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之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之分析（精选11篇）

宏观经济政策之分析 第1篇

关键词：发展压力,经济下滑因素,全年展望,政策建议

一、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今年上半年,辽宁经济增速延续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回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2813亿元,同比下降1%。从横向对比看,这种回落不仅表现出区域性特征(如图1所示,以2014年首季为节点,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呈逐渐扩大趋势),同时也反映出辽宁自身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如图1所示,2015年首季,辽宁经济增速开始与吉林、黑龙江拉开距离)。

(一)工业生产持续下降

1-6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319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延续年初以来的下降趋势(1-2月:-9.8%;1-3月:-8.4%;1-4月:-8.8%;1-5月:-7.7%),增速低于全国水平(6%)13.7个百分点。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幅扩大

1-6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60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8.1%,降幅较年初(1-2月:-21.7%)扩大36.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增速(9%)67.1个百分点。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6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659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0.3%)2.2个百分点,高于去年(7.5%)0.6个百分点。

(四)外贸进出口增速降幅收窄

1-6月,全省出口总额累计完成20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1%,降幅较年初(1-2月:-23.7%)收窄1.6个百分点,但增速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20个百分点。

(五)财政收入压力不断加大

1-6月,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188亿元,同比下降18.6%,降幅较年初(1-2月:-11.1%)扩大7.5个百分点,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1%)25.7个百分点。

二、辽宁实现五大发展压力仍很大,经济发展亟需补齐短板

近年来,虽然辽宁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行业内部结构也做了调整、经济发展中提升了科技含量,也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和能源加工转化效率,但按照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辽宁在五大发展方面仍面临较大压力。

(一)创新发展驱动力亟待提升

评价创新发展程度的指标很多,但最关键也是首要评价指标是创新投入情况,尤其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辽宁研发投入强度2006年为1.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7个百分点,排在全国第6位,高于广东、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但经过10年的发展,2015年辽宁研发投入强度(1.59%)较2006年仅提升了0.13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51个百分点,排在全国第12位,被沿海一些经济领先地区甚至中西部地区超过。这说明辽宁在创新投入上严重不足,落后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投入不足,影响创新资源要素向辽宁流动,制约着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蓬勃发展。

(二)协调发展格局仍需推进

过去几年,辽宁在协调发展方面表现出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区域间协调发展问题。作为东北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增长极,在基础设施共享、产业联动发展、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以及公共服务区域化等领域,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关键领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东北区域通关一体化问题。二是区域内部协调发展问题。辽宁三大区域发展战略虽然实施多年,但14个城市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差距有扩大趋势,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2015年沈阳(3.5%)、大连(4.2%)两个特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是阜新(-4.8%)、铁岭(-6.2%)、朝阳(-6.1%)生产总值平均增速的10倍,生产总值差距由2014年的6倍扩大到7倍。三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尤其体现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质量提升上,如城镇化进程中新城新市镇生活环境不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滞后、楼盘空置率较高以及公共服务待遇较低等。据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显示,辽宁城镇化率排在全国前列,但城镇化质量有待提升,沈阳城镇化率全国排第19位,但城镇化质量却排在27位。

(三)绿色发展约束性不强

在近几年的发展中,辽宁通过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污染治理等一系列的举措,努力将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的生态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实际效果上也取得一些成绩,但目前的绿色发展还停留在理念灌输和违法违规治理上,对集体、企业以及个人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性,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很突出,如雾霾问题、城市垃圾处理问题等。对政府和企业的评价考核,生态指标逐渐出现在考核表中,但权重较低、内容不完善、重视程度不够,仍主要以经济效益类指标体系为考核重点,绿色考核作用发挥不充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生态问题转嫁现象。仅以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来看,日益增加的垃圾如何进行无害化处理,许多地方政府和垃圾处理企业一直没有找到有效解决办法。在大城市垃圾填埋面积有限和处理成本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部分大城市垃圾处理企业将垃圾填满场地选择到偏远乡村,日益增多的外地垃圾堆积,破坏了当地水土环境,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困扰。

(四)开放发展进程缓慢

长期以来,辽宁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低于消费和投资。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出口贡献率更是处于低位水平,以支出法核算,2012-2014年辽宁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包括对省外和国外的流出)贡献率平均为-3.5%,外贸增长为“不进反退”状态。从外贸依存度看,2012-2015年辽宁外贸进出口依存度下降了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依存度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进口依存度下降了2个百分点(见表1)。数据下滑背后反映出辽宁近年来在对外开放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如在调研中反映比较集中的对外开放软环境不完善、沿海与腹地经济互动性较差等问题,外贸结构、出口增长方式、出口新增长点以及外资利用质量等方面亟待调整和优化。

(五)共享发展提升空间大

辽宁近几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大对民生方面的投入,制定了保基本、守底线等一系列民生措施,如加大对棚户区、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十项措施,实施零就业家庭援助等重点民生工程,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获得感得到了提升,但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辽宁民生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一些领域条块分割、碎片化严重情形没有根本改观,财政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政策执行和落实存在偏差情况时有发生,政府部门管理效率较低,共享发展的提升空间仍很大。我们仅仅从宽带提速降费工程来看,这项工程是能让老百姓降低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获得感体验较明显的一项民生工程,从国务院提出这一新政到具体实施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电信运营商虽然出台了多套改革方案,但老百姓普遍反映获益效果不明显,宽带资费和原来价格一样,只是会有一些绑定消费业务可以让资费变相降低(绑定手机卡,规定每月最低消费额),但绑定业务受众群体是少数,所以降费的实际获得感不明显。

三、当前经济下滑是趋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

造成辽宁当前经济下滑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国际市场外部需求不足的冲击,也有新常态下国内形势转变的影响;既有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行为方式转变节奏缓慢的主观原因;既有经济结构不适应新需求的现实问题,也有包袱过重举步维艰的历史原因。可以说,辽宁当前经济下行既有趋势性背景,也有体制机制性原因,更有结构性问题,是多因素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果。

(一)趋势性背景

1.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近些年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剧烈动荡期,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过低弊端凸显,全球贸易持续下滑,外需增长乏力,IMF、OECD、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组织和智库纷纷下调经济增长预期,2016年由1月份的3.6%下调至3.4%,4月份进一步下调至3.2%。从国际环境看,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从国内环境看,受外需不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以及贸易壁垒成本加大等因素影响,原有的要素、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再加上工业通缩压力加大、产能过剩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显现,全国各地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大环境下,辽宁不可能独善其身。另外,辽宁作为重化工业大省,工业生产产品供应着全国各地投资建设用品,根据我们去年研究成果(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1993年至2013年全国投资与辽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二者关系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发现全国投资每变动1%,辽宁工业增加值则同向变化1.09%),可知全国投资增长下滑对辽宁整个工业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和带来工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

2.老工业基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老工业基地必然要经历由盛到衰、再到振兴的过程,如德国鲁尔地区、美国中西部“绣带”、法国洛林地区等都经历了从兴盛到逐渐衰退再到缓慢振兴的过程(见表2)。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退是历史演进的必经阶段,关键是如何实现再振兴。

(二)体制机制性原因

1.计划经济思维束缚严重。行政管理体制上,辽宁计划经济痕迹较重,经济发展任务完成主要依靠逐级指标下达、层层加码等方式,考核指标具体且硬约束,导致上报统计数据“注水”,使本应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对要素、投资驱动产生严重依赖。在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过程中,许多审批事项逐级下放到基层,但由于过去习惯于逐级上报、层层审核、上级统筹的管理模式,基层管理机构缺乏统一管理、多项联批的能力,使许多权力下放出现“接不住”问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重“招商”、轻“安商、养商”,许多投资项目在地方主要领导许诺了若干优惠政策落地后,由于与中央相关优惠政策不符或者其他影响因素,一些项目就长期处于搁浅窘境,前期投资变成了沉没成本。

2.国企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辽宁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绝大多数企业股权结构仍不合理,股权开放度不高,特别是集团层面,国有独资企业数量占比高达80%以上,混合所有制结构还未形成。辽宁国有企业中多数为竞争类企业,但由于经营管理制度不够灵活,企业用工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员工能进不能出、企业家市场化选聘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旧很突出。另外,辽宁国有经济成分中央企占比较大,但央企在地方只设分公司,没有子公司,地方政府没有决策权,许多地方企业原材料获取以及产业链下游企业发展都受到限制。

3.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改革进程缓慢。当前,创新发展已经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辽宁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体制机制问题成为束缚辽宁科技创新的瓶颈。如在科技投入经费上以政府直接拨款为主要方式,科研项目的筛选和评定仍是计划管理办法,科研人才的培养及激励上仍不够灵活,造成全省科技资源流失,许多科研成果存在“墙里开花墙外香”、研发人员“孔雀东南飞”现象。

4.企业税负较重,历史遗留问题多。辽宁民营经济不活跃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税负成本过高。从行政审批成本看,各种不合理、乱收费情况依然存在,许多审批事项都需通过相关部门认定的高价收费中介机构进行评审,否则终审将很难通过;从社保缴费成本看,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比例占工资总额的20%,再加上其他保险和公积金,企业社保缴费成本高于南方大多数城市平均水平;从企业融资成本看,企业在银行贷款利率均在基础利率上至少上浮30%,加上评估、公证、审计及担保费用,融资综合成本率至少在12%-20%左右。从表3中可知,辽宁2011-2016年工业企业各项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呈现逐渐上升趋势,显示出企业税负成本在逐渐加大,企业经营环境恶化。

(三)结构性问题

辽宁结构性问题是历史形成的,包括轻重工业的“二八”格局,传统产业大而不强、新兴产业规模弱小,国有经济占据主导、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等发展不均衡问题。从投入产出看,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大进大出价值流向格局。分析一个非封闭式区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不仅要考虑本地企业最终产出用于本地消费、投资、出口国外的部分,还需要增加用于省外最终使用的部分。辽宁作为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的地区,主导产业最终产出向省外流出占比过大,消费性产业为省外产出大流入,导致辽宁在当前产能过剩、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主导产业出现急速下滑、消费拉动效果不明显。具体如下。

1.产出结构变动较小,重化工产品省外净流出。以2007年和2012年辽宁投入产出表为分析工具,通过对比五年间辽宁23个工业部门总产出占整个工业总产出比重的变动情况,发现除了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业外,其余行业占比变化较小,工业各部门总产出结构基本不变(见表4)。将辽宁42个行业中主导产业(新增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67%),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化学产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金属制品业,从“净出口”、“净省外流出”、自用与流入流出分别进行比较(见表5),可知均属于产值大出行业,除金属制品业外,其他行业均属于省外流出占主导部门,在外需不振、产能过剩以及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形势下,这种主导产业大出格局的经济必然受到严重冲击。

2.消费拉动效果不明显。从辽宁消费品产出的价值流向看(见表6),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具及设备修理类服务(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通讯器材类消费品(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行业生产)、文化办公类消费品(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和服装鞋帽纺织类消费品(纺织品生产),属于“大进”部门,流入比例高,即消费品中多数属于省外制造,辽宁消费的增长对本省经济拉动作用极为有限,社会商品消费总额增长实质上是拉动了外省消费品工业生产。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大连网络交易中仅有10%用于本地消费,其余90%均为异地消费;快递包裹进出件比为1.4∶1,属于消费交易逆差地区。

注:投入产出表每五年公布一次,2012年为最新数据;位次变化中,0表示不变,正值表示上升,负值表示下降

四、全年展望与政策建议

下半年,辽宁经济形势将在继续探底过程中保持低位运行。从外需看,受美元升值周期延续、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以及全球不稳定政治环境等多因素影响,世

注:数据来源于2012年辽宁投入产出表

注:数据来源于2012年辽宁投入产出表

界经济将延续低增长态势,下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增速难有明显起色;从内需看,随着部分重化工业产品产能达到峰值,产能过剩将极大抑制工业投资增长。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进一步下降。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持续放缓,在传统日用消费品需求已趋于饱和状态下,新消费热点尚未形成中坚力量,以及部分高质量产品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下半年全省消费增长将保持稳中略升态势。

总体来看,今后工作要以更加务实态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定不移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工业结构优化调整、体制机制灵活转变,按照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将创新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切实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深入贯彻“四个着力”要求,将治本之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局面。

(一)完善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形成创新资源流入的政策洼地

加快推进《辽宁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落实,制定实施细则,按照方案8项重点工作任务分解安排和工作计划进度,设定相关指标体系,纳入政府以及各部门绩效考核内容中;系统推进沈阳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突出新兴工业化主攻方向,为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进行制度创新;加快大连金普新区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加快沈大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积极与国家部委对接,争取更多的科技创新示范项目落户沈大,尽早发挥创新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

(二)支持创新平台建设,积极推进创新链整合

以重大创新平台、国家重点工程为依托,以骨干企业为主体,以利益为纽带,建设多种形式、满足多种需求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支持企业与“两院十校”搭建各类创新平台,政府通过财政税收优惠和提高人才待遇水平,促进重大科研成果落地辽宁并实现产业化;积极鼓励各类创新平台进行科研管理体制创新,在科研项目申请、经费使用、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人员激励方面,按照创新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市场化管理,将沈阳材料国家实验室、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大连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中科院丹东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作为改革创新的先行试验点。

(三)加大国企改革力度,明确国企经营目标

盘活存量国有资产,尤其是市县国有资产,吸引社会资本加入,组建国资企业集团,将国有资本做大搞活;加快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鼓励大股东参股控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建立与市场完全对接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压缩管理层级,控制管理人员比例,建立员工能进能出机制,严格执行薪酬与效益挂钩机制;全面推进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改革,完善董事会制度体系,市场化选聘企业经理层,充分发挥企业的用人自主权。

