参与活动，其他时间较少。在这些时段，在校园周边各种场所里，学生不再处于教师和父母的控制下，获得了“自在”的空间。可以说，校园周边的微观社会环境是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域，是他们人际交往和互动的舞台，是增长社会技能、获取交往经验的重要背景，它提供了家庭和学校所未能提供的真实社会经验。

5校园周边环境的价值凸显了现有教育制度设计的不足

青少年生活在一个成人主导的社会里，这个社会里各种场所的安排基本都是为了成人的需要。例如，成人为了沟通交流的需要，可以到茶馆、酒吧等场所，而青少年则不适宜去，而学校同样是为教师所主导和控制。虽然青少年在学校度过很多时间，但那只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几乎没有心灵成长的空间，更没有私密的空间，因为学校为无所不在的权力控制着。

就如程天君指出的，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与管理中，存在一种“尊崇细节”的传统和流行做法，借由纪律和日常规范，权力在向无穷小的“小事”的浸透过程中获得了无限胀大的支点与机制，因而形成一种“无所不在”和“时刻警醒”的微观“权力物理学”。这种显微镜式与如影随形式的纪律规范机制在操持学校井然有序运转的同时，也把它塑造成一个窒闷的自我维系的权力规训空间：“自身而心”的权力规训目标，“以小见大”的权力规训机制，“亦得亦失”的权力规训效果。可见，虽然我们强调学生要全面发展，重视个性与社会性发展，但是学校里根本没有这种空间和时间的保证。所有的时间都要学习，所有的空间都被监督和控制着。传统的学校制度安排和环境设计，只是保证了学校是适合课堂学习的场所，而不是个体心灵成长、人际沟通、个性社会性发展的理想地方，校园周边环境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我们的调查也表明，青少年“渴望”拥有这种自主空间。他们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的主要目的是为放松心情和了解社会等，而且现有的学校和家庭教育没有充分满足这些诉求。因此，青少年要求学校和家庭增加他们的自主空间和时间，满足其成长需要。

6创设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

就像要保护自然环境一样，我们也要为学生的成长创设良好的校园周边社会微环境。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和理论思考，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校园周边环境问题并非只是“整治”了事，它本质上不只是社会治安或环境治理问题，更是教育问题、心理学问题和社会工作问题。第二，政府在治理校园周边环境时，可依靠的并非只是公安、城管等，更要吸纳教育者、心理学工作者、社会丁作者、青少年问题专家等参与。第三，学校应该给青少年提供更多的课外活动，但并非为了提高成绩，而是为了促进他们社会化，促进成长和发展。第四，学校的功能并非只是一个学习场所，不应该过分强调对学生的“监控”，而应该增设适宜的“社会化”场所，让学生有心灵成长的空间、人际交流和情绪表达的空间。第五，应该建立健康的同伴自主的群体组织，而非一切组织均由教师或辅导员等成人控制。第六，吸纳社会力量，帮助学生现在就走向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而不是关上校门，等他们毕业后才走向社会。

总之，对于校园周边环境问题，教育部门更应该采取“教育的”而非“治理的”思想，关心的重点应该从“环境问题”转向“社会微环境下人的发展问题”，工作重点应该从“校园周边环境治理”转向“促进青少年在校园周边环境中健康的社会化”。研究者，特别是教育领域的专家亦有责任担当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我们理解学生，特别是青少年成长与校园周边乃至其他环境的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学术洞见。

课堂社会环境 第5篇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 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目标则是将生产和消费活动规制在生态承载的限度之内, 特别是通过对生产和消费全过程进行有效监控, 并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污染产生量、实现污染无害化, 最终降低社会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不利影响。

国际社会尽管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含义没有统一的界定, 但其内涵一般应具备四个特征:第一,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因环境问题而起, 并为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 将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下, 是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合。第二,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 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 也必然是人与人基本和谐的社会。第三, 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必须符合生态规律, 向着有利于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 并应用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方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绿色政治制度、环境文化价值观、绿色科技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素, 也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途径和措施。第四, “环境友好”的概念是动态的和分层次的。

1992年在联合国里约热内与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 200多处提及包含环境友好涵义的“无害环境的” (Environmentally Sound) 概念, 并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理念。随后, 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得到大力提倡和开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国际社会又提出实行环境友好土地利用和环境友好流域管理, 建设环境友好城市, 发展环境友好农业、环境友好建筑业等。2002年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多次提及环境友好材料、产品与服务等概念。2004年, 日本政府在其《环境保护白皮书》中提出, 要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国内,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3月份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 中央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

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必要性

从理论逻辑看, 首先, 资源环境问题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瓶颈约束, 而破解瓶颈约束需要理论创新, 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 科学发展观成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和原则, 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做到实际工作有旗帜、有目标、有抓手, 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政治基础。最后, 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是国际社会环境保护战略思想演变和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实践进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认识基础和实践基础。

