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女性观范文

悲剧女性观范文（精选8篇）

悲剧女性观 第1篇

关键词：莎士比亚,曹禺,《哈姆雷特》,《雷雨》,悲剧女性观

引言:

众所周知, 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尤以《哈姆雷特》传播度最广, 而曹禺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位丰碑式人物, 其悲剧创作也十分精湛, 所著四大剧作之一《雷雨》也一直活跃在国内外的舞台上。同为戏剧大师, 定有共通之处。曹禺年轻时读过很多莎翁的作品, 在创作手法上, 尤其是戏剧情节的复杂性, 曹禺受其影响颇深。莎翁的戏剧被称为“诗剧”, 而田本相在《曹禺评传》中指出曹禺剧作具有“诗化现实主义”特征。还有, 他们都经常出演自己的作品, 对剧中人物都有自己深刻的理解。并且他们都擅长刻画人物, 尤以女性人物形象为胜。在其37部戏剧中, 莎翁成功塑造了128位女性形象, 而曹禺被称为塑造女性形象的“圣手”。本文以《哈姆雷特》和《雷雨》两部杰出悲剧为例, 对比研究一下莎翁和曹禺在戏剧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各自的女性观, 借此加深读者对“性别悲剧”的解读。

一、综谈:莎士比亚和曹禺的女性形象塑造

谈及莎翁的女性观, 普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莎翁笔下的众多女性性格各异, 准确反映了女性的生命本质, 显现了其开明的人文主义关怀;另一种则认为莎翁笔下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中心社会, “莎士比亚的男性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误解、歪曲女性人物与当时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相一致……‘天使’与‘魔鬼’的类型在莎翁剧作中仍具有代表性。”1这两种观点体现了莎翁矛盾的女性观。不可否认的是,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 其受人文主义的影响, 具有进步性, 然而在高度男权的社会背景下, 又作为一位男性作家, 他无法做到转换性别身份去深入体验女性的内心世界, 即使他创作出了一些进步女性形象, 她们也是通过乔装成男性出场的。

而在中国戏剧史上, 曹禺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最负盛名。其塑造的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传统文化型的女性, 如侍萍, 四凤, 愫芳等;另一类则属于传统文化下的异类女性, 如繁漪, 陈白露等。但曹禺是一位能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上, 注重展示女性内在的思想情感, 深切关注女性的命运的剧作家。曹禺认为, “一切戏剧都离不开写人物, 而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心理、人的隐秘、内心世界的细微感情写出来。”2受“五四”时期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影响, 曹禺对当时男权压制下的女性群体给予深刻的人文关怀, 真正符合了“立人”戏剧的标准。在创作女性人物时, 他为其倾注了特殊的生命体验, 对女性生存价值及其悲剧命运做了深入地思考。

与莎翁不同的是, 曹禺在戏剧中没有简单的对女性作“天使”和“妖孽”的二元对立之分, 女性形象大都在生活中“确有其人”。3下面我们通过对比分析二人最杰出的悲剧代表作《哈姆雷特》和《雷雨》中的女性人物来形象地体会莎翁和曹禺不同的悲剧女性观。

二、对比解读:《哈姆雷特》和《雷雨》中的女性形象

在《哈姆雷特》中, 莎翁最主要的目的是创造出一个闪着人文光辉的英雄形象——哈姆雷特王子, 剧中男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而和哈姆雷特有关的两位主要女性角色, 即一国之后葛特鲁德和大臣之女奥菲利娅, 虽然她们社会地位崇高, 但却受到夫权和父权的极度压迫。她们如一种附属品, 其作用则是为了成就哈姆雷特这一不朽文学形象。尽管如此, 这两位女性并未被忽略, 近年来, 相关评论层出不穷。然而在《雷雨》中, 表面看来, 男性角色如周朴园、周萍在剧中处于主导地位, 其余所有女性的命运如侍萍、四凤、繁漪都围绕着他们来展开, 事实上, 这部戏剧真正关注的是女性的悲剧命运。曹禺细致剖析了其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 并赋予她们话语权, 让其有机会声讨这些残酷无情的男人们, 来抒发内心被压抑的苦痛, 进一步揭示在其所处社会她们的生存乃至精神的困境。下面通过具体地对比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大师是如何塑造“妖魔”与“天使”这两类女性形象的。

1、“妖魔”:葛特鲁德和繁漪

葛特鲁德和繁漪这两位女性, 做出了不被世人所容的行为——乱伦, 因此, 堪比“妖魔”。但是莎翁和曹禺对其却有不同的理解和处理。

王后葛特鲁德在丧夫不久, 就下嫁给了丈夫的弟弟。这一行为在当时是要背上乱伦的骂名的, 其子哈姆雷特更是接受不了, 他认为母亲是淫荡而薄情的, 因此呼喊道“脆弱啊, 你的名字是女人”。莎翁借哈姆雷特之口来贬低女性:“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 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 我这做儿子的却像一个下流的女人似的, 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 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莎翁无法从女性的角度来认识现实, 女性成了无能的代名词。在当时的封建社会, 贵为国母的葛特鲁德仍需依靠男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只因是女人而别无选择。但是这位天真的王后没有意识到克劳狄斯的阴谋, 却最终落个误饮毒酒而亡的悲惨结局。她死得如此悲情, 可见莎翁的悲剧天分, 但其对女性只是赋予了一定的同情, 处于男性霸权的社会, 他未能深思这位悲情王后内心的痛苦。

《雷雨》中的繁漪, 与葛特鲁德的悲剧命运有异曲同工之处。她被周朴园骗婚, 成为豪门的女主人。与葛特鲁德不同的是, 她受到压制后, 企图做过勇敢的反抗。当被周朴园逼迫“吃药”时, 她大胆说出自己没病, 却无奈自己力量微弱, 最终屈服在夫权的压迫下。此外, 这位阁楼上的“病”女人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 与继子周萍有过乱伦的畸恋, 在被抛弃后, 她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最终导致了多人的悲剧。曹禺认为, 繁漪身上拥有“最‘雷雨’的性格”, 他是“怀着尊敬与怜悯”来写作这个女人的。4可见, 曹禺已经从女性的角度深刻挖掘了繁漪的内心, 我们从繁漪的话语中便可看出:“可是人家说一句, 我就要听一句, 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十年像刚才一样的凶横压迫, 把我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是你把我引诱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 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一个女子, 你记着, 不能受两代的欺侮, 你可以想一想。”…繁漪, 勇敢的从“阁楼”上下来, 却无法对抗由男人主导的封建礼制, 又回到了“阁楼”上, 绝望后只能用疯癫来逃避。正像鲁迅先生所说,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曹禺不仅同情女性, 也试图为其找寻出路, 最终却无奈地发现, “她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 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2、“天使”:奥菲利娅和四凤

奥菲利娅和四凤都是纯洁、顺从的“天使”。然而, 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 她们无辜地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牺牲品。