(四)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创造适度宽松的政策环境

督促各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辽宁省发展民营经济实施方案》出台政策操作实施细则,明确政策执行主体的工作职责和服务职能,积极公开政策使用主体可享受的优惠条款和申办措施,提高政策适用性;通过各部门联合办公,系统性降低企业审批成本,降低社保缴费成本,降低融资成本,降低税收遵从成本,创造适度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企业自主经营能力;支持“草根银行”发展,打破分支机构设立数量限制等一系列政策瓶颈,加快全社会诚信系统建设和完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五)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专项改革,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加快推进国有股权减持,专项解决厂办大集体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历史遗留问题,如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加快产业园区创新发展,按照“一区多园”“一片区一产业”发展格局整合产业园区,按照“小机构、大服务”原则确立省市产业园区管委会的级别及内设机构规格,构建“管委会+公司”模式运营产业园区,按照“封闭管理、竞争上岗、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原则创新用人和薪酬激励机制,按照“能放则放原则”将管理权限下放到位;成立省港口资源整合领导小组,组建辽宁港口集团,推动各个港口专业化发展,加大港口信息化投资建设,构建各港口间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加深与省外其他港口合作关系,提升辽宁港口资源整体竞争力;成立省市文旅集团,整合辽宁文化、体育及旅游产业,提升各行业综合服务水平,加强辽宁文体资源协作能力,通过开展全国性特色旅游项目,加大重要媒体的宣传力度,扩大辽宁文旅资源整体品牌竞争力;优化地方财力结构,提高一般转移性支付比重,如将成品油税费改革衍生的地方税费以转移支付方式留给地方,提升地方财力积累水平;深化税费体制改革,借鉴其他省份现有经验,取消省级层面财政收费项目,返还中央收费项目中省级部分,减轻企业负担,实施“放水养鱼”政策。

(六)筑牢对外开放平台,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继续保持与国家商务部的密切联系并实施高层推进,加速大连自贸试验区申办和筹建工作;将上海有关信用体系、综合监管、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各项改革经验,尽快落实到大连金普新区和辽宁各海关特殊监管区;加快推动大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高水平推进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实施方案和细则的出台,分阶段推进建设目标完成,分行业制定指导意见,分层次实施激励措施;加快推进以锦州为核心的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辽西先行区,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产业对接目录、产业布局规划,放宽项目对接中相关政策的适用范围,提高项目落地的成功率;主动与东北其他省份沟通协调,建立联动机制,抱团与蒙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设立合作基金、增设国际货物专列、放宽劳动配额限制、创办经贸合作论坛、加强官产学研交流、共建智库联盟等形式,加快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七)完善农民进城软硬件设施保障,提升城镇化推进质量

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进城的户籍门槛,对有工作、有住所、有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可根据意愿办理工作所在地城镇户口,保障其享受现居住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加大省内流动农民工补偿性教育,提高职业技能水平;鼓励进城务工人员落户县城、小城镇以及大城市周边城区,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向城镇转移,充分释放各级城镇综合承载力;整合现有新区,引导新增投资项目落户已有新区,以产业聚集新城人气,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加快城市地下综合管道建设,增加城市配套基础设施投资,适时推进城市建设和综合治理立法,提升城市管理法治化水平;充分挖掘自然和文化资源,打造一批国内知名的特色小城镇群。

(八)合理制定“疏通”式政策体系,缓解城镇职工养老压力

城镇职工养老问题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个人看,职工退休后能否再就业来充实退休时光,提升人生价值。二是从集体看,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抚养比逐渐缩小,养老金缺口问题解决。建议解决上述两方面问题变堵为疏,措施相互补充,具体看:一是准确评估各地城镇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当期可用基金交省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长。二是通过放宽老年人就业限制,如消除老年人就业歧视性政策、出台鼓励返聘老年人政策等,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老龄人口灵活就业。三是出台针对用人单位以及再就业者的优惠政策,如按照自愿原则,鼓励再就业老人的薪金交由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实现再就业收入的保值增值。四是社保基金理事会设立再就业老年人薪金运作部门,将再就业者薪金投入资本市场,实现最大程度的保值增值。五是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解读,通过网络平台和社区工作站,将老年人再就业相关信息以及薪金托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由专业人员及时传达给受众群体。六是积极探索再就业老年人医疗报销“自付费”封顶制度,根据退休后养老金领取额度,制定个人医疗费用每年最高支付额度,其余费用由再就业老年人薪金运作部门支付,从根本上解决养老最核心问题。

(九)扩大干部交流范围,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

涉众型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及其适用 第2篇

印仕柏 李春阳

 2012-06-27 22:59:52

来源：《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

关键词: 涉众型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宽严相济

内容提要: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涉案范围广泛、涉案金额巨大、犯罪手段带有欺骗性、危害后果严重等特点，在案件定性、证据收集、协调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等方面具有较大难度。在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过程中要运用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争取早发现、早处置，在司法过程中要做到区别对待、严格依法、统一平衡，自由刑与财产刑并重，慎用死刑。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这类案件的受害人特别众多，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对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的破坏性特别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把握对这类犯罪的处理，具体处理过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为了有助于我国深入开展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打击与处理，我们在多年办理这类案件故而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加以分析和总结，期望能抛砖引玉。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涉众型经济犯罪并非刑法学意义上的类罪概念，而只是司法实践中对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害社会公众经济利益的一类犯罪的总称，具体是指涉及众多被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被害群体的经济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上位概念是经济犯罪，一般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施的危害经济法律秩序的行为，具体是指我国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因此，对于涉及不特定多数被害人的一般侵财型犯罪，不认为是涉众型经济犯罪。从公安部通报的典型案例[1]和媒体报道的案件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合同诈骗、保险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罪[2]等罪名，此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以及证券领域的经济犯罪也存在着涉众因素。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如下特征：

（一）涉案范围的广泛性

这是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是指被害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比如，涉众型经济犯罪之“众”是指该类经济犯罪涉及被害人人数众多，且往往为不特定的人。非法集资犯罪是典型的涉众型犯罪，它包括两个罪名，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这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均包括对象的不特定性。第二，是指涉及领域较多。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涉及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农业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旅游开发、医药、证券等诸多领域。第三，牵涉到案件当中的部门、环节多。涉众型经济犯罪发展到一定气候，往往会牵涉到相关的审批单位、新闻媒体、公证机关、会计审计事务所以及金融机构等。第四，参与人员多元，而且往往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从犯罪主体来看，既有公司和家族式的企业，也有自然人结成的犯罪团伙，涉案人员往往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如非法集资类犯罪往往以公司、企业为组织形式，非法传销类犯罪也有明确分工，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而且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其组织性也越来越严密。从人员构成来看，包含了工人、农民、个体业主、职业经理人，乃至一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如在广西北海“307”系列案中，传销案件的95名被告人中，包含博士2名、硕士2名、大学本科文化程度26人。

（二）涉案金额的巨大性

绝大多数经济犯罪皆为数额犯，即以数额较大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涉众型经济犯罪中所涉之罪也不例外，而且与一般经济犯罪相比，涉众型经济犯罪由于针对的是为数众多的被害人，这就决定了该类犯罪涉案数额往往特别巨大，其中又以非法集资类犯罪更为显著，如2002年7月至2004年12月间，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以其下属企业东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发展养殖蚂蚁为名，承诺35%-60％不等的高额回报，通过在辽宁13个市（县、区）设立的分公司和代办处，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近30亿元人民币；湘西非法集资系列案涉案金额更是高达160余亿元。非法传销类犯罪往往也是如此，如北京亿霖木业公司案涉案金额总计16.8亿元。从媒体报道的案例来看，其他诸如保险诈骗、非法经营证券等涉众型案件的涉案金额也大多在百万元以上。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涉案金额之巨通常是其他普通经济犯罪所望尘莫及的。

（三）犯罪手段的欺骗性

大多数涉众型经济犯罪都是犯罪分子滥用已有的财富资源、优势地位，同时结合信息上的优势，采取各种手段来掩人耳目，欺骗被害人，从被害人处获取财物。主要表现为：1．编织光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在高档写字楼租房办公，以经营活动需要投资为由掩盖其非法行为。许多犯罪嫌疑人都给自己的头上编织美丽耀眼的光环，除了“明星企业家”之外，他们有的人还想方设法巧取、骗取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务，以扩大影响力。2．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多种多样。公安部就公布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16种表现形式，[3]这些名目繁多、不断变换花样的犯罪方式，使人眼花缭乱，让普通人无法识别其犯罪的本质。如证券领域中以“炒股理财服务”为名的非法经营证券咨询业务犯罪、以提供“境外炒汇业务”为名的非法经营外汇业务犯罪和以“黄金期货交易”为名的非法经营期货犯罪等。3．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群众上当。如允诺高价回收、返租，定期高额返还红利或提成，支付高额利息等。4．虚假宣传。为了吸引更多的群众，犯罪嫌疑人往往采取欺骗的方式进行宣传，经常邀请当地主流新闻媒体报道企业，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发放传单，邀请群众观看企业宣传光碟，组织“投资大户”考察所谓企业的生产线或在外地的投资，吹嘘企业实力。一般群众缺乏深入了解加害人经营状况和资信的渠道，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很难准确判断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从而容易上当受骗。

（四）危害后果的严重性

一是涉案数额的巨大性导致损失巨大，难以挽回。很多赃款被犯罪嫌疑人用于非理性投资或者挥霍，群众经济损失惨重。二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及面广，特别是广大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农民、下岗职工参与其中，一旦案发，这些群众势必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极易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导致群体事件的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三是严重破坏经济秩序。这类犯罪除了造成直接损失外，还导致当地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资金大幅减少，影响经济发展。此类犯罪更大的危害在于使民众滋生投机暴富心理，怠于正常的经营和工作，影响经济的复苏。

二、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案件定性分歧大

一是刑法规制和司法解释滞后导致犯罪定性存在分歧。如对于非法传销行为，即便是刑法修正案

（七）对传销犯罪进行规定后，具体什么是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以及要达到何种程度才构成犯罪还是缺乏明确解释，故而给这类犯罪的认定带来困难。二是民刑交织，即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织，从而导致案件定性争议大。如在湘西自治州非法集资案件中，企业既有向外部集资的，也有向内部员工集资的，而向特定人的借款，既有办理合法借贷手续的，也有大量和非法集资手续一样的集资行为，是否要区分，如何区分就很重要。三是案件疑难复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常常难以区分。如有的虽然是企业性质，但是采用家族式管理，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交织，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难以确定；有的非法集资类犯罪经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到集资诈骗的漫长转变过程，是定一罪还是数罪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证据收集和固定难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往往历时较长，证据繁杂，资金去向难以掌握，导致书证、被害人陈述收集困难，往往为核实一个案件的涉案金额及被害人人数即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连如何取证、如何装卷都大伤脑筋；此类犯罪往往多人共同犯罪，行为人之间经常订立攻守同盟，突破口供比较困难，甚至少数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击，故意隐匿、销毁会计账簿和其他书证，导致证据缺失；这类案件的爆发大都具有突然性，且往往伴随着群体性事件，侦查机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稳控犯罪嫌疑人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上，前期常无暇顾及或者忽视了对罪证的收集，从而给下一个诉讼环节带来困难。这就导致一些案件公安机关尽管报捕，检察机关经过严格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批捕比例较高，不捕退查后，案件仍难以取得新的突破，重新报捕率依旧比较低。

（三）案件协调难度大

一是管辖争议的协调难度大。有些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地域较广，各省市侦查机关各自为战，时常发生多头立案、争抢追赃的现象。因此，如果没有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的协调指挥，办案就会发生扯皮从而导致效率不高的现象。管辖上的争议在公安机关立案，到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乃至法院审判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所以从一开始就加强协调和沟通便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定性协调难度大。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对于一些案件的认定，需要省级主管部门或者省级联席会议予以明确定性，因此，基层发现此类犯罪的迹象时，还需要请示和报告上级主管部门，需要上下级之间的协调，另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也可能意见不一致，也需要协调统一意见，如果思想不统一，认定周期长，就会导致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到位。

（四）办案压力大，“案结事了”难

首先，对于此类案件，各级领导、社会舆论密切关注，给办案带来很大压力；其次，由于这类经济犯罪案件大多数赃款被挥霍或者去向不明，或在市场中缩水，案发时群情激愤，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引发静坐、游行、示威，拦车、阻断交通、围堵政府机关等具有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这种社会影响面很难控制，也严重影响了侦查人员办案的精力以及案件的最终处理。最后，即便结案后对被害人的补偿也往往难以到位，部分人甚至会认为刑事立案影响了其兑付、获利，法院判决使犯罪分子不能履行其承诺，于是对司法机关的介人心存抵触，以致案件虽已判决但是事情远没有了结。

总的来说，就是案情难搞清，性质难确定，证据难收集，矛盾难协调，案结事难了。

三、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直线上升，直接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有学者指出，法律与政策互动，相辅相成，这是古往今来人类在治理犯罪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4]针对我国转型期社会普遍的行为失范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考虑到涉众型经济犯罪相比起其他犯罪类型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更为显著，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把握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处理好涉众型经济犯罪，即要求“我们的司法官不仅必须是好的司法官，还应该拥有政治家的头脑和智慧。”[5]这时就需要明确具体的刑事政策来指导这类案件的处理。