从社会现实看, 目前的环境状况离环境友好型社会差距巨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 343个城市中, 只有116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空气质量标准, 占33.8%。除此以外, 酸雨污染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3。二是水质污染日益恶化。据有关部门对全国七大江河水系的741个断面的监测, 仅有29.1%的断面符合三类水质标准。另外, 由于盲目打井和超采严重等多种原因, 我国已成为全球12个贫水大国之一。三是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据统计, 全国每年产生工业固体垃圾9.5亿吨, 其中危险废物1000万吨, 并且每年以7%10%的速度增长;每年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达5亿吨左右, 且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 对生态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已构成极大威胁。四是水土流失日益加剧。全国土地荒漠化土地面积累计已超过了153平方千米, 占国土面积的16%左右;年均消失天然林40万公顷;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千米, 占全国的38.2%以上。严峻的现实环境状况, 迫切要求我们走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道路, 积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究其根源, 上述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行为。如人口急剧膨胀, 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 在资源的消耗越来越严重的同时向自然界排放的污染物数量也越来越多, 造成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愈演愈烈;在经济建设中, 一味追求发展速度, 忽视了经济发展与资源量和资源再生能力相协调;只顾及自身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不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着手点

1. 解决认识问题。

一是转向对污染源头的控制理念思路;二是转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互不相关的错误观念;三是全面提高公众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认识, 提倡公众参与意识。

2. 转变发展模式。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和以牺牲环境容量为代价来获得财富数量的增长, 表现出典型的高消耗、低效益和高污染排放特征。因此, 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低资源能源消耗、高经济效益、低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 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3. 制定行动计划。

一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这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二是从企业、行业、区域三个层次上, 核心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环境友好型产品。三是转变观念, 推行“绿色GDP”和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四是进行技术革新与技术进步, 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撑。

4. 政治制度保障。

绿色政治制度包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的政绩观和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等三个方面。它们是保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高制度保障。绿色政治制度既要依靠“绿色的”政治家及其政府, 更要凭借公众的“绿色力量”, 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四、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科学技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意义重大。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求我们努力建立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体系, 以企业为基础, 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 形成资源消耗少、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废弃物排放少的生产体系, 使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能够控制在生态环境可自我更新的范围之内。

绿色科技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技术支撑。人类科技发展史充满了对抗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维, 已有的科技极大地扩展和延伸了人类占有和掠夺自然的能力, 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 导致了自然界对人类“报复性”的反击。换句话说, 环境危机具有一定的技术内涵, 即人类误用技术或无节制的利用技术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突破传统的科技进步的逻辑思维方式, 科技进步的新思维应着眼和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和共存, 而不是对抗和征服。传统工业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续的资源范围, 而绿色科技应该是指向丰裕、清洁、可持续利用的资源范围。

五、如何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1. 建立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统计指标体系。

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 使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识。

2. 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制度。

环境是一种有价值的公共资源, 要按照“污染者补偿”和“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把环境作为资源对待加以补偿。将生态环境的流域治理、保护与经济利益结合起来, 建立流域内受益者向治理、保护者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制度, 通过中央财政或省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实施, 以推进跨行政区划的流域治理与保护。

3. 建立和强化环境资源承载力控制管理制度。

环境资源市场化要以其承载力为依据。要尽快开展环境容量研究, 确立区域、流域的动态环境承载能力, 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和排污实行严格的总量管理和许可证制度, 没有排污指标不得生产经营, 进而建立和推行环境容量或排污指标有偿转让制度, 使积极治理者获取利润, 使不治理者付出经济代价, 以调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4. 建立和强化环境友好目标责任制。

环境是资源, 环境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各级党政领导要“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要建立和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切实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要把环境友好作为严格考核地方政府、部门、单位及其负责人工作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衡量地方政绩和评定干部优劣的重要条件, 以推动环保事业的顺利发展, 资源的永续利用, 使经济、社会、环境总体平衡, 协调发展。

六、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首先, 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点, 在于基本价值观与解决问题的原则完全一致。在价值理念上二者都主张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都将人文精神、法律制度、经济技术、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整合为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赢的强大力量。在制度设计上二者都要求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公平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综合的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

其次,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 二者不能并列, 但也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 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 没有和谐社会, 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即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重要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历史任务, 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阶段性目标, 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成为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 要实现这一指标, 就必须实践环境友好型社会, 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体现在先进性上, 而“先进性”三个字体现在“可持续”这三个字上。凡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生产力;凡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凡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最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后, 和谐社会视野关照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内涵分析。和谐社会的含义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 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友好”有一前置的缺省主语人。与环境的友好必定是人与环境的友好。其实质恰恰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义。二是人与人的和谐。社会是包括不同利益主体、不同社会阶层组成的, 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是一样。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只有人与人之间和谐了, 社会才能稳定, 只有社会稳定了, 社会才能进步, 才能发展。三是社会自身的和谐。它主要包括社会各个系统之间、各个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社会自身的和谐发展, 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保障, 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方世南.环境友好型社会与政府的环境责任[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 (7) .

[2]王碧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 (8) .

[3]赵建军.构建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社会[J].理论前沿.2007, (7) .