美丽的奥菲利娅个性温顺, 并遵从父兄的意愿, 断然拒绝深爱的哈姆雷特, 却在面对情人的疯癫及对自己的厉声指责时痛苦万分。最终, 得知父亲死亡时, 过于脆弱的心灵也把自己引向了死亡。她曾发出“我是一切妇女中最伤心而不幸的!”哀叹。“奥菲利娅本身性格中任人摆布的弱点又让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以至被混乱的时代卷入一场她浑然不知的争斗中…《哈姆雷特》不仅是一个王子的悲剧, 也是一个纯洁少女的悲剧。”5莎翁悲剧创作的技术已炉火纯青, 但是其仍吝啬赋予女性一些话语权, 奥菲利娅只能通过死亡来做出无声的反抗, 读者对她只是赋予深深的同情。

《雷雨》中的四凤和奥菲利娅一样, 她也是受他人所犯罪孽牵连的无辜受害者。但四凤有比奥菲利娅勇敢的一面, 即敢于接受地位比自己高的周萍的爱。她很孝顺, 将自己的感情深埋心底, 不给自己的父母引起麻烦。然而, 当身世真相揭露时, 她无法接受如此悲惨的命运的安排, 也是死亡使其得到解脱。四凤是周萍的救赎天使, 但却无人救赎自己。正如西蒙·波娃所说, “女人是拯救男人的工具, 但男人却不是拯救女人的工具。”曹禺对四凤的塑造, 体现出他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深哀痛。他在《雷雨·序》中多次说道, 《雷雨》所显示的, 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在《雷雨》里, 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 落在里面, 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当时女性的反抗大多归于无力。但曹禺仍然是进步的, 他对女性的内心的探索, 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了她们的煎熬痛楚, 激起人们行动起来为她们寻找出路。

结语:

无论如何, 莎翁和曹禺两位文学巨匠, 都成功地刻画出了很多经典的女性形象。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及自身体验的差异, 莎翁未能逃出男性作家的霸权心理, 是情有可原的;曹禺则真正给予女性以人文关怀, 深刻揭示出女性的内心挣扎, 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 其女性观是极具进步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陈晓兰, 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年。

[2]、梁秉, 在曹禺身边,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年。

[3]、杨智, 启蒙视角下的曹禺女性观及其文化意义, 广西大学学报, 2011年, (3) 。

[4]、曹禺著, 曹禺 (上卷) ,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年。

女性悲剧命运的关照 第2篇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角色意义悲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的命运大多以悲剧收场，诸如在病痛和绝望中死去的郑川嫦、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生命的活力如炉香一般渐渐熄灭了的葛薇龙，还有许多在苍凉的大时代背景之下痛苦地挣扎着的女性角色，她们即使肉体还没有死去，但是精神已经被消解磨灭了。更可怕的是其中的一些被摧残者一旦得势，又以更为残暴和狠毒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特别是年轻的下一代，让她们成为自己不幸命运陪葬品。而这些女性悲惨的命运的存在并不是无缘由的，张爱玲也通过对于她们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女性命运进行关照，控诉了带给女性不幸的各类因由。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半中半西的人物，她们的个性也大多半新半旧，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杂糅出来的产物，显得怪诞而丑陋。而性格上，也常常是看似新潮而实则陈腐的。她们自始至终都难以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难以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旧规则中摆脱出来的。“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是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写的一段话，这也反映到她的作品之中。张爱玲塑造的许多女性角色，不仅受到外在的封建思想的控制，其实内在也是认同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外在和内在的双重控制，导致了许多女性角色悲剧的一生。传统男权封建文化的结构中女性是毫无地位可言的，男权文化的全面渗透与统治，使得女性无论在身体在心灵上都经受着剥削和打压。总之，女性永远要活在男人的统治之下，如同绣在屏风上的精致的鸟，这一辈子想飞都飞不出来，死也要死在屏风上。这种虐待和控制本身是外在的，但是久而久之，许多女性习惯于这种制度后，转而成为了内在的奴化。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到：“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征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人”的觉醒，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思索自身的生存价值和境况，努力去摆脱封建传统思想强加给她们的封闭的观念，从“我”出发去思考人生思考各种问题。但是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文学书写，女性作家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们更多的表现女性个人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态，而非展现宏大的时代风云变幻。在禁锢了千年的封建思想逐渐瓦解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她们抓住时机倾尽权利抒发“自我”、展示“自我”，用以控诉封建父权社会三纲五常对于女性的压迫。她们强调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地位，提倡女性自立自强思想解放，倡导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虽然发表作品较晚，但是也可以看出作为女性作家的她，也同样关注着女性命运，在男权压榨下探讨女性自由快乐生活的可能。这与其他女性作家的目的是不谋而合的。张爱玲对于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有一定的继承，但重要的还是她对于主流文学的突破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大致可分为两种倾向。一部分作者为了弘扬女性的伟大与崇高，将女性角色神化。例如冰心，她总是提倡表现真善美，展现女性细腻和完美，特别是对于母爱的歌颂和弘扬，将女性的情感提升到了有别于现实的高度。冰心在散文集《关于女人》中写道：“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们虽然并非自愿，但却无意之中迎合了男性主导的社会所赞扬的舆论导向，即将女性神化以限定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角色扮演，鼓励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另外一部分过度的强调男女平等，将不同的两个性别完全等同起来，倡导女性争取同男人同等的价值和地位。

张爱玲并不赞同构建女性神化，“我也不是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挑的，但倘是深入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徽粼粼，也仍然饱畜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她愿意通过自己的作品，透视女性的心灵，揭露封建思想对于女性的控制。而相比于其他的女性作家，她有了更为明显的自省倾向。她着力于探讨女性悲剧命运背后自身的奴化和劣根性，从女性自身的思想层面来反思造成她们不幸的深刻根源。

当然，张爱玲也绝对反对淡化女性意识的写法。同时期的谢冰莹、丁玲等女性作家，她们在政治变幻的影响之下，着力于写出时代的苦难。她们不再单纯的描绘妇女的命运，笔调也不再凄婉、清丽。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

张爱玲并没有过多的关注阶级、民族矛盾的变化，也鲜有描写工农群众和革命者形象的作品。她认为“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五四”以来的写实派小说，把生活描述的简单化，过于片面而缺少艺术感染力，塑造的人物也大多呆板符号化。而张爱玲致力于写人生安稳的一面，她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大多都是生活在上海、香港的小姐少奶奶形象，她的笔下没有风云变换的大时代气象，有的只是平庸的妇女平凡的日常生活，这些女性角色几乎从不关心政治动向，她们关心的是今年流行的布料颜色，是结婚应当置办的嫁妆，是和恋人约会绝佳的地点。她侧重于这些女性真切的生活状态。而这些生活状态正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最好展现。

