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考察注意事项(领导考察组版)
赴美考察注意事项(领导考察组版)(精选7篇)
赴美考察注意事项(领导考察组版) 第1篇
赴美考察注意事项
一、出行前
1、手机:出行前需提前开通国际漫游业务。
2、话费:国际漫游话费较高。
3、出行:国际航班需提前3小时换登机牌。
二、酒店住宿
1、酒店冷水龙头的自来水可直接饮用,水龙头的热水不能直接饮用。
2、美国使用的是电压为110伏特60赫兹交流电,三眼插座也与中国不同,需使用转换插座。(已为各位领导备好)
3、大多数酒店房间内不可以吸烟,个别酒店已全面禁烟。需要吸烟者在入住前请要求吸烟房。
4、个人财务请注意安全。可以充分利用房间内的保险箱,除了每天给房间清洁工的小费外,离开房间时勿将个人钱财放于枕头下或者枕头内。清洁工会认为这是您所支付的小费而拿走。
三、出入境
1、每件行李的长宽高总和不超158厘米,两件行李的长宽高总和不超过273厘米。行李内禁止托运打火机、火柴、液态物品以及纸质资料、货币、有价证券、电子器材(移动充电宝及充电器)等。
2、到美国的第一步是下飞机,然后根据走道上的指示到terminal 领行李处 排队等候过境,轮到自己时,要主动将护照及相关单据一并递给检查官员查验,检查官员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一般包括你来美的目的地,你计划逗留多久,来美目的,携带多少钱等,在回答时不要紧张,简单如实回答即可。
四、如何给小费
1、美国服务行业工作人员均以小费为生,按当地习俗,团员每天要付饭店打扫卫生人员1美金小费,需付司机及地陪每人每天5美金小费。
五、特别注意事项
1、中国出境每人可携带现金人民币6000元;美金5000元(或其他外币相当于美金5000元),贵重物品需向海关申报。携带美金或等值货币$10000.00以上须在填写美国海关申报表时如实填写,否则会被扣留并没收多余款项。
2、严禁携带水果、肉类、动植物和违禁品,国内所携带的水果,饮料尽量在进关前用完,小刀指甲刀放于托运行李内。
3、电脑不可托运,请在托运前将电脑取出,随身携带。
赴美考察注意事项(领导考察组版) 第2篇
教育考察报告(下)
五、中美基础教育的差异性
比较中美基础教育,我们深知,中美两国教育的差异,既有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有经济发展的支撑,更有制度设计的不同。与美国教育相比,中国教育应该更具有独特的政治与文化优势。但仔细琢磨,却又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1.分权与集权:看中美基础教育保障体制上的差异
美国教育从目标体系、课程设置、质量评价、升学选择、物质保障等都是依法分层负责的。所有国家层面、州级层面、企业层面、纳税人层面等社会组织单元,都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和义务,各自对教育承担责任,使教育的保障与监督完备而系统、真实而可靠。而在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教育国家办,国家制定统一的教材与考试标准,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所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基层政府和纳税人不承担学生免费部分的费用,这就造成了基层政府和纳税人的一种责任缺失,他们认为现在学校的建设、维修及设备添置均由国家负责,与他们无关。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即便是基层政府应该承担的配套经费和家长应该承担的相关费用,也会在教育投入大、不准乱收费的种种借口下遭到不同方面的抵制,致使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变得尤为艰难,学校责任风险无限增大。更为严重的是把“办人民满意教育”这个政府主体责任全部转嫁到学校,让学校在经费困境和责任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变得不堪重负、举步维艰,从而制约了教育的良性发展。
2.内涵与规模:看中美基础教育发展要求上的差异
美国中小学规模都不大,学生人数从百人到千人不等,班额人数一般在20人左右。学校十分注重教师素质、课程效率、学生兴趣、设施保障、创新氛围、安全机制等教育内涵因素的强化。所有学校不新也不大,但教育教学内涵发展要素完备而精致,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优良的土壤。而在我国,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盲目撤并学校,盲目扩充优质学校的生源数量,出现了一大批基础教育新城,造成了学校规模越办越大,学校幅射的范围越来越广,而学校软环境却跟不上硬环境的发展步伐,出现了房子好、质量差,领导满意、群众无奈的尴尬局面,使办真教育、育真人的内涵发展模式在求新求大的浪潮中变得十分脆弱。我们对这种趋势如果不警醒并予以遏制,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3.分类与统一:看中美基础教育观念与方法上的差异
