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五大挑战

创业者五大挑战（精选8篇）

创业者五大挑战 第1篇

及时索要应收款项。定期提醒顾客未付款项和骚扰顾客只有一步之差。人们需要付出代价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如果公司资金不足时,老板们可等不起。

家族经营公司的优点。顾客和经营者可能认为家族事业有着某种神秘的特质,这样的事业有许多优点。如果家族事业构建合理并能开放地沟通、明确规定基本准则,并将家族独有的信任感和亲近感等因素融入其中,家族事业就可以拥有持久、有竞争力的优势,引领市场,并延续几代。

找到顾问而非独揽一切。通常企业家需要人来指导,但是他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企业家觉得他们不仅需要知道怎样才能每次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且他们甚至认为员工期待他们知道所有的事情。而想要成为有吸引力的领导,首要方法就是改变他们应该知道所有问题答案的观念。实际上,领导需要接受他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这一事实,有了这个基础后,再注重个人发展和如何使自己充满自信。如果不确定这一事实就不能领导一个团队。

网络安全面临五大挑战 第2篇

导读：《商业周刊》网站日前在“安全网络”专题中撰文指出：在已经来临的之始，展望一下今年全年的网络安全形势是很有必要的。总的看来，20以及今后的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安全问题不容乐观。俗话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仗。”预计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用户，特别是企业计算机用户想要在年使自己的计算机网络安全得到保证，就不得不在今后加强防卫措施，以对付来自网络的种种防不胜防的攻击。 当我们还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悦的时候，我们也许已经放松了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警惕性。最好还是惦记一下吧，因为今年的网络安全问题形势逼人，尤其是对于专做网络安全业务的软件公司们更是如此。当然我们也相信，通过各大网络安全软件公司们的协同努力，到2003年年底时，我们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一定会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下面就是预计在今年网络安全领域将面临的5大挑战： 1、垃圾邮件数量将变本加厉。 根据电子邮件安全服务提供商Message Labs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预计2003年全球垃圾邮件数量的增长率将超过正常电子邮件的增长率，而且就每封垃圾邮件的平均容量来说，也将比正常的电子邮件要大得多。这无疑将会加大成功狙击垃圾邮件的工作量和难度。目前还没有安装任何反垃圾邮件软件的企业公司恐怕得早做未雨绸缪的工作，否则就得让自己的员工们在今后每天不停地在键盘上按动“删除键”了。另外，反垃圾邮件软件也得不停升级，因为目前垃圾邮件传播者已经在实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了。 2、即时通讯工具照样难逃垃圾信息之劫。 即时通讯工具以前是不大受垃圾信息所干扰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垃圾邮件传播者会通过种种手段清理搜集到大量的网络地址，然后再给正处于即时通讯状态的用户们发去信息，诱导他们去访问一些非法收费网站。更令人头疼的是，目前一些推销合法产品的厂家也在使用这种让人厌烦的手段来让网民们上钩。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反即时通讯干扰信息的软件，这对软件公司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商机。 3、内置防护软件型硬件左右为难。 现在人们对网络安全问题受重视的程度也比以前大为提高。这种意识提高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硬件设备在出厂前就内置了防护型的软件。这种做法虽然前几年就已经出现，预计在今后的几年中将会成为一种潮流。但这种具有自护功能的硬件产品却正遭遇着一种尴尬，即在有人欢迎这种产品的同时，也有人反对这样的产品。往好处讲，这种硬件产品更容易安装，整体价格也相对低廉一些。但它也有自身的弊端：如果企业用户需要更为专业化的软件服务时，这种产品就不会有很大的弹性区间。 4、企业用户网络安全维护范围的重新界定。 目前各大企业公司的员工们在家里通过宽带接入而登录自己公司的网络系统已经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了。这种工作新方式的出现同样也为网络安全带来了新问题，即企业用户网络安全维护范围需要重新界定。因为他们都是远程登录者，并没有纳入传统的企业网络安全维护的“势力范围”之内。另外，由于来自网络的攻击越来越严重，许多企业用户不得不将自己网络系统内的每一台PC机都装上防火墙、反侵入系统以及反病毒软件等一系列的网络安全软件。这同样也改变了以往企业用户网络安全维护范围的概念。 5、如何看护好个人的信用资料。 在美国，个人信用资料在美国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前的网络犯罪者只是通过网络窃取个人用户的信用卡账号，但随着网上窃取个人信用资料的手段的提高，预计2003年这种犯罪现象将会发展到全面窃取美国公众的个人信用资料的程度。如网络犯罪者可以对你的银行存款账号、社会保险账号以及你最近的行踪都能做到一览无余。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犯罪趋势，无疑将会给美国公众的日常人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上述这些问题当然是对大小软件公司的挑战，但它们何尝又不是一种机遇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网络攻击侵害洗礼的网络安全系统必将会越来越强大起来。放眼望去，2003年的网络安全市场必然会带给我们许多意外的收获和惊喜。