尽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往往都是不彻底的人物，她们既不是优秀完美，也没有达到穷凶极恶的地步。但这正是张爱玲孜孜以求的，她想塑造的本色的女人，想描绘的“华贵蕴藉”的生活。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王娇蕊，她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奔波在各色男人中间，这是她面对爱情婚姻不成熟的表现，但是在生活上她又是如同孩子般天真爛漫的，她希望保持身材又难以经受住花生酱的诱惑，她总是不自觉的说出一些可爱的俏皮话来。长安虽然从小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曹七巧，但是她面对心爱的人是十分单纯快乐的，甚至连曹七巧的冷言冷语指桑骂槐都不放在眼里，笑眯眯的自顾自的去戒烟。这些细节，使得这些角色不仅没有丧失女性特征，还更彰显出她们的细腻，使得她们她们的形象更为完整和全面，显得真实丰满。

张爱玲把目光投向女性，揭露女性内在的阴暗和丑陋。但是她并不是憎恨着厌恶着的，她给予这些悲苦女性同情和理解，用她阔大的包容心去展现这些渺小的无力的女性，面对灰暗压抑的社会如何拼命挣扎，而又最终落入人性扭曲的深渊的无奈之感。她的作品总是笼罩在一片苍凉的色彩中，但又隐藏着张爱玲内心身处对于美好人性的向往，对于天荒地老的爱情的渴望。

参考文献

[1]葛兆金.张爱玲小说的“反闺秀”现象[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3.

[2]谭杰.女性意识：喧嚣之外显悲音[D].山东师范大学，2011.

[3]成秀萍.颠覆父权体制的女性书写[D].苏州大学，2001.

[4]潘林.《红楼梦》悲剧意识与其对张爱玲的影响[D].福建师范大学，2010.

[5]李继玲.悲剧·人生·世俗·语式—张爱玲爱情文本意蕴技艺谈[D].郑州大学，2003.

[6]王卫平，马琳.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J].上海：学术月刊，1997，（11）.

悲剧女性观 第3篇

关键词：女性悲剧,生态女性主义,父权制

1936年,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问世。此书一经出版, 便引起了巨大轰动, 获得了数项奥斯卡大奖。米切尔出生于美国亚特兰大, 曾是报社编辑, 后因身体原因放弃工作, 在丈夫的鼓励下, 专注写作, 历经十年, 终于完成大作《飘》。此书是米切尔一生中唯一的一部作品, 但这足以确定她在当代文坛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一、《飘》中主要女性人物的悲剧性命运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发展是以对女性的压抑为基础的, 父权制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对女性的压抑上的。在《飘》中, 各位女性人物正是处于这种父权制的压抑之下。有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并敢于反叛这种压抑, 而有的女性则对父权制的压抑表现出认同并屈从。

1.反对父权制的思嘉的悲剧

思嘉少女时期就隐藏着反叛精神, “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的谆谆训诫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 但是她的眼睛属于她自己”。她的眼睛暴露了真实的她自己。她向往自由, 喜欢参加宴会, 喜欢漂亮衣服, 并热衷于被男人追求。在爱情上, 她大胆追求艾希礼, 并勇敢向他表白, 而气愤之中, 她又自作主张嫁给了查尔斯, 这些都与她的淑女身份不符。

战后的思嘉为了保住塔拉庄园, 像农奴一样的劳作, 迅速地成长起来。为了保住塔拉, 她不惜将自己卖给瑞德, 而失败之后, 她又毫不犹豫地嫁给了妹妹富有的未婚夫。由于战后重建需要木材, 她经营起了木材厂, 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当时的社会禁止女人抛头露面, 但她拒绝将木材厂交给丈夫弗兰克打理, 因为她认为自己比弗兰克更善于经营木材厂, 她对男人们“竭尽全力要把妇女赶出脑力劳动和知识文化领域, 让她们忙碌于如何用满桌的美味满足她的主人的食欲, 如何尽心尽力地把他的宠物和子女侍候得舒适、高兴, 使她的才智消耗于这些琐事之中”感到强烈不满。

然而没有人感谢思嘉的辛勤劳作, 人们眼中的思嘉是社会的另类, 是南方人眼中的耻辱, 最终弗兰克在3K党斗争中死去, 而思嘉的真爱瑞德也在疲惫之中离开了她。综合看来, 思嘉的悲剧是由她与父权社会的冲突引起的, 最终她成为了这种制度之下的牺牲品。

2.反叛意识觉醒的媚兰的悲剧

在媚兰病危之时, 思嘉突然感到恐惧, 她意识到“媚兰是我有过的唯一的女朋友”, “是除了母亲外唯一真正爱过我的女人。她也像母亲一样, 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依恋在她身边不愿离开。”媚兰对思嘉的爱有一定的必然性——媚兰向往思嘉的反叛精神。虽然她依然顺从于父权制社会, 反叛意识已在她心中觉醒。

媚兰的善良发是自内心, 小说中桀骜不驯的男主角瑞德这样评价媚兰:媚兰·汉密尔顿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真正善良的人, 她无法把自己所爱的人和任何不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他把媚兰称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女人”。整部小说中, 只有媚兰见到过这个成熟男人脆弱的一面。

然而人人交口称赞的媚兰并没有获得美好的结局。在战后重建中, 她心力交瘁, 竭尽所能保护无能的丈夫艾希礼, 最终死于流产。

3.顺从父权制的爱伦的悲剧

思嘉的母亲爱伦因为父亲阻挠, 痛失挚爱菲利普, 绝望之时, 她要挟父亲并远嫁他乡, 成为了塔拉农场的实际管理者。“她说话用的是海滨佐治亚人那种柔和而有点占糊的口音, ……这是一种即使命令仆人或斥责儿女时也从不提高的声音, 但也是在塔拉农场人人都随时服从的声音, 而他丈夫的大喊大叫在那里却经常被悄悄地忽略了。”农场事物, 从烹调缝纫、照顾病人到农场账目、人员安排, 都由柔弱的爱伦来承担。自十五岁嫁到塔拉庄园开始, 她便在这里奉献了一切。然而在战争爆发阶段, 疾病盛行, 她因照顾别人受到感染而亡。

众多勤劳善良的女性都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无论是敢于挑战父权制的思嘉, 还是顺从于男性社会的媚兰和爱伦,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来, 这都是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造成的。

二、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作品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由法国学者奥伯尼在20世纪70年代最先提出。它包括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两方面, 这两方面互相联系, 互相影响。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提出强烈批判并认为父权制是压制女性并导致其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 生态女性主义注重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 致力于解放妇女和维持生态平衡。“文学作品中自然和女性密不可分, 自然和女性对文学作品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当自然面临劫难时, 女性也难逃一劫。因此提高女性地位和改善生态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