课堂社会环境 第6篇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获取研究数据和信息。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较多,由于受教育程度反映了个体获取环境信息、环境资源的能力,收入水平反映了个体在生活质量、环境需求等方面的要求,故本研究选用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环境认知和环境行为包括4个题项,“您了解PM2.5 和雾霾吗”、“ 您知道环境污染会带来哪些危害”、“您对参与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态度”、“若赋予您检举和控告污染环境单位和个人的权利,您将如何做”。

调查于2014 年7 月至12 月在秦皇岛市3 区和4 县进行。发放问卷900 份,回收问卷812 份,其中剔除漏项、多选项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46 份,回收率90.2%,有效率79.6%。经统计,男性342 人,占52.9%,女性304 人,占47.1%;初中以下181 人,占28%,高中213 人,占33%,大专或本科237人,占36.7%,硕士以上15 人,占2.3%;月收入3 000 元以下409 人,占63.3%,3 001—4 000 元112 人,占17.3%,4 001—5 000 元72 人,占11.1%,5 000 元以上53 人,占8.2%。

二、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与对PM2.5、雾霾及危害的认知进行列联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的增加,对环境知识非常了解的比例显著提升,环境认知水平明显提高。

进一步对受教育程度和环境认知水平进行卡方检验,Pearson卡方=68.390,p=0.000<0.05,说明受教育程度与其环境认知水平显著正相关;对月收入和环境认知水平进行卡方检验,Pearson卡方=29.074,p=0.000<0.05,说明月收入与其环境认知水平显著正相关,即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具有更高的环境认知。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行为影响不显著

对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与其参与环境公益活动态度进行列联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可以看出,愿意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行动的比例排位由高到低依次是大专或本科(61.2%)> 硕士及以上(58%)> 高中或中专(53.5%)> 初中及以下(46.4%),3 000 元以下(57.5%)>4 001—5 000 元(54.2%)>5 000 元以上(49.1%)>3 001—4 000 元(45.5%),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表现出较强的环境行为意愿。

进一步对受教育程度和参与环境公益行为进行卡方检验,Pearson卡方=13.732,p=0.132>0.05,说明受教育程度与其环境公益行为相关性不显著。对月收入和环境行为进行卡方检验,Pearson卡方=13.432,p=0.144>0.05,说明月收入与其环境行为相关性不显著。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环境行为影响不显著,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并没有表现出较强的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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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讨论

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作用,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环境认知。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有追求更好的环境质量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在获取环境保护知识和信息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为此,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改善公众经济收入,对提高环境认知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行为影响不显著,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环境行为,出现“知行不一”现象。实际上,从环境认知转化为环境行为,中间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限制,如政策、法规、参与渠道、参与组织、信息公开程度等。为此,促进公众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除了要提高公众环境认知外,更需要有关部门完善相关的外部因素[4]。

摘要：基于秦皇岛市的实证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卡方检验法,对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认知和环境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具有更高的环境认知;而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行为影响不显著,高认知并非对应高行为,存在“知行不一”现象。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环境认知,环境行为,公众参与

参考文献

[1]金亮.海洋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与对策[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1,(12):1-4.

[2]王磊,钟杨.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行为类别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34个城市的调查[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63-73.

[3]开山.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为——一项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6):136-144.

课堂社会环境 第7篇

一、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现状

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 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可视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一阶段仅仅还在理论层面, 实务并没有发展;第二阶段, 从21世纪至今。

以2003年上海成立内地首家社会工作机构“乐群社工服务社”为标志, 是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开始初步走向实践的阶段。仅从专业性社工机构开始发展来说, 至今也有12年的时间, 但为什么发展却一直较为缓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 国外的慈善事业源自于宗教, 而在西方国家, 社会工作与宗教紧密相连。西方的社区都有许多教堂, 教会承担着扶贫济弱的职责, 而在社区中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 大多数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 他们会照顾老弱病残, 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 也是他们让自己灵魂获得救赎的方式。但对于中国来说, 并没有西方国家的这种宗教传统, 人们的信仰多元且分散, 以宗教为发源的社会工作这种舶来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缺少历史的土壤, 有一种天然的鸿沟。第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在行政框架下, 按行政指令开展的“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这就是说, 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工作”, 人们所认可的发言人还是政府, 对于专业化的社工机构, 一来认同度较低, 二来信任力不足。第三, 专业人才的流失。人才流失这一方面, 最大的困难来自于社工机构资金来源不稳定, 社工人员仅靠工资难以维持生活需求, 尤其是刚入社工机构的一线人员, 所以培养的大量专业社工不愿从事这一行业。