美国的教育同行认为,同一年龄段的孩子,有生理上的差异,也有心理上的差异,更有智商上的差异。为了有效地推进教育公平,必须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其自身需要的教育。所以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有天才班、学困班,根据家长和学生的意愿,实施分类施教,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而在我国,在规范办学的统一要求下,为同一年龄段的孩子提供统一的教育,即同一课堂、同一教材、同一教师、同一标准,教师要在这“四同”的情况下再因材施教,否则,就会被视为漠视教育公平,受到行政处罚。实际上,不为学生提供适合自身需要的教育就是最大的教育不公平,而漠视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更不是全面发展的教育。这种大一统的教育模式,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也把学校推到了家长的对立面,成绩好的学生吃不饱,成绩差的学生胀着了,学生、家长自然不会满意。因材施教是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教育法宝,而在今天却被自己的子孙们遗弃,真是令人遗憾。
4.能力与分数:看中美基础教育评价上的差异
美国的中小学校,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组织,无论是基础评价,还是高校录取,都把学生的能力培养放在首位。为每一位学生提供适合其自身能力及心智发展特点的教育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幼儿园就有二维和三维图像的认识与尝试,小学、初中也有阅读、课题研究的训练与实践,高中还有各种技能、专业探讨的培训与研究,着力培养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本领。而我们国家始终推行的是应试教育,高校按分数录取。分数成了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出高分学生的学校就是优质教育的学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要求上名小学、名初中、名高中的时尚风潮,就形成了学校之间的生源竞争、学生之间的时间竞争、家长之间的财力竞争的恶性循环,“打造”出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教育产品,这种状况确实令人堪忧。
六、学习美国基础教育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学习美国基础教育,对于当前我国推行的新课程改革,的确有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也代表了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让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的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有利于培养忠于国家,为社会发展而勇于担责的合格公民。但我们也认为,学习借鉴美国基础教育的做法,需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处理好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和单一评价之间的关系 美国基础教育秉承多元化发展的理念,表现为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实施有差别的教育,通过必修课实施分层次教学,通过选修课让学生根据学习基础、兴趣爱好,结合学校的师资和办学条件,由学校自主开设。它对于学生主动获取和感知知识,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不同的学生得到有差别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拓宽推行新课改的思路也不无启发。问题在于,如果不对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以及其评价方式﹑选拨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学生成才的渠道不拓宽,学生学分不能相互转换认定,这种尊重学生个性、主张学生有差别的发展和智能的多元化发展的教育便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现行的高考制度对于维护考试公平、同等分数下的公平选拔有一定的作用,但高考最大的弊端,便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学生,很难顾及到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个性发展。而在目前社会整体诚信缺失的背景下,要维护教育的公平,又很难找到比高考更加有效的评价手段。高考制度不改革,考什么、学什么以及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教学方式就很难改变。
2.处理好“以人为本”与教育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
美国基础教育的核心是教育替家长负责,替学生终身发展负责,体现了教育“以人为本”、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理念。与此相对应,美国在教育管理制度设计、教育行政管理及干预功能不强,学区教育委员会与学校自主权很大。这样学区及校长就能根据学生个性差异,自主开设课程,鼓励学生的多元发展,实施有差别的教育。而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表现为高度集权,行政准入及行政干预太多,学校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确立教学目标,自主开设课程、聘请师资,组织教育教学等。教育管理体制不改革,校长办学自主权便很难落实,也很难保障学生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的变革以及学生个性发展理念的落实。