“五大主体”挑战中国海权 第3篇

美国“动作频繁”，他国“跨海联动” 近来，中国周边海上局势持续升温，并体现出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美国因素”成为中国周边海上形势变化的关键推手。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保持活跃态势，加大介入东海、南海争端力度，“选边站队”趋势日趋明显，介入方式由“间接”转向“直接”，由“幕后”走到“台前”。作为一个“域外国家”，美国既不是东海问题的当事方，更不是南海问题争端方，然而，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却“动作频繁”，“活跃”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域内国家。奥巴马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美军更是先后派遣军机、军舰闯入我南沙永暑礁、渚碧礁附近海域及上空进行抵近侦察活动，引发中美海上摩擦冲突升级可能性上升。

其次，“跨海联动”成为部分争端国处理与我涉海争议的新特点。菲律宾邀请日本“进军”南海，得到日本方面的“积极回应”，两国不仅首次在南海争议海域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更就日本向菲律宾提供部署到南海争议地区的巡逻飞机等二手军事装备达成协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然指责中国破坏东海和平稳定，企图通过实力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则将中国比作“纳粹”，呼吁西方国家集体支持菲律宾对抗中国，两国“抱团取暖”共同对华迹象愈发明显。

再者，“软硬兼施”成为中国在涉海问题上面临的新挑战。美国以“航行自由”之名行“抵近侦察”之实，凭借“硬实力”强行闯入我南沙岛礁附近海域及上空，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菲律宾则继续“以小搏大”，推动仲裁庭全盘否定中国《立场文件》，不认为菲律宾构成滥诉，并最终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菲仲裁案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结果，我南海法理斗争形势严峻。

2016：周边海域“活跃国”只增不减，挑战“只多不少” 可以预見，“五大主体”围绕“三大热点”展开激烈博弈将成为2016年中国周边海上局势稳定的最大挑战。

“五大主体”指美国、日本、越南、东盟和台湾地区；三大热点指中国南沙岛礁建设、菲仲裁案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美国已明确表态将加大巡航力度、扩大巡航范围，实现在南海海域常态化巡航；日本已审议通过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新安保法案，借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实现国家“正常化”将是必然选择；东盟南海政策更加趋于统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加快势在必行；越南极有可能步菲律宾后尘，通过单边提交南海仲裁和油气开发等途径成为南海问题新的“麻烦制造者”；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台涉东海、南海政策立场亦有可能出现“软化”甚至“倒退”。鉴于澳大利亚正在考虑派遣军舰进入南海，行使所谓“航行自由权”；印度也在伺机攫取地缘政治利益，中国周边海域的“活跃国”将“只增不减”，面临的各种挑战将“只多不少”，我周边海上安全形势将更加错综复杂。

与此同时，美国、越南、菲律宾及台湾地区政局变化将给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形势带来未知变量。2016年，美国和菲律宾将举行总统大选，越南将召开越共“十二大”、台湾也将举行地区领导人选举。由于中美博弈已经成为中国周边海上问题的“新主线”，越南、菲律宾则是南海争端的直接当事国，台湾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上述各方的选举结果将决定其未来涉海政策走向，对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东盟共同体建成将使东盟南海政策更加趋于协调统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南海规则主导权之争凸显。东盟共同体已经建成，为增强自身“向心力”和“凝聚力”，避免因南海问题产生分歧，进而影响建成后的东盟共同体，东盟南海政策将更加趋于统一协调。同时，受区域内外势力交织互动共同作用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可能进一步加快，各方围绕“准则”的性质、定位、内容等核心问题将展开激励博弈。