学者们在探讨针对经济犯罪应持的刑事政策时，有所谓“严格主义”、“宽缓主义”之说。“严格主义”认为只有严厉的刑罚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和抑制住经济犯罪，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能越“雷池”一步，以此来保证市场的经济秩序，因此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应成为我国处理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的基调。具体体现在：其一，法网细密，规制全面；其二，处罚严厉，以儆效尤；其三，依法追诉，既往也咎。与此相反，“宽缓主义”则认为，对于经济领域内的活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赦免“原罪”，强调惩治违法犯罪要注意违法的具体原因与情况，采取适当宽缓的刑事政策，将一批违法行为“非犯罪化”，刑罚主要打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对两者的比较，论者认为，对于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更应当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6]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处理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调是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主要理由在于，1982年，继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扩大了经济犯罪罪名，提高了部分经济犯罪的法定刑，从而决定了我国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基调。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具体规定了认定与处罚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界限。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知，强调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及时审理经济犯罪案件。1997《刑法》第三章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的罪名及偏重的刑罚。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1999年刑法修正案又对刑法中的经济犯罪内容作了补充，不仅增加了若干新的经济犯罪罪名，而且加大了对有关经济犯罪的处罚力度。该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刑事法律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基调没有变。[7]

我们认为，衡量刑事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减少犯罪，是否有利于增强群众的安全感，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正确适用刑事政策的前提是准确判断社会治安形势、刑事发案态势及案件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涉众型经济犯罪不同于一般经济犯罪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涉众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巨大性。单纯的轻缓刑事政策不利于平抑此类案件频发的态势，不利于减少犯罪，不利于安抚受害群众。而一味的强调从严，则会导致对于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的处理更多地依赖于刑罚手段，不仅无法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在特殊预防上也会因为过于严厉而遭致犯罪分子仇视社会，使预防效果大打折扣，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尽管我国对于经济犯罪一度采取高压态势，但是分析《关于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及最高法相继发布的司法解释等文本及其出台背景不难发现，这些决定都是针对严重犯罪活动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加上这些文本产生于“严打”时期，因此，一味地强调“严厉”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涉众型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制定，不能基于对犯罪现象的本能反应，而要基于对犯罪规律的理性总结。根据我们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特征和处置困难的总结，对这类犯罪应采取的基本刑事政策，既不是严厉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宽缓，而应该是宽严相济，同时要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政策、司法政策、刑罚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刑事政策，它不仅用于指导刑事立法，同样用于指导刑事司法。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即对严重影响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应依法从严打击，从而保障国家和公共安全、社会安宁；对轻微犯罪或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则应依法从宽处理，从而减少社会对抗，预防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对严重犯罪中的从轻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重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宽严相济，在于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罚当其罪则是罪刑均衡原则的具体适用，旨在实现刑罚的公平正义。

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适用

（一）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要早发现，早处置，立足于“打早打小”

对于宽严相济的“严”，习惯上都是讲“严厉”，从犯罪预防和犯罪处置的角度来看，“严”还可以解释成“严密”、“严格”。从立法上讲，基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持续时间长、初期不易发现的特点，要严厉打击此类犯罪，不在于降低入罪门槛，而在于严密刑事法网，使各种涉众型经济犯罪都不会因为立法的不严密而无法追究责任。如前所述，刑法修正案

（七）将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从非法经营罪中剥离出来，单独定罪，表明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对于非法传销类犯罪保持了高压态势，并通过界定行为而非单纯以数额认定犯罪，从而严密了刑事法网，加大了打击力度，给其他涉众型经济犯罪罪名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借鉴。在总体上讲，保持对涉众型经济犯罪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也不在于重刑，而在于对犯罪案件严查到底，并防止死灰复燃。涉众型经济犯罪一般有一个萌芽、积累、膨胀、爆发的过程，往往潜伏期长，其蓄积的破坏能量大，此类案件本身伴随资金断链和泡沫的破灭而具有突发性，一旦爆发就会导致涉案群体的恐慌，因此要立足于“打早打小”，提前建立起排查、监管、预警以及查办机制，一旦发现有该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存在，可立即组建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专门领导小组，制定处置工作预案，在第一时间立案侦查，公布真相，加强舆论宣传，将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消除群众的恐慌和猜疑。对不及时查处、执法不严的行为要开展法律监督，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机制，对该立（案）不立和不该立（案）而立的行为要进行刑事立案监督，对涉嫌渎职犯罪的要一律依法查办。这样一来，不仅警示、威慑了犯罪分子，同时也可以迅速平怨，抚慰受害群众，防止事态扩大，从而保障经济、社会秩序，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总的原则和方法

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是要准确判断社会治安形势、刑事发案态势以及案件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比较复杂，案件的办理往往涉及到一个地方的全局，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大背景下要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就不能单纯的就案办案。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司法人员面临的重大问题。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同时还与地方的社会稳定和群众利益直接相关，如何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办案的各个环节如何真正做到全力维护好社会稳定也是对司法人员的重大考验。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运用刑事政策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基于以上分析先掌握好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总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根据各地的实践和湖南省处理湘西自治州非法集资案件的成功经验，对于重大复杂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要把握的总的原则是：1．紧紧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开展工作，切实维护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切实维护合法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经济损失；2．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尤其是检警配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熟悉案情，引导侦查，对重大复杂案件进行专案管理；3．加强案件的请示汇报、对下指导和横向协调，慎重定性，把握适用法律的准确性、惩处打击的适度性和强制措施的正当性与必要性；4．熟练掌握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法律和政策。总的方法是要根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态势，建立相适应的高效运转的办案机构，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办案队伍，通过多方配合协作，包括区域协作、部门协作、上下协作、内外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三）在司法过程中贯彻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1．区别对待、宽严有度

在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过程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交织在一起，不严格进行区分就无法严格依据法律正确打击、合法保护。在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可以对涉案的企业、参与人员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具体包括：

(1)对不同性质的案件进行区分，以把握打击范围的适度性。首先要区分罪与非罪，解决哪些行为人罪，哪些行为不入罪的问题。主要是应判定案件中的行为到底是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具体的打击范围。如对于带有民事欺诈性质的经济合同纠纷，就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不特定对象集资用于正常经营，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其次要根据罪名性质的不同，确定追究责任的范围。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的罪名非常之多，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股票、债券、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原罪外，同时还会伴随或者引发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挪用资金、高利转贷、隐匿销毁会计凭证、职务侵占、贷款诈骗及贪污受贿、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等众多罪名。各罪名参与人员不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也有所区分。对于非法集资与非法传销来说，非法集资的涉案人员就相对要多一些，而非法传销的涉案人员主要是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人员。

(2)对不同性质的涉案企业进行区分，以把握刑法调整的谦抑性。就企业来说，有些是为了犯罪而成立的企业，那么应直接追究自然人的责任，有些企业是主管人员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故意犯罪，对涉案企业和主管人员都要有相应的惩处；在一些非法集资类案件中，有些企业最初是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常经营，但经过一段时间高息揽存后，不堪利息重负，资金链断裂，故而发展成集资诈骗犯罪；还有部分企业由于从合法金融渠道得不到资金而误入歧途，但一直在控制风险。对于前一种类型的企业要依法严厉打击，对于后一种类型的企业要以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不特定公众的财产利益能够得到挽回为原则，对企业及主要负责人员应体现宽宥的一面，以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对那些纯粹以诈骗为目的、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而开展活动的企业则要坚决予以取缔打击。

(3)对人员实行分层处理。对于自然人犯罪的，要区分主从。对负主要责任，起组织、领导、决策作用的，要从严打击；对起次要作用且积极退赃、认真悔罪的，可从宽处理；对于一般参与人，特别是本身也是受害者的，要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可以考虑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单位犯罪的，要根据案件的性质和人员的作用大小实行分类处置。在单位犯罪中，实行分层处理时要注意区分几类人员：第一类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实际控制人。有些人虽然是法定代表人，但是不一定是实际控制人，故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区分；第二类是企业的高管，主要是相关业务的领导、组织者。有些高管主观上没有参与意思联络，或者主观不明知，还有些部门负责人在领导强令下从事某种行为，对此就要看是否具有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再判断是否予以人罪；第三类是企业的财会人员以及其他专门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包括会计、出纳以及直接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人，要根据这些人的表现具体分析，如通过判别其主观能动性来考察其主观恶性以及是否因此特别受到重用或者获利来考察其实际作用；第四类是社会中介人员、为犯罪提供帮助的其他人员。在一些非法集资犯罪中，有些中介人员本身也参与了集资，本身也是受害者，那么在其主观故意方面一般要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不宜认定为集资诈骗，而可以考虑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对于情节轻微的，原则上不入罪。

2．严格依法、罪刑均衡

贝卡利亚说到，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8]司法实践还表明，在罪刑均衡的范围内，刑罚威慑力是与刑罚轻重成正比的，一旦刑罚超出公正的限度，刑罚威慑力就会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因此，该严不严，严重犯罪就难以遏制；当宽不宽，人们就会对刑罚有抵触情绪，致使对抗性增加。宽严相济中的“宽严”应该是严格依法下的“宽严”，应当是在罪刑均衡原则指导下的“宽严”。判处较重的刑罚时，须是在对其罪行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在法律规定的刑罚幅度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任意从重、加重处罚；从轻处罚，绝不是无原则地降格处理。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被告人，即便是在此类案件高发态势和严峻治安形势之下，也要注重罪刑均衡，防止升格或者降格处理，这样才能既威慑犯罪，又减少社会对抗因素。

3．协调处理、统一平衡

对不同地区的案件，要考虑案件的性质、情节等，同样的案件须同样处理；对涉及同一地区、同一性质的不同案件，更要考虑统一协调，不能有不同的处理结果。要发挥上级司法机关的指导作用，统一办案思想，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各地处理时，一定要注重均衡。这里的均衡既指罪刑均衡，也包括司法均衡，也就是在法律适用的时候保持统一。如何才能保证适用法律的正确统一？一是要对同一性质的案件进行统一协调处理，不能过于强调个案的独立性。要加强司法解释工作，要在独立办案的基础上，在司法机关内部加强沟通与协调，统一认识，统一标准。二是要注重发挥案例指导的作用。案例是法治的细胞，具有直观性，是看得见的法典，是摸得着的规则，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同案同判。[9]公众往往通过对案例的比较而得出司法处理的差异，对于同一性质的案件，如果不同地方处理差异悬殊，将会直接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同时也会留下不稳定因素。在处理中，主要应考虑以下两种平衡：

(1)企业间的平衡。一是整个地区涉案企业间的平衡。为了对同一时段、同一地区、同一性质的案件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平衡把握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均衡处理，上级领导部门要切实承担起指导责任；二是对同一性质企业追究范围的平衡。对于性质相同、影响一样的企业，追究责任的范围也应大致相当。

(2)犯罪嫌疑人间的平衡。对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平衡就是对于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帮助犯，对单位犯罪中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他们的涉案事实、情节严重程度、对犯罪行为的主观认识、事后表现等情况，在分层处理的基础上，力争公平处置，涉案数额相差无几、犯罪情节类似的犯罪嫌疑人应该得到同样的处理，例如，对某企业主管人员积极挽回群众经济损失后，不采取强制措施的，那么对其他企业的主管人员，只要积极挽回损失的，就应同样不采取强制措施。主管人员不采取强制措施的，自然该企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同样不需要采取强制措施。

还有一些案件中，中介人员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他们对经济犯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他们还从中获取了巨额的中介费。在确定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时，应该考虑到不同企业的中介人员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是否明知等主观方面，以及是否获利、获利的多少等客观方面，综合予以考量，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四）自由刑和财产刑并重，慎用死刑

经济犯罪往往属于贪利性犯罪，犯罪人主观上无不具有贪财图利的动机或目的，如果对其仅处以自由刑往往尚不足以遏制其再犯罪，因此，在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刑事司法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财产刑的运用。对有些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刑法规定判处缓刑并处罚金刑，而不必将其投入监狱，避免在狱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以及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对于判处一定自由刑尚不足以罚当其罪的，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并科相应罚金，以体现国家对其行为否定性评价的严厉性。

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案发之初，被害人要求严惩加害人的愿望和要求非常迫切，有些无法挽回巨额经济损失的案件，对严重经济犯罪被告人判处死刑确实迎合了民众报复心理的需要，满足了刑法的报应功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死刑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一般威慑作用和一般预防功能是有限的，因为死刑无法消除或减弱涉众型经济犯罪发生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行为人动辄处以死刑，将会造成一些地方采取通过死刑的适用来消除民怨的消极做法。贝卡利亚曾指出：“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10]易言之，如果经常见诸报端的都是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分子被处以极刑，那么很可能下一个依法本可不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就会被要求判处死刑或者司法官基于民愤而判处被告死刑。因此，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被告，适用死刑时一定要慎重。

【注释】

[1]参见《公安部严厉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载《证券时报》2006年11月24日第A08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从非法经营罪中脱离出来，根据最高法、高检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四）》，其罪名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3]参见《公安部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16种形态作面孔画像》，载新华网：http: //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11/23/content_367911.htm

[4]参见卢建平：《刑事政策与检察工作》，载《人民检察》2006年5月（下）。

[5]前注[4]，卢建平文。

[6]参见廖天虎、刘永强：《试论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定位》，载《科技信息（学术研究）》》 2008年第1期。

[7]参见刘华：《论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载《法学》2003年第11期。

[8]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9]参见白建军：《案例是法治的细胞》，载《法治论丛》第17卷第5期。

我国现行经济政策之我见 第3篇

摘要：随着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我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现状及其主要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些笔者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经济政策；税收；就业

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各国政府的不断政策引导下已趋以缓和，但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在原“两防”方针指导下的“软着陆”过程，加入了迅猛的外部冲击，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已带有在经济周期由高涨向低迷的阶段转换中“硬着陆”的危险，一些加工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遇到了比较明显的困难。这些问题如何来解决?我们应该先找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只有找到这些根源性的东西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我认为我国经济有如下根源性问题：

一、大型、特大型国企行政垄断利润过高，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在我国，政府垄断行业产生的“利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营盈余，而是靠行政垄断保护下收入大于支出的盈余，通常被稱为“行政垄断利润”。“行政垄断利润”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市场禁人或限入的产物。在政府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卖家远离价格竞争压力，无须节约成本，也不受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平均利润趋向零”的“铁律”威胁。