3.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美国教育体制及模式的健康运转源于强大经济基础的保障与专家型教师团队的支撑。美国基础教育投入很高,雄厚的经济基础保障了有个性有差别的教育的实施。另外,学校自主开发课程,实施个性化教育,需要专家型教师团队,其中的教师有较高的专业素养,能根据学生学习实际,开发适合学生个性需要的校本课程,并能自主选择教育方式。而目前的中国教育,尚未摆脱温饱型、生存型的教育发展方式,表现为办学条件远远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要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教育发展。另外,多年来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整体素质偏低,学校班额过大等现状,也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发展的要求。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教育准备不足,“走班制”的教学效果必然受到影响。没有“走班制”的实施,发展学生的个性、实施有差别的教育便是一句空话。
七、建议
1.加快推进教育领域相关工作的标准化建设
美国是一个法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严格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在美国,凡事都有标准,凡事都有规范来控制和操作。如对校长和教师,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按照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规范,包括资格认定、见习、实习、上岗、培训等。虽然有些繁琐,但对于推进局长、校长和教师的专业化建设,实施教育家办学不无借鉴意义。为此,我们建议,严格教育行政人员、校长和教师工作职责,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加强对教师、校长、局长的资格认定和岗位培训,并建立规范的评价体系。
2.加强各级各类教育督导机构建设,完善教育评估制度
美国的学校具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对学校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质量标准检测和综合评价来实现的。每,各州政府都要求每一所学校提交一份办学综合报告,州教育厅组织相关人员对报告进行评估,确定每所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水平,再按照评估结果,实施表彰、警示和整改。特别是对办学质量明显滑坡、管理工作较为混乱的学校,州教育厅派出督察组,深入学校帮助整改,直至合格为止。这些做法,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随便停止招生,更不能随意撤销办学资格的情况来说,效果明显,意义也非常巨大。因此,我们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教育督导机构建设,建立学校综合督导评估制度。对评估中不合格的学校,派出专项督导整改队伍,深入学校,进行广泛调查分析,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帮助学校整改落实到位。
3.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和促进特殊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学校教育特别关注特殊群体的教育,包括残障学生和学习困难的学生。他们享受到了比同龄人更多的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并得到了许多特别的关爱。在我国推进育人为本、教育平等的今天,有必要更多地关注特殊群体的特殊教育。要加大对特殊教育学校的投入,加大特教师资的培养与培训力度,同时大力鼓励和倡导残障学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享受教育的阳光。对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尝试在某些方面予以特殊辅导和帮助。
4.以学生为本,切实推进新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 美国的教学方式,无论是在教室的布置、教材的选定,还是在教学内容的确立、教学方式的选择方面,都是以满足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着眼于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极为关注学生间细微的个性差异,及时准确地确立教学目标,选定教材内容,选择教学方法;重视引导学生了解知识的生成、发展和形成的过程,通过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探究性学习;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及时的指导与发展,珍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并把它作为终身学习的源动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全面实施新课程改革的今天,很有必要借鉴美国的教学经验,把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转变教学方式,作为实施新课改的突破口和主要工作来抓,把尊重学生个性差异、让每一个学生得到有差别的发展作为教学工作的重点,因材立标,因材施教。另外,还要改革教学评价制度,加大教师培训力度,为教师的专业成长创造宽松的教学环境等。