“以我为主”加大海上合作，全方位提升维权力度 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做才能保卫我国周边海上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如何维护周边海上的和平与稳定？在我看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妥善管控中美关系中的涉海因素，努力推进中美海上务实合作。美国虽不是中国周边涉海争议当事方，但中国周边海上稳定攸关美国切身利益。中国应推动扩大中美在亚太地区合作，努力落实中美高层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合作平台，推动中美海上务实合作，实现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良性战略互动，互相照顾彼此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关切，力避中美海上摩擦冲突升级，进而影响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第二，加大“以我为主”主动作为力度，为更好地应对当前海上安全形势发展需要，我应继续加大主动作为力度，巩固并扩大现有成果，加强钓鱼岛巡航执法能力，加快南海岛礁建设步伐，增设相关民事设施，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地区公共安全服务产品，开展必要的防御设施建设，更好地履行国际职责，有效经略周边，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

第三，强化涉海法理维权人才队伍培养，做好相关诉讼应对和证据链收集等方面的工作，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涉海司法或仲裁挑战做好应对准备。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海上力量的快速发展，我海上维权力度将不断提升，由此引发的海上争议和冲突必然相应增多，诉诸国际司法和仲裁解决争端已成为众多中、小国家处理与我涉海争议的普遍选择。中国应以菲仲裁案为契机，通过国内机制建设、人才培训和国际合作等多种方式强化法理维权人才队伍培养、诉讼应对，以及东海、南海证据链收集等方面的工作，积极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司法或仲裁挑战。？笪（吴士存）

五大困境挑战中小企业 第4篇

7月初, 茅于轼在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上说, 现在企业生存困难有几个原因, 第一, 劳动力的成本上升。第二, 人民币升值, 给很多出口的企业造成了困难。第三, 由于通货膨胀, 银根紧缩, 贷款非常困难。第四, 能源涨价。第五, 环境成本上升, 现在要讲环保, 你要规范环保, 就要花钱了。

茅于轼说, 这么多的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又都是好事。劳动力成本上升, 那当然好, 大家收入提高了。汇率上升, 人民币上升, 我们购买力增加了, 这也是好事。环境成本上升, 我们要保护环境, 这也是好事。但是金融市场没有自由化, 造成货币收紧的时候, 苦乐不均。这是一个问题, 其他的几点别看它是一个问题, 它又是一个机会, 到底是问题还是机会呢?那你要看宏观面, 宏观面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是10.6%, 比去年略微有点下降, 但是基本上还是上升的姿态。

合成生物学五大挑战 第5篇

在一些对未来的描述中，合成生物学的前景超乎想象：也许要不了多久，研究人员就可以对细胞进行“编程”，从可再生能源中产生大量的生物燃料，检测毒素，根据身体需要释放精确数量的胰岛素，等等。

所有这些美好的未来前景都基于这样的认识：生物学家操纵基因工程就像工程师设计机器部件那样简单，只需定义基因“部件”的功能，将它们装配成具有更复杂功能的某种“装置”，然后将这些“装置”插入细胞中即可。

由于所有生命形式都建立在大致相同的遗传密码的基础之上，理论上，合成生物学可为之提供成套遗传基因组件“工具箱”——生物学版本的“晶体管”和“开关”，然后可随心所欲地将它们插接到“生物电路”上。

然而，操纵生命分子远非如此简单。“生命分子的运作机制极为复杂，远不是操纵扳手、螺丝刀或晶体管所能比拟的。”西雅图一家工程咨询和设计公司的负责人罗布·卡尔森说道。

合成生物学发展的每一个过程都面临着挑战，从生命“零部件”的定义，到整个系统的构建。然而困难阻挡不了该领域内执著的开拓者，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迎接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五大挑战。

挑战一：许多生物零部件尚未明确描述

一个生物“零部件”可以是从编码某个特定蛋白质的一段DNA序列，到促成基因表达启动子的任何东西。然而问题是，许多生命“零部件”的特征和功能都尚未得到清楚的描述，比如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在不同类型的细胞内，或在不同的实验室条件下，它们是否会有不同的表现？

麻省理工学院的标准生物部件注册中心，有着超过5000个可供订购的生物部件，但是据中心主任兰迪·雷特伯格说，它们的质量无法保证。这些生物部件样本中的大多数都出自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iGEM）的大学生之手，该活动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参赛的学生或利用生物“工具箱”里的部件，或开发出新的生物部件，设计合成生物某种生物系统，但许多参赛者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些生物部件进行详细的描述。