此外，行政垄断企业、行业方面存在许多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例如，许多行政垄断部门在设备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依然不降价、不让利。再如，政府垄断的行业普遍为国民经济的上游、上上游行业，它们成了“资产增值”的主力，而大量的下游企业为其利润买单，进一步扭曲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据此，作者认为，行政垄断利润拖累国民经济增长。以千亿元人民币计的燃油、电力、通信等国有部门的巨额利润，不是国民经济之喜，而是国民经济之忧。目前，这个行政垄断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未来市场改革还要加大力度，尽快塑造竞争性市场结构是提高收入、增加就业，合理化社会收入分配的唯一途径。

二、对外依存度过大，增加了经济活动风险

自从19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方面，内需作用逐渐下降，而投资和出口的作用逐渐提高，对外依存度加强是我国对外开发的重大结果，有助于提升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由此加大了风险，国际经济的任何波动都会直接给国内经济造成冲击。

三、宏观税负过重，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据有关方面测算，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政府收入比重则从17.9％过快地上升到21.4％。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导致居民的需求能力和结构相应发生总体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消极影响。例如，同期(C、I、G)三大需求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中，消费贡献率也从43.6％下降到38.9％。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趋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初次收入分配环节存在着经济秩序严重混乱问题和二次收入分配环节存在着政府收入比重增长过快问题。从近15年的税制改革实践效果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税收与其它政策手段相配合，不仅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也部分地满足了国民对国家税制建设提出的兼顾(平衡)“经济效率”目标与“社会公平”目标的要求。

四、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真正理顺

市场经济属于自由竞争性质，但是它要在政府设计的合理的“游戏规则”框架内运行；否则，它将陷入秩序紊乱，以至瘫痪状态。“游戏规则”包括政府立法与政府监管。在这两方面，发达国家也存在问题，但我国的问题更严重。

香港经济学家朗咸平最近撰文指出，美国的次贷危机事件，就如我国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我国奶业问题的出现，有企业道德因素，也有政府监管不力因素。美国金融危机，同样与政府监管不力有关。这次事件的最大教训是，政府应该把经济活动的立法、监管放在最重要的经济环节(如生产环节)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金融部门)。如果政府注意力总是放在一些鸡毛蒜皮事上，就会分散精力，应该管好的事管不好，不应该管的事又管得太多太滥。

分析了以上种种原因后，我们对导致经济衰退的政策因素有了清醒认识。经济衰退与政府经济政策长期工作不力有直接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未来经济工作至少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质性改进：

1.政府没有控制好经济秩序，这通常要靠立法和制度改革进行弥补。

古代思想家荀子曾精辟指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2.政府没有理顺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如果单纯强调经济效率而且把经济增长的成果大部分分配给少数富人，最终无非是把“天下人之天下”变成“少数人之天下”。在我国最近几年，因为缺少社会公正、社会公平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太多，这通常要靠合意的公共政策予以修复。《吕氏春秋》明确提道：“……治天下，必先公，公则天下平，平得于公。”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宏观经济政策之分析 第4篇

关键词：经济房,税收政策,租值消散,商品属性

一、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政策之效用分析

1.“经济房不经济”的经济解释

政府通过修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确实向市场提供了两种低价住房，但为保证享用人群确实是真正贫困的人群，政府又出台其他的配套政策。且莫论具体政策是否合理，就经济学逻辑分析，此政策必导致“租值消散”。所谓经济适用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不难看出，该政策限制了建设方的利润率，从而限制了房地产产品的价格。而廉租房是指政府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向具有城镇常住居民户口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事实上，这两种政策的做法，都无异于人为限制了市场价格，使得这两类房地产产品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Armen A.Alchian曾说“价格决定了市场中的竞争准则”，众多经济学家(以芝加哥学派为主)也指出，“价格准则是唯一不会引起租值消散’的市场竞争准则”。所谓“租值消散”是本应产生经济租金的资产由于产权不明确，其租值(全部或部分)消失的现象。由此看来，政府修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政策，是人为地控制了房地产产品的市场价值，也就是在价格准则以外添加了别的竞争准则。具体来说，政府的这项政策在两个方面引起了租值消散。首先“经济房政策”在价格准则以外添加了排队准则。欲购得(或租得)房子就必须花费时间排队。而事实上需要廉价房子的居民不在少数，因此取得房子使用权要花很多时间排队。第2条准则：贫困准则。符合贫困标准且有大量时间排队的人才有资格买房或租房。人们把大量时间花费于排队，而不进行任何生产，是租值消散。这部分消散的租值数目很小，又因市场机制自动调整竞争准则，使得租值消散的现象减到最小， (1) 因此，此租值消散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但是贫困准则引起的租值消散便不可忽略不计了。购买经济适用房或者租用廉租房的条件之一是“足够贫困”，贫困者提供证据证明自己贫困，政府作为监管者审查购房者的资格。其间，政府的监控成本不可忽略，为了考察“贫困者”的贫困情况，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新的职能部门，用以监督购房申请者。再者由于“经济房”价格低于市场价，于是市场参与者有足够的动机伪装“贫困”。后者引起的租值消散很是巨大：本不贫困的人通过“化妆”和让监督者“认定”自己贫困两种方法“装贫困”，而后者便是腐败现象。在“经济房”政策上到底因腐败损失了多少，我们无法估计，但可以断言，由于租值消散，“贫困者”鱼目混珠，真正住上“经济房”的人并不都贫困，其中必有大量投机分子利用机会大盈其利。投机分子买入低价房一般选择自住或转卖(租)。为了防止投机分子转卖(租)“经济房”的行为，政府不得不再出台其他政策，而新政策又进一步改变了市场竞争准则，引起新一轮的租值消散。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租值消散中，投机分子为了逃避政府监管，必然就要在合同上做手脚，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明暗双合同”，即买卖双方表面上签订一个购销合同，而又私下商定，达成另一个默示合同，以达到逃避监管大盈其利的目的。而私下的默示合同是非法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合同的履约保证全靠私人信用，而不受法律保护的合同难免出现大量违约。大量的违约行为造成社会性的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恶化，必然使得订立合同与处理合同纠纷成本大量增加，这是新政策引起的最严重的租值消散。

2. 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的价格调控作用失效分析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向市场输入了新的供给，应当对平抑房价起到积极作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也许占整个房地产市场不到5%的份额的“经济房”不会对供需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若从边际的角度看则不然。依据需求定律：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大。据此，面对同质量的商品，在需求本身不发生变化的时候，在边际上人们总是优先选择价格低的那些商品，边际上的低价选择，也就压低了市场价格，对低市场价格的反应必然是需求量增大。对低价产品的需求量增大了，也就削减了高价产品的需求， (1) 据此高价产品的市场均衡移动，价格也应向低价逐步靠拢。但是，本以为可以有效改变市场供需关系，起到调控房价增长速度目的的“经济房”政策，在税收调控政策出台以前，并未奏效，房地产产品价额仍是一路飙升，就连上涨速度都鲜有减缓。

房地产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其经济学性质很复杂，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又和普通消费品截然不同，为此，以下本文将引入新概念消费属性与资本属性对“经济房”的房价调控失效加以说明。

收入是使用物品所带来的享受。 (2) 货币收入是以货币度量收入的尺度。商品是指可交换的物品。具有消费属性的商品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当前收入;具有资本属性的商品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未来收入。消费属性和资本属性互斥增减，同一商品资本属性越强消费属性越弱，反之亦然。因此后文我们只谈论资本属性的强弱，当资本属性强的时候自然隐含消费属性弱，反之亦然。

据此定义，房地产产品确实具有双重属性。买房者拥有房地产产品的长期使用权，因此房地产产品可以为他们带来长期内的持续收入。由此可见，按照我们的定义房地产产品在买卖市场上具有很强的资本属性。而租房者只拥有房地产产品的短期使用权，因此房地产产品之为他们带来短期收入，甚至可以说是当前收入。 (3) 因此，按照我们定义房地产产品在租赁市场上资本属性较弱。供需理论分析较适合那些消费属性强的商品(后文简称消费品)， (4) 而对资本属性强的商品(后文简称资本品)却不那么适合。若用供需理论分析资本属性极强的房地产买卖价格，局限条件非常复杂，极易出错。就上文提及的分析而言，就忽略了许多不可忽略的因素，因而出了错误。事实上，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无益于价格调控。若要使用需求定律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首先必须搞清楚何谓价、何谓量。而上文的分析，我们只是笼统地提及了房地产价格，而没有深入理解什么因素构成房地产价格。于是看似正确的分析，变得不可靠。看似必可起效的政策便也不可靠了。张五常这样定义价格：“价是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在边际上所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Irving Fisher这样描述资本价值：“资本价值是未来收入的折现”。 (5) 在市场上，具有资本属性的商品不断吸收新的市场预期，不断形成新的资本价格。

价格是取得收入所不得不付出的最高代价。 (5) 货币收入测度了收入，而价格又是货币收入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测度是相对的，因此货币收入也是相对的。房屋租价的意义是享受住房所不得不放弃的其他商品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在固定预算约束下，每多购买一单位房地产产品，不得不放弃消费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房屋租价完全取决于那组“其他商品”的价值。如果购买一处房地产产品我们可以长期居住，也可以长期出租，根据以上分析，出租得来的租金测度了租房者不得不放弃的其他商品享受，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租金也测度了出租者可享受的其他商品。进一步讲，房地产购买价格是预期可以获得的其他商品享受的折现。我们称房地产产品的这部分价值为资本品的基础价值。

而在此之外，房地产产品的价格中还包含了一个“投机价值”。我们之前提到，在不确定性市场条件下，市场参与者无法准确知道资本品能够为其带来的未来收入。取而代之，他们根据手头信息做出预期，并根据预期信息，形成自己心中的估价。而市场中有无数参与者同时对资产价格做出预期，有的参与者对资本品的预期价格高于资本品的市价，有的则低于市价，这个预期差异形成了资本品市场交易动机对同一项资本品估价高的市场参与者有足够动机买入资本品，而估价低的参与者也有足够动机卖出资本品。我们说，市场参与者根据手头拥有的信息做出预期，因此参与者对资本品价值的预期也是随时变动的。如果一个本来对某项资本品估价很高的市场参与者由于信息变化，与其该项资本品在未来将会跌价，那么它也有足够动机卖出手中的资本品，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投机行为。若某项资本品未来价值很不确定，那么市场中针对该项资本品的投机行为就会十分活跃。据此，我们定义资本品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而具有的那部分价值为投机价值。

二、房地产市场税收政策之效用分析

房地产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盈利，而经济学中盈利的概念不同于财务学中的利润。在财务学中，主营业务利润被定义为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之后的余额。而在经济学中，Armen A.Alchian如是定义成本：“在经济学中，成本指的是选择的最高代价。” (1) 根据我们上文对收入的讨论，不难看出在货币测度下，经济学中的收入和成本总是相等的。那么经济学中所说的盈利是什么呢?Milton Friedman在《Price Theory》中把盈利解释为合同外收入。张五常在《供给的行为》一书中将盈利比喻为“无主孤魂”，并说盈利是意外的收入。”看来，盈利总是以市场中出现不确定性事件为前提的。那么我们把盈利定义为，市场中出现不确定性事件，所引起的收入变动。如果我们用货币度量盈利则是货币盈利。货币盈利可正可负。如若市场上出现对某投资者不利的不确定性事件，造成其收入减少，则此时货币盈利为负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风险发生时的情形。政府出台税收政策无益于直接削减了投机者预期中的盈利(每单位的盈利，均被扣除了一个固定的比例)，就算对投机者有利的不确定性事件发生，为投机者带来盈利，也必须上缴其中一部分。这样一来，投机者在投机以前对投机行为盈利数额的预期自然也就减少了。

三、结论与建议

至此，本文从多方面解释了第一阶段“经济房”调控政策失灵，和第二阶段税收调控政策有效的缘由，笔者据此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进行进一步分析，旨在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出建设性意见。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调控政策，最大的目的在于使得低收入的住房困难人群能够实现“居者有其屋”。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尽力不干扰市场价格体系，使得租值消散减到最小，因此笔者倡导对贫困者的直接资金补助(直接转移支付)政策。

实验3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第5篇

实验名称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实验目的1、根据证券投资基本分析原理，收集和整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数据，并进行分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趋向做出判断。

2、在现行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下，试分析其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证券行情走向影响，并研判未来行市可能的变化趋向。

3、宏观经济政策数据选取：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

实验设计方案

1、通过登录国家统计局等网站收集和整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数据，并进行分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趋向做出判断。

2、通过收集的数据，对我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和趋势进行预测。

3、通过对我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和趋势预测，进而分析将会对我所关注股票ST深泰（000034）会产生的影响。

4、分析现行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5、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我所选择的股票ST深泰（000034）及未来的走势。

6、由于我所关注的股票ST深泰（000034）属于通信类别，所以可以通过通信行业占GDP的比例分析通信行业未来的走势，从而可以分析对股票的影响。

数据资料及分析方法

1、通过访问国家统计局等网站，收集整理了1994—2005年我国GDP总量资料，如下表

通过分析我国GDP的年增长率，可以知道：1994年的GDP与1993年同比增长11.8%；1995年的GDP与1994年同比增长10.2%；1996年的GDP与1995年同比增长10%；1997年的GDP与1996年同比增长9.3%；1998年的GDP与1997年同比增长7.8%；1999年的GDP与1998年同比增长7.6%；2000年的GDP与1999年同比增长8.4%；2001年的GDP与2000年同比增长8.3%；2002年的GDP与2001年同比增长9.1%；2003年的GDP与2002年同比增长10%；2004年的GDP与2003年同比增长10.1%；2005年的GDP与2004年同比增长10.2%。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前三季度的GDP总量为141477亿元，已经比2005年全年的GDP总量高出10.7%。所以有理由预计，2006年我国GDP总量的增长率仍然会超过10%。