5.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拒绝华而不实
美国的中小学校从外观上看并不气派,走进去才知其内涵丰富。以学校的实验条件为例,学生需要的,只要能做到,学校都尽力提供,不足的由社会资源作补充,这样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们看到学生在实验操作中充满着想象和激情。学校都普遍重视学生的体育课和艺术课,我们想:体育是健康的基础,艺术是快乐生活的基础。美国的“德育”走进了生活,我们认为这是看得见的“德育”。所有这些,既遵循“以人为本”,同时又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给我们实施素质教育很多启示。实施国家中长期规划纲要,要求我们必须更新教育观念,更需要校长和老师的智慧和能力。只有站得高,看得远,走实步,才能换来教育的蓬勃发展。
八、小结
“中美基础教育管理者领导能力建设项目”是一项关涉基础教育全局的系统性工作,要增强培训的实效,需要各方面的广泛参与。本项目新增了局长的参与,对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基础教育的管理,推进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这次培训的效果来看,局长的参与也带动了全体成员全方位接触和了解美国基础教育的积极性。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培训中,还应增加幼儿园园长及基教、职成教和教育督导部门负责人参加。这样,既保证了项目实施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又有利于增强对美国基础教育学习的整体规划与评价。同时,在访美日程安排上,为增强学习的实效性,建议先集中学习交流,然后到学校和家庭了解,最后再以集中学习交流方式进行,这样全体团员就能将学习所得进行实时有效的碰撞与启发,分享彼此的学习成果。
电工合金分会组团赴美考察 第3篇
2013年10月19日至11月2日,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工合金分会与低压电器分会共同组团赴美国考察交流, 期间考察团观摩了芝加哥国际太阳能展、与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 (NEMA) 开展了技术交流。电工合金分团一行9人还实地参观考察了ELTEK材料实验室, 受到实验室所在城市圣路易斯市市长和实验室董事长及总经理的热情接待, 双方技术人员就材料特性、试验方法、技术标准、实验室建设、UL认证、寻求合作等共同关心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考察活动收获颇丰。
赴美教育考察散记 第4篇
开阔的教学空间
在美国公立学校中,1年级到12年级的班级规模通常约为30人,而小学阶段(1—5年级)的班级规模相对小一些,大致为25—35人。美国儿童4岁半开始有资格进入公立小学的幼儿园,接受为期一年的免费幼儿园教育,幼儿园的班级规模一般比一年级更小。办学经费较充足或者社区经济状况较好的学校,可能会通过缩小班级规模、增加教师人员来提高师生比。
走进美国的学校,最大的感受是校园开阔。三所学校中,总人数最多的不过800人,但是没有一所学校的操场小于国内众多的知名小学。加利福尼亚州小学的操场简直就是一大片开阔的原野,校工除草时需要发动一辆除草车。
这3所学校教室的大小约为中国教室的2倍,在学生人数是中国一半的情况下,生均占地面积约为中国的4倍。教室里设置了多种教学区。如圣特莫尼卡社区学校的教室(见图1),便有席地区、桌椅区、辅导区、电脑区、办公区和储物区6个教学区域。在席地区,学生可以席地而坐,和教师面对面地开展教学活动。在桌椅区,学生桌椅按小组摆放,便于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在辅导区,有1张半圆桌、几把师生椅,便于教师辅导学困生。在电脑区,有5台苹果電脑,学生人手一台Ipad(Benchely-Weinberger学校则是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并配有打印机、复印机等相关设备。除了行政人员,一般的教师没有办公室,办公桌就设在教室内,教学用具也放在教室内。储物区则用于存放各种教学器材、用品。
笔者想,或许一个人的存在空间会影响一个人的视野和人生态度,或许正是这样的大空间促成了美国人宽广的心胸和长远的眼光。
直面学生差异
图2是圣特莫妮卡社区学校幼儿园的一间教室。该幼儿园位于贫民区,接收的学生基本上等同于中国的打工子弟,甚至有些学生的家庭条件比中国的打工子弟还不如,但在均衡的教育制度下,这所学校却闪烁着平等与博爱的光芒。当我们参观这间教室时,笔者只是觉得惊艳,而此时此刻,当笔者再次整理这些照片时,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