尽管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困难, 但就现代社会而言, 政府与民众之间需要通过一个第三方来更好的沟通, 所以社会工作越来越必要。那么, 针对上述情况, 我们就需要使其本土化, 从而更适应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截止2013年底, 中国城镇人口达到总人口的53.73%, 乡村人口达到46.27%。在农村人口占这么大比例的中国, 社会工作如何在农村的发展也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以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成功的例子“万载模式”来看, 其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专业化社工队伍, 近1000人的本土化从业社工队伍和1000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尽管这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较为成功的例子,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 其专业人才依旧缺乏,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尽管万载模式注重社会工作本土化, 但依旧无法避免现代理念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试点之初发动的大量基层干部, 到后来由于自身工作与经济效益的问题, 积极性大大降低。而志愿者队伍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利用假期做一些实践, 很难满足真正意义上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 笔者考虑, 可否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工作, 而不仅仅把它定义为一种实务性的工作。农村地区发展各不相同, 因地制宜, 利用当地有效的资源来实现社会工作的功能, 也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在此, 笔者基于对陕西省武功县聂村金仙观的实地调研, 通过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来探讨金仙观在当地所起的社会工作中强调的“环境”功能。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Society Ecosystems Theory) , 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常被称为生态系统理论 (Ecosystems Theory) , 是一种将生态学, 系统论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理论。布朗芬布伦纳在其理论模型中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 该系统分为4个层次, 由小到大分别是: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其中, 微系统是与个人联系最紧密的系统, 它是个人直接参与交往的环境。扎斯特罗与阿什曼认为, 系统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功能性整体, 可以将系统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 (Micro system) 、中观系统 (Mezzo system) 和宏观系统 (Macro system) 。其中微观系统指个人, 从广泛意义上讲, 个人是具有生物、心理和社会系统的系统类型, 他强调提高自身功能。中观系统指小规模群体, 包括个人家庭, 职业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主要是指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等的状况, 它们总体上影响人的资源获取。其中的中观系统与布朗芬布伦纳的微系统类似, 与自身直接关系的系统。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在所处的环境中, 个人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 这些系统包括家庭、群体、组织、机构和社区。图1显示社会环境中个人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 图2则显示社会系统中所有的系统如何运转。

根据这两个图, 可以看出, 个人与环境紧密相连, 如果其中的一环有了缺失, 那么个人的发展将会受到影响。而社会工作的一大重要功能就在于为社会系统有缺失的案主提供支持。从这一方面来说, 金仙观可以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

三、村庙实现社会工作功能的可能性

与个人紧密相连的微系统或者说是中观系统, 一旦缺失, 案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问题。那么, 此时需要社会工作者, 或者说是可以承担社会工作功能的组织, 机构或个人来为其解决问题, 帮助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在关中地区武功县聂村这个农村社区村庙可以实现社会工作的功能呢?可以借鉴地缘文化来做简要分析。

首先, 金仙观是结合儒释道的民间信仰, 主要供奉聂金仙 (聂云霄) , 聂村及周边的人对其非常信仰。每个月的合堂带领人们诵读为人处事的道理;人们遇事都去金仙观, 在聂金仙那里寻求解决之道。与其说是迷信, 不如说是一种对生活的信仰, 认为万事都是可以解决的, 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

其次, 就聂村来说, 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 或者是学生都在外地上学, 而留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及幼龄儿童, 而对外出打工或工作的亲人, 留守的老人总希望他们平平安安, 所以他们经常去金仙观为外出的亲人祈福。

再次, 金仙观中存在庙管会, 这是村民们自发形成的组织, 依托于金仙观, 为村民们举办各种活动。其中农历正月十五, 六月十九, 十月初五的三次大型庙会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活动, 辐射面较广。如表3显示, 六月十九庙会下午四小时参与庙会的人员来源。

最后, 金仙观为一些孤寡老人提供了生活场所, 也就是所谓的住庙老人。他们独自在家, 没有经济来源, 基本生活难以维持, 但是在金仙观, 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住的场所, 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保证。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 金仙观显示出了社会工作两大基本功能:个人层面的解困与发展;社会层面的避免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金仙观正是社会工作中所说的微系统, 它确实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的功能。那仅就“环境”方面来说, 它是怎样发挥其社会工作功能的?

四、村庙的“环境”社会工作功能

1. 公共场所。

社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为居民提供活动场所。这看似简单, 实际操作较为困难。我们常可以在新闻中看到, 社区居民为了争夺跳广场舞的地方而大打出手, 这正是活动场所不足的一个体现。社会工作的一项作用, 就是为社区居民提供活动的场所, 并为他们安排, 设计诸多活动。金仙观就实现了这样的作用。它的殿堂主体是人们平时祈福的一个场所;而其整体建筑的占地, 包括一个广场和戏台, 是为每年三次大型的庙会所准备的。另一方面, 从笔者在前文提到的住庙老人可以看出, 金仙观甚至有养老院的一些功能, 为孤寡老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场所。