2、通过访问国家统计局等网站，收集整理了1996年至2006年9月我国财政支出状况资料，如下表。

表21996年至2006年9月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单位：亿元

通过分析我国近十年的财政支出，不难看出从1996年—2002年前后几乎都保持较高的财政支出，应属于扩张型财政政策，从2003年起，尤其是2004年和2006年前三季度，可以明显看出政府已经不再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可能和2003年起尤其是2004年我国经济局部过热有关。

根据2006年前三季度前三个季度的财政支出状况，可以预测我国近些年应该还会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3、通过访问统计统计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等网站，收集整理了1996年—2006年9月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表31996年—2006年9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通过分析我国近十年的货币量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近些年采用的是较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但随着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数次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如1次调高存款利率，2次提供贷款利率，3次提高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我有理由预测：我国中央银行有可能会调节货币供应量，实行趋于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

4、通过访问国家统计局等网站，收集整理了近四年信息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资料，如下表。

表4信息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

通过分析近四年的信息产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可以看出信息产业还是被众多企业家所看好，众多企业家对信息产业还是抱有较大的信心。

实验结论：

1、通过分析我国GDP的年增长率，可以知道：1994年的GDP与1993年同比增长11.8%；1995年的GDP与1994年同比增长10.2%；1996年的GDP与1995年同比增长10%；1997年的GDP与1996年同比增长9.3%；1998年的GDP与1997年同比增长7.8%；1999年的GDP与1998年同比增长7.6%；2000年的GDP与1999年同比增长8.4%；2001年的GDP与2000年同比增长8.3%；2002年的GDP与2001年同比增长9.1%；2003年的GDP与2002年同比增长10%；2004年的GDP与2003年同比增长10.1%；2005年的GDP与2004年同比增长10.2%。

2、通过分析我国近十年的财政支出，不难看出从1996年—2002年前后几乎都保持较高的财政支出，应属于扩张型财政政策，从2003年起，尤其是2004年和2006年前三季度，可以明显看出政府已经不再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可能和2003年起尤其是2004年我国经济局部过热有关。

3、通过分析我国近十年的货币量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近些年采用的是较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但随着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数次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如1次调高存款利率，2次提供贷款利率，3次提高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我有理由预测：我国中央银行有可能会调节货币供应量，实行趋于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

4、通过分析近四年的信息产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可以看出信息产业还是被众多企业家所看好，众多企业家对信息产业还是抱有较大的信心。

5、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贸易顺差也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增加，且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我认为我国政府将会采取较为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将造成投资的成本有所增加。

6、由于我所关注的股票是ST深泰(000034)，该只股票已经被证券交易所挂上S*ST，证明该股票已经至少连续两年的每股收益为负，公司至少连续两年亏损，所以我认为，该股的发展潜力不大，不是理想的投资证券，应当及时平仓。

实验总结：

1、学会运用相关网站收集各种经济数据。

宏观经济政策之分析 第6篇

改革开放以来, 财政、货币和产业三大政策并用, 是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管理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阶段,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应对通货膨胀;第三阶段, 稳增长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其间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 共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

评价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绩效、探讨三大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影响是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的问题, 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探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财政、货币、产业三大政策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作用与影响, 并做出评价。

1 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1月至2013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经济增长与通过膨胀进行定量分析, 着重考察财政、货币和产业三大政策对二者的影响。用到的变量具体如下:

(1)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RIAV) 。本文用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作为GDP增长率的代理变量。

(2) 通货膨胀率 (π1和π2) 。分别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零售商品价格指数 (RPI) 来衡量。采用两种不同的指标可以保证研究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3) 政府支出 (GE) 。模型中使用政府支出可以有效衡量财政政策的效果。本文用不含债务还本的国家财政支出进行衡量。

(4) 政府收入 (GR) 。政府收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两大类。本文用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的国家财政收入来衡量。

(5)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SFA) 。

(6)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TFA) 。本文用第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产业政策。

(7) 货币与准货币 (M2) 。M2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 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 影响M2的变动, 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8) 上期通货膨胀率 (πt-1) 。本文采用上期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

首先, 本文通过以下模型来衡量财政、货币和产业三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IAVi=Ci+β1log GRi+β2log GEi+β3log M2i+β4log SFAi+β5log TFAi+μi

考虑到时间序列的特点, 本文在进行季节调整与取对数后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具体采用ADF检验序列的平稳性。从表1得出, 在5%的临界水平上, 除了RIAV以外, 其余所有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因此要进行协整检验, 具体用到基于回归残差的AEG检验, 得到的残差也是非平稳的, 所以本文对误差进行了修正。

修正误差后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回归后得到的数据, 可以看到, R统计量的值为0.5317, 说明模型拟合效果不是很好, 表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变化的53.17%可由所选择的解释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具体分析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 政府支出与政府收入对RIAV产生相反的影响。政府支出对RIAV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其回归系数为21.8411, 表明政府支出每增加1%, RIAV就会增加0.2184%;而政府收入对RIAV有负的影响, 但不显著, 其回归系数表明政府收入每增加1%, RIAV就会减少0.0735%。这个结果说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确实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2) M2对当期通货膨胀有的正的影响, 但不显著。其回归系数为4.8073, 表明M2每增加1%, RIAV就会上升0.0481%。

(3) 衡量产业政策的SFA和TFA对RIAV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具体来说, SFA对RIAV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其回归系数为18.8092, 说明SFA每增加1%, RIAV就会增加0.1881%。而SFA对RIAV的正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回归系数表明TFA每增加1%, RIAV就会增加0.0462%。由此可以得出, 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有效, 偏向第二产业的产业政策比偏向第三产业的政策更能刺激经济。

其次, 本文衡量了财政、货币和产业三大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所用到的两个模型是:

同理, 在进行季节调整与取对数后对数据用ADF检验进行平稳性检验。从表3得出, 在5%的临界水平上, 除了π1和π1t-1, 其余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

修正误差后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回归后得到的数据, 可以看到, R统计量的值为0.9456, 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表明当期通货膨胀率变化的94.56%可由所选择的解释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具体分析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 政府支出与政府收入对通货膨胀率产生相反的影响。政府支出对通货膨胀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其回归系数为5.0617, 表明政府支出每增加1%, 通货膨胀率就会增加0.0506%;而政府收入对通货膨胀率有负的影响, 但不显著, 其回归系数表明政府收入每增加1%, 通货膨胀率就会减少0.0012%。

(2) M2对当期通货膨胀有正的影响, 但不显著。其回归系数为0.3603, 表明M2每增加1%, 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0.036%。货币供给量是最能衡量货币政策的变量之一, 因为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政策工具, 可以间接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变化, 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第一阶段期间, 央行先后几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 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 提高通货膨胀率;而在调控的第二阶段, 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放缓。

(3) 衡量产业政策的SFA和TFA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也是相反的。SFA对通货膨胀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而TFA对通货膨胀率产生负的影响, 但是不显著。

最后用RPI来衡量通货膨胀率对模型进行回归 (表5与表6) , 结果与用CPI衡量通货膨胀率所做的回归结果相同:政府支出对通货膨胀率产生显著的正的影响, 政府收入对通货膨胀率产生负的影响, 但是不显著;M2对通货膨胀率产生显著的正的影响;SFA与TFA对通货膨胀率产生的影响相反。

2 结论与建议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 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确实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但是会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都会产生正的影响;而产业政策同样会刺激经济增长并产生通货膨胀, 但是针对不同产业的政策发挥的效果是不同的, 具体来说, 偏向第二产业的产业政策比偏向第三产业的政策更能刺激经济。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 控制物价上涨速度。第二, 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 促进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 推动新兴产业、金融服务产业的发展, 重点发展满足环保等外部性条件的产业。

摘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三大政策并用, 是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2008年以来, 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 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增长与治理通货膨胀。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这三大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

参考文献

[1]庞明川.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时间模式与理论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 2009 (12) .

[2]陈东琪.既“防滑”又“防胀”的宏观调控思路[J].管理与经济研究, 2008 (5) .

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调控分析 第7篇

1 我国宏观经济走势

1.1 消费增长保持稳定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消费的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定要让消费的增长保持稳定, 对于推动消费增长和抑制消费增长的因素要进行分析, 找到可以促进消费增长的原因。消费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和我国的政策有很大的原因的, 政策可以推动国民消费的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家的政策调控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拉动内需, 增加民众的市场购买力。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 国家还可以通过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来达到提高人们消费的意愿, 人们的收入增多就会导致人们在消费的时候, 更加有购买力。为了更好的促进消费的增长, 国家通过了很多的政策来减轻人们购买负担, 特别是针对一些家电以及汽车产品, 国家都通过了很多的政策, 来减轻人们的购买负担, 为提高消费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还是有很多的因素制约着消费的增长, 近年来, 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很好, 导致了房价越来越高, 人们对于房子的需求一直都是很大的, 但是高房价抑制了人们对于房地产的购买欲望, 国家在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的时候, 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这些政策对于房价的降低作用是非常小的,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一些人群购买房地产的积极性。在近年来我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发, 这些灾害的发生, 不但是对人们生活的一种破坏, 同时也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 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 导致当地人们的消费能力下降。为了更好的保证消费的稳定增长, 一定要对能促进消费的措施多加利用, 同时对于影响消费的因素也要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 找到解决的办法。

1.2 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 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目前, 全球的经济都在逐渐的好转, 在经济逐渐复苏的时候, 国际上的一些商品的价格有了大幅的增长,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实现自给自足的, 都是要有进出口贸易的, 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我国的进口产品是有很大影响的, 进口商品的物价必然会出现上涨的情况。物价的上涨会严重降低人们的市场购买力。同时, 近年来在我国各地都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了我国农作物出现减产的情况, 这样就导致了我国农产品的物价出现上涨的情况。农产品物件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企业的发展, 进而导致了衍生产品的物价上涨。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人员的, 但是现在, 劳动工人的工资也是在逐年增长的, 生产成本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物价的上涨, 物价的上涨严重制约了人们的购买行为。

1.3 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我国的经济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 经济逐渐发展到现在的稳定复苏, 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要面临着很多的风险的,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要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的, 在经济发展时候, 一旦通货膨胀的过大, 就会导致人们手中的钱无法购买到以前相同价格的产品, 这样就需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对市场的供需情况进行调节。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是会影响到通货膨胀的。在经济发展时候, 一定要靠消费、进出口以及经济的调节来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2 我国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调控

2.1 调整财政货币政策、预防通货膨胀

从现阶段来看, 我国宏观调控的矛盾已经发生了改变, 同时要面临经济下滑和价格上升两种压力, 现在的焦点问题是通货膨胀的压力, 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目前的状况, 造成了财政货币政策陷入无法选择的境地。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 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 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 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 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过去的政策目标是稳增长, 下一步的政策目标是即要稳增长、又要防通胀, 中间的目标是调结构。这样的一种背景, 需要我们及时的调整财政货币政策, 进一步深化经济财政政策, 以促进经济增长动力。下一步的宏观政策可以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扩大需求, 应对国内的内需不足的现状。宽松的货币政策, 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 在这种政策下, 取得信贷更为容易, 利息率会降低。

2.2 加大政策力度, 提高支出结构

财政政策必须把握四大投资支柱, 一是民生的投资, 二是结构调整的投资, 三是创新的投资;四是三农的投资。特别是最近几年来, 对农场品生产供应方面, 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体系。水利设施方面, 包括农村的灌溉设施和水库, 已经遭到严重的损毁。在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农村道路方面, 都有明显的先兆。所以为调动农村生产的积极性, 我们就要建立长效稳定的农产品供给机制和价格保障机制, 而不应该仅仅是一些短期的、临时性的措施。

2.3 改革税制、推动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并非是单一的减税, 在税收上存在着有增有减, 但总量上是在减少。目前我们的消费呈现升级的趋势, 前一阶段消费升级主要是依靠政策扩大消费, 而我们下一步的政策目标是推动消费升级, 将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作为主攻方向。因此, 扩大内需和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加大财政向贫穷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体举措如下几个方面。认真贯彻农村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适当时候取消农业税。公平税负, 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利息税, 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

2.4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 减少权力对国有资产的侵蚀, 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国有资产和谋取非法收入行为的监管机制, 同时建立对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惩戒机制, 从制度上限制和减少因“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司法体系和民主法律监督体系。在财政体制改革上, 应该进一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权, 给地方正常的融资渠道, 以便于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价格, 使房价得到有效打压。

3 结束语

在经济发展时候, 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定要对经济进行适度以及适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保证经济在发展的时候, 可以做到正常的运行, 在经济稳步运行的基础上, 采取适当的改革措施, 不断建立和完善健康的经济体制, 以迎接未来不断出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王俭贵.劳动与资本市场的双重过剩[J].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概括, 2002.[1]王俭贵.劳动与资本市场的双重过剩[J].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概括, 2002.

[2]于祖尧.解析经济形势探讨经济政策走向[J].经济学动态, 2002.[2]于祖尧.解析经济形势探讨经济政策走向[J].经济学动态, 2002.