雷特伯格说，目前他们正在加大力度提高收集生物零部件的质量，鼓励呈报者同时提供描述生物零部件功能和特性的文档部分，并对样品进行DNA测序，以确保与他们的描述相符。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合成生物学家亚当·阿金和杰伊·科斯林，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德鲁·恩迪正在启动一个称为BIOFAB的新项目，专业开发和描述生物零部件。

然而，标准化测量的实施却比较困难，例如，在哺乳动物的细胞中，引入基因与细胞基因组整合的结果难以预测，并有可能影响到附近区域的基因表达。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的合成生物学家马丁·傅森格说：“这种复杂性导致很难通过标准化方法对基因部件进行特征描述。”

挑战二：生物电路测试繁琐费时

即使每个生物零部件的功能都已知晓，但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后，其功能也许不一定能如预期的那样。与其他可预测性更强的现代工程学科的设计过程相比较，合成生物学家往往不得不埋头于繁琐的试错过程中。

“我们仍像当年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那样，用木头和纸反复实验。”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中心系统生物学家路易斯·塞拉诺说，“用一种东西制造的东西试飞一下，掉下来坠毁了，再用另一种东西试一下，也许飞得稍好一点。”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生物工程师吉姆·柯林斯和他的同事们在酵母实验中为了实现一个叫做“拨动开关”的系统，就经历了多次失败。他的团队想让细胞表达一种A基因，然后利用化学信号刺激关闭A基因，转而表达另一种B基因，但细胞一直拒绝表达B基因。柯林斯说，问题是控制这两种基因的启动子不平衡，因此A基因总是压过B基因。他说，他们将用3年时间的反复试验来进行调整。

计算机模拟可以帮助缩短这样的试错过程，2009年，柯林斯和他的同事创建了稍有不同几个版本的两个启动子，每一个版本都各自创建了一个基因定时器，即在一个特定的滞后时间后，系统将启动细胞的基因表达从一种基因转移到另一种基因。他们对定时器进行了测试，然后将结果反馈给计算机模型，预测其他版本基因定时器的表现。使用模型技术，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计算机来进行优化测试，而不必对每一个版本逐一进行测试。

挑战三：生物系统构建复杂难测

随着生物电路越来越大，构建和检测过程也变得更为艰巨。科林斯的研究团队的抗疟药青蒿素前体物质化合物的研究项目，是合成生物学领域内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成功例子。据科林斯估计，这一项目平均每年有150人参加，他们的工作包括发现和定义介入反应过程的所有基因，以及开发和完善控制这些基因表达的部件。例如，研究人员必须对之前产生的许多变异形式逐一进行测试，以寻找一种能充分提高产量的变异结构，达到清除有毒中间分子的目的。

“人们对这类项目望而生畏，因为它需要太多的时间和金钱。”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新创公司银杏生物工作室的创始人雷什玛·谢蒂说道。为了解决类似的瓶颈问题，银杏生物工作室开发了一个将基因部件组合起来的自动化系统，预定义侧翼序列的基因零部件，由机器人根据一套被称为“生物积木标准”的规则组装起来。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成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森和他的同事正在开发一个让细菌来做这项工作的系统。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肠杆菌细胞，被称为“装配”细胞，与酶配合在一起，可以进行DNA片断的切割与缝合。还有的大肠杆菌细胞则被基因改造成为“选择”细胞，从剩余的生物零部件中整理挑拣出完整的产品。安德森的团队还计划用一种类病毒的噬菌粒将DNA运送到选定的细胞内。安德森说道，这个系统可将组装一个“生物积木”的时间从2天缩短到3小时。

挑战四：许多生物零部件不相兼容

合成基因电路构建完毕并载入细胞之后，就有可能对宿主产生非预期的影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合成生物学家克里斯·沃伊特2003年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沃伊特将从枯草芽孢杆菌中提取的一些基因零部件装配成为一个开关系统，目的是让某些基因在化学刺激下作出反应，激活某种基因表达。他想研究一下这个系统是否可以不依赖于枯草芽孢杆菌，于是他将这个基因电路送入大肠杆菌，结果证明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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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微镜下可以发现这些细胞都变得病恹恹的，”沃伊特说，“今天表现这样，明天又是一个样。”通过查找文献他发现，生物电路的某个部件打乱了大肠杆菌的自然基因表达。“生物电路设计本身没有问题，只不过某个部件是不兼容的。”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家发现，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可启动自身基因表达的外源基因电路，也有可能引发宿主细胞的复杂行为。在大肠杆菌中被激活时，这个生物电路延缓了细胞的生长速度，基因蛋白质产物的稀释速度也随之放慢，导致某些细胞表达了这种基因，某些细胞则没有。