在美国,一般的公立学校,教学经费由州政府提供,而一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学校,除了能享受州政府的拨款,还可以额外享受到联邦政府的拨款,这也就意味着学生越贫困,学校办学条件越好。所以,在我们参观的3所学校里,第1所学校的位置和生源最好,学校基础设施却最差,开展教育研究活动的能力和水平都非常有限。校长送给我们的礼物只是一支印有学校标志的铅笔,提供的午餐也是3所学校中最差的。
美国政府正是通过这样的政策,在经费等方面倾斜于落后地区的学校,帮助落后地区的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弥补贫困学生家庭教育的缺失。
美国学校并不回避学生的素质差异。以加州为例,每一学年,州教育委员会统一发放试卷对学生进行统一测评。各校依据统一测评的成绩,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学力水平,并为学生提供不同层次的教育。如在组织小组化学习的过程中,会将不同学力水平的学生分配到一组,构成异质小组。另外,对于优质生和潜能生,学校分别有专门的辅导老师对这两部分学生进行辅导。特别是对学困生,学校提供了较为周道的教育服务。
在加利福尼亚州小学,有一个由学困生组成的班级,这些学生一部分课与其他同学一起上,另一部分课程学校会配备两位老师(一位专门辅导学生学习,另一位是助教)进行辅导。这样的班级,学生人数不超过20人,教室硬件设施更为齐全,对待残障儿童更为人性化,如水池、洗手液等物品都会放置于较低位置,设置无障碍通道等。当我们问及学校领导,将孩子按学力差异分班,家长会不会有意见时,校长说,家长们对于分层辅导都很认可,并且十分感谢学校为孩子提供的特殊教育。
教师管理和校长工作
在美国,教师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至少需要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学校不再为新入职的教师提供额外帮助。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教师培养体系能够保证教师在入职前便已具备了成为合格教师的能力。
在美国,每个教师都会参加教师工会,每一个参加教师工会的教师都拥有一定的权利保障。在我们参观的3所学校中,有2所是规范建制小学,另外1所是有独立办学资质的小学。规范建制小学由州教育委员会聘任教师,学校负责考察教师的教学能力;有独立办学资质的小学自主聘任教师。但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招聘来的教师,学校均不能轻易辞退。教师出现问题,学校需要给予教育、帮助。如遇到个别教师必须予以辞退的情况,学校要向教师工会提出申请,说清理由。教师工会对于这样的教师也是以帮扶为主,为其再寻找适合的学校。在这种机制的保障下,美国的教师很少流动。
在美国,教师均为全科教师,学校不设置统一的教学研究的时间和场地,对老师备课、教研、进修等也不作过多的统一要求,只是鼓励教师相互听课。学校领导有每个教室的钥匙,可以随时打开教室的门。当我们跟随校领导打开某一班级的门时,教师并没有很大的反应。可见校长、教师随时旁听已是家常便饭。对于中国很多学校所采用的家长参与评教的做法,其中两所学校的校长都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家长的评价会影响学校办学理念的实施。
美国校长的工作十分辛苦。竞聘校长需在一线当教师10年以上,且需进修额外的学业。校长在工作日基本从早到晚都呆在学校,他们似乎知道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当校长带笔者走到某个教室时,他会告诉笔者这些教室里今天在进行什么教学活动。校长努力认识每一个学生,看到学生时,会主动与学生打招呼。当笔者问及校长是否需要到教育局参加会议时,校长说学区会议或者校长培训一般都安排在学生放学之后。
圣特莫妮卡学校地处贫民窟,墨西哥人较多,很多学生的母语不是英语,这给学校的教育教学增添了很多困难。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该校校长想了很多办法。如在学校附近购置两栋房子,设置为家长培训学校,学校派人免费教家长英文,让家长通过自己的学习影响孩子。为了让家长更安心地学习,学校还请保姆帮家长照顾孩子。这种人性化的家长培训方式,实际上也帮助学生做了入学前的准备工作。
教学与教研
我们参观的3所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都设有教学计划表。教师们在下班前会将次日的教学任务(教学重点)和教学进程在表格中填写清楚。这样,第二天,老师和学生都能带着任务教与学。美国的小学教师承担全科教学,这样的时间表,最大的特点就是目标明确,能帮助教师明确教学活动。
美国的课堂教学重视知识的实际运用。如在語文课上,学生读过一篇课文,教师会在当堂检测有关知识点后,再让学生写一篇文章或画一幅画。在数学课上,老师更强调学生在数学问题上的理解过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
此次赴美,笔者对于包班教学有了新的看法。刚入职时,笔者曾经尝试语文、数学包班教学,那个时候觉得忙碌不堪,要处理很多事情。这次到美国再次体验全科教学,笔者发现,美国课堂上的学习内容不是以知识为导向,而是重视能力培养及动手操作。课堂上,教师授课适可而止,大部分时间学生们都在进行课堂活动,如依据课堂所学内容做做手工、画画思维导图等。学生学习比较轻松,教师也没有国内教师那么明显的今日事今日毕、一课一得的意识。
辩证来看,美国的全科教学也存在局限性,如在音乐和美术技能的教学上与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体育课也存在着“放羊现象”。