《飘》中充斥着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文章中多次出现对塔拉庄园的描写。战前, 爱伦把塔拉打理的井井有条, 而爱伦病逝之时, 思嘉几经辗转, 返回塔拉, 成为塔拉新的女主人, 她像个农奴一样在田地劳作, 甚至为了保住塔拉, 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幸福。她们在守护自然的同时, 在从自然中获得了力量, 自然成了她们天然的避难所。在失去艾希礼的爱之后, 思嘉以为“没有什么还值得奋斗的了”, 而这时艾希礼弯下腰从地上挖起一小块红泥土塞到思嘉手中说到“有些你爱得比我深的东西, 尽管你并没有意识到。你还拥有塔拉呢。”而后来思嘉流产之后, 瑞德也建议思嘉丽回塔拉休养。因为“塔拉会像大地母亲一样给她力量, 她离开那里的土地太久就会不舒服, 那里的花草树木会有助于她康复。”回来之后, “她的小脸不再苍白, 变得红润起来, 眼睛也像以前一样机警有神。”塔拉是思嘉的力量源泉, 她的生命早已和塔拉融为一体。

战争毁坏了大自然, 也毁坏了女性的生活。《飘》中, 战争爆发之后, 男子应征入伍, 很多妇女因此失去了丈夫, 父亲, 儿子, 有些终身未嫁。田地里劳动力短缺, 造成了田地的荒芜, 曾经最好的棉花产地变得贫瘠, 需要多年的修养才能恢复土地原有的生产力。战争使得土地和女人都无法繁衍生息, 而父权制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 《飘》中女性和自然都收到了父权制的压迫, 而女性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和男性对自然的冷漠和践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飘》中的女性悲剧提示我们, 父权制是自然破坏和女性悲剧的根源。随着时代的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被时代精英男性淡漠, 当代社会应注重女性命运和生态危机, 并向多元和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婷.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和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玛格丽特·米切尔.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3]许德金, 剃江, 秋顽.女性主义和谐的浪漫乐章.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 (6) .

悲情诗作与女性悲剧 第4篇

男人和女人, 本应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整体,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立的信念和意志, 以张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活力。然而由于社会原因, 历史上确乎存在着太多男女间的不平等。尤其女性, 一代又一代地唱着一曲不老的悲歌。她们曾不断地寻找幸福, 又无奈地看着幸福如过眼烟云, 飘散了, 消逝了, 握在手中的仅是一把沧桑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愁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诗歌创作, 一直对此进行着不倦的观照。

先秦时期, 由于生产力的限制, 男子在社会、家庭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制日渐形成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女性的悲剧也因之而生。在诗歌创作中, 其主要形式为弃妇诗。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有不少表现爱情的作品脍炙人口, 深受人们喜爱, 像“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等已广为人知, 但表现弃妇哀痛的悲情之作更能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卫风氓》和《邶风谷风》两首诗可为代表。

对于《氓》, 旧时注家颇多曲解, 如《诗序》说:“《氓》, 刺时也。宣公之时, 礼义消亡, 淫风大行。男女无别, 遂相奔诱。华落色衰, 复相弃背。”朱熹《诗集传》中也说:“此淫妇为人所弃, 而自叙其悔恨之意也。”这些都是以封建观点曲解了原文之意。此诗本意是写女子由恋爱成家及至被弃的经过, 表达了女子的悲愤之情。

“氓之蚩蚩, 抱布贸丝。匪来贸丝, 来即我谋。”由此可知, 女子是因男子的求婚及“信誓旦旦”而芳心暗许, 并在他一再的催促声中与之结为连理。“自我徂尔, 三岁食贫”, 勤俭持家, 和男子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料家境转好后, 男子却变了心, “女也不爽, 士贰其行。士也罔极, 二三其德”。虽然女子发出了“三岁为妇, 靡室劳矣。夙兴夜寐, 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的愤慨控诉, 但最终仍然“静言思之, 躬自悼矣”。

时至汉代, 汉武帝推行了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 封建礼教已初步确立, “三纲五常”之类的枷锁也套在了人们的头上, 女性身上的禁锢也越来越多, 女性的悲剧更是不可避免。这在汉乐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如《有所思》这首诗, 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被弃女子由爱而惊、由惊而怒、由怒而思、由思而爱的情感变化, 当为汉乐府中弃妇诗的代表, 它同样体现了男权思想的进一步扩张给女性造成的创伤。然而两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悲情诗作题材则是由于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强迫而造成相互爱慕的男女被迫分手的悲剧。

我国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是中国悲情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为众多读者所熟知。诗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 美丽温柔, 知书达理, 勤俭持家, 忠于丈夫, 孝敬公婆, 却不能容于婆婆焦母。焦母力主把刘兰芝赶出家门。

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 悲情诗作主要表现于因帝王们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引发出宫女哀怨的宫怨诗。帝王将天下美女充斥后宫, 能得到宠爱者又有几人?甚至于有人久居深宫, 一生未能睹君王之面。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写:“一肌一容, 尽态极妍, 缦立远视, 而望幸焉, 有不得见者, 三十六年。”

王昌龄以边塞诗见长, 而其宫怨诗也写得别有特色, 可谓宫怨诗的代表人物。他曾写下了《春宫曲》、《西宫春怨》、《西宫秋怨》、《长信宫词》等诗歌, 从日常生活的细微感觉中, 表现宫女们悠长而深刻的痛苦。如其《长信宫词》之一:“奉帚平明金殿开, 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 犹带昭阳日影来。”表现了宫女久处深宫, 见到寒鸦从昭阳殿飞来, 顿生人不如鸦之感。其内心之痛, 着实难以言尽。

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 更全面深刻地描写了宫中妇女的不幸命运:“上阳人, 上阳人, 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 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 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摘百余人, 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 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 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 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 一生遂向空房宿。”处于深宫几十年, 形同囚犯。岁月易逝, 青春已老, 女人孤寂的心灵, 又怎能经受得起凄风苦雨的侵袭?人面桃花已渐凋, 何时才见帝王归?望不尽深宫路, 流不完悲伤泪。这种情景, 又岂止是发生在唐代?它是整个封建时代帝王们摧残女性的一个缩影, 其间浸润了多少女性的悲凉和苦涩。

自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以后, 悲情诗渐由宫怨诗转为以帝妃恋爱悲剧为题材的诗作, 这一特色一直持续到明清, 而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则成为后代文人们吟咏不绝的创作题材。

白居易的《长恨歌》, 被诗人自诩为平生压轴之作, 有“一篇长恨有风情”之谓。作者运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 把李、杨之间的爱情描写得轰轰烈烈、撼人心魄, 千百年来流传不朽。清代赵翼《瓯北诗话》云:“盖其得名, 在《长恨歌》一篇, 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 为绝妙之词, 有声有情, 可歌可泣。文人学士, 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 亦喜闻而乐诵之, 是以不胫而走, 传遍天下。”元代白朴创作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清代洪昇创作的《长生殿》等剧作, 都受到了《长恨歌》的影响。然而, 在李、杨爱情的背后, 人们都不会忘记“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悲惨景象。将士们把国势衰微、国家动荡的缘由归结为杨贵妃对唐玄宗的蛊惑固然有些偏颇, 但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 导致杨贵妃悲剧的真正原因是帝王的贪图享乐、不理国事。把君王的过失强加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头上, 这样的悲剧已在中国古代频频上演。