为了减少意外的相互作用，研究人员研究开发了一种独立于细胞自然机制之外的系统。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合成生物学家詹森·奇恩和他的同事在大肠杆菌中创建了一种独立于细胞内在系统的蛋白生产系统，该团队使用了一种可识别基因的聚合酶，专门识别天然细胞中不存在的基因。

奇恩说道，这样的系统可让生物学家在不破坏细胞存活机制的情况下，拥有将一些生物零部件任意“组合”的自由。例如，他的团队把编码O-核糖体部件的DNA序列拆分开来，以促进细胞以更快的速度制造蛋白质。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以物理手段将合成部分从细胞中分离出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合成生物学家温德尔·利姆的团队用酵母做了将基因电路隔离开来的实验，他说，这一方法也适用于细菌细胞。

合成生物学激起环保人士的公愤

澳大利亚的合成生物学家最近公布消息说，他们即将成功克隆30年前已在野外绝迹的一种青蛙。

与克隆技术一样，合成生物学在一些新闻媒体中被描绘成拥有无所不能的神奇能力，例如，让已经灭绝的长毛猛犸象重新复活，让19世纪之前曾翱翔在北美天空中的候鸽重新出现等。

但在不久前于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环保主义者和合成生物学家们讨论的是更为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开发更实用的技术，以造福人类和地球。例如：合成出能适应全球变暖的珊瑚礁，对污染敏感的土壤微生物，能阻止反刍动物打嗝释放甲烷温室气体的肠道微生物，以及能抵御真菌疾病威胁的青蛙，等等。

会议讨论中，生物学家和环保人士还发生了一些冲突。一位合成生物学家在会议上表示，他感觉自己好像被人当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青少年，认为他可能会对地球造成意外的破坏。而当一位合成生物学家称，赞成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人一定会赢，是因为他们比反对的人更年轻的时候，引起了环境保护论者的众怒。（第二天发表此言论的合成生物学家表示了道歉之意。）会议组织者多次呼吁大家礼让，并以供应免费葡萄酒之举来安抚众人情绪。

斯坦福大学的德鲁·恩迪被公认为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这样的争吵是一种迹象，表明合成生物学已经开始吸引各领域的关注与参与。但无论人们如何争议，事实将不辩自明。

举一个合成生物学能够提供环境保护的例子。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克里斯托弗·舍尼等人将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肠杆菌转移到植物根系中，产生一种植物生长激素。温室测试表明，包含了这种转基因细菌的十字花科植物比普通植物生长得更好，同时能让土壤保留更多的水分。这种细菌可能有助于防治土地荒漠化。

然而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也令观察家们产生了一些担忧。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地球微生物学家保罗·法尔克维斯基看到了能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的微生物，以及利用大气氮气生产肥料的微生物这两项技术的巨大价值，但他担心的是，工业规模的生产可能会产生某些极端后果，如释放大量温室气体。

剑桥大学环境保护生物学家比尔·萨瑟兰表示，合成生物学研究要慎重。但他同时说道，他在这次会议上的一项小规模民意调查表明，合成生物学家与环境保护论者之间的鸿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双方都认同的一点是，合成生物学给我们带来的恩惠之一是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但同时也让我们产生了合成生物学发展有可能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担忧。

让合成生物学家和环保人士同样感到兴奋而又有些期待的一个问题是：复活灭绝很久的一些物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但与拯救世界无关。”萨瑟兰说道。

挑战五：生物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合成生物学家还必须确保基因电路的可靠运行。细胞分子的活动很容易受到随机干扰的影响，生长条件的差异也有可能影响细胞行为，因此经过较长时间之后，随机出现的基因突变有可能完全破坏基因电路的功能。

10年前，加州理工学院的合成生物学家迈克尔·伊洛维兹通过他的团队构建了基因振荡器，用以观察细胞的随机能力。该系统中三个基因的相互作用，令一种荧光蛋白的产出量升高或降低，导致细胞明暗闪烁，但并非所有细胞的反应都一样，有的细胞亮一些，有的细胞暗一些；有的细胞明暗闪烁的频率较快，有的则较慢。