2. 社会层面。

人们对村庙的信仰, 不仅可以缓解政府解决村民事务的压力, 而且可以减少村民与政府的冲突, 从而维持社会安定。在我国转型时期, 民众与政府的冲突较多, 在拆迁、城管执法中时常可见。而社会工作的介入, 为两者提供了一个中介, 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矛盾, 民众与政府在许多事务上不直接接触, 而是通过社会工作这个“第三方”来与双方达成密切联系。就笔者看来, 在当前中国的发展形势下, 社会工作的作用首先应该是充当这个中介, 也是它社会层面的一项功能:通过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难以解决的难题, 从更深层次上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 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效果。金仙观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人们有点小病小灾, 首先想到的是到金仙观寻求帮助, 这里可以为他们简单的看病开药, 且在聂村这种民间信仰文化下, 还可以为他们驱邪;家庭邻里之间有矛盾, 可以请村庙的管事代为调节, 常常可以做到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儿女不孝顺或者外出打工, 没人照料的老人可以在村庙寻求一份工作, 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 在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这正是聂村的独特之处, 与之相比, 没有这种中介的乡镇村子, 村民大事小事都找政府, 且上访不断, 认为政府什么事都应该解决, 一旦没有满意的答复, 就会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 这不仅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 且会加剧双方的矛盾。

3. 个人层面。

社会工作在个人层面有一项功能就是帮助服务对象实现自身发展;并且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包括接受自我与实现自我。两者都强调对人本身的关注, 而金仙观恰巧在这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他们合堂时诵读的经文中, 有七法则、八条规以及四炉经, 这都是在教他们为人处事的道理。在住庙老人中, 笔者看到了一位正在洗衣服的老人, 经过交谈得知她已有88岁高龄, 但身体和气色非常好, 且谈话思路清晰, 乍看只有六十出头。后来通过笔者的观察, 发现来金仙观合堂的老人普遍身体健康, 而且显得很年轻。笔者认为这与他们遵守的七法则八条规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经文的诵读, 其实就是提升自身修养的一个过程。这些合堂的老人们经过几十年的诵经, 条规中的为人处事已经完全内化为他们自身的气质, 其中包括戒骄戒躁, 与人为善, 遇事冷静, 心态平和, 孝为先等等, 这些正是社会工作倡导人自我发展中追求的境界。一位刘姓老人的话让笔者印象深刻:“爷 (即救世菩萨) 教我们不生气, 对别人宽容。我现在就是遇到好事高兴, 坏事看开。”朴素的话, 朴素的道理, 但真正做到, 确实不易。他们健康, 他们年轻, 是因为真正接受了自我, 接受了他人, 有一颗宽容的心, 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这种自我实现正是社会工作为之努力的方向。另外, 金仙观中的工作人员, 许多都是退休老人, 他们曾经或是老师, 干部, 工人等等, 退休后, 在金仙观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一方面管理及处理金仙观的日常事务, 另一方面大家在平时可以聚在一起聊天解闷, 这很好地解决了退休老人的退休后生活不适应问题, 避免了老年社会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退休老人因角色和活动的丧失或被削弱而产生抑郁。

五、结语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目前实行还比较困难, 因而, 当前可以借用一种当地独特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工作的功能。专业社会工作在农村地区的推广, 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 从他们当地人熟悉的方式开始, 慢慢渗透社会工作的理念, 再由乡政府和村委会支持, 一步步把专业社会工作引入农村。

参考文献

[1]马志强.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倾向[J].中州学刊, 2010 (3) .

[2]李素菊.论宗教的社会工作意义[J].中国宗教, 2009 (3) .

课堂社会环境 第8篇

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在当今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为了使我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构建, 我们必须努力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因为良好的外部环境对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积极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使中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新形势, 增强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 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表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离不开国际环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更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闭关锁国, 固步自封的清王朝最后也只能导致亡国的悲哀。新中国建立以后, 尤其在1978年后, 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 经济得到了持续健康的发展。由此可见, 改造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 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978年改革开放, 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是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 看到社会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持而作下的历史决策。这一伟大的决策, 实现了经济的跳跃式发展。这一历史经验证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政治大变革中, 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觉, 积极调整对外政策, 妥善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加快发展自己, 抓住历史机遇, 充分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 对内实行改革开放, 加快现代化建设, 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要在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同时, 也需要继续争取良好的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稳定统一是关键, 在大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下, 国内的稳定局势才能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稳定是前提, 发展是目的, 一个国内局势不稳定和统一的国家是无法很好发展的, 因此, 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内局面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必经之路。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 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 影响社会舆论的因素明显增多,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错综复杂。因此, 重视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不断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必须做好两个加强:第一,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以人为本, 协调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强有力道德支撑。第二,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形成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通过媒体、广告等手段, 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诚信、文明的社会崭新形象, 努力营造一个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和谐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营造要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我们要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 妥善协调各种矛盾和冲突, 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明确了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 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文化的重视。

《决定》指出, 建设和谐文化, 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在辉煌灿烂的历史进程中, 形成了以和谐为基调和底蕴的中华传统文化。因此, 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 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就应该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而进行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建设和谐文化, 就是要培育和谐精神, 倡导和谐理念,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 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此外, 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必须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 以培育和谐精神、树立和谐理念为根本, 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不断推进。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是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有力保障和具体体现。构建和谐社会, 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就应该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切实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人民群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要求, 是坚持以民为本、服务群众、维护民利。要把党的先进性落实到政治建设的各项工作中, 尤其是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为核心,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本质, 坚持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终目的。这样, 才能完善各种政治体制制度, 营造健康文明的政治环境,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摘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出位置, 也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实现社会和谐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国内看, 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转型、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及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等, 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从国际看, 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给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 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对待。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常实现, 我们不仅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 也要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 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因素