宏观经济政策之分析 第8篇

从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来看, 在2012年之前, 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高速的增长。自1978年到2011年, 我国一直以10.2%的平均速度增长。自2012年开始,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随着我国经济政策方面的调节, 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压力也逐步减弱。

1.经济增速。2011年和2012年的增速都是下滑的、下行的。当前存在的问题是, 从9%~10%下降至7%~8%后能否站稳, 至下一年是否会继续往下跳。

2.固定资产投资。且不说2010年的时候, 由于4万亿刺激方案, 投资增速在30%以上。2011年属于相对比较正常的情况, 在25%左右。但到了2012年, 是20%多一点。投资增速回落了4到5个百分点。

3.工业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了3.9个百分点, 跟制造业有关系。另外出现一种情况:在工业增速回落的同时, 成本在上升, 效益在下降。通常增速回落, 必然会减少劳动力和成本的投入, 降低效益。当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投入的劳动力较少, 反而成本增加, 效益必然会下降。

目前看来, 短期内消费仍然可能没有太大起色。消费是当前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主要因消费与收入、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消费出现继续下滑时我们只能是回到以前的老路, 加大投资是唯一的选择。因为现在出口出不去, 所以政策选择是非常难做的。

那么, 一是需要加大投资力度。投资有利于促经济的增长、增速, 但当前主要强调的是增量, 与2009年所作出的方案具有一定区别。二是消费需求可能会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 但不利因素仍然不容忽视。存在的不利因素较多, 其中主要包括就业不稳定或收入不稳定所造成的影响, 主要因前期一些刺激增长的政策到期退出带来的影响及存在的假冒伪劣产品对消费环境的影响。三是国际外贸形势仍然很严峻, 贸易摩擦越来越大。四是工业活动逐步回升, 但仅有回升态势, 在上升之后又会在短时间内下降。五是企业成本在上升, 效益仍有待改善。

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目前的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前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再持续。劳动力、土地、环境、原材料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而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 别人也不会给我们了, 现在都在强调产权保护, 产品出口的难度更大。

2.我国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为讲究产品质量、技术、品牌效益、核心竞争力等, 而不能再盲目追求规模、数量的扩张。这些提法说归说, 真正做得怎么样?看来并不理想。我们很需要发展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新兴产业。

3.收入差距、工资增长问题也是长期要考虑的问题。我国25个地区上于2011年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 其增长幅度平均为22%。当然, 2011年经济增速达到10%以上。如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工资增长, 那么涨得高是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4.金融体系运营风险在增加。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 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私募基金等共同来开发的理财产品越来越多, 而在管理方面没有跟上, 导致风险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之间的往来, 非银行金融机构与民间机构的往来,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应收应付, 都在不断增加, 还有地方融资平台等。

三、改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对策

1.稳中求进。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增长的时候要尊重经济规律, 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

2.内需主导。强调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但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明确哪些是消费的增长点。最初, 盲目地认为城镇化能够拉动消费, 者消费的前提是应投资。而在消费中找到一个对将来长期有拉动作用的点不太好找, 因为消费涉及到千千万万居民个人, 而居民个人哪些消费是热点?住房可能是一部分。如果消费找不到增长点, 拉动内需是有困难的。在现有状态下推动消费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2013年至今, 政策的总基调仍未发生变化, 仍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性和稳健性, 只是会进行稳中有松的微调和预调。但是, 至少到目前为止, 不要期待有大幅度放松的政策。因财政情况较紧张的原因, 税收的增长面临的压力较大, 所以资金有限。总的来看, 信贷增长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也不是无限度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随着我国经济政策方面的调节, 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压力也逐步减弱。2012年我国GDP约52万亿元, 增长速度是7.8%, 比2011年下降了很多。按季度来看, 除了第四季度以外, 增速是逐步下降的, 第三季度下降到7.4%, 与2009年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处于一样的水平。在我国经济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比如经济增长放慢、经济发展方式粗犷、社会矛盾中比如收入差距等矛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保持我国不断发展着的经济的同时要拉动内需, 稳中求进。

参考文献

[1]王珍.2010之重:扩内需调结构——解读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J].资本市场, 2010 (01) :52-54.

[2]周综林.保增长, 促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J].中国石油和化工, 2010 (01:) 7-8.

宏观经济政策之分析 第9篇

一、当前经济形势基本判断

当前我国的宏观形势特征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投资、需求与进出口贸易三方面也面临较大压力。

（一）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在四个季度连续增幅放缓，201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仍在放缓。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一季度末5个季度中，GDP增长幅度分别是9.7%、9.5%、9.0%、8.9%、8.7%，连续5个季度放缓之后，2012年4月份开始，主要的经济指标急剧下滑，体现在工业增加值4月份增长9.3%，比3月份的增幅下降2.6个百分点，比2011年同期下降4.1个百分点。5月的工业增加值为9.6%，6月为9.5%;第二季度经济增幅进一步下降，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为7.6%，比一季度8.1%的增长幅度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7月份的工业增加值为9.2%，达到2012年的最低点。我国经济增长4月急剧下行，二季度到达经济底部。7月继续在底部徘徊。

（二）三大需求面临压力

投资、需求与进出口这三大需求的指标对于宏观形势数据来说是一种印证。

1. 投资

投资数据评估主要不是按月，而是按照1-4月，1-5月，1-6月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为了避免投资指标每月跳跃性较大导致分析有可能不够客观的情况。2012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2%，1-5月为20.1%，1-6月为20.4%，1-7月20.4%。从数据来看，投资增幅较为均衡，1-6、1-7月份均是20.4%，比1-4月20.2%、1-5月的20.1%增幅都有了提高。可以说，投资在底部较为平缓。

分析投资指标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投资按项目划分为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1-4月投资的下降增幅减缓，主要原因是中央项目在1-4月投资增长率下降4.1%，地方项目的投资增长率为22%，高于总投资增长的平均数，1-5月中央项目投资下降7.7%，下降幅度比1-4月进一步扩大。1-7月中央项目投资下降3%，降幅缩窄。总体来说，中央项目的下降幅度较快，但是1-7月降幅缩窄。这说明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幅度放缓主要原因是中央项目投资下降较快带动的。1-7月降幅缩窄是由于国务院采取了加强中央项目投资的措施。

第二，房地产开发投资。2012年经济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中央依然没有改变对房地产调控的方略，始终强调对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不放松，主要是指对投资、投机性购房坚决不放松。尽管经济有下行的压力，对房地产调控在抑制投机、投资性始终采取高压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1-4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8.7%，1-5月份是18.5%，1-6月份是16.6%，1-7月份是15.4%，放缓步伐比较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1/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按每季度统计，没有月度数据。因此月度固定资产投资是通过分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得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城镇与农村两类，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80%，可以说代表了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趋势。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列入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里的，不在农村数据中考察。即使农村中有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考察也放在城镇中。固定资产投资中我们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数据。如果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幅放缓较快的因素剔除之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应该是处于回升态势。

2. 消费

消费数据是按现价分析，统计局在公布消费品零售总额时还会考虑到扣除价格因素问题。2012年5月份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率是14.1%，2012年4月份名义增长14.1%，实际增长10.7%;5月份名义增长13.8%，实际增长11%，比4月份提高了。6月份名义增长13.7%，实际增长11.2%，7月份名义增长13.1%，实际增长12.2%，二律背反的情况非常明显，重要因素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从4月份到6月份涨幅明显，4月份3.4%，5月份是3.0%，6月份是2.2%，7月份是1.8%，现在物价较低。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处于回升态势。投资与消费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实际消费增幅在提高，投资与消费这两方面都出现了积极因素。投资与消费实际上是指内需，内需已经开始出现了积极变化。工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从供给这个角度来说的。经济学分为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就从供给来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三大产业，而工业是第二产业最主要的主体。如果从需求来看，是三大需求。三大产业与三大需求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经济形势。

3. 进出口贸易

2012年4月份进出口总值增长2.7%，出口是7.3%，进口是6.5%，贸易顺差184亿美元，5月份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进出口总值增长14.1%，创单月进出口规模最高纪录，总额3435亿美元，单月创历史最高纪录。出口增长是15.3%，进口增长是12.7%，5月份的贸易顺差187亿美元;6月份进出口总值增长9%，7月份进出口总值增长2.7%，与4月份相同。进出口数据与国际经济情况相连，跳跃式很大。7月份贸易顺差251亿美元，顺差较大。2012年4-7月份的外贸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尽管月度进出口增长出现跳跃性，但是外贸顺差又开始逐步加大。而且外贸顺差与2011年同期相比增加。

经过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经济已到了底部区间，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不大。以三架马车的指标测算均出现了积极因素。这使一些学者对国家统计数字产生质疑，国家统计局声明统计是严格按照国际规范测算的公式且未经官方机构人为调整的。基于此，目前对于经济分析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目前经济是否已经探底将U型上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还未见底，仍将进一步恶化。笔者认为对于数据与现实情况的分析要统观全局，照顾大面，不能以偏盖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经济下行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

国际经济形势影响主要体现在2012年以来西方经济三大主体走势疲软。美国2011年曾经出现企稳复苏，但2012年复苏的形势又出现了曲折，失业率再度攀升。

（一）美联储流转操作政策与“财政悬崖”问题

在失业率再度攀升的情况下，美联储采取了与QE3不一样的“流转操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美联储将购买国债的期限拉长，采取“短期债变长期债”这种国债期限置换的办法。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期限结构放长来拉低整个市场的利率，以实现对市场流动性的支撑。但这种支撑并不增加货币量。QE3政策则是美联储通过每年新购入债券(不限于国债)，包括企业债、金融债等向市场投入新的流动性。这种新购入债券的措施是一种增量措施，相当于在“印钞票”，力度更大。流转操作是一种存量政策，政策力度相对QE3来说较为缓和。长期国债的利率较低，且目前美联储的利率是0-0.25，接近零利率，低于史上纪录，在利率上美联储的操作空间不大，不能再降息了，所以只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最近，美联储出台了QE3政策，美联储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并将美联储基准利率延长至2015年。

美国在2012年底之前还将面临“财政悬崖”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在本轮刺激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了大量的减税政策，该政策于2012年年底到期(已经延期过一次)。在年底到期之后，面临着减税政策是否延期的问题还。美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接近100%，如果继续延长减税政策，将加重国债负担率，这对美国长期发展不利。但如果减税政策到年底截止，其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就会马上减弱，而延长虽对经济增长支撑有作用，但政府债务会继续提高，财政风险加大。如果减税政策停止，美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就停止，这样会抵消QE3的政策效应。预计美国财政刺激政策不会骤然停止，而是视经济复苏程度逐渐退出，这样可配合QE3的作用，刺激美国经济稳步复苏。只要美国经济好转，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将形成中长期的利好。

（二）欧元区的紧缩政策的分歧与是否统一财政政策问题

欧洲主权债权危机是全球经济最不稳定的因素。2012年3月欧元区的失业率再度创历史新高，比2008、2009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失业率还要高。

法国新当选的总理奥朗德与德国总理墨克尔在欧元区政策问题上的观点有重大分歧。英国因与德法有分歧而未加入欧元区，与美国保持较紧密的联系。欧元区的政策由德法主导。在陷入欧债危机时，德、法的观点是采取紧缩财政、严肃财政纪律、采取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一般情况下，在经济疲软时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适用于经济过热时期。此时欧元区采取进一步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复苏无疑是雪上加霜。存在主权债权问题的国家要想获得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助(即低息借款)前提是必须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除爱尔兰外其他欧元区国家目前均采取减少财政支出与增加税收的财政紧缩政策。财政紧缩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欧洲频频出现游行示威，横幅上写着“金融家犯的错误为什么让老百姓埋单”?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采取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现在大幅削减福利，在失业率非常高的情况下仍下调起征点，开征新税种，引起了公众的反对。此时法国新当选总统奥朗德提出了财政不能完全紧缩的观点，并提出“远离欧元。”令德国非常紧张。

爱尔兰在欧洲国家中经济复苏较快较好，这有其历史与政治原因。爱尔兰与美国有非常深厚的血缘关系，美国白人中有40%是爱尔兰人后裔，美国历任总统和大型跨国公司的总裁，绝大多数都是爱尔兰人的后裔。美国对于爱尔兰采取特殊的扶植政策，将一些大型公司的总部设在爱尔兰，而且在对爱尔兰的贸易中也有意识地加大投资，给予优惠，同时在北爱尔兰与英国的领土之争问题上予以支持。整个爱尔兰经济是外向型经济，类似新加坡的高度贸易投资自由化，美国资本占很大比例。因其所得税在欧洲是最低的，只有11%～12%左右。美国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的总部均设在爱尔兰。法、德认为爱尔兰所得税低的现状阻碍了整个欧洲吸收外资并产生了政策的价值洼地。欧债危机中，爱尔兰获得支助的条件之一是所得税必须提高，谈判时法国原总统萨克奇对此十分强硬。斗争结果还是爱尔兰获胜，保持其原有的企业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

欧元区下一步的走势是或欧元解体或统一财政。德国总统墨克尔与法国原总统萨克奇主张建立欧洲财政部，统一财政政策。现在欧洲有中央银行，货币统一了，但财政政策是各国自主。如果财政统一，整个欧元区从一定意义上说可成为的国家雏形了。究竟是统一财政纪律还是发行欧洲统一债券?发行欧洲统一债券就意味着德国要为穷国“埋单”。欧洲何去何从仍悬而未决。

（三）日本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

日本在三经济体中复苏较快，但其资源紧缺，总体国力不断衰弱。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电力急度紧张，不得不重启核电站，遇到了民众的反对。2012年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巴西、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经济明显下降，增速也在放缓。