伊洛维兹认为，出现这种差异可能有多种原因，例如，细胞基因表达的方式是爆发式的，而不是稳步渐进的，细胞还可能包含许多不同的mRNA和蛋白质产生机制；另外，细胞中基因电路的拷贝份数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波动。

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乔治·丘奇正在探索让细菌菌株更稳定的方法。丘奇说可通过引入更精确DNA复制机制等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尽管对简单的系统来说，稳定性可能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随着更多的生物零部件被装配起来，这个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合成生物学家还是取得了许多进展。例如，研究人员开发出利用大肠杆菌计算一些生物学事件（如细胞的分裂次数）等，还有一些系统已经从细菌细胞发展到更为复杂的细胞。傅森格说，“合成生物学家开发更多实际应用的时代已经来到。”

例如，科林斯的青蒿素前体系统的商业化阶段已经启动。另外有几家公司也正在研究开发新技术，希望通过基因工程来改造微生物，使其生产出生物燃料。不过，合成生物学的大规模实际应用，仍然需要时间来实现。

随着DNA合成的成本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入到合成生物零部件的研究之中，合成生物学将以更快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卡尔森说：“问题是，我们付出的种种努力是否能够最终战胜生物学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就让未来做出回答吧。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创业者五大挑战 第6篇

由人口增长放缓、人口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占到本次经济下行50%到60%的权重。通过数量回归分析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规律可以发现,1974-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与1994-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究其原因,当人口增长上行时,一则新增人口大约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其次这些人口结婚生子,进入消费期;再次是购买房屋,刺激房地产业扩张。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987年开始下降,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生育越来越严格;二是人口流动、城市化水平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抑制了生育率;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知青返城生子的生育动力已经释放完毕。这些因素导致1987-2010年,人口增长是一条下斜的曲线。按照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这个理论模型来推断,2008-2030年期间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增速下行的区间。如果按照1995-2010年的人口增长率来推导,2015-203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7%一直降到1%多,且“十三五”期间降幅最大。由于“十三五”期间人口将是一个陡坡式的下降,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3.5%左右,而要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任务,今后五年的GDP增速又不能低于6.53%,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

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最大原因,一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由高到低,再到趋于停滞甚至负增长,助推劳动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住宅等刚性需求及各种消费发生萎缩,造成产能过剩。由于内需不足,经济增速下降,“十三五”期间我们可能会面临三种窘境:一是国家财政税收发生萎缩,导致各方面投入如低保、养老、医疗、教育、环保等资金紧张;二是由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造成结构性就业不足,尤其是原来在工业中从事建筑、采矿、制造业的劳动力有可能大规模回流;三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负债率提高,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资源型企业与银行债务关系可能发生恶化,导致银行坏账率提高,积累一定的社会金融风险。

挑战二:中国参与国际竞争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随着中国越来越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今后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格局,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实业、投资及服务业消费的外流。一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及土地价格提高,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甚至向美国、欧洲转移;二是由于国内实业利润率比较低、空间比较狭小,加上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税收以及资金成本过高,许多投资如房地产(包括住宅)、制造业等都外流到其他国家;三是由于服务业尤其是旅游、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质次价高,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目前我国的教育、旅游、医疗健康和技术等服务逆差达4000亿美元左右,而且教育、旅游、医疗健康服务消费流向国外的趋势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是我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其他大国相比,在文化、组织、制度等软实力方面相对处于弱势。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相比,我们在工程、造价、成本、性价比、装备能力等硬实力方面占有优势,但在文化价值、新闻舆论、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等软实力方面居于劣势。尤其是在制度层面,我国的央企、私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外企业多以现代跨国公司的形式“走出去”,行业协会在中间起着协调作用,默契的配合取代了恶性竞争;而我们在对外协调默契机制上则差距较大,存在恶性竞争。二是西方国家的现代跨国公司体制有比较好的内部监督治理结构,有助于防范和控制道德风险;而我们一些央企“走出去”后,有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等问题,国有资产可能会流失。三是我们对风险的评估、决策、防范、控制重视不够,对成本收益特别是不可预见的成本分析不够,导致“走出去”的投资相当大比例是亏损的,特别是一些央企的项目赚钱的不多。很可能“十三五”期间会有大规模的资金流出,但是国民净收入回流不理想,在外形成大量的烂尾、赔本项目,得不偿失。