参考文献

[1].沈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

[2].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新华日报, 2006-10-18

[3].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 2007-3-5

课堂社会环境 第9篇

摘要：文章探讨了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并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提出了社会嵌入性风险的概念。通过对中国转基因育种项目的案例分析，研究了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的特征，并对如何防范这种风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技术创新；社会环境约束；社会网络；社会嵌入性风险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表现的越来越明显，以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技术等为核心的IT产业主导了世界产业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自19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更是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当前，物联网、大数据和云服务技术逐渐渗入到世界各国经济体的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每个角落。但是，技术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人员的事情。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高智力活动，同时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技术创新活动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制约，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风险也将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对于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早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周寄中、薛刚（2002）的文献中将技术创新可能面临的风险归为决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组织风险、资金风险、信息管理风险、企业文化风险、外部环境风险等八大类，分别归属于战略层、组织层和项目层三个层次。李晓峰、徐玖平（2008）则将技术创新的风险分为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和财务风险）和企业外部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两大类。对于这些分类，从大类上看，都是完整、没有遗漏的。但是，对于来源于企业外部环境的风险因素，一般只关注到宏观经济、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自然环境、市场需求等变化导致的风险，却很少有人关注到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实际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而又长期被忽视的风险因素。

“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是1985年由Granovetter（1985）提出的，他认为过去对经济活动的研究中，只是注重了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关注交易成本，而忽略了市场是由社会的人所构成的，也有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遵循着社会结构构成的秩序，因而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嵌入的角度研究经济行为。后来，Ostgaard和Birley（1996）基于英国集群企业的研究，发现商业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交叠现象，从而证实了商业关系、创新行为的社会网络嵌入性。随后，Uzzi（1997）进一步指出，经济行为都是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环境中发生的，是基于信任而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网络嵌入视角下，研发创新活动的主体都是存在于社会经济网络和关系网络中、以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相互连接并相互影响。本文正是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和网络化范式进行重新审视，进而探讨其社会环境约束特征，提出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这个新概念，并通过发生在当前中国市场上的典型案例对这种风险进行初步研究。

二、 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与网络化范式

1. 技术创新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在一定市场环境下实施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以企业为主体，但不局限于企业，而是由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等共同完成的系统性工作。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生产并提供新的产品，或者从根本上改善产品的质量；

（2）引进新的生产方法、技术或工艺流程；

（3）为产品或服务开拓新的市场；

（4）获得一种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的新供给源；

（5）实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或管理方法。

由于技术创新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性的活动，因而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的引导，其行为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需求是创新理念的源动力，只有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活动，才能转化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通过市场的检验、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才更有可能获得各种融资渠道的资金支持。因此，市场需求既是技术创新的激励因素，也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条件。

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和風险性。因为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其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不仅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生产过程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有天然的风险性。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技术创新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专业技能很难被一家企业同时掌握，而且一家企业也不愿意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基于企业单位间的互补和合作就必然会产生。在同一个技术研发链或者相关技术领域的企业，就会很容易地集聚到一起，或者形成多方合作的网状结构，集聚性和网络化也就越来越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一种重要特征。

2. 技术创新的系统集成与网络化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特征，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进等研发活动也出现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趋势，各种研发工作不再由单一机构独自完成，而是由多个研发能力互补、利益相关的研发机构共同实施和实现。这种技术创新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行为互动，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也成为多个行为主体的系统集成。

在这种新的系统集成创新模式下，各企业和其他研发机构一起共建实验室或者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与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赢的网状研发创新关系，即创新网络。在一个创新网络中，各研发机构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而将不擅长的工作交由网络中的其他合作机构去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研发产出效率、降低了研发成本。通过网络式的合作关系，企业专注于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与合作伙伴共同形成组合优势，产生资源协同效应，更易于实现技术突破。通过合作创造的价值使得研发网络的各方都能受益，而这种协同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行动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化范式下，技术创新活动将更多地采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技术创新所涉及的各种资源、信息和行为主体都集成到一起，形成网络化的研发系统。技术创新网络中不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而且组织机构间的联络关系也错综复杂。但是，通过网络间的协调配合，他们能够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相互协作、相互影响，使得整个研发网络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

三、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风险

1.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技术创新是围绕科学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由于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因此技术创新活动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研发活动的创新成果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潜在的灾难（例如原子能与核工业技术、转基因与生物克隆技术），可能带来人类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得社会网络结构和关系发生剧变。因此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必然会对研发活动提出一定的制约，使之始终处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视角看，技术创新活动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与社会环境实现互动，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生活服务等各种环境，而且总是处于这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之中，这就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嵌入性。