（四）国内经济形势或U型上升与或继续探底的争论

2012年4月份经济数据发生急剧变化后，5月份国务院召开紧急常务会议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防止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下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即“稳增长”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放在第一位。有效需求不足也包含贷款需求不足，2011年4月份以前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采取的是紧缩的货政策，出现融资难、贷款难的现象，但目前则是银行贷款需求不足的问题。当前确定的宏观调控方略为： (1) 稳定投资是关键; (2) 着力扩大消费，完善有关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 (3) 稳定外贸增长; (4) 稳定农业好的发展形势; (5) 做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笔者认为，在没有重大事件干扰的情况下，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将回升。应该说二季度GDP的增长是全年经济增长的底部，三季度是一个触底的过程，四季度应该比较明显地回升，呈现U型。首先这是一个基数问题。2011年前高后低，2012年在此基础上应该是前低后高。第二是政策效益问题。政策效益是一个累积过程，2012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采取“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以货币政策为例，一次降息有可能市场不反映，二次降息既而降准，不断释放流动性，最终量变成为质变，经济增长形成刺激，市场会强烈地反映。第三，投资方面采取流转操作，特别是中央财政的资金，可将“十二五”的重大项目提前。消费方面还会继续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所以经济已在底部不会再往下走了，目前在底部处在矩齿形阶段，将会再困难一段时间，但也已经发生一定的积极因素。有人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产生质疑，认为CPI数据有可能经过国务院的调整，但笔者认为数据本身是一个趋势的比较。举一个反证，我们可以怀疑GDP有水分，但不能怀疑财政收入、税收收入有水分，因为企业一般都不会为国家高报数据的(除了有些地方为政绩而高报数据之外)。因此税收数据相对来说是较为准确可以信赖的。税收的数据与经济增长是对应的，没有出现分歧。如果对国家统计数字都产生怀疑的话，就无法对经济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数据上是宏观好微观差，但个例是不能解释整体的。

三、相关政策措施

针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期性政策，一类是常规政策。

（一）应期性政策

第一，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对重要战略物资加强收储，如铜、石油、稀土等。在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些收储，大宗类产品、资源类产品中长期价格是上扬的，农产品由于美国旱灾影响，目前要加强收储。

第二，进一步扩大消费。商务部正在研究进行新一轮“家电下乡”活动。在汽车方面也研究一些政策，一是以旧换新，财政部与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一个《关于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补贴办法》与汽车下乡的相关政策，农村的汽车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二是“汽车下乡活动”，2009年金融危机时的汽车下乡种类上只是轻卡，这一次小汽车也将进入“下乡”的计划。

第三，完善进出口政策，包括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等。尽管目前出口退税已经很高，但不能说完全没有空间，从行业来看，有些行业面临较大困难，如纺织、轻工、玩具等这些困难会大些。下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有关方面正在研究。

第四，加大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金融政策即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降息与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除了宏观政策之外，货币政策是最重要的政策，因为它是总量政策，我们已经降息两次，准备金利率也降了两次，还在继续释放流动性。降息也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与商品价格。目前金融业特别是银行在保值，要注意行业的利润率。经调研，从2011年至今约1年半的时间，实体经济利润增长严重下滑，但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利润增长没有下滑，基本上保持较高的增长。市场分析，央行两次降息会降低银行未来的赢利，但事实相反。分析是建立在理论上的，从理论上来说是符合逻辑的：降息不对称，银行的息差减少，从而利润减少。另一方面通过利率市场化形成竞争压低银行赢利的空间。但所有数据情况和实际情况与结论相背，银行依然盈利可观。央行降息是基准利率存贷差，采取不对称，存款可以上浮，贷款可以下浮，央行降息表面上来看是从基准利率上压缩了银行的息差，但银行的贷款利率已经市场化，即银行贷款向上浮动已经市场化，现在企业拿到的贷款利率是依据企业的资信情况来确定，央行降息的利率点成为银行贷款利率的底限。实际操作中每个企业贷款利率都有可能不同，小企业、资信较差的企业，利率就比较高;反之利率则相对低。加之2011年流动性紧张-资金紧张-利率高-银行议价能力强，银行成为赢利的至高点。2012年我们放宽货币政策，降准、释放流动性和加大信贷规模，银行赢利的机会增多，仍受益。真正要把银行的利润拉低，中央目前采取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政策，温州与深圳正在进行金融改革试点，但笔者认为试点太慢且范围较小，想从整个社会行业中逐步拉低银行的高利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五，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改革。从2008年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至今已近5年，力度较大。2012年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但结构性减税政策改革的原则与方向不变。目前，结构性税收政策最重要的改革内容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这既是大规模减税政策又是结构性体制改革。笔者认为，这是“十二五”期间国家最大的改革之一，牵动着国家的体制与机制。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税种，仅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全部税收额的1/3，如果加上进口增值税收入约占总税收额的40%。营业税是第三大税种，仅次于企业所得税。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是对工业与商业征收增值税，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工业、商业与服务业之间是通过两个税种来安排关系，工业、商业与服务业的联系因此发生断裂。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几乎看不到，营业税是我国独有的。增值税是对产品的增加值征税，不会产生重复征税的现象。

2009年面临金融危机的压力，我国采取了增值税转型的改革，把生产型增值税改成消费型增值税。即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可以进行抵扣。推行这个改革我国一年减税1400多亿元，属于较大规模的减税，也是重大的税制改革。19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引进欧洲的增值税制度，当时的设计没有按消费型增值税设计，而是生产型的设计。企业成本中的流动资本可以抵扣，而固定资本却不可抵扣。产品成本分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就是每一次的流转生产周期一次性转移，固定资本分次转移就会每次都产生折旧。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是不能抵扣的，又称为生产型的增值税，这造成了固定资产的重复增税。每一种产品实质上同时又是一个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固定资产的税率不能抵扣，就会转成价格成为下一个买家的成本。重复征税造成的结果是：机器设备比重越大、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税赋负担就越重。生产型的增值税既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发展，也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2009年增值税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的问题。即通过以下公式说明：

商品价格=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

增值税就是对V+M征税，C是不变资本，作为成本，V是工资，工资与利润是属于新创造的价值。固定资本分成机器设备与不动产两部分，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只是解决固定资本中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可以抵扣的问题，不动产还不能抵扣。这种增值税还不是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完全意义上的增值税有赖于本轮改革的“营改增”。企业对于购置土地、建厂房的投资量是很大的，目前这部分所含的增值税是不能抵扣的。为什么当时只考虑机器设备?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更有利于企业，更有利于促进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技术进步的因素会更强;二是如果对不动产的增值税可以抵扣的话，对房地产市场有可能会“火上加油”，在房地产调控的情况下，不能刺激这个市场;三是如果实施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改革，需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有可能减税不是1400亿元/年了，而是2000多亿甚至更多。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是促进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目前，营业税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营业税的税基是销售额，即销售一次就征收一次营业税，基本税率大部分是5%，税率不高但税赋较高。增值税的税率虽然是17%但可抵扣且税基较小。因此，服务业当中的环节越多，税赋就越重，不利于服务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与现代分工的经济发展要求相背，分工越细，环节越多，税赋就越重。例如，物流行业的环节较多，包含运输、仓储、代理、配送，如果是农产品运输还有一个冷链等等。为了鼓励物流业的发展，国家不得不采取对物流业征税按差额征收的办法。再如金融、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中间也有许多环节。其中信托是一种委托理财，多了一个环节，如果每道环节都征收企业所得税，成本就提高了。新加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信托被视为透明实体，信托层面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谁投资谁受益，征收最终受益人的营业所得税。2006年我国出台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需求政策就是对中间环节包括信托这个环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是密切工商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贸易活动链条。由于对工商业采取增值税制度，对服务业采取营业税制度，导致工商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交易活动出现了“断链”，相互之间不能抵扣。任何企业都有外购服务，如企业涉及运输，如果自办，除非是规模很大的公司，否则成本偏高。服务业也有外购产品、货物的需求。如银行是服务业，要购入计算机、楼房等资产税都不能抵扣。“营改增”之后，服务业外购产品的税就可以抵扣了，税赋因此而减轻。进一步加强了二、三产业之间的活动。

三是“营改增”将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前的税制使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受到阻碍，税制改革后，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会超过第二产业。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到70%～80%，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仅仅是解决服务业的问题。营业税有三大征收对象：服务业、不动产、无形资产。如果将不动产列入“营改增”的范围，那就意味着企业购进的不动产、厂房、土地购置可以抵扣增值税，成为完全的消费行为增值税。全世界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只有中国、俄罗斯两个国家。营业税覆盖不动产就相当于增值税二次转型，意义巨大。2009年只是一次转型。“营改增”覆盖不动产预计是在“十二五”末期“营改征”的最后阶段。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是阶段性的，应当在适当时期回归常态，而增值税覆盖不动产的时机也就成熟了。另外就是“营改增”覆盖无形资产，目前上海的试点中已包含。目前跨国公司依靠技术、商标与品牌等无形资产赢取利润。增值税覆盖无形资产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可以在增值税前抵扣。这样鼓励企业大量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越多，税赋就越轻。而且对于研发投入的所得税政策，研发投入可以在所得税前加计50%扣除，相当于按150%扣除。如投资1000万增值税以1500万为基数在税前扣除。再加上无形资产的增值税改革，会产生高附加值。随着税收制度的推广，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会林立。“营改增”政策北京改革确定是2012年9月1日，其他10个省市在2012年底之前。除“营改增”政策之外，还采取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对就业税收政策的支持等方面的政策。

（二）常规政策

从常规政策上看，主要关注以下几点。一是大力发展流通业。生产、流通、分配是经济的三大要素，我们现在是重生产，轻流通，流通费用占GDP的比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流通费用高则导致商品价格高。首先，国务院于2012年9月初召开全国流通工作会议采取流通方面的减税政策，包括一些农产品批发市场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鲜活农产品免征流通环节增值税等问题。2011年底对蔬菜已经免征流通环节增值税。这次将选择一些与民生紧密联系的鲜活农产品(如“肉、蛋、奶”)来免征。目前“肉、蛋、奶”的概念还在界定中。其次，降低银行刷卡税率。信用卡、借记卡的刷卡费用不是向消费者征收而是向商场征收，税率为2%。再次，采取工商业用电用水同价。另外还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新建社区商业面积不能低于12%等等。

二是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已确定要高度重视新兴产业的战略。主要是七个方面。包括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等。每一类都有细分的行业。如新能源汽车就有纯电动、混合动力、技术路线等。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在建立信息产业的目录，政策的投向将有一个平台，包括税收政策。如光伏发电，我国是多晶硅电池的主要产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其中90%的多晶硅电池出口欧美，因为欧美国家对于光伏发电站有高补贴。虽然光伏行业是节能，但多晶硅电池产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目前模式的结果是电池出口国外，污染留在国内。所以我们要打开市场，将电池用在国内。现在核电的增值税是先增后返，风电增值税即增即返50%，水电也有相关的政策，而对于光伏没有政策。对于光伏产业应采取税收上的补贴政策，使电池用在国内，而不是出口国外。第二，发展新能源。石油现在的进口依存度超过55%，国际石油已经在90多美元，将来价格还会上涨，甚至会更高。从国际上看，采油成本越来越高，包括在中东。所以将来传统汽油、柴油的消费会越来越高，

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类是西部贫困地区、老区，一类是对原中央苏区江西、福建、广东等成片的老区进行开发，另外东部增长区有先行先释的权力。如广东横琴、深圳的前海，福建的平潭是三位一体，具有一国两制的特点的区域。北京的中关村，武汉东湖高新区，上海张江高新区是三位一体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两个中心与天津滨海新区等等。区域政策有一些重点，有关的政策在不断地细化、落实。

摘要：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基本判断, 认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体现在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减缓, 这与美国的“财政悬崖”、欧元区统一财政政策及中国经济是否U型上升关系密切。提出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将是“十二五”期间最重大的改革, 对促进服务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高新企业与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美国财政悬崖,欧元区统一财政,营业税,增值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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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丛明, 朱乃肖.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J], 税务研究, 2007, (9) .

[5]范剑平.中国趋稳的经济形势下调控政策取向[J], 2012 (, 29) .

经济资本约束下货币政策取向分析 第10篇

[关键词] 经济资本货币政策

一、经济资本约束

经济资本是指为抵御各项业务（资产）非预期损失所需要的资本支持，是各项业务风险所产生的资本需求，在数额上与银行非预期损失相等。经济资本并非真实银行资本，实质是一种虚拟资本。经济资本取决于各行或各项业务非预期损失。经济资本计量范围一般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

经济资本约束是商业银行对全部资产进行风险量化管理的一种新型管理机制，经济资本约束分两部分数量约束和质量约束。数量约束关注的是银行经营安全性，主要影响银行生存问题，质量约束关注的是银行经营效率性，主要影响银行发展问题。要保持合理资本水平，银行应实现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对接,重新设计业务流程,提高资产定价能力改善组织运行体系。

二、经济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经济资本约束管理是商业银行新型经营管理模式，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次变革，它对货币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产生了较大影响：

1.积极影响

(1）为贯彻和执行货币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经济资本约束是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前提和基础。货币政策贯彻与执行需要健康稳定银行业发展为基础，商业银行协调健康发展是货币政策发挥效果的保证。商业银行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为其协调健康发展提供了条件，商业银行通过经济资本约束积极优化资产结构，最大限度控制经营风险，突出资本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提升银行经营效益和资本收益，使商业银行逐步迈入正确经营管理轨道。

（2）增强了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执行效果。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约束是通过调整经济资本成本系数来控制，商业银行可根据宏观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整相关资产成本系数，进而达到更好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目的。去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地产增长的货币政策后，建行便适时调高了房地产贷款成本系数，由原来8%调整到12%，较好抑制了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

（3）促使商业银行进一步完善资金定价机制，加快了利率市场化进程。经济资本约束管理是近年来才逐步实施的资产风险量化管理机制，这也是国外银行通用管理模式，在当前日益激烈地竞争中，特别是大量外资银行涌入，给我国商业银行造成了很大竞争压力，商业银行必须运用资本管理方式，逐步完善经济资本控制管理机制，才能在激烈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经济资本约束管理实质是通过风险最优化提高资本回报，这必然促使商业银行建立一套完善的资金定价机制。根据不同信贷资产经济资本占用系数，确定合适资金价格，资产风险权重高的，要有一个较高价位，反之风险权重低的，要有一个较低价位。同时，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定价时，也要结合自身资金成本、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等情况，这样一方面可使商业银行在保证资金安全基础上获取较高收益；另一方面，也推进了利率市场化进程。