挑战三:重大关键改革任务能否按时完成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各项制度要基本定型,也就是说,在“十三五”期间,各项改革要基本上完成。然而现在来看,改革可能会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目前改革还处于顶层设计阶段,且主要是一些部门在设计,因此,可能存在的问题是,部门的利益以及集中权力的色彩很难全部消除掉;另外,一些改革方案不能科学化、民主化与公开化地来讨论和推进。

二是由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各方面改革中的利益获得者和利益削减者也会产生博弈,特别是目前减少利益的改革多,增加利益的改革越来越少,使很多改革方案可能成为缺乏力度的妥协方案,甚至存在使改革形式化、被走样的可能。

三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提出要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然而现在我们有几百部法律、一两万个国务院部门与地方法规、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条例大多都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制定的,很多带有计划经济下行政管理、部门利益的色彩。如果要使这些法律、法规、条例得到全面的甄别、清理、修订、废除、讨论以至颁布,恐怕需要二三十年。因此,改革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触犯原有法律、法规的过程,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风险的窘境,这是很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观望者多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央提出要调动基层创新改革的积极性,但是依法改革、立法在先、依法办事牢牢束缚着相当多改革的设计,特别是实施和进展。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相当多的重大关键改革任务在“十三五”期间能否完成。

挑战四: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的不足使弯道超车难度加大

现在,中央提出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而在创业创新方面,我们面临着国际竞争、改革迟缓与转型困难的挑战。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我们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包括从集成创新到自给自足创新方面,都受到美、欧、日、俄、韩等在很多领域的技术竞争。

二是在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上还存在诸多弊病和障碍。虽然这些方面国家都在积极推动,但实际的运作落实过程中还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比如专利的对外开放、知识产权的抵押入股、职务发明收入中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等方面;国家向体制内投入很大财力,也集中了不少人才资源,但是,体制内人才专利项目等资源,难以产品化和产业化,处于僵眠闲置浪费境地;再比如我们迟迟不能推进如硅谷银行那样的认购权证、投贷联动等改革,不能督促大型企业并购技术,推动科技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的融资方式,导致科技型企业在风险投资、科技信贷、并购,一直到上市融资环节,资金链还是存在断裂的可能;还比如我们的央企对并购新的技术,在技术项目考核体制上还存在障碍。总之,我国在科技创新体制上,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灵活性上转变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三是我国在全球技术领先领域中总体上只占19%左右,同步的也只有1/4,在世界关键性技术领域中54%的技术还处于跟随状态。

因此,“十三五”期间能不能进一步通过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大踏步弯道超车,在很多关键领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难度。

挑战五: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面临困难

一是从制造业升级面临的环境来看,围绕“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多,而硬件技术的创新比较少;围绕物流、饮食服务、购物方面的投资和创新多,而围绕智能制造、物联网、3D打印方面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还是比较少。这对于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硬件技术的突破非常不利。

二是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且转型难度较大。传统的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由于需求不足,产能大量过剩,如在钢铁业中,普通钢冶炼规模非常大,但是特种钢还需要进口。这类产业正在进行调整,但新的更高档次的制造业尚处于艰难发展中。

三是我国的服务业由于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没有全面放开,没有得到国际服务业规则、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竞争,导致我们的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业体制僵化、水平落后,服务质次价高,从而造成这些方面的服务需求大量流出国外。

四是我国的城市化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城市化中最大的问题是进城务工的人口不能市民化,导致相应的服务不能扩张。很多农民青年时候进城,因为买不起房、教育受限、没有户籍等,到老年工作不动了会回到农村,而80后和90后农民工,可能会在城市中无根,农村又回不去了,这种“青出老回”和不能市民化的漂泊,绝非市民化的城市化过程,不能真正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创业者五大挑战 第7篇

(2)投资拉动增长难以为继,政策效应趋于减弱,必须注重增加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2009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今年继续大幅增长的难度很大,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必须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3)消费对经济增长带动性不够,必须注重以品种质量引领和促进消费升级。2009年以来,在国家鼓励消费政策的引导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了15.5%的较快增长,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性依然不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短期内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的难度也较大。必须通过创新品种、提高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引领消费、培育市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4)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问题凸显,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目前,不仅钢铁、水泥、造船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倾向,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十分繁重。

(5)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必须注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面临着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情况。这要求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又要着眼长远,更加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第8篇

当前，中国的汽车工业正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展望未来，将有很大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如此，就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而言，将很难有其他产业超过汽车产业。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汽车产业将会位居国民经济的“龙头”位置。