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约束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体系、社会文化观念、社会政策制度、社会信息传播、社会信任关系等多个方面。社会结构体系是指社会整体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节点的认知观念及其相对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态度倾向和约束影响力。社会文化观念是指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各种观念、风尚、需求、习惯、伦理、心理倾向等，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研发活动的态度倾向。社会政策制度指社会构成的基本制度、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导向、经济制度体系各种行为规范和行为导向的总和，对技术创新活动起着直接的约束作用。社会信息传播包括信息的产生源、传播渠道、媒体舆论导向、信息传播的技术与传播速度等因素，因为其对社会文化观念起着引导作用，因而会间接对技术创新活动造成约束。社会信任关系指社会成员的信譽信用、相互间对承诺的信任程度等，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其政策抉择和监管执行的公信力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非常重要。

2. 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通常我们谈到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更多的是探讨如何优化社会环境以支持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总是被社会环境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作用也并不总是正面的。如果技术创新活动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对技术创新机构来说就会出现风险。这种风险不是由技术本身带来的，也不是由资本短缺、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直接导致的，而是由社会网络关系带来的，是研发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因此称为社会嵌入性风险。这种社会嵌入性风险，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化解，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能够直接影响和解决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转基因育种的技术创新项目。转基因育种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一个生物体中提取结构、功能清楚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以获得新性状、培育新品种的过程。2011年，全球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达到1.60亿公顷，占全球作物种植总面积的10.7%；美国在全球转基因作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的43.0%。近20年来，中国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也紧跟世界步伐，有了较大发展，列入研究清单的项目主要包括转基因抗虫棉、抗病毒水稻、抗青枯病马铃薯，以及分别具有抗赤霉病、白粉病及黄矮病小麦等。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随后农业部在此基础上发布了4个配套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中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技术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8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将在15年内投入资金240亿元人民币，用于优势基因的挖掘、转基因品种选育和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2009年，中国第一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开始准备进入后续的品种审定、申请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进行商业化种植。

但是，正如本文前述的，技术创新活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其安全性就一直存有疑虑，这种疑虑在转基因水稻临近商业化的时候，在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下和媒体的推动下演化成了一场社会争论风暴，争论的论题远远超出了生物技术的范围，涉及到法律、伦理、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参与方也包括了媒体、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普通民众面对海量的信息，也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判断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争论拨动了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国家权威部门发放的“安全证书”本身的含义已经完全被忽略，而且无论是农业部官方辟谣，还是61名院士联名上书，都未能平息社会各界的争论。随后《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媒体开始明确表态：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但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后续品种审定、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的申请一直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2014年8月17日，两个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安全证书到期，安全证书的续期申请也没有按时获得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目前来看还是遥遥无期。

在转基因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出于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考虑，社会各界不能顺利接受这项新技术，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是新技术产品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由社会网络关系的反作用带来的。这种制约作用带来的风险，与技术风险、资金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都不同，是技术创新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风险，是一种社会嵌入性风险。

四、 技術创新社会嵌入性风险的防范

面对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防范体系。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研发活动具有“社会属性”，要充分意识到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要有充分的认识，进而防范于未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科研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逐渐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发言机构、开始关注项目的社会影响并积极应对，实际上是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认识。对于社会嵌入性风险的这种事先的防范，可以包括事先进行安全性检验、做好媒体沟通和普通社会公众教育，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是主动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要认识到这种监督检查机制不是在制造麻烦，而是为未来更好的发展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主动了解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与研发创新部门共同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在媒体宣传管理方面，应该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让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普宣传教育，培养人们对新技术产品及其安全性的科学认识。在这方面，媒体自身也应该树立公平公正的态度，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用科学严谨的眼光审视事态的发展，客观公正地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毕竟，社会公众不可能成为技术专家，对于一些科学概念的一知半解是正常的；但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很大，如果也以一知半解的状态去引导社会公众认知，或者在陈述信息的过程中存在主观偏见，其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周寄中，薛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的分类与识别.科学学研究，2002，20（2）：221-224.

2. 李晓峰，徐玖平.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8，（3）：72-76.

3.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4. Ostgaard A， Birley S.New Venture Growth and Personal Network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6，（36）：37-50.

5.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 s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1）： 35-6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企业研发网络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及其相互促动机制的研究”（项目号：71132006）。

作者简介：杨忠直（1956-），男，汉族，陕西省富平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和产业经济；乔军华（1977-），男，汉族，湖北省荆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科技金融。

企业承担社会环境责任的对策 第10篇

一一、环境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1. 环境的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1910年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 而后他的学生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丰富和发展了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的定义有很多种, 庇古在他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外部性的存在, 是因为当A对B提供服务时, 往往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损害, 可是A并未从收益人那里取得报酬, 也不必向受损者支付任何补偿。”公共品一般都具有外部性, 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 都能使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而“公共劣品”是一种向一个群体强加成本的公共品, 是消费或生产行为的副产品, 环境污染就是典型的“公共劣品”。造成外部性效应的人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但他却在无意间做出了有害的经济行为。