纵观中国古代的悲情诗作, 主要经历了四个代表阶段, 不论是先秦时的弃妇诗, 还是唐代的宫怨诗以及后世以帝妃爱情悲剧为题材的诗作, 都融入对女性悲剧的关注, 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玫瑰门》女性悲剧原因分析 第5篇

恩格斯对悲剧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个悲剧性冲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决定的, 是美好的事物遭到毁灭的一种必然的矛盾”。

社会悲剧男权世界悲剧一次次上演

《玫瑰门》讲述了庄家三代女性生存进程, 其中司猗纹无疑是最完整的女性形象, 在不同的时代她可以穿上不同的衣服来进行斗争, 竹西, 苏眉, 这些女人从她们身上我们看不到温顺, 软弱, 她们拥有自己的聪明、自私、心计, 甚至是有些变态, “女人的处境是, 她这个像大家一样既自由又自主的人, 仍然发现自己每天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 但是无论怎样在男权控制的世界里她们的悲剧也注定是悲剧。

司猗纹原本是一个敢于同封建思想相斗争的一位现代女性。她有自己的理想, 向往美好的爱情。在18岁的一个夜晚她献出了自己的爱情, 但是天亮就离开她的华致远却从此音迅全无。为了完成母亲最后的愿望, 她走进了庄家同时也走进了令她一生都痛苦的深渊。在新婚之夜她忍受着丈夫的侮辱, 觉得自己的“不洁”就应该受到惩罚, 她兢兢业业操持着家庭, 辛辛苦苦的抚养着儿女为了可以换得家人的认可, 可是她的辛苦却换来公婆的白眼、丈夫的抛弃、儿子的死去, 她终于明白一切都是徒劳的, 她要离婚, 她要找到真正的爱情, 她要和朱吉开结婚。“她以她五十岁的年龄告别公公、小姑、儿子、告别多年的用人丁妈, 不顾所有人的鄙视她走出了庄家和朱吉开结了婚”, 她不管不顾地往前走了一步但是因为庄绍俭的起诉, 她又一次失去了即将得到的幸福, 这时的她明白了一切, 在一个夜晚她用自己的身体去做一次尝试去颠覆那个让她扭曲变形的男权世界, 她成功了而且心里也满足了, 然而她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竹西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 她拥有理性、追求、事业, 面对婆婆的百般刁难她都用一种冷淡的方式反抗着, 她眼中的不屑让司猗纹憎恨但无可奈何, 面对身体脆弱的丈夫, 她最多的是同情, “但身体流浪着心灵流浪着”, 她捉老鼠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欲望, 可以说是她的欲望间接害死了丈夫。庄坦死后她不像姑爸一样孤身一人, 她每时每刻都有自己的追求, 寻找着自己的目标, 她大胆地接近大旗, 把大旗当做自己的猎物, 从大旗身上她找到了片刻的平静, 但最终还是和大旗分开了。从竹西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女性的坚强和勇敢。她坚强的面对一些流言蜚语, 勇敢的面对婆婆的阴谋, 执着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当她和大旗离婚之后勇敢地追求着叶龙北, 在和叶龙北对话中她一步步逼迫着他激怒着他, 一步步让叶龙北投降自己的怀抱。她原以为叶龙北可以满足自己, 可以找到了精神的依靠, 但是在叶龙北心中她只是他的一个玩伴而已, 竹西在苦苦追求自己的灵与肉相结合的理想天堂, 但最终她的灵与肉四处漂泊着。

这些女人都经历了女性的苦难, 面对强权黑暗的男性世界, 她们有的软弱和忍让, 有的用自己一生的拼命地反抗, 想获得男权世界里一丝地位和尊严但是她们都失败了, 黑暗的男权世界只能让女性的悲剧一次次重演着。

性格悲剧女性的致命一击

面对强大的男权世界庄家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反抗着, 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文中的司猗纹虽然受过高等教育, 在嫁入庄家之前她还可以称得上一位拥有独立思想的女性, 为了自己的追求和父母冷战着, 但是在她二十岁和庄绍俭走出教堂, “乘汽车回到宅院, 受着红烛红帐的包围, 那红融融的一切使她迷醉, 使她相信命运对她摆布的合理合情, 当客人散去她坐在床上等待起来, 即使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 却觉得等待是她的本分, 是对那个雨夜的追悔。”在面对庄绍俭的百般侮辱时她忍受着, 她心甘情愿的面对这一切。那时的司猗纹是自卑的, 是为自己的过失在惩罚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文中的庄晨她以一句“怎么着都行”来过完自己的一生。“看似一种博大的心胸, 实质是一种逃避, 一种对生活的推脱。她也有自己选择爱情的标准希望自己的爱情轰轰烈烈的也可以纠缠的昏天暗地, 她羡慕自己好友的快乐和幸福认为那是一种时尚, 然而在面对自己的爱情时以一句“怎么着都行”结束了她脑袋里斗争, 这斗争以他们的结合而告终”庄晨以这种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丈夫女儿, “感觉这条准则既柔软又强硬, 强硬到世上许多大的变故都无法真正感动她。”这样的女人是悲哀的, 她没有自己的追求幸福的标准, 以一句“怎么着都行”来对待自己的生活、爱情、亲人, 就像一具木乃伊一样认人摆布, 看似平凡的人生其实是悲剧的一生。

女人的悲剧不仅来自男权世界的控制而且也来自女性自己的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庄家的女性遭遇也是她们懦弱的性格造成的, 而要彻底改变女性的生存环境那么她们软弱的性格一定要消失。

命运的安排

司猗纹从本质上来说她并不是一位天生的坏女人, 她也有她的善良, 希望得到丈夫的宠爱, 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年轻的时候她勇敢的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但这一切在她十八岁的一个雨夜被打碎了。面对命运她学会了伪装和嬗变, 用她的嬗变和伪装她交家具交房子写信让别人到自己家里检查, 面对罗大妈她想尽一切办法和她搭上话, 她用心计出卖苏眉让苏眉看见舅妈和大旗的事情, 对自己的妹妹她也没有放过。但她的内心是痛苦的只有在深夜里深深拷问着真实的自己。司猗纹的一生是悲哀的她的一切心计都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承认她接受她, 但是命运给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让她变成了一个令自己外孙女都讨厌的婆婆, 最后她的生命结束在自己外孙女的手下。她出卖了别人, 而命运却出卖了她:“她无时不在用她独特的方式对她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温顺的骚扰和亵渎, 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胜利的本身又是对自己灵魂的践踏”。