在我国,进行科研活动的基本单位是教师个人、年级组和学校。我们就此也作了咨询。在美国,教师进行科研的现象是不多见的,多数科研活动都是科研机构在做。美国有很多专门的科研机构和教育公司,上到教材,下到课堂的学习方式,这些科研机构和教育公司都能为学校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产品。学校要做的,就是等待州委员会认定哪个公司的产品更好,然后选择使用。与之相比,中国的教育科研在方法上多是教师经验归纳法和行动研究法。在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下,虽然某些教师的科研成果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是,由于主观性强,每个人各有一套体系,其科学性很难保证,即使有好的科研成果也很难推广。而且,在教师忙碌的情况下,科研时间也很难得到保障。
此次赴美之旅让笔者深刻地感受到中美教育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经济基础、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由于国情不同,照搬美国的教育模式是不可行、不明智的。但取其所长,做我能及,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道路。
国家领导考察新疆[最终版] 第5篇
--心得体会
伊敏江〃司马义
6月16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后来到和田、喀什、昌吉、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行程3000多公里,深入工厂企业、田间地头、兵团农场、街道社区、百姓家庭等20多个考察点,亲切看望各族干部群众,与大家聊家常、谈发展、话未来,气氛热烈,情真意切。就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调研。
12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到新疆阿克苏、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等地调研。考察期间,贺国强听取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纪委的工作汇报,对新疆近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吴邦国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和田县巴格其镇“双语”幼儿园,欣赏维族小朋友用“双语”表演的精彩节目。老师告诉委员长,小朋友们学汉语学得很快,一些学生在家里“小手拉大手”,已经成为父母的小翻译。吴邦国满意地说,“双语”教育很有意义,对密切各民族交流交往、今后就业至关重要。
吴邦国十分关心群众居住条件改善情况。在和田市的棚户区改造工地,在喀什市多来提巴格乡“安居富民”示范点和喀什老城区危旧房改造片区,在石河子兵团农八师保障性住房小区,他仔细查看群众住房格局和配套设施,详细询问扶持政策落实、建房资金筹集、住户个人负担等情况,并叮嘱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暖人心的“德政”,要把国家和自治区的扶持政策、各地的对口支援和群众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愿望有机结合起来,落实建设资金,把好事办好。
吴邦国强调,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支持和全国各地支援的大好机遇,着力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造福全疆各族人民,扎扎实实地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贺国强要求当地干部进一步帮助农牧民拓宽收入渠道、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切实让各族人民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始终是关系新疆工作全局的重大任务,也是贺国强此次调研的重点。
赴美旅游考察报告 第6篇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
益。本节仅考察前者,后面(下篇)将专门讨论国际社会的态度。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
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eofplanetarycocioue),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cioue)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gt;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好范文版权所有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
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好范文版权所有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98年元月初稿
注解: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HaroldandMargaretrout,TheEcologicalPerectiveonHumanAffairswithecial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1965.