但这一前景仅仅是一种可能，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果不能积极而正确地面对和回应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汽车产业重走弯路也并非不可能，很有必要强调保持清醒头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分析和解决问题上。

挑战一：来自城市结构落后

在私人购车增长最快的北京，有车族因为担心路上堵车，早上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早。“交通拥堵到如此程度，还要鼓吹汽车进入家庭吗？”这已经成为许多人说出来或没有说出来的疑虑。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私人购车的增长，而在于城市结构和发展战略的落后。在国际上可以举出不少城市规模不及北京，汽车拥有量大大超过北京，而交通状况相当不错的例子。城市道路拥堵，更重要的是由于平面扩张、“摊大饼”式的城市构造。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必须要向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推进城市功能分区，大力发展卫星城市，构造新型城市体系的方向转变。私人汽车的快速增长，既对城市结构的转型形成了压力，也使这一转型成为可能，因为当私人有车后，居住和就业的活动空间将会大大扩展。在闹市区，解决交通问题更多地要靠快速轨道交通系统，闹市区之外私人汽车将担当主角。这种新的城市结构在带动汽车产业的同时，也将带动住宅产业、轨道交通建设及其他新增长点，为城市发展创造出中长期的巨大需求。

挑战二：来自能源问题

我们面对的石油供给基本格局是，国内的石油储藏量和开采量相当有限，新增的石油需求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进口来满足。而进口石油又与石油安全问题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在未来至少二三十年内，全球石油供求可以达到基本平衡，出现难以弥补的供给缺口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汽车快速增长导致全球石油供给紧张、价格高企的预言是不能成立的。退许多步讲，即便因此出现石油价格上升问题，也应该由全球的消费者共同承担。担心发达国家石油价格上涨，而不让中国人分享汽车文明的成果，对中国人是不公平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石油安全问题。节能和替代能源是汽车能源战略中的两个重要领域，当然也构成了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技术进步、用车习惯的改进，还是政策法规的调整，汽车燃油节约都大有潜力可挖。

挑战三：来自汽车产业全球化分工体系

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与总装企业一定程度上的分离，零部件生产的集成化、模块化，全球范围的研发、生产、采购、销售，总装企业外部采购率的提高等渐成潮流。这些进展适应了市场的多样性和快速变化，有效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中国汽车工业的地方保护、所有制分割等导致了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生产模式，只为一家总装企业配套，成本不可能降下来。现在的“汽车热”，主要热在整车组装，汽车制造能力更多地体现在零部件生产上。我国零部件生产落后，深层原因是分工方式落后，是企业体制、市场体系和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缺陷。市场规模大和生产成本低，是中国发展汽车产业的两大优势。分工模式的落后制约了低成本优势的发挥，市场规模大的优势也大打折扣。汽车产业的全球化趋势对中国现有的汽车生产模式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既有的分工模式转型的机遇，抓好这一机遇，中国会成为以富有竞争力的零部件生产为基础的名副其实的汽车生产制造大国。

挑战四：来自行政性重复建设

汽车产业的高增长，对投资提供了强力刺激，许多地方出现了汽车投资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市场经济讲究竞争，竞争必有重复建设，只有一家，就是垄断。不正常的是，部分投资是由地方政府直接驱动的。要把市场性重复建设和行政性重复建设区分开来，所要反对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在一个生气勃勃、正处在上升加速期、投资潜力巨大的行业内，两种不同性质的重复建设混在一起。对此给出某种判断，如“过热”、“盲目投资”等，难免失之于简单。如果据此“一刀切”的强化进入限制，就会在限制了不负责任投资者的同时，也限制了负责任的投资者，给行业发展造成深层伤害。正确的做法应是“管住政府，放开市场”。政府作用的重点是创造有利于汽车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软件”和必要的“硬件”。除政府之外的投资者，只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遵守国家必要的管制规定，应当一视同仁地允许其进入。市场经济不能保障投资者不犯错误，但也提供了纠正错误的机制，自我平衡的机制。放开市场后也会形成一种进入屏障，投资者多了，经过竞争价格降低了，利润相应降低了，外面想进入的自然就少了；竞争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大企业有成本和技术的优势，行业外的小资本进入的难度必然加大，实力不行的企业可能“知难而退”。市场性的进入障碍比行政性的进入障碍更为有效，通过优胜劣汰，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

挑战五：来自政府对汽车产业管理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