苏眉在狂乱的文革和变态的外婆的双重阴影下长大。她和外婆的第一次见面就不高兴, 她心中的外婆应该像自己的姨婆一样有宽厚、仁慈有着温暖厚实的胸脯, 然而司猗纹不是这样的她没有温暖厚实的胸脯有的只是自己的心计但她却是苏眉真正的外婆, 她们之间有可怕的相似“她不仅是婆婆的十八岁她连现在的婆婆都像, 那眉眼、那脸旁、那胳膊、腿脚、胸脯、那双手, 都是婆婆的十八岁。当婆婆发现这一切时自己心中是高兴的为自己的生命之春终究得以延续而骄傲, 而苏眉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她厌恶她们之间的相似, 她重新观察自己, 对她们共同的举止动态的观察, 她每发现一个共同就努力去克服那个共同点, 但她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着, 她一次次矫正着自己, 又一次次复原着自己, 她惧怕着酷似, 这酷似又使她和自己的婆婆之间形成了一种被迫的亲近”。当司猗纹从苏眉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时就丧心病狂地要把自己的生命历程在苏眉身上重演, 不请自来主动参加她朋友的聚会, 跟踪她和叶龙北, 甚至写信给她的丈夫, 想尽一切的办法纠缠着自己的外孙女, 就连苏眉刚出生的女儿额角上的一弯新月形的疤痕和婆婆的极为相似, 是巧合?还是宿名?或许是女性生命的又一次轮回。

这是一群生活在苦难中的女人, 不管她们是用尽一生的反抗还是消极的逃避她们的结果终归是凄凉的, 作者对她们生存历程的呈现和形象的描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女性悲剧的原因。这种原因是沉重的抑或是无法逃避的, 只有女性充分认识到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那么才会有可能得到救赎才会步入自己想要的天堂。一如T.S在《四个重奏》中的深情吟诵:“足音在记忆里回响, 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 通过我们不曾打开的那扇门, 进入玫瑰园中”。

摘要：铁凝的《玫瑰门》叙述了庄家三代女性的生命历程, 在她们的生存中形象描述了她们的人生轨迹和不同形式的反抗, 从中深刻揭示了女性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玫瑰门》,女性,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王钦韶张凌田文信.《马列文论》[M].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 323页

[2]约瑟芬.多诺万, 赵育春.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163页.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福克纳笔下女性悲剧命运探析 第6篇

南方妇女无论是在是在南北战争前还是在南北战争后都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整个南方社会强调种族、阶级和性别，信奉男尊女卑、白人优越论和庄园主高人一等的思想。南方妇女一方面“被看成谦逊、贞洁、虔诚、自我牺牲等一切美德的化身和家族荣誉及社会声望的代表，另一方面女人又是祸水，是一切罪恶的渊源”[1]。南北战争南方的失败宣告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结束，否定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南方传统与价值观念。接受失败是痛苦和尴尬的，而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更非一朝一夕之事。男人们被绝望和挫折吞噬着，而生活在这些男人世界中的女性们则趋于内向爆发。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康普生先生说：“多年以前，我们在南方把妇女变为淑女，战争来了，把淑女变为鬼魂。”小说中的罗莎富有强烈的家庭和社会参与意识，她关心姐姐的婚事，却被父亲粗暴地赶出门外;希望加入欢迎前方战士的游行之中，或照看伤员，却被父亲锁在屋内;幻想帮助身边的亲人，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注意到她的安慰和存在。即便是在自己孤独和痛苦之时，为使塞德潘重整旗鼓、重建家业，她仍然接受了自己心目中“妖怪”和“魔鬼”的“求婚”，但塞德潘只是把她视为重建其“王朝”的工具，因而提出“试婚”的建议，使她一生都禁锢在愤怒和仇恨的绝望之中。一个对生活有着无限憧憬的淑女就这样毁灭了。

作为女人，无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都有自己的主体世界和物化世界，都应有作为“人”的地位和起码的权利。要求社会对女性自我的尊重和认可，对女性自身价值的确认，以及与男人享有同等权力的女性意识，是南方妇女向作为女性世界对立面的父权制社会体系及其相应的种种男权意象最强烈的呐喊和呼唤。在男性占绝对中心的南方社会，女性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照看家庭的奴仆，是社会的配角，被剥夺了参与社会的机会和权利。寻找自己的外部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争取与男人的平等权是福克纳笔下女性自我意识首先表现出的直接形式。

南方女性对外部世界的寻找还表现在对南方传统思想的反叛与抗争。清教主义的妇道观和种族主义是南方社会的两块基石，像两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南方妇女头上。南方女性拥有与男人同样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她们却遭到不合理的压抑和摧残，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叛和抗争之路。《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朱迪丝，尽管生活在种族主义思想十分严重的家庭中，但她摆脱了父亲的种族偏见，把黑人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来看待。她热情地帮助黑人，照顾黑人伤员，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一如既往地深爱着带有黑人血统的恋人。当恋人死后，她义无反顾地安葬了他，把他的私生子接到自己家里亲自照看他、保护他，并允许他叫自己婶婶。这些行为举止，向种族歧视盛行的南方社会表明了白人和黑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一种平等和崭新的社会关系，从而也宣告了她父亲罪恶的“宏伟蓝图”的彻底失败。因而朱迪丝也被许多评论家誉为“福克纳作品中最具有宽容心的女性典范之一”[2]。

《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艾米莉小姐是一座纪念碑，是一个传统的化身。“艾米莉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她是旧秩序、旧道德观念、旧价值标准的化身，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种植园经济、蓄奴制的崩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格里尔生这个姓氏给爱米莉带来了说不完的痛苦和折磨。父亲为了维护门第的高贵和尊严，也为了个人自私的目的，赶走了向她求婚的男人，剥夺了她获得幸福的机会。父亲去世后，她爱上了北方的荷默，但又遭到了全镇人的非议，连牧师和亲属都反对。更为残酷的是，当她以格里尔生家族的执拗与自负，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决定嫁给荷默并同他过一辈子的时候，却发现轻浮的荷默并没有结婚的打算。这时，她的性格使她绝不轻易放弃她想要得到的东西，她毒死了荷默，也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埋葬了。从此，她与世隔绝，在封闭的、破落的房子里顽强地挣扎着，努力地保持着她的尊严和骄傲。一个姓氏和一具死尸伴随她度过了几十年寂寞痛苦的艰难岁月。她“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她倔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不肯顺应时势而随波逐流，她死守旧秩序、旧传统的行为，这使她成了传统观念的牺牲品。通过对爱米莉小姐这个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福克纳对南方旧秩序、旧传统的爱和恨的复杂心情。在这里，福克纳赞扬艾米莉作为南方女人敢于担当风险、战胜各方面的压力，始终忠于爱情，认为艾米莉身上的人性美和个性美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对爱情的执著和勇气正是作者所歌颂和欣赏的人类品质，是人类战胜苦难、走向永恒的基础。然而由于爱米莉生活在南方，更生活在特定年代，这就决定了她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女人，因此，“在她心灵深处始终受到一个枷锁南方旧传统道德的控制”[3]，从而使她在精神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弃妇的悲惨命运与性的极度压抑使她的性格心理逐渐发生了扭曲畸变，最终使她变成了一朵“浸润着毒汁的罂粟花”。这使“她的内心永远失去宁静，精神上永远背上一个巨大的包袱，她的灵魂永远处于被拷问、被斥责的地位”[3]。