2.消极影响

（1）经济资本约束将使企业融资两极发展趋势加剧。近年来，受商业银行资金管理体制和风险管理状况等因素影响，企业融资逐渐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二是出现了贷款“垒大户”现象。自商业银行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以来，商业银行对全部资产都制定了风险量化标准，信贷风险控制更加严格，由于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偏低，担保体系不完善，大型企业经营管理相对较规范，经营风险偏小，在经济资本约束下商业银行更愿意将信贷资金投向大型企业，资金向大企业流动成为必然，中小企业融资更困难，企业融资两极分化趋势加剧。据对东营市47户企业融资状况调查，2005年6月末，7家大型企业新增71527万元，同比多增35756万元，占全部调查企业多增额的96.64%，而40户中小企业今年上半年比上年多增贷款仅占调查企业多增额的3.36%。也就是说，2005年上半年比2004年上半年多增部分贷款几乎全部流向大型企业。

（2）经济资本约束使区域融资差异增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资金需求大，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资金需求小，从而形成信贷资金区域流动。商业银行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后，各商业银行根据经济资本占用系数和信贷资产风险状况调整信贷资产结构，从总体上看，发达地区信用状况比欠发达地区好，信贷资金风险比欠发达地区也小的多，信贷结构调整结果必然是向发达地区流动的资金增多，区域融资差异性进一步扩大。从东营市经济相对发达广饶县和经济相对落后利津县贷款变化中可见一斑，截止2005年6月末，广饶县贷款余额为132.4亿元，比2004年初增加39.14亿元，占全市新增贷款38.51%，而2005年6月末利津县贷款余额为23.16亿元，比2004年初增加4.99亿元，仅占全市新增贷款4.9%。也就是说在开始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一年半时间里，全市近40%新增贷款流向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广饶县，而流向经济相对落后利津县贷款不足5%。

（3）经济资本约束影响了信贷政策执行效果。经济资本约束管理是以全资产风险量化为主要内容，对于规避商业银行资产风险，改善商业银行经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起到了较好作用和效果。但过分强调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贷政策贯彻执行。如助学贷款政策，商业银行助学贷款与其它贷款相比，业务发展要慢得多，尽管国家出台了许多推动助学贷款业务发展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助学贷款带有浓重的政策性成分，与商业银行经营收益最大化相矛盾，且作为贷款主体贫困学生就业与收入有很大不确定性，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因而商业银行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后，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风险控制进一步加强，助学贷款业务发展将会受到更大程度制约。从建设银行经济资本分配系数中可看出，助学贷款业务并不是商业银行鼓励发展的业务，2005年，建行经济资本分配系数中，助学贷款为10%，在信贷类资产中经济资本系数最高。

三、经济资本约束下货币政策取向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经济资本约束实践中使其具备了宏观调控功能。这种功能既体现在对信贷总量调控上，也体现在对信贷资产结构调整上。就总量而言，在商业银行资本总量一定情况下，资本充足率与经济资本限制确定了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上限；就结构调整而言，在商业银行资本总额一定情况下，为保证资产总值不变和保持合规的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被调整其资产结构，减少商业信贷这类高风险资产份额，增加政府债券这类风险较低资产份额。 通过这种调整，整个信贷结构势必产生符合监管当局需要的变化。反过来看，如果监管当局希望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发生某种变化，它可以通过对银行不同资产规定不同风险准备来实现这一目的。可以看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这种关系可能是相辅相成、相互替代的，如两者对经济总量与结构具有调控功能；有可能是相互矛盾与抵制的，如货币政策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资本监管反而促进了中小企业贷款难。因此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经济资本约束应该是重点考虑因素之一。

1．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协调配合，最大限度发挥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作用

面对资本充足率监管新形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配合问题急切提上议事日程，要充分发挥两种政策综合效应，防止两者在调控政策与目标上发生冲突。对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双方协调采取一些后续政策与弥补措施加以解决。

2.完善经济资本控制管理体制，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商业银行应提高风险定价和运用经济资本控制风险能力，以货币政策引导和完善信贷结构，增强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经济资本管理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必须全面覆盖风险，并使资产风险全部量化，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管理机制，加快实现四个转变:一是从经营理念上实现根本性转变。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营发展，走质量、效益、规模和结构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二是实现传统银行业务模式向现代银行业务模式转变;三是逐步开始向以提高单位资本和资产运用效率为特征的集约化经营模式转变;四是考核机制向全面经济资本控制和资本回报目标机制转变。不断提高风险定价和运用经济资本控制风险能力，制定有效的资本运营体制，优化经营管理系统，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促进商业银行健康协调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根据货币政策变化，及时调整资产成本系数，使资产随宏观调控政策变化而流动，达到有效贯彻和执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目的，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3.加强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4．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区域性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区域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5．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调整银行资产结构，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

实施经济资本约束管理客观上要求其资产向成本占用低、风险小和流动性强的资产转移，中间业务、贴现和个人消费信贷等业务成为各商业银行争夺和竞争焦点，但由于辖区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限制，业务发展空间相对小，低成本资产业务拓展受到一定制约，发展速度缓慢，在商业银行全部业务中占比很小。如东营市建行，2005年7月末中间业务收入达到1028.75万元，同比增加234.83万元，增长29.58%。虽然中间业务有较大增长，但由于其它业务收入特别是信贷资金利息收入过大导致中间业务占比较小。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业务收入比重仅为2.2%，比去年同期增加0.14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政策之分析 第11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东北三省,股票价格,实证分析

建国以来,东北三省一直被定位为全国重要的基础工业和技术装备工业基地,是我国能源、钢铁、粮食和木材的重要生产基地。 东北三省基础设施规模较大,经济发展较成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北三省也走上了改革的历史征程, 但东北三省一直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而且市场经济的基础薄弱,其发展步伐和程度较沿海经济地区缓慢得多。 自2003年国家发布振兴东北的11号文件,提出“振兴东北”的战略决策, 为东北三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带来新的机遇,各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也相继出台。 此后,东北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时期。 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会影响股价波动? 如果影响,又能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这个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本文以振兴东北政策的提出对股票市场(以东北三省上市公司为样本)是否有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股票市场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也多来越多。 宏观经济政策是引起股价变动的因素之一。 宏观经济政策一般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文从通货膨胀、汇率、利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五个方面进行理论阐释。

通货膨胀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复杂的影响。 一般而言,适度的通货膨胀(5%以内)对股价有推动作用。 第一,通货膨胀说明货币供应量增加。 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增加股票市场资金的注入, 促进股票市场发展, 从而刺激股价上涨。 第二,适度的货币供应量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带动企业发展,如果企业盈利、利润增加,就会多分配股息,使股息的名义收益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筹资能力的提高也会提高股价。 但通货膨胀是一把双刃剑,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时间过长的通货膨胀,会对股价产生消极影响。 第一,物价水平上涨时,人们用于日常生活的消费增加,闲散资金减少,投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就相应减少。 第二,面对物价水平的上涨,央行可能会调高利息、抑制物价。 上市公司的筹资、 营运成本以及投资者投资成本会提高,造成利润减少,导致股价下降。 第三,如果物价持续上涨,通货膨胀严重,企业无法开工,社会发展不稳定,那么,对股价的影响更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我国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融合度不断提高, 汇率对股价的影响不断加大。 总体来说,本国货币升值,汇率下降,股价下降;本国货币贬值,汇率上升,股价上升。 汇率下降,资金就会逃离人民币市场, 股票市场资金流出, 筹资困难就会造成股价下降。 再者,我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汇率下降,本币增值,使我国出口商品失去了价格竞争的优势,出口竞争力下降,不利于外贸出口行业上市公司的发展,导致其股价下降。 2007年12月—2008年12月,汇率由7.3下降至6.83,这一年,股市大盘缩水3 600多点。 相反,汇率上升,股票市场可能由于人民币贬值承压, 导致海外投资者的资金流出和股市回调, 但是外贸出口行业将受益匪浅。 2015年1月,人民币短期大幅度贬值,直接带动服装行业(凯撒股份)、家电行业(海信电器)的股价提高。 不得不说,汇率和股价存在一定的关系。

一般而言,利率水平的变动同股价呈反向变动。 利率上调,股价下降;利率下降,股价上升。 当利率上升时,银行及其他金融投资机构的投资工具收益也会提高, 投资者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 流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将会减少甚至出现资金外流,不利于股市发展,导致股价下降;利率上升,公司借贷成本上升,筹资融资能力下降,上市公司可能会缩小生产规模,遵循保守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利于上市公司创新和提高竞争力。 上市公司利润下降,其股价也会下降。

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 即政府或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地调节货币供应量,实现抑制物价、完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2008年美国次贷经济危机爆发波及全球, 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消费水平下降。 央行和银监会于2009年3月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银行和金融机构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降低贷款利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再贴现利率等一系列的手段和工具, 扩大了货币供应量。 一方面,闲置的生产要素被再利用,资金面变的宽松,大量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促进了证券市场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利率降低,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运营成本下降,也能刺激其投资积极性。 2009年,股市出现的小牛市很大程度上源于宽松货币政策的推波助澜。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 财政政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经济发展,从而影响股票市场。 在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政府对于从事重点扶持项目的企业实行“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环保节能板块的股票在2008年普遍涨势良好,成为热门板块。 当然也有政策对于股票市场会产生负面影响,如2007年上调印花税政策导致了“530大跌”。

(二)宏观经济政策变量选择与分析 。 本文主要研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提出对于东北三省上市公司股价变动是否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 性和统一 口径 , 以下所有 指标均取 自东北三 省2005—2013年季度平均数。 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信息网、国泰安数据库和东方财富交易软件。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该指标是反映通货膨胀对股票价格变动影响的指标,是衡量宏观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同时因为该指数是由居民消费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因此也能较为客观地反映通货膨胀水平。 原始数据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各省每月指数(上年同期=100),后经合计,求得三省季度平均数,得到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

2.汇率 。 该指标是反映对外经济政策对股票价格变动影响的指标。 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具有普遍认同性,因此选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本文数据取自每季度最后一天的报价,作为样本数据。

3.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该指标是反映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变动影响的指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影响银行放贷水平。 这个利率对货币政策的操作较为敏感,且易受市场的影响。 在本文选取的时间段里,如果当月利率调整,那么该月就使用新利率。 每季度的利率是该季度三个月的平均数。

4.广义货币供应量 。 考虑到股票市场的虚拟性和数据的有效性, 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M1+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其他定期存款。 由于数据收集的有限性,本文选取全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样本数据。

5.地区生产总值绝对值 。 该指标是反映经济产出指标对股票价格变动影响的指标, 主要反映地区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表现、财富和竞争力。 原始数据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各省季度生产总值绝对值,然后以平均数作为样本数据。

6.股票市场发展状况指标的选择 。 为了数据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本文选取A股市场东北三省所有上市公司(包括ST和 *ST)的收盘价为综合指数,累加平均,得到样本数据。

(三)模型假设 。 假设所选取的五个宏观经济政策变量与股票市场发展状况指标间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 假定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ε

具体来说:X1代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2代表汇率;X3代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X4代表广义货币供应量;X5代表地区生产总值绝对值。 Y代表综合指数。 β0、β1、β2、β3、β4、β5是模型的参数,β0为常数项,βi为各自变量指标对股指影响的程度。 ε 是误差项,反映除X1、X2、X3、X4、X5与Y线性关系之外的随机因素对Y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 考虑到股票市场的具体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取得原始数据。 使用SPSS线性回归,得到各个宏观经济政策自变量与股指之间的散点图 (由于篇幅所限,图略)。 散点图显示,综合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VAR00001)、 汇率 (VAR00002)、 银行法定 存款准备 金率 (VAR00003), 广义货币供应量 (VAR00004) 和地区生产总值(VAR00005)间都具有一定关系。 但从散点分布来看,综合指数与地区生产总值关系较为密切, 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关系不密切。 那么,五个变量一起发挥作用,对综合指数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及哪个变量对综合指数影响的程度最大? 为了避免共线性的问题, 将原始数据输入, 利用SPSS软件进行线性回归时 ,采用 “逐步 ”进入方式 ,得到下页表1—表5结果。

(二)分析过程和结果。

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 。 在SPSS软件处理的过程中,在“方法”中选择了“逐步”,从而有效避免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在下页表1中最先引入的变量是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VAR00003), 其次是地 区生产总 值绝对值 (VAR00005)。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VAR00001)、 汇率 (VAR00002)、 广义货币供应量 (VAR00004) 三个自变量均被模型剔除。

2.显著性检验。 (1)多重判定系数及调整后的R2数值较大,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较好。 在地区生产总值绝对值不变的情况下, 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综合指数的解释比例为54.8%;在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 ,地区生产总值绝对值对综合指数的解释比例为65.9%。 (2)线性关系检验。 根据显著性水平 α=0.05,分子自由度df1=1和分母自由度df2=36-2=34,查F分布表 , 找到相应临界值Fα=4.13, F>Fα, 证明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股价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根据显著性水平 α=0.05,分子自由度df1=2和分母自由度df2=35-2=33, 查F分布表 , 找到相对应临界值Fα= 3.285,F>Fα,证明地区生产总值绝对值对股价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3)回归系数检验。根据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α=0.05,自由度=n=36-2=34,得到t0.025=2.0345,β3、β5均通过检验。

3.残差检验。 对 ε 正态性假定进行检验,选取标准残差进行分析。 观察图1, 可以看出数据点紧紧围绕在P-P图45°线上。 这表明,关于 ε 是期望值为0,方差相等且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假设是成立的。

(三)模型解释和回归结论。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分析,模型表示为:

由回归模型可知, 综合指数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地区生产总值都存在正相关关系。 地区生产总值绝对值对综合指数解释程度最高。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