3.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HurrellandBenedictKingury,eds.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Actors,Interests,andItitutio,ClarendonPre,Oxford,1992.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6.RaymondAron,PeaceandWar,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6,P191.
7.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8.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
9.HenryShue,“TheUnavoidabilityofJustice”,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373-397.
10.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
11.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2.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45-46.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5.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136.
16.Andrew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nKenBoothandSteve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THEORYTODAY,ThePe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1995,P148.
17.A.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bd,150-152.
1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
19.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20.21.OranYoung,“Interdependencein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Journal24,Autumn1969,P728.
2002年赴美考察报告 第7篇
一、美国农业概况
二、主要考察内容
(一)农业资源利用管理方法,农业科技发展动态
1、考察团拜访了位于华盛顿的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简称ideals)、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简称
ifpri,考察了解他们在农业资源利用管理方法,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国际农业生命科学发展教学所ideals是一个独立的、非政治性的、非营利的组织,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团体提供管理上的、技术上和概念上的服务。它在60个专业中保持包括超过
300个专家的人才资源。近期,ideals正致力于农业生产资源、增加农产品产量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并关于中国应该发展什么类型的农业,既可维持农业经济增长,又可以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进行了交流。特别提到了水资源的问题,水资源是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表面水和地下水的保存和管理是极端的重要。如何让有限的水得到最好的利用,保护水的质量,而且避免污染是需要立即注意的主题。除此之外,对如何不损坏生态系统而发展新的水资源等课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农产品的处理和食品安全。ideals介绍了对农业食品安全的观念和标准、发展处理技术和食物科学。据他们介绍,美国正研究利用近红外技术解决食品检验问题。另外,它们在动植物胚胎细胞性别检验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项技术的成功,将可以大大提高农、林、牧等农产品的产量。
2、考察团拜访了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实际上是一个农业经济研究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为联邦政府及其他机构提供经济分析支援。把全球农业作为一个竞争的农业系统。经济局按照自己的研究课题,收集分析来自于全国甚至全球数据,作出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和估计,有许多重要的统计数据需要定期更新并向有关部门提供。
近几年来,由于贸易规则及国内政策的变化,新技术的发展等问题都将使美国农业和农民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经济局正研究影响美国食物和农业部门的竞争力的因素和其他的经济焦点问题。
经济局设有资源与环境经济分析处、食物与农村经济分析处、市场与贸易经济分析处及电子计算及出版服务处等四个部门,涉及的研究的范围有:安全的食物供给体系,包括食物的数量、种类、健康及营养;资源利用与环境的协调
;农业生产和环境的协调
;城市与乡村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农业科研和生产力
;农场和日用品政策
;耕种财政的管理;耕种经济成本管理;农场的危险管理;现代农场的结构;有机种植和美国农业贸易、国外农业经济政策等等
由于美国的农产品远远地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要维持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确保美国农业的经济生存能力,政府的另一项职能是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农场主的种植欲望。所以经济局还需要把有关农产品国际市场信息、风险及国外政策等向农民提供。
3、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是一个国际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识别并且分析各有关政策,为可维持地符合发展中的世界食物需要。ifpri研究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减轻贫穷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实施的政府行为等,分析各项农业政策产生的作用与效果。通过