像艾米莉这样“勇敢、不屈不挠”的南方妇女最终也没有逃脱南方对她的影响，更没有超越南方的道德给南方妇女的种种精神束缚。福克纳借此历史地批判了南方妇女“反抗精神”的不彻底性，以及南方社会摧残妇女的残酷性，艾米莉的悲剧命运自是注定的了。

失去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南方女性，无疑导致了内心的痛苦与凄楚，因而产生了一种社会排斥感、孤独感和抛弃感，但她们作为南方社会的母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是南方男权世界无论如何都无法取代的。她们必须生存，因此，可以说福克纳笔下女性自我意识和寻找外部世界的意识是女性意识的表面层次，而她们的生存意识才是自我意识的实质和核心。南方社会的妇道观和伦理观压抑了她们正常的生理需求，但她们强烈的生存意识使她们不断地寻找着自己认为能够在南方社会生存的方式。为了生存，她们必须达到南方社会对她们所规定的完美及顺从标准，必须放弃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抑制自己作为女性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忍辱屈从地自我消亡，在夹缝中求生存。《圣殿》中的娜西萨，无法容忍其哥哥贺拉斯在为古德文辩护过程中多次同古德文同居而引起众人议论的女人接触，因而背叛了他，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辩护失败，但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在南方社会中“纯洁女人”的声望，因为南方社会的妇道规范已经使她把名声看得比正义、良心，乃至自己的生命都更加重要，她清楚地知道哥哥任何不“检点”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自己身败名裂，进而失去生活的基础。然而，正是这个“纯洁女人”，却多年秘密地保留着许多封下流的匿名情书，以慰抚自己作为女人遭到严重压抑的正常生理需求和欲望。《八月之光》中的麦克伊琼太太，一位心地善良、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南方妇女，在清教主义妇道观的压制下，像供奉上帝一样侍奉自己的丈夫，她在家里地位低下，没有发言权，长时期的折磨和摧残磨灭了她的希望和欲望，使她像“一块顺从而暗淡无光的柔软的金属”，或像“已熄灭的灰烬一样”。

当南方女性无法生存下去时，求生的欲望促使她们撕下淑女的面纱，无所顾忌地报复或毁灭她们认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但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或缺乏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她们往往失去自控力，最终导致自我堕落和自我毁灭。《干旱的九月》中的老处女米妮小姐是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同时她也很可怜。门第等级观念使她失去了女孩子应该享有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到了人老珠黄的时候，却只能靠去看电影打发日子，在幻想中度日。但电影带来的美梦毕竟不是生活中的现实。强奸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注意，但这种注意和关心不能消除她郁积在心中的孤独和寂寞。于是她开始歇斯底里，同时朋友们又作践她，为她长了白头发而幸灾乐祸，最终她高烧不退，并患上癫狂病。《我弥留之际》中的艾迪本德伦因自己婚姻不幸和生活挫折，把怨恨都发泄在家人和学生身上，使自己成为一个虐待狂和自虐狂，甚至死后也要把家人折磨得痛苦不堪。

福克纳笔下女性的自我生存意识并不是简单的忍耐或单纯的反叛，而是顺从、反抗和毁灭等多种意识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和制约着她们的思想和生存方式。忍耐和顺从是南方女性对社会，特别是对男权世界最大限度地克制和妥协;而反抗和毁灭则是女性因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失落而向男权世界发出的呐喊和抗议。无论女性采取哪一种形式求生存，都是为了寻求南方社会对女性作为人在社会中不仅拥有与男人同样的基本生存权和正常的生理需求，更重要的是她们作为女人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在南方社会、家庭等层面，展示自己天赋中的自然本性。

参考文献

[1]陶洁.喧哗与骚动新探[J].外国文学评论, 1992, (4) .

[2]William Faulkner.Clench Brooks.The Yoknapatawpha county.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319.

试论《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 第7篇

《白鹿原》中的大多数女人除了没有自己的名字, 更是没有自己的声音, 她们不单单是一群无名者, 更是一群无声者, 这便造成了她们更深一层的悲剧。小说中体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白嘉轩娶过不久就死掉的那六房女人, 小说在开篇就写道,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①在白嘉轩看来, 这是一件引以为傲的事, 他对于那六房可称为妻子的人并没有什么印象, 更不用提有什么感情了, 在白嘉轩眼里, 那六房娶了不久就死掉的女人除了满足过他一时的性欲, 便仅仅是为他娶女人这一业绩增添了辉煌而已。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一语道出了其中真意, “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 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②在这里, 娶媳妇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女人本身, 而是女人所能有的传宗接代的功能。这一点在孝义媳妇那里最是明显不过, 孝义媳妇是白嘉轩亲自为儿子孝义挑选的, 但这样的一个“好媳妇”, 却由于不见怀孕的迹象而遭到家里所有人的歧视、谩骂, 白嘉轩更是打起了让孝义休妻的主意, 白家乃至当时社会男人的心便可想而知了, 女人在他们眼里仅具有简单的传宗接代等功用而已。在这些男人为女人所设定的功用背后, 女人是不需要发出一丝自己的声音的, 而男人更是不能允许她们发出声音。女人这种自觉的无声看似是不愿抛头露面, 其实也是基于当时社会情况而做出的一种明哲保身的“明智”举措而已, 因为一些“聪明”的的女人都深知, 一个试图发出自己声音的女人, 在那样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白灵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白灵在小说里是个奇特的女子, 她聪颖过人资质甚高, 在小时候就把同龄的男娃甩在身后, 她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环境里, 自幼就有机会去学堂念书, 长大后由于其自身的勇敢果断, 更是获得了到城里新式学堂念书的机会。这样一个聪明、果敢、坚毅、顽强的女子, 她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 勇敢地向封建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于父亲白嘉轩为其安排的婚事, 她大胆地说不, 在遭到家人的反对后, 她更是毅然决然的与家庭脱离了关系, 转而追求自己理想。这样的一个女子, 让我们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看到了一丝曙光, 但她的结局却还是逃不掉一个悲字。在我看来, 白灵的死是有一定荒诞意味的, 因为她并不是死在她的敌人国民党或是日本人手里, 而是死在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里, 死在了她所信任的革命同志手里。白灵的死在表面看来是荒诞的, 但深究起来, 作者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像白灵这样自由、独立的新女性, 在那个旧时代, 即便是投身于新社会新生活, 也还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其实也就是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 那些敢于对男权社会说不的女性, 终究不会有好的归宿。即使她活到了最后, 她也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一个得不到乡里人宽恕、得不到家人谅解的孤独的人。因而, 从这个层面上讲, 白灵的死也就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

《白鹿原》为我们展示了一部厚重的社会历史, 而从女性角度来看, 这又变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女性悲剧史, 这无疑是沉重的。但对于我们女性自身来说, 这更像是为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提醒我们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 提醒我们要分外珍惜今日所拥有的一切, 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做一个独立, 自强, 崇尚自由, 追求自我的女性。

参考文献

[1]《白鹿原》, 陈忠实著, 人民文学社出版.