2. 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非效率分析。

环境污染这样的外部不经济会导致市场非效率。以企业排放污水为例,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污水, 从而造成了外部不经济。如果一个没有法律管制和道德约束的企业会直接将污水排放到大自然环境中, 而有法律约束和道德良知的企业会对污水通过一定的设备进行处理。作为一个正常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如果对污水进行处理, 势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从而增加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企业将会损失一部分利润, 因此企业一般会权衡利弊, 决定是否对污水进行处理以及处理到什么程度。在没有管制的地方, 企业如果把污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中, 虽然节省了治理污水的社会边际成本, 但产生了负外部性, 自然界受到损害, 对社会造成了损失, 产生了多余的社会成本。社会边际成本往往要大于个人边际成本, 这样就产生了一定的差额, 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外在体现。因此, 负外部性的产生是私人成本社会化, 环境污染是环境负外部性的体现。

3.对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在分析污染时将控制污染视为“益品”,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控污的效果看成社会收益。假设, MC是控污的边际成本曲线, 具有正的效率, 表示随着控污量的提高, 边际成本递增;MSB为社会边际收益曲线, MPB是私人边际收益曲线, 两者都是向下倾斜的, 具有负斜率, 表示随着控污量增加, 边际收益递减。没有管制的均衡点在I点, 此时MPB=MC, 即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的边际成本, 但此时, 社会边际收益MSB远大于清除污染的边际成本 (MC) , 因此, 这一均衡点是缺乏效益的。而有效率的位置在E点, 在该点社会边际成本MSB=清除污染的边际成本MC, 增加微量的控污量在两条曲线之间并无差异, 区域ISE代表了控制污染后的收益。假如, 企业将所有的污染都排除掉, 此时被称为零风险点, 但社会边际收益为零, 而边际成本在Z点, 因此, 需要花费大量额外的控污成本。

二二、促使企业承担社会环境责任的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在饱受环境破坏后方才觉醒, 渐渐走上了“源头防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根据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前提, 环境标准提高到发达国家水平, 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可不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少走弯路, 走出一条既发展了国家经济又最大限度地解决了环境问题?根据我国目前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现状, 明确政府、企业、消费者的权利和责任, 在法律和民主的监督下, 促使企业承担社会环境责任, 才可能实现科学发展观,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政府层面:完善企业环境责任法律制度。环境污染造成了外部不经济, 引起了市场失灵。当市场失灵的时候, 就应该有政府管制的手来消除或减少市场失灵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西方发达国家在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上比较一致, 认为应该把企业的环境责任切实纳入社会经济实践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对于企业社会环境责任, 在立法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善: (1) 首先要将公众的环境权明确地纳入《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将环境权明确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当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后, 公民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 并且还不能被其他法律法规所规避。 (2) 完善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现今我国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主要是由环境法所规定的, 而在公司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的环境责任。 (3) 健全资源利用制度, 改革排污收费制度。健全资源利用制度, 促进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推广应用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技术, 建立资源回收利用制度, 并在政策上和财政上支持企业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4) 完善刑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等相关性法律法规中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企业的环境责任可以具体化为: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 其中以环境行政责任为主。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团体, 对于环境和生态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因此在刑法中应考虑规定环境危险犯。

2. 市场层面:

调节污染的排放量。 (1) 收取排放费。排放费是对企业每单位的收费, 即要求厂商为他们污染支付等于其外部危害的税款。这就是通过让该厂商面对其行为的社会成本而将外部效应的影响内部化。如果排放费是通过精确计算的准确结果, 那么追求利润的企业就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至效率水平, 在该点污染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 (2) 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发放排放许可证是避免政府税款收费的一种新办法, 采用这种办法, 由政府确定污染水平并将排放额度适当地在厂商中间分配, 而不再告诉厂商必须为每吨污染缴纳多少钱, 并允许厂商自己选择污染水平。许可证的价格由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 数额上等同于排放费。 (3) 市场谈判。并非所有的解决方式都与政府直接行为有关, 有两种私人方式:谈判和债务规则, 也可以产生有效的结果。谈判能减轻污染的外部性, 但前提是产权清晰且谈判成本较低, 即当事人都能坐下来商讨有效的解决方案。第二种方法是依靠责任法的司法途径, 或归于民事侵权一类的问题, 而不是政府管制。这里, 外部性的制造者有法律责任向受害人进行赔偿。责任条款的实质是将污染的外部性内在化。现实中, 责任条款十分有限。他通常要付出高昂的诉讼成本, 这增加了原先外部性的成本。而且, 产权并不完全, 或者外部性牵涉到大量企业, 许多受害方很难或根本无法起诉。

3. 企业层面:

产品全程控制。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环境保护一体会势必首先出现, 譬如《京都协议书》之类的世界环境公约公布生效后, 各国被动接受企业环境成本不断攀升以及被淘汰出局的风险。因此, 与其被动挨打, 不如主动进入战略挑战,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中实现清洁生产, 发展循环经济。在产品设计阶段, 开发低能耗、低污染和可循环利用的产品;在选料阶段, 企业选用无害、清洁环保型的材料, 生产过程中, 要选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生产“三低”产品;在包装阶段, 提倡生态包装, 既节约资源又绿色环保;在运输阶段, 倡导利用第三方现代绿色物流。

4. 消费者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