ifpri的政策分析,使其成果直接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机构在帮助贫穷者的政策制定及资金投入中发挥作用。同时,ifpri
还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开展研究或合作,帮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和团体减少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投入方面的失误。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学会
(ifpri)的研究职员来自约
20个国家,大约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ifpri的研究领域包括:环境和生产技术、食物消费和营养、市场和结构、贸易和整体经济、政策和投入的实际效果等。例如,它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研究,分三个层次:全球、地区及农户,建立了全球水资源及利用模型。该机构也对我国水资源的开采及利用提出了建议。
另外,它们在对发展中国家农村投入效果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
⑴
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对农民脱贫效果显著;
⑵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对提高农产品产量效果显著;
⑶
增加农村道路建设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效果显著;
⑷
增加水利设施投入对农村经济效果不明显。
ifpri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各国及有关团体的资助。现在该学会与300个左右的机构合作,这些机构有地方性的、国家的和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研究机构。
(二)农机生产企业考察
考察团考察参观了位于东莫林(moline)的john-deere(迪尔)公司
迪尔公司总部设在一个环境优美的丛林之中,占地面积约1000公顷,办公大楼始建于1964年,并于1978年扩建成目前的规模,办公面积80万平方英尺,约有1500名员工,大楼设计为全封闭式,公司建筑的设计及建设非常有特色,具有世界一流企业的气魄。
拖拉机制造公司是john-deere的一个骨干企业,位于爱奥瓦州waterloo(滑铁卢)。john-deere拖拉机制造厂1837年起家,从生产铧犁开始,到目前生产各种规格的拖拉机(主要生产90~450马力),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生产公司。由于销售网络的作用,公司实行定单生产,全年根据用户的预定数量安排生产任务,几乎没有库存。
john-deere的联合收割机制造公司共生产7个型号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有冷加工、焊接、涂装、模具及总装等车间,69年~99年间共生产了20余万台联合收割机,john-deere的生产企业采用了当今一流的生产设备及管理技术。除了大量采用加工中心、焊接机器人、激光切割及柔性装配线等生产技术外,在涂装技术上,采用的“电解式上漆技术”是目前农机企业极少采用的先进技术。其大致工艺是:工件或机器在去油污、除锈及磷化处理并冼净后不进入烤干程序,而是直接进入电解池,池中是一定浓度的水溶性油漆溶液,被镀件浸没在溶液中,经过电流的作用使油漆均匀、致密地镀在工件表面,然后进入烘烤程序。john-deere公司在该套设备上共投资了约3000万美金。其主要优点是:
油漆质量好,涂层均匀致密;
节省成本。油漆得到充分利用,涂装工序简化;有利于环境保护。john-deere拖拉机制造厂整个生产过程、加工程序、组装检验机械化水平、自动化程度相当高。
三、感想与启迪
(一)服务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在美国访问中,我们体会到他们的各项工作都体现了为农民服务的过程。美国农业部为了保证其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为了保障农民的收入保持一定的水平,配备了11万名公务人员到各州、郡、市甚至到农场提供各项服务工作,包括种植品种、规模,向农民提供各种技术、气象及国内外市场价格等信息服务。政府通过三项政策保护农民利益:为了在一定时期保证农民的收入,政府确定目标价格;对于达不到目标价格的差价,由政府进行差价补助;用鼓励修耕土地的补贴等方法来降低农民的种植欲望,以保证适量的产品量来维持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二)农业机械化要重视资源和生态的保护
(三)农业机械化要为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出力
在美国,使用机械的主要目的除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外,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在考虑减轻劳动强度的同时也开始充分考虑降低成本的问题,也常常遇到许多农机性能很好,但市场不理想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研制开发及推广新产品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问题,推广那些经过鉴定,质量可靠的新产品和技术,要引导农民利用农业机械进行服务,扩大单季作业面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四)要重视农业投入效果的评估
现在,各国都很重视农业方面的投入,无论在基础设施、科研教育、科普培训等各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致力于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但是,投入的效果如何?每一项投资起了多大作用?在考察中受到的一个启发是要重视农业投入效果的评估。在美国,非常重视投资效果的评估,他们不但对自己的各项投入进行效果比较和评估,对国外及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也进行了许多数据的收集和评估,并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和我们的现状相近的。
(五)要加快科研创新和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
赴美考察注意事项(领导考察组版)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