[2]《<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 史林盈, 《文学教育》, 2007年10月刊.

[3]《传统文化中的女人命运》, 陈贞权, 中州大学学报, 1994年第2期.

[4]《女性物化的悲歌——<白鹿原>女性形象悲剧意蕴探析》, 王凤秋,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

《远离尘嚣》中哈代的悲剧观 第8篇

哈代一生对希腊悲剧, 莎士比亚悲剧研读不已, 并受叔本华悲剧主意思想和宿命论的影响, 认同近代科学思想上的怀疑派论调, 致使他对人生的见解悲观宿命。他认为人类文明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 人类终是无法摆脱宿命的捉弄。这一思想几成囿哈代创作的一大框窗。虽然提到托马斯·哈代, 人们更多的首先想到的是令他享誉世界文坛的杰作《德伯家的苔丝》。但他早期的创作《远离尘嚣》同样也使读者大为倾心。通过这部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哈代的悲剧观。

《远离尘嚣》是哈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塞克农村地区, 少女芭西芭·艾维汀的故事。

《远离尘嚣》是“性格和环境小说”中的一部。在这部早期作品中, 哈代怀着对自己家乡的无限眷恋和对淳朴农村生活的满腔热忱, 尽情的歌颂了美好的、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婚姻。但此时, 哈代开始面向现实, 故事出现了破产农民沦为佃户, 遭遗弃的农村姑娘惨死贫民窟的情节。虽然小说仍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告终, 但悲剧气氛已多于喜剧。性格与环境、意志与命运的强烈冲突, 正是哈代在《远离尘嚣》中所要表现的悲剧观。

在《远离尘嚣》中, 哈代以赞赏的笔调, 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威塞克斯这个地区的盛衰变化、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 从而抒发自己美丽的社会人生思想。哈代歌颂农村社会中人们勤劳、质朴、高尚、正直等的优秀品质, 赞扬他们自得其乐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表现了这个社会中两个世界、两个阶级、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 展示新的秩序侵入到这个古老而原始的宗法制社会, 并使其遭受破坏的情况。资本主义这种“新秩序”, 摧毁了一切封建的、宗法制的关系,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重的观念, 改变了乡民的命运。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 哈代陷入困顿和迷惘。他留恋过去, 对不可知的现实又产生一切都是命定的宿命思想。为了缓解这种既向往过去又无法改变现实的矛盾, 他企图让新旧两种秩序协调, 使旧的秩序依然能够存在下去。《远离尘嚣》体现了这种矛盾。

首先哈代强调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对立。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冲突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并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物的命运。男主人公奥克是一个勤劳朴实的牧人, 拥有自己的牧场、羊群。正当他向芭西芭求婚时, 他的羊群突然在一个晚上误入迷途, 摔死在悬崖下。奥克虽遭命运的捉弄和环境的摆布, 却没有放弃主观的努力。他以坚韧的毅力, 非凡的勇气, 为生存、为爱情、为理想而斗争, 克服种种障碍努力达到既定的目标。这种历经冲突后达到的和谐正是作者复杂思想的体现。

在展现大自然威力对人物命运的巨大作用时, 哈代又指出人物性格因素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奥克在作者笔下虽是个男子汉, 坚强、不卑不亢, 但由于他过分痴情和热情, 他的整个性格难免要抹上一层悲剧色彩。他坚毅的性格虽然给读者留下至深的印象, 他的爱情却只能说是对其长期遭受痛苦与折磨得一点安慰而已, 丝毫也谈不上幸福。总体上来说, 他仍然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而女主人公芭西芭同时被两个不同地位的人爱着, 她本人则站在他们所代表的两个世界中间, 有时又偏向一方。她爱慕虚荣, 轻率对待爱情, 并且又傲慢, 自负而轻佻, 从不考虑行为的后果。这种性格不可避免地导致她遭受不幸。芭西芭尝到不幸的苦果后, 幡然醒悟, “从一个自负和自私的姑娘发展成为一个明智和引人同情的女人”。芭西芭以全部青春和幸福为代价, 最终投入奥克的怀抱。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和谐, 因为矛盾并没有消失, 过去的屈辱和痛苦生活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白。特罗伊的闯入给远离尘嚣的威塞克斯社会带来一种毁灭的力量。新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迅速冲击人们的头脑, 从而改变着人际关系。特罗伊是资产阶级的典型, 他集虚伪、轻浮、放荡等劣行于一身。他的出现引起一系列的冲突, 他夺走奥克的爱情, 是悲剧的创造者。

哈代同情劳动者遭受的不幸, 但他找不到造成罪恶的根源。他最后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人们对自己的命运不但无法把握, 而且对缓解自身的不幸也无能为力, 与其奋起抗争, 不如听天由命。奥克与芭西芭的爱情曲折经历, 正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思想。哈代深入的描写了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冲突, 他痛惜传统的毁灭, 借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来揭示人们的命运多舛, 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但哈代毕竟是个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他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周围的事物, 只能用狭隘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扬善惩恶的标尺。作者常困惑与人生的无常和哀怨于命运的不幸, 正因为如此, 《远离尘嚣》这部作品富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哈代是一个地区性的小说家, 但同时, 他又是一位跨世纪的文学家。他的早期作品《远离尘嚣》不仅是一部性格与环境小说, 也是一部爱情小说, 更重要的是, 哈代通过爱情故事揭示了所谓远离尘嚣的境界实际上离大城市的喧嚣纷扰并不够远, 所谓世外桃源已经受到了尘俗的风暴的侵袭。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渗透到农村, 古老的宗法社会正遭到损害, 恬静的乡村生活其实已不那么平静了。作者写出了疯狂的激情迸、卑鄙的欺诈、玩弄和争夺, 写出了性格与环境、意志与命运的不断冲突。这些都破坏了乡村里牧歌般的气氛。体现了哈代悲观宿命的悲剧观。

参考文献

[1]吉尼尼亚·伍尔夫.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2002年